南洋大学中文系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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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年华】伍燕翎/刘太希诗人雅集云南园

潘重归的三舅刘太希，是当年南洋大学中文系的翘楚，尤在古代文学的教研与传播方面享有声誉。刘太希于1957年抵达南洋大学，比潘重规稍晚一年，负责讲授《历代诗选》《诗经》和《各体文习作》。虽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便在父亲翰林学士刘楠轩的熏陶下浸染古文，累积了深厚的文学修养，奠定了“北大才子”之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刘太希投身抗日救亡，出任国防部秘书要职，抗战期间常以诗作赠予将士，鼓舞士气，由此结交了诸多军政要员。战后，他归心治学，未再涉政。甲子之年踏足南洋，他的行事愈发从容自适。相比其他南来的中文系教授，刘太希似乎更为“安分守己”，潜心于古诗词研究。在南洋大学，刘太希倾力推动师生古体诗创作。他与同期的凌叔华教授各擅其长，两人一专于古典，一擅于现代，并驾齐驱，共同构成了南洋大学中文系新旧文艺交汇的盛景，成为新马高等府学中推动马华文艺的重要力量。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了首届毕业典礼。1955年，大学初建，横空出世，举城为之欢腾；4年寒窗，学成之日盛典如期，必然再掀欢腾，盛况空前。惜我辈来迟，星洲虽近实远，唯有凭借文字，梦回云南园的美丽与喧闹。园中有八角亭数座，漫山相思树影婆娑，又有红墙绿瓦互映成趣。据传引得佘雪漫教授作诗云：“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自此传颂不息，成为每位南大人心中的千古绝唱。毕业礼前夕，刘太希于《南洋商报》发表了〈南大文学院同学录题辞〉，寄语文学院莘莘学子。他写道：“文学院里所形成的风气，往往就是一个大学的学风。一个大学的学风，又往往就是一个国家的士风。……所以文学院的教育，书本还在其次，最重要的还是培养或感化人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所应注重的是人格教育。”（《南洋商报》，1959年12月19日）彼时，报章对于毕业礼的报道如潮涌来。南洋大学学生会正举办文学周，文学院礼堂连日文化学术座谈，校内各大社团代表登台论道；晚间游艺会座无虚席，全校师生纵情欢聚，乐声不绝。就在这一夜，中国文学研究会诗词组在顾问刘太希和佘雪漫教授的引领下，于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特邀中文系师生及新马诗坛名流共襄。席间，南大师生纷纷展出诗词创作，雅集中亦不乏“即席诗”佳作，才情尽显。同年7月，诸诗汇集成册，结为《云南园吟唱集》。刘太希作序道：“今者吉日良辰，群贤毕至，赏心乐事，倾盖题襟。”时隔一甲子，重读吟唱集，会稽兰亭修禊之翰墨风流，原来曾几何时再现南洋。此吟唱集子中，刘太希以雅集即席诗七律居首，可见其领航典范风采。其中一首〈前题〉既记述当年毕业典礼盛况，亦描绘他身居云南园的悠然——“……老我居夷德不孤，讲舍偷闲狎鸥鹭。兹邦游赏殊寂寥，云南园境差堪赋。……”诗中得见云南园中鸟鹤流连、景致天然。刘太希虽暂居五载，却怡然自适，寄情诗词。授课与写作之余，刘太希迅速融入本地文化圈，与在地诗友建立起深切情谊。1960年，他参加了新加坡“新声诗社”主办的“庚子诗人节雅集”，会后诗作发表于《南洋商报》。此诗社由南渡诗人黎国昌与当地诗人共同创办，旨在弘扬旧体诗词的创作。刘太希在这里结识了不少南渡同道，彼此谈诗论道，抒发对时局变迁的感概以及去国之后的忧思之情。刘太希的〈夜过南洋报社与振夏、心影诸君纵谈〉一诗，诗题提及两位好友——陈振夏和曾心影，皆为当时报界才俊。尤其是《南洋商报》主笔曾心影，其笔力犀利，社论老成，古文功底深湛，常与刘太希共话，畅谈诗文。云南园雅集之上，总少不了他们二人的身影。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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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

潘重规在南洋大学中文系执教约5年，1960年离开新加坡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教。这短暂的5年间，他在马华文坛和学界留下了深刻印迹。除授课之外，潘重规还积极写作和演讲，并专注于学术研究，尤其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在红学研究上的见解，却与马华文学史家方修产生了分歧。一场“红楼之争”正好反映了《红楼梦》在马来西亚的研究动态，更标志着红学研究在马来西亚一个重要起步。南洋大学中文系是新马早期从事汉学研究的高等学府之一，潘重规等专家开设的古典文学课程成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当时，许多中文系学子对这些中国南下的教员敬仰备至，而潘重规的教学风采尤其为人称道。据当年毕业生追忆，潘老师讲课时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一口气从上课讲到下课，内容引人入胜。尽管现有文献中并无明确说明他在南洋大学专门教授《红楼梦》，但他在新马地区的演讲和写作已经奠定他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南洋大学宁静的学术氛围，加之母亲和妻子黄念容陪伴左右，使潘重规得以全心全意投入《红楼梦》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楼梦》逐渐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读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1958年2月9日，潘重规应邀在吉隆坡尊孔学校以“红楼梦与曹雪芹”为题演讲。他在讲座中开宗明义，对曹雪芹的身分提出了颇具争议的质疑。事实上，关于曹雪芹的身分问题，早在30年前便引发过一场学术论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认为曹雪芹是汉人，胡适则主张其为满洲人，并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传。潘重规在演讲中还回忆了自己与胡适的书信往来：胡适在回函中戏称他的观点与蔡元培一致，是“笨猜谜”，也是“猜笨谜”，此言一出，引得在场听众哄堂大笑。（《星洲日报》）关于《红楼梦》作者的问题，学界一直在考证派和索引派之间争论不休。从胡适、俞平伯到周汝昌，考证派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潘重规则承袭了蔡元培的思路，他在南洋再度大胆重申自己的质疑立场。1959年，他的《红楼梦新解》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可以说是他在南洋期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写到：“南来后，又在南洋大学、义华中学、吉隆坡尊孔校友会、雪华高师同学会学术研究会演讲多次。……明知全世界人士认定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而个人独持异议，自然很难得人认同……” 果然，潘重规的观点很快引起了马华文学史家方修的反驳。彼时方修正积极投入马华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并在50年代末发表了多篇与《红楼梦》相关的文章。1960年，方修以“任辛”为笔名出版了《红楼梦简说》，同样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发行，成为推动本地红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方修无法苟同潘重规的主张，认为在马新地区重新讨论《红楼梦》作者问题，只会“使到他和当地的文艺界对于红楼梦问题的见解距离得更远”。在他看来，作者身分的问题早已尘埃落定，如今再提无异于徒耗精力而已。因此，他特撰文章，凭借扎实史料逐一反驳潘重规的论点，一场前所未有的“红楼之争”随之在马华文坛蔓延开来。潘重规或以为索隐派大有机会移师南洋，东山再起，然而他却在这里遇上了秉持严谨实证精神的方修，这位不假想、亦不作猜测的史家，与他日后书写马华文学史的态度一脉相承。潘重规南渡新马的日子不长，却与方修结下了这一段难得的学术情缘。两人当时在红学上的交锋，展现了我国学人在汉学研究上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学术较量。 1960年，南洋大学首届毕业典礼结束后，潘重规与妻子黄念容离开新加坡，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继续教职。在香港，他不仅延续了《红楼梦》研究，还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并创办了《红楼梦研究专刊》，至今仍在出版。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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