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特拉大学昆虫系高级讲师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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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生态学博士转行当记者／刘耀华用理性与感性写环境新闻

环境新闻媒体《Macaranga》自2019年创始，短短几年已经斩获马来西亚新闻学院（MPI）环境新闻报导奖、国际Sigma数据新闻奖。身兼创办人和记者的刘耀华自认“冒充者症候群”（imposter syndrome）严重，觉得奖项都是“暗杠”来的。这个昆虫学家“冒充”的记者，在新闻路上走了近10年，也算资深的了。与像他这样的记者对谈，倒成了一场探索“新闻”的对话，听他如何在调查报道上运用科学精神，如何因担心“没底”反而更执著于新闻操守，怎么理性与感性并行…… 才见面坐下，刘耀华就好奇询问如何在专题报道中描写气味。写环境新闻，与气味何干？他悠悠道，某次采访参与了原住民部落的仪式，他们烧香散发出某种树脂的味道，不是很香，但特别沉。他想在文中立体还原那个场景，但最终只写得出现场有烟和烧香的味道，觉得可惜。场景描写常常是《Macaranga》环境报道的开场白，把读者带进森林、农田、红树林、海岸线，然后带出与这些环境共生的人遇到的困境。接着，套进数据，科学地呈现我国环境目前遇到的状况与问题，以及相关单位如何应对。刷着荧幕阅读报道，穿插了森林砍伐、水灾来袭的照片和多年来卫星俯瞰图，环境议题的因果关系更了然地串联起来了。辞去讲师教职去当intern 10年前，刘耀华还是博特拉大学昆虫系高级讲师。间中，他想尝试科普工作（Science communication），开始投稿科学杂志。2014年，他毅然辞去教职，跑去广播电台当实习生。“因为我不可能再去读一个degree（学士学位）去学journalism（新闻），太耗时间了，所以边做边学的最快方式就是去做intern（实习）。”制作广播节目要设想什么场景才能进入听众脑海，得到哪些感受；在资料中还要穿插场面、人声、环境音等……这样做中学习都在奠定后来新闻采访写作的基础。刘耀华后来转做自由撰稿员，为杂志写科普文章，继续为电台制作节目，内容围绕环境、卫生和科学新闻。一直到2019年遇见志同道合的编辑黄秀玲，共同创办了环境新闻网站《Macaranga》。他几乎包办采访、拍摄、写作到网页排版，却自谦道，疫情期间有的是时间在网上自学，“大家好像迫不及待教你，而且很多还是免费的。” 说起身分转换，刘耀华坦言转行初期，多以“科学写作者”（science writer）自居。比起替某个大学或研究机构写文章，他觉得写新闻相对更带有批判精神，“不过我又觉得记者、report（报道）这个词太重了，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挑起来。” 读过刘耀华的报道便知，他写的环境新闻深入，操守比其他同行都来得严谨，甚至在报道文末自白接收了受访者请客的午餐。他坚决不让受访者在报道刊登前看任何一段内容初稿，因此有该访的组织和对象一直尚未出现在报道中。只因对方要求事先看稿，担心报道中言论会伤害到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刘耀华理解受访者的担忧，但还是坚持该坚持的新闻操守。“我始终相信有一天，他们看到我们足够的报道，都没有出什么太大的差错，然后可以相信《Macaranga》。”他的一篇关于森林保留地被除名、发展的报道，就直接点名地段拥有人是柔佛苏丹，结果也没有引起什么风波。 “我觉得可能是本身很怕ethics（操守）做不好，然后给人家讲‘You are a bad journalist’（你是差劲的记者）。”从前是科学家，博士文凭、研究拿出来就是权威的证明，但做新闻不是，刘耀华总觉得心里没底，所以必须更严谨。在他看来，能拿出来的就是自己的信誉，一直是做很中立、很全面的报道。“只要有我的名字的话，这一篇（报道）可能是读者读到我的唯一一篇，他就用这一篇来衡量、审核我。所以我每一篇，无论他给的钱（读者阅后乐捐）是少还是多，甚至是免费，我都要同等对待。” 很好奇科学家怎么做新闻？刘耀华说，共同点是——实事求是，都是在做verification（查核），过程非常讲究逻辑。好像做实验那样，“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提出问题后做假设，然后找出资料、证据来支持，或推翻这个假设。”这种科学精神和方法，恰好能用在调查报道上。做新闻要有感性的一面有次，假设还真被推翻了。刘耀华调查每个州政府从森林业得到的收入，他假设森林面积最多的州属收入最有效，结果却是城市发展迅速的雪兰莪。假设被推翻反而开启另一条思路，雪州已经停止永续砍伐，收入何来？追根究底下去始知，来自石矿业。做新闻还是要有感性的一面，刘耀华说，“绝对是很重要的一环，而且很难去培训。” 所谓感性，不只要运用在新闻产制后期的文字中，而是一开始采访时就要把感性时时带在身边。他指的是同理心，在面对受访者的时候，要把很有逻辑、很冷静的思考暂且搁下，好好去感受眼前的人。 “你没有同理心，就完全进不到他的世界，就拿不到他真正要表达的东西。你不能理解他的处境，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决定，为什么有这样的担忧，为什么他会讲这样的话。你理解不到，就更加没有办法表达给你的读者。” 举个例子，谈环境新闻，刻板印象认为伐木商一定是坏人。刘耀华一开始就不带批判对错去采访，发现他们其实都能畅谈。作为记者，他要做的是去理解：为什么他们看过最原始的森林，却会认为砍伐后只重植同一种树木，叫回归大自然？为什么他们会射杀闯进来的野生动物？设身处地理解——对伐木商而言，这（森林）是他的产业，花钱做了电子篱笆，能做该做的都做了，动物却还是闯进来…… 于原住民也一样，一般人刻板认为他们是最佳的森林管理员。刘耀华反问，在原住民村落，不也是有垃圾问题，也会污染河流、土地吗？他认为，同理心在于，不要一开始就带着批判或选择一方，而是打开心扉地去理解和聆听。“用心去听，然后继续跟他（受访者）谈，没有坏人，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好人啦。” “一人乐队”压力很大不要忘了，刘耀华是一人乐队，那么用心聆听当儿，还要眼观四方。采访现场，常常同时四五人都在讲话，他得留意那句话出自谁的嘴，还要观察旁人的反应或眼神交流。“Tolong啰，拜托，是很难很难，我觉得很难……”他的语气急起来，可以想像得到，那个独自在田野调查或采访现场的刘耀华，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瞬间。 “压力就是怕自己做不好，怕记录错误，怕抓错他要表达的意思，怕抓不到一些很有亮点的场景。”听刘耀华讲种种担忧，好像复习专题写作课，当年学校老师耳提面命提醒的“现场”，不只是眼前的实体物件，还包括无形却真挚的眼神、言语交流。“很多东西抓不到，唯有接受，我自己尽力而为了。” 我国还需要更多环境新闻报道环境新闻毕竟是相对小众的类别，刘耀华坦言，《Macaranga》的读者群都很包容，给予他们充分时间筹划每一篇报道，不会催促。他观察，我国也有全面的环境新闻报道，不过还需要更多。 “可能也是环境课题在过去五年、十年变得很快，突然复杂了很多。”说起环境报道的缺失，刘耀华点出，现在记者不只要知道气候变迁，还有碳金融（carbon finance）、碳信用（carbon credit）等，“我们（记者）没有这方面的培训和能力。” 不过，不管小众大众，资讯爆炸的年代，所有媒体都在争取读者的注意力。刘耀华也认为，现有传播方式可能跟不上新一代读者的需求，“所以我一定要找办法把他（年轻读者）引入门。” 访问前几周，他在咖啡馆办事，一时兴起问起隔壁桌一名18岁的马来女生对我国环境新闻的了解。那时《Macaranga》花钱做了90秒的影片，没想到马来女生才看到前面十几秒就说看不下去了，他引以为豪的hook（像钩子抓住注意力的）完全起不了作用。他们交换了电话，刘耀华又送上两篇《Macaranga》的报道，得到的回应是标题太长，不过对方最终有把报道看完。在各媒体疲于争取读者的年代，刘耀华引用了佛门一句话，或许可以相互共勉——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他说，“ 100个里面我们可以引进10个，已经很成功，10个引进来的有一个真的去读，就已经很厉害了！” 更多文章：画家沙・克约／用画笔为族人发声 “原住民不是外来者” 品冠／秉持炙热之心继续走音乐路上无惧新挑战南音传人林素梅／南音绝不只是老人家的音乐岩画守护者苏招月／追寻岩画深邃之美与文明足迹建筑师梅志雄／人生下半场，我要去见识更多未曾见过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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