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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

爱书者一生与书打交道,以读书、买书、教书、著书为乐。“箕踞浩歌君会否,书痴终觉胜钱痴。”诗句来自陆游〈苦贫戏作〉。形如畚箕,舒展而坐,随意自然,偶尔高歌,想读哪页,就读哪页。痴书者日子虽然相对苦贫,心中却觉得自己比钱痴者幸福充实。 文人爱讽刺钱痴者,有一故事我听人转述无数次。主角严监生,家财万贯,极度吝啬。临死,见灯盏内点着两根灯草,恐耗油过多,他伸出两个指头,迟迟不肯断气。其妾揣知其意,挑掉一根,他才放心告别人世。 故事来自《儒林外史》,书痴当然比钱痴可爱,往深一层思考,看不开才应该是讨论重点。书痴及钱痴,本质上有相似之处。钱是身外物,书也是身外物。人生无常,无常难料难测。人生有常,生老病死是规律,知道当中变化,就不会在舍得和舍不得之间挣扎。 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晚年生病,张中行住附近,常去看他。魏建功敬重老师钱玄同,几十年前影印其遗墨赠送友人,张中行收到,保存没丢。原信藏抽屉,一些已送出,尚存十几份,魏建功要张中行任选一二。张中行挑中1931年8月29日钱玄同所写信函。内容说北大决定请魏建功担任研究所职务,月薪280元。“钱先生还是那样幽默,马字用甲骨体写,画成象形的马。”张中行在《负暄琐话》这么写。张中行一向钦佩钱玄同。得到“行草很精,内容又涉笔成趣”的真迹,非常高兴。“不过回来的路上,想到桑榆晚景,及身散之的冷落情怀,心里也不免一阵凄凉。” “凄凉”是领悟人生甘苦后而散发的悲感。寒暑人生,岁数超过100者不多,把基本面看透,更可宁静平和。“及身散之”,在世时做好准备,将心爱之物赠送知音,是成人之美,是好故事,是好传统。 身外之物没有好归处的例子比比皆是,爱写书话文章的朱航满在《立春随笔》谈藏书家故事,引刘自立谈报人张契尼文章,我上网找到刘自立原文,如朱所言,书之聚散,引人唏嘘。 刘自立父亲和张契尼为《大公报》同事,张契尼本在香港工作,和金庸同一时间考入报社,虽然才气不输金庸,但是名字不响。他后来到北京,是开创北京《大公报》的先锋队员。他懂七国文字,藏书丰富,德文、法文、俄文都有,英文最多。 为爱书安排一个好归处 张契尼晚年生病,儿子住其屋,要装修,把他的藏书都卖了,邻居是《大公报》老同事,看了不忍,说其父尚未合眼,何至于此?并问能卖几个钱,儿子堂皇语5000元人民币。此时儿媳妇跑出来,一句“你他妈管得着吗?”邻居惊愣。张契尼藏书,最后被卡车载走,送到琉璃厂。 刘自立是爱书人。赶到书店时,书已上架,他想要购买的《荷马史诗》希腊文版的英文注译本,已被人带走。《莎士比亚》德文版,1864年出版,标价4000元人民币,他买不起。最后花千余元,所挑之书,都有张契尼眉批和注解。其中屠岸《莎翁14行诗歌》中译本,“有张赞成和反对其译法的批注”。《人民的英国史》上,则“页页批注,横七竖八地,批文把书都画花了。从中,可以看见张先生的缜密之思”。 我没读过张契尼的文章。但是“你他妈管得着吗?”这几个字在脑海中久久不散。当然管不住,却有很多未雨绸缪安排可供参考。 1996年秋天薛冰拜访汉学大师程千帆。程千帆说他早将藏书捐给南京大学图书馆,后来又将手稿和往来书信的文献资料捐出。“他屡屡看到师友身后图书资料散失,十分令人痛惜,所以决定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就处理好这些事情。”薛冰在《书生行止》中这么记录。 写这篇文章,纯粹是因为张契尼藏书命运而起。为藏书留下遗嘱是另外选项。文史专家王伯祥要家属记得“书籍希勿分散,赠与公家,供需用者之用”。他去世后子女遵照吩咐,采用王伯祥好朋友叶圣陶建议,将万余册藏书捐给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伯祥嗜书如命,娴熟掌故,生前节衣缩食,到处访书买书。叶圣陶经常到他家,“每次来访,总要借回一大包,定期再来换取”。文研所收到藏书后,奖励家属六千余元。孙玉蓉在《往事:人与书》提王伯祥藏书捐赠经过时说王家兄弟姐妹认为既然是捐赠,就不该受赏,征得叶圣陶同意,派代表到文研所恳请退还奖金,“最终未能如愿”,孙玉蓉说。不拿奖金面对阻碍,确实让人奇怪。
2年前
1966年9月14日,听说教育部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叶圣陶吩咐孙子叶三午抄下内容。大字报4000字左右,标题为〈坚决打倒文教界祖师爷叶圣陶〉。72岁的叶圣陶读后忍不住大哭,叶三午慌了,本想找叶圣陶好朋友王伯祥相劝。王伯祥却泥菩萨过江,家里有6人被标签为右派,早已忧心如焚,“现在只好是个人头上一爿天了。”他对叶三午说。 那是一个荒谬的年代。报刊上的批判文章,自〈论海瑞罢官〉起,叶圣陶一篇都没放过。都是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叫局外人没法怀疑,也不敢怀疑。叶圣陶感觉自己真老了,语感迟钝。大字报揭露的问题尖锐又现实,他却看不出来。灾难降临,所批内容, “都是自己嘴上常说的,笔上常写的,赖是赖不掉的。 ”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记叶圣陶哀叹。 叶圣陶以毛泽东思想为圭臬,努力跟上形势。从1966年开始,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时间都花在阅读毛泽东著作或党报党刊。1966年8月2日叶圣陶不当副部长后,不只将毛泽东著作逐字逐句精读,民间流传的有关毛泽东讲话、诗词和批注,他也没有放过,并且抄在宣纸上,每天少则3000字,多则5000字,文字最后被装订成册。其中所抄《毛主席语录》后来由叶至善捐献给全国政协,被视为“珍贵的文物”。 难能可贵的温情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批判运动不停,直至无一人幸免,叶圣陶开了眼界,就随遇而安了。被指责的“祖师爷”帽子,相对其他朋友,煎熬算是温和。老舍的下场比叶圣陶不幸。老舍原本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他沾不上边,最后发现自己天真。1966年2月23日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执行中央指示,对付思想有问题的“牛鬼蛇神”,文联同事都被拉出去,作为主席的老舍最后一个被点名。学生将所搜罗的线装书、戏装、道具焚烧,老舍和其他“牛鬼蛇神”被强按着跪倒在火堆前。老舍心痛文物被烧,以理相劝,结果换来一顿暴打。 叶圣陶和老舍交情深厚。1966年2月24日,他找老舍聊天解闷,正待出门传来噩耗,老舍早一天已经投太平湖自尽了。 上一个世纪的文人故事经常牵动我心。叶圣陶的日记、书信留下不少珍贵记录。排山倒海的运动将人性扭曲,无数人被席卷,独立思想荡然无存。在人和人之间缺乏信任度时,叶圣陶不断散发难能可贵的温情,读叶圣陶传记最大收获莫过于此。 张中行在《负暄续话》中说叶圣陶是 “完人 ”,他惊讶批判叶圣陶的大字报可以贴满长墙。又说在自我批评和批评他人时候,叶圣陶只做前半部。当面指责他人短处,叶圣陶是做不出来的。“这是儒家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张中行说。 笑脸变成横眉竖眼,好友变为路人,在乌烟瘴气的时代树立光辉的榜样确实不易,商金林在《叶圣陶全传》中举了很多例子。俞平伯在20世纪50年代因为红楼梦研究被点名批判后,叶圣陶仍然年年约他共赏海棠,一起赋诗论文。1957年丁玲被大肆批判时,虽然被点名参与,叶圣陶却拒绝说丁玲的不是。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病逝,不只追悼会被禁止,“同志”的称号也不允许采用,叶圣陶不舍冯雪峰遗憾离世,坚持在骨灰盒题写“中共党员冯雪峰”。萧乾在1957年被批为反动分子,周围的人对他张牙舞爪,睁眼撒谎时,叶圣陶见面或写信始终称他“乾兄”,没有和他划清界限。  “江山满目开新卷,大放酒肠须盏干,莫欺九尺须眉白,百围已试雪霜寒。”叶圣陶80岁时,佛教领袖兼书法家赵朴初集陈后山句为他祝寿。前人诗句一经转化,竟贴切捕捉到叶圣陶神韵。前面两句说眼前的江山开启新篇章,是时候放开心情,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后面两句表达叶圣陶眉毛和唇髭皆白的面貌特征。“九尺”指身材,纯是艺术夸张,不是叶圣陶的实际身高。“莫欺”指别瞧不起,虽然白透须眉,却像需百人合抱的大树一般,早就有和寒冷霜雪较量经验。 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纪念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年,叶圣陶感叹说为俞平伯平反的工作应该来得更早。他始终耿耿于怀朋友遭受的折磨,一些记忆于他清晰如昨。1984年北京文艺界举办老舍85岁诞辰纪念大会,眼睛几乎全瞎的叶圣陶坚持赴会,在会上不断流泪。我读叶圣陶传记,确实为这些枝枝节节感动不已。
2年前
1987年4月4日,叶圣陶出院回家。他视力衰弱,看不清东西。孩子提海棠已绽出花蕾,他立刻回应:“今年可以邀请冰心阿姨来看海棠了。”喜悦难以掩饰。1983年冬天叶圣陶探望冰心,冰心问起海棠会,叶圣陶说来年花开,希望她出席共乐。冰心骨折以后少外出,却愿意一聚。不料此后连续3年花季,叶圣陶都在医院度过。 突然风来不止,93岁的叶圣陶内心不平静,生怕花被刮谢。几天后风随人愿,说停就停。冰心来到叶家,脚依旧不利索,走动靠步行架。1987年4月22日下午3点,两位老人紧紧握手,寒暄几句后入座,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 1949年8月叶圣陶寄居北京东四八条71号,前后近40年。文化大革命后期,每年4月海棠盛开时,叶圣陶、王伯祥、顾颉刚、章元善及俞平伯相约一起,5人皆来自苏州,遂有“五老赏花会”之名。年纪大变化大,王伯祥1975年去世,“五老”成“四老”。转眼5年过去,顾颉刚告别人间,尚健在者自嘲为“岁会三人”。 1987年海棠花开,章元善重病卧床,俞平伯身体欠安,却来了冰心,叶圣陶心里高兴,当天日记说“三年前的邀请总算如愿,冰心赠送花篮一个,回赠郁金香三支。” 第二天又记“昨天在庭院和冰心坐了约十几分钟,今天居然体温正常。遵医生的嘱托,适当的活动,对身心是有益处的。” 那是叶圣陶最后一次和花共在,第二年就走了,章元善比他早半年离开,俞平伯则在1990年过世。苏州五老都高寿。冰心更不用说了,她100岁才离开。不必感叹,那是人生必经之路。 商金林在《叶圣陶全传》说叶圣陶一生待人以诚,善人以善,不做作,不失真。他为人敦厚谦和,在不停的运动中考验天性。“虽说在大跃进年代也曾为浮夸的‘放卫星’欣喜叫好,文革初期也惊讶过‘反党黑帮之猖獗’,怀着‘愤歉交并’的心写大字‘痛斥’过‘黑线人物’,但他总能很快地沉静下来,通过观察和辨识,求真求是。” 喜爱动手种植花草 经历风雨,却又能踏实为文化奉献,读耄耋者惺惺相惜文章,倍觉温暖朴实。顾颉刚以古史辨名闻学界,是叶圣陶私塾、小学和中学同学。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牵动不少红学专家心情,他和叶圣陶1920年9月相识。王伯祥和章元善俗名虽不如三者,但也有不少事迹值得一书。 王伯祥是叶圣陶中学同学,著作等身,五四时期和叶圣陶一同署名在《新潮》创刊号上发表〈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一文。受新文化运动感召,又和叶圣陶等创办《直声》文艺周刊。章元善是叶圣陶小学同学,也是叶圣陶太太胡墨林的姨表哥,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合作司司长、经济部商业司司长。虽掌控贸易项目,却严于律己,不敛财,一生清贫。他和胡适及赵元任都是康奈尔大学校友,胡适和赵元任为第二批庚款留美生,他是第三批庚款留美生。1915年赵元任与任鸿隽等组织中国科学社时,他也是其中重要发起人。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是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点稀疏,晚风急猛,一夜浓眠,余醉未消。问卷帘侍女海棠花景,她说依然如旧。知道吗?知道吗?照理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 海棠时节又清明,居住热带国家,只能从诗词中领会花季意境。我们也有雨疏风骤夜晚,早上赖床,时有海棠依旧的联想。叶至善说其父自幼喜爱动手种植花草,一生所居之地,包括苏州、上海,都绿意盎然。文革初期,园艺被当成四旧,都被铲除。1970年以后,庭院中花草再度恢复生机。叶圣陶晚年和科普作家贾祖璋通信颇勤,《涸辙旧简:叶圣陶、贾祖璋京闽通信集》所收二百多通书信中,几乎每一通都兼及花树。 花树也有灵性。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说家里所种海棠品种就是《红楼梦》中说的“女儿棠”,文革初期没人照料,接近枯萎。“后来人逐个回来了,它才恢复精神。”老人赏花谈天,说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他们为这道风景注入更多内涵却是事实。 1975年8月27日,离世前4个月,王伯祥在日记中写:“以往的事不要怀念它,未来的事不必猜想它,当前的事必须正确对待它。”李清照的〈如梦令〉我抄过几次,此刻抄到海棠依旧就停。海棠依旧,多好。老人啊,绿肥红瘦暂且不管,不必深究,无需猜想。
2年前
1988戊辰大年初一,周颖南一如既往,从新加坡致电北京,问候叶圣陶。接电话的叶家长孙媳兀真说叶圣陶于除夕早晨去世。周颖南悲从中来,他通知潘受,二人决定合发唁电。周颖南随后飞往北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萧乾说周颖南现场“哭成了泪人”。 周颖南虽成功于商场,始终情钟文学。上个世纪60或70年代去中国不易,周颖南随商团或文化团体借交流和考察目的走访数次。15册的《周颖南文库》溢满中国情。 第七册为《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1983年我考高级教育文凭时,叶圣陶和夏丏尊合著的《文心》在必读书目里。考试范围不涉作者,夏丏尊写过〈白马湖之冬〉,杨牧赞不绝口,图书馆或书店中有关夏丏尊的著作,我无事时随意翻阅。叶圣陶的经典童话〈稻草人〉我挥之不去,儿童文学非我注意领域,没有进一步探知叶圣陶的冲动。 这一两年白马湖作家引我读兴,发现忽略叶圣陶绝对不明智。叶圣陶不是春晖中学教员,只是到过白马湖讲学。他和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以及也到过白马湖讲学的俞平伯交情匪浅,散文风格也有白马湖作家韵味,一直被当成其中一员。 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以及俞平伯都是二人通信反复出现的名字。《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收叶圣陶信100封,周颖南155封。1978年3月通过弘一入室弟子张人希,周颖南动笔第一信。开始多客套话,几封信后方入佳境。1983年10月叶圣陶提“相亲如一家人,此情最可感,我何幸而得好友如颖南先生者乎!”叶圣陶视他为晚年好友。周颖南爱读叶圣陶著作,有机会鱼雁往来,所得熏陶始料不及。 当时中国读书人生活清贫,收入有限。1979年10月知道叶圣陶入院割除胆石,周颖南寄人民币100元,请其长子叶至善代购“平时喜欢的食物和补品”,1980年春节“以敬重双亲的心情相敬”寄100元,虽然叶圣陶“日用不虞匮乏”,想要归还,但是汇出不若汇入之便,只能作罢。1981年春节周颖南再寄100元,又代潘受寄200元。叶圣陶心更不安,最后用两位汇款者的名义,将500元全捐中国民主促进会作文教基金用。萧乾作序时说此事“看到叶老的高风亮节”。  “未谙绘事乞诸邻,托写此松盖有因。终竟空邮殊面对,鞠躬如也候归人。”1979年夏天叶圣陶请陈从周作迎松图,在画中题诗。周颖南得画欣喜若狂,他21岁时离开福建到南洋闯荡,看到“候归人”,百感交集。1979年5月新加坡作家访问团前往中国,周颖南未入籍新加坡,无缘随行,只能嘱托朋友带给叶圣陶一台录音收音两用机及卡带。1981年6月,二人第一次见面,叶圣陶连同俞平伯、张伯驹、黄君坦、王益知设宴招待。周颖南后来有3次到北京,都见到叶圣陶。1987年6月二人最后一次见面,当时叶圣陶已经双目失明。 当编辑的时间最长 除了萧乾,作序者还有叶至善。他说此书引出他不少眼泪。给周颖南的第一封信叶圣陶视力已差,通信止于1984年,因为“眼睛实在不管用了”。6年通信中,周颖南寄不少剪报。1980年5月《南洋商报》刊登周作人遗作〈十山笔谈〉,叶圣陶指出“校对粗疏,错字恒有”,又说“标点符号刊于行首,欠妥且难看。”《南洋商报》总编辑莫理光表示将逐步改善。1981年3月叶圣陶收到潘受诗册两本,又发现同样问题,说此事未引起印刷界注意,“甚盼再为宣传”。1981年11月读剪报时,又提同样问题:“至今仍未能改,非但新加坡,香港亦复如是。” 叶圣陶担任过副教育部长,也曾被国务院任命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又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对人才的培养、字体的规范化、印刷的装帧技术、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极为敏感。叶至善说虽然不少人称父亲为文学家、教育家、语文学家,但是“他当编辑的时间比干什么都长”。 被新加坡视为国宝的潘受屡被提及。叶圣陶喜读其诗文。1983年6月新加坡书法研究会访问北京,团员陈声桂受广恰法师之托拜会叶圣陶,但是到叶家时极晚,主人已入眠,由儿子接待,后知团员名册有潘受,懊恼不已。周颖南说潘受只是挂名名誉团长,并未随团,方才释然。潘受曾任陈嘉庚秘书,1984年10月到北京出席陈嘉庚110岁诞辰纪念会,二人第一次见面。叶圣陶写信告诉周颖南:“虽谈叙不久,而倾吐畅快,语皆举要,实甚欣喜。”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