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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靈鳳

羅孚在〈葉靈鳳的後半生〉說葉靈鳳藏書中有珍本,其中清朝嘉慶版《新安縣誌》,葉靈鳳一提即眉飛色舞。《新安縣誌》在廣州和北京圖書館各藏一部,葉靈鳳檢驗後確認內地所藏有殘缺,僅存3部中他的《新安縣誌》最全。新安涵蓋今日之深圳及香港地區,《新安縣誌》所含歷史及政治意涵不言而喻,英國殖民政府關注這部書。葉靈鳳在世時有人以數萬港元求讓,價錢相等於今日幣值數百萬,誘惑力雖大,葉靈鳳置之不理,只讓香港大學圖書館複印一份,供學者參考,沒有封鎖知識。於公於私,兩邊平衡。 定居香港以後,葉靈鳳在《星島日報》工作,收入穩定。女兒葉中敏在〈爸爸去世後〉回憶說“一家十一口的生活,全靠他一支筆桿維持。記憶中我們從小到大,沒有捱過一頓餓,沒有少穿過一件衣裳,家中還僱有女傭幫工,生活是中等或中上的水平。” 當愛書人易,當藏書家不易。王學泰在〈閒話藏書的閒話〉說他一度愛收古舊書,後來放棄,錢有盡,書無窮,古舊書市非他所能染指。藏書家都是有進有出,以書養書。王學泰只進不出,不願將書當商品,終究無力和珍品周旋。葉靈鳳雖不賣書,但是月月有餘錢添購,積少成多。羅孚說葉靈鳳家裡“四壁圖書,連中央之地也受到書的侵略”。 愛書就會藏書。藏書不讀書,多為書商。藏書又讀書,多為文人,翻了再翻,將書讀得破破爛爛,面目全非。當然也有愛書者珍惜品相,印刷、封面、紙張,樣樣講究。收入多年,閱讀時小心翼翼,書相完好如新。至於購買不同版本,做校讎工作,則進入研究行列。讀研究所的中文系學生,都有類似經驗。 葉靈鳳對郁達夫敬重有加。他說他的藏書“最初的胚芽,是達夫先生給了我幾冊,都是英國小說和散文。”鬱風有一篇題為〈葉靈鳳和郁達夫和書〉的文章,說葉靈鳳和郁達夫有相似的讀書、藏書、失書經驗。鬱風散文好畫作好,她是畫家黃苗子太太,郁達夫侄女。她說三叔郁達夫不管身居何處,“便如吸菸一樣上癮的不可一日不讀書。” 用錢換書 心誠始終 郁達夫買書、失書的經歷不斷循環。他有不少書留在日本,帶不回來。隨後在北京、上海、杭州、福州、新加坡,甚至流亡印尼時,都存藏書。郁達夫在〈圖書的慘劫〉大罵日軍。他說戰亂最難恢復的莫如文物圖書。他在杭州所失之書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以來的類書,上至《太平御覽》及《廣記》,下至商務、中華之辭典及名人年譜。他說“像同文石印的《駢字類編》等系精本中之尤精者,即使有了錢,一時也收集不到的。”他還收有明末清初禁書,大小三百餘部。清初百名家詞抄、詩抄及清末道鹹以後的詞集等近六百餘種。另有英、德、法、日文書兩萬余冊。郁達夫留下感嘆:“經此大亂,殊不知其存否。” 溫梓川編《郁達夫南遊記》,序言說1939年1月郁達夫到檳城,溫梓川到酒店看他。等了十多分鐘,郁達夫出現,說早上7點出門找舊書店,在一家印度人書店買了一大堆好書。其中有幾本是德文的王爾德,郁達夫說“買得很便宜,每本只花二角錢”。愛書是天生的,旅遊時無論如何也要抽出時間逛書店。 從前不管是從照片或親身參觀,對以書為壁的莊嚴佈置,羨慕非常。書架直達壁頂,人在其間,文化的厚重感油然而生。如今我有書架也有藏書,讓自己開心的好書不少,但是都沒有版本學意義上的珍本或善本,價錢與買入相比,只有貶值,離真正藏書家定義,相去甚遠。馬來西亞有人以銷售名畫致富,卻沒聽過有人經營善本書維生。說來或是幸事,沒有流連其中,少了誘惑,少了失書之悲涼。 “物莫不聚於所好,故葉公之好龍,則真龍入室。而況學士之於良友,賢君之於良臣乎?而獨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見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痴也。”這是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句子。我最近寫“物莫不聚於所好”,掛在書房。任何物品都會匯聚在愛好者手中,葉公喜龍,真龍最後忍不住,走到葉公面前。渴求好友,渴求良臣可作如是觀。阿堵之物指金錢,蒲松齡說愛錢者多,富有者少。因為鬼神不喜貪錢無度的人。面對痴心人,鬼神則不生氣。愛書人將書藏於自家,用錢換書,心誠始終。蒲松齡和鬼神打交道,鬼神對痴書者是有憐憫之心的。
2年前
1998年出版的《葉靈鳳書話》中有幾篇涉及藏書得失文章。在〈往事:失去的一冊支魏格〉中,葉靈鳳說戈寶權有一次在他書房,看到茨威格《愛書家故事》,愛不釋手,非要借回家,並再三聲明,看完立刻歸還。茨威格舊譯支魏格,是葉靈鳳喜歡作家。書得之不易,在一美國雜誌小廣告上發現,輾轉買下。雖然捨不得讓戈寶權帶走,卻不知如何拒絕。 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戈寶權離開香港,自此沒見,書隨人消逝。葉靈鳳後來另外補上,但是版本不同,他格外懷念原來六十四開本,封面、字體、紙張都講究,“印得那麼精緻……卻已經無法再買得到了。” 葉靈鳳懷念的是書,不是人。戈寶權是著名翻譯家,雖是“知己同好”,文中匆匆帶過。讀到這一段,想到20年前借走我一本書的朋友。朋友為人大方,不計小節,去年過世,我懷念人甚於書。沒有物歸原主不是大事,印象深刻是因為這本論文選集裡有我文章。先是發表在學術刊物,後有出版社將同類作品聚集一書,付若干稿費,書只送一本。朋友拿後,就沒存了。整理藏書時偶爾想到此事,見面時又集中其他話題,不料朋友突然永別。以後要用此書只能求助馬大中文圖書館。此書印刷編排都到位,卻未達不捨階段。 世間書汗牛充棟,個人經營不過滄海一粟,藏書純粹方便平時閱讀,少一本並非關鍵。愛書人容易對書產生感情是事實,一認真,每一本書都有額外故事。因書想人,因人想書,因書想書,都有可能。和書結緣,橫看豎看,不是壞事。藏書讀書,本是天性使然,被視為痴或癖,不過是在過程中多花時間。一點一滴,沉迷處都是耕耘痕跡。人有不同造化,書也一樣。一次逆向力量,多年努力付之一炬。 葉靈鳳在〈我的另一份藏書〉提慘痛經歷。抗戰時他在《救亡日報》工作,上海淪陷後,隨報遷廣州,廣州淪陷後到香港,在《星島日報》當編輯,最後定居。留在上海親戚家近萬冊藏書,讓他夢魂縈繞。戰爭結束後,方知幾經轉移託寄,藏書下落不明。後來去上海,心未死,“就是找回一冊也好,可以拿回來作一個紀念,結果是一本也沒有。”他說這批藏書,都是年輕時賺取稿費,省吃儉用而得。 公認為香港數一數二藏書家 近萬冊,不少。珍愛之物不見,悵然若失在所難免。“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失良朋。”這是司空圖在〈退棲〉中句子。劍如書,書如劍,得到好劍好書猶如增添強健僕人,失去好劍好書則像永別知心朋友。 2018年過世的王學泰在《寫在歷史的邊上》有一小段落將這種心情說得徹底。文革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的孫楷第下放幹校,一萬餘冊藏書寄放辦公室儲存室,家人以數百元將書賣給中國書店。1974年孫楷第回北京方知此事,非常著急,書上有眉批,那是個人筆記,也是階段性人生記錄。想把書贖回,卻付不起贖金。他求助周恩來,周恩來辦公室批示表示關注。書店一知,把書拆賣。他得知藏書已散,一病不起。文學所所長劉再復探訪時,已不能言,唯在手心寫“書”一字,抱恨而終。孫楷第和王學泰都是文學所研究員。“這件事情所內老人盡知。”王學泰語句充滿傷感。 比起孫楷第,葉靈鳳有機會在香港開啟另一段藏書歲月。就數量和性質來說,比上海更多更專,當年買不到或買不起善品,一一進入書房,其中香港書刊、西方畫冊珍本和西方文學書籍最讓人津津樂道。 葉靈鳳功底深厚,文字爐火純青。居港後放棄早年聞名的小說創作。只寫隨筆,只寫書話。“寫書話,可以看到他與書的生死契約”,編《葉靈鳳書話》的小思在後記中說。他被公認為香港數一數二藏書家。1975年去世後,先是美國西雅圖圖書館願意高價收購藏書,後來加拿大和法國各有單位來信作同樣要求,子女理解父親心情,不讓藏書流落國外。法國來函最特別,提《新安縣誌》,願意以超過二十多萬港幣收購。此事女兒葉中嫻在〈我父親的藏書〉留有記錄。 《新安縣誌》最後經過香港新華社,送返中國大陸。其他藏書一樣耗盡家人心思,在蛀蟲威脅下,得移別處,最後選擇香港中文大學。由搬運到修補整理,前後動員不少人,一年時間,工作才妥。1979年11月6日舉行簡單贈書儀式,葉靈鳳太太代表接受紀念木楯。葉中嫻說他們“所堅守的原則是正確的”。藏書家子女,原來有一定的社會責任。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