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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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如意安详】书藏我家/何国忠

罗孚在〈叶灵凤的后半生〉说叶灵凤藏书中有珍本，其中清朝嘉庆版《新安县志》，叶灵凤一提即眉飞色舞。《新安县志》在广州和北京图书馆各藏一部，叶灵凤检验后确认内地所藏有残缺，仅存3部中他的《新安县志》最全。新安涵盖今日之深圳及香港地区，《新安县志》所含历史及政治意涵不言而喻，英国殖民政府关注这部书。叶灵凤在世时有人以数万港元求让，价钱相等于今日币值数百万，诱惑力虽大，叶灵凤置之不理，只让香港大学图书馆复印一份，供学者参考，没有封锁知识。于公于私，两边平衡。定居香港以后，叶灵凤在《星岛日报》工作，收入稳定。女儿叶中敏在〈爸爸去世后〉回忆说“一家十一口的生活，全靠他一支笔杆维持。记忆中我们从小到大，没有挨过一顿饿，没有少穿过一件衣裳，家中还雇有女佣帮工，生活是中等或中上的水平。” 当爱书人易，当藏书家不易。王学泰在〈闲话藏书的闲话〉说他一度爱收古旧书，后来放弃，钱有尽，书无穷，古旧书市非他所能染指。藏书家都是有进有出，以书养书。王学泰只进不出，不愿将书当商品，终究无力和珍品周旋。叶灵凤虽不卖书，但是月月有余钱添购，积少成多。罗孚说叶灵凤家里“四壁图书，连中央之地也受到书的侵略”。爱书就会藏书。藏书不读书，多为书商。藏书又读书，多为文人，翻了再翻，将书读得破破烂烂，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爱书者珍惜品相，印刷、封面、纸张，样样讲究。收入多年，阅读时小心翼翼，书相完好如新。至于购买不同版本，做校雠工作，则进入研究行列。读研究所的中文系学生，都有类似经验。叶灵凤对郁达夫敬重有加。他说他的藏书“最初的胚芽，是达夫先生给了我几册，都是英国小说和散文。”郁风有一篇题为〈叶灵凤和郁达夫和书〉的文章，说叶灵凤和郁达夫有相似的读书、藏书、失书经验。郁风散文好画作好，她是画家黄苗子太太，郁达夫侄女。她说三叔郁达夫不管身居何处，“便如吸烟一样上瘾的不可一日不读书。” 用钱换书心诚始终郁达夫买书、失书的经历不断循环。他有不少书留在日本，带不回来。随后在北京、上海、杭州、福州、新加坡，甚至流亡印尼时，都存藏书。郁达夫在〈图书的惨劫〉大骂日军。他说战乱最难恢复的莫如文物图书。他在杭州所失之书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以来的类书，上至《太平御览》及《广记》，下至商务、中华之辞典及名人年谱。他说“像同文石印的《骈字类编》等系精本中之尤精者，即使有了钱，一时也收集不到的。”他还收有明末清初禁书，大小三百余部。清初百名家词抄、诗抄及清末道咸以后的词集等近六百余种。另有英、德、法、日文书两万余册。郁达夫留下感叹：“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 温梓川编《郁达夫南游记》，序言说1939年1月郁达夫到槟城，温梓川到酒店看他。等了十多分钟，郁达夫出现，说早上7点出门找旧书店，在一家印度人书店买了一大堆好书。其中有几本是德文的王尔德，郁达夫说“买得很便宜，每本只花二角钱”。爱书是天生的，旅游时无论如何也要抽出时间逛书店。从前不管是从照片或亲身参观，对以书为壁的庄严布置，羡慕非常。书架直达壁顶，人在其间，文化的厚重感油然而生。如今我有书架也有藏书，让自己开心的好书不少，但是都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或善本，价钱与买入相比，只有贬值，离真正藏书家定义，相去甚远。马来西亚有人以销售名画致富，却没听过有人经营善本书维生。说来或是幸事，没有流连其中，少了诱惑，少了失书之悲凉。 “物莫不聚于所好，故叶公之好龙，则真龙入室。而况学士之于良友，贤君之于良臣乎？而独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见鬼神之怒贪，而不怒痴也。”这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句子。我最近写“物莫不聚于所好”，挂在书房。任何物品都会汇聚在爱好者手中，叶公喜龙，真龙最后忍不住，走到叶公面前。渴求好友，渴求良臣可作如是观。阿堵之物指金钱，蒲松龄说爱钱者多，富有者少。因为鬼神不喜贪钱无度的人。面对痴心人，鬼神则不生气。爱书人将书藏于自家，用钱换书，心诚始终。蒲松龄和鬼神打交道，鬼神对痴书者是有怜悯之心的。

2年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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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书在别处/何国忠

1998年出版的《叶灵凤书话》中有几篇涉及藏书得失文章。在〈往事：失去的一册支魏格〉中，叶灵凤说戈宝权有一次在他书房，看到茨威格《爱书家故事》，爱不释手，非要借回家，并再三声明，看完立刻归还。茨威格旧译支魏格，是叶灵凤喜欢作家。书得之不易，在一美国杂志小广告上发现，辗转买下。虽然舍不得让戈宝权带走，却不知如何拒绝。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戈宝权离开香港，自此没见，书随人消逝。叶灵凤后来另外补上，但是版本不同，他格外怀念原来六十四开本，封面、字体、纸张都讲究，“印得那么精致……却已经无法再买得到了。” 叶灵凤怀念的是书，不是人。戈宝权是著名翻译家，虽是“知己同好”，文中匆匆带过。读到这一段，想到20年前借走我一本书的朋友。朋友为人大方，不计小节，去年过世，我怀念人甚于书。没有物归原主不是大事，印象深刻是因为这本论文选集里有我文章。先是发表在学术刊物，后有出版社将同类作品聚集一书，付若干稿费，书只送一本。朋友拿后，就没存了。整理藏书时偶尔想到此事，见面时又集中其他话题，不料朋友突然永别。以后要用此书只能求助马大中文图书馆。此书印刷编排都到位，却未达不舍阶段。世间书汗牛充栋，个人经营不过沧海一粟，藏书纯粹方便平时阅读，少一本并非关键。爱书人容易对书产生感情是事实，一认真，每一本书都有额外故事。因书想人，因人想书，因书想书，都有可能。和书结缘，横看竖看，不是坏事。藏书读书，本是天性使然，被视为痴或癖，不过是在过程中多花时间。一点一滴，沉迷处都是耕耘痕迹。人有不同造化，书也一样。一次逆向力量，多年努力付之一炬。叶灵凤在〈我的另一份藏书〉提惨痛经历。抗战时他在《救亡日报》工作，上海沦陷后，随报迁广州，广州沦陷后到香港，在《星岛日报》当编辑，最后定居。留在上海亲戚家近万册藏书，让他梦魂萦绕。战争结束后，方知几经转移托寄，藏书下落不明。后来去上海，心未死，“就是找回一册也好，可以拿回来作一个纪念，结果是一本也没有。”他说这批藏书，都是年轻时赚取稿费，省吃俭用而得。公认为香港数一数二藏书家近万册，不少。珍爱之物不见，怅然若失在所难免。“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这是司空图在〈退栖〉中句子。剑如书，书如剑，得到好剑好书犹如增添强健仆人，失去好剑好书则像永别知心朋友。 2018年过世的王学泰在《写在历史的边上》有一小段落将这种心情说得彻底。文革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孙楷第下放干校，一万余册藏书寄放办公室储存室，家人以数百元将书卖给中国书店。1974年孙楷第回北京方知此事，非常着急，书上有眉批，那是个人笔记，也是阶段性人生记录。想把书赎回，却付不起赎金。他求助周恩来，周恩来办公室批示表示关注。书店一知，把书拆卖。他得知藏书已散，一病不起。文学所所长刘再复探访时，已不能言，唯在手心写“书”一字，抱恨而终。孙楷第和王学泰都是文学所研究员。“这件事情所内老人尽知。”王学泰语句充满伤感。比起孙楷第，叶灵凤有机会在香港开启另一段藏书岁月。就数量和性质来说，比上海更多更专，当年买不到或买不起善品，一一进入书房，其中香港书刊、西方画册珍本和西方文学书籍最让人津津乐道。叶灵凤功底深厚，文字炉火纯青。居港后放弃早年闻名的小说创作。只写随笔，只写书话。“写书话，可以看到他与书的生死契约”，编《叶灵凤书话》的小思在后记中说。他被公认为香港数一数二藏书家。1975年去世后，先是美国西雅图图书馆愿意高价收购藏书，后来加拿大和法国各有单位来信作同样要求，子女理解父亲心情，不让藏书流落国外。法国来函最特别，提《新安县志》，愿意以超过二十多万港币收购。此事女儿叶中娴在〈我父亲的藏书〉留有记录。《新安县志》最后经过香港新华社，送返中国大陆。其他藏书一样耗尽家人心思，在蛀虫威胁下，得移别处，最后选择香港中文大学。由搬运到修补整理，前后动员不少人，一年时间，工作才妥。1979年11月6日举行简单赠书仪式，叶灵凤太太代表接受纪念木楯。叶中娴说他们“所坚守的原则是正确的”。藏书家子女，原来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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