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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华马文史的边际思考

在阅读《思想末罗游》的时候，作者点出本地华裔青年整体的精神、思想与状态，颇有警示之意。他指出，他们如同苦闷的马来青年，亦无法在本地的华语出版品获得满足，转而从中国、台湾、香港，寻求精神粮食。几年前，吴小保《思想末罗游：华马文史散论》一书出版以后，颇能见着华社在思想研究上的世代更迭。书中集结了作者过去十余年来研究上的思考轨迹。书中40篇文章分别以“历史与思潮”、“人物”、“翻译”、“语文”和“文学”作辑，又第一辑“历史与思潮”的内容最为厚重，占了全书约莫五分之二的篇幅。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是研究的前期作业——寻找属于自己观察位置，借以追问：“我们与‘马来人思潮’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又如何从这关系中找到特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换句话说，从第二至五辑，即是作者试图从4个不同面向回应前述的自我提问。书中第一辑，大致为我们描绘了马来社会的不同思潮，分别来自中宗教教育的少壮派、英文教育的贵族（以江沙马来学院未达标）、马来教育的农村子弟（以苏丹依德理斯师训学院为代表）。在历经不同时间点的思潮演变中，进一步讨论现代化、去殖民、建构国族等当代议题，并以“如何告别族群政治”作为整辑的结。同时，也开启书后半部不同内容的讨论，包括人物、翻译、语文和文学。在第二辑〈人物〉中，最为华社熟悉的杨贵谊先生自是重要的讨论对象。作者如此评述，“在面对政治的压力下，仍凭着自己对文化工作的信念一一熬过，完成自己的文化使命”，也体现了对于马来亚国族想像的价值追求。另外，鲁白野、陈妙华及他们所一起主编的《马来语月刊》，也是参与国家推动国语政策的重要事迹，奠定了华社整个国语教育的重要基础。在上述人物的故事中，他们其中促成一项重要的工作——翻译，也是第三辑的内容。作者分别在不同篇章中讨论，国语所形成文化资本垄断，边缘化了其他的语言文化。而其所隐含的政治性，不仅关乎族群间的语言实践课题，还有涉及了翻译工作，如何开展才符合我们的实际所需。此外，作者以边缘作为视角的论述，经常为读者带来是不一样的边际思考。例如，一般华社直接讲马来语等同于国语的思考，其实忽视了它在现代化过程中也遭受到传统宗教、习俗的挑战。甚至，马来菁英还借鉴了华教运动来保卫文化权益。故此，作者认为，华教运动和国语文运动并不必然是相互牴触的。而在文学方面，当论及国家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否定，是否为了打造一种单元文化？有没有可能是“单语—多元文化”？而且，这只是马华社会的困境吗？印裔社会是否也是如此？如此的话，他们是否也会有所谓的“出走”派呢？在阅读《思想末罗游》的时候，作者点出本地华裔青年整体的精神、思想与状态，颇有警示之意。他指出，他们如同苦闷的马来青年，亦无法在本地的华语出版品获得满足，转而从中国、台湾、香港，寻求精神粮食。然而，苦闷究竟是来自于知识理论上的匮乏，还是缺乏实践理想的可能？或许，作者所书写的这本华马文史散论已作为答案自身，回答了这一道大哉问。而且，它也可以作为开始重新思考我群下意识中的他者，以及复数的我们又如何应当重新被理解。相关文章：【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一个槟城男孩的自传【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她比我还懂大马美食【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在书堆中挖掘南洋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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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她比我还懂大马美食

有别于《啊，这味道》集中介绍各籍贯华人好味的美食代表，《我说福建面，你说虾面》则聚焦在马来西亚本地人文与饮食文化，包括作者频繁走访各个地方的体验。对一般读者如我而言，真的只能感叹自己，懂得的还不如台湾人多啊。 2018年，偶然看见联经出版的《啊，这味道》，引起我关注。一来，在台湾推出一本介绍马来西亚美食的书籍，不禁怀疑会有读者吗？尤其是网络科技的发达与普遍，声画兼具的影片早就足以取代。再者，竟然是由台湾作者来介绍，更是加重自身困惑。然而，现在的我得感激这份困惑才有机会识得陈静宜，感谢她为本地饮食文化留下了纪录。今年4月，陈静宜以大马美食为主题的第二本书《我说福建面，你说虾面》（大将文化出版），于第十八届马来西亚海外华文书市首发上市。有别于《啊，这味道》集中介绍各籍贯华人好味的美食代表，《我说福建面，你说虾面》则聚焦在马来西亚本地人文与饮食文化，包括作者频繁走访各个地方的体验。对一般读者如我而言，真的只能感叹自己，懂得的还不如台湾人多啊。例如，作者提及本地打盘吃饭的习惯，除了可能受到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也提出米饭的松散特性不适合用碗筷食用。即便长年在台湾居住多年，皆未曾想过这个问题及其可能。而且，长时间生活在本地人如你，又怎么会想到老板炒粿条的起锅时间长短，其实隐藏着本地饮食文化的危机——“小贩人力、体力过去更为紧迫，外劳的比例增加”。其实，我们有时候需要外来者来提醒，早已习以为常的事物是如何形成大马的特色。可是，这本书提供给我们的远不只如此，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文景观。作者提及，本地多数的摊贩都是家传，所以他们非常重视父母亲的意见。于是，美食的味道成了一种传统的继承。此外，作者以“共享经济”来形容本地的茶餐室（Kopitiam）文化，指出华人在这一空间里彼此互相扶持、帮忙的精神，早已是一种具现代性的经济思维。还有，在我们赞叹台湾饮料的客制化之时，作者笑称，在槟城更感受到顾客的任性文化，即店家和熟客保有的饮食喜好上的默契。甚至，说声“一样”就能让对方知道，自己要什么。虽说书中篇章是作者专栏文字的汇集，但是悠游在其生动的文字总能从外地人的视角，回想家乡的美食。虽然陈静宜的饮食体验是从自己的家乡出发，但她多年来游历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日本、印尼等地方，其成就的多重文化比较，不仅呈现在文章中，也一并指出了它们的异同。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体验和文化省思。而且，读者是完全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大马美食的爱，远远超越本地人如我。这是一本打开马来西亚饮食文化之窗的重要书籍，值得大家一起来阅读和关注。相关文章：【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在书堆中挖掘南洋台湾美食作家陈静宜／唯有吃得多才能累积足够经验值陈静宜／航空信情书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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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读立国】情感与理性：公民的举手发问

在2023年【读家】的十大选书中，非文学类中由黄国富主编的《举手：公民参与的初步提问》是出版市场上相对少见的书。你什么时候会意识到自己的公民身分？大选投票、5月缴税，以及那些必须得去政府部门办理的程序……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呢？代议民主常让我们忽略了公民的权利、义务与责任，那是让我们一起追求美好生活的基石。在2023年【读家】的十大选书中，非文学类中由黄国富主编的《举手：公民参与的初步提问》是出版市场上相对少见的书。一来，在马华的图书市场甚少面向公众／民的书籍，近年来只见由之间文化实验室出版《进击的网民：混乱世界中必修的媒体素养课》一书；二来，这也是少数由出版社规划、主导的出版书籍。或许，这也将会是未来马华出版市场上一种新的改革方针。《举手》是由大将出版社（现已转型为大将文化）出版，谈论公民意识与身分认同的大众书，也编入该出版社的书系“大将观点”。虽说是本面向公众的书籍，但更针对的是已握有投票权的18岁高中生。在马来西亚的中、小学教育里头，公民教育一直都是相当缺乏的，此书也正是为了补足这方面的缺口。这本书是由主编连同几位在地从事教育相关的作者，共同撰写。黄国富在“前言：动脑动手做公民”已为《举手》向读者作出一场马来西亚公民思辨课的邀请，另外也指出为何我们需要谈论政治，以及如何谈论：“每个人都会有情绪和情感，我们需要彼此相互感知，但也应该建立公共说理的政治文化，透过理性的论辩探讨公共议题，同时提升公民的社会参与意识”。虽然这是政治论辩上的一个理想，但行动却也总是在美好想像的基础上，进击、展开。书籍内容共分为11个章节，大致可分为3个部分：第一至第四章是从“公民”的概念出发讨论，公民权利、身分认同与民主制度；第五至第八章则以马来西亚的社会结构为大背景的情况下，从公民的行动进一步去讨论社会秩序、公民责任，以及如何面对公民之间的矛盾、冲突，甚或是抵抗。最后一部分，即第九至十一章讨论的内容，则以公民的基础技能即辨别假资讯及应具备“全球公民”的意识，进一步追问美好未来的生活想像，如何可能。当然，诚如书籍的副标题“公民参与的初步提问”，这也仅仅是才刚开始，借以冀望《举手》能够作为我们讨论政治的基石，也让大众可以真正地向自己各选区的民意代表举手，不再只有情感动员，还有理性的发问。相关文章：【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在书堆中挖掘南洋【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微型小说的生命力【读家说书】叶福炎 / 你也中了殖民遗绪的圈套吗？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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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在书堆中挖掘南洋

在阅读这本书的体验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语言的轻巧，更能在其写作中发现作者是如何发现文字堆中的秘密、新世界。例如，刘以鬯的小说〈花魂〉如何在面对不同刊物、读者与时间压力下，二次创作成了〈蓝色星期六〉…… 2023年，在【读家】的十大选书中，其中一本是《南洋书话：香港、南洋、民国旧书刊记述》，让人为之眼前一亮。一直以来，马华出版品的非文学类选书中，大部分是学术研究的成果。而《南洋书话》一书是作者萧永龙在不同发表平台上的文章汇集，不仅丰富了马华在写作耕耘的类型，也让读者得以一窥在藏书中所发现的文字秘密——即在书刊的南洋记述中，挖掘尚未被发现的故事。《南洋书话》以谈论对象作为分成三辑，分别是香港、南洋、民国，以及无法纳入其中的附录一辑。而诚如作者序中所提及，本书的写作是“多了几分考证”的另类学术式书话，同时作者又坚持“尝试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新观点”。如此写作所需耗时自不需多言，而且并非每一次的尝试都有成果。故此，市面上缺乏这种类型的写作是可想而知，但却也凸显了作者如何将学术语言转化为一般大众所能接受的写作能力。我想，这是此书的最大特色。在阅读这本书的体验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语言的轻巧，更能在其写作中发现作者是如何发现文字堆中的秘密、新世界。例如，刘以鬯的小说〈花魂〉如何在面对不同刊物、读者与时间压力下，二次创作成了〈蓝色星期六〉；在〈秧歌〉的创作过程中，张爱玲是如何在不断酌字修改、符号调动，才符合与成就张所期待的完美小说。这些考据不仅在在考验作者的文本细读（包括不同版本的比较），也尽现如何讲述及有理有据地说出，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除了侦探办案式的推理铺垫，作者从旧刊物中重新描绘某个时代的景象，让我们得以认识历史。比如，在1952年发行的《我的教学生活》这一刊物中，作者发现，原来早年就有禁止办公室恋情的社会风气；60年代的《发展月刊》以及《马来语月刊》各别呈现了刊物不同的社会功用——前者是以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为其宗旨，但却沦为一言堂的政治宣传平台；而后者以华、马为其语言媒介，让读者能从中了解马来同胞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习惯，达至文化交流的可能。虽然作者说自己的书话写作“少了几分抒情气息”，但却感受他对于藏书满满的爱意。旧书刊哪怕是图书馆都可能收藏不齐全，而这自是会为考据、版本比较、文本细读，带来困难。可是，作者对藏书的爱，经由跨国移动、邮寄以及花钱收藏，反倒让这些书话成了珍贵的人文资产。除了期许这一类的写作可以吸引其他人投入之余，也冀望作者能够持续为读者带来不同的书话。相关文章：【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微型小说的生命力【读家说书】叶福炎 / 你也中了殖民遗绪的圈套吗？【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诗人的感受练习之书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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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选书（下）：印象篇】你有2023私房选书了？

【读家选书】不再是十大选书，因为除了非文学类，编辑室选了12本文学类。 3位90后作者的2023马华出版印象，不约而同点出了特殊现象——马华长篇小说。文中提及的不少好书，都有助你建构自己心目中的私房选书。李婷欣 / 追溯与重构：马华长篇小说的历史召唤 2023年的马华文艺出版品比往年更热闹，今年也集合了各年龄层的作家，可谓百花争艳。从各类文集印刷品（囊括散文、新诗、长短篇小说与评论集），至多媒体作品，都可见马华作品逐步扩展疆域，并集体性地为马华文学作出不同的诠释——可以是一场散文体的“私密自述”如：《深夜拾荒手记》、《洞》；也可以是透过诗作“自我辩证”如：《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在卡美洛当左派》；更可透过小说书写试图“追溯”或“重构”国家历史内涵。 ◢马华长篇小说，长长的历史时间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马华长篇小说出版成果丰硕，而最为亮眼是以“历史”作为素材的“历史小说”。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道长长的历史时间轴，并借由文字再现马来西亚历史进程，以及展现社会的变革与矛盾： ❶陈政欣《武吉演义》（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开始，至1948年6月18日，英殖民地政府宣布马来半岛进入“紧急状态”） ❷贺淑芳《蜕》（1969年5月13日“513事件”） ❸海凡《雨林的背景》（1989年马、泰、马共签署“和平协议”前夕，回溯长达半世纪的记忆） ❹碧澄《多事之秋》（从日治时期前后至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 ❺张贵兴《鳄眼晨曦》（横跨人类史的婆罗洲雨林） “历史小说”不能只单纯作为历史揭示，或还原真相；显然，小说自身具备一股力量，为“失语”的历史发声，并从叙事中找回民间介入历史的权利。历史当然充满了暴力，与不能言说的伤痕。作家则有其必要性，搭建出一个与读者共同的集体空间，让这空间足以承载过去与想像，让小说成为了“历史的重写本”。 ◢“召唤历史”，也“反思历史” 作家各自有不同的预设与立场，也有不一样的方式去处理历史议题。海凡《雨林的背景》让读者读见马共在历史中被折叠的生命纪录，以及解散后的归属问题。这一份梳理是细密、切身的，也能从其中窥见海凡主体介入与伦理立场。贺淑芳以《蜕》处理513敏感课题，纵然513事件至今仍是国家禁忌，贺淑芳却能找寻一个出口，让小说“不只是”停留在历史现场，并在“实”与“虚”之间处理伤痕。难得的是，即便在面对真实资料上断裂、不清楚的部分，贺淑芳选择不去强硬地填补缺失的记忆，而是尊重那层“空白”。张贵兴的《鳄眼晨曦》则将婆罗洲雨林摆在一个地球史上，以跨地域／跨时空／跨物种文明／跨宇宙进程去大幅度书写跨世纪的婆罗洲。 2023年的马华长篇小说既“召唤历史”也“反思历史”，更是挑战主流官方论述、挑战传统史观，也考验作家触及历史的力道与笔调。作为读者，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过度期待小说能真正处理历史。但我们可以从作家的书写关怀出发，再以他们各自流动的个人经验与田调集结，聆听他们以“在野之姿”为被压迫者留下纪录，为被遗忘者发声。这些文字确实充满国族创痛，但也正是当代马来西亚亟需的一个反思历史视角。（作者按：若想阅读历史以外，也许可以来点科幻小说——张草充满野心且庞大的科幻世界版图《末世三部曲》！）王晋恒 / 这块土地，那片天空去年仍是马华文坛收获丰硕的一年，我想以“过去与未来”这两大方向回顾2023年的文学出版品。前辈作家继续深耕本土题材。陈政欣《武吉演义》以演义（Romance）的体裁书写从日本战败的1945年8月15日至马来半岛进入“紧急状态”前，那一段较鲜为人知的历史空窗期。小说揭示了该时期被分为三大类的华人社会，读者从小说角色的“小叙述“（petit narratives）了解建国前的政治生态和架构。贺淑芳的长篇小说《蜕》亦以小人物的视角，替读者还原官方叙事以外的真相。作者拒绝“只奏和谐之音”，相信“有些坏记忆或黑暗记忆，也许就是那条不和谐的歌弦，终有一日，却可和往昔连结起来。”同年，张吉安导演推出电影《五月雪》，同样以513事件为题材，吸引国内外艺文圈关注这个在马来西亚被视为禁忌的历史伤痕。另，张贵兴的《鳄眼晨曦》再度引领读者深入幽暗潮湿的婆罗洲丛林，于纸页经历这座世界第三大岛上的传说、往事和幻术。海凡则为读者交出第一本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细致刻画马共人对革命的追忆与情感。 ◢科幻解决当代的无力感 2023年，ChatGPT蔚为风潮，艺术创作者包括作家集体面对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存在危机。当代人的无力感，似乎只有科幻才能解决。继2022年龚万辉的《人工少女》，今年周若涛和牛油小生分别推出《蒙面战纪》和《那些进化了的，以及……》。前者所处理的题材甚至已经无关乎“马华”，转而关心远方另一座城市和整个宇宙的未来。后者则写人类忧伤的异化（退化？）过程，全书黑色幽默、反乌托邦、荒诞主义的意味甚浓。同年，张草亦完成了鸿篇巨制的“末世三部曲”。他们赋予科幻此一类型文学以深度和厚度，拓展现世的更多可能。这一年，不少我辈同侪出了第一本书。“元宇宙”组合（梁馨元、陈凯宇、胡玖洲）的写作方向关心情欲和身体、蔡晓玲的散文集《洞》折射当代女性的处境……在这块日趋保守的土地，我们需要更多元的音声，其中包括马华第一本有声诗刊《口口诗刊》今年推出第二期，题为“酷儿与流动”，实验诗的呈现形式和突破作品的选材。马华文坛正处过去与未来的时光夹缝，我们脚踩这块受伤的土地，仰望澄明的天空，在对未知的期盼中，继续砥砺前进。叶福炎 / 罕见的出版奇迹包括文学与非文学类（含修订版、再版）、杂志书、有声书以及电子书，2023年的华语出版共计130种有余。不论数量及种类都略有成长之余，出版现象也别于过往，值得留意。在文学类中，马华出版品跨地域的出版已进入常态。除了台湾出版，黎紫书、张贵兴、范俊奇等马华作家，因其优秀作品陆续获得华语市场的关注，开始有了中国版。另一方面，今年也出现了不少经典作品如黎紫书《野菩萨》与《告别的年代》、锺怡雯《垂钓睡眠》的再版，也是相当罕见的情况。 ◢长篇小说变多了！另一方面，今年的马华长篇小说奇迹般大幅增加，分别来自于张贵兴《鳄眼晨曦》、海凡《雨林的背影》、陈政欣《武吉演义》、马仑《新冠疫情泪花飘》、碧澄《多事之秋》以及贺淑芳《蜕》的创作，而他们刚好各别处理不同时期的马来（西）亚——从帝国殖民时期到当代的新冠疫情，横跨了相当长时段的历史轨迹。在长篇小说的包围中，其实也有不少新秀作家皆端出自己的第一本作品——陈凯宇《深夜拾荒手记》、梁馨元《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王晋恒《时光幽谷》、胡玖洲《我们在房里看A片》、蔡晓玲《洞》，值得关注。在非文学类的书籍中，陈然致《逝者的证词》可说是近年来的出版奇迹，目前已来到7刷。不过，综观这类别的出版品，依旧能见其仰赖的是学者与文学工作者的成果积累，仍然缺少由出版社主导的出版计划，唯独由大将出版的《举手：公民参与的初步提问》是少数例外。虽然如此，不过围绕在地方、社会及认同的课题上，也有让人为之眼前一亮的出版品，如萧永龙《南洋书话》、吴佳翰《谁是“沙巴之子”？》以及柯嘉逊《马来西亚人的困境》，皆是佳作。此外，苏添益《大自然大智慧》和陈奕龙《岁月吼声》——这两本摄影文集分别以镜头记录马来西亚的雨林与大自然以及人民在都市抗争的街头运动，不仅在本地出版市场上相当罕见，也特别具有社会意义。希望这一类型的书籍能够获得更多读者的关注。最后，在报刊、杂志逐渐凋零的年代中，红蜻蜓出版社以不同形式的创作内容，创刊杂志书《读一点》。这一逆势突围的出版显得难能可贵，期许能够长久经营下去。相关文章：【读家选书（上）：文学类】2023年读家选书，出炉！【读家选书（中）：非文学类】2023年读家选书，出炉！

1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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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出版2023年度回顾、观察与分析】一切都回来了吗？

你还有印象2023年马来西亚出版了哪些中文书？出版业又是什么样的境况？想一叶知秋，读这篇就对了！挥别了疫情的阴霾后，2023年总算恢复了过往旧有的秩序。纵览今年度马来西亚华语出版的状况，目前可推估已恢复至正常的水平。不过，根据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的最新统计数字，本地的出版数量呈现下滑的趋势：从2019年的18,566种至2021年的13,655种，短短的两年期间，减少了超过四分之一。至于是否因疫情所致，还是电子产品带来的必然趋势，这有待进一步的探析。而华语出版一直都是少数，即使国内的出版总量锐减，也仍旧维持一定的数量。在与编辑共同协力的统计下，2023年马来西亚的华语出版共计有约莫130种，其中也包括为数不少的再版，以及修订版。如果将其扣除的话，或减至100种。此外，按照出版内容划分文学类与非文学类，前者占七成，后者占三成。可喜的是，今年度的出版大部分来自马来西亚本土，占了约莫六成。除了市场上常见的本地华语出版社，个人以及社团、组织的出版占据了不少的比例。或许，这也将改变整体马来西亚华语出版市场的景象。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有人出版社成立的20周年。据社长曾翎龙〈有人翻页见中年〉一文中，声称该出版社的书籍至今出版已接近200种。我相信，作为本地最具品牌辨识度的华文文学出版社，已为本地出版立下重要的里程碑。另外，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推出的“枫林文丛第二辑”，共计有15本马华文学作品，这无疑是文学出版的另一大创举。借以期许本地的文学出版能够持续蓬勃发展下去。接下来，我们以重点回顾2023年的马华出版，分别就以下4个出版的现象讨论： ❶大历史叙事：五一三、殖民史、马共本年度最令人为之眼前一亮的文学作品，莫过于贺淑芳的长篇小说《蜕》，以五一三事件为背景，从3位不同世代的女性视角及位置，讲述事件带来的创伤如何影响跨世代的家庭。小说家花了长达八九年的时间检索历史文件、采访受难者家属，企图借由小说还原现场、挖掘出那些长期被国家压制的声音、内在经验与情感。角川平方出版的《细水长流》则收录20对银发族的爱情故事中，其中梁景坤与吴玉群这对夫妻的爱情故事，即是发生在五一三事件的背景下。继《野猪渡河》之后，张贵兴再推出长篇小说《鳄眼晨曦》，延续了其一贯的生态书写，讲述在英帝国主义扩张殖民下的婆罗洲故事。镜头转回西马，陈政欣《武吉演义》则是讲述紧急状态期间发生在大山脚这一城镇下的故事。两本长篇小说的时间线虽未有重叠之处，但小说家都尝试让历史在小说空间中得以重新思考。另一大的历史叙事，则是马共和雨林的叙事。海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设定于1989年和平协议签署前夕，讲述马共部队在解散之后的归属问题，以及过往穿梭在雨林之中的种种回忆。此外，黄锦树与张锦忠也一同编选了《夕阳之歌：马共小说选》，汇集了各别涉及马共叙事的短篇小说，当然也包括海凡的作品。两本作品或可对读，辅以何启才《休戚与共——马来西亚左翼运动史论集》，从中辨别出拥有亲身经历的海凡，如何有别于其他创作者的叙事。 ❷公民、地方与认同：非文学类作品的核心课题在大历史叙事之后与背后，往往涉及的是有关公民与地方的认同议题，而这恰是非文学类作品一直以来的核心课题。由大将出版社企划邀请黄国富主编的《举手：公民参与的初步提问》，即是为了让也是选民的读者，认识我国的政治与多元文化，进一步思考公共议题及公民的义务与责任。紧接在后，柯嘉逊的回忆录《马来西亚人的困境》则是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马来西亚公民的理想，当然也包括了困境。恰巧书名与马哈迪《马来人的困境》一书形成对话，得以直面当代社会的公民挑战。然而，身分认同是复杂的，吴佳翰《谁是“沙巴之子”？: Sino与土著地位的距离》提供另一种的思考切面，即“Sino”，如何不同于我们一般认知的“沙巴原住民”或“沙巴土著”，借以重新认识这一族群及其社会地位。离开这些抽象的概念，今年度非常值得关注的两本摄影文集，即陈弈龙《岁月吼声》和苏添益《大自然大智慧》，分别以镜头纪录下马来西亚的大自然，以及街头运动。这些都是实践公民义务的另一种形式，也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画面。另一方面，Jeanne Cuisinier《我眼中的马来亚》以及萧永龙《南洋书话》能为这土地上的公民，提供不同向度的文化考察与认识。 ❸情欲、性别与认同：光谱下不同的声音与故事今年的5月、6月，Aesop在新加坡举办女性图书馆之后，搬师来马，分别在吉隆坡与槟城举办女性图书馆。这项活动旨在促进女性的力量和团结，让她们的声音和故事被更多人看见，其中入选的马华女性作家及作品包括黎紫书《流俗地》、梁金群《野村少女：马来西亚新村生活随笔》、梁靖芬《水颤》与《野风波》、马尼尼为《我和那个叫猫的少年睡过了》、谢潇薇《日。尝》以及祝快乐《祝快乐掟日子》。在文学类作品中，除了富有女性视角，其实也有探索情欲及认同的作品。蔡晓玲的第一部作品集《洞》，以女性视角出发，标榜“三十岁后独居的女子”为其文字定调，相较于此，陈凯宇《深夜拾荒手记》则是走往个人情欲与认同的探索之路，并弥合现实与理想中的自我。此外，翁弦尉的小说集《那里》以及诗集《锅牛起义》，也都分别为马来西亚同志文学掀开新的一页。前者以小说叙事为读者铺展出马来西亚性少数的不同面貌；后者是经由诗意的句式，重新组织、表达，那些置身在群体中难以被听见的声音和故事。 ❹青少年出版的变革：红蜻蜓“小说房”、绘本征选、《读一点》在青少年读物的出版上，今年度也发生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改变，其中以红蜻蜓出版社为主角。一直以来，该社是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致力于出版儿童文学、青少年成长小说。不过，今年红蜻蜓出版社开启了“小说房”系列——以可能踩线的情节、可能被带偏的价值观，推出第一部作品：马土土《仇丝》。这引发了许多读者（尤其是家长）在网络上的一阵热议，泛指18禁的内容以及非正规的汉语使用，不符该出版社的形象。此外，红蜻蜓出版社在过去也主办红蜻蜓少年小说双年奖，挖掘创作新秀。然而，该奖项已于2020年在疫情中停止举办；从2022年开始，出版社举办李子平绘本创作奖的征选，今年为第二届。这或许变相说明了青少年出版上的重要改变，而且是紧跟着市场的脉动。去年，在华语圈爆红的马来儿童绘本作家凯鲁（Mohd Khairul Azman Ismail）曾在受访时表示，越来越多家长能够接受“图多字少”表现方式。另一边厢，创刊30周年的中学生读物《学海》则宣告完成阶段性任务，将于2024年3月休刊，或改以季刊的形式发行。然而，在相当接近的时间点上，红蜻蜓出版社则创刊《读一点》，以不同形式的创作内容，企图为已凋零的文学杂志、刊物，开出一片新的天地。基于能力及篇幅有限，笔者实际上未能面面俱到讨论完所有的作品。综观2023年马华出版的状况，本地的出版紧贴合着社会脉动，让外在经验与内在情感化为文字；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阅读、理解以及认识与交流，促进更美好的社会发展。兹附上马来西亚华文著作在本地与海外各类书籍奖项中的获奖与入围名单：【2023年马来西亚图书奖】 ●最佳书籍封面奖： ·《哇塞，我在欧洲欸！》（大树出版社） ●华文书籍奖： ·《哇塞，我在欧洲欸！》（大树出版社） ·《寂寞公路》（红蜻蜓出版社） ·《海龟先生来救助!》（马来西亚北方大学出版社） ·《多元一体的华人宗教与文化 : 苏庆华博士花甲纪念论文集》（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来学华语》（马来西亚马六甲科技大学出版） ·《小小的许友彬在小小的时光中》（红蜻蜓出版社）【2023年马华作家荣获海外文学出版奖项】 ·张贵兴：2023年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得主 ·张贵兴《鳄眼晨曦》：2023年金典奖 ·张贵兴《鳄眼晨曦》：2023 Openbook好书奖·年度中文创作 ·张贵兴《鳄眼晨曦》：2024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小说奖（首奖）·黎紫书《流俗地》：第三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 ·黎紫书《流俗地》：第四届山花文学双年奖小说奖 ·贺淑芳《蜕》2023 Openbook好书奖·年度中文创作（入围）【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微型小说的生命力【读家说书】叶福炎 / 你也中了殖民遗绪的圈套吗？【读家回顾】叶福炎 / 整裝待发：2022年马华出版的回顾、观察与分析

1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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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微型小说的生命力

在阅读《余生》的时候，总会想起艾加·凯磊（Etgar Keret）那些交错在梦境、谎言以及现实之间的敲门声故事，让读者得以抽离艰困的生活。最近，台湾联经出版社将黎紫书的作品《野菩萨》、《暂停键》以及《告别的年代》，以精装版再刷再面世于书市。或许，这在在说明了黎紫书的文学魅力，历久不衰。不过，令人意外的，反倒是宝瓶文化为其微型小说自选集《余生》出了台湾版，让读者得以看见不一样的黎紫书——套句本人的话，这是近乎出家般的写作修行。《余生》最早于2017年由有人出版社在马来西亚出版，是将《简写》和《无巧不成书》中的47篇旧作，另结集尚未发表的24篇，共计71篇作品出版成册。小说家坦言，这是她于十几年间写得最好的微型小说。当年，该书也被花城出版社引进发行了中国版。一直到2023年，我们才能见台湾的繁体中文版。有趣的是，汇智出版也于2022年中为香港读者编了一本《黎紫书小小说》。如同作者所言，微型小说并不太入研究者（或专业读者）的眼帘，不过却一直在读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一般来说，其篇幅大约落在在1500字左右。多数论者认为，这是一种顺应时代的文学体裁形式。但也因此，它更专注于谈一件（小）事、物，反倒考验着写作者的功力：怎么用1000字写好小说。这些微型小说的创作经验，不仅奠定了黎紫书后来倾心创作《流俗地》的基础，也深化了她的小说想像与思考、淬炼个人的语言风格。在小说集辑录的71篇作品中，大部分叙述的是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如以〈窗帘〉隐喻人与人之间的分际与界线、〈大哥〉字词形声的歧异描绘女人对男人的情感变化、用17个不断气的长句子讽刺〈完美生活〉、描绘小三在婚姻生活的〈胜利者〉姿态……在这些小说中，也许找不到任何的马华元素及特征，毕竟它不是微型小说的必须。更重要的是，它需要的是如照片中的刺点，一口气阅读到底总能在最后来个出其不意的转折——我想，那就是黎紫书锐利的视角与锋利的语言。在阅读《余生》的时候，总会想起艾加·凯磊（Etgar Keret）那些交错在梦境、谎言以及现实之间的敲门声故事，让读者得以抽离艰困的生活。不过，黎紫书却是将虚构情节交叠于荒诞现实，摊开充满皱褶、缝隙、孔洞的日常生活。有时候，你总会一不小心恍神于行文间，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置身于其中。我想，这就是黎紫书的文字魅力，也是微型小说的生命力。

1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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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说书】叶福炎 / 你也中了殖民遗绪的圈套吗？

“马来人就是懒惰”！你真的这么认为吗？本期【读家说书】介绍的《懒惰土著的迷思》，正是要破除这种殖民时期就留下来的错误马来人形象以及刻板印象。在马来西亚的日常生活中，“马来人就是懒惰”这样的话语和表述，我相信并不难听见，也经常出现在各大网络媒体、社群平台中。而且，前首相马哈迪不时在公开场合中，以此评价与批判友族同胞，塑造马来族群是个软弱且需要扶持的形象。可是，你是否曾想过，这样一句经常脱口而出的短句，它背后可能隐含并交织着庞大的知识体系，以及某种价值判断？更进一步的说，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它为何会出现马来西亚语境内，并且一直留存至今呢？《懒惰土著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一书正是在回答上述的问题。已故马来西亚社会学家及思想家赛胡先·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最早于1977年以英文在英美世界出版。历经了45年，我们才终于迎来中译本。今年2月，这本学术著作由马华著名翻译家陈耀宗与学者苏颖欣一起共同操刀合作，包括翻译、审订与校阅的编辑工作。对于华文世界的读者而言，这无疑让人感到振奋，也进一步打开华文世界东南亚研究的视野。 ◢须纠正“懒惰”形象为何“马来人就是懒惰”是需要被重新审视的话语？作为一个社会学者，阿拉塔斯关心的是：在殖民时期，那些来自于学者、记者或不同作者对于马来人形象的描绘不仅会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并且“在部分有影响力的非马来人当中发挥巨大的作用”（65）。除了直接导致马来人在就业市场上面临歧视之外，它还会促使不同种族间的相互敌视与团结的困难。他认为，马来人懒惰的形象迫切需要纠正。别忘了，这是阿拉塔斯在1977年的写作。如此的担忧与眼光放在今日的马来西亚社会中，事实证明，它确实造成马来西亚整体社会处在一种紧张关系，甚至已俨然成为政客的谈资。在书第一至第四章的内容中，作者从既存文献中回顾并指出过去的马来人、菲律宾人与爪哇人——莱佛士认为他们是具有共同的语言并且保留着其性格特质与习俗（92）——的形象描绘，甚或是评价，懒惰都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在第五章中，作者则进一步指出，“懒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以‘缺乏’特定素质而不是以‘具有’特定素质为其表征”（136）。换言之，马来人被说懒惰是经由“不做什么”（否定式）而产生的。 ◢自立自主，甚少服务欧洲人在这一个论点上，作者进一步论证了在殖民时期的马来人是自立自主且甚少服务欧洲人，而且“不愿意成为殖民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一个工具”（137）。在当时的社会脉络中，马来人因为留在农村并且从事传统职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可是，这样的选择并不利于殖民政府的劳力需求。故此，马来人就开始背负上了“懒惰”的罪名。这或许并不难以理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类似的评价总是来自老板的口中，只因为不愿意完成超出负荷、不合理的工作。相反，华人崇尚的勤劳美德，恰恰（可能是）来自奴役式的劳动。如果我们已经得知“马来人就是懒惰”的话语、意识形态的构成，它来自在位者的一套评价系统的话，为何它一直存在于21世纪的马来西亚社会？首先，在巫统于1971年出版的《精神革命》（Revolusi Mental）一书中，阿拉塔斯指出那些奉行自由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哲学的作者群，就如同来自殖民时期的他者眼光，指责马来人的不诚实、不反抗、不理性思考——企图塑造传统马来民族性的特质。如此作法，它在马来社会中形构出一种虚假意识：“马来人因而成为了自己国家里的穷人”（244），从而也让政府得以规避自己原应改善马来社群的责任。最终，在位者再以此为借口合理化那些有利于自己以及商人阶级的计划，虽然是打着改善马来人社群的口号。 ◢马哈迪为“马来人至上”背书在《马来人的困境》一书中，马哈迪更进一步将马来民族性的论述本质化。作者指出，当时马来人的处境一直都没有获得实质的改善，加上政府的体制贪腐、裙带关系以及执行力不佳，在位者只能以此规避自己的责任，同时缓解自身的焦虑。书中除了采取遗传论，马哈迪也援引环境论和社会学的观点，为1970年代以“马来人至上”为核心的整套行政话语，作出辩护与背书。阿拉塔斯认为，马哈迪于书中论及的国家与社会改革，只限于马来人的态度和价值观。事实上，《精神革命》与《马来人的困境》所描绘的图像“顶多只能反映马来统治菁英的生活，绝不是整个马来社群的真实写照”（282）。论述与政策推行犹如鱼帮水、水帮鱼，形成一套可供在位者高度操作的话语。不仅仅是在位者，当国内民族间起冲突的时候，民族性往往也会沦为其中一方的攻击武器。在今日的马来西亚社会中，它很多时候更在不同公共场合上越演越烈。然而，关于民族性的论述，阿拉塔斯作出以下的提醒：“它不能与宗教、文化、仪式、体制、习俗与情境混为一谈，尽管在一个民族或社群的某个历史点上，它们全部或其中一部分可能有助于民族性的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得意识到自己所接收的论述、话语，是否为局部观点、是否存在着合理性，才不会因此落入殖民遗绪、在位者所形构的虚假意识圈套中。虽说这是一本严谨的学术专书，但略过相对〈导论〉完整交代作者对于议题发想与反思，乃至于如何对“懒惰”作为形象并成为一种社会评价，所开展的思想（理论）准备；内文通篇具有相当高的可读性（当然也得益于译者的翻译），对于大众的读者来说，它也是相当简洁易懂的。不过，若是大学生或研究生，〈导论〉近乎完整讲解了作者自身所采取知识社会学的取径选择缘由及所企及解构的神话，不失为是一种区域研究的方法教程。〈结论〉也以简短精悍的文字概括全书论点，也进一步勉励知识分子应勇于实践，开拓并展开属于“自己”的观点。上述的文字尚且无法将全书内容一一条列、陈述，只能期许自己能在有限篇幅中提纲挈领，帮助读者依循著作者论证的主轴，进一步对“马来人就是懒惰”作出省思。个人期许，这本书能够为我们的社会团结带来一点点（对话的）可能——实际上，这也是社会学家阿拉塔斯的期许。（原文上传于20/06/2022）一句“马来人懒惰”惹怒网民柬埔寨大婶遭鞑伐视频 | 指“马来人懒惰”惹祸柬埔寨大婶向柔王储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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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诗人的感受练习之书

《一个人的都市》是诗人的感受练习之书，但并非诗人过往不着重于此，而是在贴近个体存在的锚点——我，致使诗作读来更为内敛、内向。对诗人吕育陶的作品印象，我几乎仍停留在其针砭时弊、批判政治的强烈风格，其中〈我的五一三〉、〈我爱猪肉，猪肉爱我们〉都是鲜明的例子。这些作品后来都收录在诗人的第二本《黄袜子，自辩书》（2008），而陈大为更称此为诗人风格炼成之书。创作者到了一定的阶段，往往都会回顾甚或改变自己的写作，而《一个人的都市》也能见诗人不断盘旋在个人思绪的痕迹。今年，由有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的都市》是吕育陶的第四本诗集，一共收录了55首诗作。距离上一本诗集《寻家》已有10年之久，而国内、外的世界政局在期间也发生了不少大事，也都成了诗人的创作素材，如记叙香港政治事件的〈站中〉、〈站起〉，以及重温五一三历史事件的图像诗〈5月，1969〉。此外，当然也有贴近诗人日常生活的诗作，包括怀念诗友的〈那年你回到马来西亚〉，以及内敛抒情的〈故乡的云〉等。无论是从字里行间或诗的节奏中，或许没能在《一个人的都市》直接感受到诗人过往的暴烈风格与情绪渲染。但诚如其在〈后记〉所述，“诗对于我而言，是生活的纪录和文字的星空探索，我的诗都在记录当下”，“真实的我以及虚拟的我存在的当下”。可是，记录不仅于描绘、记叙，也涉及诗人的视角与观点，而以写于疫情〈一个人的都市〉的诗题为书名，其实早已揭示这一切：“抽离人群，远远地观看这都市，保持社交距离”。倘若如此，那也就不难理解〈独眼〉所透露的心境：“逼真的世界／像张缺一大角的选票／怎么选／都是废票”。我会这么说，《一个人的都市》是诗人的感受练习之书，但并非诗人过往不着重于此，而是在贴近个体存在的锚点——我，致使诗作读来更为内敛、内向。如早年诗人写的〈我们入侵SARS和禽流感〉仍停驻在“我们”这种生命共同体的集体性，而〈一个人的都市〉更关注于是“我—个体”：“这是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抵抗，防御”。这不会只是病毒所带来的转变。我们一样能在〈植牙〉、〈聆听〉、〈日常〉等录在辑一“秘密花园”的那些诗作，感受到诗人视角与观点的转向。不仅于此，有句诗是如此写道：“应该提着不满的情绪撤退／还是屯驻参与秩序的革新？”（〈秩序〉），这似乎也成了诗人写作上的提问。而它们分别在辑二“异变的文字”的诗作以突显诗人在文字形式上的操演，以及辑三“选择的权利”的诗作却更聚焦在个体身分（个体、公民、生而为人）的议题思辨。固然不是截然二分，毕竟也只是“将我剖开一半／再剖开一半／再一半”（〈那些微尘教会我的事〉）的结果。叶福炎 / 在失序的世界写诗叶福炎 / 诗人当起了左派叶福炎 / 但愿我们是彼此的陌生人叶福炎 / 西西·我城·素叶叶福炎 / 诗作为艺术装置的各种可能叶福炎 / 走不出的房间——龚万辉《人工少女》的召唤与告别【读家回顾】叶福炎 / 整裝待发：2022年马华出版的回顾、观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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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福炎 / 在失序的世界写诗

在张锦忠的导读中，他认为《迷路蝴蝶》是诗人晚期风格的开端，而《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蝉声》也延续了前一本的诗观与诗语言。在2018年出版《迷路蝴蝶》之后，诗人李有成相隔4年再推出其新诗集《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蝉声》。在诗集题名如此具诗意的背后，诗人在〈自序：在危机时代写诗〉中却是如此总结，自己过去4年以来的诗创作——“在这样一个攸关存亡生灭的危机时刻，诗能做些什么呢？”不仅是来自于诗人在新冠疫情下的省思，更是李有成一直以来对文学创作其淑世功能之用的实践。这本诗集所收录的诗作共计30首，并不算多。但是，大部分诗作的创作时间重合于疫情初始到结束。故此，诗集中有不少回应疫情期间的作品，其中〈新冠病毒彻夜未眠〉即是如此反思人类的生存、存在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在共生的世界，让记忆像群蝶／那样色彩斑斓，每一个色彩／都绘写着纯真美丽的叙事”。这无疑吐露出诗人期待和向往的美丽新世界。只是，我们仍需要“爱，需要学习，据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以诗记忆，以诗寄意在疫情所带来的失序世界里，诗人借由创作重新连结建立自己的新秩序——以诗记忆，以诗寄意。宛如〈扫叶人〉写的，“他弓身把落叶堆成时间／把时间堆成记忆，留下的／竟是幽邈难解的空寂”。诗人表示，或许诗那薄弱的社会性用途，不足以撼动坦克、阻隔病毒，但它寻求的是人们“纯粹的专注”，乃至于其根本上的超越。此为寄意。记忆则是如〈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蝉声〉所述，“因为失声，节奏随之失序／就像早秋的落叶，枯黄之后／只能勉力拼贴零碎的记忆”。然而，记忆总是夹带强烈的情感，或有共鸣、或有批判，因为“雨落在城市的巷弄／只是雨不会，不会落在——权力的回廊”（〈哀歌：很多孩子走了〉）。于是，在〈我写诗的理由〉一诗中，诗人模仿谷川俊太郎〈我歌唱的理由〉，记下老年妇人、中年男子、年轻男人、水电工人、外卖小哥，因疫情间不遵守规范的行为、活动，被开罚单了。情与景流荡在诗文之间，也寄意了疫情时代的人类处境。晚期风格的延续在张锦忠的导读中，他认为《迷路蝴蝶》是诗人晚期风格的开端，而《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蝉声》也延续了前一本的诗观与诗语言。只是，《时间》（包括《鸟及其他》中马来西亚时期的作品）与《迷路蝴蝶》所收录的诗作是以时间为主要命题，而《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蝉声》却是秩序。尽管如此，这也能见诗人在冷战年代的少年抒怀，一直到疫情期间的淑世写作，替读者们见证了一个跨时空且不同处境的危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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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福炎 / 当诗意碰上现实欲望的马华文学

2022年11月，由麦田出版社出版的《现实与诗意：马华文学的欲望》收录了黄锦树自2013年以来所发表的论文与评论文章。在作者自序中，他写道，从1991年开始发表关于马华文学的论文算起，至今也有30年之久。可见，这第三本个人论文集亦是作者从事马华文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里程碑与回顾。论文集的标题直接说明论文集的旨趣，即马华文学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文学不追求文学性，它所欲望的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从〈从华人史看马华文学〉开头的第一句话，即概括总结整本书的要旨：“马华文学一向被看作是星马华人最主要的文化创造之一。准此，它必然从属于华人史——它在华人史的内部。另一方面，以‘反映现实’为己任的马华现实主义又把华人史作为它的独特的欲望，而让华人史在它内部。” 因此，书名所宣称的“马华文学”是指“马华现实主义文学”。从“马华文艺独特性”、马共革命失败所需要小说，以及后五一三的流亡马华文学，作者都侧面论证了这一点。即使到了80年代，作者认为，马华文学仍是以此写作风格为主流。扛着现实主义大旗的驼铃更是如此宣称，只是两人的理解南辕北辙。除了“现实”部分的讨论，与其对照的“诗意”部分的讨论，也以〈寻找诗意〉和〈论非诗〉作为马华文学的一种诊断。同时，本书也讨论了许多个案，包括诗人陈大为以及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者宋子衡、菊凡、陈瑞献、温祥英、贺淑芳，还有张锦忠。实际上，书名的副标是以论文集最后一篇〈马华文学的欲望〉为名的。该篇文章是以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和金枝芒《饥饿》作为马华文学写作光谱上的两个极端，直接揭示被欲望所占据而导致写作上的文学性零度，其缘由是“马华文学并不必然以‘文学本身’为欲望对象，现实主义的欲望对象从革命现实到一般现实，甚至妄想成为华人史；大马建国后，国家文学一直是境内马华文学永远满足不了的欲望对象”。 “不要动辄就‘反离散’” 除去马华文学中的现实与诗意上的讨论，论文集中亦收录对学术上既有讨论马华文学论述框架的批评，包括海外华文文学、民国的向度，以及华语语系。对于有志于马华文学研究的学子，这无疑是善意的提醒：“希望至少大马同乡的马华文学研究，不要再糊里糊涂的动辄‘华语语系’、‘反离散’，而忽略了对既有的历史语境该有的理解，而在空洞的话语里流连”，即指理论、论述框架与现实、历史经验的差距，论者必须把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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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福炎 / 叙说一段留台人的北漂故事

若细数马来西亚留学台湾的历史，它已有70年的历史。不过，这段历史鲜少被完整地叙述或形成文字般流传。除了常见的学术抽象化或依附学术框架的讨论，更多的是来自于学长姊与学弟妹般私底下的经验交流，而且常带有传承的意味。目前，以多人共同撰写的两本回忆文集《我们留台那些年》与《我们返马这些年》，应属市面上相对拥有完整叙事的留台人故事。今年6月，杜晋轩第二本著作《北漂台湾：马来西亚人跨境台湾的流转记忆》可算是完成留台人故事的另一张拼图。作者留学台湾，其新闻与学术专业的训练，也在台湾的媒体行业寻得发挥之处。早前本着对留台故事的好奇与热情，也从历史的废墟与档案中，挖掘出政治受难者的故事，撰写了第一本著作《血统的原罪：被遗忘的白色恐怖东南亚受难者》。这本书也荣获2020年《星洲日报·读家》的十大非文学类选书。有别于《血统的原罪》明确的写作意识及其严谨文字，《北漂台湾》的行文叙述更接近说书人的口吻。从导论的一开始就阐明自己的留学台湾，以个人经验照映出这段历史的轮廓——哪些因素、哪些影响以及后续作用等，后面则开始说明历史背景与相关政策（第一、第二章），而从第三章开始介绍不同领域与相关的人物出场——当然，这自然是作者的分类。书籍采取说书人口吻的报导式叙述，或许也与作者的新闻专业有关。这样的行文可以让读者快速进入状况，同时它也能让写作门槛降低。虽说如此，纵览整本书也能感受到作者对于某些章节是较能够掌握，而有些章节则是写起来吃力，也较不自信。甚至，作者连基本的事实陈述也都搞错了。 “难免囿于此时此地的偏见” 以笔者相对熟悉的第九章〈泛文化〉，其中写到台湾的星座诗社是这么描述的：“1963年成立的‘星座诗社’，是由当时就读于各大学的东南亚和港澳侨生所组成的”（277）。这一描述完全把它当成是外籍学生的诗社。实际上，诗社的活动范围都在北部，而且多集中在台大、政大以及师大3所大学，也不局限于外籍生。“而且，与早期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时期追求“中华属性”（即视来台为回归‘中国文学’）的马华作家相比，……”（281），这即是把前面误解为“外籍生诗社”是对于回归中国文学的追求。从基本事实的错误到诠释偏误，这可能是此书的一大毛病，但也尽显说书人的本色。主编高嘉谦教授作序，他也说到，“当然也难免囿于‘此时此地的偏见’，或靠近台湾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或许，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应当留意书中的意识型态，是否具有基本事实的诠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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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福炎 / 被杀死的那只狐狸可曾出现？

在马华年轻写作者群中，写散文的人是相对多（写诗、写小说的偶尔会写些散文，这也是常态），但以散文作为长期耕耘文类的写作者，却不多。当然，时间也淘汰了不少人（或者是自己掉队了），而黄子扬是仍在写作的其中一人。近期，由有人出版社出版的《徒手杀死那只狐狸》是他第一本散文集，收录了他过去近10年的写作。书以有趣的名字命名，也是其中一篇作品的题名。〈徒手杀死那只狐狸〉讲述“我”与“左”之间感情所面临的现实考验——物理距离的一座海、爱情与面包的选择，还包括了对生活的想像；而叙事最终“我”把玫瑰送给了卖“我”的白兔女孩，或许“我”正是在此刻杀死狐狸（吗）。然而，写作者却不愿意这么写或说，只写说“左终究回到那座鱼与狮子的城了”。类似的叙事症状，也不断出现在其他篇章（尤其是辑一“青春过敏原”）。再回头看，几则推荐语中对于散文集文字叙事的形容：“轻轻的，静静的”、“疏离而亲密”、“疏离而安静”、“藏起来”。如果将书名作为整本叙事的主轴，它带来了一个疑问：被杀死的那只狐狸可曾出现？林春美于序中最后的提醒，也告知一二。整本散文集的基调是在告别少年时光，大学生活、亲人于成长中的离世、童年回忆等，也有些踏入职场后的夜间城市呓语。作品并未按照发表时序，或者拥有一条明确的叙事时间线，读者阅读起来有时不免有点错乱。这不打紧。即使进入单篇所开展的世界中，很容易被忽然收束于某个句子（可视为是对某段叙事的定义）打断，加上“我”的世界中所出现的各种名词、专有名词，轻易地将应被叙述的情感给取代了。陪阿爷度过丧偶难关书中写得最好一篇作品〈水咒〉，借由对“你”——“嬷嬷”讲述“我”陪伴着阿爷度过失去妻子的那些时光。除了保持着一个适当的观望距离，水的意象运用以及临场感的呈现，恰如其分；加上作者所擅长流动的写作方式，其实里头也潜藏着自己对于嬷嬷的思念。这是散文集中少见的完整叙事。可惜，这样的写作在面对到“我”的叙事篇章中，却开始隐藏起来。然而，“流动过程中必须看到水底下有什么东西，他没去深写”——这是锺怡雯在花踪文学奖中担任散文评审时，在针对〈百变狸猫〉在写作上所指出的瑕疵。或许，这就如作者在后记自陈的：“散文是用来面对自己的，但过去写就的散文，字中隐晦，其实都是我用来逃避自己，那个还没准备好面对的自己”。散文，或许不为的是真实，而是诚实与真诚。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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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福炎 / 冷战与《蕉风》的時代意义

在林春美教授《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一书之后，《蕉风》所具有文学意义上的重要性，开始获得一定规模的学术研究基础。不仅是文学史的某个切面，它几乎参与并见证了整个马华文学史的发展。虽然2016年也曾举办针对《蕉风》研究的研讨会，但如同过去所说的，这方面的学术累积甚少，也一直是待探讨的对象与领域。今年4月，《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蕉风研究论文集》一书的出版，无疑是一种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展现。《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乃集合众人之作，除了来自不同学门的研究者，也有兼具蕉风编辑与研究者双重身分的作者。如此多重的身分交织成不同的观点与视野，也进一步凸显《蕉风》自冷战背景下所创办的时代意义。那些经由文学与政治所交互形成的课题，即黄锦树于绪论指出的：马来亚化（本土化）、现代性（现代主义）、文学的自主性、大众化。论文集的内容一共分为3辑：冷战与国族想像的讨论、编辑的思想及其实践、现代主义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路径与可能。在辑一的内容，王梅香〈香港友联与马华文化生产〉一文列为首篇，除了是作为一个文学杂志大背景的陈述，借由文化中介理论指出香港友联人于马新的文化实践；而接续着庄华兴与林春美二人则是分别指出，南来文人实践的背后其国族的想像乃是不同路径：前者是左、右翼思潮的角逐；后者是本土的、马来亚化的实践。除了行动者及不同想像的路径，黄国华从【采风】栏位的文本及其翻译，探讨《蕉风》是如何参与并回应当时的国族课题。在辑二的内容中，4位作者分别讨论了《蕉风》编者的写作及其思想实践。贺淑芳论方天的写书主义书写、林春美论白垚的再南洋、邓观杰论黄崖的大众化实践、张锦忠论陈瑞献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些论述分别呈现不同时期的《蕉风》及其时代脉络，与其所需回应的课题。同时，作为马华文学史的侧面，它让原本隐形的文学场域轮廓得以浮现——那些左翼文学的阵营，只是这还有待进一步的探勘与讨论。现代主义：马台的文学交流《蕉风》经常被当作是现代派的阵营。除了预设写实派作为对立面以外，它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存在。如此的宣称，正是黄琦旺试图要反驳的。她认为，马华文学有属于本土的现代主义的可能；郭馨蔚则是指出《蕉风》的一波现代主义展现了马台两地的文学交流，包括了作品引介与思潮推动，当中白垚的新诗再革命是重要证据。从文学接受与影响的角度，李树枝尝试论证余光中在《蕉风》的登场是一种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阶段性发展。最后，张光达的论述可视作为是对现代主义之后马华新诗的一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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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福炎 / 中文老课本作为一种历史见证

在中小学的学习历程中，我相信多数人都很讨厌课本。除了大量占据书包空间、背起来沉甸甸之外，它的编排与色彩仿佛制造一个梦境，随时就能带学生进入梦乡。当然，随着时代改变与进步，现在的课本图文并茂且活泼，早已摆脱刻板、陈旧的模样。但是，你可曾想过，那些比我们还要早出生的中文老课本，究竟是什么模样的呢？ 2017年，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一本小书《褪落的书页：砂拉越中文老课本》。该书汇整了从20世纪20至70年代前后，砂拉越学子在华文学习环境中所使用的老课本书影及目次。编者提及，为了减少对中国编辑及出版课本的依赖，政府减少输入及进行严格审查之余，也开始编纂本土中文文史地的课本，即书中所汇整的老课本。小书的页数不多，多以书影呈现，再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与使用状况的说明。从书籍的目录中，我们就能发现到旧时的教学内容与现今的教育，相当不同。或许因应认同教育的需求，课本有不少的砂拉越在地历史、政府体制的相关内容，甚至有属于在地的公民课本——这些都显示了当时教育体制对于在地认同的强调，而且并不全然以国家为中心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褪落的书页》汇集的多为小学高年级生适用的书影。不过，许多学科如《公民》、《地理》、《历史》、《常识》等，这些在现代的教育制度下却成了高年级的学科。观其书影所呈现的局部内容，却又能发现其程度已来到现今的中学生程度。当然，这并非贬低现今教育课程内容程度低落，而是能够发现早年教育更在意内容知识深度。与之相对的，现今教育更强调思维逻辑的教育。至于哪个更好，两方一直都有不同意见在辩论。培养在地意识借由小书的窥探，中文老课本显然作为我们的一种历史见证。虽然暂且无法阅览这些课本的全书内容，但从学科、目次以及部分内容——尤其四册的《沙朥越及其人民问答》，不难想见教育有培养在地意识的功能存在。无形中，这也在提醒我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学生都得时刻反思与质疑，乃至于批判教育背后所具有的国家机器，正在运作。这些自然是后话。老课本成为历史材料能够为我们补足历史空白的一页。虽然编者坦承，无法确保小书中的简介及说明是否完全准确，而这工作也有待进一步补遗与修订。我想，这有待感兴趣的研究者进一步揭示战前乃至于1970年代期间的华文教育。期待这项课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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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福炎 / 乡土，复始之地？

结束32期《马华文学》杂志刊物，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简称“作协”）改以主题征稿的方式，把众多作家的文学作品编辑成一本专书，取代文学杂志的形式。在〈主编的话〉中，胡清朝表示，这具有代表的主题专书，乃延续着早期李天葆编《没有别的，只有存在》（1998）、李忆莙编《马华文学2009：时光旅行》、曾翎龙编《作家的家》（2010）的主题书。不过，因各种不确定因素，这一类的出版计划并没有延续下去。作家群横跨老中青作协再次重启这一计划的出版系列，以“乡土”为第一本的主题，如主编所言是“启动新的出发，寻回失去的故乡味道，承接这些新故事的发现”。而且，作家群横跨老、中、青三代，也显现出马华这一小文学的集体力量。可惜，这本主题书并未对马华的“乡土文学”多作诠释，哪怕是一小篇的导论都足以让不同背景的中、港、台读者，更进一步掌握非雨林、胶林的马华文学。除了不同世代的作家、写作者，合集也收录新诗、散文和小说3种不同文类体裁。尚未能从编辑方式理解其用意，但也看出“乡土”的不同写作方式，两相所交织出来的“文学效果”，也不尽相同。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新诗的叙事节奏中保留更多声音、场景；散文更多以回忆的手法写出自己的家乡（而这就是所谓的乡土吗？）。至于小说的部分，有些篇章游走在散文和小说的模糊边界，读来着实让人困惑——这是否也考验着小说创作者对“乡土”的诠释？追忆，需要时空距离不过，纵览《复始之地》所收录的众多作品（新诗19首、散文35篇、小说9篇）中，“乡土”可以理解为以下几种不同层面的意义： ❶不同年龄层的创作者以文学距离（意即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遥想家乡、童年，也是不同世代的乡土之音； ❷文学叙事见证了国内的社会变迁，只可惜编辑并未按作者出生年份排序，否则我们就能看出更明确的时间线； ❸“乡土”作为一种界线，它在文学上让我们看见写作的临界点——对乡土的想像，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是打开读者不同经验的交流可能。或许，马盛辉〈叫我如何写故乡〉可当作这本合集的代序。他写到，“没有异乡，又哪来的故乡呢？”这即是上述所言的“文学距离”。当然，这不意味着唯有异乡人才能写“故乡”（或者另一个替代词“乡土”），而是追忆本身所需要的充分条件，也含括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当然，马盛辉作为早到的见证者，乡土对他而言，有更进一步的解释：“现在的‘乡愁’不是怀念故土，而是愁没有乡没有土”。我想，这就是《复始之地》的意义所在。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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