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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耿瑾

​韩江百年校庆的那一年,我负责编写《韩江百年·历史影像集》。在收集及整理照片的过程中,可谓困难重重,学校自身留下的照片非常少,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都无法找到。后来,部分重要的照片只能在委曲求全的情况下,翻印自早年出版的纪念特刊。虽然图像模糊,效果不佳,但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我相信这是很多学校在整理校史,筹备校史馆期间普遍上会遇到的难题。 在众多珍贵的照片中,就包括1958年林连登翁铜像揭幕典礼的纪念照。林连登不仅是韩江小学的创办人之一,也是韩江中学的创办人。可以说他自韩江中小学的诞生,乃至日后学校发展的过程中均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槟榔屿韩江学校同人为了纪念林连登献地捐资的贡献,以重金聘请泰国御用意籍艺术家为其铸造铜像。1958年10月11日,由联合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为矗立在行政楼前大草场上的林连登铜像主持揭幕礼,观礼嘉宾包括槟岛各民族领袖、时任马华总会长林苍佑、槟城首席部长拿督王保尼、工商界翘楚、韩江各位董事等,仪式非常隆重。首相在当天的致辞中赞扬了林连登在社会慈善事业、经济、教育各方面的贡献,将他视为我国青年的楷模,并表彰他“忠于邦国美德”。这对于处于独立初期各民族间尚未完全融合、华校超龄生问题、学潮事件等充满争议和纷争的年代而言,毫无疑问,国父此番表态具有特殊重要性),可被解读为他不仅认可华人在各领域对国家的贡献,同时也充分肯定华人忠于马来西亚。这就是此照片的珍贵之处。可惜的是,韩中并没有原照。虽然此照片曾被刊用于《韩江中学50周年校庆纪念特刊》(2000年)。但这些特刊内的照片除了清晰度不够以外,还被裁剪为半圆形,无疑局限了照片的使用性。 在书籍出版的4年后,本地一位收藏家(下文简称“藏家”)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近期收到几张老照片,其中就包括林连登铜像揭幕典礼的纪念照,并表示稍后会分享这些照片。我当时迫不及待地私信他,询问有关照片的情况。该照片毫无悬念是韩江中学没有的珍贵照片。然而,我却陷入两难之中。曾经在韩江华人文化馆任职的我,脑海中出现的第一念头是如何劝说藏家无偿捐赠。但另一方面,我有收藏界的朋友,因而理解藏家对藏品的情感与执念。就在我犹豫之际,藏家主动说明愿意捐赠图档。他的热心与无私是我始料未及的。最终,水到渠成,照片的图档回到了韩江学校。 勿“道德绑架”藏家 这事引发我进一步思考,博物馆在遇到珍贵的文物时,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对待收藏者?鼓励藏家无偿捐赠?还是建议有偿捐赠?传统上,博物馆通常采用对自身最为有利的方案,即劝说藏家无偿捐赠,因为博物馆作为专业单位能更全面地保护、研究和展示文物,并能营造舒适的环境供大众参观。然而,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收藏家,在思想及态度上已出现变化。老一代的藏家更多是本着服务社会的想法而愿意无私割爱,这种做法是不计金钱及时间成本。而年轻的一代则认为,每件藏品都是经过一番曲折才能获得的,为何要无偿捐赠?为什么博物馆能“大义凛然”地获得文物,而不需要花任何的金钱和时间? 就像上文提及的照片藏家,他曾多次询问卖家,经历了长达半年的等待,经过失望、筹集资金等种种的曲折后,最终才成功购得照片,其过程中的甜酸苦辣是难以言喻的。此外,再加上藏家对他们的藏品的热爱及收集的嗜好,在此情况下,博物馆要藏家割爱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如果博物馆依旧站在原来的立场对藏家进行道德批判,这只会让藏家觉得自己被道德绑架。在反感情绪的作用下,藏家只会关起交流之门。这对博物馆而言,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那么,要如何才能达到互惠的局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不要求捐赠藏品的情况下,博物馆可以通过文物借展或共同策展的方式与藏家建立合作关系,至于老照片则可以捐赠电子图档的方式取得展出及出版的使用权。对藏家而言,可以通过与博物馆的合作与公众分享他们的珍藏;对博物馆而言,则可以多元化展览内容,充实博物馆的展示品,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同时,双方都能以此达到教育公众的目标。 至于文物保护方面,博物馆的相关人员可将文物保护的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分享给藏家,或与藏家讨论出合适的收藏及保护方法,让民间藏家也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延长文物的寿命。另外,博物馆可通过与藏家的接触,了解藏家手中有哪些珍贵文物,并记录存档。日后,博物馆有需要还可与藏家进一步联系,商讨各种合作的可能性。 这种互惠的做法不仅有助于文物的保护与传承,还能够促进双方的合作和互动,使文物得以更好、更全面、更有效地被利用和传播。 共存共荣应该是博物馆与藏家的共同发展目标。
7月前
在槟城,只要是文青,没有人不知道兴巴士艺术中心(Hin Bus Depot)。从兴巴士艺术中心的正门直走到尽头,转左有一道不太引人注目的铁门,走进去就是由废铁回收厂改装而成的COEX@Kilang Besi共创空间。 虽然去年就已经知道COEX@Kilang Besi共创空间,但一直都抽不出时间去那里逛逛。直到丽珠、家源的工作室及岛读书店搬到共创空间后,在探访他们之余也顺便看看共创空间的环境。这个地方可分为3个区域,中间是一小片的绿地,一边是创办人建筑师梅志雄的建筑事务所,另一边则分割成多个小型空间,已经进驻了岛读书店、汉堡包店等初创及小型文创企业。 其中一家小店特别有趣,它是Ben Rongen创立的“BEN RONGEN- Historic Artifact Jewelry”品牌店。Ben曾是一名海洋考古纪录片摄影师。2000年,他与瑞典海洋考古学家Sten Sjostrand合作,拍摄Sten在南中国海发现9艘沉船的过程中,他对中国古代瓷器及其优雅的纹饰产生浓厚的兴趣。只要谈到他收藏的瓷器残片,Ben总是可以滔滔不绝地分享他的经验与见闻,这份热爱开启了他日后对瓷片艺术加工的旅途。他将从明代万历号打捞上来的瓷片一一洗净,并打磨瓷片,再运往峇厘岛进一步加工。 有的瓷片镶在银制的吊坠、耳环、戒指上;有些瓷片则镶嵌在木器中,如碟子、盘子、垫子、盆子等物件中,将本来废弃的瓷片华丽变身为首饰及各种工艺品。另外,Ben还特意为每件加工后的瓷片配上保证书。其实,这种废物利用的方法不是新鲜事,早在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市场上已出现将瓷片制成吊坠,或将瓷片镶嵌入银盒的做法,主要作为纪念品售卖给游客。然而,两者之间是不同的。Ben不仅强调瓷片的历史文化价值,他的创意还发掘出瓷片的多面性,让瓷片以不同的面貌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得不承认,他赋予瓷片新的生命力。 对于收藏瓷器的人来说,他们看重器物的完整性和收藏价值。未经加工的瓷片,它是否有收藏价值呢?像Ben加工后的瓷片饰物及工艺品是否具有价值呢?瓷片又可分为官窑和民窑的,官窑瓷片是否有更高的价值?民窑瓷片是否就一文不值呢? 瓷片虽然丧失了作为器物的原始功能,但它们依旧具有历史、艺术及收藏价值。任何品种的瓷片都有它们自身的价值。它们承载了工匠的灵感和技艺,也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触摸及欣赏瓷片,我们可以与历史对话,毕竟每一片瓷片都是一个独特的载体,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历史与记忆、发展与变迁。 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瓷片的纹样除了题材、创意等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以外,也能让古玩爱好者欣赏,满足审美需求,就如明清时期景德镇的民窑大量生产青花瓷 ,由于分工细致,负责彩绘的熟练工匠往往能行云流水般地绘制出人物、山水、动植物等纹样,随意几笔就已达到神形兼备的效果,几乎像是瓷器上的水墨画。此外,学者通过分析瓷片的各类纹饰题材,可总结出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及市场需求。瓷片上的纹饰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具历史价值。文物研究专家学者通过对纹饰的分析,能揭露其背后的文化及历史意义,为文献史料以外的资料提供实物证据。 从学习鉴定古瓷及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不管是官窑还是民窑的瓷片,它们的价值不仅仅限于精美的纹饰而已,而是学习古陶瓷专业最有用的实质教材,教科书上说明得再仔细也无法替代来自各窑口的碎瓷片。透过观察及把玩瓷片,不仅能了解瓷胎的颜色、透明度、泥质的粗细、疏密的情况,还能从中看出釉层的厚薄程度、彩料表面的粗细等。经过对不同瓷片的比较就能了解及区分中国各地窑口瓷土的质地及历代施釉的方法。 以瓷片为标本,对于古玩爱好者、学者来说,是学习鉴定瓷器的最佳途径,它的收藏价值就不言而喻了。此外,瓷片的价格远远低于完整的瓷器,相对容易获得,这也是瓷片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瓷器有假货,瓷片也有假货。有价值的物品自然就有仿品,市场从来不说谎。 Ben将瓷片加工成饰物和工艺品,同时强调它们在历史文化上的意义,不仅为瓷片开启了再生之旅,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欣赏中国的艺术之美。Ben的宣传文案写道“拥戴一片历史文化”,这是否触动了你?
8月前
    不管是参观博物馆、书画展还是摄影展,对我而言,参观展览究竟是件乐事。   好友暐义于今年12月在其母校“锺灵创校105周年暨校友回校日”期间策划了《拓影墨韵——继程法师拓片书画作品展》,画作售卖所得将用作购买校地。圣诞前夕特意前往参观叙旧。   此次的展览与一般的书画展不一样,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作品是古物拓片、绘画与书法的相结合,这是本地书画界少见的艺术创作手法。所谓的拓片是用纸墨拓印出碑刻、青铜器等文物上的文字或纹饰。传拓技术始于六朝,最初用来拓印汉魏石经及秦刻石。早期是以石碑和青铜器的平面拓为主,后来清代嘉庆年间发展出全形拓(又称立体拓),即用纸墨传拓青铜器,让青铜器的造型立体地展现在纸面上。 与古物的一场对话   全形拓技术的产生与清代金石学的兴盛密切相关。清政府为了加强思想管制、巩固政权而大兴文字狱。由于文人士大夫无处施展抱负,进而将做学问的精力转向金石学的研究,借此追溯本源,启智修身。当时文人间对金石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古代的交通及科技不及今日发达,再加上古物(主要是青铜器)年代久远易损、体型巨大等因素,古物要在文人间相互流传实属不易。因此,全形拓技术便应运而生,就像今日的影印技术,只要能掌握此技术就能拓出无数的拓片。拓片除了方便文人之间的交流、研究、欣赏、收藏以外,还有利于青铜器等古物图像的流传,可以说“传古”是全形拓的最初产生的原因。后来,由于墨的浓淡展现出器物造型及纹饰的韵味,与中华文化大道至简的审美观是一致的,进而衍生出器物拓片也可作为鉴赏之用。   “传古”和“鉴赏”的两种功能衍生出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前者讲究图像的真实性及清晰度,要求原器传拓,是金石学家所追求的;后者则讲究意象,在书画的审美观下其拓片相较于前者草率,讲求器物的古意与墨的韵味,是书画家进行艺术创作的素材。两者各有优势,同时也相互影响。   此次的书画作品主要是结合“传古”与“鉴赏”的功能进行全形拓,除了传统上的青铜器、石刻拓片以外,还包括瓦当、画像砖、木雕、陶瓷、湖石的拓片,取材自由且丰富。在全形拓的基础上,继程法师再进行书画创作。这种全形拓入画的风气最初盛行于清末民初,当时的文人除了热衷于金石学研究以外,还善于书画、鉴赏古物,所以能够将全形拓与书画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今日的继程法师继承前人“古意”,凭借着对全形拓中古物的理解,再加上法师本身对佛法的体悟、对书画的审美意趣,而进行一系列具有古意、禅意的艺术创作。   可以说,全形拓入画为古物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让古物从清末开始除了是古玩及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以外,还以画作的形式进入百姓家,供人雅俗共赏。一直以来,我们普遍认为古人、古物与历史离我们很遥远,然而清代的文人以全形拓入画,不就是清人与古物的一场对话吗?今日的继程法师和看画的你我,何尝不是今人与古人的交流?“古”与“今”在画作上超越了时空的限制。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