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才易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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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我伸手抓住的一块浮木/吕才易（古来）

这天星期日，他从新加坡回到小村子来，找我聊一聊。小学毕业后，他辍了学，跑去新柔长堤彼岸做建筑，见识大场面。我们都家境贫苦。不过，他虽然不能升中学，却可以走出村子去学得一技傍身，而我只有眼巴巴地看别人升中学，看人家出去闯荡。那时，我十六七岁，和他年纪相若。不幸的是，我父亲在我14岁那年病逝（1957年岁末。同年8月，马来亚独立），母亲由于肾结石手术后体弱多病，也不能工作了。我一共3兄妹。我排行老大，下来是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必须尽力扛起这个家。同时，我担心母亲的健康，害怕她突然和父亲一样离我们而去。当时，村子里有一辆英国殖民地政府指派驻扎沙令的德士，和一辆私人霸王车。中午，从橡胶园割胶回来，我经常包他们的车，忧心忡忡地带母亲进出古来、士乃的诊所和药房，甚至远至新山的中央医院。此外，还有一个困扰：我家没有自己的房屋，长年寄宿人家橡胶园的胶工宿舍。刚在紧急法令下迁入新村时，我们一如既往住在眼下的张秀科橡胶园胶工宿舍，父亲每天踏脚车载我赶去四、五公里远的橡胶园割胶，母亲和弟弟妹妹留在家，长此以往总不是办法。不久，幸亏父亲找到和村子相距1公里左右一个印度人的小园丘胶号，一家人便搬去同在村里的小胶工宿舍。父亲上工如常踏脚车，回程时脚车后座的四方锌片桶装着胶汁；母亲、我、弟弟和妹妹一早步行去胶园干活，生计总算解决了。我们3兄妹下午工作回来才去学校上课。这样一直到我14岁那年父亲撒手尘寰。两个做管工的宗亲苦劝母亲搬回张秀科宿舍，以便有个照应。我们兄妹这时也学会了踏脚车，可以去较远的张秀科胶园割胶了。本来，割胶是半天的工作，但自从此间沙令华小张白萍校长首创的初中补习班夭折之后，我只有待在宿舍里，找不到下午工来做，以补贴家用。大约在1959和1960年间，村子宣告为白区，我也曾在晚上和友伴们踏脚车去士乃华小补习，张镜生和蔡业新两人是我们的老师。然而，这些班级也是昙花一现的，很令人失望。万般无奈下，我自己找书来读，也幸而我之前已经不知不觉爱上书了。也是苦水中的大幸吧。小学三年级时，来自新加坡的班主任郑育华女老师在课余讲了一则《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引起我找书来读的兴趣。后来，又有张白萍校长拿《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连环图来卖。我和张玉星同学合资购买。升上四年级，我年终考试第二名的奖品就有一支钢笔和一本故事书。我的阅读兴趣就这样产生了。那一段凄风苦雨的日子，由于失学的打击，我感到外面的世界使人苦恼，只想静悄悄地躲起来。书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无形中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我最先接触的儿童刊物是香港出版的《世界儿童》，张白萍校长卖出的。它曾发表我的一篇习作。我先后读过的少儿刊物有《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和《少年旬刊》，全都是香港出版的。在马来亚出版，我订阅的是《学生周报》。《世界少年》曾刊登我的一则小故事，使我高兴了好几天。《学生周报》的编者称赞我一篇记述橡胶园故事的习作有温暖的人情味，并指出文字上的错误。我不知怎的在文中写道：“大概下的是冷雨吧……”编者纠正说“雨本来就是冷的”，实在感激。除了上述的定期刊物，我之后也从新加坡世界书局邮购初中和高中语文课本，以及一些别的文艺书籍。这些课本，我囫囵吞枣地读了，但没有老师指导，究竟吸收了多少，自己压根儿说不上来。过后，每当我割胶拿了薪水，便会搭车去新山的友谊书局和邻近古来的昆仑书局买书。大文豪鲁迅和五四运动时期的作家如巴金、茅盾、叶圣陶、张天翼、沙汀和艾芜等作家的作品，我也陆续买了好些来读。我追读当年《南洋商报》总编辑连士升连载的《海滨寄简》，获悉一些文史知识和读书方法。我读《星洲日报》社论主笔李星可编著的关于标准华语的著作。我听新加坡电台的华语广播，也作笔记。提升自我和想当作家是两回事我爱读香港作家黄思骋的短篇和中篇小说；他规范、浅白、流畅，口语加上适度欧化的文笔很吸引人。我心折于中国来港的作家何达（陶融），在香港出版的《伴侣》杂志专页〈伴侣诗园〉一力推介的浅白简短、贴近生活的诗。我喜欢古诗词。我也读外国的翻译小说，如莫泊桑和契诃夫等。契诃夫是首选。我读一年政府为推广国语在村中民众会堂开设的马来文成教班之后，自己努力自修。有一回，我去古来昆仑书局找书，和蔼可亲的老板看见我又买六、七本书，问我这些书要不要一个月才读完。我回答说不用。那时年少精力充沛，我每每割胶回来之后，就整个下午埋头在书里。另一回，也是在昆仑书局，一位坐在柜台前的小姐看见我拿这许多书来结账，好奇地翻回头来看看。我想当时映入她眼帘的该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少年啦。即使当下，我依然故我，一个土里土气的老头穿着小儿子给的，红白灰黑，或印着学校、庙宇、公司，以及公共团体标志的T恤，肆无忌惮地走在大街上，随手拉来一个老儿都能轻易地把他比下去的。我回顾往昔向新加坡世界书局购买书籍一事。我还记得当年马新两地货币等值、通用。我把现钞装入信封，信封上交叉打一个大“+”字，以卦号信寄出，万无一失。我也曾收到香港《伴侣》杂志以马币计算的稿费。往昔，人们大抵纯朴善良，当今可真是彻底变天了。这是一座长二、三百呎（英制），两列房间背靠背并立，两头附设公用厨房，一字排开的长长的胶工宿舍。当父亲逝世后，我们从村中东南面的小园丘宿舍搬回原先这长廊一般的宿舍来。这个拥有二三百依格橡胶园的园丘宿舍，住着七、八户携带家眷和几个单身的胶工，俨然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倒冲淡了些我们丧失父亲的哀戚。我们孤儿寡妇入住一间整百平方呎的房间，里头除了摆一张母亲和妹妹的床，一张放置应用物品的桌子，以及一个父亲生前亲手做的衣橱之外，剩下的空间就不多了。晚上，我就和弟弟沿着用山树做的梯子爬上屋梁，睡到铺在上面的木板去。我又在靠门边的一面墙壁钉了书柜，整齐地排列着书籍。自此，有好多年，我中午从橡胶园放工骑脚踏车回宿舍来，就一直躲在这狭窄局促的房间里看书、涂鸦。母亲和妹妹的床一物两用，权充我的书桌了。我那位在新加坡闯荡多年的朋友，一面和我聊天，一面随意翻看我写在单线簿上的乱七八糟的文字，脱口而出：“哦，你想写文章出名，难……”他摇摇头。我一时为之语塞。然而，我始终抱着一个简单的想法，谁都可以写作，在困境中努力不懈提升自己，和有文学才华的人发奋写作去做作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现在，我是一个已经退休的普通平常的建筑工人。

2年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