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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上个世纪30年代张中行在北京大学求学,选修刘半农“古声律学”,听课学生十几人,1933年9月开始,第二年6月结束。刘半农说声律课与数学息息相关,可惜学生只学过一点数学。知道后刘半农皱眉,上课尽量深入浅出,学生却依然莫名其妙。“比如有一个怪五位数,说是什么常数,讲声律常要用到。”张中行虽然一知半解,到底有收获,从此明白声音美恶和作用。其他老师只说“五微韵使人感到惆怅之类,半农先生则是用科学数字,讲明某声音的性质的所以然。” 考试提前,因为刘半农要赶到西北考察语音。张中行惊觉自己是唯一学生,其他都是旁听。《负暄锁话》记考试一幕:“在半农先生的休息室。题尽量容易,但仍要他指点我才勉强完了卷。半农先生笑了笑,表示谅解,给了70分。我辞出,就这样结束了最后一面。”刘半农在西北途中染上回归热,被送回北京几天后过世,享年43岁。 知刘半农,因为我朗朗上口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歌词是他所写。后来研究胡适,对这位五四文学革命支柱多一份了解。胡适、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主张后,钱玄同和刘半农认为反响不大。商量之后,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旧文人立场,给《新青年》编辑写信,综合各种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观点和理由。刘半农以编者身分,逐一回应,借唱双簧,引读者注意。虽有大业意图,胡适对凭空捏造的“王敬轩”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周作人在〈王敬轩〉一文也认为刘半农“年少气盛,笔写得滑了”,但是他在多篇回忆文章正面评价刘半农,认为他为人真诚,“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 北大除3位属兔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名闻天下外,另有卯字号人物也不少人提及。“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这是刘半农去世时周作人所写挽诗。“丁令威”指学道成仙,后形容人过世。“卯字号”是北京大学文科老师办公室,革新派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保守派如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出入期间,偶有对峙气氛。周作人谈起这段故事,说办公室“不知什么缘故,普通叫作卯字号”。卯字号有逸事可传,这里有两只老兔子和3只小兔子:“因为文科有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3人则是辛卯年生,那时胡适之、刘半农和刘文典,在民六才只27岁”。 耿耿于怀没有博士学位 刘半农脑筋灵活,思维开阔,在《新青年》发表不少文章。陈独秀被聘北大后,推荐他给蔡元培,没有中学文凭的刘半农因此在北大有一席之地。刘半农是杂家,除了语言专业留下著作外,写过不少文言小说,刊登在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杂志,因此有“礼拜六”作家之名。他有音乐基础,写过不少歌词。他也爱写小品文和打油诗。业余癖好是照相,在非职业摄影家里,张中行说他造诣第一,留有著作《半农谈影》。 “我来北地已半年,今日初听一宵雨,若移此雨在江南,故园新笋添几许?”这是刘半农的〈听雨〉。癸卯春节,想到几个属兔的人,找了有趣典故消磨假日。〈听雨〉,可在优管下载,这是额外调剂。〈听雨〉作于1918年,赵元任谱曲于1927年,是赵元任为〈教我如何不想他〉谱曲后一年事。《赵元任年谱》说此曲以常州古诗调为基础,但是时间“差不多改得慢一倍。假如照平常常州吟诗的调儿吟起来……一遍只十几秒钟工夫,这几点儿雨似乎不够使‘故园新笋添几许’了。” 赵元任和刘半农1921年相识。从美国赴欧洲进行为期一年学术访问期间,赵元任急见刘半农,欲知其汉语字声实验结果。刘半农耿耿于怀没有博士学位,1920年离开北大到英国伦敦大学院学习,1921年转到巴黎大学,只因巴黎物价相对便宜。靠着经常被拖欠的官费,一家五口生活拮据,他却能耐贫守挫,用功求学,平时不与人往来。经张奚若介绍,赵元任找到刘家,二人见面即如故知。杨步伟在《杂记赵家》记之甚详。 赵元任要照相留念,刘半农说挨苦“是因为要得这个臭博士”,家人不曾换过新衣服,像叫化子,照片就是“叫化子相”。刘半农为人风趣,他要双生儿子趴地,作讨饭样子。刘半农1925年完成学业。杨步伟说写刘半农窘境,是“为了给大家看看当年的这些学者是怎么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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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诗经·郑风·风雨》全诗三章,不长,共48字,大意说风雨凄凄,鸡鸣声急。见到此人,如何不兴奋?风雨潇潇,鸡鸣不断。见到此人,如何有病?风雨交加,天色昏暗,鸡鸣继续。见到此人,如何不欢喜? 诗本有乐,可惜乐已失传。〈风雨〉每章只换几字,容易上口,层次分明的节奏感显示作诗者音乐基因。清朝李光地曰:“鸡初鸣则喈喈然相和,再鸣则胶胶然相杂,三鸣而将旦,则接续以鸣,而其声不已矣。”一波接一波,读得如此细心,让诗更加余音缭绕了。 《毛诗序》解释此诗说“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社会意识因此而得,其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二句为人所知。儒家对知识分子有期待,要有担当精神,要不平则鸣,在险恶的环境中积极介入政治,纠正失序乱象。 我念大学本科时,在吉隆坡大众书局买过一本苏雪林著作,书名《风雨鸡鸣》。苏雪林为人直率,文字奔放。序文中清楚表明反共立场,并大骂鲁迅,说他是“土匪大师”。那时意识形态骂战层出不穷,是是非非,读后便忘。 徐悲鸿1937年抗战前夕在桂林所画〈风雨鸡鸣〉也从〈风雨〉中吸取灵感。一只雄鸡昂首挺立,似鼓励被欺压的人勇往直前。落款引《诗经》原句,写有“悲鸿怀人之作”,又似有凄苦心情。颠沛流离之无奈,涌现笔端。 扬之水在《诗经别裁》分析〈风雨〉,《毛诗序》释“君子”句虽有独立于诗外的深刻意义,但是她认为文学“并不存在一个明明白白的是与非”,读诗不能如此断案,因为“诗意虽好,情意却平,实际上它的原意也许只是表达了一种最平凡最普通的情感”。又说朱熹在《诗集传》早已点出两情相悦主题。朱熹原话是“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所期之人而心悦也”。 见书如见人 观念质朴,读诗乐趣无穷。周作人在《风雨谈·小引》说他早想以《风雨谈》为书名,只因喜欢这3个字,“内容是什么都未曾决定”。郝懿行《诗问》卷二载王瑞玉夫人解说〈风雨〉让周作人念念不忘。王瑞玉曰:“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 “故人冒雨来”是不是设辞不重要,诗之好坏,不由实或虚决定,引起翩翩联想才是美学主轴。有病,见君子即痊愈。内心苦寂,见君子就喜悦。无聊,见君子则没有忧愁。周作人说他朋友不多,彼此忙碌,少见面。“若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随时可晤对也。”君子即故人,故人即书上人物,这么一联想一跳跃,“故人冒雨来”彻底化为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缘分和交流。 不一定非得面对面找人互诉衷肠,浏览读物也能出现同样效果。见书如见人,“可谈的物事随处多有,所差的是要花本钱买书而已:翻开书画,得听一夕的话,已大可喜,若再写下来,自然更妙”。杨绛在〈读书苦乐〉提大致雷同喜悦。她说读书如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几页就升堂入室。” 既然触及周作人,不妨加几句和书上故人相关文字。周作人在〈书房一角〉序文说看人所读之书,“至少便颠出一点斤两来了”。因此书上故人是谁,不能轻视。我找来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一读,第八章第七节以“风雨故人来”为题,描述周作人深夜读书意境。 周作人最佩服的3位古人是王充、李贽和俞正燮。他是杂家,读书不计其数,所居苦雨斋经常“高朋满座”,钱理群以文学笔法发挥:“时有朗朗笑声飞出窗外,惊破满院的寂静,更多的则是会心的微笑。每当宾客散尽,周作人就连忙把这会心之处,连同微笑,一起记录在纸上。”这一段值得一引,前半段说的不只是周作人,爱在书斋流连的人或也适用,至于后半段,则看天分,毕竟知识和文字都达同样高水平的人不多。 周作人是董桥书上故人。董桥说他学周作人多年,“学不像,学不了,就不学了”,最后才走自己的路。12月如往年般多风多雨,我懒惰出门。读〈风雨〉,伴有周作人、扬之水、钱理群、董桥等人,最享受事莫过于从作者处看到人间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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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给自己刻的最后一枚印章,是“寿则多辱”,当时周作人已经八十有一,他的孙子目睹祖父倒在屋前的泥地上,一大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11号,命令周作人跪下,用皮带大力鞭打,要他老老实实交代崇日卖国罪行,并宣布对他执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周作人始终侧着身子,用胳膊肘撑起大半边身子…… 照片看上去,周作人的身形还真有点魁梧。一种秀气的,文质彬彬的魁梧。但听说知堂老人在声线上有点吃亏,说话声音太小,有人形容,就像个老太太似的,而且口才不佳,远远及不上其兄长鲁迅。 这多少让我想起几年前董桥来马来西亚领奖兼开讲,一坐下就说,其实写书的人不适合在台上演讲,还是躲在文字背后自在得多。而董桥的声线,恰巧和我想像中周作人的声音有些接近,都偏向尖细,而且语速迟缓,中气似乎不足。所幸董先生仗着澎湃的文字魅力,借学识助长了气势,喜欢他的读者,其实也不是冲着他的文学脱口秀而来,反而是鲁迅——说到讲起话来一呼百应,我第一个想起曾经在北京师大操场演讲的鲁迅,当时学生人数众多,鲁迅个子矮小,但唇舌如剑,口若悬河,最重要的还是鲁迅的铮铮铁骨,说话的语气和对于改革未来的见地,活脱脱就是个当领袖的将才,担得起整个民族面对的现实苦难,一看就是个可以站在台上面对群众而丝毫不嗫嚅不胆怯的明星作家。 而周作人——周作人显然是个躲在文字背后的人,巡回演讲这一类事,终究不是他愿意去做,也应该不是他想做,就能够做得好的。但论文章,谁不知道周作人写得实在好?而且比鲁迅还要好?他的文章迷人之处,是有一种与世隔绝的隐士气,广征博引,细腻而周全,周作人尤其厉害的是,他把所有资料都存进脑子里,要用的时候不急不缓,一点一点,有条不紊地给抽出来——而且时局动荡,周作人流落北京的时候,连自己八道湾的老家都不敢回,四处打游击,常在朋友家里暂住,身边的藏书,抄没的抄没,变卖的变卖,留下来的根本所剩无几,几乎都是凭着过目不忘的天赋,才有本事继续在报章上写小品换稿费过生活。 [vip_content_start] 而说到文字的温婉和清秀,我至今仍是为周作人的文字倾倒,而那倾倒,远远比惊艳还要高上几个层次,因为周作人的文体根本没有章法可循,既不承鲁迅的锋利,也不屑张爱玲的华丽,就连苍凉,他笔下的苍凉,也是稍纵即逝,不留痕迹——我读知堂老人,就是爱读他淡如薄霭的文字,而那淡,不是排场,是韵味,是氛围,是回荡,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对张爱玲文句里边警句太多,而且雕琢修饰的手法太繁复,多少有点不太耐烦,可张爱玲文字之好,正是好在情绪的渗透力极强,易如反掌就骑劫读者的思维和感受,像个文字的阿修罗,用最温柔的暴烈,将读她的人,统统推落情感的八道轮回——偏偏周作人推崇的,明显是“忘路之远近,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落英缤纷”,比陶渊明更隐世、更干净的抒写方式,他最不愿意的,恰巧是如张爱玲那般,像拔出寒风凛凛的冷剑一样,每一个句子都凌厉得让人焦虑不安的路数。 而写周作人,怎么避,都避不开鲁迅,运命狡猾,一开始就故意将两人捆绑在一起,等到厄运恶狠狠地砸下来,之前纠葛的得失、聚散和残全,又有什么是看不破放不下的?后来鲁迅在上海逝世,周作人接到周建人给他发的电报,当下心底一揪,马上托付同乡带着电报急急赶到北京西三条报信,到底亲兄弟一场,之前的恩怨,全在生关死劫面前,一一搁了下来,周作人更随即赶往鲁迅在北京的住处,看见当时北房坐着神情哀痛的鲁迅母亲和原配朱安,而那南屋,则是平日鲁迅看书写作的屋子,周作人当即自权,将之改成临时致祭之处,墙壁上挂起一张鲁迅的画像,画里的鲁迅十分癯瘦,约莫是卅岁光景给画的,前面一张长桌则摆着简单的祭品,据说也是周作人一手一脚张罗,他没有忘记他哥哥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我印象最深的,是书里提到鲁迅原配朱安,虽然与鲁迅情分浅薄,可是一脸肃穆,明明才五十出头的人,看上去却苍老得吓人,穿着白鞋白袜,还用白带扎着腿,头上挽着的发髻,也端端正正地用白绳束着,紧紧咬着丧夫寡妇应守的规矩,一点也不肯马虎,令我对朱安女士从一而终的坚定,没有办法不肃然起敬。 反而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一直都被大家视为周氏兄弟失和的关键人物,有说因为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又有说主要是鲁迅看不过眼羽太信子花起钱来挥霍无度,是个凶悍而贪财的妇人,遂以长兄身分开声进谏,结果冒犯了羽太信子,反向周作人告鲁迅一状——这事谁是谁非,到现在还是一团谜,但两兄弟为一个日本女人反目成仇,到底有点可惜,而且老年的羽太信子,因为精神衰弱,经常对周作人大声叱喝的八卦,也时有所闻,大家这才知道她其实并没有一般日本妇女坚守嫁后从夫的谦恭温顺。 可周作人终究是个深情之人,他最后一次写信向香港的朋友鲍耀明要求炼乳一罐,也全是为了罹患胃病,成日呕吐的妻子作的请求。可惜的是,寄出的炼乳还没收到,信子已在北大医院的急救室内病逝——周作人蹒跚地步出病房,在医院的庭园里找张椅子坐下,过去种种,如海浪扑岸,一波比一波凶悍,不断向他扑将过来,他想起当年为了信子与鲁迅翻脸;想起晚年神经衰弱的妻子,不停对他无理取闹;想起五十余年的夫妻,到后来虽然义多情少,但那情分也都未被现实的惨厉所消灭,所有的忧患与共,终究也有过让人不胜唏嘘的幸福,因此周作人对信子,实实在在掖着许多我们看不见的真情实意,而知堂老人那些沉淀下来的往事,现在我们一件一件的往回看,竟都温静似烟,冰润如玉,留下的全是爱的遗迹。 誓死维护读书人的尊严 后来知堂老人晚年窘迫,吃食短缺,经常要求鲍耀明帮忙寄递食物,心里终究是过意不去,并也不想一味承受鲍耀明的恩惠,所以把珍藏的书画、信件和手稿,陆陆续续都寄到香港去,里头甚至还包括和胡适、徐志摩及刘半农等人的通信,以及大书法家沈尹默给知堂老人写的“苦雨斋”横幅,全都一并送给鲍耀明,这背后的因由只有一个——越是落魄的人,越是急着顾全自己的自尊。更何况周作人是那么一个具有人格洁癖的人,即便老年处处被红卫兵制伏,以致步履蹒跚,举步迟疑,可他读书人的气节还是一样的挺拔笔直,谁也别想将他的头脸按在黄土上践踏。 印象尤深的是,周作人最后的日子,常常穿一介很旧的粗布马褂,一双在脚底下瑟缩的破旧布鞋,显得特别的寒素,可是那时候的周作人,景况越困顿,写下来的东西,言辞反而越清明越端正,辞别了年轻时的趾高气扬,也褪下了眼睛总是白多黑少,看人总带点轻蔑的留日归来的社会精良的做派。 我记得曾经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并且三度翻译《源氏物语》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也相当欣赏周作人,两人不算相熟,但见过一次,周作人给谷崎润一郎的印象是温和中略带阴柔,有一种幽静而清闲的气息,这点和鲁迅的辛辣和讽刺,实在是大相径庭的。而作为亲兄弟,周作人比鲁迅更有贵族气质,肤色白皙,态度谦虚,举止间带着日本文人的儒雅,而且日语发音准确,说得比鲁迅还要好,并且讲话时不太正视对方,总是微微低下头来,声音低而细,让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的读书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可我也一直没有忘记,知堂老人给自己刻的最后一枚印章,写的正是“寿则多辱”4个字,当时他已经八十有一,周作人的孙子目睹祖父倒在屋前的泥地上,一大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11号,命令周作人跪下,用皮带大力鞭打,要他老老实实交代崇日卖国罪行,并宣布对他执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周作人始终侧着身子,用胳膊肘撑起大半边身子,撑不住了就换另一边,终究不肯在众人面前斯文扫地,在屋外结结实实跪上整整3天,他的孙子看了,噙着眼泪,却爱莫能助,因为他明白,到最后周作人坚持的只有一事,他是一个读书人,一定要维护读书人的尊严。 最让人不齿的是,老年的周作人,红卫兵给他定的生活标准是每月10元,粮店也被警示,只能给周作人卖粗粮,因此知堂老人一日三餐,餐餐都是玉米面糊配酱豆腐,结果因为营养不良,加上长时间躺着,两条腿很快就浮肿起来——因此不止一次,他摊开皱巴巴的400字红格稿纸,写信给周恩来,然后要儿媳妇避开红卫兵送到派出所,要求转交周总理,心里只有一个要求,希望政府可以给他颁发“安乐死卫生条例”,让他一死了之——读到这里,我呼一口气,把书本掩起,实在不忍心再读下去,脑海中浮现的,是红卫兵强硬要给周作人的双手扣上铁镣,他怎么都不肯就范,低下头微弱地反抗,“千万不要这样,我是个读书人,我随你们走便是——”时代的鞭挞和造化的戏弄,就好像雪地上车马狂奔而过留下的踪迹,而周作人,“半是儒家半释家”,仿佛是个穿着袈裟扫雪的人,不管怎么扫,也扫不尽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的千般委屈和怀才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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