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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蔚延

又到樱花盛开的季节。今年天气变化多端,3月初回暖不到几天,气温又突然急遽下降,东京还下起雪来,樱花因此延至4月初才开。 每年樱花盛开时,总让人陷入回忆杀。想起当年在家人反对下毅然决然来到日本,那时也正值樱花盛开的季节。从研究所毕业,也是樱花开好开满的时候,给人满满希望,而今年花开之际,已是居留日本的第九年了。 今年没有特别去赏花,除了天气一直暖和不起来,也忙着写论文、为新学期备课,空闲时就想待在家里悠哉悠哉地过,对于家门外的事,完全提不起劲。电视也好久没打开了,看的都是网络平台上的剧和电影,中文的居多。 相比起刚来日本,对于一切都感到新鲜、一有时间就四处探索,如今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了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然而,我也并非可以长期居家之人。趁着几天空档,去了一趟位于九州的鹿儿岛。因为日本的47都道府县,剩下鹿儿岛县和山口县没打卡,而山口县的主要景点必须开车才能到达,所以决定去公共交通相对方便的鹿儿岛。 以前觉得日本旅行好贵,不过冠病疫情之后,觉得日本旅游的性价比好像大大提升了。旅店方面,大约150令吉,就可以住设备齐全的单人房,虽然房间面积可能小一点,可环境卫生都不会让人失望。去年夏天去台湾,才发现台北、高雄的旅店也不便宜,环境设备好一点的旅馆可能不止150令吉;而年初刚去的澳洲悉尼,同样价格,就只能和其他人共享房间,睡得到上下铺的一个床位。吃喝方面,吉隆坡购物广场的价格也比得上日本的了。唯一贵的,就是交通了。但看在日本电车覆盖范围广泛、准点,而且可以到达大多数景点,这钱也没办法省了。 去程看飞机上的杂志写说,气温逐渐回升的4月,冷暖流交替会导致航飞过程颠簸得比较厉害。从名古屋到鹿儿岛,大约1小时20分的航程,在升高和下降的时候,飞机还真的一路摇摇晃晃,最终安全降落。 从机场坐接驳巴士到市中心已是下午4点多,去了城山公园,俯瞰到了樱岛火山和鹿儿岛市的景色,然后吃了一顿丰盛的当地乡土料理,就回旅店休息了。 晚上11点多,躺在床上准备第二天行程,突然床铺开始左右晃动,意识到是发生地震了,然而震动没有马上停止,反而越震越强烈。我拿着手机走到房门前,利落地抽取了房卡、打开房门,想着逃跑,但回过神发现自己在12楼,要逃好像也来不及,只好蹲靠在走廊墙边,心里默念“拜托,不要再晃了!” 焦虑没用 只能活在当下 旅店没有广播让大家撤离。长长的走廊上,除了我打开了房门,没有其他动静。后来,走廊尾端有另一间房门打开了,一名男子手握着手机头往门外探,我们远远地对视了几秒,但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震动持续了大约三十几秒后总算停了。事后查了一下,发现震度有3至4级,由于距离震央不远,又身处高楼,所以感受到特别明显的震动。顺道查看了鹿儿岛过往的地震记录,原来鹿儿岛每隔几天都有发生小震动,恐怕大家是习以为常了,所以才能冷静地待在原地不动? 在鹿儿岛的第二天,樱岛火山还小喷发了一下,不过没有引发特别警报,山脚下的观光活动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人们还边泡足浴边看火山喷发。 第三天晚上结束短暂的鹿儿岛行程,回到了名古屋。原本还想着逃离地震频繁的鹿儿岛回到名古屋感觉比较踏实,结果回来没几天,名古屋也地震了。当下正在洗澡,感觉地板上下跳动了一下,不知是天冷还是害怕,从浴室出来手在颤抖。 地震频频发生,好让人焦虑,不过焦虑也没用,只能活在当下,愿平安。
1天前
我很没有自信。从小到大,身上最缺的,就是自信。 2月最后一个周一早上,刚回到名古屋不久的我因为气温骤降还躲在棉被里磨蹭、滑手机。这时,收到中学同学发来的信息,说她的妈妈正在吃早餐、边看报纸,说着报上有个专栏作家是个住在日本的马六甲人。同学随口一问∶“姓周吗?”同学妈妈∶“你认识?”同学看了一下报纸,发现是我,用手机拍了张照,发来给我。 当下第一个感受是,好尴尬。我不常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转发自己写的文章,修改了一年多才刊出来的学术论文我也没好意思发布,总觉得写得不够好,没什么分享的价值。 每次写作经验都不太一样。有时候,脑里有很多点子,只要一坐下来,就可以一气呵成。这样写出来的文章,通常自己都很满意,只不过稿件交出去之后,也还是不太愿意再次面对。有时候,截稿日期将至,却一直没什么特别想写的。这种时候最折腾,可以写好久,即使换地方写,也未必写得出来。交稿时很心虚,可往往这类文章的点阅量,却比预期来得高,我也有点搞不懂。 缺乏自信背后的原因,我好像大致了解,但多年来努力改善,想要提升自己,却没有太大进展。缺乏自信的人生路上,好多时候都是挫败感满满。凡是需要表现自己、争取利益的活儿,都要比别人花上更多的力气去完成,因为连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够好,哪有说服别人的可能? 日本的环境,不太需要个人主义。也就是说,在一个组织机构里,你不需要特别有表现,也不需要时刻为自己争取些什么,所以我那一丁点儿的自信,在这里,还是挺够用的,缺乏自信并没有让我内耗得那么严重。 学了10年还说不好的日语 可在日本,最缺乏自信的是,那学了10年还说不好的日语。语言这件事很奇妙,说得好不好,很多时候得看和你说话或听你说话的人。有时候,我可以说得很好,因为谈话的人很有趣,也表现出对你的谈话内容感兴趣。这种时候,我可以说得很好,因为我想把我知道的、想说的,都说给他听。有沟通的欲望,就能越说越有自信。但如果对方表现得兴趣缺缺,我也就懒得说,说不好。 休息不足、脑袋容易宕机的时候当然也说不好。这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想说日语,但脑袋词库出现的是中文、英文、甚至是马来文,就是没有日文的踪影;以此类推,想说英文的时候,日文会冒出来;还有每次回国,突然需要讲马来语的时候,不知为何脱口而出的是日语。 说日文没自信,让我在日本生活,有很多想做的事,迟迟没有踏出第一步,像是去牙科诊所、上舞蹈教室等。还有一些更琐碎的事,像是打电话到宜家客服,让他们来修刚买不到两年、还在保固期就沉到不行的沙发,打电话取消信用卡等,都在待办事物清单上,迟迟没执行。 最近看到社群媒体有人发文写说,“人的一辈子,想做的事有一万个理由不去做;不想做的事倒是很能委屈自己干一大半辈子”,有感而发,于是当机立断,签下了住家附近的健身房配套,为目标清单上永远都没有删去的“做运动”,埋下了伏笔。 配套就是在网络上签的,在第一次正式踏进健身房之前,我可是做了好多的心理建设,才发现健身就是一门自己从来没接触过的学问,把想要改善的身体部位的日文说法重新复习了一遍,还有恶补了一下各种健身器材装备的使用方法,接下来就要鼓起勇气,开展我的健身人生了。 经过人生大大小小的磨练,自信心多少还是有所提升的,至少慢慢的知道了自己擅长、舒服的领域。累的时候,就待在自己舒适圈里缓一下,也没什么不好的。
1月前
今年终于赶在农历新年前回到马来西亚,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小时候喜欢过年,对于过年的其中一个印象是跟妈妈到市区的古早零食店买蜜饯,市区的老街上张灯结彩,有些店铺播放传统新年歌,大家忙着采买,气氛热闹。后来因为腌渍品不健康,蜜饯渐渐地被各式年饼取代,采买的地方也进化成了设有空调的购物广场,可购物广场的年货和红彤彤的年景布置,也很有年味。 除夕最期待妈妈的好菜,辛苦的她一早就在厨房里忙,我什么忙也没帮上,就是负责偷吃端上桌的菜肴。另外,还会忙着按照报纸提供的电视节目表,转换电视频道,找喜欢的电视节目看。小时候没有YouTube,也没有网络平台,更没有经济能力,香港年度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和一些喜欢的偶像参与的影视作品,都要等农历年电视播放才有机会看。有时候看到一半要出门拜年,就用录影带录影,不然就是到了亲戚家厚着脸皮要求人家打开频道续看。 长大后,面对亲朋戚友的尬聊拷问有些抗拒,觉得新年好吵,开始不喜欢过年。有一年为了赚取三倍的时薪,年初一接了临时工避年。后来在报社工作,有一年工作到除夕下午才赶回家,记得当时富都车站附近的店家都已经收工过年,周边变成外籍移工的聚集地,深刻感受到了身为游子的归心似箭。 婚后,婆家在居銮,老公和我从雪州驱车南下,先短暂停留马六甲吃午饭,再前往居銮。可以在除夕吃到两家的团圆饭,觉得庆幸、也很感恩。 冠病来袭期间,待在日本整整3年没得回家过年,开始想念过年的热闹气氛,也领悟到那些久久见一次面的姨妈姑姐,问的“现在做什么工?”“工钱多少?”“几时结婚?”“几时生小孩?”等问题,其实就是试图打开话匣子而已,不然这么久没见,不聊这些,还有什么可以聊呢? 日本不过农历年,农历年期间没有假放,也没有农历年气氛。没回家的那几年,我在家复制妈妈的年味,小时候只会吃的我终于蜕变成了大厨,动手做了虾碌、卤肉、白菜鱼丸汤、潮州蒸鱼等,然后给家人拨通了视频电话,也算是同步吃了团圆饭。 马来西亚华人过年最热闹 冠病结束后第一年,年过了一半才回到家,第二年提前至年初一当天,而今年刚好因为工作的关系,和两个日本同事在过年前回到了马来西亚。日本同事看见广场和下榻的旅店都挂起了红彤彤的大灯笼相当惊讶,我告诉他们,那是马来西亚华人要过年啦,马来西亚华人过年最热闹了!说着说着,感觉有点骄傲。 工作结束后,赶紧从吉隆坡回到马六甲,跟着妈妈去了几家超市和巴刹办年货,接着倒数过年,一直待到年初八,过了个还算完整的年,见到了许久不见的亲人、朋友。在日本待久社恐情况有点严重的我见到好多人有点紧张,不过没有什么比还能再次见面更珍贵了。 年过完,又到离别时刻。大学离家至今,父母目送我离开无数次,可我依旧没有习惯这种离别,坐上巴士想起妈妈往我包里塞水果、爸爸叮咛我好好照顾自己,泪水总是止不住。在家时间长,父母总爱唠叨,但回到安静的日本,却又开始想念父母的叨念。 日本的新年度从4月开始,过了元旦和农历新年,还有大概一个月的缓冲期,不过该是时候收收心,努力实现今年的目标了。
2月前
从没想过自己可以那么死心塌地跟了同一个托尼老师快9年了。回想起第一次在日本理发,好紧张。事先看了一些日本理发的会话教学视频,还把会用到词汇,像是:剪短、打薄、刘海、染发等都记起来,后来一次生、两次熟,慢慢地开始期待每一次的美发体验。 在日本第一次光顾的发廊,不是现在这家。当时日语不怎么会说,觉得理发师因此而不太友善,没有间隔、开放式的环境可以轻易听见隔壁理发师和顾客的聊天内容也让我倍感压力,走出那家发廊以后根本不想再次光顾。 那次之后,在网上看了好久的评论,找到了现在这家,和我的托尼老师二股先生的缘分,就这样展开了。二股先生只会说日语,见我是外国人,却没有放弃和我沟通。需要的服务、发型、发色、刘海去或留、消费金额等,都会在服务开始前沟通好,让人很放心。 有一次理发,二股先生和我聊天,发现两人的共同兴趣是日剧。后来每一次找他理发,他都和我聊日剧,我就当是去边美发边练习日语会话。 最近一次,二股先生问,最近有看什么有趣的日剧吗?我告诉他,没看什么新的日剧,但重看了好久以前的《神啊!请给我多一点时间》,没想到二股先生竟然对剧情了如指掌,滔滔不绝地聊开了,还直呼“好怀念!”身为男生,他也觉得金城武帅! 其实,八年多来,也背着二股两次,去了别家发廊。因为二股先生为了帮我掩盖生长速度极快的白发总是推荐偏暗的棕褐发色,而且一般去新的发廊会有初次折扣,结果兜兜转转,还是想念二股先生的手艺啊! 在马来西亚有太多难忘的理发经验。最常遇到的,是一进发廊,理发师就开始嫌弃你的发质不好,让你一定要用他们家的护发产品,然后整个理发过程都不厌其烦地硬推产品,直到你结账的那一刻……还有一种情况是,“你之前在哪剪的头发?他们把你的头发都剪坏了!”贬低他人的同时,把自己夸成跟救世主一样,仿佛只有他能拯救我那无可救药的头发…… 日本的发廊不玩强硬推销 最夸张的一次,是某日在某家商场里经过一家发廊,突然想洗个头和稍做修剪。前来招待的理发师帮我系上围布,问我想怎么剪。我说,只要稍微打薄和把发尾开叉的地方剪掉就行了。可那个看起来应该是特别擅长剪鲍伯头的托尼老师,却硬是说要帮我弄个鲍伯发型,说特别适合我。问题是,当下我并没有打算剪去留了好久的长发。没等我点头答应,他就准备工具去了。回来的时候,生怕被他一刀把我的长发给剪光,我说∶“我可以不剪了吗?”他有点没反应过来,可能史上没有穿好围布结果剪不成的顾客吧。他问∶“怎么了吗?”我回:“因为我没有要剪短!”结果,他帮我撤下围布,让我走了。那家发廊,现在经过,还心有余悸。 日本的发廊不玩强硬推销这一套,用到好用的产品时,还要自己开口问,理发师可能还会建议你网络上买比较便宜。再来,理发师全程只为你一人服务,包括洗头,都是同一个理发师负责到底,不会让助理或学徒给你洗。而且,日本人的守时态度在发廊也是贯彻始终,网络上预约时会出现美发过程所需的时间,理发师会保证让你在预计的时间内,美美的走出发廊。 最满意的点是,有一次拿了宋慧乔的短发照给二股先生,结果二股竟然剪出一模一样的发型,连耳边头发的长度也拿捏得精准,剪完家人们都说换张脸就是乔妹了。 日圆贬值,来日本的时候,不妨也来体验一下,日本的理发服务吧。
3月前
时间过得真快,外甥一下就快中学毕业,开始为之后想要修读的科系打算。 小时候志愿表上填的是老师,因为当时的环境接触到的职业就只有老师,而且大家填的好像都差不多,一直到中学,好几位当老师的姑姑对我说,“你应该当牙医”,开自己的诊所,工作稳定,收入又高,当下就是听听而已,没有当一回事。 来到中四要选文理科,因为大家都说理科比较容易进大学,顺理成章就选了理科。那时候,医科、药剂学最热门,身边几个好朋友中五毕业直接就去私立大学念了药剂系,现在是药剂师。而我,中五念完,又继续念了两年难熬的中六,结果高等教育文凭(STPM)平均绩点未达满分,牙科系自然是进不了了,但上天给我安排了一条或许更适合自己的路——传播系。 朋友都说,怎么绕了一大圈,从理转文了?虽然不知道那是自己的选择,还是没有选择下的选择,但传播系让我对身处的环境、社会、国家有更深入的了解,学会批判性思考,对现状、体系提出疑问,比起实验室里的工作,似乎更适合自己充满好奇心、喜欢思考人生的性格。 大学系上的同学,都有新闻主播、DJ、导演梦。只不过当时只有几家电视台和电台,主播的位子也就几个而已,竞争非常激烈。有些同学为了争取出境的机会,凡是电视台有唱歌比赛、主播、模特儿或真人秀节目等试镜会,都会从槟城南下到吉隆坡去碰运气。虽然也参加过一些面试和试镜活动,但个性害羞的我,毕业后自然也没当上什么主播,先是当了国际新闻翻译、电视节目撰稿,然后又跑去升学了。 原本只是因为没办法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选择念书,但自己也没料到的是,这书一念,竟然还念到博士学位去了。毕业后终于不得不面对现实,原本打算尝试日本通讯社的工作,结果在最终面试时没通过,心灰意冷之下,开始找大学的教职工作。过程还算顺利,小时候志愿栏上写的“教师”一职,竟然实现了。 尽管如此,总觉得自己当讲师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习惯在群众面前能自信、自在地发言,经历了一段相当不易的适应期。从开始特别抗拒,到后来慢慢适应,现在在群众前演讲已不感觉害怕,倒也没有完全享受众人将目光投射在自己身上,也还在持续琢磨如何能在演说时更具魅力,吸引住观众。 想做的事就赶紧去做 觉得可以从事自己喜欢工作的人很幸运,可以坚守本分、一份工作从年轻做到老的人也很厉害。回想这一路走来,虽然想做的没有统统如愿,但到目前的人生轨迹,似乎都跟当初立下的梦想脱离不了关系。毕竟成长的那个年代看的台湾偶像剧、日剧,都在鼓吹有梦就去追、去实现。从台湾、纽西兰到日本,追梦道路上的我,在别人看来,或许不切实际,又或许过于理想化,只有自己知道,这一路上收获满满。 最近看了日韩合作的网飞影集《爱过之后来临的》,想起2002年,日本女星深田恭子和韩国大帅哥元斌也演过一部日韩合作的影集《朋友》,在网上搜了好久,找到资源,尽管画质模糊,但还是看得尽兴。短短两天回顾完仍意犹未尽,又重看了日剧经典之作《神啊!请给我多点时间》,边看边惊叹,金城武怎么可以帅成这个样子?这些老剧,现在看来有点洒狗血,但部部都是无法超越的经典之作。 想当初,就是因为这些日剧,萌生了以后要在日本生活的念头,现在也算是梦想成真了啊! 近几年心态上有些许改变,少了年轻时追逐梦想的拼劲与动力,但新的一年还是时刻提醒自己,想做的事就赶紧去做,不留遗憾。
4月前
我觉得,日本一定有在认真营销“日本”这个品牌,不然为什么核废水排放的时候,人人还高喊拒吃日本海产,可过没多久,涌进日本大叹生鱼片、海鲜的游客只增不减,似乎已没有人记得核废水排放事件了。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几乎每一届都有新闻报导,日本足球迷在赛后自发性捡垃圾,好像全世界就只有日本人爱干净? 社交媒体上,也看到不少有关日本教育的视频,下方的评论也都是非常正面的,认为就是因为有这样优秀的教育体系,才培养出高素质、高纪律的日本人。但事实上,日本的教育也存在过度强调集体意识的问题,霸凌情况也相当严重。 普遍上,大家对于日本,都存在一种非常好的印象。我常问身边喜欢日本的朋友,到底喜欢日本什么?答案大致上有日本很干净、日本人很友善、食物合胃口,逛起来安心等。 曾经我也很喜欢日本,不然也不会在这里住下来。只不过久了,当一切都变成日常的时候,就忘了喜欢的究竟是什么。 暑假去了一趟台湾。和台湾友人在一家热炒店聚餐时,老板娘听说我住在日本,说她好喜欢日本。问她喜欢日本什么。她说:“日本的街道好干净、人也很自律。”我说:“台湾自由、开放,人不用那么拘谨呀!”老板娘接着说:“所以台湾很乱!” 日本看起来比台湾干净,最大原因应该是气候干爽,跟台北的潮湿比起来,空气自然比较清新。但如果大家有在深夜时分穿梭在日本城市的闹区,像是东京的新宿、歌舞伎町等,可能有看过路边堆满了垃圾,偶而还有老鼠出没的画面。 住腻了才会诸多怨言 民宅区可燃垃圾收集日的早晨,也很常发生垃圾还没被收走,就已被觅食的乌鸦把垃圾袋给啄破,食物残渣散落在街道上、臭气熏天,日本不干净的时候,还是有的。 看别人来日本,空箱来、满箱回。我实在好奇,箱子里都装些什么? 朋友说,日本便利店很多好吃的、很好买!便利店?那都是我在赶时间或附近没有好吃餐厅的时候才光顾的。每次都在便当区徘徊好久,脑袋想的是如果眼前有现成的煮炒摊,那该有多好。回到现实,考量的是哪个便当分量、食材比较多,因为物价高涨,以前的咖哩饭便当可能有5块鸡肉,现在可能只剩下3小块。 便利店的甜点,我也不常吃。日式蛋糕和甜点都含奶油,鲜奶油虽然好吃,但满满的都是脂肪啊!饮料方面,咖啡和茶类居多,对于无法适应咖啡因的人,选项只剩下蔬果汁类,可蔬果汁类一般都是浓缩还原系列,简单来说,不是新鲜榨取的原味果汁,味道不是偏甜就是偏酸。奶昔类的饮料喝起来稠稠的,包装上写着加了增粘剂等食品添加剂,有点偏离果汁或鲜奶原来的味道。反倒是台湾的手摇饮,浓郁香醇的奶茶、现打的果汁鲜奶系列,每天都想来个好几杯。 朋友说,我就是日本住腻了,才会诸多怨言。说起来也不无道理。其实,只要一离开日本,我就知道我有多想念它了。具体来说,当机场停机坪上的工作人员给我用力挥手说再见,我就舍不得离开了。上次在欧洲旅行,一到机场就被插队,已经开始觉得委屈。上了电车,车电上广播频频提醒人注意随身物品不要被扒,先生不只将自己的背包放在胸前抱紧处理,还要紧盯我这个容易丢三落四的太太,搞得精神紧绷,直说想赶紧回日本;而我则是立马想念日本的星级厕所。 日本就是个神奇的地方,在这里生活,总觉得它哪里不好,一旦离开它,就会开始想念它。
5月前
7月底从印尼出差回到日本,花了大约两天时间洗洗刷,把行李箱的东西各就各位,终于舒服地躺在床上准备好好睡一觉。但是睡前免不了要滑一滑手机,打开“小红书”发现,怎么在日华人都在准备避难。原以为就是小部分过度紧张的人发布的消息,但读下去发现,是日本政府官方发布了南海海槽地震警报,为期一周。回来两天也没有打开电视,发生大事了自然也没察觉。 政府呼吁人民做好地震防范措施,包括固定家具,准备逃生包、确认撤离场所等。累到不行原以为今晚可以睡个好觉,可消化了眼前的资讯,突然睡不着了。要是地震下一秒就发生,我可是什么准备都没有啊。只不过夜已深,也没力气起身去做什么准备了。睡前预想了一下,要是真晃了,就躲饭桌下吧。 尽管不是第一次经历地震,但这次针对南海海槽的警报,所在的名古屋就在南海海槽的中间位置,而且预计会殃及数十万人,时任首相岸田因为大地震可能发生而取消了海外行程,新干线也为此减速行驶一周。打开电视,荧幕上方滚动的字幕,在提醒人们做好防震及随时撤离的准备,左边也有地震的最新资讯,可以用遥控点击进入获取进一步详情。社群媒体上,有人问一周内哪一天地震最可能发生,然后有人玩数字游戏,把过往发生大地震的日期加起来,预估周四那天最有可能,这些资讯,都让我越看越恐慌,第一次对地震产生如此巨大的害怕。于是,终于动身采取防范措施。 首先是把家里的电视、长镜、冰箱、微波炉、书柜等,用绳子及防震贴纸固定住。刚来日本时准备过逃生包,把重要文件、贵重物品都放到一个袋子里,放在了靠近玄关的位子。久了觉得袋子有点碍事,也沾满了尘,就把它藏到收纳柜里了。 这次根据官方的指示准备避难包里的物品。把家里现有的物品,装进了一个不常用的背包里,但有些物品,包括头盔、睡袋、收音机、头发干洗喷雾等家里没有,还要想想要去哪里采买。 不久后听说超市的米和饮用水都被一扫而空了,我这个没有车的人,也没办法自己一个人用脚车去搬水搬米,只好多煮一些饮用水备用了。 地震未到  台风先来 逃生包东西没准备齐全,悬着的心也没办法放下来。想起年初似乎有收到区役所寄来的避难所地图,一直放在玄关处,没仔细研究过。于是认真看了一下,总算掌握了房门打开后的避难方向与位置。 结果,地震警报尚未解除,台风却说来就来了。说来也奇怪,日本对各种天然灾害总是事前做好防范,但就是没有放“台风假”这项操作。 风雨再大,都得照常上班、上学,唯有当电车宣布停驶了,才有停课停班的可能。试过两次冒着生命危险赶到了学校,一次是中午左右,因为雨太大了,电车宣布停驶,学校也宣布下午的课全取消,无需补课,请同学们赶紧回家。第二次则是一天的课都快上完了,接近下午3点左右才宣布停课。办公室里的老师们调侃说:“每次都要等到炸弹爆了才要公布学校有炸弹。”一宣布停课,也不是马上就能坐上车回家。等学生们疏散完,一般都是两、三个小时后的事了。 虽说日本人的危机意识高,有规划好的灾害防范措施和避难指示,但总觉得在突发情况下,没有了预设的“指南”,加上行动前必须再三确认的民族性,日本人可能会比较不知所措。就像冠状病毒暴发初期,日本好多的应对措施都是在其他国家启动后才跟上的,尤其是高度仰赖纸作业,远距工作可是用了一段时间才建立起来。 南海海槽地震(还)没发生,避难包还是准备齐全点好。
6月前
8年前,出发去日本生活时,只带了一些随身衣物,位于马六甲的老家和雪州的房子里,留下了许多衣物、书本、日用品等。起初不确定会待日本多久,每年也固定回马两次,回来看到这些物品完好无缺地躺在衣柜里、架子上,就觉得踏实,还有归属感。 2019冠病偷走的那3年,情况变得不一样了。3年后回国的那一次,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抹上了一层灰。潮湿闷热的天气,让衣服长出了黄斑,还发出一股潮湿味。鞋子更是经不起湿热天气的考验,胶水硬化迫使鞋底和鞋面不用使劲也可以掰成两半。环保袋也是一碰直接变成碎片。放了3年的洗发精、沐浴露因为使用期限已过,只好忍心丢弃。每每丢弃这些期限已至但还没用尽的东西,心里就觉得难受。 这次暑假回国,因为决定把雪州的房子租出去,所以认真来了一次断舍离。搁置了6年的房子,是我和先生精心打造的空间。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俩满满的回忆。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新家入厝没多久,两人就决定到日本发展,房子也就这样空置。久了各种问题也就逐一浮现,像是漏水、墙身发黄、潮湿导致漆面剥落等,每次久违的打开家门,都有新惊喜。几次下来,心脏已经不胜负荷一次次的惊喜,终于决定把房子租出去,一来可以有点被动收入,二来是希望有人帮忙看房子(虽然也可能是破坏房子)。 原以为东西不多,结果单是把所有东西装袋、装箱,就花了整整一天。对于我这个有选择障碍症又念旧的人,在决定东西的去或留就耗了好长时间。先生比较潇洒,大部分东西都决定丢弃。我说:“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先生回说,他舍弃的都是他自己的东西,留下的,是我和他俩人的回忆。这一说,竟然把我哄得无法接话。难道说,什么都舍不得扔,是我“多情”了? 把整理好的东西硬塞上车,又是花了个半天,塞不完的东西,只好寄放在朋友家里,择日领取。先生开车载着我和满满一车的东西,因为途中遇上暴雨,开了大约3个半小时的车,终于抵达马六甲老家。 转向旧衣物下手 为了腾出空位给这些远道而来的东西,老家的一个小房间也必须先来个大扫除。过程中,竟然翻出幼儿园的毕业证书、小学成绩册和作文册、中学高级数学解题笔记、纪念册等满满回忆的东西。这些东西没办法丢,只好把焦点转向旧衣物,看可不可以扔得干脆一点。其实好多旧衣物已不合身,但往往就是不愿意面对现实,总觉得搞不好还会回到年轻时的紧实身材,所以一直存放到现在。但这一次,终于认清现实,就算努力锻炼,这些青春年华时觉得好看的衣服,也早已不符合现在这个年纪的自己,再存放下去,也毫无意义,就像居家物品整理大师近藤麻理惠说的,不再激起火花的东西统统丢掉!有了说服自己断舍离的理由,总算有效率地分类出一堆不再需要的衣物和物品,准备寻找下一个有缘人。 决定留下来的衣服,就开始进行除霉、除斑的动作,传统的烫热水、网络视频教学使用的洗碗精、苏打粉都来试一下,每天固定清洗两批衣物,追赶太阳。这些衣物经过太阳的暴晒洗礼,终于芬芳四溢,像似被赋予了新生命。按色系将它们整齐地摆放好在衣柜里,顿时好期待再次将它们穿在身上。 这次回马3周,其中两周都花在打扫、整理物品上。断舍离的过程虽然累,但很疗愈。东西少了,牵挂也少了,或许就像极简主义主张的,拥有的越少就越快乐。经常搬家、移动,或勤于打扫、清理东西的你,一定也有所共鸣。
7月前
7月下旬,原定到印尼泗水参加一场学术发表。申请表递出去后,老板得知我要去印尼,就问我可否在学术发表前支援一场在雅加达的招生展。想到这是人生第一次有出差的机会,就答应了。 出发当天,配合日本人的严谨态度,乘坐了最早一班的电车前往机场,这才发现出差跟自己出门玩,根本是两码子的事,心情免不了些许紧绷。从办理登机手续开始,一路聊到候机室,直到登机分开坐以后,“i人”(编按:introvert,内向者)的我终于稍微松懈下来。东京转机又是一阵尬聊,直到抵达雅加达机场,搭乘计程车,终于安全抵达旅店。 行李放好后,因为时候已晚,老板建议就在旅店的中餐厅吃晚饭。可能过了晚餐时间,餐厅就只有老板、助理和我3个人。点餐时间,两位日本人打出安全牌,点了在日本中餐厅常见的炒饭、小笼包和麻婆豆腐,而我则点了一份日本没有的芥兰菜双拼。久违的重口味,我吃得津津有味;日本人也边吃边点头,表示好吃。 吃饱原以为可以回房间睡觉了,结果老板说想去展厅看看,于是开始探路。从旅店有一个连接展厅的地下通道,走过去大概要个15分钟。巡视完展厅,走回旅店,已近晚上10点半(日本时间已经是凌晨12点半),梳洗完毕,立马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约了早上7点半一起吃早餐。日本人吃得即礼貌又含蓄,面前永远只有一个盘子,盘里摆放了分量不多的食物,原本想一次过拿3盘的我,只好稍微克制一下。 吃饱就开始投入工作。来教育展咨询升学的人挺多,我用好久没说的马来文、夹杂英文和日文,给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们做简介和回答问题,虽然好几次被“听”出来是马来西亚人,但应付得还行。 一直到下午两点多,老板和助理都没有开口说要去吃午饭。那展厅的空调,估计跟马来西亚的展厅和购物广场一样,设在十五六度吧。早餐没吃饱的我,十二点多就开始感觉越来越冷,没有食物补充能量,渐渐冷得开始有点晕眩了。 没等老板指示,我跟老板说我先去午休,他点点头表示可以。问了接待处,得知展厅楼上就有一家餐厅,选择颇多。来到餐厅,食物香味随之扑鼻,一开始没搞清楚怎么点餐,但饥肠辘辘的我立马抓来一名服务生询问,并顺利点了有沙爹肉的印尼炒饭。熟悉的东南亚口味,吃得真香。 老板点了份有虫的沙拉 边吃边想着还有两位同事没吃饭,吃饱就立即回到工作岗位。助理小姐因为不敢一个人点餐,让我帮她带了咖啡和面包,于是轮到老板去午休。 大约10分钟,老板回到展厅,表示他没看懂如何点餐。我跟他大致讲解,他又去了餐厅一次。这次去得蛮久,心想他应该点上食物了吧。大约一小时他回来告诉我们,他点了份凯撒沙拉,但是菜里有虫,他请服务生更换,所以吃久了。心里本来还纳闷,菜单上有那么多印尼道地美食,怎么就选了沙拉?老板接着自我反省地说∶“出门在外,应该点熟食才对。”我笑笑回答∶“是啊,比较安心。” 招生展为期两天。第二天,换助理先去午休。我又跟她讲解了餐厅的点餐方式,她接着问我∶“你知道洗手间在哪吗?”我不由自主地瞪大双眼∶“展厅出去右转就是洗手间。你昨天都没上洗手间吗?”她笑笑回答∶“是啊!因为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展厅实在太冷,我昨天大概就上了洗手间六七次,她是怎么做到不用上洗手间的?老板则是因为前一天吃到菜虫决定不吃午饭,我在心里默默惊叹∶“这两人也太能撑了!” 两天的工作结束后,因为还有接下来的学术发表行程,我把老板和助理送上前往机场的计程车后,自己又叫了一部计程车,准备前往雅加达老城区探索。当了两天乖乖牌,是时候来点刺激的了。
8月前
不知道大家对于日本的职场文化,是否还停留在长时间加班、下班后和老板喝酒应酬至深夜之上? 据我观察,新一代日本人好像不流行加班了。近几年,电车最拥挤的时段已从晚上八九点提前至傍晚六七点。可能是疫情改变了日本人的工作模式,也有可能是日本的经济发展已大不如前…… 在东京工作的两个朋友,一位是电脑软体工程师、一位是出版社职员,两人都是一周只需要进公司两天,其他天都在家办公。我在大学里工作,课堂以外的时间也是挺自由的,同事之间很少有饭局或是应酬。 所以,现在的日本工作环境,可以说是工作生活两平衡。 但日本的求职过程,可说是人生一大难关。在日本,求职过程称为“就活”,“就职活动”的简称。从参与实习、职业展、公司个别说明会、到填写申请表、发出履历、参与笔试(知识和性格测试问题)以及至少3轮的面试,再到获得“内定”(录取通知),繁琐冗长的过程一般耗时一年。为了毕业后顺利就职,一般在大学第3年就开始就活(日本大学为4年制)。如果你准备应征超过一家公司,这个过程就得重复好几次,而每家公司又有自己的履历格式、申请表的问题也有所不同,所以不能一份履历多投,而是要对每家公司都有深入了解,才有办法回答申请表上的问题。试想想,从一开始的求职过程都很顺利,但在最终的面试失败了,然后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这打击可有多大? 每年4月1日,几乎每家公司都会举办新职员入社仪式,路上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穿着清一色黑白套装,手提黑色公事包的“新人”。在这个集体主义社会,上班第一天就跟上学第一天一样,大家都在同一天开始。 近几年,日本出现一种社会现象,叫做“5月病”。日本5月初迎来黄金周连假,对于4月刚开始新生活及适应新环境的人们,正是紧绷情绪得以稍作缓解的时候。但随着连假的结束,加上天气逐渐转热,人们必须回到各自岗位上时,就开始提不起劲,且意志消沉,“5月病”由此爆发。而今年的“5月病”,也一度延烧至6月。6月中连续好几天,市内地铁及跨市电车发生多起“人身事故”事件,当中不乏蓄意卧轨或跳轨的个案,导致电车停驶,许多上班、上学,还有赶着去面试的人都迟到了,整座城市气氛好抑郁。 手帐不离手 日本人工作态度认真是众所周知的。工作时不吃东西、不和同事闲聊、不滑手机是基本,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公司,早上还会要求职员一起做早操,接着是打扫办公桌,还有一些奇怪要求,像是坐姿要挺直,不能托腮之类的,身边也有朋友经历过。 另外,日本人是极度倾向于回避不确定性的民族,事情都要再三确认后才会执行,由此衍生出开不完的会,但因为往往没有人可以确切地说出“这件事我来负责”的话,所以会议一般都没有结果。开会人手一本笔记本也是必然,书局卖得最好的,应该就是手帐了。日本人的包里,似乎随时都能掏出一本精致手帐,全日本恐怕只有我的手帐是把用过的纸订制而成的。 就算工作再累,或对同事有所不满,结束一天工作,日本人会挤出一句:“辛苦啦。”虽然也只是形式上说说而已,但觉得日本人不撕破脸的这一套挺好的,至少不用接收同事爆发的负面情绪。 同事之间少有深交,所以离职后,一般也不会再联络。日语有两种说再见的说法,一个是“mata ne”,用于短暂的再见,譬如放学或下班但第二天又会再见面时说的。而大家比较熟悉的“sayonara”,则用于长时间的告别,譬如离职时说的“sayonara”,很多时候就真的是再也不见了。
9月前
日圆贬值,涌进日本的游客每日创新高,当地居民因为生活受到干扰,开始怨声载道,还有报导指日本人被外国游客“霸凌”了。 原本还觉得“霸凌”一词言重了,但报导写说,外国游客除了多件行李箱占满电车车厢,还在车内大声说话,日本人觉得吵,却只能默默忍受。 试过几次在早上的繁忙时间,拖行李坐电车到机场去,觉得那些学校或公司地点坐落在机场线的学生和上班族很可怜,因为电车在市中心的首站,早已被旅客和行李箱占据,而旅客都是要到终点站的机场才下车,也就是说途中上车的乘客一般都只能站了。 守时是日本人的使命,五、六点就起床准备出门上学、上班是常态。上到电车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个座位,可以在抵达目的地前再补个眠。早上的电车都很安静,大家都是东倒西歪地睡,不然就是在滑手机,或耳机往耳朵里塞听音乐,很少有人在聊天的。 当这种想要在上班、上学前好好沉淀,在职场、学校迎合他人之前再来一小段私人片刻的时候,却被大声嚷嚷的人剥夺掉这种权利和小确幸时,一天的压力就从电车车厢开始累积,说是被霸凌,好像又不无道理。 虽然在日本生活,但说到底也是个外国人,可以理解人在旅游时的兴奋,以致于声量变大也毫不自觉,反而对于行李箱占据座位,或堵在电车车厢的进出口、带给他人不便的行为比较在意。 像是在拥有富士山为背景的罗森便利店前拍照打扰到当地居民事件,尽管相关单位已架起黑幕,但还是有人破坏黑幕继续拍摄,这些行为真的很要不得。便利店之后,还有一座行人天桥,也因为背景是富士山,为了防止游客群聚,扰乱交通秩序,当局也已拍案要架设黑幕。这样下去,以后去静冈恐怕也只能看一处又一处的黑幕了。 还有马来西亚游客来日本自驾,结果把车停在没有空位的停车场,堵住其他车辆进出的事件,也让我既汗颜又担心,希望事件不会影响马来西亚驾照在日本租车的条件。 庆幸自己住在名古屋 当初申请来日本深造,因为不喜欢繁忙拥挤的大城市,于是将东京和大阪排除在外,北海道其实是首选。后来,因为名古屋的教授先来信,于是就落脚在日本中部的这座城市了。刚来不久,就发现名古屋没什么旅游景点。虽然位于中心位置要去哪都很方便,但坏处就是去哪都要花钱。后来,在一项投票中,名古屋被票选为日本最无聊的城市第一名。跟日本人说起住在名古屋,日本人会一时接不上话,然后说∶“是个很有气质的城市耶!”所谓“气质”,也许就是没有特色的委婉说法吧。 不过,大部分名古屋人认为,虽然观光景点不多,但名古屋是很适合居住的地方。作为日本第四大城市,设施既不落后,房价比起东京也算合理,而且名古屋的咖啡馆比例是全日本最高的,逛个街累了,可以轻松找家咖啡厅坐下休息,不像东京可能到处都是满座。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游客爆多的时候,真的非常庆幸自己住在名古屋,通勤还不至于用挤的。 看着人满为患的东京、京都、大阪等地,实在没有勇气和动力前去。想起家乡马六甲,那些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后来都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方,当地人也只好避开人潮,只有平日才敢驱车进城品尝那古早味。 旅游业为国家带进大笔收入,但“过度观光”带来的问题,当局确实应该要有更妥善的规划与安排,不然苦的只有人民,不仅生活被打扰,还要因为货币贬值只能眼睁睁看游客们买、买、买,也难怪日本人会说自己被游客“霸凌”了。
10月前
在日本这个阶级观念甚强的社会,职场霸凌情况尤其严重。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有过不称心的职场遭遇。 刚入职不久,单位里就有个位高权重的优女士,因为我出席一场会议没带上笔记本做笔记而向我的上司告状。上司因此转告我可以随身携带一本笔记本,把重要或不懂的事情记下来。但会议本来就会发厚厚一叠的纸本议程,很不环保,笔记难道就不能直接记在这叠纸或手机上?基于要迎合别人的这种小要求也不是特别难的事,于是就把那些准备拿去循环的纸钉在一起,当成笔记本,带到接下来的会议去了。 后来,才得知我入职是为了接手优女士的职务,单位让优女士给我安排了每周一次一小时的一对一职业培训。第一次与她单独会面,她就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告诉我从那一刻起,她只会和我说日文,也不允许我用日语以外的语言和她说话。看来她因为其他同事配合我身为外国人的身分而和我说英语感到不适,因此开出了这样的条件。但根据她的说法是,在日本工作,理所当然得说日语。可是,单位里还有一位加拿大籍男同事,优小姐却愿意配合他说英语。除了我看起来比较矮小、温和、好欺负,也想不出其他原因了。 再多投诉也难撼动霸凌者 优女士嫌我日语不够好,任何发出去的电邮都必须事先发给她过目。当时AI还没盛行,一次在回复邮件时,优女士敲了我办公室的门,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就直接闯入,质问我怎么还没回复邮件。我回说我正努力回复中,她走到我后方,查看我的电脑荧幕,然后直接挪了张椅子,坐了下来。我转头看着她,她说:“不用理我,你继续。”我说:“你这样看着我,我没办法工作。”于是,她让我边听她说,边把她说的内容打出来,就这样看着我把整封邮件写好发送出去,才甘心离开。 后来,我每按一次电邮发送键,办公室的电话就会随之响起,没有一次对我写的电邮或做的决定感到满意,就连电邮用的署名她也有意见。为了避开她的电话,我都是先把电邮内容写好,离开办公室后才按下“发送”键,但是第二天早上还是免不了接到电话轰炸。 当优女士连我接说话的方式和声量都给予批评,甚至让我做一些连大学资格都不用的工作还万般刁难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对这份工作有多厌恶、害怕、压抑,甚至忧郁。 想裸辞但为了这份工作搬家花了不少钱,再怎么样也都得撑满一年直到合约结束才好离职。于是,只好开始狂投履历,每天倒数可以和优女士说再见的日子,那一年的日历上画了好多的叉叉。 后来顺利找到新工作。提交辞呈时,上司问我是否遭到了职场霸凌,关于优女士怎么对我,我却只字未提。同事问:“既然都辞职了,为何不把话说开?” 问题是,把话说开有用吗?上司既然会问,就表示他也知道单位里或许存在霸凌的情况,但却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阶级观念在日本职场上根深蒂固,权力、地位越高的人,再多的投诉、指摘,似乎也难撼动他们的地位。被霸凌者就算提出申诉,往往必须在重述事情经过时受到二、三次伤害,但到最后正义也并未获得伸张。当人们关注被霸凌者的身心状况时,却也忽略了霸凌者才是真正应该被关心、被治疗的那一方。 现在工作的地方,上司和同事们都很友好。感谢自己当时及时抽身,离开了那个让人身心俱疲的地方,才发现原来在面对强大势力无法反击的时候,与其以卵击石,或许还有一种方法,叫做“逃避”。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世界那么大,总有一个适合自己的容身之处。告别有“毒”的人、有“毒”的环境,比什么都重要。
11月前
和同样生活在日本的马来西亚朋友或外国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不小心开始说起日本人有多难相处。 大家都一致认同,日本人普遍上很冷漠。尤其冬天时,所谓冷漠显而易见。比方说在路上掉个围巾、手套、或冷帽等不太值钱的东西时,大家路过都会当作没有看到。三天甚至一周后回去,东西还会完好无缺地在原地等你捡。 朋友说,这有什么出奇的,日本人冷漠的最高境界,是邻居倒毙在家中,直到腐臭味蔓延开来,才发现隔壁家出事了。 搬来现在住的地方也有两年了,但截至目前都不知道隔壁住了谁,长什么样。搬进来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家组装宜家的书柜,记得当时也还没到晚上10点,门铃突然响起,透过没有视频的对讲机,一把女声,告诉我现在已经很晚,请我明天再继续组装。那是我第一次和邻居打交道,也是截至目前仅有的一次。 有几次刚好走廊上遇到,我准备打招呼,但邻居也都是眼神回避,快步走回自己的屋。又因为疫情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要是某位邻居其实是我的同事,我也可能没认出来。 然而,最近一次经历,却让我对日本人的冷漠有些许改观。3月底,下了好多天的雨。趁着春假,连日在家写研究报告几乎被憋坏的我,趁着某个大晴天,决定带着平板电脑和午餐,到公园里的樱花树下“户外办公”一天。 当时樱花还没满开,赏花的人不是太多,距离我垫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母亲和女儿,还有外婆的三人组合。 换个地方写作灵感果然源源不绝。但写没多久,就有个背着一台单眼相机的男人在我附近对准樱花拍着拍着,然后越来越靠近我的铺垫,随之一蹲,就用日语说了句:“请问你可以和我做朋友吗?” 我先是一愣,心想:“这是在搭讪吗?”来到这把年纪,我根本已经忘记上一次被搭讪是什么时候了。一时没想到怎么用日语拒绝,对方看我搭不上话,竟然开始飙英语,问我是哪国人。我暗忖:“现在的日本人英语都那么溜吗?” 心里有点害怕,下意识把包包、外套、电脑都往身边挪,或许因为这一举动,隔壁席的妈妈见状,带上一片小蛋糕,走过来递给我,边和我搭话,问我是否一个人,还跟我使眼色,问我是否认识那位前来搭讪的男士。我回说:“我不认识他啊!”这位妈妈于是直接坐下来,跟我聊起天,陌生男人见我们不搭理他,最后便离开了。 我急忙向这位妈妈道谢,真的很感谢她既聪明又不失礼地适时帮我解了围。看着她善良的面孔,突然想起了几年前在日本搭便车的经历。 不期而遇的温暖 那时,先生刚来日本和我一起生活不久,我们去了栃木县的半月山。逛完要下山时,发现看错了时间表,错过了下山的巴士。下一班巴士要大约1小时半后才来,而且山上既没有洗手间,也没有任何食摊。想搭计程车手机还没有讯号。于是,先生提议要伸出拇指搭便车,这是一项我们俩在纽西兰打工度假时学会的“生存技能”。自从来日本,领教到日本人从不给别人添麻烦后,那拇指还真是没勇气举起来。但因为下山的路也没有设置人行道实在太危险,先生最后还是把拇指举起来了,这一举,就立马有车停了下来。 那是一部七人轿车,车上坐着一家四口,女主人把坐在中排的两个小孩挪动了一下,让我们坐到后排去。途中,女主人还透过小朋友给我们递来了两份包装精美的小饼干…… 好心善良的人总是如此雷同,她和樱花树下帮我解围的女子,都一样温暖。 凡事没有绝对。虽说日本人冷漠,但有难的时候,还是有温暖的人,愿意伸出援手的。
1年前
前文提要:抵达月台,我把身后的背包、斜肩包、口袋又再翻找一遍,还是没发现手机,心里开始慌起来……这下只好去追老公了。想起老公说上巴士前要吃麦当劳,于是来到刚跟老公一起经过的麦当劳,目光迅速把点餐列队及座位扫了一遍,正要放弃时,在最角落的位子发现了老公。 老公看到我先是一惊,我说我手机弄丢了,他才回过神来,掏出手机拨我号码,但无人接听。我让他跟我到失物招领处填写资料,于是他把只咬了一口的汉堡打包丢到背包里,帮我拉着行李往札幌站方向跑。 失物招领处还是没有发现手机,老公帮我留下了他的联络方式。工作人员提醒我,如果手机不是在车站里掉的,那手机也有可能被交到警局里,让我也去警局备案。 找到老公,心情已经稍微平复下来,但还是不清楚手机什么时候、在哪掉的。老公问:“iphone不是有寻找手机功能吗?”这时才恍然想起背包里有一台iPad,打开却不知从何下手。老公问:“该不会没有打开搜寻手机功能?”因为我是一个担心个资外泄而有点抗拒定位追踪功能、iCloud也从未打开过的人类,老公也表示不解。 不过,手中的iPad带来了一丝希望,显示手机位置在大通公园。没有丝毫犹豫,我们又一支箭似的往大通公园方向前进,此时已在大通和札幌之间的地下街来回第五次,心脏几乎已超出负荷。 来到Ipad显示的手机定位附近来回查看了好几遍,始终没有发现手机的踪影。老公持续拨打我的手机号码,但手机处于静音模式、震动也没打开,就只能靠荧幕发光来找了。雪下得颇大,我还徒手扫雪,就怕手机被雪埋没了。但找来找去还是没找着。 后来,老公发现附近有一个因为雪祭而临时设置的警局,跟手机定位也相当靠近。 推开门,里面坐着3位警察,表情冷淡。其中一名警员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手机弄丢了。他脸上像写着“这里没有你的手机”的表情,把车站失物招领处人员问我的问题,又问了一遍。我回答完毕,他随即走到旁边的置物柜,打开其中一个标示“贵重物品”的柜子,从里面取出了一个透明的大袋子,里头装了至少十几部手机,每部都贴上了标签,标示手机来历。 警察手往袋里随意翻查了一遍,依旧表现出一副“没有你手机”的表情,这时老公持续拨打我手机号码,警察先生终于发现袋子里一台手机荧幕在发光,他把手机掏出来,递给我解锁。解锁成功后,又填了一份表格,就把手机还给我了。就这样,手机找到了,但我也赶不上回名古屋的班机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错失班机啊! 我的心一阵温热 我只好随老公坐长途巴士回他那距离市中心好远的家。上了巴士,还在纠结是否应该直冲机场,看机票能不能更换之类的,但当下已经筋疲力尽,也没有办法再去应对更多的不确定性了。 虽然抱着机票已报销、必须重买的打算,但第二天一早还是给日航打电话,看看事情是否还有转机,但线路繁忙连接不上。于是,写了封电邮询问,却等了一天都没有得到回复,就重买了一张廉航的机票,因为日航的机票已经涨到买不下手。 在新千岁机场准备回名古屋时,我去了日航的柜台再次询问。工作人员面露难色,解释说因为是个人原因导致错过航班,所以没有办法申请退款。尽管失望,但谁叫自己糊涂掉手机呢? 回到名古屋忙着清洗衣物,直到晚上打开电子邮箱,发现来自日航的回信。邮件写道:“您好。抱歉回信晚了。我们发现您购买的机票是不能做任何更动的,但考量到你在登机前掉手机所带来的不便,决定让您做仅止一次的班机更换或办理全额退款。读到这里,我的心一阵温热。无论它是否是一种以满足客户的渺小需求来换取持续支持的营销手法,我都会因为这样的贴心举措而买单,未来购买机票时也会优先考虑日航! 有了这样让人感动的失而复得,人是要怎样才能不糊涂下去呢? 【周游霓虹国】掉手机记(上)/ 周蔚延 【周游霓虹国】掉手机记(下)/ 周蔚延
1年前
在日本生活久了,人会变得粗心大意。因为下意识觉得环境安全,不会有人偷抢拐骗,不小心遗落的东西几乎都能找回来,慢慢地就毫无防备之心了。起初还会留意包包及随身物品,但后来就是可以放心到一个人在咖啡馆或餐厅时,也可以把包或是手机留在座位然后去点餐、上洗手间的程度了。 去年第一次在公交车上掉了零钱包,里面有日圆几千块(几十令吉),交通预付卡以及一些集点卡。下公交车后,想去便利店买东西,随即发现零钱包掉了,打电话给巴士失物招领中心询问,大约4小时后接到通知,说是零钱包找到了,让我到市中心的失物招领中心总部取回。失而复得的零钱包里的钱和卡,一样都没少。填妥失物认领表格后,工作人员问我:“你是坐地铁来失物招领中心的吗?”“是啊!”工作人员于是递给我两张免费的地铁乘车券,作为我特地前来领取失物的交通补贴。“不对啊!是我糊涂弄丢东西在先,要领取失物,交通费不是应该自己付吗?这样的失而复得也太暖心了吧……” 有了这样一次美好的失而复得,我的粗心大意就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出了门回到家才发现包包根本没有关好;有一次弄丢了脚车钥匙,害老公把我的脚车从地铁站抬回家;还有一次用了电棒卷忘了关电到第二天才发现,幸好地毯没有烧起来。 但我万万没想到,最近一次更夸张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次,我竟然把手机给弄丢了。 一月底学期告一段落,学生报告采点尚未完成,我又迫不及待飞往北海道找老公去了。 这次逗留北海道大约两周。行程最后一天早上,我们开着租来的车子,从旭川回札幌市。抵达札幌,已是下午4点左右。想说距离晚间7点20分回名古屋的班机还有些时间,就决定去位于大通公园的札幌年度雪祭看冰雕展。我们从地下街走过去,大约走了个15分钟,老公第一次知道有地下通道可以避开风雪和湿滑的路面,还发现好多餐厅,他嚷嚷说道,待会儿他想吃麦当劳再坐车回家。 当天是雪祭开幕的第一天,现场万头攒动,好多旅客,加上大雪纷飞,举步维艰。我和先生逛没一会儿,就匆匆穿过地下街回到札幌站。 我把行李箱从置物柜取出,准备进站搭电车到机场去,进站前眼角瞥见转角处一个失物招领柜台,心里仿佛有着一股不祥预感。 我和老公拥抱告别,刷卡进站后依依不舍的登上手扶梯前往月台。就在此刻,手往外套的口袋一摸,试着掏出手机却发现手机不在口袋里,斜肩包打开,手往里边抓,也没发现手机的踪影。抵达月台,我把身后的背包、斜肩包、口袋又再翻找一遍,还是没发现手机,心里开始慌起来。 首先想到,没有手机能登机吗?登机需要二维码,没有二维码还是可以柜台办理登机手续,但手机弄丢,我整个行程的照片都没了,而且一想到在这个偌大城市里都没有认识的人,而唯一认识的老公却没办法跟他联系上,就觉得好焦虑、无助。 在原地放声大哭 慌乱中做的第一个决定,是要找手机。于是拖了行李往回跑,泪眼汪汪的跟车站人员说,我要出站去找手机。出站后想着要去追老公,但下意识想起进站前转角处的失物招领处,就先去询问。工作人员钜细靡遗地问我手机什么型号、颜色,记不记得在哪不见等问题,但她手上并没有任何手机,于是让我留下联络方式,我这才发现,根本记不住老公的日本手机号码。 这下只好去追老公了。拖着行李又往前冲,要是老公上了回家的高速巴士,我就只能原地放声大哭了。想起老公说上巴士前要吃麦当劳,于是来到刚跟老公一起经过的麦当劳,目光迅速把点餐列队及座位扫了一遍,正要放弃的时候,在最角落的位子发现了老公。(待续) 【周游霓虹国】掉手机记(上)/ 周蔚延 【周游霓虹国】掉手机记(下)/ 周蔚延
1年前
新一年开始了。每一年的开始,我都花好长一段时间去想、去规划新一年要完成的事。年轻时目标方向很明确,但近几年却有点迷茫,没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可能随着年纪增长,那些年轻时未完成的目标、梦想,来到这个阶段,似乎也不再那么重要了。 年末看别人在脸书上发表的年度总结,再想想自己的2023年,简直就是自惭形秽。只好默默安慰自己,能安然无恙地过完2023也算是一项大成就了。 2023A开年第一天,日本就发生了7.6级强震。事发时,人在外头。排了一小时多的队,从神社参拜完,正要步行前往餐厅用餐。手机突然发出地震警报声,那是一种有别于手机内设铃声的巨大声响,类似汽车防盗警报器失灵的声音,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周围的人的手机都在同一时间响起来了。还在想能登在哪个位置的时候,突然就一阵晕眩,感受到了震动。后来陆陆续续收到讯息询问是否受地震影响,回到家打开电视,才发现情况甚是严重。 接下来的几天,在家里也感受到了轻微的余震。电视上也有越来越多来自灾区的画面流出。有受访者站在他们坍塌的房子前,叙述着他们每天碰面聊天的邻居还被埋在瓦砾堆里等待救援。道路中断、余震接二连三的发生,加上雨天加剧了救援难度,一名父亲对着镜头哭诉,因为迟迟等不到救援,身陷瓦砾堆中的女儿撑不住松开他的手走了。这些画面,看了好心酸。 另外,开年第二天,日本还发生了两机相撞起火事件,但这起事件让人见识到了日本人的高国民素质,对于日本人的从容应对、相互配合,而让客机上的全数乘客与机组人员得以安全疏散,给予了高度评价与赞赏。网络上视频可见,客机外已开始着火,乘客们惊慌地嚷着让乘务员赶快打开机舱门让大家逃生,但尽管慌,几乎所有乘客还是守秩序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等候指令,反映出日本人的高度纪律与冷静。 实际执行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确定自己在紧急关头能否如此沉着冷静,但自觉自己竞争力弱且佛系的性格,好像挺适合在日本生活的。跟别人争东西总是争不赢,所以不在意排很长的队,因为在日本,只要跟着大家一起排队,最后一定会排到,很公平、很合理。樱花季的时候,我也悟出一个道理,花开花落总有时,很多时候,你急也没用,事情自有它的发展与走向。 在日本生活的这些年,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变得比较安静,不太喜欢表现自己、更不喜欢成为关注点。或许本来就是个比较内向的人,但近年来变得更会隐藏自己情绪了。可能是环境、抑或是年纪造就的改变。尽管日本是一个很安静、很适合内向人生存的地方,但新一年还是希望自己要多主动、积极,多参与社交活动、拓展人际关系,这样才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啊。 以前每次看消防、医生等职业剧的时候,总觉得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很伟大,而这次从电视上看到在地震灾区进行搜救、报导的人们,让我也好想为有需要的人做点什么,也开始省思自己目前的工作,对社会或周遭环境有着什么样的贡献与影响。我想新的一年,最想做的事,就是想借自己的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吧。 而不能只是想,更要将想法付诸于行动,实际执行才是最重要的。但执行力真的还有待加强,不然减重这件事也不会每年都出现在新年抱负清单上了。 新一年希望大家有执行计划的动力,在面对挑战挫折时,有应对的勇气、韧性与坚持,最重要的是平安无恙,一起往2025出发前进。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