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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

“云霄回鹤梦,泉石伴人间。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诗是石涛配画之作。群鹤归巢,梦影回荡。泉水山石相伴,悠然度过尘世岁月。不曾觉察天地已然老去,只知天外青山苍翠如初。  满人在石涛两岁时入主中原,他是明室后代,崇祯自杀后,其父靖王在混乱时局中参与皇位争夺被杀,他被贴身太监相救,削发出家保命。身分让他命运多舛,皇族血统注定浮荡处境。他一生贫困,以字画为生,以字画找到精神寄托。  胡适在1949年3月7日日记说他为吕平得题《石涛画册》时突有感触。“石涛自题云:‘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可见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石涛此诗意境幽清高远,提“遗民”,胡适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垒块,想的是石涛其人而非其诗。  1947年11月外交部长王世杰写信给胡适,说访美时,不少人问胡适近况,他们不满“中国的政府竟令兄赋闲,亦即中国政府遭受美国社会不信任之一因。蒋之受冤类此者亦多矣。”  1922年胡适任北大教务长时,王世杰是法律系主任。二人同年,谈得来,蒋介石常借王世杰传话。国民党军队前线节节败退,民心转向共产党,美国政府信心渐失,蒋介石担心影响援助,希望胡适帮忙暂撑门面。他不只在国内学界地位崇高,在美国政界与舆论界也深受尊重。  蒋介石要他入阁的决心没变,1947年3月甚至要他参加总统竞选。1947年12月12日,他到南京,蒋介石透过王世杰,希望他出任大使。日记写当天谈话:“这是出我意外的提议。他说,国家需要我去。我说,我老了。10年的差别,如今不比从前了。”  二战担任大使时满腹委屈的阴影犹在,他不愿重做冯妇。12月16日,蒋介石安排饭局,日记说:“我去时始知只有我一个客。他力劝我再去美国做大使。他的意思很诚恳,但我不敢答应,只允考虑。”  饭局结束,他找王世杰,重复旧说。怕不清楚,第二天再写信,提接任北大校长1年半,毫无成绩,即去作他事,在道义上对不住国家、学校,也对不起自己:“我今年57岁了,余生有限。此时改业,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这是不是一件大损失?至少我自己有点不甘心。” 夹在学生和政府中间苦不堪言  傅斯年支持不当官决定。1947年2月4日他致信说虽然和中共势不两立,但是在野才是良策。入政府就无法奋斗了。“国民政府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后来信件中他一再提醒胡适:“先生一走,北大即垮。”  1947年12月19日胡适心脏病复发,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致信王世杰,说胡适因为大使一事,意甚焦虑。数度失眠,“北大普遍心理,实‘隐倚之为长城’。不问继之者谁属,在心理上,无形之中将少一精神的维系。”他说胡适从南京回到北大,“两次心脏警告,医生坚嘱静卧,现尚末出门。”王世杰没有强人所难,告知蒋介石结果。  局势变化过快。1948年11月24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因币制改革失败辞职。蒋介石又想起他,派陶希圣当说客。他“表示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此时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已失东北。他要陶希圣转达:“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国民党劣迹他何尝不知,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反复强调在共产党铁幕底下,没有民主,没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二战以后,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他明星光环变小。邓广铭在〈我与胡适〉说20年代及之前日子,“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30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这就是因为上课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  学潮此起彼落,被捕学生与日俱增。学生无心上课,教授无心教书。国民政府对示威学生不手软,他一边营救被捕学生和政府周旋,一边力劝学生专心向学。夹在中间苦不堪言。1948年2月患病学生邓特被捕,他被批评“对保障校内自由推诿搪塞”,“身为一校之长而不顾学生安全,只求酬应周全于权贵之间”。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约吃饭,希望他到美国以正朝野视听。他答应,却不接受总统府资政名义和俸禄。大势已去,无望做大事,但是在野独立,和国民党保持距离底线必须坚持。  1949年4月6日,他从上海登船到美国。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师一去不复返,留下来的朋友因为随后而来的政治风暴饱受折磨,他则带着中华民国身分遗憾步入飘零晚年。
5天前
在MBTI流行以前,互不认识或彼此不很熟悉的人,大多以黄道十二宫打开话题:你是什么星座的。 水象。那你应该有点多愁善感吼,天蝎座除外。风象,你一定很爱自由!土象。那种吃早餐前一定要刷牙,做练习一定要从第一题开始做起的人,就是你吧。火象。你不要生气啊,我就是随便说说而已。 在我长大的小地方,大家也会问:你是什么宗教的。这里有很多人传福音,基督教堂也很多。我中学附近的一个基督教堂甚至建在清真寺旁边,每个周五提早放学时,可以看到教堂的门口敞开着,欢迎穆斯林暂时停泊车子。据说这个现象不可能会在半岛出现。 十字架和新月从远处看,离得非常非常近。 小时候我在家里做功课时,偶尔会听到外面有人说“Hello”。 探头出去往往会看到一对结伴的外国人男女。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才好,我学TVB里面的人说“红毛的”,跟母亲说红毛的又来了。 母亲说直接朝他们摆手或摇头就好,如果他们坚持不走,再把门关上。以前这些方法总是奏效,我想不礼貌的行为在各个文化里是相通的。但某天突然就没用了。 这天只来了一个男人,但依旧是红毛的。高大男人的背后是个比他高出一个头的登山包。我已经摇头了,他却温柔地笑笑,接着朝我露出8颗白净的牙,很诚恳地说“just a minute”。 我想了想还是走出去。隔着篱笆门,决定给他一分钟的时间。他的手臂穿过门的缝隙之间,把一张宣传册放进我手里,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的名字是Cristy。 然后他说原来你已经是主的孩子。那没什么事了,宣传册留给你吧。主保佑你。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英文名字会被误认为与某个宗教相关。考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之前,学校会举办知识祈祷会。伊斯兰教的人用中型礼堂,基督教与天主教留在大礼堂,佛教、兴都教和没有特定宗教的人去图书馆旁边的小会议室。 第三拨人是最少的。东马的印度人少之又少,大部分学生都是信仰佛教的华人,主持祈祷会的外来师兄师姐干脆直接说中文。 说是祈祷会,但不知道为什么就介绍起了佛教的起源和释迦牟尼的身世。当时老师们也都在,他们是来监督学生有没有专心听讲的。我跟生物老师打招呼,听见她小声说:“你不是基督徒吗?” 我不是。 我们不被允许说话,我只能摇头,但心里很想问老师为什么会这样觉得。是不是因为我的名字。 有时我觉得自己的名字很陌生。我在没事做的时候经常思考:我怎么是这个名字。我怎么知道自己是这个名字。别人一叫我的名字,我怎么就条件反射地马上给出反应了呢。 虽然说名字是父母取的,但我忍不住猜测,是否有命定般的哪一刻,母亲在看见这个名字时突然想起她还没有出生的女儿,坚持要把这个名字给女儿。所以也不完全是父母取的,或许有某种肉眼无法企及的神秘力量,赐予了我名字。 我用这个名字生活至今。 我也尝试给自己取过好几个笔名。第一个姓蓝。我本来姓黄,但我觉得不好听,所以连姓都改了。第二个笔名借鉴了我当时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名字。说是借鉴,其实更接近抄袭。作者叫顾西爵,我自己取的叫顾爵西。我喜欢“爵”这字的霸气,还把名字写在班级的桌子上。有天被曾经也看过小说的同学问起,我只好支支吾吾说自己把作者名字记错了,不愿意承认模仿笔名这种蠢事。 第三个姓闻人,单名霜,来自12岁时看的一本小说。闻人霜本体是一只白狐狸,他是书里一个不重要的配角。这本书是在学校附近的公共图书馆借来的。封面图是一个紫色长发的男人,穿着哥特式的衬衫。衣领那里有褶边,是白色的,被人写下“Super Junior”。留下痕迹的人很不文明,但我认同封面男人和Super Junior的颜值不相上下。 有人问我,书里有这么多角色,怎么就选了一只狐狸。我没能回答上来。这也许像父母给我取名,像月亮和太阳不会同时出现,也像人为什么要考试一样,本来如此。童年过得很漫长,每一天都像昨天的昨天,重叠了明天的明天。 我不是读书就是看书。 这本书很奇怪,明明是中世纪欧洲的背景,可是穿插了许多东方元素,狐狸竟然是九尾的。我记得里面还提到一个叫米迦勒的大天使,他是上帝御座前的七天使之一,最耀眼的天使长。他铁面无私地惩罚了书里所有犯错的人,就连心爱的人也不放过。 6岁时我就不相信世界上有圣诞老人了。可我却在12岁,童年快要结束时开始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天使。 不要犯错,否则会受到惩罚。 就这样,我无比虔诚地相信着这件事。甚至有天和母亲说,我觉得自己终有一天会去接受洗礼。 母亲不能理解青春期少女的胡言乱语,她只回复:“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明天先给我去佛堂上香,求阿公保佑你考试顺利。” 我后来就长大了。没有信任何宗教,但在大学时选修过一门“华人宗教”,听讲师一再提起同一句话:“这里只有学术讨论,不要强加个人的主观意愿。” 为了更理解课程,我翻看不同的书。看到《西方文学理论十五讲》时,发现作者提到了欧洲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在这时最壮大,那时《圣经》里已经有完整的天使谱系了吗?我想知道米迦勒到底有多厉害。 但我始终没有去看《圣经》,我还有一堆论文要写。 写论文不是一件经常能顺利进行的事。卡壳或偷懒时,我常将它与小时候做不出数学题的烦恼相比。以大人的眼光来看,小学数学题肯定简单得多。但我也不想否认当初的痛苦。每个痛苦都是痛苦的,用现在的心境衡量过去并不会显得大方。 我在星巴克点了一杯星冰乐。店员叫我时,我拿过她递给我的饮品,上面正确地写着我的英文名字。 我花了钱,不想呆在宿舍,换了一个环境,却还写不出论文。塑料杯子顿时沉甸甸的,我突然产生某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下单的结果是无限放大我这些天积攒的愧疚。 事后愧疚没用的,米迦勒会惩罚犯错的人。 米迦勒的英文是Michael。我记得当年那个想传福音,顶着大太阳站在我家外面的外国男人,他的登山包上简陋地缝着这个名字。 哪天我走在街上,听到有人喊出“米迦勒”这个名字时,我一定一定会停下来,也会回过头。那部电影《Call Me By Your Name》的名字取得真好。虽然他不记得我,但我知道他。 停止从星座或MBTI认识我,请从一个名字开始了解我。 所以,不管谁都好,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我会马上想起你瞳孔的颜色、你登山包的牌子、宣传册给到我时你用的是左手或右手。那天有很多很多功课,我已经不想做了,我跟母亲发脾气。你说没关系,总会做得完的,你是一个好孩子,主保佑你。谢谢你走出来,主保佑你。 米迦勒会惩罚犯错的人。但米迦勒最初是一个温柔的天使。 我已经有英文名字了,所以我不能叫米迦勒。 我为什么不叫米迦勒呢——我不可以的,我会犯错,再小心也会。可是我好喜欢天使,所以我选择了那只曾蜷缩在他脚下的白色狐狸的名字。 相关文章: 戴晓珊/如果人会死 露凡/听听那虫鸣 杨嘉婷/消失了的龙珠
3星期前
我总能清晰地记起母亲的忌日。那是2003年12月23日,就在圣诞节前两天。尽管她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20年,她的音容笑貌和对我们的无尽关爱,依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 母亲是一个精明能干且极其刻苦耐劳的中国传统女性。父亲去世得早,我们9个兄弟姐妹全靠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抚养长大。她性格温和,待人亲切,非常健谈,说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虽然识字不多,但她的好人缘使她朋友众多。她常常告诫我:“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尤其是在我离家去新加坡升学时,她也不断地叮嘱我。 小时候,我们一家十一口依靠父亲当私人司机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父亲失业后,母亲毅然决然地开始制作糕点,糕点做好了之后,由父亲用脚踏车载到咖啡店寄卖。制作糕点的工作非常辛苦,每天晚上早早就寝,凌晨两三点就得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母亲制作的糕点全是手工的,有七八种之多。每一种糕点从磨面粉、煮馅料、塑形到烘焙,都要经历多个繁琐的过程。靠父母两个人的力量非常吃力,所以我们几个年纪较大的兄弟姐妹就帮忙,分担父母的工作量。 每天,当糕点做好出炉时,天已破晓。父亲开始把一篮篮的糕点用脚踏车载去街上的咖啡店批发。虽然糕点送出去了,但我们的工作还没结束。接下来,我们要立即开始收拾、打扫和清理。稍作休息后,到了中午,我们又得开始准备制作新一批糕点,例如磨面粉、炒花生、煮绿豆等,一直忙到傍晚。父亲又得骑脚踏车到街上咖啡店回收卖剩的糕点,并点算收账。我们一家人就是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以继夜地工作”。 掏出积蓄坚持孩子升学 16岁那年,我初中毕业,那是1956年。母校关丹中华中学没有开设高中课程,学生若想继续升学,只能前往外州或外国。当时我考虑到家境贫困,家里制作糕点需要我帮忙,所以放弃了升学的念头。然而,母亲坚决反对,她坚持我必须继续升学,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她从房里拿出一个陈旧的包袱,交给我说:“这是我多年储存的钱,你拿去读书用吧!”我很感动,犹豫不决,但在母亲的再三坚持下,我最终接受了。 在50年代,许多关丹的初中毕业生远赴新加坡就读高中,因为新加坡有几间闻名东南亚的华文学府,而且马币与新币同值。最后,我与几位关丹同学在一班旅新同学的游说下,进入了新加坡的一间中学。 1957年,我进入新加坡一间中学的第一年。那一年,正值马来亚人民争取摆脱殖民统治、寻求独立自治的时期,民族主义思潮在各族群之间风起云涌。作为华文中学的学生,我感受到了划时代的思想冲击,对当时的政治局势非常关注,经常在课余时间与同学探讨政治议题。 处在这个风云动荡的年代,又在这间历史悠久的学府受到五四运动文化的熏陶和磨练,我从一个文静、沉默寡言的人变成了一个活跃、开朗的文青。在新加坡求学的3年里,社会动荡不安,罢工与罢课事件层出不穷。我曾亲眼目睹警方动用催泪弹驱散人群,甚至用警棍追打手无寸铁的学生。最难受的是眼睛被催泪弹的烟雾刺激,眼泪与鼻涕夺眶而出。 受到时代的感召,我也义不容辞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结果引起了警方和政治部的注意,成为他们的黑名单一员,时常被传唤到警察局问话。每次学校假期回家度假,我都会无缘无故被传唤,令母亲坐立不安。 有一晚,当我在房间收拾行李准备次日启程回新加坡时,母亲突然跑进我房间,满脸愁容地对我说:“孩子,你这次出去,要小心保重。妈妈有件事求你,这次回去要好好读书,千万不要参与任何活动。如果不幸被政府抓去坐牢,你叫我们怎么办?你是妈妈的好孩子,妈妈对你期望很高,你要听妈妈的话。”说到这里,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眼泪也流了出来。为了不让我看见她流泪的双眼,她急忙转过头去擦拭眼泪。 从小到大,我没看过母亲流泪,这是第一遭,那一刻我被吓得呆在原地,不知所措,激动得讲不出话。尽管事隔多年,这感人肺腑的一幕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为了此事,我的心里很矛盾,很挣扎。亲情与激情难以取舍,我了解母亲的感受,爱子心切,然而,置身于风云变幻的时代,我无法明哲保身,置之度外。最终,我违背了母亲的规劝与嘱咐,仍然选择继续参与活动。如今回想起来,总觉得内疚,愧对母亲的一片苦心。 母亲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无怨无悔地抚养我们长大,她对我寄予厚望,无时无刻不在鼓励和支持我。最终,我没有让她失望。在她晚年时,我也有机会尽一点孝心,让她享享清福,含饴弄孙,安享晚年。 回乡探望当年滞留中国的大儿子和大女儿(我的大哥和大姐)是母亲多年的心愿。然而,由于当时马来亚与中国尚未恢复邦交,她一直无法成行。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1992年中国开放后,我亲自带母亲回乡探亲。 我们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一步出机场闸门,便看到前面有一行人拉着红布条欢迎我和母亲回国,他们是来自客家世界联谊会的代表(当时我是淡属客家公会的会长,我在启程之前曾经把行程告诉当地的客家世界联谊会),梅县的县长也到场迎接我们。 接着,他们更用专车接送我们到当地的华侨旅店下榻,全程热情款待,母亲感到老怀安慰。这一趟回乡探亲之旅,是母亲相隔47年来首次与哥哥姊姊重逢,能够与一家人团聚,算是圆了母亲多年的心愿。
3月前
自从有了卫星导航系统,我从不需要记下抵达目的地的路线,即使沿途有多么绮丽壮观的美景,我都无暇欣赏,眼睛紧盯着前方,耳朵专注在聆听系统发出的指示,真正做到心无旁骛。然而心无旁骛,不但让我错过了许多,对于脑力训练更是毫无益处。 因为惯性依赖,由于惰性使然,我不再是那个靠着手绘地图穿梭在大城小镇的探险家了。于是,在一站又一站的风景中,除了与标志性建筑物或景色照相,留下“到此一游”的证据,我的心不再细腻如尘,我的眼不再观察入微,脑力缺少了寻幽探秘时的刺激与期待,飘浮在记忆边沿的就只剩下肤浅的相片佐证。 年岁渐长,记性越来越糟糕。我接受这是迈入中年的征兆之一,所以也不怎么难过。数十年前的人事物仿若昨日,历历在目;刚刚说过的话、做过事却像过堂风那样,轻轻拂过秀发,就吹散了。孩子经常笑我拥有金鱼的记忆,仅仅3秒,一呼一吸之间就消失了,我好像也的确如此。比如刷了牙后,和旁人说了一阵子话后,我会再进入浴室找牙刷,摸到牙刷怎么湿漉漉的,才恍然大悟这排牙齿不就刚刷吗?更甚者是,一张脸可以连续涂了两次护肤品,然后孩子惊讶地指着我:“半小时前不是涂了吗?妈咪真的那么怕老?”有一次,十万火急的冲进迷你市场里买东西,从下车走进店铺里的电光石火间,我恍若置身迷雾中,忘了自己所为何事,忘了一路上心心念念非得立刻购买的那样物品是什么。 记得太多反而是负担 幸好,并非全部事物我都会忘记,比如下厨时,我就不会出现连下几次盐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我煮菜从不放盐,清清淡淡就一餐。因此,在厨房的时候,我可以暂时逃离健忘的困扰。又或者,我不会忘记一周内每天不同时段必须接送孩子的任务。因此,在我日趋严重的健忘症中,孩子对于我在校门口的准时出现还是信心满满的。我依然记得身边至亲好友的生日,哪怕已经多年不曾联络。即使是小学同学,那些隐藏在社交媒体上,已被洋化了的中文名字,依旧是让我们偶然擦肩而过时,可以冲口而出的叫唤。 对于数字,我是绝对迷糊,报起价钱时不但数目前后跳跃,还会倍增倍减,完全随我意念说出来。一包椰浆饭两块钱,我会记成3块钱,数日后再去光顾,回家时很开心地说椰浆饭竟然降价哦,老板真是佛心经营。又或者6块钱一包鸡饭,我的脑筋会自动打结,将它变成4块钱,然后再去帮衬时,控诉老板怎么短短数日又再涨价,真是牟取暴利的奸商。诸如此类,家人都见惯不怪了。 身边不少建议,叫我吃核桃补脑,多吃葡萄、猕猴桃、鸡精……都是很良善的意见,但是我丝毫不着急。任由大脑去筛选是件好玩的事,我乐此不疲。即便同样的事我多做了数遍,也不觉得怎样。同一本书,我可以买了两次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这内容怎么那么熟悉?结果,我家里收纳了不少相同的书籍,偶尔送给朋友结缘。同一个人,我可以连续见面数次,却还记不了名字。没有关系,我安慰自己,除却记性差,顶多是加一项脸盲的特质。交待下来的事情,如果没有记事本,我也会忘个六七八九的。电脑输入太多文件会当机,我的脑子也这样。 琐事糊涂,数字迷糊,予我似乎没有任何损失,我依旧快乐地过我的小日子,忘与记不过是生活的调味品。有时候记得太多,反而是个负担,它会反复出现在梦境里,提醒你不要遗忘,醒来后,令你不胜唏嘘。老家就是深嵌在我脑海里的记忆。无论我身在何处,无论我这一生搬迁了多少次,老家永远会准时地出现在梦境里。我是个玩泥沙的小孩、或者跟着兄弟姐妹们和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要不然就是逢年过节时,家里人山人海的情形。教师是我曾经的职业,也是自小唯一的愿望,但后来的我因为一些原因离职了,于是学校成为老家以外的另一个梦境。我在梦里重回校园,身分有时是乖巧听话的学生在听课,或是执起粉笔在黑板上奋笔疾书,和校工一起粉刷校园……一切都十分快乐,然而梦醒时分,却往往因为戳破了幻影而让自己一整天闷闷不乐。 如果可以选择,没有人会喜欢悲伤的回忆,但偏偏就是这些流过泪的点滴在记忆里长茧,深耕下去。快乐就像笑声,荡漾四周后就随风飘散了,虽然它偶尔会让我记起那些支离破碎的过往,但是留给我的是更多不再重来的遗憾。我经常告诉自己的脑袋,记不记得都不要太勉强,命运会做出最好的安排。记得太多,人生反而过于沉重。忘记,有时也是一种成长。它必定经历过磨炼而沧桑、而沉淀,而充满智慧。 那么说来,记得不记得真的不那么重要。
6月前
夜里,我坐在床边,失眠无意间已打扰了我好多个夜晚。在那漆黑的房间里,自己的心跳声成了唯一的助眠工具。不知为何这夜晚格外宁静,宁静得让人诧异,宁静得让人无法停止思考。我坐的方向正对一扇窗户,窗户外隐约透露着一丝月光,想想也挺正常的,毕竟也快十五了。我缓慢地站起身,走到窗户旁,轻轻地打开窗户,我望向了那天空,月光中带着一丝朦胧。我望着月亮心想,当初的那道光真的有照耀到我吗? 回想起,那时的月亮也经常与我作伴。当初的我也是个怀揣梦想,年少轻狂的男儿。我父母总说我好高骛远,人生总想跳着走,一直做着一些不符合自己年龄段做的事情。可外在的评论无法影响我对这世界的看法,反而让我更坚信我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固执与执着这两个贬义词成了我坚持的根基。高二那年,我站在岸边望着对岸,能否抵达对岸仍是个未解之谜,可我还是选择踏出那一步。其实那时我对于追逐梦想不是特别能理解,只知道时时刻刻在思考应如何才能抵达对岸。 关于追梦的路途,其实我看到的和书里述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只看到一条很长很暗的道路,没有路灯,没有引路人,是否继续前行一切取决于自己的双脚。这条路上偶尔也会有迷茫,困惑,怀疑自己,所以每到夜晚我都会一个人到阳台散散心,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对月亮说着这条路上的坎坷。 后来呢,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无论我做了什么,往往到上岸前的最后一步,都会因为很多因素而失败。其实在这条路上可能是鲜花和荆棘同在,可结局往往都对不起我当初认为的不可为而为之的心。从那之后,我常常以我追求事物的失败来定义我的人生,可难道现实不是如此吗? 这时的天空,一团乌云从远方袭来,很快把月亮遮挡掉了,天空瞬间变得死气沉沉,只留下了黑色的背景。仿佛在告诉我,曾经那段路有多黑,有多暗,可能只有走过的人才会明白。 希望有人能和我一起淋雨 “踏踏踏”,好像下雨了,这细雨落得很快,一阵微风吹过,让我止不住地打喷嚏。我披上了厚厚寒衣继续呆在窗边。可能是因为这几年自己的选择而经常淋雨,导致身体抗寒能力越来越差了。曾经淋雨都是一个人,那时的我想,其实自己渴望的并不是雨停,也并不是有人为我撑伞,我更希望有个人能和我一起淋雨,感受雨水拍打在自己身上,感受淋雨之后全身的潮湿。青春里最不可避免的可能就是一场“大雨”,那场大雨会教会我们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苦难。可我青春里的那场大雨好像从未停止,那雨淋湿了家园;淋湿了道路;淋湿了庄家;也淋湿了那炽热的心。 不久后,雨好像停了,乌云逃离了我望向的天空。总觉得雨会停,但并不代表会天晴。其实很多时候我总期盼好运的到来,可后来发现根本不存在好运与坏运之分,一切都只是命运的安排。可是“认命”二字从未存在我的生命里。所以我生活中的许多枷锁纵然没有钥匙,可我依然一直弯下腰地摸爬滚打,在看不到光的地方寻找钥匙。 突然发现月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消失在我视野里。月亮的落下仿佛在告诉我,在地球的另一端也有个失眠的人在慢慢看着月亮的升起。 我看了看床头的闹钟,也快天亮了。一个不眠的夜,想了很多,可这样的夜晚并没有给我留下答案,只留下了一个孤单的早晨;留下了伤感的背影;也留下了悲观的态度。
6月前
1924年5月底赵元任和杨步伟离开哈佛,启程到欧洲。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聘请赵元任,他答应,不过先要履约到欧洲,旧事清了,心里才踏实。他们先去英国,再往法国,又到德国,见朋友,住40天。杨步伟在《杂记赵家》记旅程经过,包括捕捉留欧学生不为人知一面:鼓吹离婚。其中陈翰笙和顾淑型及徐志摩和张幼仪成为焦点,“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杨步伟点到为止,没有多加评论。 陈翰笙和顾淑型同在1897年出生,都是学界风云人物。陈翰笙1915年留美,考进波莫纳学院。先念地质学,后改学欧美历史。在留学生中以成绩标青著名。顾淑型在1917年留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系。二人是自由恋爱绝佳示范,1922年婚后同到德国柏林继续学业,夫妇一向合作无间,被怂恿离婚,匪夷所思。鼓吹离婚事我在文章引过,奇怪举动。沉思一会,没有纠缠前因后果,历史中群体心理被扭曲案例,岂止一桩? 赵元任和杨步伟婚姻也被点名,罗家伦在德国遇见他们,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步行,揶揄杨步伟比赵元任大,杨步伟不甘示弱,要罗家伦不要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她说。杨步伟是医生,见多识广,能力和口才都非泛泛,没有人敢唆使赵元任离婚。 1918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玩偶之家》被重点讨论。书中主角娜拉反抗性别歧视,为摆脱夫权束缚的玩偶命运,离家出走。胡适写〈易卜生主义〉,指男尊女卑是文明耻辱,他乘势批评婚姻制度:“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 婚姻自由是知识青年理想。徐志摩为离婚,写堂皇信给张幼仪,说真生命、真幸福和真恋爱都是“自奋斗自求得来”,他们应该“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徐志摩千方百计要离婚,朋友全力支持。张幼仪在回忆录《小脚与西服》中说离婚协议书是在德国柏林吴经熊住所签定,第二儿子彼得出生大概一个月后。“他有四个朋友也在客厅里,他们绕着他走来走去,一副要保护他的样子。我只认得其中两人,吴经熊和金岳霖。”签字以后,“他的朋友挤在我们身边向我们道贺,大家都想握徐志摩的手。”她几乎控制不了情绪,想“对他们每个人发起火来。” 老舍著小说《离婚》,初版于1933年。男主角老李的婚姻是父母之命,没有感情基础。生有一男一女,太太是农村妇女,只会做家务,出不了厅堂。到北平后,处处成为笑柄。他有离婚冲动,却挣不脱桎梏。他暗恋隔壁马少奶奶,她丈夫长年不在,对她不闻不问,以为关系迟早结束,不料丈夫回家,马少奶奶与丈夫和好如初,老李希望破灭,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家乡。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专门一章讨论老舍。他认为老李不离婚,是性格“软弱”使然。他说以“离婚”为书名,“象征着一些人不能做到的一种勇敢行为,因为他们满足于‘婚姻’……对奇糟不堪的现况卑躬屈膝。”不离婚原因昭然若揭:怕冒险,怕社会眼光,没有人“有胆量先提出来。” 爱情不是生命唯一事 这是从男方角度思考,女方怎么想,无法兼顾。徐志摩离婚后,家里不能谅解。老师梁启超也反对他离婚,认为“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又提醒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 梁启超当然知道自由婚姻之可贵,但是好伴侣可遇不可求,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满足得宁贴也极难”,一直期盼梦想之神圣境界,不过是自寻烦恼。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是胡适诗句。胡适鼓吹婚姻自由,纯粹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承受新旧文化冲突,了解梁启超苦口婆心。怎么可能不爱自由呢?爱自由的意念他人未必了解,选择“不自由”,也是个人自由。五四人物精彩地方在于处处凸显张力,提供后人思考空间。胡适和江冬秀不般配结合,却白头到老,“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说的是无奈处以及生命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胡适不会同意不离婚是软弱性格使然。爱情是生命重要事,但不是唯一事。这是命运题,不是选择题。还好如今配偶被安排的例子少之又少。
7月前
今年1月24日,我们飞去海南岛旅游。隔天下午导游告知,原定的石头公园及铜鼓岭,由于当天这两个景点不对外开放,去不成了,公司将以参观琼海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及万宁石梅湾代替。 红色娘子军?在我的记忆中,少年时代,大哥买了一个黑胶唱片回来——《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的交响乐,唱片的封套是红色的,一位芭蕾舞者腾空跃起,姿势美妙,与之前他购买的《王宝钏》《梁祝》等黄梅调截然不同。当唱片在唱机上开始转动,唱针划过,小号吹响了,序曲就像早晨的太阳,从地平线缓缓升起,光芒四射,震撼人心,令人热血沸腾。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心中激动,难以平静。红色娘子军是何许人?我毫无概念,后来,从大哥的口中,才知道她们与革命斗争有关系。母亲还是比较喜欢听苦守寒窑的王宝钏! 大哥在小学毕业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获选去国中升学,那一年,全校只有4人成功毕业,他是惟一的男生。考试期间,他的后颈生疮,只能挺直脖子作答,不能俯视,非常辛苦。从考场出来,他很沮丧,以为没办法考上,等到成绩放榜,他居然侥幸过关。大哥尚未去国中报到,邻居阿楠过来游说,劝父亲把大哥送去独中。母亲极力反对,父亲却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让阿楠带大哥去独中办理入学手续。多年后,我猜想父亲来自中国,深知接受母语教育的重要,才决定让大哥去独中升学。这个决定改变了大哥一生的命运,成为母亲心中永远的伤痛。她在我们面前,不知念了多少遍:“你爸就不应该听信阿楠的话!” 那是一个革命思想入侵学府的时代,后来我们才知道阿楠也是地下组织的成员,专门物色人才,为地下组织注入新血,大哥也成为她的目标。在学校,大哥非常活跃,积极参与校内的活动,如演话剧、办游艺会等。校园的一些活动被怀疑含革命的色彩,引起官方的关注。大哥升上高一,才读了3个月,见势不妙,为了避免受牵连,他决定辍学。他先在本地一家杂货店当店员,后来买了船票,前往汶莱的一家咖啡店工作。一个17岁少年,离乡背井,孤身面对陌生的环境,吃了不少苦头。母亲心疼儿子,把怨气发泄在父亲的身上。她说:倘若在国中升学,接受英语教育,毕业后在政府部门谋个职位,有了铁饭碗,生活稳定,大哥根本不必吃这些苦。 值得庆幸的是当年大哥并没有加入地下组织,不然,他的故事得改写了。那是超过半个世纪的往事,时过境迁,当年的革命斗争,早就成为过眼云烟;独中也走过风雨岁月,在国家教育扮演重要的角色,栽培了许多人才。当我踏入琼海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心潮澎湃,那激动人心的旋律,似乎在耳际响起。这是修缮后重新开放的纪念园,迎面而来是娘子军的头像雕塑,下面题“曙光”二字。在雕像前拍照,有些女性游客换上军服,展示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园内有4组展示娘子军的英勇作战的雕像群,栩栩如生。 在馆内,导游向我们介绍娘子军的英勇事迹,我仔细聆听并细读展出的照片及资料。琼崖(即海南)土地革命时期,女子军特务连的故事就发生在万泉河畔的红色土地上。那个时代,琼崖妇女长期受封建社会的束缚,处于专制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悲惨。五四运动后,她们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启示中觉醒,勇敢向不合理的制度及观念提出挑战。她们要求参军参战,不怕牺牲;她们英勇杀敌,立下不朽功勋,确实为国家及人民带来曙光。根据资料,仅存的最后一位红色娘子军卢业香,已在2014年去世,享年100岁。 参观纪念园的游客众多,当中有一些比较年长的游客,他们小时候一定听了很多红色娘子军的事迹,或许当年曾经观看《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或芭蕾舞剧的演出。岁月匆匆,万泉河水悠悠,革命战士的英勇事迹,却变成那么遥远。当年的红军已经作古,那个聆听交响乐的青涩少年,如今已经迈入花甲之年,令人不胜唏嘘。 大哥不埋怨命运 回国后我在老家遇见大哥,告诉他我在海南岛参观了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问起当年黑胶唱片的来历,他竟然想不起来。我很好奇,后来那些黑胶唱片去了哪儿?三哥的记忆力极好,他说搬入新家,家里的旧黑胶唱片被搁置于房子后边走廊的桌子上,日晒风吹雨打,旧唱片损坏不堪,只好扔掉。多可惜啊! 现代人提倡断舍离,旧物品被丢弃是难免的,唯有通过文字这条线,把历史的珍珠串了起来,让后人浏览昔日的光辉。身为独中生的大哥,学生时代就喜欢写作,把作品投给报章的文艺副刊。这激发我对写作的兴趣,后来也走上写作的道路。 大哥停笔多年,如今我凭着一股热忱,指尖依然在键盘上敲击,把思绪化为文字,留下生活的痕迹。提起前尘往事,大哥笑了笑,虽然认同母亲的看法,但他也不埋怨命运。历史不能重新写过,我们只能盼望明天会更好! 黑胶唱片已经不在了,我通过网络,轻易找到这一首激动人心的交响乐。当序曲再度响起,我沉浸在这最经典的乐章,仿佛返回年少时光。恍惚之间,我看到黑胶唱片依旧旋转,唱针在上面游走,微微颤动。唱针像一支笔,站在历史的纹路,写下密密麻麻的篇章。当黑夜过去,曙光就在前方!
9月前
趁着一天下午空闲,我到附近的购物商场买回了一个日式烧酒瓶。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全是我的一时兴起,因为那在大学毕业典礼时收到的花束,已经彻底干枯。即使我已经将它拆分,扔掉了一部分,但它最初的模样依旧存于我的脑海中。 向日葵、满天星,还有像小球的菊花,它们被巧妙地安排在一起,成为我人生阶段的一个印记。我记得,那天烈日骄阳,我和朋友们都穿着黑色的毕业袍,戴着四方帽。顶着烈日,我们合照、欢笑、接受礼物,还有送别。我的离场是匆匆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那时的自己为什么走得着急,或许是忍受不了炎热的天气。 我带着同学和师长之间的祝福,离开我生活了两年的小镇。 正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与他们的生活似乎按下了暂停键。原本的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同一个落脚处邂逅。之后的我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相处,将一个陌生的地方变得熟悉,却在一场骄阳下散场,各自循着最初的轨迹归去。 从那时起,我大多只能通过社交媒体来得知他们的生活。 身在古晋的朋友无法出席我的毕业典礼,但他们也不算缺席。其中一位多年的好友,他告诉我,他们在金宝的花店为我预定了一束花。我按照发来的地址去到花店,迎接我的是一位年轻的男性,他应该是花店的老板。他捧着向日葵花束,笑着对我说道:“你的朋友都很爱你。” 我微笑着接过这束花。 在毕业的礼堂外,学姐拿着一束乒乓菊找到我。她对我说:“毕业快乐。” 我和她见面的次数不多,也曾一起吃过一两顿饭。更多的时候,我和她是在网上聊天。她很健谈。我几乎不用担心她会忽视我的信息,因为她总会回应。反倒是我,常在聊天的时候消失,动不动让人等上一个轮回。正因为如此,我体会到这束乒乓菊的可贵。 我的手中还有一束用毛线织成的向日葵。若是没有意外,她本该跟我们一起毕业,接受同一场掌声。她考试的失利使我们错开。在向日葵的边上,夹着一张小卡片。关于卡片的手写内容,我是在回到古晋之后才发现的。 “字没你写的漂亮,也没有你会说话,你就将就点吧!” “虽然老怼你,但是喜欢你看事物的角度清奇通透。” 我很少有机会,能够得知别人对我的看法。或许,在其他朋友的心中也会用类似的说辞来形容我。的确,我偶尔会好奇,试图揣测在他人眼中的自己。然而,我却不曾想过自己在他人心中是好的,但这早已不再重要。 美好事物又能维持多久? 后来,在礼堂旁边,我们一班人和师长拍了合照。因为我的着急离开,我并没有和他们留下除合照以外,更多的画面。在礼堂的走廊,我遇见了相熟的女同学,她正去找好友,中途间遇见了我,我们匆匆合了一张照。 我的脚步是匆忙的,以至于我的回忆断续成碎片,只能一点点拼凑。 午后,我拆开摆放了半年的花束。向日葵连同衬托它的满天星都已经干枯,乒乓菊的花瓣也不像最初那般丰满。我用剪刀慢慢地修剪它们。我留下向日葵的花瓣,将5支乒乓菊修剪得长短不一,轻轻用胶带缠好被我粗心弄断的满天星。 我原是贪心的,妄想要留下所有的花束。一开始,它们还是艳丽的模样,我以为它们还会再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可是只在转瞬间,我留意到了它们的枯萎。在它们离开土地的时候,结局就早已是注定。美好事物的遗失,想来往往如此,在不经意间的一次恍然大悟。 几年的时光,不算长也不算短,这已经足以发生许多故事。我面临着与花束相同的命运,离开了那片土地,记忆中的精彩和友谊,我又能维持多久。所以,我只能做出相同的取舍,留下花瓣、留下枯枝。 满天星被我贴在房间里的照片墙上。烧酒瓶里多了干枯的乒乓菊,塞满空隙的干花瓣。这个作品被放在我的书桌前,伴着我敲下一篇文字。 我遇见过一位男生,他总是试图留下一切美好,想要身边的人都不再离开。这本该是好的,可他却大意了。他珍视友情的存在,却因此使自己窒息其中。我何尝不珍惜那段时光,但在人来人往的世界里试图留下别人,本就是一种痴想。 当我擦拭乒乓菊上的灰尘时,又是一个毕业季的来临,那次因考试失利的女生也将迎来掌声,还有小一届的好友,我祝福他们。只是这一次,我没有办法出席他们的毕业典礼,不能亲手送上掌声和花束。但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们终会再相聚。 我看着这瓶干花,饶有趣味。比起鲜艳亮丽,干枯的花色似乎更为永恒,如泛黄的书页、生锈的门把。我总算明白,念旧的滋味,在我风华正茂的年纪里。
9月前
变老,仿佛是生命的永恒律动,然而每位长者的晚年命运似乎又是千差万别的。 记忆中,她,是一位只有在新年时才会出现的独特人物。她拥有相对白皙的肌肤、卷曲的短发,身形稍显臃肿,一口洁白的牙齿,脸上还挂着一颗如同媒婆的痣,常年穿着宽松的花衬衫。 她与爷爷居住在一间简朴的板屋里,两位老人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每近新年,无论家人和我回家多晚,无论她多么疲倦,总能看到她坐在客厅,留一盏灯,等待我们平安回家。看见我们时,她便会问问归家时的路况。她不擅长表达,但她的询问如同温柔的微风拂过,给予我们温暖。这些问候犹如一曲悠扬的乐章,细腻地卸除了我们长途奔波的劳累和疲惫。 每年过年,她总是忙碌不已。清晨即开始准备祭拜祖先和神明,剪纸、装饰,让家中弥漫着浓郁的年味。那时的她散发着柔和的光芒。身体硬朗的她会去早市挑选新鲜水果、香甜糕点和五颜六色的糖果,再到香店购买精美贴纸,为祭祀做准备。嘴里更会对我们念叨,购买祭祀用品要挑得精心,这些“礼物”能向祖先传递思念之情,并向神明表达感激之意。 在我们离开家乡之前,她总是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关切和疼爱,甚至会特地亲自宰杀鸡,购买各种我们喜欢的食品,让我们带回家慢慢品味。每当离别的时刻,她总是在展现出一种 “小心翼翼”,她想要偷偷地给我和弟弟额外的红包。这时她都会先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地确认我父母的位置,然后悄悄地对我和弟弟说:“别告诉你爸妈,快点收起来。”这些小小的举动,不仅展现了她对我们的深深关爱,也让离别变得更加难舍难分。 此外,每当我在新年期间因为各种情况过敏或者生病,她也总会用各种土方治疗我,她细心地替我刮痧或者煮草药。她的土方,虽然古老却神奇,总是在我身体不适的时候发挥奇效。这份关爱和呵护,让我在病痛中感受到了家的温馨和她深深的爱。 时光不饶人,她渐渐变老,也逐渐患上许多慢性疾病。在短短的两年里,她的性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偏激,时常责备和迁怒于小姑和她的孩子。小姑受不了,常常打电话哭诉,我们却忙于生活,无法亲自回去照顾,只能寄托于小姑,但由于小姑也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对她也显得力不从心。 永远在我们心中熠熠生辉 商讨之后,为了避免事情恶化,我们决定将她送入安老院。安老院内,老人们展现出各种各样的状态。有的依然身体硬朗,仿佛岁月未在他们身上留下痕迹;有的身患重病,忍受着身体的煎熬和疾病的摧残;还有一些老人神经有些失常,面对外界刺激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反应。 尽管老人们经历着不同的生命阶段,却在这个安老院相遇了。每位老人因各种原因来到安老院,一起度过了一段特殊时光,或是度过他们后半辈子。他们经常会聊天度过他们的每一天。 然而,当看到我们这些去探望她的小辈时,老人们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宁静。仿佛透过我们,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家人也来探望。虽然表情静谧,但眼中的渴望和期盼让人感受到一种深沉而动人的情感。想必他们是在幻想着自己的孩子也能如此关心和探望他们。 她的状态并未在进入安老院后好转,反而越加衰弱,频繁往医院奔波。双眼无神,体重直线下降,连人都认不得,一顿又一顿的药被注入体内,好像这样就能从死神手中夺回她的一缕生机。每一次病危通知单如同一颗子弹击中鸟群,我们便陷入深深恐慌。 直到一天,我突然感觉事情不对劲,匆匆买了车票回到家乡。偶然间听到长辈们的谈话,才得知她再次入医院,并被院方下达了病危通知单。我们渴望她能像以前一样逃过死神的镰刀,然而她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 赶到时,她已经整理得井井有条,面色红润如同未曾生病一般,只是睡着了。这一刻,我深深后悔没有在她生前好好再看看她,与她再多说两句话,尽管她以不记得我,但我没有做到只因不愿看着她瘦弱的身躯而流泪。 在葬礼上,我麻木地一边燃烧着往生钱一边注视着照片。照片中的她带着一抹微笑,仿佛在向我传达她已经得到解脱,走向一个没有疾病的美好世界。我静静地观察家中长辈,一个个坚强地与亲戚寒暄,对着亲戚们微笑致意,其中也包括她的哥哥姐姐们。她若在此,一定会欣慰地看着这么多亲戚齐聚在自己家中。我能感受到她若在场,必定会用方言邀请他们说:“来啊,站着干什么,进来坐啊,要喝什么?菊花茶可以喝吗?”然后展开家常里短的轻松谈话。 至今回忆起,仍然会伤心,她的微笑、身影、声音等依然还浮现我的脑中。或许,她已经走向一个没有疾病的美好世界,而我们则应该怀揣着对她深深的思念,珍惜当下,过好各自的人生,切莫让自己陷入失去她的情绪深渊。毕竟她的存在如同一束温暖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她永远在我们心中熠熠生辉,成为我们生命中永不磨灭的一部分。
10月前
12月前
追寻哥哥的背影,是一道向南而行的旅程,打从我11岁开始,哥哥便摆渡于北方和南方之间,来来去去,归去来兮。 上个星期六与妈妈乘坐最早的航班从槟城飞往柔佛,我坐在候机厅,从落地窗看天色渐渐变亮。清晨,我拖着简便的行李与妈妈到指定行列排队,准备登机。柔佛与槟城的航线历时1小时15分钟,落地之后,我预订了电召车前往酒店与哥哥会合。 电召车司机收听的电台频道是Yes 933,即北马一带居民相对陌生的新加坡电台频道。近年从同学口中获知,原来柔佛居民开车时习惯收听新加坡电台,有者甚至观看新加坡电视频道。司机与我聊起家乡,他对养育自己的柔佛州侃侃而谈,上至旅游景点,下及饮食文化,使我倍感新奇又陌生。坦白而言,我对柔佛一无所知,除了哥哥,我与这片南方土地并没有任何连接。途经马来西亚工艺大学,司机向我介绍这是柔佛的高等学府。我知道这所大学,因为8年前哥哥毕业典礼那天,我曾随哥哥参观校园。正因哥哥,工大成为柔佛境内我唯一熟悉的地标。 哥哥毕业那年,我还是一名留着耳垂以下5公分短发的中三学生,我向学校请假与家人参与哥哥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结束,哥哥穿着一袭深红色毕业袍从礼堂走出来。哥哥把毕业帽套在我的头上,我除了感受到哥哥额头的汗液,还感受到毕业帽象征的庄严意义。随行的家人与哥哥合影,不久后嫂嫂(当时还是女友)小跑朝我们奔来,腼腆地和我们打招呼,然后带哥哥到一旁与学弟学妹合影。初次与嫂嫂相会,我被她柔静的脸庞吸引,穿上毕业袍的她散发淡淡的书香气质,使我羡慕不已。青春偶像剧常言,学业、社团和爱情是大学必修3学分。对还是中学生的我而言,大学必修3学分带给我美好的幻想,足以让我对大学生涯充满了憧憬。我从远处瞄向哥哥嫂嫂与学弟妹合照的身影,他俩站在人群的中央,哥哥把手搭在嫂嫂的肩上,露出难得一见的灿烂笑容。我想,她应该是我哥大学4年遇见最美好的景物。 毕业之后,哥哥到吉隆坡工作,他与嫂嫂展开为期两年左右的异地恋。间中,哥哥获得新加坡的工作机会,并获得永久居留证,嫂嫂随即面试了新加坡的工作,离开家乡,这段从南方到南方的恋情终于安定了下来。然而,哥哥到新加坡工作之后,妈妈经常用“回去”与“回来”询问哥哥何时回家、何时返回新加坡工作,甚至,何时陪嫂嫂回柔佛。对于哥哥回槟城这件事,妈妈固定使用“回来”一词;对于新加坡,妈妈则使用“回去”二字。每当哥哥预定机票,告知妈妈何时返乡,妈妈在电话另一头说:“回来槟城就好”;每当哥哥准备回返新加坡,妈妈则说:“那么快就要回去了?”妈妈所谓的“回来”与“回去”似乎存在特定指向,我尝试解读“来”字与“去”字,终于明白了妈妈“回来”与“回去”的区别。 哥哥重复了爷爷的命运 根据字典,“来”字表示“空间从别处移动到此处”;“去”字相对于“来”字,表示“离开所在的地方到别处;由自己一方到另一方。”借用“拉”和“推”比喻“来”和“去”,“来”倾向于“拉”的力度;“去”与“推”的动作相仿。对妈妈而言,回家是孩子的本能,家的温度自然而然地把哥哥拉回家;而离乡到外地工作从妈妈眼里看来,也许是把孩子“送出家门”的举动。哥哥被迫到没有亲属的国度生活,那里没有血缘和根,在异地孑然一身地生活,不过如今已有嫂嫂相伴。 沿途,电召车司机与我畅聊新柔二地的生活趣事,我边听边揣测,他所描述的一切,是否与哥哥体验的相似?抵达目的地时,哥哥早已在酒店正门口等候。我们3人到酒店大堂置放行李,然后步行5分钟到餐馆预订6人席位的餐桌。中午时分,嫂嫂在父母的陪同下与我们相会,我、哥哥、妈妈与嫂嫂一家入席,两家人一起用完午餐,妈妈让我从背包里取出预先写好的新人生辰八字,与嫂嫂的父母议论婚事。 同样身为女儿,我非常好奇嫂嫂对提亲的感受,不禁暗中观察她的神态表情。只见嫂嫂全程不多话,偶尔附和点头,看来在父母与婚姻大事面前,她还是一名孩子。其实,哥哥与嫂嫂2023年2月已在新加坡福康宁公园婚姻注册处登记结婚,而婚礼充其量不过是遵从上一辈意愿,履行华人文化礼俗,确认嫂嫂正式冠以“金家媳妇”名堂的仪式。我一时无法分辨,这约定俗成老套的礼仪规矩,是新人满心期待的“婚礼进行曲”,抑或禀报历代祖先、亲朋戚友的传统礼俗? 约莫两小时后,哥哥带我和妈妈到柔佛古庙和陈旭年文化街溜达。回酒店休息的路程,电召车司机开往一道可以看见新加坡海峡的沿海高速公路。车窗外快速掠过沿海高速公路的风景,对岸的建筑物使我产生一种错觉——新加坡是一座移民用乐高积木堆积而成的南方城市。它承载了我哥一代的大马年轻移民的美好理想,汇率则成为青年移民的最大诱惑,促使他们离开原乡,到陌生的国度规划未来。 我们回到酒店已超出入住时间,前住户忘了关电视,哥哥置入房卡时,电视随即闪现画面,让我吃了一惊。酒店电视播放的画面及声音与本地电视台差异不大,用听的确实让人无法分辨这是新加坡的电视台,直到我抬头一看,发现右上角显示新加坡第8电视频道的台标,我才发现原来柔佛与新加坡的一水之隔,早已被电台与电视的传播模糊化了。 哥哥明天就要回去新加坡了,妈妈把哥哥朝思暮想的特产塞进他的行李,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槟城,他说估计明年农历新年才回来了,因为今年筹备婚事几乎用尽了年假。哥哥习惯以轻描淡写的语气带过回家的课题,妈妈沉默不语,心里明白不是儿子不愿回家,而是现实所迫,无法随心随意回家。去年哥哥申请的公民证获批了,他立刻替妈妈申请长期探访准证,待资料核准,妈妈便可以和哥哥一样,任意穿梭南方与北方之门了。 回想80年前,生于惠安的爷爷使用南方的海路到槟榔屿定居,这段记载于历史的移民潮被统称为“下南洋”。80年后,哥哥重复了爷爷的命运,从北马远赴南马求学,辗转定居新加坡,一路不外乎亦是“南下”的历程。其实,“南”字与“男”“难”“喃”谐音。或许对男性而言,一路往南的方向,南方土地是否寓意更美好的将来?是否有人慰问这群漂向南方的男性,跋山涉水的离乡历程,究竟难不难、累不累?我猜,他们偶尔也会想念,来自家乡的喃喃。
12月前
这是一本书的题目。 淘宝常有特价优待,满人民币200扣20或30的噱头。这本书人民币8元,由兰州读者出版社出版,所收文章耳熟能详,我为了凑足折扣门槛而随之起舞。疫情期间,不少朋友念天地悠悠,起迷茫之感,我起先有意当礼物送人。 书名到味,或有疗养之效。收录史铁生、汪曾祺、梁实秋、季羡林、丰子恺、林徽因、徐志摩、余光中、郁达夫、周作人、老舍、郑振铎、朱自清作品。封底有这样文字:“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它?”简单一句话,我读后停留一阵。 纸质不错,印刷清晰,附录8幅丰子恺彩色漫画。虽然不列编者,图书在版编目数据中有策划者和责任编辑名字,所选文章含亲情、友情、故乡、美食、草木等让人珍惜的美好事物,意图昭然若揭。将有情趣的文章集中一书,当然是希望读者体悟正能量情缘。 林徽因〈窗子以外〉收在里头,我读过此文却不曾引过。林徽因说有一次她看到窗外坐着4个乡下人:“一个头上包着黯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又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溪沿的短墙上休息。”林徽因说4人手里拿着白木棒和篮子,他们无疑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筒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然后她提在不同时间她从窗里往外看的回忆,有时在家,有时在火车上,又或在汽车里,每一幕都不同,每一幕都是故事。窗里窗外不同世界,以静看动,揣测人物行为,从中取乐,虽然窗子以外的事,大半是她“不明白,也不会明白的”。 不需事事明白。发挥想像,了解大概,已让人心起涟漪。“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东坡告诉朋友写作的快乐,说来就是情志所托,付诸笔端。天底下不缺故事,不缺感想,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若能以乐观心态看天下万物,幸甚。有些作者单纯,一心一意想寻读者开心,他们也真正做到。我一边读书思维一边跳跃的坏习惯一直没变,觉得书中一些文章以情趣开头,轻淡着笔,却还是让人有哀愁之感。这些作家大半辈子都在内忧外患和动乱中度过,生平早为人知,我很难不联想他们颠沛流离的经历。 人生不计较最好 其中季羡林在文化大革命时惨遭折磨,读过《牛棚杂忆》的人知道他一度求死,只因如此,他以为自己不再怕死。在〈死的浮想〉中季羡林说92岁时,他上颚生两个水泡,入院医治,医生担心长至咽喉,季羡林说他被“吓破胆”,想到依依不舍的波斯猫,突然惊觉,原来自己“对人生的参透还有极长的距离”。 什么都可以谈,有智慧的人就不一样,谈死触及人性弱点,不忘自嘲。周作人在〈死之默想〉也有妙语,他说:“我们看路上许多乞丐,都已没有生人乐趣,却是苦苦的要活着,可见快乐未必是怕死的重大原因:或者舍不得人世的苦辛也足以叫人留恋这个尘世罢。” 没有人愿意选择苦难,但是人生不可能完美。面对突如其来的挫折,有人自暴自弃,萎靡不振,甚至出现极端的心理扭曲,但是苦难却又是人生最好磨练。遭到厄运时,内省意识较平常强烈,心态调整,则境界上扬。 “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左传》有此名句。僖公28年,楚国和晋国起冲突,楚成王提醒手下提防晋文公重耳,他说重耳流亡在外19年,尝尽艰难险阻,对民情真伪,了如指掌。如今掌权,不可小觑。 《左传》叙述重耳经历被节选在我高中华文课本里。重耳为晋献公之子。献公想废太子申生,改立和骊姬所生子傒齐。申生被害自杀,重耳同情兄长而被牵连。父亲派人杀他,侥幸逃离后,辗转8个诸侯国,直至62岁登基。他在位9年,带领晋国崛起,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经验之树如果要有一定的价值,就得是一个人自己栽出来的。”一个名叫亚历山大斯密斯的苏格兰诗人说过这样的话。事有偶然也有必然,但是命运爱开玩笑,该发生的事没有出现,不该出现的事却屡屡发生,偶然和必然之间的界限模糊,最后觉得不计较最好,从容面对可知和不可知。 人生终点是死亡,人到最后还是得面对死亡所带来的苦难。重要的不应该是结果,而是过程中的体验。我们不能支配命运,却眷恋人间,因为我们能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
12月前
1年前
1年前
1年前
沙漠玫瑰,并不是真的玫瑰花。它呈现玫瑰红色,外形似小喇叭,五片的花瓣连在一起显得雍容华贵。世人都叫它富贵花,无论是它的颜色还是名字都代表着吉祥。也许它与繁花比起来毫不起眼,但它却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上。犹记得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雨天,耳边传来的都是抽泣声。大人们告诉我,外公走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在哭泣。记忆犹新的是独独外婆没有流泪,而是默默地把一朵沙漠玫瑰放进外公的手中,轻轻地道:“老头子……”眼中的眷恋是我从未见过的,仿佛浪花离开大海时的哭泣。 关于沙漠玫瑰的故事,幼时的我曾懵懂的听过。那是一段外婆和外公的故事。 那个年代,外公在向外婆表达心意的方式,是送外婆富贵花。那时候的外婆还笑外公别人都送玫瑰花,独独外公送了富贵花。但外公的解释是:“富贵花又名沙漠玫瑰,代表的是……”外婆眼中闪烁的是怀念的光芒,她笑说外公只用一朵沙漠玫瑰就把她追到,真的太容易了。然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并种下了沙漠玫瑰。一种,就种了一辈子。 自从外公走后,外婆对她的沙漠玫瑰更是珍惜。我还记得,幼时的我总爱顽皮地把外婆的沙漠玫瑰偷偷摘下。平日里最疼爱我的外婆,这回却狠狠地打了我的手心。我起初还不明白地与外婆闹脾气,但是有一次我却发现外婆对着沙漠玫瑰哭泣。 我从没想过外婆这朵坚强的沙漠玫瑰也会悄悄地落泪。当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还不算太晚。我开始想弥补外婆。我使出我缠人的劲,要求帮外婆施肥。外婆起初还不怎么相信,但看着我的坚持,还是无奈地让我帮忙。从此,每一天,都可以看到一大一小的身影在院子里忙碌。 后来,外婆这朵沙漠玫瑰似乎也受不了岁月的摧残,渐渐枯萎。医生的话恍如昨日般环绕在耳,挥之不去:“很抱歉,病人脑部的血拴堵住了脑动脉,造成脑中风,导致左半边身体瘫痪……”那时候的我愣愣地站在外婆的病床前,突然发现眼前的人已经很老了,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一条条皱纹,满头银丝,让她失去了往日的绰绰风采。 我思索着,脑中风?半身瘫痪?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可能还有痊愈的希望,但对那个年过80,走路都需要用拐杖蹒跚而行的老人,还有希望吗?我的眼泪悄然落下。原来,我从没意识到眼前的人会老去,然后离我远去。我中了自己的“思维陷阱”,我选择性的欺骗自己,每天告诉自己,外婆一定会痊愈的。外婆痊愈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地继续我们的日子,过下个中秋节,下一个新年。 特地早起来照顾沙漠玫瑰 可是现实像个巴掌,在我自欺欺人的时候打了我重重的一巴掌,让我诚实的面对生活。外婆的沙漠玫瑰在没人照料下,渐渐枯萎。我看着渐渐凋零的沙漠玫瑰,眼泪簌簌流下。外婆的枯萎与我眼前这般的情景相同。我慌了,拼命的想办法来挽救外婆的沙漠玫瑰。我几乎问遍了每一位会种花的亲人。原来,上午10时至中午12时是最佳的浇花时间,我却常常傍晚时分才浇花,树根因为潮湿而烂根。晚上浇花会造成潮湿而引来更多的小昆虫蚕食树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每天早上我都会特地早起来照顾外婆的沙漠玫瑰。在我细心呵护下,外婆的沙漠玫瑰终于不再枯萎。 是命运吧,每一个人都要走的。我记得那一天,天很蓝,云很白,草很绿,就连你亲手种的富贵花都那么娇艳。娇艳得仿佛你是我留不住的灿烂,娇艳得仿佛下一秒就会落下。你走了,没有痛苦,闭上眼睛,安详的走了。我依稀记得你那浑浊的眼眸流下的最后一滴眼泪,和那牵挂的最后一眼,那是你对人间最后的眷恋。 我忍着眼泪想将我淹没的痛苦,躲避地转头望向窗外。窗外悄悄下起了小雨,一点一滴的痛苦慢慢叠加在我的心上,很疼。从布满铁花的窗看向窗外,外婆的沙漠玫瑰落下了……但我不明白,明明我已经很努力挽留了不是吗,为什么却无能为力呢?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耳边传来苍茫佛曲,一声沉似一声。灵堂上挂着外婆的遗照。挽联悬在遗照的两侧,写道:“难忘淑德,永记慈恩”、“春晖未报,秋雨添愁”。灵堂的供桌上摆满了祭品和一对白蜡烛。摇曳的烛光下,遗照里外婆的面容依然慈爱,时间停留在那一刻她灿烂的笑颜。她的笑容仿佛在告诉我,她去了一个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灵柩里,外婆静静的躺着,仿佛睡着了一般。鲜花围簇的中央停放着外婆的灵柩。我看了看,却独独没有她最爱的沙漠玫瑰。 我还记得外公走时的场景,我摘了一朵沙漠玫瑰放在外婆的棺木上。一板棺木,终将使我与外婆咫尺天涯,从此阴阳两隔。我终于受不了这种场景,任由眼泪将我淹没。 来的时候,一丝不挂;去的时候,一缕青烟。外婆的棺木被推到了火化场。这是外婆的最后一站。我闭上眼睛,泪水却在这一瞬间完完全全决堤,“您好好走吧,不要再牵挂我们了,也不要再牵挂这人世间了……”外婆被推进燃烧着熊熊烈火的炉膛,再次出来的时候只是一个被红布包裹的小小方盒。人生,就仅有这一来一回。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那是我在你房间发现的字条。字体扭曲,并不美观,那是你生命最后一刻写下的。我知道,那是你留给我的最后一个道理。落下的花,并不是抛弃了树。而是时间到了,它必须走了。但它并不是真正的走了,而是幻化成春泥来滋养下一朵需要养分来盛开的花儿。 外婆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但她留下的爱和知识却将永远陪伴我渡过每一个难关。外婆,我明白了,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沙漠玫瑰。不要再担心我了,外婆,再见了。我永远记得,沙漠玫瑰的花语是:“爱你不渝。”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