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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

三番四次在各種隨興重讀重看重聽中,書本唱片與電影,回想自己少年與青年時期,也算是豐厚的收穫了。 中學時期在圖書館借了許多書,名家琦君的一系列散文小品,就是那時候囫圇吞棗看了一遍,三更有夢書當枕,少年愛說愁,身邊友伴幾乎不愛文學與文藝,愛的是籃球羽球足球,愛的是街頭電子遊戲機裡頭的快打旋風,愛的是如何泡上一個女朋友,當然以上這些我也愛。 那自己對文藝的嗜愛,就只能對著自己心裡的小宇宙默默自語了,偶爾讀到書裡頭髮亮的字句,也沒有同好可以分享,那時候最喜歡哼唱的是李宗盛的〈寂寞難耐〉,就很可以理解了。 所以不是我要驕傲,在很年輕的時候,我就很能體會孤單的滋味,且樂在其中。 90年代吧,滾石唱片眾多創作歌手滋潤我的青春,很喜歡有點怪的陳昇但更愛的其實是寫出許多人心事的李宗盛,想成為他歌詞中那個和自己賽跑的人,果不其然,歲月像爬山一樣上坡下坡,老李的歌聲依然像招魂曲,招手邀我入陣。2005年左右吧,副刊工作時的前上司知道我是老李的信徒,派我去梳邦某間酒店隨隊採訪老李,那時候他在北京創辦李吉他,已經在開拓新版圖,依然是那個說起故事來滔滔不絕的好傢伙,採訪內容大部分都記不得了,但你們或許可以想像,端坐在青春期就跟隨的大偶像面前時我差點剋制不住想要唱一小段〈愛情少尉〉給老李聽,幸好最後一刻精神力量戰勝心裡的莫名慾望,才不至於太失禮。 那已經是可以說上好多年的奇幻相遇了,我其實並沒有想要跟偶像有更進一步的交集,在不打擾的距離下感受自己內心的驚濤駭浪,就心滿意足了。 許多人說紙本閱讀已經是落日黃昏,長過1000字的文章都沒什麼人有興趣閱讀了,視頻要越短越好,語速能快就不要慢,我看著自己店裡滿滿一牆書,想著這些書如果不被閱讀,藏匿在書裡頭1001夜的故事,不就慢慢被消失掉了嗎? 我現在當然離閱讀琦君和林清玄的年紀很遠了,三十多年前一邊閱讀一邊稍微理解外在世界的人情世故,少年從學校安靜圖書館走到戶外,內心焦躁不安,老是覺得好戲要開演了,但大家都不要等我!就像住在樸素濟州島的少女盧允瑞急著掙脫家鄉的鎖鏈,奔向首爾,一個無比寬廣的世界,成就了韓劇《我的藍調時光》裡頭最固執也最漂亮耀眼的身影。80年代成長的小鎮少年用閱讀提早撬開觀望世界的窗口,氣喘吁吁慌不擇路,跌跌撞撞走向自己預設不到的遠方,想像中的遠方變得如此真實,攀爬過年紀的山丘,終於在原鄉的隔壁,建立自己與孩子們的家鄉。 老朋友那天晴探望我們 前陣子寫小說的老朋友那天晴從LegoLand水上樂園北上時繞進居鑾探望我們,20年前剛認識他的時候,他的長篇小說《孤島少年的盛夏紀事》由有人出版社出版,當時就透過報館友人與他結識,後來在不同的飯局與書展碰面時,都不忘關心一下這位電腦程序工程師的寫作進度。這次除了來我們店裡吃黃酒肉碎面線品蛋糕,也聊中年身體的各種衰敗進行式,各種力所不及的流失,聊完就帶著各自自嘲笑聲劃上句號。此人真是老派夠意思,還將一箱書套日本漫畫帶來給我,說自己都不再看了,你放在店裡給緣分足夠的顧客翻閱吧。我後來開箱,幾套漫畫書況良好,可見收藏人這些年來多麼愛惜這些書本,裡頭有佐藤秀峰的《海上保安員》與《海猿》,竟然還有柴門文的《東京愛的故事》與《新同居時代》,翻閱良久,窩踞在漫畫出租店翻看這些漫畫的微風往事,通通飛躍在眼前,靈動如初,這一套又一套的漫畫,滋養我的青春。 如果我們的語言充滿預言,那我的語言但願是一種不斷追求的遠方。
10月前2.6千點閱
幾年前的清明還是春節期間,回到老家的那幾天,我心血來潮把房間“神壇”上供著多年的所有濱崎步專輯撈出來,搬到空曠的客廳地板上一字排開,才再度驚覺這個我追隨了二十幾年的女人讓我自願灑下了那麼多錢。 同時間別有一番感慨的,是這個時代面對實體專輯的態度。 從早期的盜版山寨CD在夜市隨處可見,到中間過渡到音樂數位化時CD銷量慘澹,直至近幾年,隨著黑膠唱片和卡帶的重新迴流,光碟作為音樂載體的地位似乎也跟著稍微回升。年輕世代購買實體專輯的人數逐年趨多,將光碟或唱片從盒套裡拿出來,擺放在播放器上,按下播放鍵聆聽已蔚為風尚。 我很慶幸自己在年少時代就一股腦地投入那個收集喜愛歌手專輯的潮流,儘管當初身為鄉下的中學生,必須靠微薄的零用錢入手想要的東西。如今回頭來看,在那個資源不甚流通、資訊不夠普及的年代,尤其要買進一張海外正版J-pop專輯,確實需要經過重重難關。 每每和熱愛音樂的表弟聊起我輩時代的音樂盛況,都有一種“話當年”的老調重彈。除了不遺餘力讚揚90至00年代的華語和日本流行音樂高峰,我也不時回憶起自己購買實體專輯的經驗。 整個鄉鎮幾乎沒有一家正規的唱片行,加上那個年代人們的版權意識不足,音樂這種通俗的娛樂活動通常被視為靡靡之音,不必太考究音質和智慧產權的問題,於是小地方的人習慣到夜市攤販選購各種“拷貝”(年輕人還認識這個詞嗎?)的光碟,裝在印刷拙劣的封面封底外加一層塑料套裡,很陽春但也很搶手地販售著。 嚴格說來,高中附近有一家販賣正版CD的小店,說是店面但又三面無牆,僅靠一個簡陋的頂棚和樑柱撐著,唯一的一面牆裝置成CD架,嵌入了各種流派的專輯盒子,隔著一條馬路對面就是本地溼巴剎。 回不去的美好年代 我記得我在這裡買的第一張CD是玉女始祖蘇慧倫的《Happy Hours》,好像唯有這裡可以找到當時最流行的正版專輯,只要跟老闆說一聲,他就能幫我們下單代訂,耐心等個幾天至幾個禮拜,就能拿到來自臺灣或日本的最新大碟。我大部分的孫燕姿專輯應該也是在這裡買的。 對於一個甘榜小鎮的青少年而言,這裡就是最近的天堂。沒有網絡,沒有智能手機,沒有Spotify海量的音樂庫存,僅是從電視廣告或收音機音樂節目中聽到濱崎步獨特的嗓音唱著:“どうして泣いているの?どうして迷ってるの?”(為什麼哭泣?為什麼彷徨?)然後跑到這家小小的唱片店,像投幣到許願池般,老闆就會將遙遠東瀛的歌聲帶到我面前。 二十幾年前,一張進口唱片不算便宜,我記得都要馬幣四十好幾,那時還會跟老闆硬拗個幾塊錢折扣才甘心;現在回想,買CD還能討價還價,真是個回不去的美好年代。 就這樣,每個禮拜用心把父母給的零用錢存起來,作為通往廣袤音樂汪洋的入場券,打開每一張專輯都像登上一座島嶼,上面承載著讓人眼界大開的精彩世界觀。我們是尋寶的水手,循著Tracklist的路線指引,一首接一首地往前走。 很多年以前,這家唱片店因為市區規劃被推翻了,聽說後來搬到另一處重新開業,那時我剛好高中畢業,獨自到外坡升學,也就沒再踏進小鎮的唱片店了。網絡逐漸普及後,上網買CD也就變成順理成章之事,如今走進一家店購買專輯已是宛若考古的復刻行為。 或許正是我們每一次焦急期盼一張專輯問世的心情,讓薄薄的一片CD因而有了難以取代的分量。即使經過時光殘酷的淘洗,音樂不再只是音樂,而是透過一枚實體壓藏了屬於我們每個人的獨家記憶。
11月前2.5千點閱
約訪王禮霖時他正準備出國,在一週滿滿的行程中擠出兩小時。當天他稍早的會議耽誤了,事先來訊通知;匆匆趕到現場隨即拍攝一組照片,像藝人一樣在快門間變化了幾個眼神、姿態。語速和動作一樣快,訪談結束下樓,電梯門一開,高個子的他就邁開長腿,消失在人群中。 與其說快,不如說有效率。這大概與唱片宣傳企劃出身有關,日常工作瑣事,唱片、影視案子,一切早就安排妥當。導演處女作《富都青年》一樣,從製作到宣傳策略算盡,成功全無僥倖。多那一份特別的,大概就是生命與二十多年工作經驗的積累。 報道:本刊 白慧琪 攝影:本報 譚湘璇 2023年第60屆臺灣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入圍名單中,王禮霖年紀最長。但他並非電影圈新人,在馬來西亞娛樂圈更是資歷深厚,是當年的金曲新人王林宇中、偶像團體東於哲(郭曉東與陳澤耀)的幕後推手。 “以前哪裡會想要自己當導演,我又不是科班出身,當導演很難的你知道嗎?”涉足電影,王禮霖一開始先當製片、監製,因為擅長統籌和尋找資金。“只要我有開案子,是不是能讓馬來西亞的演員、工作人員開創一些新的可能?” 王禮霖的電影夢,從小就開始了。小時候與外婆同住,跟著舅舅看電影、聽流行音樂。年紀還小,先追唱片,買了很多天王巨星的卡帶;上了中學才比較有能力買戲票,自己跑去看電影。 中學畢業後,王禮霖從太平小鎮來到首都吉隆坡修讀廣告設計課程。離家,等於更方便實現追星自由,每個星期留守雜誌《偶像雜誌》《生活電視》,追蹤藝人明星的動態。和很多電視兒童、港劇撈飯長大的人一樣,他嚮往娛樂圈,但那把鑰匙在哪? 學院畢業后王禮霖從事廣告工作,也面試過唱片公司宣傳、電臺DJ。就在1999年,人生磕絆一下,才在網絡媒體《紅人館》重新開始。他是編輯也是記者,負責娛樂內容,理所當然靠近娛樂圈了。 王禮霖進入唱片業,為藝人著想,他一一打電話給各種廠家,“May I speak to marketing department?”請總機轉接到行銷部門。但當時也是流行音樂的最後一個大盛世,後來MP3橫空出世,唱片業受到打擊。總不能讓旗下歌手閒著,要替他們尋找出路,於是他也開始涉足電視,拍了《高校鐵金剛》和《逆風18》。 王禮霖自認有不服輸的性格,或確切來說,他的原則是凡事給自己50%去爭取的機會。“不管做什麼事都去試一試,失敗了,心甘情願。”他說,過程不需要多說,間中還可能遭受一些委屈,但成果會說明一切。 《富都青年》的成功“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富都青年》火紅,王禮霖簡單總結“剛好天時地利人和”。他也不想過分謙虛,因為團隊在每個階段都非常努力,例如一開始決定做社會題材,就想好策略路線。《富都青年》和上一部監製的《分貝人生》一開始就定位為影展片,用影展成績開始發酵口碑,先讓觀眾注意到新作。 第二波宣傳關係到上映時間點。在臺灣,金馬效應是不變的定律。王禮霖跟團隊說,就當作品一定會入圍來做,早在名單公佈前就先敲定在金馬獎隔週全臺上映,再順勢帶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跑影展時,《富都青年》在3個不同國家都拿下觀眾票選獎,王禮霖認知到那是指標,這部電影與觀眾是能產生連結的。“算計”的部分就在這裡,他看到機會,選了吳慷仁在監獄無聲控訴的15秒片段作為入圍片段。在那之前,所有釋出的劇照、海報、預告片段都沒監獄畫面,大家都在頒獎典禮上被影帝演技驚豔到,也好奇故事轉折。 “如果真的沒得獎,至少大家可能會被吸引。”王禮霖說,“沒有人跟我們說會不會成功,可是我們就判斷,在這個時候做了這個事。” 從企劃、宣傳策略來看《富都青年》,有王禮霖過去工作二十多年來的經驗累積。唱片製作與宣傳、歌手定位、選歌、合作對象、形象包裝等,每一步都在算。後來做電影,他也清楚知道案子的目標方向。 臺灣移工經歷成創作養分 而從故事、情感來看,《富都青年》乃至先前監製的《迷失安狄》《分貝人生》,都有他的部分生命印跡。 金馬獎期間,王禮霖接受多家臺灣媒體專訪,自揭25歲曾到臺灣當外籍移工。住在潮溼寒冷的宿舍,大冬天吃著冰冷便當,報道一出還引起當地市議員關注。回想,他還是不懂為什麼命運之手會把他推去臺灣當半年移工,也就是人生的那次磕絆。但無可否認,這段經歷在20年後成了他的創作養分。   當年廣告設計課程畢業,投入相關行業,浮浮沉沉,因為他對廣告興趣不大。當時又流行跳飛機,他選擇合法途徑出國工作賺錢。當時姐姐在臺灣當人力中介,原本介紹他去組裝電話,卻不想意外到鐵廠當勞工。 1999年,已是25歲的大男生,在臺第一個月幾乎每晚哭著寫信回家。可王禮霖說起這段過去已不悲情,還聲情並茂講到曾在工廠宿舍遇到邪門的事。媽媽在馬求了平安符寄給他,當地打掃阿姨卻說,“臺灣的鬼要用臺灣神啊,你馬來西亞的神救不到你。” 化作養分的是其他菲律賓移工對他的關心,帶他去郵局,認識附近環境,告訴他去哪裡買東西。“所以是那個情感啟蒙,為什麼異地來到這裡生活的人,互不相識,他們要給予我這樣一個人關心和愛護?” 敘事中帶出社會議題 還有《富都青年》的Money姐、《迷失安狄》的Evon(Andy)。王禮霖從小在太平湖常見跨性別者拉客,“他們也是人嘛,可是我們沒有再往下去看他們的世界……”又如一次隨藝人拜訪貧戶,讓他看見繁華都會常被忽視的角落,於是有了後來的《分貝人生》。 “我每次帶出(這些議題)只是想提醒大家,有這樣的情況在馬來西亞發生著。”王禮霖說,“可是我不會給你任何答案。”他沒有太大的抱負,不全然想探討社會議題,而是喜歡講人與人之間情感濃郁的故事,敘事當兒順便帶出一些馬來西亞的社會議題。 不過,就在《富都青年》上映後,政府正草擬公民權修憲案,並在3月提呈國會。很多人因此透過電影瞭解無國籍人士的處境。王禮霖欣慰,電影讓這個議題被看見,讓大家對這些群體有多一點同理心。 “我也一直很希望能帶著馬來西亞的電影到海外跟不同地區的觀眾去討論。電影是很好的說故事媒介,我們也是透過不同電影看到不同國家的生態、環境啊。” “《富都青年》後我要做什麼呢?我會繼續做的,希望能帶動一些可能,比方說跟更多不同的電影人或單位合作。因為我一直覺得,馬來西亞這個產業還有很多很厲害、有潛力的人。如果大家覺得《富都青年》是一個成功案例,那它同等會開拓一些資源,我願意跟這些人一起共享……” 對行業的“一廂情願” 訪談尾聲,王禮霖看似總結,卻又突然反問“這會一廂情願嗎?” 不打擾,讓他繼續說,慢慢釐清。那些疑惑在於,他很熱血在推動一些事。例如辦過3屆AIM中文音樂頒獎典禮,讓歌手感覺到鼓勵,不要放棄夢想。又如去年貼錢辦了臺馬中文電影交流會,還特地引進臺灣經典電影《悲情城市》,做了一晚特映會。 “我會質疑是不是做太多了?”王禮霖強調一切不為掌聲,而是希望那些事能創造一些可能,例如《分貝人生》後,把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請來,讓大馬電影人多一個尋找資金的選擇。“那我不曉得是自己爽,還是一廂情願,還是我就幫到這個產業一些些?” 其實這些付出他都是心甘情願的。這一番話看似是在安慰自己,但他可能不知,其實也撫慰了許多在不同路上努力的人。“辛苦的……可是我們永遠要知道,當你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這些辛苦是ok的!” 更多【人物】文章: 裝束復原造型師劉蕊/連接古今橋樑 重現裝束古韻之美 歌手阿蓮娜·沐塱/一把加貝琴 說加拉必族故事 淺堤鼓手黃堂軒/組樂團玩音樂從來就不是一個人的事
12月前4.2千點閱
2年前16.4萬點閱
她是70年代的唱片歌星,先後出過4張唱片。退隱歌壇逾20年後,她在上世紀的90年代開始,再次站在舞臺,卻是華麗轉身,成為慈善歌手。 她今年70歲,原名黃四妹,當年的藝名為黃淑麗,在重返舞臺後,她不時受古來、士乃及新山士姑來一帶的社團邀請,上臺為他們的活動助興或為慈善籌款獻聲,更在多個社團義務教唱歌。 這名土生土長於柔佛古來士乃的歌手,是士乃聞人黃子松的孫女。生長在比較保守的家庭,少女時期出唱片時,她遭遇祖父及父親的熱烈反對,力阻她從事“拋頭露面”的歌唱生涯。 自小愛唱歌 掃把當麥克風 黃四妹告訴星洲日報《大柔佛》社區報,她自小愛唱歌,經常拿著掃把當麥克風,在一次機緣下,被一名到士乃加油站添油的唱片行老闆相中,邀請她到古來的一傢俱樂部練唱。 她披露,在練習唱歌數個月後,她便受邀錄製第一張唱片,隨後被安排前往北馬巡迴演唱造勢。 她說:“就在要出發前,受到父親的力阻,但因為我們的團隊都已經準備就緒,在經過多番爭取下,父親同意讓我在姑姑的陪同下北上。” 她笑言,本身愛唱歌,可能也有一些天賦,所以一直有機會展現才華。然而,她的歌唱事業卻並不順利。 父藏護照 力阻當歌星 發表了第一張唱片的約半年後,她打算出發前往新加坡錄製第二張唱片時,卻發現到新加坡的護照被父親藏了起來。 她說:“當時我很傷心,我只是唱歌而已,父親卻堅持不讓我唱,但我的團隊已為我做好一切凖備,我不能害他們的心血付諸東流,當時只能不斷地要求父親,讓我重新申請一本護照,並承諾在錄製了第三張唱片後,便不再唱歌。” 實踐對父親諾言 第3張唱片後退隱歌壇 黃四妹為實踐對父親的諾言,在錄製第三張唱片後,便收起麥克風退隱歌壇。 逾20年的時間,她在孩子成年後,再次受一名導播的力邀,重返歌唱舞臺,除了參加慈善義演,她也重唱當年的拿手好歌及自資將這些歌曲收錄在一張紀念專輯內,重溫昔日情懷。 黃四妹表示,由於受邀到新加坡電視臺《黃金年華》的節目獻歌,結識了一些新加坡歌手及演員,如黃文永、曾曉英等,偶而也在社團的要求下,牽線安排他們前來助陣。 也為歌賽擔任評審 她表示,除了偶而在社團的活動上客串唱歌,更多時候是受邀為歌唱賽擔任評審,也在士乃村民協會、柔南黃氏公會等,與歌唱愛好者分享心得。 黃四妹最為津津樂道的,是在1998年以一曲《王昭君》為皇后花園小販商公會義唱時,成功為大會籌得2萬8280令吉的義款,打破了當時本地歌星有史以來的最高額記錄。 她說,這是她的歌唱生涯中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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