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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户族

“东马的伊班族和卡达山原住民还占据课本的一两页,但在我们国家11年的义务教育中,却容不下西马任何一个原住民。” 5年前,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偶然在巴生遇见雪兰莪原住民玛美丽(Mah Meri),这是她首次意识到西马原住民的存在。她说:“当我发现他们的存在,从一开始的愧疚慢慢地变成愤怒。我想知道,为什么不曾有人告诉我,他们的存在?” 西马原住民在这片土地生活的痕迹难寻,更甭说从网络上深入了解他们是谁。但心底对他们的好奇再也按捺不住,郭于珂开始属于她一个人的追寻,“我想听见他们的声音,让这些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让他们的族名在马来西亚成为耳熟能详的名字。”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林明辉 抵达相约好的采访地点,郭于珂提着装满一本本笔记簿的帆布袋前来。翻开其中一本,首页列出与原住民相关的组织、机构或学者,上方的日期写着:2018年12月15日,这亦是她接触半岛原住民的开始。一本接着一本,她将心中的疑问、眼前所看到的,通过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 看着29岁的她,在过去5年努力的痕迹,不禁好奇在众多课题中,何以选择关注西马原住民。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得从郭于珂在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实习的经历说起。 返马寻找切身议题 “在台湾求学时,我加入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的报导摄影工作坊。在那之前我都在写字,当时才明白‘摄影’和‘拍照’的差别。摄影是一门专业,不是谁都可以拍的。” 配合工作坊的课程安排,郭于珂选择白化症患者作为拍摄主题。在展开为期一年的计划中,工作坊的指导老师时不时抛出 “为什么要由你来讲这个故事? ” “你和故事的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不是别人做? 为什么是你? ”等疑问。 “我发现关心他们(白化症患者)是一回事,但我一个外国人跟他们又好像没有直接关系,我没有一个理由为这些人发声。凭什么由一个外国人帮台湾的白化症患者发声? ”当时的她陷入自我怀疑,心中不断思索:“我的创作会否因此掺杂了虚伪在里头?” 郭于珂在台湾找不到解答,带着这样的疑问,她回到了马来西亚,“我一直在找、一直去想,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做的。” 发现被遗忘的西马原住民 回国后,她进入本地一家电视新闻媒体工作,却不曾停止寻找与这片土地的连接。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但从小在华文教育体系内读书。加上我的公民意识觉醒在国外,我回来后发现真的不了解马来西亚,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不深。” 直到在一次的采访中,郭于珂与来自半岛雪兰莪的原住民玛美丽相遇,“我当下非常吃惊,追问后发现半岛原住民有18个族那么多。” “我很好奇这些半岛原住民是谁,我们常常听到的土著(Bumiputera)又怎么定义?谁又可以被称为原住民?”她进一步释出心中的疑惑,“为何我们可以和这些族群在平行时空下生活,但却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你甚至会惊讶他住的村落,离你非常靠近。为什么我活到二十几岁,我不知道这些东西。” 带着心中的好奇、不解和困惑等五味杂陈的心情,郭于珂开始了仅属于她的找寻,再将所见所闻化作影像和文字。 “可能也是我太想要异族朋友吧。”郭于珂在访谈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着这么一句话。 报道面向过于单一 不足揭隐性问题 “‘玛美丽’在这群原住民的族语里,为‘森林之子’的意思。只要他们戴上木雕面具和穿上尼帕叶编织的服饰,便容易形成一种错觉,让人误以为森林里的植物显灵了。”——摘自本刊〈看见玛美丽,发现马来西亚式Fusion文化〉一文。 这是郭于珂第一次以半岛原住民为题材撰写报道,内容侧重在玛美丽族的文化和传统。重读生涩的文字和内容架构,她说:“我太迫不及待想让大家认识他们,那时的功课做不够,是不成熟的。”同年,吉兰丹发生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 “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的冲击,对我来讲太大了。从那时我才开始研究历史、马来西亚制度以及这些人的生活。”她认为单从文化、传统、歌曲、舞蹈等单一面向,来诠释原住民,往往只流露于表面。 “往更深去挖掘,就知道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哲理,我觉得更可贵。当然我希望在文字里能保留文化的部分,但我不能遮住一只眼睛,不去看他们面对的问题。我不能只写漂亮美丽的那面、残酷黑暗那面我也要写。”她说。 西马原住民资料太稀有 采访难度大增 一群被义务教育遗忘的人、一群没有名字的人、一群与我们活在平行时空的人,正意味着记载半岛原住民的资料稀缺。 “今天要报导城市的课题很简单,你很容易到达这些地方、拿到联络方式和受访者沟通。当我接触西马原住民时发现很难,首先我要接触到这群人,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透过网络,她搜寻撰写原住民学术论文的学者,抽时间参与原住民展览“巧遇”受访者,“多远我都去,因为我知道那里一定有人可以让我问。”即便从学者手中取得联络方式,但却无法保证打通原住民的电话。 “村里没有讯号,电话一直打不通,等他(原住民)从村子里出来,可能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了。”然而,一通电话不足以减低原住民对陌生人的戒备心,她无奈地笑道:“所以我很常分享,为了跟一个原住民沟通,我要跨过一座森林,而且真的只是单纯为了沟通罢了。” 原住民看待时间亦有自己的一套模式,好比从市区到村子的时间,他们不会以公里、时数来计算,而是“三根烟”。 “从市区到村庄的距离,他会跟你说三根烟的时间,非常抽象。”但实际走过以后,郭于珂发现不是三根烟那么简单的距离,“我觉得完全是一包烟的时间,怎么会是三根烟呢?”一开始的难不仅如此,采访后资讯量过大无法消化、间中储存素材的硬碟被偷……这一切都是在她趁工作之余,牺牲休假日到外地采访调查取得的资料。 1年半后,中文网络媒体《端传媒》刊登了题为《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调查》的报导,分为上下两篇。 将“写新闻”等同于“交朋友” 现代社会的步调越来越快,科技更加快新闻生产节奏。花上1年的时间“写新闻”,郭于珂走上与现实背道而驰的路。 “现在媒体走得太快,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我们太习惯‘有就好’或‘大概写一下就好’。但我现在做着一个很慢的东西,等于是交朋友的概念。我大可想办法把所有原住民的村落找出来,拍一天‘touch and go’就完了,可是我做不到。” 2021年,该报道入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主办的“2021年度卓越新闻奖”。 从前人人都是“森林之子” 今年9月,郭于珂选择重返校园进修人类学硕士。 她分享,在撰写报道的过程中,很常无法理解原住民的对话,却意外地从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类简史》中找到解答。 “看完那本书后,我一夜间脑洞大开。当重看原住民的逐字稿,我突然明白他们跟我讲什么。”她举例,当问及巴迪族关于“被同化”的课题时,村长默默说了一句:从前所有的人都是巴迪,华人的妈妈是巴迪,马来人的爸爸也是巴迪,是你想要跟我们变得不一样,现在却想要我们变得跟你们一样。 对此,郭于珂疑惑不已,不禁思索:我的父母怎么可能是巴迪族?直到读了基础的人类学后,她才发现全球原住民的族名都代表“森林之子”的意思。若套用此说法,巴迪族村长的话意味着:从前所有人都是森林的人,你们不要做森林的人,却希望我们成为你们这些城市人。 “我一瞬间更了解原住民的身分,无论我们或他们,最开始都是和森林连在一起。换句话说,若今天森林没有了,他们的名字也就消失了。所以人类学帮助我了解生命的演变,解读一些无法用城市人视角理解的行为。” “其实我做的东西不伟大,反而从他们身上得到疗愈。”采访过程中,郭于珂一而再地强调自身的渺小。而看似艰辛的采访路,她反倒从原住民受访者身上,看到人性的纯粹。于是,她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将他们适应外界的努力传递予大众,“如果今天这个环境无法让我们相遇,我自己去制造巧遇的机会,听听他们的声音。”否则,无法左右国家局势的少数群体,极容易在社会中被同化,然后消失。 郭于珂为第9届TEDx Petaling Street的讲者之一。   媒体伙伴:   活动日期:2023年10月14日 (六) 活动时间:9AM-6PM 活动地点:马华大厦三春礼堂 购票详情: https://www.facebook.com/TEDxPetalingStreet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