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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

2天前
多年前,出席了假台北举行的“海外女作家协会”年会,这是全球唯一以华文写作的国际妇女文学组织,每两年分别在欧美亚各国举行。由于是届在亚洲的台湾举行,素知不少海外女作家会员来自台湾,因此,此次出席会议,也算是趁机“回娘家”探亲,一举两得。 写作的女性确实不少,但是,能否坚持又是另一回事。 以个人体会而言,写作,确实是一条既孤独且单调的个人“经营”工作,除非本身对它具有浓厚的兴趣,又耐得起寂寞,还要排除一些有形和无形的干扰,否则很容易做“半路逃兵”。记得远在七八十年代,新马华文文坛曾经出现不少女写作人。每天一打开报纸副刊,都可以看到不少女性作品,热闹得很。甚至有些人买报纸,纯然是为了阅读这些文艺副刊。然而,曾几何时,这些“身影”却慢慢地少了,甚至一些写得蛮勤快的女作者,也销声匿迹,不复出现,隐退“江湖”。 当届的文学盛会,主办当局还请来了台湾当时的副总统,萧万长先生作为开幕佳宾。这位儒雅的总统,在讲词中不忘对女作家们诸多勉励。他说:“让一个国家伟大的是文化。从事文化工作的女作家不要气馁,多作一点贡献。 “人们是靠文学作品来体验生活,因此,我要向女性致敬,向妈妈们表示敬意。 “读书越多,快乐就越多;神经元也就越来越紧密。资讯的魅力,多来自阅读,女作家要多创作,读者才有多机会阅读。” 古往今来,大部分的文学女人,似乎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这让我想起了哲学家尼采说过的一句话:“没有深夜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我将之引申为:一个女性作者之所以会拿起笔来,肯定是有很多话要说、要宣泄,也因为文学,人生才有转圜的余地。 至于所谓“文学女人”又是如何界定的呢? 欧洲著名华文女作家赵淑侠(已经移居美国纽约多年),曾在一篇题为〈文学女人的情关〉写道:“文学女人是我自创的名词,指的是内心细致敏锐,感情和幻想都特别丰富,格外多愁善感,刻意出尘拔俗,因沉浸于文学创作太深,以致把日常生活与小说情节融为一片,梦与现实真假不分的女性作家——多半是才华出众的才女。” 当然,我对赵大姐(我们认识多年)对“文学女人”所下的定义,并非百分百的认同,但对她所说的“内心细致敏锐,感情和幻想都特别丰富”这点我倒是同意她的观点,也因为这个特质,才会想到化为文字。我想说的,不是她们过得了过不了情关这码事,而是一个钟情于文学创作的女人的处境和心境,该如何来平衡和调适?尤其是对一个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儿女的女性来说。记得女权运动创始人,存在主义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曾说:“一个女人不结婚,她几乎可以做任何事。” 鱼与熊掌只能择一 还有中国近代妇产科奠基者,林巧稚医生也说过:她之所以一辈子不结婚,主要是要全心全意于她的事业。意思是说,有了家庭和孩子,不免要为此分了心,这是一种天性——母性的责任感。 对一个从事创作的女人来说,确实会有这方面的苦恼。试问:当你正在苦苦构思某篇文章或某段小说情节时,那边厢传来了孩子的啼哭声,老公的呼叫声,此时此境,试问你能置之不理,视若无睹吗?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女性得奖者少不是没有原因的,相信不是她们的才华比不上男性作家,而是没有一个可以让她们全身心投入的写作环境,这是天性使然。因此,当一个女性一旦成了人家的妻子、母亲后,她不得不将“自我”尽量收藏起来。就在我出席假武汉举行的另一届海外女作家年会时,台湾作家施叔青,深有感触地说:与诺贝尔文学奖插身而过的,常常是女作家的身影。 据说爱因斯坦的同学,也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梅丽琪(Mileva Maric),其实她的数理天分与爱因斯坦旗鼓相当,不相伯仲,后人在爱因斯坦的遗物信件中,有人开始质疑,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相对论”,其中也有她部分的功劳。后来她的专长之所以没能充分发挥,那是因为被家庭和孩子分了心,结果她成就了丈夫,却埋没了自己的才华。 那一届大会跟我同房共住的美国女作家,伊犁,也跟我有相同的感慨。 她喜爱写作,也是位有专业文凭的护士,后来因为结了婚,有了孩子,丈夫是大学教授,气象学家,她不得不将自己的兴趣和工作暂时搁置一边,全心照顾家庭、孩子。 所以,我俩最后的结论是:一个女人,若要事业与家庭兼顾,真的很不容易;勉强吧,最后累死的,是自己。鱼与熊掌,只能择一,其实,文学创作也是如此。
6月前
每次读萧红,都有想写一写她的冲动。 每次都印证了:可以留下来的,可以让人一直一直读着的作品,其关键原因在于作家有其文学主张和信仰:不跟随潮流、不概念化、拒绝教条写作;直面生存境遇,尝尽人生百味而不矫情。这些前提为优秀作品奠定了基础。 萧红生逢乱世,笔下的都是血泪人生。论政治、时局,她无意察时趋势,只写她眼中的世界,写她对人生的感触和觉悟,以及对于战争的苦难体验。 而我更喜爱的是她运用语言文字的风格和技巧,那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的原创敍事。若说萧红是20世纪30年代最具个人风格的作家,相信没有人会置疑的。读过她作品的相信都会对她毫无保留,无所顾忌的直率,留下深刻的印象。她那带有浓厚抒情色彩的语言,掺着创见,句句新颖。她的小说,同时也是内倾而激荡的,感觉就像是在写一种心境。就是这样的“不像小说”的写法,反而更真实,更贴近生活。 有学者认为,萧红的写作是为中国大地立传。换言之,她的作品是写给人民群众看的。这样的观点,牵强附会不至于,但是为了符合某种意识而为之,倒是有迹可寻。 然而写作这回事,尤其是写小说,是无法与世无争,无法脱离时代时局的。而萧红的文学主张,是维护文学的自主性。她写底层社会贫困的弱势群体,写被男权压迫的女性,却不受主流的左翼文学所影响。 萧红的文学自主,并非回避政治,而是要找一处安静的栖身之地,却也办不到。即使是这样,不管描述的是人的善良温厚还是愚昧无知,都是对苍生的一种悲悯。即使作品中的时代背景已远去,也并不觉得过时。从文学层面上来看,作品之所以经得起时间考验,除了才华,独特的个人风格以外,便是对苍生的悲悯了。萧红是个理想主义者,重视人的价值。她写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写农民,写弱势群体,那是她所熟悉的,因此对于这些人物,除了予以同情,更多了一份理解和同理心,尤其是对女性的悲剧命运。她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堪称女性主义小说。无奈偏生不逢时,更讽刺的是她的一生受尽男人的伤害,身心耗损;出现在她生命中的几个男人,都有没有善待她。临终她为自己极尽坎坷的短暂一生作了总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短命的女人,看不到今时的女性作为。 她的自传体小说《商市街》(其实说是散文也无不可。章与章之间是独立的,合在一起则成一系列生活实况场景,有点像日记)意蕴丰厚,体验深刻。背景是1932年到1934之的中国东北哈尔滨。那时的哈尔滨几乎是一个外国人的世界。1932年日本占领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之前又因俄国的十月革命,大批俄人逃到哈尔滨。1904的俄国东方铁路工程又为哈哈尔滨带来了更多的俄人。《商市街》中的“欧巴罗旅馆”就是俄人所开的(在《商市街》文中多次提到的“黑列巴”即是俄语黑面包),《商市街》开章描述的是她与华郎(即作家萧军)同居在馆里,生活贫困,三餐不继。最难受的感觉莫过是饥寒交迫。对于“饿”,她的描述触目惊心:“我拿什么来喂饱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可以吃吗?”对于冷的描写更教人毛骨悚然:“在屋里,只要有火炉生着火,我就站在炉边,或者更冷时我还能坐到铁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若没有木柴,我就披着被子坐在床上,一天不离床,一夜不离床。但到外边可怎么能去呢?披着被子能上街吗?……雪带给我不安,带给我恐怖,带给我终夜不舒适的各种梦……麻雀冻死在电线上,死了仍挂在电线上,行人在旷野白色的大树林一排排的僵直着,还有一些把四肢都冻去了……” 这就是饥寒交迫最真实的描写了。萧红敍述的不仅是她自己的故事,也是一种生活的经验,写出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挣扎着活下去的。而说到生存之艰难,说到活着之窘困,她的际遇则无有比拟,令人思之神伤。 相关文章: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重读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与君书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痛苦的乐趣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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