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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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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出席了假臺北舉行的“海外女作家協會”年會,這是全球唯一以華文寫作的國際婦女文學組織,每兩年分別在歐美亞各國舉行。由於是屆在亞洲的臺灣舉行,素知不少海外女作家會員來自臺灣,因此,此次出席會議,也算是趁機“回孃家”探親,一舉兩得。 寫作的女性確實不少,但是,能否堅持又是另一回事。 以個人體會而言,寫作,確實是一條既孤獨且單調的個人“經營”工作,除非本身對它具有濃厚的興趣,又耐得起寂寞,還要排除一些有形和無形的干擾,否則很容易做“半路逃兵”。記得遠在七八十年代,新馬華文文壇曾經出現不少女寫作人。每天一打開報紙副刊,都可以看到不少女性作品,熱鬧得很。甚至有些人買報紙,純然是為了閱讀這些文藝副刊。然而,曾幾何時,這些“身影”卻慢慢地少了,甚至一些寫得蠻勤快的女作者,也銷聲匿跡,不復出現,隱退“江湖”。 當屆的文學盛會,主辦當局還請來了臺灣當時的副總統,蕭萬長先生作為開幕佳賓。這位儒雅的總統,在講詞中不忘對女作家們諸多勉勵。他說:“讓一個國家偉大的是文化。從事文化工作的女作家不要氣餒,多作一點貢獻。 “人們是靠文學作品來體驗生活,因此,我要向女性致敬,向媽媽們表示敬意。 “讀書越多,快樂就越多;神經元也就越來越緊密。資訊的魅力,多來自閱讀,女作家要多創作,讀者才有多機會閱讀。” 古往今來,大部分的文學女人,似乎背後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這讓我想起了哲學家尼采說過的一句話:“沒有深夜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我將之引申為:一個女性作者之所以會拿起筆來,肯定是有很多話要說、要宣洩,也因為文學,人生才有轉圜的餘地。 至於所謂“文學女人”又是如何界定的呢? 歐洲著名華文女作家趙淑俠(已經移居美國紐約多年),曾在一篇題為〈文學女人的情關〉寫道:“文學女人是我自創的名詞,指的是內心細緻敏銳,感情和幻想都特別豐富,格外多愁善感,刻意出塵拔俗,因沉浸於文學創作太深,以致把日常生活與小說情節融為一片,夢與現實真假不分的女性作家——多半是才華出眾的才女。” 當然,我對趙大姐(我們認識多年)對“文學女人”所下的定義,並非百分百的認同,但對她所說的“內心細緻敏銳,感情和幻想都特別豐富”這點我倒是同意她的觀點,也因為這個特質,才會想到化為文字。我想說的,不是她們過得了過不了情關這碼事,而是一個鐘情於文學創作的女人的處境和心境,該如何來平衡和調適?尤其是對一個已經有了家庭,有了兒女的女性來說。記得女權運動創始人,存在主義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曾說:“一個女人不結婚,她幾乎可以做任何事。” 魚與熊掌只能擇一 還有中國近代婦產科奠基者,林巧稚醫生也說過:她之所以一輩子不結婚,主要是要全心全意於她的事業。意思是說,有了家庭和孩子,不免要為此分了心,這是一種天性——母性的責任感。 對一個從事創作的女人來說,確實會有這方面的苦惱。試問:當你正在苦苦構思某篇文章或某段小說情節時,那邊廂傳來了孩子的啼哭聲,老公的呼叫聲,此時此境,試問你能置之不理,視若無睹嗎?所以,諾貝爾文學獎女性得獎者少不是沒有原因的,相信不是她們的才華比不上男性作家,而是沒有一個可以讓她們全身心投入的寫作環境,這是天性使然。因此,當一個女性一旦成了人家的妻子、母親後,她不得不將“自我”儘量收藏起來。就在我出席假武漢舉行的另一屆海外女作家年會時,臺灣作家施叔青,深有感觸地說:與諾貝爾文學獎插身而過的,常常是女作家的身影。 據說愛因斯坦的同學,也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梅麗琪(Mileva Maric),其實她的數理天分與愛因斯坦旗鼓相當,不相伯仲,後人在愛因斯坦的遺物信件中,有人開始質疑,他得到諾貝爾物理獎的“相對論”,其中也有她部分的功勞。後來她的專長之所以沒能充分發揮,那是因為被家庭和孩子分了心,結果她成就了丈夫,卻埋沒了自己的才華。 那一屆大會跟我同房共住的美國女作家,伊犁,也跟我有相同的感慨。 她喜愛寫作,也是位有專業文憑的護士,後來因為結了婚,有了孩子,丈夫是大學教授,氣象學家,她不得不將自己的興趣和工作暫時擱置一邊,全心照顧家庭、孩子。 所以,我倆最後的結論是:一個女人,若要事業與家庭兼顧,真的很不容易;勉強吧,最後累死的,是自己。魚與熊掌,只能擇一,其實,文學創作也是如此。
9月前1.5千點閱
每次讀蕭紅,都有想寫一寫她的衝動。 每次都印證了:可以留下來的,可以讓人一直一直讀著的作品,其關鍵原因在於作家有其文學主張和信仰:不跟隨潮流、不概念化、拒絕教條寫作;直面生存境遇,嚐盡人生百味而不矯情。這些前提為優秀作品奠定了基礎。 蕭紅生逢亂世,筆下的都是血淚人生。論政治、時局,她無意察時趨勢,只寫她眼中的世界,寫她對人生的感觸和覺悟,以及對於戰爭的苦難體驗。 而我更喜愛的是她運用語言文字的風格和技巧,那是一種不同於一般的原創敍事。若說蕭紅是20世紀30年代最具個人風格的作家,相信沒有人會置疑的。讀過她作品的相信都會對她毫無保留,無所顧忌的直率,留下深刻的印象。她那帶有濃厚抒情色彩的語言,摻著創見,句句新穎。她的小說,同時也是內傾而激盪的,感覺就像是在寫一種心境。就是這樣的“不像小說”的寫法,反而更真實,更貼近生活。 有學者認為,蕭紅的寫作是為中國大地立傳。換言之,她的作品是寫給人民群眾看的。這樣的觀點,牽強附會不至於,但是為了符合某種意識而為之,倒是有跡可尋。 然而寫作這回事,尤其是寫小說,是無法與世無爭,無法脫離時代時局的。而蕭紅的文學主張,是維護文學的自主性。她寫底層社會貧困的弱勢群體,寫被男權壓迫的女性,卻不受主流的左翼文學所影響。 蕭紅的文學自主,並非迴避政治,而是要找一處安靜的棲身之地,卻也辦不到。即使是這樣,不管描述的是人的善良溫厚還是愚昧無知,都是對蒼生的一種悲憫。即使作品中的時代背景已遠去,也並不覺得過時。從文學層面上來看,作品之所以經得起時間考驗,除了才華,獨特的個人風格以外,便是對蒼生的悲憫了。蕭紅是個理想主義者,重視人的價值。她寫底層社會的生存狀態,寫農民,寫弱勢群體,那是她所熟悉的,因此對於這些人物,除了予以同情,更多了一份理解和同理心,尤其是對女性的悲劇命運。她的《生死場》和《呼蘭河傳》堪稱女性主義小說。無奈偏生不逢時,更諷刺的是她的一生受盡男人的傷害,身心耗損;出現在她生命中的幾個男人,都有沒有善待她。臨終她為自己極盡坎坷的短暫一生作了總結:“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 短命的女人,看不到今時的女性作為。 她的自傳體小說《商市街》(其實說是散文也無不可。章與章之間是獨立的,合在一起則成一系列生活實況場景,有點像日記)意蘊豐厚,體驗深刻。背景是1932年到1934之的中國東北哈爾濱。那時的哈爾濱幾乎是一個外國人的世界。1932年日本佔領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之前又因俄國的十月革命,大批俄人逃到哈爾濱。1904的俄國東方鐵路工程又為哈哈爾濱帶來了更多的俄人。《商市街》中的“歐巴羅旅館”就是俄人所開的(在《商市街》文中多次提到的“黑列巴”即是俄語黑麵包),《商市街》開章描述的是她與華郎(即作家蕭軍)同居在館裡,生活貧困,三餐不繼。最難受的感覺莫過是飢寒交迫。對於“餓”,她的描述觸目驚心:“我拿什麼來餵飽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嗎?草褥可以吃嗎?”對於冷的描寫更教人毛骨悚然:“在屋裡,只要有火爐生著火,我就站在爐邊,或者更冷時我還能坐到鐵爐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若沒有木柴,我就披著被子坐在床上,一天不離床,一夜不離床。但到外邊可怎麼能去呢?披著被子能上街嗎?……雪帶給我不安,帶給我恐怖,帶給我終夜不舒適的各種夢……麻雀凍死在電線上,死了仍掛在電線上,行人在曠野白色的大樹林一排排的僵直著,還有一些把四肢都凍去了……” 這就是飢寒交迫最真實的描寫了。蕭紅敍述的不僅是她自己的故事,也是一種生活的經驗,寫出那個時代的人是怎麼掙扎著活下去的。而說到生存之艱難,說到活著之窘困,她的際遇則無有比擬,令人思之神傷。 相關文章: 【專欄.所見微塵】李憶莙/重讀 【專欄.所見微塵】李憶莙/與君書 【專欄.所見微塵】李憶莙/痛苦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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