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安详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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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如意安详】回不去了，先生/何国忠

“云霄回鹤梦，泉石伴人间。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诗是石涛配画之作。群鹤归巢，梦影回荡。泉水山石相伴，悠然度过尘世岁月。不曾觉察天地已然老去，只知天外青山苍翠如初。满人在石涛两岁时入主中原，他是明室后代，崇祯自杀后，其父靖王在混乱时局中参与皇位争夺被杀，他被贴身太监相救，削发出家保命。身分让他命运多舛，皇族血统注定浮荡处境。他一生贫困，以字画为生，以字画找到精神寄托。胡适在1949年3月7日日记说他为吕平得题《石涛画册》时突有感触。“石涛自题云：‘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可见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石涛此诗意境幽清高远，提“遗民”，胡适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垒块，想的是石涛其人而非其诗。 1947年11月外交部长王世杰写信给胡适，说访美时，不少人问胡适近况，他们不满“中国的政府竟令兄赋闲，亦即中国政府遭受美国社会不信任之一因。蒋之受冤类此者亦多矣。” 1922年胡适任北大教务长时，王世杰是法律系主任。二人同年，谈得来，蒋介石常借王世杰传话。国民党军队前线节节败退，民心转向共产党，美国政府信心渐失，蒋介石担心影响援助，希望胡适帮忙暂撑门面。他不只在国内学界地位崇高，在美国政界与舆论界也深受尊重。蒋介石要他入阁的决心没变，1947年3月甚至要他参加总统竞选。1947年12月12日，他到南京，蒋介石透过王世杰，希望他出任大使。日记写当天谈话：“这是出我意外的提议。他说，国家需要我去。我说，我老了。10年的差别，如今不比从前了。” 二战担任大使时满腹委屈的阴影犹在，他不愿重做冯妇。12月16日，蒋介石安排饭局，日记说：“我去时始知只有我一个客。他力劝我再去美国做大使。他的意思很诚恳，但我不敢答应，只允考虑。” 饭局结束，他找王世杰，重复旧说。怕不清楚，第二天再写信，提接任北大校长1年半，毫无成绩，即去作他事，在道义上对不住国家、学校，也对不起自己：“我今年57岁了，余生有限。此时改业，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这是不是一件大损失？至少我自己有点不甘心。” 夹在学生和政府中间苦不堪言傅斯年支持不当官决定。1947年2月4日他致信说虽然和中共势不两立，但是在野才是良策。入政府就无法奋斗了。“国民政府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后来信件中他一再提醒胡适：“先生一走，北大即垮。” 1947年12月19日胡适心脏病复发，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致信王世杰，说胡适因为大使一事，意甚焦虑。数度失眠，“北大普遍心理，实‘隐倚之为长城’。不问继之者谁属，在心理上，无形之中将少一精神的维系。”他说胡适从南京回到北大，“两次心脏警告，医生坚嘱静卧，现尚末出门。”王世杰没有强人所难，告知蒋介石结果。局势变化过快。1948年11月24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因币制改革失败辞职。蒋介石又想起他，派陶希圣当说客。他“表示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此时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已失东北。他要陶希圣转达：“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国民党劣迹他何尝不知，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反复强调在共产党铁幕底下，没有民主，没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二战以后，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他明星光环变小。邓广铭在〈我与胡适〉说20年代及之前日子，“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30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这就是因为上课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 学潮此起彼落，被捕学生与日俱增。学生无心上课，教授无心教书。国民政府对示威学生不手软，他一边营救被捕学生和政府周旋，一边力劝学生专心向学。夹在中间苦不堪言。1948年2月患病学生邓特被捕，他被批评“对保障校内自由推诿搪塞”，“身为一校之长而不顾学生安全，只求酬应周全于权贵之间”。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约吃饭，希望他到美国以正朝野视听。他答应，却不接受总统府资政名义和俸禄。大势已去，无望做大事，但是在野独立，和国民党保持距离底线必须坚持。 1949年4月6日，他从上海登船到美国。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师一去不复返，留下来的朋友因为随后而来的政治风暴饱受折磨，他则带着中华民国身分遗憾步入飘零晚年。

5天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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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老泪纵横/何国忠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这是陶渊明〈拟古九首〉之九。内容说在长江边种桑，指望三年后采叶。眼看枝条日渐茂密，滔滔江水忽来，江岸崩溃。树叶被摧折，根株漂浮大海。无叶可食，春蚕如何吐丝，无丝织布，寒衣何来？应将桑树种于高原，如今懊恼无用。叶嘉莹赏析此诗提鬼谷子河边树典故。赶车的人经过河边路，信手折枝，随后狂风大浪把树根冲毁。“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非也，是“所居然也”。松树和柏树山上高长，扎根牢固，人不砍伐，非天地恩惠，一样是“所居然也”。陶渊明化用典故，他要维护晋室，可是没有力量。晋室无救，自作自受，后悔已晚。胡适在1949年1月2日日记抄此诗，没置评语。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似是阳历前夕，先生和傅斯年在南京度岁。相对凄然。”二人喝酒，背诵此诗。“忽值山河改”是心情写照，“两人都掉泪了”。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包围北平四郊。12月13日蒋介石派陈雪屏催促胡适南下。他不同意：“外患来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国内的叛乱，怎好丢开北大不管了？”他筹备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和《水经注》版本展览，又忙着撰写纪念文章。有人建议北大南迁，他说“我做的是北京大学的校长，离开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校长？” 蒋介石14日两次打电报，说时间紧迫，胡适作了决定。他给汤用彤、郑天挺留下便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已装好的一百多箱书无法带走，他拿着小提包和妻子出门，包内有几册他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以及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教育部长朱家骅从南京来电，说陈寅恪全家同行，北大校长室秘书邓广铭在陈寅恪大嫂家找到他。在〈我与胡适〉中，邓广铭说陈寅恪提到他11月接获通知，但他不坐国民党飞机，“现在跟着胡先生走，心安理得。” 邓广铭说胡适不是因为名列战犯名单上才离开。当时传言甚盛，说共产觉要他做北平图书馆长，不过胡适怀疑：“共产党能让我做图书馆长吗？”比起共产党，他更信蒋介石。就如陈垣给他公开信所言，他认为“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 1948年12月15日晚6时半，专机降落南京，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等人接机。国民党争取到25位学者，除了胡适和陈寅恪，还有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 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南京中研院，遥祝北大五十校庆。“胡适讲话时，泣不成声”，耿云志《胡适年谱》引第二天《大公报》新闻，胡适说“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回国后最伤心的事胡颂平根据邵玉铭在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看到一段记载，说胡适在12月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他“老泪纵横”，后悔抗日胜利后，花太多时间在自己兴趣的学术活动，未在思想战场努力，以致共产主义横行。“如果还有任何事他能做而能挽救中国，他一定去做。” 邵玉铭没有提供确切时日。那一天也是12月17日，外交档案其实是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格里德（JeromeB.Grieder）在《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有详细叙述。司徒雷登说国民政府致命伤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无能为力的。”我收藏的是1989年江苏出版社鲁奇译本。对了原文，鲁奇将Tears came to his eyes译成“他的眼里噙着泪水”，邵玉铭用“老泪纵横”更有悲意，当天是胡适57岁生日。胡适何尝不知民心大变。1948年10月28日日记他提见蒋介石。除了批评“经济财政改革草案，实有大错误”，还说“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 1946年胡适任校长，本想凭个人威望将北大引领为国际一流大学。局势不稳，一切空谈。他不仅为北大，也为整个国家难过。在南京时，胡颂平前往探望，工人在壁炉上添煤，谈起房子和煤，他难掩自责心情：“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国家花钱招待吗？”胡颂平不知如何回应，安慰说“先生如能到外国去替政府做些外援的工作，还是可以救国的。”他感叹一句：“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气氛凝固，胡颂平一下子“喘不出气来。”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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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九年不见她了/何国忠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到米粮库4号找文学院长胡适，发现心乱如麻的人不只他一位。校长蒋梦麟在南方，多位朋友想听胡适意见，胡适认为应是局部事件，不至于扩大。他原定当日下午6时赴南京开会，正等消息。不久收到旅行社来电，说津浦通车照常，他依预定时间离开北平。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8日日军入城，分驻天坛、旃坛寺和铁狮子胡同等处。8月11日清晨，“公超，树人，实秋和姚从吾就陪同胡适之太太离平赴津。在张皇失措中从吾还给胡太太丢了一只箱子”。罗常培在〈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回忆慌乱处境。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将8月11日错置为7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说7月28日他在南京“发一电回家，尚能通”，29日提“早起始知北京事骤变，宋哲元全部退出，北平事交给张自忠维持，昨日南北西苑俱惨败！”8月12日他发电要妻子江冬秀“留津待电”，又说在苏州沪江中学的大儿子祖望已安全抵达南京。14日发电说她可尝试南行，他说朋友会提供资讯。8月26日胡适有完整家书，他要她安心暂住天津友人家，他会“设法随时寄钱”。 1937年9月8日胡适离开南京赴美，启程前两天写信给江冬秀说已经安排祖望到武汉大学读书，要她照顾好小儿子思杜。他寄600元，并说临走前会另寄一笔。他写道：“一切事，请你自己作主，我完全放心。我知道你是最能决断的。最要紧的是保重身体”。胡适在1938年2月12日家书谈起归期：“我自己也不知道，恐怕我要多住几个月，也许要住一年。”1938年12月4日心脏病发，12月14日家书提入院事，只说操劳过度，医生要他休息。他说“再静养十几天，就可以全好了”。他住院77天，1939年3月14日信中才说详情。江冬秀着急，托张慰慈发电，要胡适辞职。4月11日胡适在信中说知道此病不可儿戏，他会当心：“我此时的情形，当然不能辞职”。5月8日再提此事：“我此时没有法子可以听你的话”，不过要她放心：“睡觉我现在改早多了。医生说我心脉很好”。家书少提工作细节，但是经常报告身体状况，偶尔叙述熟悉朋友在美情形，财务困境也多次触及。1938年11月21日说他当大使50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借钱应用。”他说不怕吃苦。1939年9月21日他提住院77天费用，虽有折扣，但是住院费和医疗费总共付四千多元。他每月只有540元美金，一场病去了8个月俸金。行政院长孔祥熙汇3000美金辅助，国难时刻，他分文未取。陈光甫、李国钦两位朋友帮他最多：“我借了他们的钱，慢慢的还他们，不要紧。你也不必替我着急。” 不建议妻子来美 1939年9月胡祖望到美国读书，经济压力更大。1940年3月21日家书中说他没有能力送两个儿子在美国留学，同一天他写信给思杜，希望他明白父亲心情：“我此时不能叫你来美国，因为一来我没有钱，二来我要减轻身上的累赘，使我随时可以辞职。”不过1941年9月他还是硬着头皮将思杜接来美国读书。一家人只剩江冬秀在中国。战时外交绝非寻常。1939年11月14日家书说，江冬秀不懂英语，华盛顿少中国人，无人聊天，她肯定不习惯。作为大使夫人，不能谢绝应酬，他在1941年4月10日家书再提不建议妻子来美原因。他说天天穿大礼服，吃规矩菜，说应酬话，非常难受：“你若在这里，还是跟着我受罪呢？还是关在房里不出来应酬？”他希望她谅解：“你我的生活只可做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生活，不能做一个外交官的家庭生活。” “明星惨澹月参差，万窍含风各自悲。人散庙门灯火尽，却寻残梦独多时。”明亮星星黯淡无光，月亮若隐若现，万空中凄风来袭，诉说悲情。曲终人散，庙门深锁，灯火熄灭，留人孤独追寻破碎梦境，度过漫漫长夜。这是王安石的〈腊享〉。1943年1月3日日记中胡适抄下最后两句。他说过去20天，先是他生日，接着是圣诞节和新年，许多朋友拜访他，两个儿子也来了。然后大家离开。想起荆公诗，倍觉孤单。江冬秀在1937年11月搬到上海，胡适按时寄钱，又嘱朋友照顾。1939年11月16日家书说知道她收两个干女儿，替她高兴。1946年6月5日胡适乘船离开美国，7月5日上午9时抵达上海海关码头，9点半到百老汇大厦，受市政府招待。他在日记中写道：“11点，始见冬秀，9年不见她了。”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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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颇使我微笑/何国忠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加入二战。张忠栋在《胡适五论》提查尔斯．A．比尔（Charles A. Beard）分析胡适角色。比尔长期反战，不满美国被卷入战争，认为中日交涉失败，实由于胡适影响。二战爆发时，美国朝野都有共识，不涉入亚太局势。欠缺历史渊源，虽然同情中国，但是他们了解不深，关注点只限欧洲。胡适接任大使时，武汉、广州相继陷落，战力让人怀疑，蒋介石希望美国慷慨借款，美国瞻前顾后，担心血本无归。中日实力悬殊，中国以牺牲局部土地为代价，拖延时日，消耗敌人，寄望胡适增强美国对中国的认同和信心。莫高义在《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说胡适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他一心一意把美国带入太平洋大战，和中国同处一方。胡适在演讲中阐述日本经济虚弱本质，强调中国虽然遭遇困难，但是凭着誓死抗战的决心和士气，必然取得胜利。胡适出任大使消息传出时，日本《东南报》发文，建议日本委派在美国文学界有影响力的鹤见祐辅、口才出众的松冈洋右和前外交大臣石井菊次郎三人使美，抗衡胡适的说服力和国际地位。日本不希望中美关系加强，他们高度关注胡适演讲内容，1940年10月《日本时报》发表社论，批评胡适污蔑日本皇军，鼓动美国人民仇恨日本，意图让两国打仗。胡适鞠躬尽瘁，不放弃任何空间，包括通过他领取荣誉博士场合。他一生获得35个荣誉博士，三分之二在出任驻美大使期间。国民政府不少人批评胡适舍本逐末，只顾虚荣。张忠栋认为追求成效才是胡适意图：“他各处拿学位，面对各著名大学众多的毕业生发表演讲，和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同台并坐，事后并且经常是报纸上的重要新闻，这中间宣传上和外交上的意义，显然是大家所忽略的。”信手一例，1939年6月6日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胡适与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及捷克前副总统班尼士同获荣誉博士，与会者2万人。胡适演讲时谈国际理想主义，《纽约时报》大肆报导。几天后，《纽约时报》刊登特稿，介绍胡适生活、思想以及他对中日战争和未来世界看法，盛赞胡适是“为中国辩护的学者”。不当大使生活更多乐趣胡适正式上任大使以前，收到蒋介石电报，指示4项任务：政局变动中，如何促美助中、中立法、财政援助及禁军用品售日。余英时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说“除第一事有时间性外，其余三项胡适在履任后都曾做了长期的努力”。虽然胡适尽力执行政府的外交指令，但是面对处境险恶的战场，国民政府没有耐心按部就班，他们对胡适过分苛求。胡适认为美国援华制日政策的形成有赖于时局的发展，急于求成于事无补，最终欲速不达。政治空间有限，他立足于做因势利导，促成渐变的工作。他希望蒋介石“苦撑待变”。勤奋办事，朴实作风让蒋介石失去耐心，认为他在美国所争有限。宋子文被派到美国后，他处处受到牵制。1940年7月12日胡适记载宋子文对他说的话：“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此后一直有谣言胡适离职新闻。什么是正事？胡适以热情和诚意冲破弱国无外交的枷锁。费正清在《中国回忆录》里，提胡适对中美关系所作贡献，他认为胡适“很会和美国人打交道，这使他成为中国联系美国公众的一位高级人物”。使节的人格与信望，终究高于使节的官僚技能。美国总统罗斯福欣赏胡适的能力和谈吐，他毫无拘束直呼其名。和胡适一起合作募款的陈光甫在日记中说美国总统对胡适“确有好感”。胡适本是自由人，常年当教授，待人处事不违性情。1941年4月10日他写信给妻子江冬秀提起他本不拜客，不回拜客，也不请客。投入外交工作后，却得破例“受罪”。一边顶着国内政客的冷嘲热讽，一边应酬一板一眼的美国官员。心力交瘁，却不得理解。他的上司宋子文对他的排挤，他看在心里，却始终忍辱负重，大使馆工作人员没看过他发脾气。胡适在1942年9月卸任大使，告别委屈时光。 “渔父长身来，只共钓竿相识。随意转船回棹，似飞空无迹。芦花开落任浮生，长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这是宋代朱敦儒的〈好事近〉。“颇使我微笑”，1943年7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提偶读此词心情。他抄下结句，意有所指，说“此句当写给我的Washington朋友们看看。”不当大使，他有更多乐趣。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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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他学会假笑/何国忠

1940年燕京大学买到一块与校园相连接土地，洪业提议用来盖10间平房，提升驻校外国学者住处。校务长司徒雷登同意，派他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向董事会申请经费。哈佛燕京学社由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在1928年共同设立，以研究中国文化为目的，经费来自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遗产，洪业是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洪业1940年9月抵达美国，1941年1月离开。他顺道到母校俄亥俄卫斯良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又到华盛顿探访胡适。未见胡适以前，洪业遇哈佛数学家贝尔克夫，聊天时扯上胡适。贝尔克夫说胡适当大使后学会假笑，他看过好几次，他提起胡适变化：“学者是不能假笑的，可是一做大使就一定要假笑”。洪业怀疑胡适举止是否大变。此次航程，船停夏威夷一天。他到夏威夷大学，在校友刊里看到校长与胡适握手照片：“他的面孔实在是在假殷勤地笑，俗气得厉害。” 见面以后发现胡适依然如旧，不见俗气，松一口气。“大概是大会的时候，跟那些没关系的人说话，才摆出一副假殷勤。”洪业同情胡适。不适宜的氛围，处处客套话，只希望尽快散场。所谓假笑，不是虚伪，是不自在。畅谈甚欢。胡适要洪业搬进大使馆，并说厨子可做他喜欢的菜。不过洪业选择下榻附近旅馆，有时间就往来大使馆吃饭。《洪业传》作者为陈毓贤，大部分资料由洪业提供或口述。原著英文本198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1992年台北联经出版中译本，我手头上的《洪业传》是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审定再版本。洪业二战时到美国的叙述共4页，其中写胡适部分占一页。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比邻，二人是旧识。洪业说胡适牺牲很大。有一次晚饭，胡适半途接电话，回来后蹙着眉头。“胡太太问是谁呀？”胡适说：“很讨厌，是宋子文。他要搬进来。” 江冬秀人在上海。我用笔在“胡太太”处旁打了问号。后来发现陈毓贤在〈《洪业传》出版以后〉中已纠正错误，“应是使馆别的女士接电话”，提醒她的人是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洪业胡适都属绅士类型洪业替胡适抱不平。“国民党政府有胡适这样的人做大使是很幸运的，但偏有小人不要胡适做大使。”洪业对陈毓贤说。又听说胡适离职后蒋介石过意不去，支付3万美金，胡适虽穷却谢绝。洪业说他“拐弯抹角问胡适这大使是怎么丢的。但他是顶聪明的人，几次都轻巧地避开话题。” 洪业英文洗练，口才很好。一次聚会中，辛克莱·路易斯的太太也在，被洪业言谈吸引，她是纽约报界红人，正筹划罗斯福总统演讲，想邀洪业同台。荣誉虽高，但是演讲骂日本人是免不了的，考虑自己快要回到被日本占领的北平，洪业建议改请胡适。他帮胡适准备10分钟讲词，演讲前胡适在镜前练习一遍，洪业“建议他裁掉两分钟，以留足够的时间让听众鼓掌。”温馨有味的一幕，在苦闷的大使生涯中甚少出现过。洪业1915年赴美留学，在司徒雷登的安排下，1923年到燕京大学工作。担任文理科科长期间，他负责改造学校课程设置，取消预科，创办文理科研究院。他和司徒雷登配合无间，帮他将默默无闻的燕大提升至教会大学之首。司徒雷登1954年出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洪业名字只出现一次。胡适受邀写序，对洪业的付出做适当补充：“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是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常时往还人，记一不识十”。老了健忘，平常来往的人，十之八九已记不得。这是杜甫句子。《杜甫传》是洪业力作。杜甫早年很多诗篇散佚，第一章写杜甫23岁前生活，洪业脱离上下文语境，以“记一不识十”为题，不过是为了表达自己缀拾零星片段和填补空白的过程。这样一点巧思，让老年和少年呼应，时光之旅多了趣味。洪业爱读杜诗，陈毓贤说他情绪激动时，杜甫诗句往往脱口而出。他小胡适两岁，都爱在旧纸堆中找情趣。知胡适提他在燕大贡献时，立即写信说自己功薄：“图书之收集，多由田洪都、薛瀛白、顾起潜诸君之力。《学报》之校订，几全由容希白、八媛兄妹之劳。《引得》之编纂则尤聂崇岐一人之功。”洪业做事一丝不苟。功劳该给谁就给谁，不含糊。这一点和胡适很像。二人都属绅士类型，不邀功，懂分寸，处处替朋友着想。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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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我随时可走/何国忠

1940年4月26日，江冬秀自上海写信给胡适，说有人向她道贺，胡适要回国做中研院长了。江冬秀提醒胡适：“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定点，不要再把一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耳朵软，存棉花”，二人知识悬殊，但是对丈夫弱点，她知道不少。信中别字不少，不过他不像年轻时一一标出，她大他一年，再多6个月足50岁，不要求了，达意就好。她所提之事，并非空穴来风。不管出于个人恩怨，或是争权夺利，他不止一次成为箭垛。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去世。当时只设评议会，没有后来的院士制度。评议员选出3名人选，再由总统圈定其中一人为接班人。蒋介石通过幕僚陈布雷传达，他属意顾孟余，评议员认为顾孟余分量不够，更不满被指示投票，这是对自由思想和学术正气的侮辱。陈寅恪带病表明：“来重庆就为投胡先生一票。” 即便选出胡适，最后一样徒劳无功，支持胡适的人何尝不知。同是评议员的陈西莹说，胡适最适合院长一职，但是“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学人骨气还是得坚守，表态是重要过程。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说1940年3月23日，评议会选出3名候选人，翁文灏和朱家骅同得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和任鸿隽各4票，顾孟余1票。蒋介石不快，他告诉行政院长孔祥熙：“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 6月22日，胡适回江冬秀信：“你谈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间有许多传说，我无法过问，也无法推辞。我并不想做院长，但我此时若声明不干，那就好像我舍不得现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时一切不过问。” 那几个月日记附有剪报。其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0年7月18日一篇以〈适的新职位〉（New Post for Shih）为题的新闻说：“胡适博士不久将离开华府，改任中研院院长。” 他觉得自己该交待立场。1940年7月20日的日记说他“发愤”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说他即便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 学术界标杆象征多于实质意义胡适国内外知名，作为学术界标杆，傅斯年、陈寅恪等积极推他入前三，象征多于实质意义。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给胡适信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他弄巧成拙，内心不安，于是努力斡旋，蒋介石最后收回成命，舍胡适而圈定朱家骅。受任于败军之际，大使任务艰辛。国民党内部对胡适不满声音从没停过。胡适对身居要津的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有意见。行政院长孔祥熙本来就不喜欢胡适执行工作时不给他面子，不断在蒋介石面前贬低胡适能力，批评胡适“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宋子文则直接涉入胡适工作，1940年6月宋子文被派到美国负责借款任务后，胡适的实权被架空。1940年8月15日日记中胡适说宋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被委为外交部长，继续长驻美国。胡适第二天记2人谈话。他曾告诉前外长郭泰祺：“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请千万不要迟疑。”同样的话他转述给宋子文。胡适说宋子文表面客气，不以上司自居：“我们只是老朋友，我们要合作。”事实并不如此。1942年5月19日胡适日记说：“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胡适说他将这些事记下来不过是“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胡适为人温和，很少发怒，日记中骂人的话少之又少。储皖峰集他的话作对子：“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胡适说上句可以改成“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他在1955年2月15日的日记中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语调积极，意思是“要尽责任。到了近世，始有人解作敷衍了事，似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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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过河卒子/何国忠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演讲，题目为〈北美独立与中国战争〉，结束后到朋友家中宵夜。几人同坐沙发。他忽然站起来说身上剧痛，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苏打酒，他一饮而尽。他的好朋友雷格曼Harold Riegelman要人送他回大使饭店。“这是胡适第一次患心脏病，此后在医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医师的命令，在发心脏病的第二天还坚持在另一个重要场合再度发表那篇‘佛尔居山谷 ’演说，然后才进医院。他的医生告诉我，人家好意递给他的那杯威士忌苏打酒，也许救了胡适一命。”雷格曼给陈之迈的信这么说。陈之迈在〈关于胡适之先生的一种第一手资料〉翻译了雷格曼的信。胡适在演讲中所提佛尔居山谷，取自美国历史学家John Fiske著作《美国革命》。胡适演讲内容生动，他运用自己对美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的了解，采取听众习惯的表达形式，希望他们理解和支持中国抗战。胡适说美国革命成功，不只因为国际形势有利美国，也因为美军在佛尔居山谷坚韧的作战精神。胡适说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和美军历史相似，他预测中国将完成救国任务。胡适是优秀演说家，他以浅白易懂的语言将中西处境结合。他接受蒋介石委托，1937年9月抵达美国后，到处演讲，经常熬夜备稿。1938年7月20日，胡适收到蒋介石请他出任驻美大使电报。电报先寄美国，胡适正往英国船上，船在法国暂停时，钱端升被驻法大使顾维钧嘱托呈交电报。胡适毫无心理准备，在港口和顾维钧通电话时，说电报使他“十分为难”。7月24日抵达伦敦后，接到行政院长孔祥熙电报，希望他接受任职。3天后蒋介石再发电报。胡适本想推荐施植之取代，并说自己一如以往，从旁协助。后来回念一想，“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之为爽快”，他回电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他在日记中交待心情。一定要回到学术生活胡适排斥当官，妻子江冬秀也反对他投身污浊政界。1938年7月30日他还是特使时，写家书保证战事一完结“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决定接任大使一职时，他无奈说“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家书中又说他长住旅馆，灯光太高，所以眼睛差了一点。他说他刚配新眼镜。“头发两鬓都花白了，中间也有几茎白发了”。几天以后，他送照片给代表中国政府在美谈判借款的陈光甫，左边题字道：“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做了过河小卒，只许拼命向前。”后来胡适重写此诗时文字小有变动：“略”改成“偶”，“已”改成“微”，“小卒”改成“卒子”，“只许”改成“只能”。同样一首诗，他寄赠给很多谈得来的朋友。江冬秀在1937年9月初从北平搬到天津，11月中旬搬到上海。丢下家人，胡适为遥遥无期的归程感到内疚。美国日子一样难挨，还好他有不少好友。雷格曼长居纽约，是著名律师，二人是康奈尔大学同学，多年交往不曾间断。胡适去世后，他发起“胡适基金金”，分设于胡适母校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四方奔走募集，本人出钱出力。陈之迈又记一温馨故事。他说雷格曼将自己大女儿安．厄尔曼（Ann Ulman）所写《胡适小传》寄给他，书稿完成于1938年她17岁时。她5岁认识胡适，敬佩这位长者。胡适在1943年的一次酒会中称她是“他的第一个美国籍的传记作者”。陈之迈说她文字流畅，叙事有条理。他在1966年收到书稿，不少内容已经散失。原本书稿分四节：生平、哲学、新文化运动、参考书目。照目录看来，“书稿至少有42页，现在仅存20页，每页约100宇。”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引用雷格曼对胡适心脏病发的叙述。胡适共住院77天，不是99天，胡颂平纠正了错误。又说胡适喝的是白兰地，“原信作威士忌苏打酒误”。胡适爱喝酒。台北胡适纪念馆展有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方形酒壶，里面装白兰地。他相信白兰地救过他一命。他不讳言自己曾在心脏不舒服时，喝白兰地，然后服药，1948年5月24日他写信给赵元任夫妇时说他因为心脏病，把“纸烟戒掉了”，但是不提戒酒。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监督他的护士只允许他每次喝20cc酒。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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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我不願在海外過太舒服的日子/何国忠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第二首。此诗写于1192年秋天，宋朝南迁65年，陆游在山阴，破晓时分，他步出篱门，一时怅惘，写诗遣怀。黄河滚滚东流入海，山峰高耸直入云霄，百姓在金人压迫下泪水流干，年年盼望大军北伐，年年失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召开庐山谈话会，7月16日开始，22日结束。会后胡适飞南京，住了一个多月，没有再回北平，先是寄居教育部寓所，后大楼被袭，转住中英文化协会。胡适情绪低落，陆游的不甘他心领神会。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南京“许多人请先生写字，他常写陆放翁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两句诗。” 胡适写信给妻子江冬秀说1937年7月12日飞九江时，想起20年前同一天，他从外国回来，在上海新旅社里发下一愿，决定20年不入政界，20年不谈政治。“那20年中， ‘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他有些感慨，知道未来难测：“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果然，不出两个月，我就跑出去了。” 1937年9月4日，蒋介石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三人，以非正式外交使节身分到西方。钱端升和张忠绂都是留美博士，主攻政治学，对国际事务了然于心。胡适要和南京共存亡，不想离开，中间经过许多朋友二十多天劝说，他没有改变主意，最后被傅斯年说动，胡适答应委派。决定后一刻都没耽搁，9月8日离开南京，26日抵达旧金山，当天安排对华侨演讲，以“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为题，要他们和祖国同在。10月1日，胡适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演说，讲题为〈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5日，飞华盛顿。12日偕驻美公使王正廷访晤美国总统罗斯福。从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9月初，胡适辗转于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等地，他在1937年12月30日给江冬秀信说：“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劫，不知何日得了。我有时真着急，往往每天看十种报纸，晚上总是睡得很晚，白天又要奔走。”当特使期间，胡适一共做102次演讲，不少演讲行程密集。他在日记中留下记录，从1938年1月24日出行，走了1万1000里，3月18日回到纽约，不足两个月时间，他共做57次演讲。胡适以北大院长身分作民间外交非正式外交使节定义含糊，胡颂平说胡适是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身分作民间外交。他一面巡回演讲，一面拜会当地政要，争取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同情和支持。除了胡适经常受到不同单位邀请演讲，张忠绂和钱端升都没有特别任务。胡适在1938年1月的几则日记中说他们“谈了许久，也想不出什么活动的方式。”二人都想回国，钱端升“恨无可立功，此念使他十分难过。”胡适只能相劝，他早知“本来深知来此无事可做，无功可立，所以当时不肯来。既来了，必须耐心住下去，有事就做事，无事就留心研究”。二人最后还是离开。张忠绂1月底回国。钱端升4月离开纽约到英国，胡适送他上船。日记这么记：“今天忽飘雪，送别殊难为怀”。第二天他写信给江冬秀：“我很觉寂寞。” 张忠绂在《迷惘集》说胡适和钱端升比他早到纽约。胡适为省钱，不选公寓，只在旅馆租两个房间。他抵达时，旅馆只剩大房。胡适是长官，理应归他，却以麻烦为理由，坚持不搬离小房。张忠绂说胡适待己薄对人宽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薪金由胡适分配，“适之要端升和我每月拿几百元的薪金作国内家中用度，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二人最后也受影响，谢绝薪金。张忠绂又说胡适回避在旅馆门口叫车。战争时期，给旅馆侍者小费都是负担，胡适担心“有损国体”，外出时转个小弯，不让旅馆侍者看见，然后再叫汽车。“我在政界服务期间，所见的长官能如适之清廉或稍能望其项背的极为少见。”张忠绂说。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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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乐山乐水/何国忠

李埏在〈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说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念书时，钱穆住宜良，每星期四乘滇越火车到昆明，中午12时出发，5时半抵达，然后乘人力车直奔课室讲授中国通史。星期五和星期六继续上课，都是7时到9时。听课者众，椅子坐满，席地而坐不少，也有坐在窗台上的。课排晚间，只为迁就大众。西南联大继承北大自由讲学之风，允许校外人士旁听，而且尽可能兼顾其便。星期四最匆忙，从昆明车站坐人力车到课堂需一小时，晚餐顾不上，只能途中买蛋糕充饥。学生不解为何不早一天抵达。钱穆说他忙着将完整讲义写成，资料在宜良，早一天便停写一天。完整讲义就是《国史大纲》，1938年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集中于此。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别墅，原因是此楼静僻，游人不到，“正好一心写吾书。”他早餐后出寺，到山嘴处远望南山诸峰，云气转淡后离去。晚餐后，又到山下散步。“由山之东侧转进一路，两旁高山丛树，夹道直前，浓荫密布，绝不见行人。余深爱之。”秋冬日短，则晚饭前去。白天心无旁骛，专注写《国史大纲》，入夜读一阵《清史稿》后才入睡。 “楼下泉声深夜愈响，每梦在苏锡乡下之水船中。”战乱中和家人分居两地，偶涌伤感，但是心情很快收复。他不忘初衷，从没想过要和社会绝缘，他应昆明各报馆约，每星期四上午撰文一篇，轮流分交各报。吃完午餐，匆匆赶到8华里之火车站，星期日一早又从昆明回宜良。在山水间散步，感受水的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他说。情趣发自内心，大自然提供不可计数的启示和慰藉。离他住处向东8华里有温泉，通常在星期一上午，他携《陶渊明诗》，一路吟诵到那里沐浴。有商人在温泉大池旁建屋，隔为数室，浴者互不相睹。浴后坐石级上，“浓茶一壶，陶诗一册，反复朗诵，尽兴始去”。午饭后，他到县立中学图书馆借书，馆藏有二十五史。校园中多盆景，“有百年以上之栽品，亦如在苏州所见。” 课余时间游乐山水间 “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这是王安石名句，钱穆引过无数次。强调做人基本准则，只做合乎道义的事，不用担心名誉损失。他在西南联大不参与行政工作，不发表政见，默默耕耘，游山玩水不过是生活调剂，让他走得更远更踏实。他一生执教不同大学，学生对他的评语是：尽责、有教无类、贯彻言教身教精神。不管何地教书，都找到徜徉山水间乐趣。即使在北京，钱穆一样可以品味大自然之美。李埏说1936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时，钱穆来校兼课，有一天李埏求教，二人徒步沿林萌道边谈边走，到了西单，钱穆踌躇ー下，邀他到中山公园小坐，享受闹市山林之趣。“只要能立志、能用功，何患乎无师。我就没有什么师承。”钱穆说。李埏在中山公园频频点头。五十多年过后，让他一生受用不尽的话，还在耳际。 1992年出版的《钱穆纪念文集》除了收录李埏的文章，郦家驹、洪廷彦、方诗铭、诵甘、吴沛澜、洪德辉等都有文章纪念老师，几乎都提钱穆养生之法。钱穆父亲钱承沛41岁过世，长兄钱挚40岁过世，他对延年益寿之道极为敏感。诵甘提醒钱穆叮嘱学生照顾健康，并说清朝大儒钱大昕四十多岁时，小便失禁，后来身体转好，活到七十多岁。钱穆说学问要进入高深之境，没有锻炼身体是不行的。 1947年秋至1948底郦家驹在无锡江南大学随钱穆读书。每逢假日，一起外出同游。钱穆反复强调读书时心在书上，观赏风景时，心在山水间，心无二用，自然能从中感受到乐趣。读书如登山，拾级而上，登临山峰，俯视山下，必有不同，一到顶峰，方能领略一览众山小的全新境界。钱穆说读书不可自喜于一隅之得，游山不能死守于一个狭窄天地里。 “马来亚高山清凉，必有宾馆，为前英国殖民政府官员休假避暑处。余夫妇每逢假期，亦遍往游憩，少则三五日，多逾一星期，而尤爱槟榔屿，住其山上旬日。”1967年7月钱穆来马大中文系执教，学生陈启云刚从哈佛回来，也在马大中文系，一有假期，就带他旅游。钱穆不能适应湿气，胃病让他烦不胜烦，游山玩水雅兴也被破坏。本来计划留10个月，最后提前两个月回返香港，要不然《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会出现更多本地山水风景。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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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何国忠/松柏

193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因战争内迁，组建联合大学。联大文学院临时设在南岳。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本一人独居一室，后来被安排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同住。室中一长桌，入夜，闻一多燃灯置其座位前，勤读《诗经》《楚辞》，有新见解，立刻默坐撰写。吴宓为备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吴宓在清华教书逾十年，流寓中上课，认真如昔。只有沈有鼎觉得无聊，天天想找人聊天，吴宓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 严谨不苟者包括钱穆，他一样书不离手，不喜言谈无味者。《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每星期六早，他下山到南岳市图书馆借书。图书馆藏有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他专攻宋明各家集，都是以前未见者，借归阅读，勤作笔记。其中王安石新政诸条，后来出现在《国史大纲》里。又借王龙溪和罗念庵二人集子，读后“于王学得失特有启悟”，最后写成〈王龙溪略历及语要〉及〈罗念庵年谱〉，并且为他“此下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之最先开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我读过多次，7月初飞香港，手提行李箱装的是这本耐读的书。钱穆说“余之为余，则胥父母师友之赐。”他为人刚正，不喜阿谀奉承言论。书中记他在南岳时，有二学生赴延安，众人集会欢送，冯友兰和钱穆受邀演讲。冯友兰发言时对两位学生倍加奖许，钱穆致辞时却大泼冷水。他力劝在校诸生安心读书。他说青年之为国家栋梁，和将来有关，非指当前。学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以后就是国家栋梁。“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 在逃亡中做学问，并非冷对世界，恰恰因为离乱人生，不可着急。余英时在〈一生为故国招魂〉说钱穆16岁萌发爱国思想文化意识后，一直给亡国问题困扰。在新亚书院时，他多次提起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心灵上激起巨大震动。他没有走政治救国的路，而走进历史研究，他想寻找中国不会亡的证据。从北大到西南联大，他都承担“中国通史”的教学，就是这一立场的鲜明表现。何兆武听过他的课。他在《历史理性批判散论·自序》中说“《国史大纲》就是他的讲稿。和其他大多数老师不同，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昂，听者为之动容。” 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陈梦家劝钱穆为平日课堂所讲“中国通史”整理成教科书，这是“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也是“为时代急迫需要计”，钱穆听进去了。动笔不久，文学院迁往昆明，钱穆说昆明“交接频繁，何得闲暇落笔”，遂决定留在距昆明不远的宜良，以半星期去昆明任课，半星期闭门撰述。如此一年时间，写完《国史大纲》。寒假时汤用彤和陈寅恪过来探望，陈寅恪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孙国栋在〈师门杂忆〉中回忆钱穆，说他进入研究所第一天，钱穆要他列出所读过学术书籍。看后钱穆要他先读《国史大纲》。第三天上第二课，钱穆问进度，孙回答读了一百多页，又问心得，孙随口提几点意见。钱穆面色一变：“你完全未领会《国史大纲》的作意。你为什么两天只看了百余页？”孙辩以忙为理由，钱穆更生气了。他提朱熹名言，说做学问要有“救火”、“追亡”般迫切的心情，排百事而为之，然后才有可成。“你既已愿献身于学术，哪里能因些俗务而荒疏学业。”孙国栋听后汗流浃背。孙国栋不避当年尴尬事，他说钱穆“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从钱穆身上学到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有一次在火车途中，钱穆谈及南岳他所喜一寺，该寺庄严开阔，使人起安详宁谧、和平清静之感。抗战时，寺庙被毁。战后钱穆重游。方丈已换，遍种夹竹桃。花开季节，极为美丽，吸引许多游人。钱穆却愀然不乐，夹竹桃高不过三丈，寿不过30年，此寺必将一无所有，若改种松柏，高可千尺，寿可千年。方丈只知短暂繁华，胸襟狭窄，毫无眼界。李白诗有“松柏虽寒苦，羞逐桃李春”句子，夹竹桃和松柏之间选择，让孙国栋一生警惕。他说钱穆轻轻一语，听者终生受用。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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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平凡的路/何国忠

1936年夏，蒋复璁致信冯至，说上海同济大学愿意聘他为教授，冯至回复同意，7月下旬一人到上海。其妻姚可崑，同一夏天受聘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职，听取冯至父亲劝告，她婉拒邀请。家公认为天津局势不稳，非久留之地，她最后带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到上海和丈夫相聚。他们在吴淞镇租一座小楼房，住所离同济大学附中不远。姚可崑被安排在同济附设高级职业学校教德语，校址在江湾，乘小火车往来。不久二战爆发，同济大学迁至浙江金华。不过两个月，金华也成战区，同济大学转到江西赣州。一年不到，轮到赣州不安全。本预定迁往广西八步，还未上课，日军来袭，于是改为迁校昆明。 1938年秋，姚可崑染阿米巴痢疾，十天十夜，不省人事。冯至坐在床边，拉着她冰凉的手，日夜守护。她康复不久，冯至父亲去世，局势动乱无法奔丧，冯至读着家书泣不成声。不如意事接二连三，加上同济大学日子不好过，冯至心情坏透。他兼任附中主任，面对校内左翼和右翼斗争，伤脑筋事层出不穷。他认为领导无能且狡诈，欺善怕恶，一度辞职抗议，被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挽留。 1938年12月冯至一家抵达昆明。一住就是7年。日子一样贫苦，并且几次感染疾病，但是后来转到西南联大执教的冯至心情大好。那里文人荟萃，继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风，思想自由，各不相扰，只要把书教好，谁也管不了谁。“冯至回国已经4年，可以说是首次找到适合于他成长的土壤。”姚可崑说。漂泊人生，淡笔浓情，姚可崑的《我与冯至》，确实好读。虽然历尽沧桑，笔下却没有悲戚控诉。出现人物，大部分是冯至益友。偶然涉及负面人事，都是蜻蜓点水。小场景处处流露温情，提供另一种维度的人生意义。冯至才华横溢。璧华的《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是我中学时期一翻再翻的现代诗赏析集。冯至有4首诗入选，和徐志摩并列。被选中3首诗的诗人有闻一多、卞之琳、艾青和蔡其矫，大部分诗人只有1首或2首入璧华法眼，冯至重要性不言而喻。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冯至是德国文学权威，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大西语系，用柳鸣九在〈回忆与思考朱光潜〉中的话，冯至和朱光潜齐名，是“超越众大家的一级教授”。对众所周知的文坛和学术地位，姚可崑只是轻描淡写，多年来相亲相爱、互助互谅、休戚与共的经历才是书写回忆录动力。“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岁月里，我们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都不免要经历某些必然的苦难和欢乐。但总的看来，我们一生的旅途上并不曾受到过什么带有致命性的打击。换句活说，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着平凡的路。” 说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不过是看透生命本质。回忆录只写到1965年。若把文化大革命中离奇古怪的事迹写入书中，她说可以凑成一章，但是“她不想写”。她在结束语说冯至在十年浩劫中是双料黑货：“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反复受到批判。罪状不胜枚举，夫妇二人从容面对时局。“更寻高处倚危栏，闲看垂杨风里老。”在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慌乱岁月，她说他经常吟诵老师沈尹默诗句自解。姚可崑大冯至一年，二人相恋始于1929年。1930年冯至领取官费到德国留学，姚可崑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后，留在女附中教书。省吃俭用，每月工资大部分储蓄起来，备出国之用。1932年9月，她到德国：“我们不在一起时就是各人搞个人的学习，在一起时，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 姚可崑说冯至性格温和，脾气好，是好丈夫。在赣州时，冯至有要事到武汉。赣州、武汉常有敌机轰炸。因为要理家，她强装平静，事实是夜不安眠，食不甘味。身处孤城，举目无援：“我整天悬心吊胆，怕他出事。” 姚可崑自己也是杏坛备受尊敬的人物。她本是中文老师，后来专注德文教学。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创办元老，也是该系知名教授。姚可崑2003年过世。《我与冯至》完成于1989年，但是迟至1994年冯至离世一年后才出版。 “一个85岁的女人，能有机会谈一谈跟她的伴侣共同度过的几十年的生活，自己感到是一种荣幸。”姚可崑说。“荣幸”二字，是相濡以沫，是夫妻之间相知相处的绝佳境界。丈夫点滴，她如数家珍，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细水长流，晚年说出，力道更强也更有味道。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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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何国忠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看过去的一切都是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诗句引自冯至1991年3月25日所写〈自传〉。冯至在1979年另有文章也以〈自传〉为名，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澄清了头脑里的一些混乱思想，好像又一次明确了文章应该怎样写，学问应该怎样做，力求实事求是，不作违心之论。”一诗一文，见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道路。 1993年3月2日冯至去世。徐梵澄写〈秋风怀故人〉悼念老朋友。“逝去了这位老友，多次我忍住了恸哭，只默默在深静的心思中，祝他永久安息！安息！安息！”徐梵澄说。《徐梵澄传》作者孙波说当徐接到冯至女儿冯姚平电话，被告知冯病危时，他就愣住了，随后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赶到医院，“看到在弥留之际昏昏睡去的冯至，坐下来，双手握住他这兄长的左手，头抵在床边，像孩子一样啜泣不停。” 朋友去世，掉泪正常。但是徐梵澄当时已经84岁，且有世外高人之誉，我读这段文字，不免思考何以重视冯至至此。徐梵澄说冯至当入儒家者流，其言行无佛教、道教、耶教、或道学家的点染。他毕生悔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一贯是传统儒家精神，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复增上。”又说他学养深纯，为人温和、诚笃。这些风度在其他学者或也见到，但冯至不单是学者亦是诗人。“其新诗创作，中间灵气回旋，甚为时人所爱读。其诗好，由于性情真。诗人是性情中人，其于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见。从来没有机械之事。” 冯至出生于1905年，1922年入北京大学德文系，毕业后担任中学老师。1930年以官费留学生名义赴德留学，1935年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回国后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二战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工作，大战结束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我在中学时候读过冯至的〈蛇〉，收录在璧华《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里，这首情诗以“蛇”为意象，抒发一位男生对一位女生的单恋感情。在诗中“蛇”和“爱”为同义词，“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不要悚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句。冯至写这首诗时21岁，那是敢于将澎湃心绪付诸笔下的年龄。然后读《杜甫传》。那已经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杜甫传》前折页中说这是“一部融自己的人生经验、创作体会和研究心得于一炉的著作。”1937年，冯至颠沛流离辗转多地，途中读《杜工部选集》，切身体会杜甫漂泊心情。“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他决定为杜甫撰写传记。二战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安心动笔。利用多年收集资料，“只希望这幅画像使人一望便知是唐代的杜甫，可是被一个现代人用虔诚的心、虔诚的手给描画出来的。”他说。学术研究讲求客观和理性精神，但是有“虔诚的心、虔诚的手”，著作才有生命力，才会耐读。冯至著书译书，重视心灵感悟。他是歌德专家。研究歌德时，冷静文笔中流淌情感。他将歌德和杜甫并列，说在二战期间，他感觉更能接近他们，从中吸取精神营养：“他们遗产中的精华具有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给人以智慧和美感，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艰难中得到鼓舞。”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这是冯至〈十四行诗〉其中一首。人的一生要领受可预测及不可预测之事物。不只酸甜苦辣，也要领受奇迹。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作好心理准备，奇迹到来的瞬间将会耀眼夺目。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赞誉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从不沾沾自喜，他对周良沛说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他“观察深刻，起点高。虽然罗石君后来到日本去了，不再写诗。可是现在提‘沉钟’的诗人，忘了他那不是真的历史。”冯至对待朋友完全没有私心，徐梵澄高度赞扬他，此为原因之一。冯至遗嘱简单：“希望与我有关系的后代，老实作人，认真工作，不欺世盗名，不伤天害理，努力作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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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突然就下雨了/何国忠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杜牧的〈江南春绝句〉。千里江南，黄莺歌唱，绿树红花，相映配搭。傍水村庄，依山城郭，酒旗迎风摇曳。杜牧爱酒，出现酒旗正常，“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他官场不顺，经常无所事事，空闲时间都在醉梦里度过，自问愁有多少。这一回出现“酒”字，只是信手拈来衬托春景，喝不喝不是重点，诗兴才是关键。水山同现，动静对比，声色交融。杜牧捕捉的是一瞬间体悟，画面是辽阔江南，没有特定地点。本是晴空万里，突然就下雨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让人凄迷的是这两句，既深邃又有韵味。寺庙交错，在迷蒙烟雨之中，走近江南，一边想起当下，一边怀古，既是渺小人间，又是浩然人间。南北朝佛教兴盛，渗透政治、经济、社会、民俗。梁武帝执政期间，大肆修建佛寺，门阀士族纷纷仿效，寺院数量大增，全国当时共有寺庙2800余座。他4次穿起法衣，入庙修行，最长一次为37天。杜牧自小接受儒家熏陶，认为“知经义儒术”，才有益社稷。他感叹精通儒学，雄才大略者，不得重用，批评执政者“不知儒术，不识大体”。杜牧对佛教意见很多。他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说“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他认为君王若溺于佛教，终成歪风，百姓蒙蔽，危害经济，国家灭亡。 “日暮千峰里，不知何处归。”这是杜牧〈池州废林泉寺〉句子，和尚突被勒令还俗，生活艰难。他虽起同情心，却认为应该从大局看社会变迁，他质疑很多人信佛不过是私心作祟。“有罪罪灭，无福福至”，不惜财力佞佛者，多是德行有亏之辈。百姓受“买福卖罪”思维愚弄，收入有限，却给和尚供奉。杜牧支持唐武宗毁佛政策：经济和民力是国家繁荣基础，人民吃饱比什么都重要。不过“四百八十寺”出现诗中，与其说非议佛教，不如说他将当下注入历史洪流，天地之间运转循环、日月交替是永远不会变的。杜牧有强烈历史感，叶嘉莹在《说中晚唐诗》讨论杜牧诗〈赤壁〉、〈泊秦淮〉及〈将赴吴兴登乐游园一绝〉都有同一特色：流露对盛衰的感叹。身在混乱时期志难舒展杜牧祖父杜佑曾任宰相，杜家地位显赫。杜佑去世后，各家分开。杜牧父亲杜从郁不善理财，名下三十多间房子在他死后全归债主。杜牧当时最多不过15岁，奴婢四散，只有一位老仆人不舍，留下照顾他与小他4岁的弟弟杜顗，天天吃野菜度日，但是从不荒废学业。杜顗自小患有眼疾，当了几年小官后，因为眼睛失明辞官，杜牧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告假超过百日，弃官数次，兄弟情在杜顗45岁时过世告终。杜牧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本性潇洒，又重情意，为人有谋略，也懂兵法，但在牛李党争混乱时期，夹于其中，志难舒展。但他毕竟是通达之人，了解盛衰之道，对不如意事不斤斤计较。当然还有不少笔记可做。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说杜牧写诗爱用“数目垛积”，如“汉宫一百四十五”、“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南朝四百八十寺”等都是，当然可为〈江南春绝句〉加另一注释。《南史·循吏·郭祖深传》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四百八十寺”应是“五百余所”演化而成。杨慎另一番话也可一引：“十里莺啼绿映红，后人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清代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有不同看法：“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他说“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看前人评诗，确能提高鉴赏能力，有趣味处比比皆是。杜牧诗作创作年代不详者不少，〈江南春绝句〉是其一，我好奇该如何置入杜牧传记中。张锐强的《诗剑风流：杜牧传》将此诗引在846年杜牧转任睦州刺史，途经杭州时。他说“这首描写春景并感慨佛寺林立的诗作，自然不可能写于这次赴任途中，必定写于唐武宗毁佛之前”，含糊说法，不引更好。猜想作者喜欢这首诗，不舍在力作中丢弃。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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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厚谊/何国忠

1979年3月16日，徐梵澄到北京。冯至临时有事，由女儿冯姚平迎接老友，贺麟由学生薛华陪同，同在车站的还有徐梵澄侄儿徐崇善以及外甥女姜丽蓉。徐70岁，冯74岁，贺77岁。这一幕，冯姚平和徐崇善分别写进〈怀念徐梵澄先生〉和〈怀念吾叔徐梵澄〉里。徐梵澄晚年能够安定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著书立说，冯至和贺麟功不可没。他们尊重学问，不亏待老友，确保徐薪金高于他们。我最近看书常不经意流连学者和同辈人在晚年互动过程。照顾朋友是美德，欣赏朋友才华是智慧。他们本非浅薄之人，早就超越施恩图报的年龄段。三人都是德国留学生，初识于德国西南部小城海德贝格，贺麟著有《近代唯心主义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书，是新儒家思潮中重要学者。冯至是翻译家，是歌德研究专家，也是著名诗人，他引人注目的著作还包括《杜甫传》，毛泽东读后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1985年我在吉隆坡上海书店购得此书，只卖马币5角。冯至和贺麟同月同日生，每年二人寿诞日，三人都会小聚，颇似叶圣陶晚年心境。海棠盛开时候，叶圣陶都请少年好友王伯祥、章元善、顾颉刚、俞平伯赏花。酒饭之间，忆旧而已，设宴不过借口，在白发萧疏，历尽沧桑时仍能相聚才是重点。贺麟1982年加入共产党，徐梵澄写信祝贺。扬之水问为何不同行，“贺不甘寂寞，而我，甘于寂寞。”徐梵澄说。不甘寂寞不含贬意，徐说贺有风云之气，他自己没有，又说鲁迅有“大大的风云之气”，于是乎我们理解风云之气指涉入世哲学，有为思想。徐说他是世界的旁观者，不积极参与社会进展，他只有“浩然之气”。 1992年，贺麟去世，徐梵澄参加告别会。他也83岁了，一路由哲学所老师蒙登进护送，回程时他一路落泪。扬之水去看他，请他写纪念文章。他沉吟半晌，摇头拒绝，说对不起贺。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徐梵澄说贺麟与蒋介石结缘，他是推手之一。蒋复璁引荐徐梵澄给陈布雷，徐拒绝，推荐贺麟。贺被蒋介石接见，拿到经费，成立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蒋介石又请贺讲课，一来一往，“成为贺麟以后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心胸宽阔的老学者徐梵澄和贺麟交往几十年，彼此尊重对方，见面都提前写信通知，不逾规矩。徐需要帮忙，贺施予援手，徐初回国，需要用书，贺将所藏，包括绝版书无私借出，又把一台德文打字机借予使用。徐梵澄和冯至互动则更加从容不迫，随时敲门，想去就去。二战期间，徐经常在昆明冯家借宿，一度当冯姚平书法老师。冯姚平常到徐房里，看他刻字画画，她写他用冯至小花瓶当烛台点蜡烛，以致把花瓶烧坏。花瓶为德国好友鲍尔所送，冯至爱不释手，他骂徐胡闹，荒唐，但是徐只是顽皮地对他笑，“父亲拿他这位老朋也没办法”。冯至去世，徐梵澄写〈秋风怀故人：悼冯至〉，这篇文章我读了好几回。徐梵澄说留学德国的人数不多，没有成派，但立身处世之节度，待人接物之作风，有形或无形，能保持中国传统美德，又能抱取德国文教之蓄华。徐梵澄说其风格“是崇朴实，不尚华靡。行直道，不尚乖巧。守忠诚，没有变诈。通物理，亦近人情。”考其缘由，类如古之儒家，近于“逸民”，又说这些人“终其身为学者，亦非全然默默无闻，似乎皆能守其专长，深造自得，亦复乐天知命。”宗白华、陈寅恪、冯文潜、张贵永、赵伯昂皆在此列。冯至也“算得一个”。贺麟和冯至文革时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多次被批斗。徐梵澄告诉陆灏他问起“文革”遭遇，二人不说。后来从董鼎山处借巫宁坤英文回忆录《—滴泪》，徐梵澄才知大概。冯至并不在意谁伤害过他，他更在意他伤害过谁。憾事包括在“反右”中批评艾青。风平浪静以后，觉得言论过激，艾青受委屈了。此后他好几次在公众场合为艾青平反，纠正自己错误，高度评价艾青作品。艾青谅解不理性言论产生的文化氛围，冯至生前最后一次住院，艾青也在相同医院留医，冯至重病中去看艾青，两位老人高竖拇指，互赞共勉，留下照片。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诗句来自冯至〈给孩子的诗〉，读徐梵澄和贺麟及冯至关系，看到心胸宽阔的老学者，所谓学养，所谓人品，所谓善念，所谓厚谊，大概如此。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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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也是自由了/何国忠

1924年5月底赵元任和杨步伟离开哈佛，启程到欧洲。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聘请赵元任，他答应，不过先要履约到欧洲，旧事清了，心里才踏实。他们先去英国，再往法国，又到德国，见朋友，住40天。杨步伟在《杂记赵家》记旅程经过，包括捕捉留欧学生不为人知一面：鼓吹离婚。其中陈翰笙和顾淑型及徐志摩和张幼仪成为焦点，“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杨步伟点到为止，没有多加评论。陈翰笙和顾淑型同在1897年出生，都是学界风云人物。陈翰笙1915年留美，考进波莫纳学院。先念地质学，后改学欧美历史。在留学生中以成绩标青著名。顾淑型在1917年留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系。二人是自由恋爱绝佳示范，1922年婚后同到德国柏林继续学业，夫妇一向合作无间，被怂恿离婚，匪夷所思。鼓吹离婚事我在文章引过，奇怪举动。沉思一会，没有纠缠前因后果，历史中群体心理被扭曲案例，岂止一桩？赵元任和杨步伟婚姻也被点名，罗家伦在德国遇见他们，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步行，揶揄杨步伟比赵元任大，杨步伟不甘示弱，要罗家伦不要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她说。杨步伟是医生，见多识广，能力和口才都非泛泛，没有人敢唆使赵元任离婚。 1918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玩偶之家》被重点讨论。书中主角娜拉反抗性别歧视，为摆脱夫权束缚的玩偶命运，离家出走。胡适写〈易卜生主义〉，指男尊女卑是文明耻辱，他乘势批评婚姻制度：“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 婚姻自由是知识青年理想。徐志摩为离婚，写堂皇信给张幼仪，说真生命、真幸福和真恋爱都是“自奋斗自求得来”，他们应该“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徐志摩千方百计要离婚，朋友全力支持。张幼仪在回忆录《小脚与西服》中说离婚协议书是在德国柏林吴经熊住所签定，第二儿子彼得出生大概一个月后。“他有四个朋友也在客厅里，他们绕着他走来走去，一副要保护他的样子。我只认得其中两人，吴经熊和金岳霖。”签字以后，“他的朋友挤在我们身边向我们道贺，大家都想握徐志摩的手。”她几乎控制不了情绪，想“对他们每个人发起火来。” 老舍著小说《离婚》，初版于1933年。男主角老李的婚姻是父母之命，没有感情基础。生有一男一女，太太是农村妇女，只会做家务，出不了厅堂。到北平后，处处成为笑柄。他有离婚冲动，却挣不脱桎梏。他暗恋隔壁马少奶奶，她丈夫长年不在，对她不闻不问，以为关系迟早结束，不料丈夫回家，马少奶奶与丈夫和好如初，老李希望破灭，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专门一章讨论老舍。他认为老李不离婚，是性格“软弱”使然。他说以“离婚”为书名，“象征着一些人不能做到的一种勇敢行为，因为他们满足于‘婚姻’……对奇糟不堪的现况卑躬屈膝。”不离婚原因昭然若揭：怕冒险，怕社会眼光，没有人“有胆量先提出来。” 爱情不是生命唯一事这是从男方角度思考，女方怎么想，无法兼顾。徐志摩离婚后，家里不能谅解。老师梁启超也反对他离婚，认为“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又提醒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 梁启超当然知道自由婚姻之可贵，但是好伴侣可遇不可求，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满足得宁贴也极难”，一直期盼梦想之神圣境界，不过是自寻烦恼。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是胡适诗句。胡适鼓吹婚姻自由，纯粹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承受新旧文化冲突，了解梁启超苦口婆心。怎么可能不爱自由呢？爱自由的意念他人未必了解，选择“不自由”，也是个人自由。五四人物精彩地方在于处处凸显张力，提供后人思考空间。胡适和江冬秀不般配结合，却白头到老，“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说的是无奈处以及生命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胡适不会同意不离婚是软弱性格使然。爱情是生命重要事，但不是唯一事。这是命运题，不是选择题。还好如今配偶被安排的例子少之又少。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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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落手江山/何国忠

1987年11月7日，《读书》编辑扬之水为《异学杂著》出版事到徐梵澄家，徐梵澄收到誊录好的《天竺字原》序文，重新审定目录，嫌书单薄，将《行云使者》拿出来，嘱扬之水帮忙誊录其序及跋。谈完工作二人闲聊，徐梵澄说散原诗句“落手江山打桨前”，初读觉“落手江山”老套，半年以后，忽然惊悟，原来是击水时见江山倒影，不禁一笑，“细玩其意，得无妙哉”。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有此事。静则生明，读诗如此，读哲人经典也如此。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理解力增强后，就恍然明白。扬之水看不懂《五十奥义书》，他说不急，总会明白的。他强调介绍学术，不须张扬。智慧的吸取和人的经历息息相关，自求自证，在学习过程中好处更多。又说不管什么宝典，书始终是书，是外物。到真正没有疑难之后，可将之舍弃。处在高境往下看道理，提起或放下，皆无不可。他有过目不忘本事，1938年在湖南艺专教书，后来成为名画家的丁天缺是他学生。学期末考题为“略论魏晋思想” ，三天交卷。丁天缺连夜挑灯，完成22页论文，交卷第二天，两人偶遇，他称赞丁读书不少，可惜方法有误。他背一段丁的试卷，从头到底，一字不差，然后点评。丁吃惊。虽说是自己所写，百分之百和原文一样，重新默写，丁说他绝对没有能力。丁是中国第一位介绍毕加索的艺术家，丁在《顾镜遗梦》中说徐师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被形容为得道高人，徐梵澄有接地气的凡人色彩。“学习是为了活着，不是活着为了学习”，德国老师的话，他拿来劝人，邻居詹志芳却认为他实践的是后半段。他和不少老派学者一样，不工作凸显不出自身意义。80岁时决定封笔，半个月不到又动笔。写不完的学术题目，清一事算一事，尽心尽力。他对侄儿徐崇善说，要“为国家学术稍撑持局面”，因为“后起多秀，然深造尚遥，俟其大成而已”。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陆灏听施蛰存说过：“钱锺书，我不说他聪明，我说他用功。”徐梵澄适合类似形容，单靠聪明，上限不高，用功才是实力凭借。人至晚年，他一样不轻易浪费时间。他视为亲人的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生活有规律。身体好时，天不亮就起床，喝咖啡，背梵文。天亮，做健身运动，抽一斗烟，吃早饭，然后写书或翻译，12点休息。看报纸，吃中饭，小睡一小时，起来抽一斗烟，又工作。晚上休息，除非赶稿。学者生涯枯燥，徐梵澄的经历却有奇特处，留下的隽语和故事，读后难忘。1985年，社科院宗教所代表团到曼谷出席佛学会议，他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访的代表团撑起场面。他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渊博知识是强项，英语、德语及梵语的造诣更让与会者称奇。宗教所长任继愈说他“挥麈纵谈，不亢不卑，处置得宜”，孙波的《徐梵澄传》记了当时经过。徐梵澄1984年1月出版《五十奥义书》，同年5月出版《神圣人生论》，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拍板说：“赔钱也要出”。以为曲高和寡，不料二书销路不错，都再版。因为对中国、德国、印度的古典语言和哲学切实钻研体会，金克木说徐梵澄将《奥义书》译成。他和徐梵澄是同行，但是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中译《奥义书》：“我对于梵澄同志的功力和毅力只有佩服。” 虽然谢绝访客，有机会和他接触的年轻人还是不少。例如扬之水、陆灏、孙波、詹志芳、他的侄辈们以及鲁迅博物馆多位研究员。《读书》及《鲁迅研究月刊》和他关系密切，他不只供稿，也经常被咨询，在编者看来，贡献不小者获杂志赠阅理所应当。但是他坚持订阅：“我最反对中国这种乱送刊物的做法，我一定要付钱。” “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侄儿徐崇善遇不如意事，徐梵澄引《易经》句要他释怀。侄儿爱和小叔谈诗论艺，本在北京工作，后来被调到江苏泰州，他提醒侄儿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安于自己所处，讲究仁义，就能带着宽厚的爱心积极面对世间万物。 “人入暮年，可有孤独感？”扬之水问他。他说可做之事很多。手绘丹青，操刀刻石，这是业余爱好，还有一堆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又要看书读报，白天够忙。晚上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通之，批之，都是乐事。他说：“孤独与余，未之有也”。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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