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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3星期前
6月前
6月前
1987年11月7日,《读书》编辑扬之水为《异学杂著》出版事到徐梵澄家,徐梵澄收到誊录好的《天竺字原》序文,重新审定目录,嫌书单薄,将《行云使者》拿出来,嘱扬之水帮忙誊录其序及跋。谈完工作二人闲聊,徐梵澄说散原诗句“落手江山打桨前”,初读觉“落手江山”老套,半年以后,忽然惊悟,原来是击水时见江山倒影,不禁一笑,“细玩其意,得无妙哉”。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有此事。 静则生明,读诗如此,读哲人经典也如此。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理解力增强后,就恍然明白。扬之水看不懂《五十奥义书》,他说不急,总会明白的。他强调介绍学术,不须张扬。智慧的吸取和人的经历息息相关,自求自证,在学习过程中好处更多。又说不管什么宝典,书始终是书,是外物。到真正没有疑难之后,可将之舍弃。处在高境往下看道理,提起或放下,皆无不可。 他有过目不忘本事,1938年在湖南艺专教书,后来成为名画家的丁天缺是他学生。学期末考题为“略论魏晋思想” ,三天交卷。丁天缺连夜挑灯,完成22页论文,交卷第二天,两人偶遇,他称赞丁读书不少,可惜方法有误。他背一段丁的试卷,从头到底,一字不差,然后点评。丁吃惊。虽说是自己所写,百分之百和原文一样,重新默写,丁说他绝对没有能力。丁是中国第一位介绍毕加索的艺术家,丁在《顾镜遗梦》中说徐师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被形容为得道高人,徐梵澄有接地气的凡人色彩。“学习是为了活着,不是活着为了学习”,德国老师的话,他拿来劝人,邻居詹志芳却认为他实践的是后半段。他和不少老派学者一样,不工作凸显不出自身意义。80岁时决定封笔,半个月不到又动笔。写不完的学术题目,清一事算一事,尽心尽力。他对侄儿徐崇善说,要“为国家学术稍撑持局面”,因为“后起多秀,然深造尚遥,俟其大成而已”。 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 陆灏听施蛰存说过:“钱锺书,我不说他聪明,我说他用功。”徐梵澄适合类似形容,单靠聪明,上限不高,用功才是实力凭借。人至晚年,他一样不轻易浪费时间。他视为亲人的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生活有规律。身体好时,天不亮就起床,喝咖啡,背梵文。天亮,做健身运动,抽一斗烟,吃早饭,然后写书或翻译,12点休息。看报纸,吃中饭,小睡一小时,起来抽一斗烟,又工作。晚上休息,除非赶稿。 学者生涯枯燥,徐梵澄的经历却有奇特处,留下的隽语和故事,读后难忘。1985年,社科院宗教所代表团到曼谷出席佛学会议,他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访的代表团撑起场面。他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渊博知识是强项,英语、德语及梵语的造诣更让与会者称奇。宗教所长任继愈说他“挥麈纵谈,不亢不卑,处置得宜”,孙波的《徐梵澄传》记了当时经过。 徐梵澄1984年1月出版《五十奥义书》,同年5月出版《神圣人生论》,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拍板说:“赔钱也要出”。以为曲高和寡,不料二书销路不错,都再版。因为对中国、德国、印度的古典语言和哲学切实钻研体会,金克木说徐梵澄将《奥义书》译成。他和徐梵澄是同行,但是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中译《奥义书》:“我对于梵澄同志的功力和毅力只有佩服。” 虽然谢绝访客,有机会和他接触的年轻人还是不少。例如扬之水、陆灏、孙波、詹志芳、他的侄辈们以及鲁迅博物馆多位研究员。《读书》及《鲁迅研究月刊》和他关系密切,他不只供稿,也经常被咨询,在编者看来,贡献不小者获杂志赠阅理所应当。但是他坚持订阅:“我最反对中国这种乱送刊物的做法,我一定要付钱。” “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侄儿徐崇善遇不如意事,徐梵澄引《易经》句要他释怀。侄儿爱和小叔谈诗论艺,本在北京工作,后来被调到江苏泰州,他提醒侄儿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安于自己所处,讲究仁义,就能带着宽厚的爱心积极面对世间万物。 “人入暮年,可有孤独感?”扬之水问他。他说可做之事很多。手绘丹青,操刀刻石,这是业余爱好,还有一堆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又要看书读报,白天够忙。晚上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通之,批之, 都是乐事。他说:“孤独与余,未之有也”。
6月前
1921年泰戈尔用所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创办泰戈尔国际大学。1937年,谭云山受他所托,设立中国学院,蔡元培和戴季陶领导的中印学会协助募捐,所需基金最终到位。1945年12月,徐梵澄乘军用飞机到中国学院任教,同行者包括常任侠。郭沫若和郑振铎送行,机舱门临关合时,郭沫若喊“要取真经回来。” 此去33年,不受内战以及各种各样运动波及,何尝不是幸事。院长谭云山经历丰富,其中1924年至1928年间在马新活跃。马仑《马华文艺脉搏》有章节论其文学活动,指谭云山诗集《海畔》是新马华文坛第二部新诗集,意义特殊。不过谭云山重心始终在教育与研究,他先在新加坡工商学校、麻坡中华学校教书,又在瓜拉丁加奴中华维新小学担任校长,最终一站为峇株巴辖,帮忙创办爱群女学,后来成为其夫人的陈乃蔚为第一任校长。谭云山在印度活跃超过30年,和徐梵澄都有现代玄奘称号,但是方向有异,谭云山为募款经常中印来回,徐梵澄只专心教学和著述。 我读谷林〈醰醰多古情〉而知徐梵澄,后来又读扬之水和陆灏合著《梵澄先生》描绘他晚年生活,印象慢慢累积。孙波2009年出版,2019年再版,字数38万的《徐梵澄传》,更是一部让我有机会走近这位纯粹学者心灵的力作。 “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这是萧军诗句,徐梵澄在〈蓬屋说诗〉中说“苍生霖雨,气魄浩大,而谦谦君子,自谓身轻”,此两句让他“触目惊心”。云彩下完雨后消逝无踪,这是自然规律,人该还原做天下雨,轻盈洒脱。孙波说他写《徐梵澄传》,目的是体会“超越与会通的学术意义和人生境界”。 徐梵澄是多语学者,精通英、德、法、梵、拉丁、希腊、印度等多种语文。他的侄儿徐崇善在〈怀念吾叔徐梵澄〉说二战时在乡下,徐梵澄天天读书,晚辈不得打扰,有一段时间自修法文,“抱着一部法文字典,逐句逐字地死记硬背。”1949年底,徐梵澄转到梵文教研中心贝纳尼斯,他在海德堡大学念书时已习梵文,觉得方法不对,于是重新开始,跟小时候读经书一样,靠熟读、背诵,然后再理解。“学得苦呀”,他说。但是值得。在学问路上,不走捷径,印度古代经典50种《奥义书》,他有效地由梵文译成中文,靠的是基本功。徐梵澄另一让人珍惜的成果是翻译室利·阿罗频多所有哲学、瑜伽和社会学著作。 柏拉图式恋爱 孙波花大篇幅叙述他和游云山感情。游云山小徐梵澄3岁,广东南海人,毕业于香港丽精美术学院,后投入岭南画祖高剑父门下,二战时,避居桂林,有一次往长沙写生,将战迹画作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其中在桂林湘雅医学院速写的两幅被日军炸得稀烂的校园,感动不少人,后来她受邀在重庆举行画展,画坛地位由此奠定。 游云山于1948年到中国学院执教,她和徐梵澄一见如故。从相识到相知,话题不断,感情行云流水似增长,孙波以游云山的散文与徐梵澄的诗作,印证二人经常寄意,相伴相行。1949年国民党兵败,泰戈尔大学中国学者资助经费中断,有回大陆者,有往台湾者,有往海外者,她选择和徐梵澄同进退,二人据说曾经在加尔各答华文报登载结婚启事,但是他们在文字的互动只提及“同心侣”,未提过婚姻。孙波所叙述二人关系,更像柏拉图式恋爱。二人后来同到阿罗频多学院工作,8个月后,游云山回香港,启程那天是1951年10月4日,阴云天气。 终究有缘无分。孙波举分手原因,虽都精通佛学,但徐重视学理,游在意佛法实践。游的老师高剑父有浓厚国民党背景,游受影响,也是三民主义信徒。徐性格内向,一直是非党非帮非派非伙之人。后来游以母亲病重,需回去照顾,将这段感情画下休止符。 1948年游云山曾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过画展,我之所以跳不开二人恋情一段,因为游云山即是马来西亚不少人熟悉的晓云法师,弟子众多。她于1958年出家,1990年于台湾创办华梵工学院,后改名华梵大学。2018年12月,在她圆寂14年后,她的弟子将她38幅禅画,在麻坡展出一星期,《中国报》报导时说她“遗风长驻”。 晓云法师2000年在台湾71画龄回顾展中,展出旧作,其中有徐梵澄题诗。2007年,孙波到台湾游学,看到其80岁时所作《秋林图》中,抄徐梵澄诗句:“深林宴坐妨人觉,红叶如花乱扑衣。”
7月前
9月前
9月前
马来同事托我为“世界预防自杀日”的参与者准备证书。询及纸料的选择,她却语带讥讽回道:“现代社会哪还有人打印证书了?制作电子版证书就好啦。” 乍听之下亦觉有道理,后来却想起4个月前参与武吉文学营,才从善清老师手中接过实体感谢状;那也原不该是上个世纪的古董。回家细细摩挲证书上略为浮凸,弥漫墨香的黑体字,方能回味躬身参与的实感。 小时候,证书对我来说是既正式又非常难得的官方文件。父亲口中的cer-ti-fi-cate,念出时中英腔调混杂。长大后意会其中竟也寄托了父亲对阶级流动的盼望。安妮·艾诺《位置》里所描述的父亲,总是让我联想到家父,他们皆背景平凡,对知识分子既羡且妒。父亲希望孩子努力带着自己,连同整个家族往更高级的圈子跨去,有朝一日成为不断获取cer-ti-fi-cate的有识之士。 证书是学术的;奖牌是运动场的;奖杯是舞台的。然而,小学时的我不属于任何场域,橱柜没有挂满奖牌,平时也只能巴望同学不断上台领奖。五年级参与校内华文笔试赛,当时的陈碧丽老师要求同学帮忙批改试卷,却发现我以一题之差,跌出5名以外。偏袒我的陈老师要求同学反复重改,却仍无助我获得一纸证书。失去一张意义不大的证书,于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吃了一场败仗。 后来也不知为何证书越积越多,随便报名一项活动,就有一张Sijil Penyertaan(参与证书)。于是证书最后也成了废纸,近乎鸡肋般存在。除了一些靠真本事换来的得奖证书,其他一律只是为了证明主办方办过活动,自己曾经参与的廉价纪念品。 证书无法替我代言 我们需要太多证书证明自己。科技进步后,伪造证书的技术门槛大幅降低,所以有些证书还会附上一个QR二维码,让有意检视者随时上网求证。当了医生才知道,被有关当局或是社会人士“正式承认”至少需时10年——毕业后实习,我们不可作出医疗决定;实习期结束,我们又因为资浅而面对诸多掣肘;哪怕当了专科,也还另需至少几年的资历才可“正式”转正,号称专科医生——生命太多位置都不似彼得·帕克被蜘蛛咬噬,一夜高烧,隔日即能变身蜘蛛侠那般一蹴而就。所以证书之必要,在于佐证自己的经历和能力。 犹记得那年面试医学系,父亲特别为我打印了一张游泳班毕业证书,供我在面试时夸大我的泳技。会游泳本是事实,但是口说无凭,有了一张cer-ti-fi-cate,面试官面前我便多了一份底气去吹嘘自己曾是校队,只是最后因为某些原因而无法参赛。 曾是游泳校队,可以证明我的抗压性,证明我不是书呆子,证明我有团体精神,提升我的录取几率。网络论坛、辅导老师、前辈的经验之谈都强调面试者必须学会推销自己;“文武双全”是一般面试官特别喜欢的特质,所以只要稍微用点心机,便能投其所好。面试表现和工作表现不相符自是后话,却也没有人想要检讨除了面试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机制可以筛选人才。最后我不确定是写小说的虚构能力,还是那一张游泳证书连同被我夸饰的泳技,让我挤入了医学系。 成长后,证书失去了圣性,如今许多活动甚至只求一张电子证书就好;参与者可能连下载电子证书都懒了。有时会重新打开收藏证书的文件夹,仿若重启收藏旧时光的月光宝盒,一页一页轻轻翻阅,生怕动作太大撕毁那些证书。透明塑胶里收藏的,更多是当年试错的愚勇,与荣誉擦肩的遗憾、以及和友人一起出征比赛势在必得的傲气。泛黄的证书无法替我代言,但至少实实在在地证明自己也曾在某场比赛中坚持求胜。当年自以为是的才华、能力和不服输的精神,有多少经已被现实生活磨损殆尽?
12月前
01 / 进了这家店就喝这杯茶 这不是我的茶。 跨界读博,我被自己的勇气帅瞎了眼。然而,上了几堂课,我却觉得怎么好像跟自己想像中差很多呢?我打从心底里呐喊“这不是我的茶”。能说出这样一句话,表示我内心的挣扎和抗拒。奈何进了店,入了座,茶也奉上了,不喝,就凉了。进了这家店就喝这杯茶,这店有的就这些,爱喝不喝。 回想起来,我确实是在这家陌生的“店”门外徘徊良久才决定进门的,只是选择后仿佛又陷入了彷徨。 跨界读博意味着得做好面对不熟悉的领域和概念的准备。选择研究方向或课题时,我只能根据自己懂得的皮毛,仔细考虑自己的兴趣、能力和目标,并与导师教授讨论才能理出一个头绪。这种情况,就像在店里咨询店员或朋友以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茶一样。 跨界读博还需克服学科之间的差异。选择一杯茶可能涉及对茶叶种类、制作方法和口感的了解,而跨界读博需要学习新领域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过程中免不了阅读大量的文献、参加课程和咨询导师的意见,以便快速适应新环境,并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选择一杯茶可以带来新的味觉体验和享受,跨界读博则可以接触到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从而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创新思维。 尽管跨界读博充满挑战,但我相信这会迸发出不一样的火花。此杯中茶虽涩,也许,不久后便会回甘。稍安勿躁,来都来了,放宽心,慢慢品呗。 在呐喊“这不是我的茶”时,我也不断提醒自己“是谁说要进这家店的”?还不是当初自己喝腻了别的茶,想要换个口味。浅尝一口就说不是我的茶,这是没风度还是自打脸呢?如果这杯真喝不下,可否用它来调一杯特饮?也许就此成了一杯好茶呢?再说,一桌的丰盛飨宴也需有清茶祛腻调节,又何必急着拒绝呢? 02 / 追寻马斯洛 10年前,我像着了魔似的,迫切想重新回到学习的氛围。在不知道自己寻找的是何种学习氛围的情况下,我跑去学古筝。然而,3个月过去,我发现音符并没有在自己的血液里,于是,我毅然把从古筝音乐学院租回来的古筝退还回去了。 10年后的今天,我再次被那种按捺不住的情绪吞噬。 在准备读博的友人协助下,经过两轮分别跟商学系和社会科学系的5位教授线上会议,被问及为何不在商学系继续深造,而选择“跨界”到社会科学系时,我的回答是“我想”。听起来再纯粹不过的愿想,却隐藏不住一丝执拗,所以,心中所想,真切地反射到简单粗暴的言语当中。教授不吝赐教,希望指给我一条明路,省得我因一时迷惘而踏上一条曲折之路,还不一定到得了终点。他们的用意和好意,我深深感悟,也感谢。然而,我还是秉承自己的初心,选择了跨界,也许,客家人都是这般的“硬颈”(执着)吧。 其实,跨界是费时、费力、费钱的麻烦。明明可以直通,我却非得挑一条有收费站的曲折路线。3个科目、6份功课、3个演示,9周内完成,除非做好了栽在跨界路上的打算,否则,说不吃力就是自欺欺人。 友人说,远一点的路,也许沿途风景更迷人。毫无疑问,这条经过深思熟虑而选择的路线,必定有值得期待的魅力,我甚至打趣称这一路必定风光明媚,处处花团锦簇,而那些沿途遇见的似锦繁花,又名“头昏眼花”。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喜欢上学的孩子,学习成绩也是一般。唯一一次考获第一名,还是10年前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当时,以应届第一的名次受邀上台致辞,那便是我人生中,在学习的道路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高光时刻。 而今,相隔10年再一次回到学校,我知道,这一次,我为自己挖的坑是前所未有的大而深,而且,在这个超级大深坑之前,我还义无反顾地为自己多添加了3个大坑。现在看来,估计得插上翅膀才能飞越过去。 有人说,一把年纪才活成自己年少时最厌倦的模样,这不是在开倒车吗?其实,这一路上,一把年纪的比比皆是,而且,少了那些岁月的打磨,还未必能经得起读博的洗礼呢。虽然我没有翅膀,但是,我愿用我的意志化成行动,按部就班地前进。 这一路,漫长而险峻,我称之为:追寻马斯洛(注)之旅。我,出发啦。 备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受尊重、自我实践。
1年前
近日,终于回到上海了。 抵达机场,已是深夜,原订的酒店因单人房客满被取消,却因祸得福得二人房。但房间的空旷,让初到异地的我更容易感到孤寂。 第二日,安顿好一切,立即注册了“哈罗”共享单车,直奔“徐记黄焖鸡米饭”。经两年疫情,很多店面已不在,幸而它仍屹立路旁。当我看见其耀眼的黄色大招牌,心情异常激动,如同会晤一个久违的故人。那里的阿姨大叔应该都忘了我吧,但我还一厢情愿地记得他们。 当冒着烟的“黄焖鸡米饭”抵达眼前,镜片模糊如梦幻泡影,仿佛从来没离开过。 2020年疫情一去不复返,所有的眷恋和告别就像一场“黄焖梦”,先前的“离去”就像去了一趟卫生间,继续把还没吃完的米饭吃完。这次回来,很多事物都在悄无声息地改变,警卫变森严了、猫咪变少了、中文系资料室格局变了、导师李振声、哲学王子王德峰和骆玉明都相继退休了。 幸好“黄焖”还在,还残留着一丝旧有印记。 吃“黄焖”一定要点“特辣”,辣味能让汤汁更浓郁。一口白饭,配一块肉,务必把鸡皮去掉,不然有鸡骚味,咀嚼一阵,当饭差不多碎掉之际,要赶快盛上一勺热汤细啜,让它在饭与肉之间荡漾。这时,你要忍着喉咙蠢蠢欲动吞入的欲望,试着让这滋味多徘徊一些,就像在守候一个恋人的离去。每次用餐,我都会把每根骨头里的肉“梳理”干净,将骨头和皮有序地安放一旁,再把汤汁匙喝光,算是对它是的一种敬意。吃完后已是大汗淋漓,心情欢跃,可以继续到“第六教学楼”自习。 如果可以,我劝你一定要独自过来。曾有一次,与中国朋友相伴到此,大家显然都在忙着闲聊,无暇专注用餐。我则忙着调整马来西亚的口音,一边吃一边还得分神分享文化差异与哲学概念,味蕾还未晕开滋味,舌头就得吐露新语,幸好舌头没打结!吃黄焖鸡米饭,必须一心一意,就像谈恋爱似的,容不下任何食物,其它美味在这时候都是一种干扰。而且你还必须趁它还未冷却之际入口,最好的状态是掰开肉时还冒出一缕缕的烟。此刻,所有滚烫的姜汁和辣味都在争先恐后地刺激你的舌头,这时若四下无人,还可以偷偷闭上眼睛陶醉,发出一声长叹。就算你预先把米饭吃完,而瓦煲里仍有肉,也切勿再添饭了,要预留一份饿意,让自己保持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把错过的遗憾都吃入肚 有时,看见一些工人来用餐,吃得豪爽,簌簌声此起彼落。这或许是一种生存的吃法,别具生命力,仿佛每一口都在宣泄什么的。有一次,前排一位女同学,黄焖鸡米饭上座了,可仍在滑手机,我特感着急,想过去催促她趁热吃,别耽误了食物的“使命”。 每一天,我都在抵抗着吃黄焖鸡米饭的诱惑,能少吃一天,便少吃一天,这样我又多了一天失去它的新鲜感。这阵子,不断在寻找着可替代它的美食:葱油面、小笼包、冒菜麻辣汤、蟹黄饭、咖哩饭等,终究还是无功而返。来上海的两个月,恐怕有一半时日,都献给了黄焖鸡米饭,这是一种欲望的专情,还是另有原因? 或许在潜意识里,我是否想透过黄焖鸡米饭,期盼能把那错过的遗憾都吃入肚里?抑或是在凭借一种味道的索引在寻觅过往那些已然失去的事物?那些旁听、自习、咖啡和雪;那些窥探、相拥、争执、眼泪与挽回都汇聚在这一份味觉密码里。我两眼润湿地看清那些岁月:初来复旦的傲慢;二三小猫因猫粮而欢腾地奔向我;在“中华”点燃的烟雾缭绕中旁听“马克思”;在相互争夺座位的课堂上旁听“世说新语”;还有那年差点失去彼此的G弦上的咏叹调之夜与第一场雪景,全都掺杂在这一小小的瓦煲中了。 那年,我还看见了学术的尽头,那便是没有尽头。王德峰、李振声、张新颖、骆玉明与申小龙,每一位都如此深邃,看着他们就如同庄子般望洋兴叹,无论这辈子多努力,都无法抵达那学术的彼岸。也许,正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去吃一碗热腾腾的黄焖鸡米饭,还好世上还有这一份美味!
1年前
1年前
趁着假期之际,与师训的老同学聚会。好久不见的大家聊着学校发生的琐碎事,发现在同个制度下衍生出来的问题,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竟是如此相似。 谈到越来越多的异族生报读华校的问题,其中一位同学竟娓娓道出,许多学校为了帮助异族生提升成绩而额外开办华文补习班,导致教师们怨声载道的争议。教师们纷纷抱怨,为何校方要为了配合异族生增加而加强他们的华文掌握能力,进而忽略了华裔生的学习进展,这么做不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吗? 听到这儿,我愣在原地,被这一番话震慑之余,也反思出现这想法的个中缘由。 由于学校位置特殊,从我执教以来,每一班都一定有非华裔学生。看到这些学生,我由衷地佩服家长把孩子送进华校的勇气。众所周知,华校的学习环境,以学术为重,功课量肯定会比较多。这些不谙华文的家长,把孩子送入华校,需要面对的压力肯定比送去原源流的学校来得重吧?可为何他们还是坚持把孩子送入华校就读呢? 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巨大的市场与国际影响力,引发全球掀起“汉语热”,这一股热潮,衍生出“对外汉语”教育这一个事业。这一股热潮,也到了马来西亚。许多成年人趁着退休之际,也纷纷学习汉语,就像当年我们学习英语一样,希望掌握多一项语言技能,增加与他们沟通的能力。我国由于拥有多源流小学的优势,非华裔家长把孩子送入华小就读,只是希望他们能掌握多一门外语,并不是为了取得特别优秀的成绩。非华裔家长纯粹的本意,无需过度揣摩。 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 想当年,身为华校生的我们学习华文是得心应手,可学习其他语言可说是困难重重。校方为了帮助我们提升其他语文的掌握能力,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务求我们的成绩不至于落后,可以顺利过渡到中学升学。 同理,学校的非华裔生不能掌握华文,意味着其他使用相同语言的科目也会受影响。为了提升学术成绩,加强学生的华文掌握能力,开办华文补习班也是无可厚非的啊!假若其他学生面对其他语言的问题,校方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吧,这是教育者的责任,何来为他人作嫁衣裳一说呢? 我始终认为,身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我们,应该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教育,是我们的使命,只要是我们的学生,应当尽力指导之。为人师者,理应一视同仁,有教无类,不论贫富、贵贱,关心和爱护每个学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与同道们共勉之。
1年前
1955年1月,中国大陆展开“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参与人数众多,包括胡适学生罗尔纲。他在〈两个人生〉庆幸自己经过改造,摆脱胡适影响,告别“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走向“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人生”。 “胡适思想批判”百余万字文章,远在美国的胡适篇篇看过。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胡适有时在“那些文章上写了有趣的眉批”,没有学术自由的书写,胡适认为不值一驳。他找出《师门辱教记》问唐德刚:“你看尔纲会那样批判我?” 上个世纪我以胡适写博士论文,这一段内容没用上,却没忘记。胡适在1928年至1930年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罗尔纲是校内学生。1930年5月毕业,罗尔纲大胆写信要求胡适引介,“以便在国内的历史研究院或者大图书馆中半工半读”。胡适知道不易实现,他读过罗尔纲文化史论文,对这位校内奖学金得主印象不错,建议他毕业后当其助手,帮忙整理其父胡铁花遗作,并且辅导两位儿子读书。 罗尔纲前后5年在胡适身旁。免去衣食住行烦恼固然是收获,奠定人生方向才最珍贵。胡适学生不少,罗尔纲唯一住在府中。前期他偶涉胡适研究领域,例如协助《醒世姻缘》作者考证以及《聊斋全集》的校勘等工作,后期几乎完全自由,除了处理书信往来,胡适让他全面投入个人研究,要他每天到北平图书馆看书。 胡适对罗尔纲研究方向,包括他专注的太平天国历史,一向有话直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胡适反复强调。胡适不只教他做学问,也教他做人。从罗尔纲回忆里,可以看到胡适夫妇视他为子侄,江冬秀还为他缝过棉裤。有客人到访,胡适必介绍罗尔纲,随之夸奖一两句,不当他外人,“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无位的年青人”,让他不起自卑感。家中若有宴会,他都受邀列席。“叫我高高兴兴的也做了一天客。”罗尔纲说。 求学问道经历,以及长者对后辈的嘘寒问暖,是罗尔纲写《师门辱教记》的动力。罗尔纲说胡适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但是他却常感觉“辜负了适之师的教训与希望,因此,把书叫为《师门辱教记》。” 情谊摆不开政治考量 这本书1944年在广西桂林出版当天,桂林人民被令紧急疏散,《师门辱教记》不曾在外间流传。战后罗尔纲做了修订,打算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其总经理卢吉忱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秘书,建议增加胡适序文。胡适在1948年3月写成后,抄了一份寄给罗尔纲,信中说“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 1949年春,胡适带着太太江冬秀,飞往美国。和罗尔纲没有再见过面。毛泽东点名批判胡适后,《师门辱教记》出版无望。1950年留在中国大陆的胡适儿子胡思杜写文章批判父亲,罗尔纲插上一脚。他说胡思杜文章让他“豁然开朗”,他也和胡适划清敌我界线。 罗尔纲和胡适晚年秘书胡颂平对书的出版经过都做过交待。1952年,从美国到台湾的胡适向卢吉忱取得《师门辱教记》修改稿本。1953年,胡适去美国时将书稿带去,后又带回台湾。1958年,胡适将《师门辱教记》改为《师门五年记》,自己题写书名,他在后记中说:“我现在自己出钱把这个小册子印出来,不作卖品,只作赠送朋友用。”1962年2月24日中午,离胡适心脏病发作去世前几小时,从海外到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的院士吴健雄、吴大猷、袁家骝及刘大中和胡适聊天,《师门五年记》是其中谈话内容,胡适嘱咐胡颂平各送他们一本。 《师门五年记》是一本好书,受此书感动的人不计其数。史学家严耕望写信给胡适说“深感罗先生真璞可尚,而先生之遇青年学生亲切、体贴、殷殷督教,无所不到至极,读之令人神往”。李敖说胡适想拉他做徒弟:“特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 1995年,罗尔纲从胡适之意,将书名改为《师门五年记》,外加《胡适琐记》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书终于在中国大陆流传。罗尔纲为人谨慎,情谊摆不开政治考量,《胡适琐记》虽看出二人密切关系,但是罗尔纲对一度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恐惧犹在。“适之师”变成“胡适”,走过的都是痕迹,他没有对自己批判胡适的文章做任何解释。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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