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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周报

5天前
许多年前在猫城古晋与《学报》(《学生周报》改版)故人相聚,其中包括刘贵德、林国水、廖玉樱、陈碧原、李景光。起初我并不知景光当年投稿给我时用什么笔名,我记得国水,他以“沙其”、“林离”的笔名写散文,写那种愁绪浓郁,却又平易日常的抒情散文,几乎是典型“学报体”的散文,若非《学报》读者恐怕无法领略个中文艺情怀。沙其有时也写诗。景光呢,他说他当年投的是诗稿,后来提起“火儿”、“张涛”的名字,我就想起来了。 于是我想起来了。那些年我在马来半岛西海岸八打灵再也217路10号编《学报半月刊》与《蕉风月刊》,编得最多的是诗版,一直到离职才交棒给其他编辑同仁。然而编诗并不是太快乐的事。彼时收到的诗稿大多是充满古典文化乡愁调调之作,既不现代,也无诗思,更没有我向往的摇滚。回想起来,那的确是马华文学的转折点,诗的危机时刻。 文学,尤其是诗,在20世纪下半叶那个动荡的时代边上,尤其是在1970年代的政治风云与政策气压之环境世界,写诗究竟所为何事?朋辈中人难免有强调社会效用者,以为歌诗当回应“此时此地”的现实,为民族发声。诗当然可以为时为事而作,书写宏大叙事,但是诗也有权利保留其小楼的空间——诗人独上小楼,写小诗“坐看落花空叹息”也是一种旋律。 诗是生命经验的吉光片羽,理当从日常生活出发。于是我改版《学报》的〔诗之页〕版为〔诗朵〕,征求语言明朗口语化、修辞清新平实、题材生活化的诗。一时之间,也颇有一些写诗的新人来稿,如洪翔美、沙其,火儿或张涛即彼时冒现的其中一个新名字。〔诗朵〕遂得以新貌展颜。不过,马华的“日常生活”诗学,要等到若干年后《椰子屋》诗群的庄若、韵儿、李志雄、翁华强、桑羽军、纸纸、苏旗华等崛起,才算发扬光大。 古晋之行过了许多年,7月底的一天,我在收到景光附在媚讯者(Messenger)的诗稿之后,请影印店印出、胶背装钉一份“试印本”,打算在炎热的港都夏天,在早上的阳光还没移动到窗外阳台墙壁的时刻,趁潮湿暑气还没漫渗室内,开始阅读景光的诗,让诗行的移动勘划时间的流逝,就像退潮后留在船舷的水痕,或其标记。 我的想像来自景光的诗〈大蓝河柏林苏志(备忘录)〉。景光用航行与轮船意象(“午睡时总是把一道蓝河/看成一艘航向远洋/的巨舸”),思索生命经验与家国变迁。诗从“TF 热带、淡水”写起,叙述(后)离散族裔的开端(“大蓝河滥觞”),Plimsoll marks所志者,即人生航程不同阶段的旧事历经与时空。诗中的“说话者”经过“多年历练,年岁增长”,已不需翻阅通书以观天之运行,但求“把心系在/无风无浪,无云/港湾”。 那是景光2024年的作品。诗中的“大蓝河”实有其河。Sungai Dalam为美里河(Sungai Miri)支流,诗人音译为“大蓝河”。集中以“大蓝河”为题的诗或组诗有9首之多 (全部也不过11首),其重要之处可见一斑。大蓝河,不就是: 天地之间 边陲乡寨 一条西去的小河 还是不能否认地流注 其势有待…… 从这小河西望,诗人在赤道无风带的午后时光,瞭望“抒情的风景”——“每一道蓝河都是抒情的风景”。这就是了。“抒情的风景”,在景光的诗歌世界里,诚如那首〈大蓝河滥觞再塑工程〉的诗题所示,是一项再造工程。景光的诗要由小河见大海,由抒情的风景回望史诗的年代,那个先辈世代越渡七洲洋到南国以南莽林深处筚路蓝缕的年代,再一次,像船舷的柏林苏标记那样,想像“风行过的痕迹”。这些贸易风行过史诗年代的痕迹,见诸集中的〈大蓝河母亲〉、〈大蓝河系列〉、〈后离散的大蓝河〉以及〈砂拉越版悠悠蓝河流向〉尤其明显。 于是我们知道,每一道抒情风景都是一首诗的桃花源,那个诗的国度,定位于NCR。寻找抒情风景的写诗人,泅泳于“盛唐的五四的现代的现实的结构的”等诗学汪洋许多年之后,终于体会,“雎鸠之音”源头就在“原来的丛林”。以此认知,诗人—— 在最初的小径 重新踏青 竖耳聆听最原始的 抒情声音 那就是景光回到那条向西流注的小河去重新定位“大蓝河”的情由。 2020年春,我为任教学校的人文研究中心网刊《西湾评论》新辟〔海岸线副刊〕时,刚好读到景光的〈后离散的大蓝河〉,觉得颇有新颖奇特之处,遂知他还在写诗,于是向他要来刊载。〈后离散的大蓝河〉俨然是一首后离散宣言。“后离散”之“后”,在于其“完而未了”。离散族裔及其后代的身分与文化属性之变易,与家国政经社会环境脉络之变动,其间传统与现代的交缠纠葛何其复杂,景光以重复修辞叙说譬喻,展现诗的历史关怀与当代思索。集中之〈雪梨冬晚〉,写得也正是这种“去国回家,去家归国,再去国”的“后离散状况”,可见离散的辩证乃景光一贯的关注,这在当代马华诗人里头可谓少数。 回想起来,景光写诗投稿《学报》,已是四十七、八年前的事了。而景光的这些“大蓝河诗”则多写于千禧年之后,其中尤多近年作品。我不确定他是四十多年来笔耕不辍,还是1990年代以后重拾彩笔,但翻阅这卷诗稿,对其诗兴勃扬,行笔自由,语言平实感到惊讶,想系当年小镇书店的港台文艺书刊,《美里日报 · 竹原副刊》,以及砂拉越现代诗前行者方秉达(刘贵德)在美里的“现代启蒙 ”工作,给少年李景光打开现代主义视野,所形成的诗学底气受用之处以迄于今,故有此卷诸诗作。 前文所追忆的,70年代末的日常生活诗学,在过了近半个世纪,那最初的小河,在景光走下小楼之后,湲湲流注到社会与生活的大海洋,笔下的抒情瞬间已向史诗时刻趋近。景光读过T.S.艾略特诗论名篇〈传统与个人才具〉,当知历史感之于诗的效用。当抒情的风景转换成历史场址与事件时,史诗的时刻遂涌现。而那抒情的瞬间,遂保留为诸篇章之前短句;于景光而言,那是往昔时间的定格,岁月的刻痕,一种诗的柏林苏标记。 相关文章: 【陈瑞献特辑】张锦忠/看七种重彩的云朵── 陈瑞献及其诗歌英译集 张锦忠/感伤的旅程,荒野地的呼唤——给中年诗人木焱的信 【读家说书】张锦忠 / 成为真正书写的人——僵局、困境与贺淑芳的小说
2星期前
近来常在车来车往的繁忙马路上看到三两个兜卖番石榴的小贩。他们手里拎着的番石榴是一小袋一小袋地分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并且已经削好皮切成大小适中的片状。见到前面交通灯转黄,车流慢下来时,赶紧凑前去兜卖。这些兜卖番石榴的小贩,几乎都是统一着装:长袖T恤,长裤,戴鸭舌帽,而且还是最遮阳的那种。这当然不是制服,而是大热天,烈阳高照下,持续在马路上跑来奔去,确实是酷热难耐。 坐在车里的我每次都很留意他们,是想看看在车龙如流水的马路上,有多少人买他们的番石榴,而那又是些什么人?却总不见有较下车窗帮衬的人——没生意呢,我心里不禁为他们着急。我之所以上心,是意识到他们都是异乡人,都是为口奔驰的一群人。而这营生看来又是如此惨淡,还能继续下吗?可情况竟然是他们的身影不仅没消失,还似乎有日益壮大的趋势——我没看见,不等于没有帮衬的人。 而现实是:生活是艰难的,人生只有快乐和痛苦两种。绝望不至于,快乐也不是常常有。但比较起来,快乐多些或少些,总算是有的。当然,我的这些所谓换位思考,即使不是悲观也是妥协的,从中感觉到有种淡淡的忧伤。仿佛生活的艰难在于一切都在衰退没落中。 可转瞬间却觉出,不是这样的,如今的社会,情况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回想过去,再对比今天,你会发现在在马路上奔来跑去都不是那回事了。至少他们都是成年人。时光倒流二三十年,在网际网络还不普及的八九十年代。每到跑马和万字博彩开彩日,在晚报还没来得及送到报摊之前,交通灯前,穿梭在马路上的是一些小孩,年龄最大也不过是十一二岁左右。手里拿着一叠影印的“开彩成绩”,竞相抢扑到车流中去,口里一迭声称:马票、万字!经过的车流,十之八九会有一只手从车窗里伸出来——生意可好着呢。没人会在意阻不阻碍交通,更没人在意孩子们的安全问题。那时我就一直在想,买马票和买万字的人有这么多吗?可想深一层,其实也很简单。人生是个很艰苦的过程,而现实与梦想是分不开的。下注等于买个希望,不妨呀,万一中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 再夜一点,夜报送到了,这些孩子们于是转卖夜报,却把夜报管叫“马票报”,一样生意兴隆。 我很怀念有夜报的那些年月。晚饭后出去散步,顺便买份夜报,到家先看标题,然后选择性大小新闻约略看一下,就像处理日常事务那样必然和自然。更怀念的是书报摊,那是个回不去的年代。愈往后看,愈多解不开的情意结。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处都是书报摊。那些摊位有些是依附在诸如海味铺、金铺、布店、咖啡店的边上。“依附”一词,是我姑且称之。因为那些书报摊是在店铺的旁边增建搭出来的一个有篷的长棚。书报摊,顾名思义,除了卖报纸,也卖书。最多的是杂志,那年代的杂志港台的占大多数(本地出版的也有五六种吧),文化、艺术、政治、文艺、娱乐、妇女、家庭,各种各样多不胜数。香港的娱乐杂志,光是电影类的就有好几种。而文化、学术、思想类的,我偏爱《明报月刊》。金庸、胡菊人、戴天,董桥,是那时的文化名人。还有美丽岛事件,看得我一愣一愣,一知半解。《姊妹》最火,是妇女洗头电发时必看的杂志,每期都有亦舒的小说。台湾的《皇冠》也不遑多让,有琼瑶的小说。那时仿佛是言情小说的天下。而另一边厢也有比较小众的《现代文学》月刊、《当代文艺》月刊,像白先勇、陈映真、林海音、徐速、刘以鬯等作家的作品,也是在那个时期接触到的。当然还有我们本土的《学生周报》和《蕉风》月刊。那是我们这一代写作人的奶水和摇蓝,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 我的惆怅是,在那个年代,文学杂志是可以摆在书报摊上让路过的人随手买的。而如今的社会,样样科技化,是所谓走在时代的尖端,但这尖端是怎样的一种走法?书报摊没了,即使有也变质了;文学杂志没了,不是因为衰退没落,而是真的没有了生存的空间,绝迹了。 相关文章: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我们这代的认同——给一位中国研究生回的信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浮想联翩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6月前
有时去到一些办公高楼,办完事后,在等电梯时,若是周遭无人,我喜欢伫立在玻璃前,望着下方家家户户的屋顶,感觉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很快的过去,人们的灵魂也从那里飞远了。诗人曾说:“……我们便如飞而去。” 喜欢听妈妈讲述的50年代,那时大家邻里都未有电视机,那到底有什么节目可以天天追捧的呢?妈妈说,午后四五点,主妇们在厨房忙着切菜煮饭的当儿,大家像是约定了,一瞧到那位美美的女老师出现,大伙就停下来在窗口、门口,等着看她今天穿的是什么款,是什么样的搭配。有时无意中被她发现有人看自己,她也会颔首微笑。妈妈还说,下雨时她撑的伞,也一样搭配,像是雨中一朵花。(我在想像,别人撑的伞不是旧了就是伞骨歪了,都摧残得褪色破旧。) 美美老师除了教育孩子,她回家的路途,还是妇女们现场直播的午后节目。 而男人的欢乐呢?是晚饭后到咖啡店,那时有咖啡女陪坐,没有提供酒的时代,只有咖啡女谈心说笑。妈妈说:“白天咖啡女来工作时穿着普通阿妈衫,很是刻板。到了晚上,换了高跟鞋与裙子的打扮,走起来摇摆像一尾鱼。”又说:“那家的咖啡女漂亮呢,那家就更旺。” 一九六几年,那时我们住在大街店屋的楼墙快要倒塌了,只得赶紧找个地方搬。新搬的地方是一栋大楼,上上下下住了六七户家人。除了房间,没有厅,只有长长的大走廊。有人要开生日会,开了音响喇叭声,熄了灯,就在那大走廊,仿如灯暗了的夜总会舞池,男男女女跳着舞着。在这样的年份,大家似乎都懂得不多,没人有大知识大智慧,只需肚子温饱,身体快乐。 70年代,开始翻阅《学生周报》;总觉得里头有许多真心话,俏皮话,特别是编者们的回复。编者作者读者,个个年轻年少打成一片。里面常介绍外国电影,那令人响往的巴黎,还有杜鲁福。那时中国出版大大本的期刊,封面总是阳光普照,脸色红润的农民,这真不像我们这里的世界。我还是每周寻找《学生周报》,这刊物穷得连封面也永远是单一颜色,这样的简单,十六七岁的我们各有幻想美梦,梦里一色亦无妨。 80年代各有各精彩 走到80年代,愈来愈前进了;喝啤酒已不是男人的专利,记得有女子在杂志写专栏,名为:“喝黑狗啤的女郎”,女性更是昂首独立。那时杨紫琼还没红,在比赛中被选为杂志封面的冠军,后又在大马小姐夺冠,就这样进了电影圈。这时候的港台作家,也都活在追求自己的理想——亦舒发奋半工半读去了英国,三毛流浪的风在吹着,林燕妮的文字与风华也在绽放。真的各有各精彩。 感觉一切繁华都在眼前,我们的未来一片光明。 可是到了90年代后,是疲惫了吗,是一切都飞远了吗。记得那时听说林青霞拍戏至半夜也不知为何哭了,后来就嫁了人,且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而邓丽君愈来愈洁癖,常戴自己的手套,带着法国小男朋友,嫁也不是,不嫁也不是,都累了,憔悴了。连戴安娜皇妃“从此与王子过着幸福的日子”也没了。张爱玲住得像在雪洞一般,也死了。 真的是意兴阑珊的年代。 最近翻杂志,很厚重的一本,许许多多的广告,护发护肤美甲,保健营养养生,从婴儿的奶粉至老年人的奶粉,头到脚,小到老,千万种的物质,生活也是重甸甸的,感觉活着是飞不上了,唯等离开身体后。
1年前
做补水挨更抵夜,最怕是精神疲累打瞌睡,所谓“吊颈都要唞吓气”,友联有个身材高大肥壮得像巨人一样的印裔jaga,驾驶一辆与他的体形成反比的小小汽车,经常在午夜凌晨载我们一班工友出去附近的嘛嘛档喝咖啡提神。我们整十个人挤进这巨无霸的超小型袖珍汽车内,比罐头沙丁鱼还要挤迫,大家挤到差点呼吸停顿,仍嘻嘻哈哈又笑又叫…… 我少年时期读过并卖过《学生周报》,没想到后来竟有机会印《学生周报》! 创办《学生周报》的友联出版社,由一群50年代从中大陆国及香港来马的文人主理,除了我熟悉的姚天平(姚拓)和刘国坚(刘戈、白垚),还有黄崖、黎永振、陈思明、俞南琛、彭子敦、孙远帆等。友联厂房设在八打灵再也旧区217路,里面包含出版教科书的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马来亚印务公司、马来亚图书公司货仓、《学报》与《蕉风》编辑部。60年代末期我曾和一群周报学友会学友到《学报》编辑部参观,获姚拓、李有成及悄凌接待,那时对他们的编辑工作十分向往。 [vip_content_start] Form 5毕业后,学友陈义勇介绍我进入友联,在马来亚印务公司当一名印刷师傅罗玉成的学徒。我对印刷根本是门外汉,只是帮头帮尾,边做边学。原来把一大叠白纸放进印刷机开印之前,要先进行有如“松筋运动”的“松纸”程序,用手把整叠纸弄松至逐张分开,印刷时便不会两张连贴在一起。纸的边缘很锋利,稍一不慎,会把手指的皮肤割损,怪不得电影的武林高手可以运劲飞出白纸割颈杀人了! 我最开心的,是可以帮忙师傅印刷《学报》,眼见一张张印着小说散文图文的大纸从印机溜出来,真的无比兴奋,能有机会协助为新一期《学报》“接生”,也感到与有荣焉!那时期《学报》改换模式,装钉处不是在书的正中央,却改在三分之一的部位,完成后可折成三分之一大小的长条形,设计相当别致。 工厂实施轮班制,我跟随着印刷师傅,有时做早班7AM至3PM,午班则是3PM至11PM。当早班须“倒屎咁早”天未亮就爬起床,转搭两轮巴士去PJ上班。那个年代工资“好奀”,每天日薪只得两块钱,从KL搭巴士到PJ也要两角半,幸好买张巴士月票可节省不少车钱。有时管工周华强会问我要不要做“超时补水”赚外快,那是做完午班到11PM放工后,又接着从11PM做到第二天早上7AM,“补水”工钱比较高,另外还有“食饭钱”补贴,实在“制得过”!我这挨夜的补水工作不是做印刷学徒,而是帮忙切纸师傅王东强把切好的书本搬运整理,像打杂般执头执尾。如此一来,就从下午3PM做到翌日早上7AM,踩通宵连续做足16小时了,但有额外的钱可赚也不怕辛苦,正如〈半斤八両〉许冠杰所唱的:“为两餐乜都肯制呀……前世!” 做补水挨更抵夜,最怕是精神疲累打瞌睡,所谓“吊颈都要唞吓气”,友联有个身材高大肥壮得像巨人一样的印裔jaga,驾驶一辆与他的体形成反比的小小汽车,经常在午夜凌晨载我们一班工友出去附近的嘛嘛档喝咖啡提神。我们整十个人挤进这巨无霸的超小型袖珍汽车内,比罐头沙丁鱼还要挤迫,大家挤到差点呼吸停顿,仍嘻嘻哈哈又笑又叫,说不定已创下最多人挤进最小型迷你车的健力士世界纪录了!
2年前
我中学常阅读的《学生周报》,成立了一个联系读者的“学友会”,为学生提供各种文娱与学术活动,在吉隆坡和槟城、太平、怡保、马六甲都设有分会。约十六七岁时,小学旧同学萧开志把我带到武吉免登路的吉隆坡学友会去,我就像韦小宝加入天地会那样的“被踢入会”了。 我中学常阅读的《学生周报》,成立了一个联系读者的“学友会”,为学生提供各种文娱与学术活动,在吉隆坡和槟城、太平、怡保、马六甲都设有分会。约十六七岁时,小学旧同学萧开志把我带到武吉免登路的吉隆坡学友会去,我就像韦小宝加入天地会那样的“被踢入会”了。 此处最吸引我的是排满几个大书橱的图书,我这条“蛀书虫”每次去到都借两本书回家读个痛快,并准时归还,做一个有借有还品格良好的“还书格格”。期间看了很多翻译小说,最喜爱的是大仲马的《三剑客》和厚似砖头的《基度山恩仇记》。 学友可参与各组的活动,我加入了美术组,由庄金秀老师教我们画中国水墨画。我买不起书画专用的“月宫殿”宣纸,便胆粗粗从同学家里讨了些用过的麻将纸来滥竽充数,因纸质不大吸墨,效果大打折扣!曾学画过人像画“一苇渡江”,还好没把达摩祖师画成花和尚鲁智深!(有缘重见庄老师已是几十年后在《南洋商报》当副刊主编时期,邀请他为我们的新年年刊画了一幅龙画。) 我在学术组帮忙副组长吴海凉编壁报,名称叫 “都林”,象征首都之意。每期我都画一幅吉隆坡景物的大图配合版名,如国家室内体育馆、梳邦国际机场等,先以水彩上色,再用墨水钢笔刻划出建筑物的线条。这段编壁报的经历,也许可视为“打出木人巷”为日后当报馆编辑的基本入门训练。 [vip_content_start] 康乐组不时举办郊游野餐,去过邓普勒公园、摩立海滨,几十名感情深厚的学友在巴士上一路高歌,到达大自然的野外尽情吃喝玩乐,畅玩集体游戏,在笑声中欢度青春岁月。 大哥哥陈天然对语音有深入研究,常纠正学友们带有广东腔或福建调的华语发音。他特别强调:“不是piao准华语,是biao准华语!”他成为第五台著名广播员后,主持过《华语正音》节目,还录制声带教育大众正确的标准华语读音。可惜这位语音专才已往生十多年了,有时听到电台的健康食品广告提到“纯天然”,我一时错觉,还以为是说 “陈天然”。 来自马六甲的学友陈义勇,名字令我联想到“见义勇为”和“义勇军进行曲”。那时他负责《学生周报》的发行工作,常邀学友帮忙售卖,我也向他取得每期的《学报》带回学校卖给懂华文的同学,每份售三角钱,所赚佣金虽不多,也总算有一笔额外零用钱,使几近“乾塘”的荷包松动少许。 后来义勇到台湾留学,毕业回马从事卖书生意,开设的新欣书局迄今已有四十多年历史了。他喜欢开玩笑,有个顾客问他:“老板,可以给我多一点折扣吗?”他说:“可以,我给其他人八折,那就给你九折吧,‘九’比‘八’多了一点。”有次我去新欣买书,问他有没有锺晓阳的《停车暂借问》,他又发挥搞笑本色说:“什么?众目睽睽在停车站接吻?怎么可以呀?!”
2年前
供学生投稿的“习作”版,编辑署名为“鲁阎王”,像地府阎罗王般铁面无私,严正批判文章中的种种弊病,包括指出错别字或文句不通顺,使作者和读者提高警戒,避免重犯。 我华小毕业后升读的英文中学没有教华文课,有些担心会把小学所学的方块字逐渐忘个清光。后来有朋友介绍我看一份《学生周报》,其内容包罗万有,除有英文、马来文及数学的课业指导各一版,其他的全是华文。于是从Form 1开始,我每星期都去半山芭大华戏院斜对面那家印度店City Store买来看;最初只卖两角钱,几年后起价至3角。长期阅读下,似乎真的有助提升我的华文水平,至少不会把“蛳蚶”写成“屎蚶”! 《学生周报》有个“大孩子信箱”,专为少年读者解答关于升学、抉择前路或思考人生大事的问题,非常正经,当然不像什么“金夫人信箱”、“南宫夫人信箱”那样涉及男女关系和生理方面的“有味”课题。 [vip_content_start] 供学生投稿的“习作”版,编辑署名为“鲁阎王”,像地府阎罗王般铁面无私,严正批判文章中的种种弊病,包括指出错别字或文句不通顺,使作者和读者提高警戒,避免重犯。这鲁阎王所下的评语幽默风趣,我就是从这里学会什么叫“可浮一大白”!(很多年后才知道,最早的“鲁阎王”是姚拓先生,后来换成悄凌。那个年代还有“小老编”李苍【李有成】,他到台湾升学后,由香港学成归来的周唤接替。) 我最喜欢看的其实是搞笑文稿,包括让学生投稿写校园笑话的“学府春秋”。还有“快活谷”,全版都是天马行空的幽默妙文,读来异常过瘾。版里有个“土地堂”,由读者寄来问题让主持人“土地公”妙语如珠地回答。有个女读者问:“我长得很肥,请问该怎样减肥呢?”土地公答:“何必减肥?杨玉环也是肥妹,将来你也有做贵妃的机会!” “影艺”版我也非常喜爱,写影评的高手如云,我经常以他们的独到眼光作为自己选看电影的准则。为了写这篇稿,我翻箱倒箧找出几十本收藏了五十多年的旧《学生周报》来查阅参考,发现这电影版曾主办推选1969年十大电影比赛,10名得奖者每人获奖五块钱,其中有6人选中最高的8部,竟然包括张记福和我,我却完全忘记了有这回事! 有一个时期封面的“文艺专题”由严三湄(刘戈的夫人严汉平)负责处理,配一两首诗、一阕附有曲谱的歌词,及一张意境别致的大图,读者大赞呈现效果优美。记得有张少女侧着脸半闭起眼睛似是“扭计”发娇嗔的图,图说是首诗:“昨夜昙花开,等你你不来,来时花谢了,怨谁谁不该?” 全书文字水准最高的无疑是文艺版,我翻看那批半个世纪前的旧《学报》,发现当时投稿的作者很多后来都出版著作或成为名家,如:梅淑贞、雅波、英培安、零点零、商晚筠、小黑、左手人、赖瑞和、温任平、温瑞安、迈克、雅蒙、牧羚奴、王润华、陈政欣、菊凡、飘贝零、思采、川谷、吴海凉、赖敬文等。可不可以说,《学生周报》是培育作家的摇篮呢?
2年前
2年前
日本南侵,继以中共统治大陆所激起的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可证诸于英国殖民之下的海峡殖民地,马来亚联合邦,独立的马来西亚,以及在1965年从中分离出来的新加坡或星加坡。后者虽曰一分为二,其后多年的民间交流仍然频繁。在加拿大的“北美星马同学会”,在台的“星马留台同学会”都没改名。在星马本地华文文艺圈的交流,依旧是“星马一家亲”。这个观察乃根据个人的记忆与经历,和以下几本中肯中立的著作:林春美、马仑、黄锦树等 。 基本上,这儿仅选取至2013年仍有文艺作品发表的老辈作者群,或稍有例外的旁及。但暂不包含鲜从事文艺创作的文学历史、评论家。 群中极受两地作家仰望的有槟城的温梓川、萧遥天、星洲的方天、孟毅、连士升。中生辈且著作经常上报的作家,不论地区,有陈慧桦、李苍、林木海、萧艾、淡莹、山芭仔、温任平、鲁莽、周唤、马汉、周灿、林方、英培安、陈瑞献等等。诚然,马仑于1979年所编著的《马华写作人剪影》及随后的修订版,不偏不倚,几乎包揽所有上世纪80年代前的马华作者,不论其左右翼。当年的好几位文青创立过海天诗社、天狼星诗社、星座诗社、五月诗社等。甚至还有收购报馆以提倡文艺的文青。由于我在1970-80年代忙于学术本科的研究和教学,几乎与星马文坛脱节了。故这时段纵是我的学生辈,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们中已享誉星马文坛的有尤今、梅淑贞、马盛辉、潘正镭、希尼尔等。 值得一提的,也算例外的是出生怡保的南大中文系的尤今(谭幼今),她已出版了两百多本散文小说集,有不少还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这显示星马文坛已逐步离开冷宫文学的阴影了。怡保的潇凤,身居国际汉诗社的副主席,在提升大马的文艺国际性,可谓任重道远。据悉,黎紫书、梁靖芬也正往这方向进行,我们拭目以待。他们可能在1980年之后才出道,因在马仑1979 年的书中并没提及此四名作家。拙作《与智者愚者同行》(2019)或略有补充。  写作人野餐会 我虽没正式参加过星马各类诗社的活动 ,却参加过学生周报暨《蕉风》举办的作者聚会活动,如第一届的“星马青年作者野餐会”, 时为1961年3月18至24日,地点是波德申的清风阁。另还有一次是在邦咯岛。我在前个集会上认识了许多各地的文友如鲁莽、端木虹、马汉、辜健智、冰谷、年红、慧适、陌上桑、游汉炳、游汉维、张齐清等等。丁善雄那次受邀但没出席。会后出版了纪念刊,内包含了十多幅活动图片,以及36名参与者60年前的肖像。之后好多年他们还活跃于星马文坛。马汉在追悼张齐清一文中也报道了全部参与者的姓名,以及他们俩为落实发展文艺的意愿而收购了霹雳州的《建国日报》。他们之间更不分彼此,更遑论星马分隔,皆把感情浸淫于文艺中。 不亲的倒是互相猜忌的左右翼文人。由于报刊多接受同翼文人的稿件,投稿人可说没多大的选择。那是上世纪的事了。 在1950年代的星马文艺圈里,文艺活动多附属于报刊,偶有杂志。该时代的《星洲日报》左倾,《光华日报》右倾,《南洋商报》比较重商。销路较广的文艺刊物有《蕉风》和《学生周报》,两者皆被视为反共或第三势力的刊物。这些刊物几乎全由中国本土或香港南来的报人、文人所把持着。大家比较熟悉的便有方天、连士升、李星可、力匡、原上草、黄思骋等。他们的政治背景被分成三大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支持者,以及中立的第三势力。顺理成章的星马的作者便被冠以左右翼等之称谓。而出版《学生周报》和《蕉风》的友联出版社则左右不属。 星马分家后,两家大型的华文报章也逐渐各自改变编辑的方针,以适应国情。新加坡原来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更直接地合并成为《联合早报》。虽曰国别左右翼的老牌文人已逐渐趋向左右逢源的境地,两地的文青却以国别的作家协会彼此划定奖励的底线。 个人在六年级时便参加学生周报社(1969年后又改称为学友会)的各类文艺活动如合唱团、办壁报的文艺组等。与许多会员一样,我对蓄意赞扬劳工的诗文作品不太感兴趣,只因那类诗词过度的口号化,与政治倾向无关。    台马一家亲 际此,值得回忆的亲家多年后似乎已被“台马一家亲”替代了。大马旅台文艺作家如李永平、张贵兴、陈慧桦、林绿、黄锦树、张锦忠、李有成、钟怡雯等约三十多名文艺作者的作品 ,出现在黄锦树等三位于2014年主编的《我们留台那些年》。接下来于2022出版的巨著《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 》中,其文青数量激增。虽然他们好些已选择定居台湾,却经常回娘家,更经常为大马报章撰稿。总之,与星马本地文人之交流非常融洽。 诚然,这儿并没提及台湾更早期的著名文艺作家如余光中、司马中原、痖弦、琼瑶、李家同、张系国、李敖、柏杨、龙应台等。虽然他们的作品在星马很流行,有位也被引导编选过【南洋文艺】专辑。可惜他们中有完全不熟悉星马文化的,或有视星马文艺为冷宫文学,或有从没写过文艺作品的。文艺本质本来就不是科学,但编选不科学的文艺作品却须科学化,岂可蓄意以偏概全?多年来他们所选编的星马文艺全集,全不全? 本文仅涉及经常撰写诗歌、小说、散文的文艺作者。专攻文学史料、编撰他人作品集、时事评论的专家,可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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