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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

4天前
1月前
2024年花踪文艺营,在南方大学学院举行。台湾学者兼诗人杨宗翰,是其中一场讲座主持人。走在南院校园,他忆起首次来马的旅程,曾在南院学生宿舍落脚,“那次经历奠定我和马新朋友的友谊”。此后说的种种,似乎都绕不开他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回圈,“都是很深的缘分”……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陈敬晖、受访者提供 2003年,杨宗翰还是在籍博士生,首次随指导教授杨松年来到马新一带进行学术交流,旅程从新加坡一路北上至槟城,记忆犹深。往后十年间,杨宗翰与马华文坛来往密切,曾光临神州诗社的“试剑山庄”,是陪伴李永平走完生命最后旅程的其中一人,也曾两次担任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余光中、黄春明)的引荐人。 还没问,他就先说了:“很常听人讲,台湾是马华文学的养分,这话其实很可笑。我的体会是,这是互相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马华文人给予的刺激、启发向来不少。 马华文学没有落于人后 大学时,杨宗翰在1994年创办植物园诗社;同时,马来西亚的赵少杰也在组织魔鬼俱乐部。“我没见过他,但彼此知道。我们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大马,两个在读大学的人同时出发,自主搞了现代诗社,仿佛有一种兄弟般的情感。”当年两人的事迹得到关注,台湾学者李瑞腾曾以两个诗社为主题发表演讲,给了杨宗翰很大的鼓励继续搞下去。 后来投稿文学奖,“包括陈大为、锺怡雯、李永平、张贵兴,他们或是评审,或是同场竞技者。”说不上什么理由,他在硕士班开始研究马华文学,发表相关论文。 “其实我受益很多,所以我很反对所谓的母奶论,我觉得这种说法复制了殖民母国对殖民地的思维。台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不可能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的起点是一样的。” 来到今天,“母奶论”还有很大的穿透力吗? “很幸运的,台湾大多数文学系所的重要老师,都是马来西亚来的,或是对大马有相当了解,所以我们不会有这种荒谬的说法。”以往,马华文学研究在台湾,在他看来,常常止于同乡会式的游戏,“都是同乡在研究同乡,这很可惜。”乐观的是,近几年,他开始看到台湾研究生自主投身马华文学研究,“这很好,应该鼓励更多人去做,播种的结果是意想不到的。” 纵使熟识,马华文学始终不是杨宗翰主要的研究领域。 2022年,杨宗翰与孟樊耗时20年,合作出版《台湾新诗史》。这是台湾人撰写的第三部新诗史,念头起于2003年,“也是来马来西亚那一年,我跟孟樊一起来的,他也在,”杨宗翰语气变得亢奋,仿佛为自己找到多一个与马来西亚的连结而真心高兴。 文学史研究 拒绝排资论辈 言谈中,但凡提到其他学者或作家,杨宗翰总习惯在这些姓名后边补上年龄和辈分的注释——“他比我大一辈”“他比我略大几岁”……,长幼分明,主客有序,如呼吸般自然。在《台湾新诗史》序言里,杨宗翰主张这是一本拒绝排资论辈,拒绝面面俱到的新诗史,有志破除史著历来常见的分类法,树立“文本主义”史观。 两件事看似相互倾轧,其实或许不然。正是因为太熟悉了,才会有强烈意识拒绝落入自己早已看得明明白白的陷阱。 他解释,研究文学作品,“学术界有分外源研究和内源研究。研究角色人物、情节意象,这些是内源研究。而我是资料控,我对外源研究非常熟悉,比如作者创作的理由、发表的地点等等,正因如此,我才发觉我们不要被外源因素绑架、遮蔽。如果你因为名气、辈分、国籍、荣誉,你就给他无上地高或无下地低(的评价),这不公平。 “到最后,难道不是因为文字感动我们,我们才会变成他的读者?” 不管是台湾的年级论,或是马华的字辈论,这类以10年为一节的竹节式分期法,他并不认同。“在文学世界里,辈分这个东西是很虚假的。年轻人可以老气横秋,老一辈也可以很前卫。生理年龄只是方便我们学者做研究、划分时期,但它不能代表什么。我比较赞成,以文学作品的诞生年,或是文学事件的发生年,这两者作为切分点。” 他笑说,自己不会带花篮,也不怕得罪人,年轻时讲话写字更冲,比如曾在国际会议举手发言,直说某某教授论文发表不足诚意,“常被修理,但都过去了。” 早在第一次来马之前,杨宗翰曾到菲律宾执教,作为兵役的替偿。逗留时长原本只有一年,“我自己又延长一年,因为太有意思了。本着研究精神,神农尝百草,自己去教一教。”两年内,他成为菲律宾尚爱中学(Philadelphia High School)首名台籍中文部主任。教书之外,“也从事行政工作、参加校园组织。临走前,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菲律宾华文学校的四大病兆〉,公开在马尼拉酒店宣读,每个校长脸都绿了。” 目前,他正着手筹划台湾文学杂志《文讯》12月号专题,“我把题目定为‘文学奖作为问题’,这很挑衅,我喜欢刺一些最极端的问题。”他想调查,台湾到底有多少文学奖,并找出各个岗位的关键人物,从得奖者、评审到制度规范者,让他们写文章、参与座谈会,直击痛点。“我喜欢做这种事,希望透过这种策略性的编选行为,改变台湾文坛现状。” 有时,犀利或调皮的神色会跑出来,都是关心的一种面目。 “我一直觉得,如果你不敢做得罪人的评论,那就不要评论。那评论工作我还做得下去,是因为至少我不是一个立场非常强硬的人,我有我的观念和想法,但我不会把它套用在所有人身上。而在必须的时候,我不会在文章中吝啬给予任何评价。” 诗要去做诗才能做到的事 用了20年完成《台湾新诗史》,杨宗翰也在隔年出版个人首部诗集《隐于诗》,收录80首曾发表的诗作。 自高中、大学已在写诗,为何人到中年才有心思出版诗集? 长年从事学术研究,他自觉,同揽两个身分或许不妥。“我很喜欢当学者和编辑,写论文发表意见,对我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我很早就跟自己说过,先把新诗史写完,我才出诗集,不要又是裁判又是球员,这太过分了。”只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忙碌拖沓,20年转眼就过去了。快写完之际,诗人好友林群盛嚷嚷着要协助杨宗翰编辑、出版诗集。“只是很遗憾,他罹癌过世了,但我已经答应他要出版诗集,我就要做到。” 诗里隐藏的,是哪一部分的自己呢? 杨宗翰笑说,“情感,不能讲的。”他一直主张,诗应是婉转曲深的文类,“水至清则无鱼,隐晦难辨、意象模糊暧昧的诗,可以给人无限多的解释。我觉得人的脑袋千变万化,只有诗才能把这个‘千变万化’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很直白很口语的诗,也许可以给你一时的愉快,但这种感觉散文也可以做到,我觉得诗要去做诗才能做到的事。” 不能讲的情感,真的不能讲吗? 他又笑了,“人都有过去,各种过去,就是用诗歌去追悼各种情愫,个人小小的情爱,亲情、友情、爱情,透过诗把它放大,给更多人去感受,也许读者因此得到一些共鸣、收获,我觉得那就很足够了。” 人到中年,接手《台湾诗学学刊》主编、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等职务,几乎每周都有活动策划。接下来,杨宗翰还打算出版一本文集,“把我可以讲出来的东西都写出来”,他两手一挥,笑说,“不会藏了,把话交代清楚,该骂就骂,该批就批……” 杨宗翰简介: 台湾学者诗人杨宗翰,现任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副教授、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台湾诗学学刊》主编,著有多部评论集,并在2022年与孟樊合著出版《台湾新诗史》,也在2023年出版首部个人诗集《隐于诗》。 更多【新教育】: 新加坡诗人林艺君/对身分感到混乱时 写诗找出口 游走在剧场与文字间,新华作家梁海彬:未知是坚持的动力 黎乐怡《WAShhh》洗不净的血迹,嘘不静的禁忌
1月前
2月前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看过去的一切都是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诗句引自冯至1991年3月25日所写〈自传〉。冯至在1979年另有文章也以〈自传〉为名,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澄清了头脑里的一些混乱思想,好像又一次明确了文章应该怎样写,学问应该怎样做,力求实事求是,不作违心之论。”一诗一文,见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道路。 1993年3月2日冯至去世。徐梵澄写〈秋风怀故人〉悼念老朋友。“逝去了这位老友,多次我忍住了恸哭,只默默在深静的心思中,祝他永久安息!安息!安息!”徐梵澄说。《徐梵澄传》作者孙波说当徐接到冯至女儿冯姚平电话,被告知冯病危时,他就愣住了,随后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赶到医院,“看到在弥留之际昏昏睡去的冯至,坐下来,双手握住他这兄长的左手,头抵在床边,像孩子一样啜泣不停。” 朋友去世,掉泪正常。但是徐梵澄当时已经84岁,且有世外高人之誉,我读这段文字,不免思考何以重视冯至至此。徐梵澄说冯至当入儒家者流,其言行无佛教、道教、耶教、或道学家的点染。他毕生悔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一贯是传统儒家精神,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复增上。”又说他学养深纯,为人温和、诚笃。这些风度在其他学者或也见到,但冯至不单是学者亦是诗人。“其新诗创作,中间灵气回旋,甚为时人所爱读。其诗好,由于性情真。诗人是性情中人,其于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见。从来没有机械之事。” 冯至出生于1905年,1922年入北京大学德文系,毕业后担任中学老师。1930年以官费留学生名义赴德留学,1935年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回国后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二战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工作,大战结束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 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 我在中学时候读过冯至的〈蛇〉,收录在璧华《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里,这首情诗以“蛇”为意象,抒发一位男生对一位女生的单恋感情。在诗中“蛇”和“爱”为同义词,“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不要悚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句。冯至写这首诗时21岁,那是敢于将澎湃心绪付诸笔下的年龄。 然后读《杜甫传》。那已经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杜甫传》前折页中说这是“一部融自己的人生经验、创作体会和研究心得于一炉的著作。”1937年,冯至颠沛流离辗转多地,途中读《杜工部选集》,切身体会杜甫漂泊心情。“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他决定为杜甫撰写传记。二战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安心动笔。利用多年收集资料,“只希望这幅画像使人一望便知是唐代的杜甫,可是被一个现代人用虔诚的心、虔诚的手给描画出来的。”他说。 学术研究讲求客观和理性精神,但是有“虔诚的心、虔诚的手”,著作才有生命力,才会耐读。冯至著书译书,重视心灵感悟。他是歌德专家。研究歌德时,冷静文笔中流淌情感。他将歌德和杜甫并列,说在二战期间,他感觉更能接近他们,从中吸取精神营养:“他们遗产中的精华具有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给人以智慧和美感,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艰难中得到鼓舞。”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这是冯至〈十四行诗〉其中一首。人的一生要领受可预测及不可预测之事物。不只酸甜苦辣,也要领受奇迹。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作好心理准备,奇迹到来的瞬间将会耀眼夺目。 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赞誉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从不沾沾自喜,他对周良沛说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他“观察深刻,起点高。虽然罗石君后来到日本去了,不再写诗。可是现在提‘沉钟’的诗人,忘了他那不是真的历史。”冯至对待朋友完全没有私心,徐梵澄高度赞扬他,此为原因之一。冯至遗嘱简单:“希望与我有关系的后代,老实作人,认真工作,不欺世盗名,不伤天害理,努力作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6月前
1987年11月7日,《读书》编辑扬之水为《异学杂著》出版事到徐梵澄家,徐梵澄收到誊录好的《天竺字原》序文,重新审定目录,嫌书单薄,将《行云使者》拿出来,嘱扬之水帮忙誊录其序及跋。谈完工作二人闲聊,徐梵澄说散原诗句“落手江山打桨前”,初读觉“落手江山”老套,半年以后,忽然惊悟,原来是击水时见江山倒影,不禁一笑,“细玩其意,得无妙哉”。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有此事。 静则生明,读诗如此,读哲人经典也如此。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理解力增强后,就恍然明白。扬之水看不懂《五十奥义书》,他说不急,总会明白的。他强调介绍学术,不须张扬。智慧的吸取和人的经历息息相关,自求自证,在学习过程中好处更多。又说不管什么宝典,书始终是书,是外物。到真正没有疑难之后,可将之舍弃。处在高境往下看道理,提起或放下,皆无不可。 他有过目不忘本事,1938年在湖南艺专教书,后来成为名画家的丁天缺是他学生。学期末考题为“略论魏晋思想” ,三天交卷。丁天缺连夜挑灯,完成22页论文,交卷第二天,两人偶遇,他称赞丁读书不少,可惜方法有误。他背一段丁的试卷,从头到底,一字不差,然后点评。丁吃惊。虽说是自己所写,百分之百和原文一样,重新默写,丁说他绝对没有能力。丁是中国第一位介绍毕加索的艺术家,丁在《顾镜遗梦》中说徐师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被形容为得道高人,徐梵澄有接地气的凡人色彩。“学习是为了活着,不是活着为了学习”,德国老师的话,他拿来劝人,邻居詹志芳却认为他实践的是后半段。他和不少老派学者一样,不工作凸显不出自身意义。80岁时决定封笔,半个月不到又动笔。写不完的学术题目,清一事算一事,尽心尽力。他对侄儿徐崇善说,要“为国家学术稍撑持局面”,因为“后起多秀,然深造尚遥,俟其大成而已”。 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 陆灏听施蛰存说过:“钱锺书,我不说他聪明,我说他用功。”徐梵澄适合类似形容,单靠聪明,上限不高,用功才是实力凭借。人至晚年,他一样不轻易浪费时间。他视为亲人的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生活有规律。身体好时,天不亮就起床,喝咖啡,背梵文。天亮,做健身运动,抽一斗烟,吃早饭,然后写书或翻译,12点休息。看报纸,吃中饭,小睡一小时,起来抽一斗烟,又工作。晚上休息,除非赶稿。 学者生涯枯燥,徐梵澄的经历却有奇特处,留下的隽语和故事,读后难忘。1985年,社科院宗教所代表团到曼谷出席佛学会议,他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访的代表团撑起场面。他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渊博知识是强项,英语、德语及梵语的造诣更让与会者称奇。宗教所长任继愈说他“挥麈纵谈,不亢不卑,处置得宜”,孙波的《徐梵澄传》记了当时经过。 徐梵澄1984年1月出版《五十奥义书》,同年5月出版《神圣人生论》,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拍板说:“赔钱也要出”。以为曲高和寡,不料二书销路不错,都再版。因为对中国、德国、印度的古典语言和哲学切实钻研体会,金克木说徐梵澄将《奥义书》译成。他和徐梵澄是同行,但是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中译《奥义书》:“我对于梵澄同志的功力和毅力只有佩服。” 虽然谢绝访客,有机会和他接触的年轻人还是不少。例如扬之水、陆灏、孙波、詹志芳、他的侄辈们以及鲁迅博物馆多位研究员。《读书》及《鲁迅研究月刊》和他关系密切,他不只供稿,也经常被咨询,在编者看来,贡献不小者获杂志赠阅理所应当。但是他坚持订阅:“我最反对中国这种乱送刊物的做法,我一定要付钱。” “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侄儿徐崇善遇不如意事,徐梵澄引《易经》句要他释怀。侄儿爱和小叔谈诗论艺,本在北京工作,后来被调到江苏泰州,他提醒侄儿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安于自己所处,讲究仁义,就能带着宽厚的爱心积极面对世间万物。 “人入暮年,可有孤独感?”扬之水问他。他说可做之事很多。手绘丹青,操刀刻石,这是业余爱好,还有一堆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又要看书读报,白天够忙。晚上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通之,批之, 都是乐事。他说:“孤独与余,未之有也”。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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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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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前
“谁易滔滔天下是,九夷未许即安居。狂风怪雨纵横至,闭户焉能乐著书。”五一三族群冲突时,王叔岷在吉隆坡,有感而发赋诗一首,题为〈谁易〉,诗见《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 第一句典故来自《论语·微子》,孔子周游列国时遇隐士桀溺和长沮,桀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他对未来没有愿景,坏物如洪水,到处都是,谁能改变呢?他劝孔子避世归隐,在混乱无序的社会中积极入世,必然铩羽而归。第二句出自《论语·子罕》,王叔岷自己做注解。他说“子欲居九夷,盖孔子圣道不行于中国,遂欲东往居于九夷,今日之夷境,亦未可安居也。”天地虽大,但无净土。第三第四句将五一三比为狂风怪雨,虽然闭门不出,专心著述,却找不到平时出现的快乐心情和满足感。 王叔岷在1967年,受邀来马大中文系担任客座教授,他对马新两国并不陌生。1963年他在新加坡大学客座两年。郑良树老师在〈王叔岷教授与新、马〉中说经他栽培,峥嵘露角的学生不少:“在马来西亚方面,有洪天赐、杨清龙、林长眉、陈徽治、锺秋生及黄碧云等等……其中杨、林都是王师的入室弟子,在王师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杨研究张衡,林研究刘昼,两篇硕士论文皆受到校外考委的佳评。” 从师长处,我听过王叔岷不少趣闻。印象最深刻的是上训诂学时,郑老师所说故事。1941年,王叔岷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初见傅斯年,王叔岷把诗文呈上,他闲暇时喜欢舞文弄墨,希望老师指点。傅斯年笑笑,没有特别回应,只问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斯年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 “洗净才子气”的对话,富有《世说新语》的气韵,让人乐道。郑老师转述当学者要沉得住气的要求,我在《慕庐忆往》看到当事人现身明言,简单一席话让王叔岷从文人变成学者,沉浸在故纸堆里。“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工,从基础功夫研究《庄子》。”王叔岷多年后回忆,只见怡然自得之貌,没有无可奈何之悔。 守住寂寞最重要 王叔岷1972年离开马大,转到南洋大学。在马来西亚,他影响最大的人,非郑良树老师莫属。在〈淮南子斠理〉序文中,郑老师说他在台大从师王叔岷习《庄子》和《淮南子》,本科毕业后他回新山宽柔中学执教,当时王叔岷在新加坡讲学,郑老师经常越过长堤请益。1966年王叔岷回台,郑老师跟随,考进台大中文研究所。郑老师依据硕士论文出版的两本淮南子著作,都是在王叔岷指导下完成。 王叔岷的代表作包括《庄子校诠》和《史记斠证》,其中《史记斠证》初写于1965年,完成于1981年,每年大约平均写20万字,其中100万字在马大完成。我硕士论文研究司马迁,《史记斠证》是重要参考书,文笔不畅时,经常想起淡泊平和的王叔岷。马来西亚学术风气不盛,同样的话被提再提,也许还真是弄错切入点了。文史哲研究讲究默默耕耘,无关外在,守住寂寞最重要。郑老师说无论周末或公共假期,王叔岷从来没有离开过办公室,绝少外出旅行。宁静校园,他伏案执笔,“除了病假之外,王教授从来没有拿过年假。” 《慕庐忆往》中有〈马大教书〉一章,不长,一半篇幅提五一三。王叔岷说马来人和华人严重冲突那几天,他跟太太及儿子躲在家里。“世乱人皆避,庭空鸟独闲,愁云屯远岫,计日祝平安。”他写〈世乱〉寄给女儿王国樱告知安全,又提16岁儿子王国瑜当时举动:“胆大不顾危险,不听劝诫,戒严令暂时解除,就往外面跑。”随后说“儿子不好学,志大言大,既无能力,却一心要为贫苦人民做事。”女婿萧启庆在明尼苏达州立圣云大学教书,王国樱跟随夫婿迁居那儿,王叔岷于是让儿子转学,送到美国,由姐姐照顾。 王叔岷在新加坡教书的时间远长于马来西亚。其中原因是王国樱和萧启庆后来都在新加坡工作,另一原因则是方便与在中国的大儿子王国简联系。王国简出生于1939年,担心被战乱波及,自小由祖父养在乡间。王叔岷到台湾,王国简来不及随同,这是一家人大半生哀痛。王国樱为《慕庐忆往》注释时说她迟至1984年到中国旅行时才第一次见兄长,又说1985年她成功申请王国简到新加坡探亲,父子始有机会团聚,此时离王叔岷太太杨尚淑过世已有8年之久。
9月前
温源宁写胡适,文章不长,却因为和胡适共事过,借近距离之便,捕捉到不少特征。他说胡适和蔼可亲,招人喜欢,是许多人眼中的老大哥。胡适“并非风流绅士,却具有风流绅士的种种魅力。”他说在社交场合中,胡适是夫人、小姐们喜欢谈话的对象,他具备“有一搭、没一搭,说些鬼话”的本领。他有妙法,“能叫人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傲慢的人,受到他的殷勤款待就高兴。愚拙的人,看他平等待客也觉得舒畅。” 文章写于1934年,原文是英文,最初发表在《中国评论周报》(China Critic)“知交剪影” 专栏。〈胡适〉一文发表后,林语堂觉得有趣,译成中文。1935年1月温源宁将17篇英文小品,包括〈胡适〉一文结集出版,1988年中文本面市,书名取《一知半解》,翻译者南星。后来江枫增加温源宁另外26篇小品,重新翻译,附录英文原文,以书名《不够知己》在2004年出版。 南星和江枫所译〈胡适〉虽然忠于原文,却不拗口,功力还是好的。林语堂则取其貌,意译之处甚多,例如以梁潄溟、吴宓、徐志摩等人对比胡适,原文不见。林语堂也熟悉胡适,译文因此增加亲切度。林语堂译文说胡适六分学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罗撒克逊留学生,又说不能称胡适为风流才子,因为“他的立身行事,也颇谨严,如对冬秀之始终如一便可看出”,译文还说胡适“在女子前献殷勤,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这是许多学者所不会而是适之的特长。” 至于“见女生衣薄,必下讲台为关课室窗户。这是适之的温柔处,但是也不超过盎格罗撒逊所谓‘绅士’的范围。”李敖的〈播种者胡适〉中引过同样故事。胡适作风,迷倒过李敖。柳存仁在〈北大与北大人〉谈温源宁文章,说这样的事情他在胡适课堂上目睹几次,“每一次的关窗都是关得恰到好处的,他从来没有在6月17号以后还去关教室里的玻璃窗。”为何特别提“6月17号”,生前在马大中文系讲学多次的柳存仁没有说明。只能用常理推断,大概是天气转热,不怕着凉,但是点出这么详细的日期还是让人不解。 是不是绅士不重要 柳存仁提胡适其他特质。他说胡适谈吐可爱,讲课有趣,条理不紊,清清楚楚。神态和姿势恰到好处,他“将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胡适有纯正学者气息,“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胡适“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的传说,他深信不疑,因为胡适说过:“我对于演讲,也可以算是久历疆场的老将了。”胡适说话不会让人觉得自夸。“这是胡先生的妩媚处。”柳存仁说。 说胡适是绅士,是往他身上加持。林语堂译文暗中一讽,说在激进作家眼光,绅士是让人“极讨厌”的名称。鲁迅是其中一位对绅士一词敏感的作家,他认为文人中有不少惺惺作态者,喜爱模仿西洋绅士,有机会撕掉这些人的假面具,何乐不为?梁实秋后来以〈绅士〉为题,撰文辩护。他说绅士是尊称,指“有资望有财产有体面的人” ,不料“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却流行舆论界,绅士成不祥之物。梁实秋自嘲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 梁实秋引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牛曼定义。牛曼说绅士“就是一个从不令人感觉苦痛的人”,从不妨碍“他所接触的人们之举动的自由和坦然”,绅士努力让自己所接待的人处于宾至如归的状态。泰然自若是制造良好气氛的关键词:“对于羞怯的人他要温柔,对于疏远的人他要和蔼,对于蠢陋的人他要宽厚,他要能知道和他对谈的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定义符合温源宁对胡适的描绘。牛曼又说绅士有惠于人时,行若无事,“非不得已时不标榜自己,从不以报复的口吻维护自己,流言毁谤从不入他的耳,对于妨碍他的人们,他也不轻加揣测,无论什么事总是向最好的方面解释,与人争论从不卑陋小器,从不起不公允之优势”,我们读不同学者所撰写的胡适研究,大体能够理解胡适做人原则,离此不远。 1935年,胡适发表小诗〈飞行小赞〉。诗分两节,第一节为“看尽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五千里”。第二节胡适写“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炼/ 也腾云无碍。”是不是绅士不重要,虚名或头衔不重要,骨子里的气质和作风才会激起我们谈兴。乐人乐己,不负人不负己,觉得自己腾云无碍,也希望别人一起同行。
10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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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和净空法师交谈时听他说起年轻时常去章嘉活佛寓邸向他请益,我不禁对他说: “师父,说不定那时我就看过您了。您进屋学习佛法,而梳着小辫子的我就在院子里快乐地玩。” 我比二妹大了四岁多,5岁之前,一人独享爸爸妈妈所有的关爱。那时,外婆跟我们同住,她裹小脚,很少出门,妈妈为了陪伴她,也多半在家。爸爸非常疼爱我,出门散步都带着我,即使探亲访友,他也会带着我这个小跟班。 我们的家离台大、师大不远,位在当时人文荟萃的台北温州街上。爸爸遍游西域、精研中亚历史,讲起那里的人文极少人能及,因此很得住在附近的几位长辈的赞赏,常约爸爸过去他们家喝茶谈天。看到爸爸出门,我就要跟,跟多了,那些长辈们也都爱屋及乌般地疼爱我,把我当孙女一样地疼爱。 [vip_content_start] 从我们家越过一条马路,弯进一条巷子,就是一所日式宅邸。庭院深深,树木繁茂,墙里墙外景色不同。大屋子前面有台阶,上面常蹲踞着一只猫。 我们走进屋里,一位白胡子爷爷走了出来。他的声音洪亮,身材高大好像一座山,每次跟爸爸打过招呼,就摸摸我的头,说几句话,从长袍口袋中掏出一把糖给我。之后他和爸爸转身走进客厅,我的快乐时光就开始了。我在大院子里奔跑跳跃,追蝴蝶、喂鱼、看鸟、逗猫,感觉上整个世界都属于我;有时一位大姐姐会出来陪我玩,给我弄点东西吃,不过多半时间我都自得其乐开心玩到离去。离去时,白胡子爷爷一定会给我准备一盒饼干,或是一盒当时十分稀罕的巧克力带回家,而爸爸也不是空手而归,爷爷有时也写了字送给他。 心目中最慈祥的爷爷 我不明白写字怎么可以当礼物送人,但是看到爸爸欢喜的样子,我可以感觉到它的珍贵。长大后我才知道白胡子爷爷是书法名家于右任,很遗憾那时年纪小不懂书法艺术,没去看他亲笔挥毫,不过我还是开心,毕竟我跟他有过“交往”,而根据爸爸的说法,从我睁开眼不久就认识爷爷了。 爸爸的话并不夸张。 我出生时,除了外婆,于爷爷是他第一位报喜的长辈。爸爸说,当时于爷爷开心地问他生的是男是女。知道是女儿后,他拂着长须呵呵笑着对爸爸说,“好,好,生女儿好呀,先开花后结果。” 我满月时,他也来我们家和我们的同乡亲友一起热闹:对同乡精心准备的新疆菜肴不断赞好,对爸爸给我取的名字,也频频说好。我听爸爸说往事,不觉笑道:“于爷爷怎么什么都说好呀?”爸爸说爷爷来自西北,豪迈大方,凡事往大处看,对人讲感情,当然什么都说好呀。我点点头,打从心里喜欢这位老人家,6岁搬离温州街前,他的家就是我美丽的“秘密花园”,他也是我心目中最慈祥的爷爷。 离于右老家不远,还有一个我常去,房子庭院格局也很类似的地方。那是爸爸嘱我称呼他为章嘉爷爷的家。章嘉爷爷的家也是日式房子,也有大大的院子,可他们屋里的陈设让我感觉不一样。在我模糊的记忆中,于爷爷家比较“黑白”,章嘉爷爷的家里比较“彩色”。于爷爷家来往的人少,章嘉爷爷家宾客多。章嘉爷爷比较矮些,胖些,却和于爷爷一样和蔼可亲。我每次见到他向他敬礼问好,他都笑眯眯地招呼我,不过其他人,尤其是我们蒙古族同乡叔叔伯伯见到他,个个对他顶礼膜拜,让我也不自觉地不敢随便跑跑跳跳。 虽然我从小就感觉到他“与众不同”,但是一直到懂事,才知道这位“章嘉爷爷”是内蒙古地位最高的活佛,和外蒙古的哲布尊丹活佛,西藏的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并称为藏传佛教的四大领袖,在佛教徒的心目中享有非常崇高神圣的地位。 爸爸不是佛教徒,但是他和章嘉爷爷同样来自边疆,过去又是旧识,彼此自然有不少共同的话题。爸爸去看望他时,我也是在屋外院子里嬉戏,只是章嘉爷爷会吩咐伺候他的小喇嘛照顾我,逗我说话,我在跑跳间看到访客来来去去。 有一次和净空法师交谈时听他说起年轻时常去章嘉活佛寓邸向他请益,我不禁对他说: “师父,说不定那时我就看过您了。您进屋学习佛法,而梳着小辫子的我就在院子里快乐地玩。” 除了探望两位爷爷,我也跟随爸爸去过同街的几位伯伯家。他们每位都是爸爸非常尊敬的,有着深厚人文素养温良恭俭让的学者,离开时,感觉上爸爸好像特别开心。 60年倏忽而过,爸爸当年对我的叮咛依稀在耳;厚实大手传送到我小手上的温度,也仿佛熨贴在那儿,即使时光横亘,即使冷夜孤灯,还一样让我感觉幸福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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