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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宝珍／心向太阳，自性光明

2019年适逢马来西亚华文话剧诞辰100周年，为了总结马华话剧的百年历史，增进马来西亚戏剧家和海外戏剧家的友谊，由沈国明先生率领的“心向太阳剧坊”主办，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办，剧艺研究会和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协办，大会指定酒店——珍苑国际酒店赞助，于2019年12月20日至22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办了为期三天的“马来西亚华文话剧诞辰100周年戏剧国际学术研讨会”，此间，来自中国大陆、新加坡、日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数十位嘉宾、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共话马来西亚华文话剧的历史辉煌，共襄未来跨区域、跨文化合作的美好前景。这是一次标志着马华话剧发展新起点的盛会，是一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戏剧思想交汇，也是一次缔结文化纽带、建构话剧交流平台、具有深远学术影响力的盛会。在学术研讨之外，主办方还精心安排了马来西亚华文话剧史料展、《剧运20年》新书推荐、小剧目、歌曲献演、纪念晚会等一系列内容充实、形式新颖的艺术活动。我们深信，此次盛会，在探讨马华话剧的历史文化基因，探求未来发展路向方面，实有 “补前修所未逮，示来者以轨则”的建树意义。一，中国话语与马华话剧的关系南洋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讲并不陌生，可是其地理概念却不甚分明。明清之际，南洋泛指东南亚一带。以当时中国中心论的视角看待周边，如今的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沿海区域、马来半岛等地皆被视作南洋。拿督谢诗坚先生以其长篇宏文《马华话剧百年导源》，追溯了海外华人的历史轨迹和文化积淀。他认为，海外华人习惯于把中国称为“唐山”，把华人称为“唐人”，这或许与唐代高僧的南洋之行有关。义净法师从广东番禺远渡马六甲海峡再进入印度，20年后返回洛阳，被武则天女皇奉为国师。明代郑和7次远航，其中有5次途经马六甲海峡，为海上丝绸之路谱写了辉煌的篇章。谢诗坚在文章当中详细分析了鸦片战争前后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砂拉越、沙巴、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侨人数的变化，指出正是鸦片战争导致了人口的外迁，中国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下南洋”，寻找生存机会，逐渐形成了当地的华人族群。或许是地缘政治的关系，南洋华工得风气之先，政治意识比内陆华人敏锐，一些知识分子南下宣讲新思想、新主张，激发了南洋华工的爱国热情和革命诉求。中国话剧影响南洋 1907年，即中国话剧的创史之年，受现代文化思潮影响，被国内革命烈士感召，吉隆坡华人志士演出了文明戏《徐锡麟》。在当时，这是一个真正的“现实剧”：徐锡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看到被掳走的中华文物，深恨满清朝廷的丧权辱国，回国后加入革命组织，设计进入官府，寻找机会“藉权倾虏廷”。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仓促起义，事败被俘，英勇就义。他就义的时间是1907年7月6日，以当时的信息传播速率，消息传到南洋需要时间，而创作、排练也需要时间，演出如此迅速实属不易。在国内，具有革命思想的王钟声、任天知以及他们领导的春阳社，也是在1908年春天，才演出了文明戏《徐锡麟》。由此可见，南洋的爱国志士与中国革命可谓息息相关。 1917年，中国发生了文学改良运动，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反对摹仿古人，批判无病呻吟，废弃形式主义文风，提出以白话文为 “正宗”，主张文艺反映现实，“从内容到形式”，“从精神到文笔”，建立具有现代意识和文体样式的新戏剧，此即为话剧。著名导演洪深曾经说过，现代戏剧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有主义；而主义的重要内涵，正在于发挥其改良社会的效力，开启民智，救国济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初，作为战胜国——协约国集团成员，中国派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不料英、法、美、意为建立所谓战后新秩序，企图将战前由德国占领的中国胶州湾转让日本，日本则伺机蚕食中国领土。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发生了学生罢课，随后是遍及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确立了中国人民的现代国家意识与国家主权观念。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思想层面、艺术层面、接受层面，促进了中国话剧艺术的形成。马来西亚已故文史学家方修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在域外的影响，则是催生了马华话剧这样一种崭新的艺术样式。马华话剧的开端与五四运动时间节点的重合，充分说明了两者在文化根脉上的紧密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马华话剧舞台上出现了多部移植自中国大陆的成熟剧目，如1931年演出的《寄生草》，1934年演出的《少奶奶的扇子》，1939年演出的《日出》《女子公寓》《泼妇》《好儿子》等等，这也说明，在特定历史时期，马华话剧的关注点和参照物依然是故国家乡的话剧。二，马华话剧里面的社会身份和文化心理信奉儒教的中国人，向来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祖训，遥想当年，那些远走南洋的人们，大概都有他们迫切的现实原因，为了避祸、逃婚、商贸、姻缘、冒险、淘金……,总之那是敢为天下先、出洋闯一闯、有追求、有梦想的人。这些人是客居他乡的侨民，身份仍是中国人，因此对祖国感情很深，甚至因为遥远的距离、漂泊的命运、归乡的不易、文化的差异、生存的艰难，反而强化了他们关于乡土、故地的文化记忆和情感归依。我觉得，要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马华话剧，一定要了解当时华侨的社会身份和文化心理。马来西亚的郑昭贤先生在其论文《早年麻坡戏剧运动》中，对150年前麻河两岸的华工汇聚和戏剧演出活动进行了历史考察和追溯。1914年广东发生水灾，马来亚麻坡的华人演戏筹款赈灾。至今麻坡广肇会馆仍然保存一面匾额，上书“关怀乡梓”。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发起辛亥革命，都得到了马来西亚华人的鼎力支持。同时其革命思想也影响了马来亚华人。成立于1920年的麻坡觉侨剧社，将旧剧改编成白话剧。1928年济南惨案爆发，日军屠杀中国军民，新马地区强烈反应。在陈嘉庚的号召下，各地成立山东惨案筹赈会，义演话剧，赈济难民。方言话剧也是马华话剧沈国明教授在《马来西亚的华文话剧简史》中为马华话剧下了明确定义：“马华话剧是指自英属马来亚至马来西亚成立后的华文话剧，包括为独立建国之前的新加坡华文话剧。所使用的语言既包含粤语、闽南语，也包含客家语，其他民族演出的诸如曹禺的《雷雨》之类的戏剧，也应该纳入研究之列”。他对马华话剧的文化渊源和历史分期进行了阐释与界定：“从1907年开始，马来西亚的政治时局经历了英国殖民地时期（至1942年）日本殖民地时期（1942-1945年），战后英国殖民地时期（1945-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1957-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1963年，包括新加坡、沙巴、砂拉越的加入）以及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在各种不同时局下，马来西亚的华人以戏剧作为‘武器’，进行革命斗争，并且在各种不同的时期，选择‘适合’的地点、对象和剧本进行演出”。马华话剧有其独特的历史境遇和发展轨迹，有其与中华文化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在如今看来，我以为是基因性质的存在，而不是脐带性质的共通。 20世纪20年代，一位苏州的年轻女子，为了逃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一走了之，到南洋教书，实现经济独立。她偶然读到田汉发表在《南国》特刊上悼念亡妻易漱瑜的文章，被其感伤的情调、超拔的才情所感动，毅然投书编辑部，与田汉开始了书信往来，话语投机，渐生情愫，此人就是林维中。为了支持田汉的南国社及其艺术活动，林维中将其辛苦积攒的500大洋全部捐出。为了减轻经济负担，田汉让三弟田沅到南洋投奔林维中。田汉本人并未到过南洋，透过林维中字里行间的描绘，在田汉的想象和憧憬之中，居然出现了“海波绿，海云长，香草多，舞婆娑”的南洋景象。《回春之曲》展现南洋青年的家国情怀 20世纪30年代是中民族屡遭劫难，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时期，1935年，田汉创作了《回春之曲》，剧中，在祖国遭受日本侵略之时，爱国华侨高维汉毅然告别南洋，离开美丽富庶的家园，回国参加淞沪抗战，在战场上他遭受炮击，受伤失忆，昏迷不起。他的恋人梅娘从南洋赶来，在他的病榻前悉心关照，不舍不弃。梅娘其心拳拳，其意殷殷，她每天为高维汉吟唱《梅娘曲》，试图唤回他的美好回忆。新年之夜，窗外鞭炮轰鸣，高维汉突然惊醒，高喊着“杀呀，前进”，他认出了身边的战友和恋人，却发现国人竟然沉湎于苟且偷安，忘记了侵略者的虎视眈眈，忘记了中华志士的喋血苦战，这让他痛苦失望。剧中主人公的名字高维汉，或许是林维中的改写，田汉赋予他高张爱国旗帜、维护大汉民族的意志。他的归国、杀敌、负伤、失忆、省思，作为麻木不智的群氓的反衬，显现了南洋青年、爱国志士的家国情怀、抗敌意志、牺牲精神和现实遭遇。 1938年马华话剧组织「业余话剧社」成立不久，就演出了田汉的《回春之曲》。叶尼等人在演出时更名《春回来了》。如果说《回春之曲》意在对不思防卫、得过且过的愚昧民众进行讽喻，那么《春回来了》意在重拾信心，坚信众志成城，定能克敌制胜。三，南洋民族思想与话剧中国的抗日战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海外华侨始终保有强烈的身分认同和民族救亡意识，中国共产党也把南洋作为海外革命力量的重要策源地。英浪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出任马来亚共产党执行委员。1936年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左翼戏剧家叶尼（吴天）南下来到马来亚，1938年他加入马来亚共产党，此间，他创作了一系列号召华侨归国抗日的话剧。1938年底，左翼小说家郁达夫到新加坡《星洲日报》担任主笔，1940年中共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到新加坡担任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主编，这些南洋华人社会的舆论阵地，成为宣传爱国主张、反抗日本侵略势力的思想武器。抗战时期，从中国到南洋的文化名人很多，除郁达夫、胡愈之、叶尼之外，还有巴人、金山、王莹、项堃、英浪等等。他们有些人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政治压迫，有些人是肩负着政治使命。戏剧运动与救亡运动如影随形，促进了马华话剧在抗战时期鼎盛局面的形成。陈嘉庚重视文艺宣传带来的影响提到海外华人对中国抗敌斗争的巨大贡献，人们一定会想到陈嘉庚。这位马华侨领、企业家、教育家，每当祖国同胞有所需，便是他鼎力相助、慷慨解囊时。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并担任主席，捐募新加坡币1000万元，支援祖国抗日战争。陈嘉庚特别重视文艺宣传对于动员抗战力量的积极作用，在他的支持下，1938年12月，一支来自武汉的合唱团一行28人，到达新加坡进行巡回演出。这支合唱团的团长兼指挥是夏之秋，重要成员有著名歌唱演员周小燕、郑秋子、李豪等，还有话剧演员项堃。他们历时一年7个月举办了130多场演出，发表演讲172次，为抗日募捐230万元叻币（相当于当时国币1000余万元）。1940年4月，他们完成任务返回中国。1939年至1940年，由金山、王莹率中国救亡剧团赴香港、马来亚等南洋群岛进行募捐演出。他们还成立了新中国剧团，演出了《卢沟桥》《夜光杯》《塞外风云》《放下你的鞭子》等等，所到之处，大受欢迎，一些华人女性不仅踊跃捐款，甚至当场摘下金银首饰，为抗日战争尽心竭力。 1940年，回归祖国的陈嘉庚在国共两党的两个阵营都极受敬重和欢迎，他来到重庆，蒋介石斥资800大洋置办酒席为他接风，这却让他不满国民党的排场和奢靡之风。他决定要去延安看看，在毛泽东的窑洞前，石桌上只有一盆鸡汤、两碗小米饭，还有毛泽东自己种的辣椒。毛泽东甚至风趣地说，听说贵人来了，我的房东杀了她家老母鸡，我是沾了你的光，才可以喝到鸡汤。陈嘉庚在回忆录中提到，有一天毛泽东召集会议，他自己并没有坐在中间，而是坐在桌子的拐角，看到有人站着记笔记，他就让大家再挤挤，腾点空间让那人坐下。8天的延安之行，让陈嘉庚做出了惊天预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与国民党的关系渐行渐远，与共产党的关系更趋紧密。 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南洋华侨成立“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星洲华侨义勇军”。1942年，陈嘉庚组织“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华人华侨总捐13亿多美元支援国内抗战，出动5000多人奔赴祖国战场，尤其是南洋机工，舍生忘死，冲锋在前，确保运输线不至于瘫痪。很多人遭遇国殇，长眠于祖国的土地上。这段南洋爱国志士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历史，对于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来讲，都是深深地镌刻在灵魂深处抹不掉的民族记忆。马来西亚的历史比较曲折，马华话剧的历史充满了艰难和挑战。1938年，马来亚政府对抗日活动严厉限制，把亲共的“星马华侨抗敌后援会”中的几位骨干分子王炎之、苏棠影、辜俊英(洪涛) 等逮捕并驱逐出境。接着，禁止了新加坡筹赈会游艺大会公演。1939年，创作势头强劲的叶尼被迫北归，1940年，救亡戏剧的重要推手、组织过“星洲业余话剧社”的英浪被驱离新加坡。 1942-1945年，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东南亚的土地之后，对宣传抗日、从事抗敌戏剧活动的知识分子实行了残酷的杀害。曾经演戏捐款、支援抗战的觉侨剧社社长林春浓一家16人惨遭日军毒手，无一生还。在各种艰难困苦之中，马华话剧自有其卓然而立、不屈不挠的风骨，并且薪火相传，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此地华人的国族身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他们开始从落叶归根转向在地生根，中华与马华之间有了一条无形的分割线。国家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一个现实的容身地。戏剧工作者面临国家认同、身份转换、文化属性、历史使命等重大课题的考验。沈国明教授主张，既要认识马来西亚华人的根源，又要站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思考未来。这是有襟怀、有见地的论断。四，什么是南洋色彩？早在1927年，新加坡《荒岛》杂志就提出文艺作品之中要具有 “南洋色彩”，进而提出马华文学、南洋文艺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南洋色彩？南洋色彩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与崇礼重仁的儒学传统是非具有融通性？文化多样性有利于艺术多元共荣，国族的文化认同、国民身份认证，对于马华话剧的未来发展会产生新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蔡明亮成为马华话剧的一道风景线。他的《速食酢酱面》《黑暗里打不开的一扇门》《房间里的衣柜》，不同以往的戏剧样式，他表现的是人们内心的孤独和现代性的困惑。他剧中的人已经不是族裔性质的角色，而是带有现代社会共通性质的人，这说明新生代的华文话剧正在发生着自身的嬗变。马华话剧在研究方面的突破，既依赖新资料，也依赖新方法，更依赖新境界。沈国明教授和他领导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心向太阳剧坊”，于2019年发动了“抢救百年话剧史料文物”的运动，在马来西亚全境12个州属大小城镇做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目前这个团队已经访问了700多位戏剧家、学者，拜访了200多个社会团体，收集到了百余位相关人物的口述历史、百余份当年剧社的往来信函、200多本剧本、500余张演出剧照。这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也是了不起的文化成就。应当说，本次研讨会的学术进展也是可喜的，一些研究者的学术成果，或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或有探索发现的价值。来自中国大陆的邹元江教授，在他的论文《论马来西亚华文话剧对于丰富中国话剧历史和理论的独特价值》，着眼于“马华华文话剧现象”，表现出发现了学术新领地的兴奋；他集纳既有的研究成果，以纵横恣肆的论述框架，从剧团、剧目、剧场、剧运和剧评五个层面，重新思考和阐释了马华剧人的生存状态、身份转换、文化认同、文化特性、审美特征等。他的论文显示着学院派研究中剖面化拓展、体系化论证、理论性概括的风格。马来西亚的梁志成先生在他的论文《大马中文话剧生态——概述马来西亚中文剧运今昔与期望》里谈到，在1937年，马华巡回剧团曾作募捐筹赈演出，团长胡守逸、副团长朱绪带队巡演，历时5个月，演出了多部抗战戏剧。单是《放下你的鞭子》就演出超过100多场。梁先生还就大马华人话剧的历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戏剧文学建设、戏剧教育与人才培养、剧艺研究、戏剧节的举办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卓有见识的设想。卢伟力教授的论文《叶尼救亡戏剧中的女性——读〈马华新文学大系（5）·戏剧集〉、〈没有男子的戏剧〉》，对于抗战时期在马来亚十分活跃、创作了多部话剧的剧作家叶尼及其剧作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分析。提起叶尼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而提起吴天，那么熟悉的人一定不少。1935年他和刘汝醴、杜宣等人为中国留日学生导演过曹禺的剧作《雷雨》，1941年他把巴金的小说改编成同名话剧《家》，1949年以后，他主要是以电影编剧、导演的身份进入人们的视线，创作过电影《走向新中国》《国庆十点钟》等。叶尼即吴天，从1936年开始，历时两年半，他在马来亚创作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话剧，卢伟力教授对于叶尼剧作中的女性形象，如《伤兵医院》中的护士李小姐、《赤道小景》中的富家小姐美华、《没有男子的戏剧》中的女学生彩莲、《海外》中的救亡运动积极参与者的妹妹李桂玲等进行心理逻辑和行动轨迹的解析，指出，她们都有一个心愿：“回到祖国去”，到大西北去，因为那里有延安。她们身上具有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痕迹，也有女性寻求自身独立的社会意识。台湾的林明发先生的论文《激情与不安——马来亚剧作家王啸平的戏剧人生》，对于1919年出生于新加坡的剧作家王啸平（1919-2003，著名作家茹志鹃的丈夫，王安忆的父亲）的戏剧人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20年代他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芦沟桥事变之后他在马来亚组织“星洲业余话剧社”，在新马各大城市宣传抗日救国运动。1946年他北上回国，参加苏北新四军文工团。1949年后在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工作，60年代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来自新加坡的韩劳达先生，在论文《新马戏剧的历史渊源和继往开来》中，对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文话剧自二战以后共同面临的文化遗产，相似的历史文化境遇，相邻的地理环境、相通的艺术心理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也期待未来的交流与合作迎来更好的前景。马来西亚的陈玉美则对于她在“心向太阳剧坊”15年的艺术经历进行了总结。“心向太阳剧坊”成立于2000年，成为推动马华话剧发展的中坚力量。陈玉美在剧团的重要剧作《爱之路》中演妈妈，这部剧的宗旨是关心社会上的弱势一群。2007年8月，此剧到北京演出，2017年到深圳演出，皆引发了社会人士对爱滋病课题的关注。来自日本的田伟女士阐发了叔叔田汉与南洋文化的缘分，泰国学者封雅萍介绍了泰国戏剧与中国戏曲的渊源、联系以及发展历史。来自香港的学者赖庆芳将唐代传奇小说《霍小玉传》中的其貌不扬的李益形象与李渔改编的《紫钗记》中才俊貌美的李益形象，进行了对比研究。中国学者徐洪绕对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项目和开发进行了研究，张明学、吴柄铄对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文本形成、在南洋演出情形、传播效力进行了系统阐释，古春霞对上海电影节的影像记忆的分析，李上、李启福对江西“跳觋”仪式的研究。其他有见地的致辞和发言，请读者细读原文，这里不再赘述。承蒙沈国明教授抬爱，发来会议论文集，嘱我写序，惶惶然心有歉意——我因工作原因，遗憾地错过了此次盛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本该序立在侧，竟是序稿妄说，心下惭愧。这篇文字算不得序，只算作拜读各位尊家大作之后，提交的阅读心得而已。《戏剧：文学.历史.战争——我们站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发声》新书推介礼日期：2021年12月19日（星期日）时间：2:30pm-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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