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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珂普

郭于珂／乱七八糟的名字

在原住民社会中混久了，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当主流世界“努力”延续着英殖民者“分而治之”的遗产时，那些生活在边缘地区的原住民早已与不同的种族通婚，他们的外貌、肤色、语言和习俗不但难以按照传统的体质或语言人类学标准加以鉴定或分类，就连名字也都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一个固定的逻辑或模式。最近，一名华裔男子在斋戒月期间进食，无端遭到一名马来大叔突袭，对方不仅威胁他出示身分证，还扇了他一巴掌，仅仅因为他“看起来像穆斯林”。事件曝光后立刻引发全国热议，而我则是五味杂陈，因为这名华裔男子的经历，其实是原住民的日常写照。事实上，大多数原住民至少有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对内的”（nama dalam），通常与出生地或外貌特征有关。老一辈的原住民大多在森林中诞生，因此他们的父母常借用植物的名字，例如Serdang、Nipah或Kantan等等。若出生地点没有显著的特色，那强壮的孩子或被取名为 Lembu，单眼皮的孩子则被称作 Sepet。随着资本主义入侵，外来物品逐渐深入原住民部落，一些名字开始与商品挂钩，例如，在车里出生的孩子叫Kereta，母亲分娩前刚好穿着Adidas运动鞋，因此成了新生儿的名字。当然，口头禅也是命名灵感之一——若某个婴儿在牙牙学语期不断发出“mongmong”之类的外星词汇，很有可能就会演变成他“对内的名字”。第二个名字是“对外的”（nama luar），一般与典型的马来人或穆斯林名字无异，唯一的差别是，他们的身分证不一定会印有“伊斯兰教”的字眼，因为他们可以信奉基督教、佛教、兴都教或巴哈伊教，甚至是维持传统的万物有灵论。由于“对内的名字”是村内机密，而他们又未必熟悉彼此“对外的名字”，导致我时常在不同的原住民村落上演“寻人记”，必须不断出示对方的照片或努力描述他们的五官，才能顺利找到某个Mohammad和某个Fatimah到底住在哪里。但问题是——若这些原住民并非穆斯林，为什么仍然使用马来名字呢？一生都被问“你是什么人？” 某次在嘉坤族部落做研究时，天色已近黄昏，负责买汽油的人尚未抵达，屋里因此一片漆黑。我在光线有点薄弱的情况下，判断旁边躺着一对原住民母女，但随着发电机被启动，高脚屋顿时变得灯火通明，这对母女竟然变成了华人！瞧我一脸疑惑，这位母亲于是主动介绍自己：“我叫 Mariam Anak kepada Lim Ah Keong，我爸爸是华人，妈妈是嘉坤族。我会讲一点中文，因为在华人庙工作，我还会帮观音娘娘‘跳当’（起乩）的啊！” 吃晚餐时，大伙儿都是盘脚坐的，就在厨房旁边的草席上。有人泡了咖啡和茶、有人烤了一大盆鱼，还有人炒了几碟青菜，什么忙都没帮上的我，就这样理所当然地伸出一双手，接过这些人赐予的粮食与温饱。在共食与闲话家常之中，我也无意间偷听到原住民的日常烦恼，有人抱怨：“那天我在路上被一个马来警察拦截，说要检查我的身分证。他怀疑我是没有准证的印尼外劳，结果被我怒呛，我在你们还没来到马来西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另一个长得有点像马来人的原住民突然搭上话题，说道：“我经常被问为何不戴头巾，尤其是斋戒月期间，一直被问为何吃东西，我又不是穆斯林！不过，我现在不管了，就是喜欢故意穿着Baju Kurung去餐厅，光明正大地吃给他们看！” 伴随着一阵狂笑声，Mariam又接着说：“我从小到大都被人家问名字是不是写错，怎么‘马来名’后面配的是‘华人姓’呢？有时候，我还会申请不到原住民福利，他们说我不是原住民，但我从小就在原住民村长大的，怎么就不是原住民呢？” 原住民名字无统一格式有鉴于马来西亚政府的治理需求，每个种族都有一套独特的命名系统，例如马来穆斯林采的是亲子联名制，中间一般都会配上“bin”或“binti”的字眼。华人的话则是按照“籍贯”制定每个家族的“姓氏”。至于印度人，虽然同样采亲子联名制，但为了与穆斯林身分区隔开来，子女与父亲的名字中间，通常使用的是马来文的“A/P”（Anak Perempuan的缩写）或是“A/L”（Anak Lelaki的缩写）。原住民的命名制度相对复杂多了，或者说，政府根本没有一套标准作业程序，来应对这些少数民族。由于国民登记局不太能接受原住民“对内的名字”，认为它们听起来太过荒谬，所以有些官员会“鼓励”原住民取马来名，或暗地里为他们的身分证加入了“bin”或“binti”的字眼，因而让外界经常搞混他们与马来人的身分。据了解，不同州属在原住民的命名系统上采取不同规定：有些州强制所有原住民只能使用 bin/binti，有些则允许原住民借用印度人的A/P或A/L格式，而另一些州则自行推行较为中性的 “Anak kepada” 作为替代方案。若涉及混血原住民，情况往往更加随性。我曾遇到一名嘉坤族与华人通婚所生的男子，他的华人父亲名为 Tan Ah Lek。为了让儿子能够继承母亲的原住民身分，同时又不想抹去华人血统，家人最终决定将他的名字登记为 “Tan Jun Hao Anak kepada Tan Ah Lek”，而非采用典型的马来名字加华人姓氏的组合。这种拼凑式的命名逻辑，让我每次绘制原住民族谱时，都震惊不已，但这些住在山林里的朋友却总爱开玩笑地说：“哎呀，我们早就习惯这种乱七八糟的名字了！” 更多【山林珂普】：郭于珂／小心大脚怪！郭于珂／几根烟的时间？郭于珂／拒绝共食会招来蛇？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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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小心大脚怪！

每次在森林里面游走，经常会听闻千奇百怪的神话故事，有些警示人类提防妖魔鬼怪，有些颂扬祖灵与神明的庇佑。但在原住民的世界中，有一个角色既善又恶——它被认为能吞噬人类的灵魂，也被当作森林的守护者。这个充满争议的“物种”拥有很多个名字。在北美洲，它被称为Bigfoot或Sasquatch；在喜马拉雅地区，它被称为Yeti；而在马来西亚，它的其中一个名字叫作Mawas。没错，它就是那个频频在世界神话里出没，但未经证实的神秘生物“大脚怪”。关于Mawas的记载并不多，最早的文献可追溯到英殖民时期。当时，探险家曾在马来半岛内陆听闻原住民与大脚怪相遇的故事。这些纪录通常将它描述为一种6至10英尺高的生物，除了长着一身黑色或红色长毛、与人猿相似，还具有超自然力量，能在森林中迅速移动。那大脚怪曾经在哪里出没呢？根据一份2005年的报道，有3名工人通报，他们在柔佛哥打丁宜的Mawai原住民村目击过3个大脚怪。随后，人们在附近发现了巨大的人形足迹，其中一个长达45公分，造成国内外一阵轰动。隔年，柔佛州政府甚至成立了一支森林探险队伍，试图核实大脚怪的存在，而这也是我国史上首次搜寻神话里的生物。当大脚怪走进儿童剧场先不论柔佛州政府最终是否找到大脚怪，我最近倒是“遇见”了一只！不过，地点不在南部，而是雪兰莪州。几个月前，我应特姆安族艺术家Shaq Koyok的邀请，前往他的村子，一窥这只传说中的大脚怪，没想到它的模样既可爱又逗趣，和文献中的描述大相径庭。事实上，它是一个跨领域艺术企划“Awas Mawas”（小心大脚怪）的作品。发起人包括雕塑艺术家龚伟廉、视觉艺术家黄森林、剧场编剧Ayam Fared、社区艺术家Fairuz Sulaiman和表演艺术工作者Malin Faisal，并受到人人人鼓剧场的支持。受到美国面包傀儡剧团的启发，该艺术团体在特姆安族和玛美丽族的村子各停留3周，与当地人探讨神话寓意和土地议题。期间，他们让孩子自由创作故事与绘制角色，再结合大人意见，然后一起利用纸皮箱、枯叶和竹条等环保材料制作踩街大偶，包括Mawas、特姆安族祖灵Moyang Lanjut和玛美丽族祖灵Moyang Tok Naning。活动最后，这只“现代版Mawas”负责担任旁白，引领全村人文化游行，并由小朋友演绎两部内容各异的剧场作品，鼓励他们通过艺术实现自我赋权，同时让公众透过这场温柔的抗争，更深刻地理解原住民的集体困境。例如，特姆安族的剧本设定在村民熟睡之时，一群食人妖怪Kayek驾驶罗里巨兽（Lori Raksasa）偷走他们的土地。隔天，村民与Kayek谈判失败，对方竟然用大火焚烧森林报复。无奈之下，村民只好进行hentak balai仪式，呼唤Moyang Lanjut帮忙，最终成功守护家园。玛美丽族的故事背景则与油棕园紧密相连，讲述一个小男孩为了让爷爷雕刻祖灵面具而踏上寻找nyireh batu木材的旅程。途中，他遇到了一群伤心的螃蟹和蜗牛，得知这种树已经不复在。就在此时，Moyang Tok Naning突然现身，告诫他们，唯有让红树林重生，才能解救当前的困境。由于与油棕树的谈判破裂，并遭到对方挑衅，村民和大蜗牛决定勇敢地撞破坚硬的围墙，让海水重新流入沿岸，淹没那些经济作物，最终让红树林死灰复燃。无惧困难原住民儿童吉隆坡街头抗议或许是因为这个艺术企划反响热烈，Awas Mawas团队在今年2月将原住民的神话角色搬到吉隆坡街头，让城市人能近距离接触到这些边缘族群的故事。可惜的是，当天天公不作美，游行未开始便下起滂沱大雨，原定的户外活动被迫调整动线。当人人人鼓剧场的成员敲响节奏感十足的鼓声时，原本有些气馁的小朋友再次扛起神话里的道具，不断高喊“Awas Mawas”，昂首阔步地穿梭于金三角的各大百货商场，吸引众人目光。唯有那些“行动不便”的踩街大偶不得不提前运往游行终点——成功时代广场——静候游行队伍到来，再呈现先前排练过的儿童剧场演出。当天，我拿着相机到现场支持，看起来有些狼狈。一来，雨势实在太大，拍摄变得极为困难；二来，吉隆坡的步行环境宛如“行人地狱”。尽管有执法人员协助开路，我仍为那两只 Moyang 捏了一把冷汗，生怕它们在半路“肢解”。自建国以来，马来西亚政府一直以汽车为导向规划城市，发展计划频繁却缺乏整体考虑，导致行人在过马路时，经常面临生命危险。这种将“人”排除在外的建设方式不禁让我思考——它是否也无形中压制了社会运动的萌芽？毕竟，当人民连走上街头都变得困难重重，又如何抗议，如何发声？当然，抗议不一定非得通过摇旗呐喊或血腥冲突来实现。当这些原住民小朋友勇敢地走上街头时，我看到的，是力量的觉醒。在这座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他们背负的“纸皮土地”或许显得稚嫩，甚至被大雨浸湿，但这一切拼凑起来，却成了对资本主义最有力的控诉。神奇的是，在我过去的经历中，许多原住民仪式总是在开始时下雨，结束时放晴，而这次也不例外——仿佛祖灵正默默参与着这场游行，与孩子一同前行。更多【山林珂普】：郭于珂／几根烟的时间？郭于珂／拒绝共食会招来蛇？郭于珂／家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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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几根烟的时间？

作为一个城市人，我们早已习惯使用手机完成各种任务，例如联络他人、撰写邮件、排定行程等等。若想与外国人见面，并不一定要专程搭飞机到他身处的国度，因为网络科技的方便，让我们克服了距离与时间的问题。然而，这种便利，对大多数原住民而言却是一种奢侈。尽管大家都住在同一片国土上，但他们手握的天地通数码（CelcomDigi）也许在森林里偏偏“不通”；U移动（U Mobile）到了偏远村落就“寸步难行”；而明讯（Maxis）更多时候应该改名为“暗讯”，因为就算爬到树上采集讯号，依然连一通电话都无法拨出去。 Aminah是少数拥有手机又有讯号的原住民，也是一名习俗领袖。由于她比其他原住民更容易联系，因此我乐观地以为，想要讨论的事情很快就会谈妥。在某个炎热的周日午后，我和Aminah相约在吉隆坡一家酒店会面。我一向讲究守时，每次行程确定后，都会立刻记在行事历上，并提前半小时到达，避免让对方久等。但当我抵达酒店柜台，却还是听到了晴天霹雳的消息：“今天的确有一群原住民在这里开会，但他们中午12点已经退房了耶。” 已经退房？我瞄了一眼手表，现在傍晚5点，我和Aminah约好5点半见面，她人到底在哪里？和柜台小姐道谢以后，我便走到酒店大厅拨电给Aminah。尽管早有预感会被放鸽子，但我还是尽量保持冷静，礼貌地询问她的所在。没想到，Aminah竟然若无其事地回应：“我的会议提早结束，然后天气很热，受不了，所以就回家了。” 听到这个答案，我不禁有些气愤又好笑，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爽约的烂理由。就在我琢磨着下一步对策时，Aminah却率先提议：“要不你就直接来村里见我吧！” 我原以为自己可以省去不少时间成本，在我熟悉的城市里与Aminah见面。结果还是得先勇闯一座森林，才能坐下来好好对话。原住民村最后一哩路：难以估算的距离按捺不住性子的我，隔天一早便独自驱车前往Aminah的村子，又是一个卫星导航搜寻不到的地方。这次我逼自己早点入睡，清晨启程前灌了一杯咖啡，心想有了充足的睡眠和兴奋剂，我一定能撑到最后。等我开了3小时的车程到达一个小镇，并在一家便利店前见到Aminah时，我立刻问道：“请问从这里到你的村子，大概需要多久？” 初次见到Aminah，我有点惊讶，她身型娇小，像个小女孩，和她说话时必须微微弯腰，实在看不出她已经当了祖母。当她爬上副驾驶座时，只是表情逗趣地望着我说：“这要看你的驾驶技术。” 我进过不少原住民村，自认已走过各种破烂不堪的道路，但跟着Aminah这个人肉导航器走到布满尖石块和烂泥浆的红土路时，我意识到，这次挑战大了。这么惨不忍睹的道路，顶多只能用上每小时20公里的时速来行走，宛如一只笨重的大乌龟，走没几步路就会卡在碎石堆或陷进泥浆洞里，必须狂踩油门才能爬出来，一不小心，煞车器还会失灵，使车子从斜坡滑到另一个洼地。看着前方的黄土沙尘纷飞，覆盖我的车身，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来到了撒哈拉沙漠，直到我用水扫把挡风玻璃洗过一轮后，才发现那些看起来像成群骆驼的影子，原来是一辆辆“满载而归”的伐木卡车和油棕罗里。当第10辆卡车从身边驶过时，我忍不住再次问道：“以这种龟速，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达你的村子？”没想到，Aminah随即给了我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大概两根烟的时间（dua batang rokok）吧！” 另类的记时方式与幽默的抗议手段两根烟的时间？从没吸过烟的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几分几秒。面对我的追问，Aminah当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和我分享了一个故事：“好多年前，州政府曾经要抢走我们的土地，事情还闹上法庭。当我的老母亲被传召上庭作证时，被告律师（defendant’s lawyer）也问了她同一道问题，那就是‘从镇上到村子需要多久时间？’由于我的母亲必须证明我们族人自古以来就住在这片土地上，并且熟悉这个地方，因此若她说错时间或是给错距离，那我们很有可能会败诉。不过，我的母亲是乡下人，没有念过书，你觉得她有可能会讲出‘1个小时’或是‘15公里’这种答案吗？当然不可能，所以她思考了一会儿便说出‘两根烟的时间’。” 听到这里，我好奇地问了一句：“那……那名被告律师有听懂吗？” Aminah接着说：“当然听不懂，他还一脸疑惑地请我的母亲解释，结果反而被法官呛，叫他尝试从吉隆坡开车到我们村子，算一下自己抽了多少根烟，再除以行驶时间，那他就会知道一根烟的时间是多少，两根烟的时间又有多长了！” 等Aminah兴致勃勃地讲完这个故事，我们终于抵达她的村子，这个山长水远的地方。但我依然对于“两根烟的时间”感到疑惑，看了一眼手表，再估算一下时间，忍不住吐槽：“这段路起码要一包烟的时间吧！” 只见Aminah在空气中变出一根隐形香烟，比手画脚地说道：“所谓的两根烟，不是叫你吸吸吸吸吸吸，你要吸一下，吐一下，休息一下，再吸一下，吐一下，这样。” 更多【山林珂普】：郭于珂／拒绝共食会招来蛇？郭于珂／家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郭于珂／被创造的“种族”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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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拒绝共食会招来蛇？

长大以后，总觉得农历新年非常无趣：长辈过世、传统凋零、年菜变味、亲戚生疏。但自从我发现许多原住民也会庆祝这个节日后，每一年都格外期待。这些住在山林里的朋友，通常因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与华人通婚，尽管大部分后代的华人血统早已稀释，但许多村子至今仍庆祝农历新年，只因担心华人祖先“没饭吃”、“没钱用”或“没衣穿”。这个蛇年，当亲朋戚友都在南北大道上塞车时，我却一个人跑进了柔佛上游人（Urang Huluk）部落。其中一户家庭的“华人祖先”是马共在紧急状态时期丢下的女婴，被一对原住民夫妇收留后，取名为“Kinah”。虽然无法得知此名的具体由来，但极有可能源自于福建话的“孩子”。据说，这个弃婴的原生家庭从未与她相认，甚至可能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的后代正默默地在森林里庆祝农历新年。作为一个从小没帮阿嬷准备过年菜的城市小孩，我每次在原住民村过节都非常崩溃，因为他们的农历新年不只是与家人吃团圆饭而已，还要宴请一整个村，所以我的田野工作就是剥一整天的洋葱或削一整箱生姜，甚至得用到巨型大锅来烹煮料理，并出动“划桨板”来搅拌食物。有意思的是，许多没有华人血统的村民还真的会穿上红彤彤的唐装和旗袍来拜年，品尝这户家庭精心准备的宴会，反而是我这个拿着相机走来走去的“纯正华人”，好像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Punan禁忌：原住民的生存法则事实上，马来半岛原住民社会崇尚极简主义。在我拜访过的许多家庭里，一般都没有太多的家具或餐具——他们平时睡觉躺草席、煮饭蹲地板、吃饭用手扒。神奇的是，在资源如此匮乏的环境里，却鲜少有人饿死，这是因为他们有个非常强大的社会保护机制—— Punan禁忌（又称 Punen、Pehunen、Kempunan 等）。所谓的“布南”，是“灾难”或“不幸”的意思。打个比方说，今天有3个男子进森林打猎，若男子A没有收获，另外两个男子B和C就得与他共享猎物，否则会触犯Punan禁忌。若男子A因为害羞而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但心里其实很想吃，那他也会触犯Punan禁忌。还有一种情况是，男子A自己进森林打猎时，刚好碰见一个不认识的男子D在烤野猪。即便男子A不想吃野猪，也必须稍微触碰一下，否则仍会触犯Punan禁忌。触犯Punan禁忌的后果是什么？不外乎走路会跌倒、进森林会被蛇咬或遇到老虎，甚至有可能会生怪病。为了避免自己遭遇不幸，大部分原住民都会谨记这个禁忌，也不容许出现挑食的情况，大人煮什么全部都要吃，若真的不想吃，则得做一些“小动作”或是默念“咒语”，化解掉Punan的惩罚，而每个族的作法都不太一样。例如，彭亨的士美莱族（Semelai）会触碰食物，并说“lai se koh, yek jama”，意思是“鬼，我已经吃了喔”，以提醒看不见的灵别惩罚挑食的自己。至于柔佛的上游人，则有一种更有趣的化解方式。老一辈的人说，若他们不想吃特定的食物，同样必须用手稍微触碰它，然后大声念出“tessnene, pinas pinas, ular mati, aku hidup”，意思是“蛇会死去，我会活下”，并用口水涂抹嘴巴和耳朵后面。至于霹雳的色迈族，虽然不会念什么特别的“咒语”，但也会触碰食物，然后涂在脚边，避免蛇来咬他们。除了畏惧蛇或老虎，很多原住民也非常害怕在河边遇到鳄鱼。我的色迈族朋友举例，士林河（Slim River）与乌鲁安南（Ulu Bernam）的交界处曾是鳄鱼出没的高危地带，因此住在附近的原住民只要看到有人吃东西，都会去尝一口，因为他们相信共享食物可以避免彼此遭鳄鱼袭击。还有一个上游人告诉过我，自己的祖父就是因为触犯Punan禁忌而被鳄鱼活活吞掉的！据他回忆，祖父当时不小心在出门前表达想吃番薯的“愿望”，但因为忘了吃一口就出门去了，所以在河边遇到鳄鱼，最后连尸体都找不到。共享不只是生存之道换句话说，Punan禁忌不仅关乎“共享”精神，也涉及满足“口欲”。若担心自己触犯这个禁忌，就不能屯粮、不能挑食、也千万别乱许愿。有趣的是，并非所有食物都能透过“小动作”或“咒语”来化解Punan禁忌。比如，对彭亨州的色末贝里族（Semoq Beri）而言，“炒饭”的Punan是最严重的，若家里有人煮了炒饭却没有吃的话，那你很有可能会遭遇不幸长达1个月、3个月或半年之久。与此同时，上游人用来祭拜Datok Keramat神灵的“三色糯米鸡饭”也无法靠一句“tessnene”来挡灾。我猜想，很多punan最重的食物都是“米饭”或“糯米”，很有可能与古时候物资稀缺有关。尤其原住民社会并非全部种植稻米，生活上的主食大多为木薯或番薯类，所以这种共享精神变得更加重要。由于有这个强大的社会保护机制，我每次进森林做田野，从来不会担心自己饿死，也不会挑食。省去家具和餐具后，我也会跟着他们一起盘着脚丫坐在地上，用手扒饭，享受这种跨族相聚和共食的美好时刻。记得有一次，我无意间透露想吃上游人制作的传统榴梿糕（lempok），没想到全村人立刻翻找自家冰箱，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最终，他们真的找到一包送给我。正当我准备离开时，朋友赶紧递给我一把汤匙，并叮嘱道：“你先吃一口再上路，否则会触犯punan禁忌。”对于原住民来说，共享不仅是一种生存智慧，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或许，“共食”才是最有意义的过年仪式。更多【山林珂普】：郭于珂／家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郭于珂／被创造的“种族” 【新专栏登场】郭于珂／晨间的报时鸟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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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家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冬天的台北总是阴晴不定。下雨时，总让我联想到英文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句子“chilled to the bone”，每天都挂念着那四季如夏的国度。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时，已是凌晨12点。原本预计晚上8点抵达的班机，因为引擎故障延误了4个小时才起飞，让整个候机室充满了连续不断的哀嚎声。尤其最近频频发生坠机事件，每次飞越一片海洋，都仿佛在为自己的命运下赌注。我也习惯在关机前和家人说声“我爱你”，害怕来不及传达最后的心意。当空服人员用马来语说出“Kepada warganegara, selamat pulang ke tanah air”时，那颗悬了一整天的心终于可以放下，告诉自己：“我回到家了。”走出机舱后，强烈的温差立刻席卷而来，我一边脱下厚外套，一边向出境大厅走去。一路上，隐约看到四周布满了不少宣传马来西亚旅游的海报。有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文化展演照片，也有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在热带雨林中摆拍，以及砂拉越伊班族在长屋前微笑的场景，完美体现了我国“Truly Asia”的精髓。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座代表着“马来西亚之门”欢迎外国旅客的建筑物，为何连一张特姆安族（Temuan）的照片都看不到？我之所以会特别提到这个族群，是因为吉隆坡国际机场在还未诞生以前，曾经是特姆安族的家园。 1993年，为了修建机场，政府强制迁走Kampung Orang Asli Busut和Kampung Orang Asli Ayir Hitam的原住民，并将两个村合并，重置到雪兰莪的瓜拉冷岳县（Kuala Langat），改名为Kampung Orang Asli Busut Baru。当年，他们无声抗议，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他们祖先的坟墓与尸骨，至今依然沉睡在机场的泥土之下，也因此，特姆安族常常私下开玩笑地说：“这是一个鬼地方”（tempat hantu）。对大多数马来西亚人来说，机场是通向世界的门户，也是回到祖国的第一站。但对特姆安族而言，他们的家园却被钢筋水泥永远封存，再也无法探望祖先。装置艺术与影像呈现特姆安族文化事实上，特姆安族的传统信仰与华人非常相似。每年12月底，很多村庄都会庆祝“祭祖日”（Haik Muyang），感念祖灵的庇佑与保护。在刚过去的1月10日，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与传播研究学士班的学生联合全球环境中心（GEC）、特姆安原住民之友协会（SGAT）和特姆安族艺术家Shaq Koyok，在八打灵再也的Papan Haus空间举办了“Ruang Temuan”民俗文化展览。展览通过装置艺术和影像呈现特姆安族的祭祖日、传统服饰和手工艺品。现场还能看到当地原住民小朋友用充满童趣的画作描绘他们对家园的认知与想像。此次展览主题巧妙借用“Ruang Tamu”（客厅）的概念，搭建交流平台，邀请所有马来西亚人来这里“作客”，与特姆安族朋友相遇，聆听边缘族群的故事与声音。开幕当天，每位观众在入口处都会获得一个由孟光叶（Mengkuang）编制的传统头饰（Tanjak）。戴上后，仿佛被带入神圣的场域。在昏暗的小房间中，特姆安族家门口的小神坛Sangga，通过投影机的光在眼前的幕布上“活”了过来。上面隐约能看到一些祭祖供品，比如白蜡烛、饮料、饼干和糯米糕。按下装置旁的按钮，这个虚拟小神坛后方还会喷出浓浓白烟，模拟仪式中燃烧甘文烟（Kemenyan）的环节，让不曾参与过特姆安族祭祖日的人，也能沉浸其中。原住民自我赋权很重要说来也奇妙，我认识的第一个原住民朋友正是 Shaq Koyok。这次新纪元学生策展的田野地包括 Kampung Orang Asli Pulau Kempas 和 Kampung Orang Asli Broga，其中前者正是 Shaq 的村子。而上文提到的重置村，则位于 Shaq 村子的隔壁。尽管我与Shaq相识已有6年，但我很少触碰特姆安族的议题。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够有趣，而是因为Shaq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活跃且热血的社运领袖，轮不到我替他们发声。记得我们上次见面是在一场线上的半岛原住民论坛，大部分讲者都是西方人类学家，也是该领域的“元老级人物”。但这场长达4小时的分享会最后却有些不欢而散。原因在于，这些“研究报告”只是堆砌冷冰冰的数字和晦涩的理论，既看不见有血有肉的存在，也听不到内部的声音，令唯一的原住民代表Shaq深感不满，直接批评这些研究“非常不接地气”，对原住民社区没有带来任何实质帮助。展览当天与Shaq重逢，我们又聊起这件事，而我忍不住大赞他的勇气，并坦言，有些事情只有原住民可以做。就像去年，纽西兰要通过一个会削弱毛利人权益的法案时，毛利议员哈娜即兴在国会跳“哈卡”（Haka）战舞，震撼全世界一样。听完我的话，Shaq轻轻许了一个愿望：“我希望半岛原住民有一天也能获得这样的力量。” 更多【山林珂普】：郭于珂／被创造的“种族” 【新专栏登场】郭于珂／晨间的报时鸟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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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被创造的“种族”

我初次发现“种族”是被创造的，是2019年。那年6月，吉兰丹话望生的原住民村爆发16人集体死亡事件，震惊全国。一开始，他们的尸体遍布森林，葬在不同的树上，然而经过卫生部官员介入调查和解剖后，他们却变成了穆斯林，必须土葬。这些皮肤黝黑、身型矮小的原住民叫“巴迪族”（Bateq），与马来西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峇迪布（Batik）自然一点关系也没有。在他们的族语里，“Bateq”是“人 ”的意思，有时候，他们也会自称“Bateq Hep”，意即“森林的人”（Orang Hutan）。当我询问他们是否为穆斯林时，巴迪族村长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耐人寻味地说道：“以前，所有的人都是Bateq，华人的妈妈是Bateq，马来人的爸爸也是Bateq，但是神把我们分成了不同的‘种族’。像是马来人，他们以前也和我们一样的，喜欢吃猪肉，但是后来他们不吃了。他们忘记了，是他们想要和我们不一样，现在却希望我们变得和他们一样。” “族名”具有流动性，会随时代变迁改变纵观马来半岛19族原住民，他们的族名与全球各地的原住民一样，都是被“他者”建构的，尤其是西方殖民者。这些所谓的“族名”通常是不同语言的“人”，并与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关，有些甚至会随着时代不断演变。打个比方说，雪兰莪州的玛美里族（Mah Meri）原为一支海上游牧民族。有文献指出，他们曾经居住在彭亨和柔佛边境的兴楼（Endau）海域，甚至南至柔佛、新加坡和苏门答腊。还有人声称，他们的足迹曾出现在柔佛峇株巴辖和麻坡南部的沿河地区。而这群人的“族名”至少有3个版本。根据英国学者Skeat和Blagden在《Pagan Rac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的记载，这支海上游牧民族最初被外界称为“Besisi”。在马来文中，“Sisi”是“边缘”的意思，有可能与他们的游牧性有关。1980年代左右，又有学者发现他们倾向于自称“Ma’Betisek”，意即“长鳞片的人”。传说中，有位族人在清洗鱼只时，不慎让一片鱼鳞掉进自己眼里，结果望向远方时，以为海盗船来袭，于是马上拉响警报。由于其他人都看不见那艘船，证实为一场乌龙，所以他便被朋友取笑为“长鳞片的人”，后来再延伸为这群人的族名。那如今使用的族名“Mah Meri”又是怎样来的？背后的原因是这支海上游牧民族在15至16世纪期间，还真的遭到了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海盗袭击，因此便一路逃亡至雪州的凯利岛（Pulau Carey），隐藏在红树林里，变成了“森林的人”。虽然这片红树林后来变成了英国人的橡胶种植园，又在近代成为了森那美公司（Sime Darby）的油棕种植园，但他们的族名却被确立了下来，从此没再更改过。我们都是“人”？按照相同的命名逻辑，台湾的阿美族（Amis）和北美洲的因努伊特族（Inuit）都是“人”、纽西兰的毛利人（Maori）是“正常人”。而在婆罗洲，达雅人（Dayak）是“山区内陆人”、乌鲁人（Orang Ulu）则是“上游人”。诸如此类的例子多不胜数，无法一一列举。但若你以为西方殖民者和原住民的初次相遇，都能顺利进行“你是什么种族？”“我是人”的对答环节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这些文化背景相差甚远的人经常陷入鸡同鸭讲的窘境，也因此创造了很多荒谬和成谜的“族名”。例如，彭亨州的嘉户族（Jah Hut）最初被英国殖民者“登记”的族名是Jah Hĕt，意思是“Orang Bukan”。当我询问嘉户族朋友为何“不是人”时，只见众人捧腹大笑，并告诉了我一段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根据我们的族语，‘hĕt’是‘不’，‘kom’是‘可以’，或许英国人在问我们祖先问题时，他们都爱回复‘hĕt’这个词，也就是‘不懂’或‘不要’的意思，所以最后我们就莫名其妙成了‘非人物种’。” 接着，他又自嘲地说：“若祖先当初回应‘kom’的话，或许今天我们就是‘Jah Kom’（可以的人）了……‘森林的人’应该叫‘Jah Brik’才对。只不过，我们只有在开玩笑的时候，才会使用这个称呼，平常被问到族名，还是会回答‘Jah Hut’。” 从Hĕt变成Hut，与后来的英国官员无法识别或误听[ĕ]这个音有关，显示“族名”是一个充满流动性的意识形态，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了这些“种族”以后，才能方便治理。不存在“种族边界”的生物学指标 “种族”作为一个概念，究竟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抑或是一种人为建构的产物，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焦点。想要厘清种族的定义还得分析其与生物学、文化、社会和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般上，原初论（Primordialism）认为，“种族”是基于血缘、地域、语言等客观因素自然形成的群体，具有永恒特质；建构论（Constructivism）则主张，“种族”并非自然存在的范畴，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由权力关系和社会互动所塑造的概念，因此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先不论哪种立场更准确，但至少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的多样性远远超过种族之间的差异性，并不存在能够明确划分“种族边界”的生物学指标。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一个人拥有多元和流动的身分认同早已不是什么神奇之事。神奇的是，尽管我们都是那个被称之为“智人”（Homo sapiens）的物种，但时至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在“种族”的煽动下摇旗呐喊，继续做一颗政治人物最忠实的棋子。更多【山林珂普】：【新专栏登场】郭于珂／晨间的报时鸟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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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专栏登场】郭于珂／晨间的报时鸟

去年圣诞节晚上，我和台大人类学研究所的同学与导师在酒吧里庆祝这一学期又圆满落幕，接近半夜，这里的顾客已陆续离开，但混有邹族和拉阿鲁哇族血统的同学却兴致勃勃地拿出了吉他，排湾族同学则随性地给了一个key，等节奏十足的伴乐声响起时，台北这座寒冷的城市，瞬间被阿美族的情歌给深深温暖。我一直觉得第一次来台湾念大学，只认识了这座宝岛的“表面文化”，第二次来念研究所时，才让我看见了那些藏在山林、河水、泥土与植物间的“生命细节”。听到的故事过去一年，我去了台湾离岛兰屿，与穿着丁字裤的达悟族在地下屋会面，听他们诉说飞鱼季禁忌，包括夫妻不能行房，1至2月出生的小孩会被当成“偷生的”；我还去了宜兰的泰雅族部落，他们告诉我，若gaga（祖先流传下来的话）没有找回来，那传统文化便会消失。离开前，他们给了我一个名为qaluh（鸭腱藤）的幸运种子，声称族人若捡到它，便会携带在身，保佑打猎大丰收。由于这种植物只能在浅山生存，而浅山又偏偏是开发活动最多的地方，所以如今已越来越少见了。最近，我又登上了嘉义的阿里山，在邹族部落看了满天星空，品尝了人生第一口山羌，还听了一对艺术家母女诉说祖父如何被布农族黑巫术“杀死”又被邹族巫师“救活”的故事。有趣的是，虽然邹族和大部分台湾原住民都已信奉基督教，但他们依然相信任何仪式日期都不能公开，因为担心植物会“偷听”，害怕恶灵来“打扰”。被遗忘的半岛原住民若你觉得这些故事听起来很魔幻写实、甚至像在写虚构小说，那很有可能，你和我一样都是底下无根的城市人。事实上，马来西亚也有一群仍实践着万物有灵论的人，他们的族名或许没有出现在历史课本、国家系统或族群表格里，但他们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森林如何思考、动物如何说话、植物如何哭泣。这些人在半岛被称为Orang Asli、在沙巴被称为Anak Negeri、在砂拉越则被称为Dayak和Orang Ulu，三邦原住民统称Orang Asal，所有族群加起来应该将近100族。若以马来半岛为例，官方承认的有18族，学术界承认的则有19族，即Kensiu、Kintaq、Lanoh、Jahai、Mendriq、Bateq、Temiar、Jah Hut、Che Wong、Semai、Mah Meri、Semaq Beri、Temuan、Semelai、Jakun、Orang Kanaq、Orang Kuala、Orang Seletar和Temoq。被政府落下的那一族正是“Temoq”，这群住在彭亨的原住民不知为何被宣判“绝种”，也没被归类进英国殖民者划定的三大半岛原住民群组里——矮黑人（Negrito/Semang）、赛诺伊人（Senoi）和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像幽灵一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先不论你有没有听过这些族名或亲眼见过他们，但一般西马人可能都不知道半岛有原住民，而东马的朋友，则会以为原住民是婆罗洲的专利。马来西亚建国超过60年，政府到底是如何隐藏这群人的？原因很简单——人数很少。根据原住民关怀中心（COAC）协调员Colin Nicholas的最新汇报，半岛原住民在2024年的官方总人口为240,000，但若以7万户家庭乘以平均5.5个成员的话，非官方数字则为385,000人，仅占了全国人口0.7%至1.13%左右。由于大马政府长期沿袭了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遗产，以至于人民对国家族群的结构认知，一直停留在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三大种族”框架里，也懒得去思考所谓的“其他族群”（Dan Lain-lain）到底是谁。至于那些住在偏乡地区的西马人，虽然有可能会意识到，附近的森林住了一群Orang Asli，却容易按照“现代人”的标准，将这些不符合资本主义理想的人，丢入“懒惰”和“落后”的那一方。印象深刻的是，有次在半岛原住民论坛上认识了彭亨州的嘉户族（Jah Hut）、砂拉越的比达友族（Bidayuh）和本南族（Penan）的社运分子。虽然这三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在村里经常能听见不同的鸟叫声，而每种声音都代表了不同的时辰、好预兆或是灾难前的警报声。接着，其中一人透露：“2019年年尾的某一天，我们的森林突然安静得可怕，没有虫鸣，也没有鸟叫，过不久，新冠疫情就暴发了。我们相信，这些动物是神灵的使者，它们住在土地里面，而我们这些踩在土地上的人类啊，只是过客。” 过去几年，我国频频发生大水灾，以前受难的都是这些住在山林里的人，但如今，城市人也渐渐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反扑。我一直很喜欢挪威歌手Aurora的〈The Seed〉，里头的副歌不断地怒吼着： “When the last tree has fallen And the rivers are poisoned You cannot eat money, oh no” 接下来，还有多少山林会消失，还有多少古老的智慧将灭亡，我不知道。但唯一能确定的是，若再不种下“文字的种子”，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没有人记得晨间的鸟是如何报时的。于是，【山林珂普】就这样诞生了。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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