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新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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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乡野传奇】老妈老爸说的pontianak故事/张永新（八打灵再也）

Pontianak或puntianak在印尼文和马来文中是女鬼的意思。她在印尼和马来半岛甚至马来群岛社会传说中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恐怖、令人毛骨耸然的女鬼。Pontianak在中文的翻译中并没有特定的名称，只是通称为女鬼或马来女鬼。传说，那是一个女人在怀孕期间或分娩时不幸去世，后来变成了女鬼。也有人传说，是一个年轻女人遇到了一个负心汉，结果怀了孕，负心汉为了逃避责任而把女人杀死了，女人冤魂不散，才成了女鬼找负心汉报仇。在马来群岛的民间传说中还有许多关于pontianak的哀怨故事。很久以前的马来恐怖电影常常以pontianak为主题。例如一个卖沙爹的小贩挑着两个箱子在昏暗的街边或路边摆卖，夜已深人已倦准备收档回家时，忽然来了一位满头长发的美女要买一支沙爹。小贩好心送了一支沙爹给她，她转身离开，忽回头，给了小贩一个恐怖的微笑。小贩被吓得屁滚尿流，挑着担子飞奔回家。还有三轮车夫，其他小贩或夜归人遇见pontianak的故事。老爸老妈讲的pontianak则是另一回事。老爸年轻时只身从中国广东省潮州揭西到印尼谋生，他到过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山口洋，那里有很多河婆人。他也到过勿里洞，那里有很多南来的华人从事锡矿工作。老爸后来暂时定居在靠近廖内（Riau）群岛的林加（Lingga）群岛的新及（Singkep）岛上。老爸在新及岛上当卖鱼小贩。后来他把老妈和大姐从中国接过来。老妈接着生下了二姐、大哥、二哥和三姐，我差一点也在印尼出生。二战后老妈老爸一家人移居到马来半岛柔佛州士乃，1948年我在士乃出生。老妈老爸常常说起在新及岛海边的松沙坝上，到了晚间会有许多鬼火在飘荡。当然我们今天知道那是磷火在作怪。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许多贫穷落后的地方没有电流供应，没有电灯，到了晚上到处一片黑暗，难怪常常有鬼魅的出现，这也是因为周边环境更易引起人们的诸多幻觉。神秘的 pontianak 老爸老妈讲的pontianak是一种动物，那是动物的名称。我一直到现在还没考证那到底是什么动物。他们说的pontianak会干扰或袭击即将分娩或刚刚分娩的妇女和婴孩。我最近问了一位印尼外劳，他也听说过pontianak这种动物。他说，通常在有pontianak女鬼的地方，这种动物就会出现。过去一段时期我常到印尼，但就是忘了询问那边的朋友，下回我去印尼一定要找到答案。老妈老爸说，大概是老妈刚刚生下二哥的时候，那pontianak就出现在我们屋子周边。老爸拿着柴火（做饭用的烧着的木材）和我们家养的那只黑狗一起驱赶pontianak，结果黑狗咬死了pontianak。说也奇怪，第二天那只黑狗也死了。老妈庆幸地说，还好不是老爸打死了那只pontianak，否则老爸也会死去。传说谁杀死了pontianak，那个人也会死去。黑狗的死验证了那个传说。那只黑狗顶替了老爸。从黑狗咬死pontianak来推论，pontianak那种动物的体型应该不会比农家养的菜狗大。也许是某种猴类或是水獭吧。老妈老爸没告诉我们那种动物的样子。

1月前

星云

星云

足球与美少女 / 张永新（八打灵再也）

1961年我进入居銮中华中学就读初中一。当时銮中的新校址刚刚建立，一切从头开始，只有基本的校舍和设施，花草树木还未成长。校舍建立在一个小山岗上，四周都是红色的泥土，我们称之为红岗上的銮中。銮中当时有一个很大的草场，草场内有很大的足球场。草长起来了，却夹杂着很多含羞草，不利于运动和踢足球。我记得当时的校长王瑞壁先生发动了全校师生，轮流到草场上去拔含羞草。大家用手巾护着手，用钳子去拔，相当“壮观”。初中时我没参与什么运动项目，只是喜欢踢足球，常常在足球场上奔跑，足球还算踢得不差。初中毕业，高中一月，后离校，去做了劳动者，便再也没什么机会踢足球了。 1968年我“机缘巧合”的进入麻坡政治扣留营，成了政治扣留者。麻坡政治扣留营可爱的地方是它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足球场，足够10个人奔跑追逐，踢一场愉快的足球。我们常常在下午，接近傍晚时分踢球。有时在滂沱大雨中踢球，在积水的草地上奔跑，打滚。雨水、汗水、泥泞和赤裸的身体搅拌在一起，球赛正酣，真够刺激。不论你是大学生、大律师、专业人士、政党领袖、干部，一律平等，都在泥水里跑跳，打滚，我们的友情更加深厚。我们有时意外的把球踢到高墙外，就向看守员报告：“球踢到墙外去了。”看守员说：“好的，好的。我去把它拾回来。”不久看守员回来说：“球被外面的小孩捡走了，没关系，我去拿一粒新球给你们。” 营方办事处二楼有一扇窗面向营内，窗下还隔着一道小围墙和一扇大铁门。平时营方的人会从窗内观察营内的动态，观察扣留者的活动，同时也看看值班的看守员有否偷懒。当我们在营内搞抗争，示威游行，高喊口号的时候，营方的人就在这扇窗口内拍摄和向上级报告。我们当时大多二十几岁，有些是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天真，顽皮的天性还在。我们在想如何把足球踢进那扇窗口，而又看起来是个意外。我们心里偷偷的笑，如果真的把球踢进窗内，一定是乒乒乓乓，鸡飞狗走的，肯定很有趣，营方也肯定会有相当大的反应。我们几个球友也真的在非正式踢球时，找一个适当位置，比赛看谁能把球踢进窗内。但踢了好多次都失准，真的没人能踢进窗内，又考虑到也许会造成窗内人员的受伤，我们几个善良的人，最后终于放弃了这个念头。自那以后，我就更多的注意那扇窗口了。我喜欢站在一棵槟榔树下望向窗口。有一天，当我认真的望向那扇窗时，看到一位美少女站在窗前。她正望向窗外，就是这么巧的四目交投。美少女微微一笑，含羞答答的赶快退回窗内。从此以后，每天早午晚我都要望向窗口，虽然不是每天，但总是能看到美少女含羞答答的站在窗前，给我一个可爱的微笑。这个意外的收获，在扣留营的生活中，给了我像踢足球一样的愉快。我从未忘记那动人的微笑那个美少女是扣留营的女文员，我记得大概只有两位女文员吧，一位年纪较长，也比较少遇见，他们在办事处内做文书工作。美少女平时穿着马来装，披头巾。扣留营属于监狱部，有时她们也穿上监狱部的制服，戴着帽子。不管她穿着什么，都能突显她均匀而相当性感的身材。一副漂亮的面孔，皮肤白皙，但样貌当然是马来少女，还有一双明亮和水汪汪迷人的大眼睛。她的气质让人感觉到的是友善、亲切、真诚、活泼又带点强悍。面对这样的美少女，哪个年轻小伙子能不心动？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从麻坡县一个小甘榜来的。中五毕业后，家贫，只好出来工作。听说她去政治扣留营工作，一些亲戚朋友，还有她的上司都给她劝告：“扣留营内的扣留者都是坏人、共产党、恐怖分子。千万不要跟他们近距离接触，交谈，也不要看他们，因为他们会通过眼神，影响你的思想。” 但是，她还是偷偷的看了营内的扣留者。有时扣留者因为家属探监，去医院看病，看牙医，配眼镜或其他事务，而到办事处或经过办事处，还是会有近距离的接触。年复一年，时间久了，慢慢的认识到，感觉到这些扣留者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坏，不像一般的罪犯，一点都不可怕，反而是越觉得可爱。他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大都是知识分子、中学生、学院生、大学生，或是社团、政党领袖，个个都很有教养，文质彬彬，遵守纪律。对这位美少女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些年轻的扣留者大都英俊潇洒，怎不教她心动呢。 “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就这样，少女常常在窗前偷偷的看我们这群帅哥，同事问她：“你在看什么呀？”少女支吾的说：“我看那棵槟榔树几时开花。”有时候，少女站在窗前太久而遭到上司的训斥。每次她站在窗前，我便站在那棵槟榔树旁望向她。四目交投的时候，她总是给我一个动人、可爱和羞涩的微笑，然后急速的走进办事处。我也设法找机会经过办事处，尝试和她近距离接触。我看医生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其实我比其他同伴都健康。有一天，我又去看医生，由一位对我们很好的年长看守员陪伴去医院。我们刚刚走出大门没几步，美少女就从外面走来，也许正要上班吧。真的是近距离，我终于有机会和她对话了：“嗨，你好。”她非常亲切的回答：“你好。”她那天没戴头巾，或者还没戴上吧，满头秀发。近距离看她的面孔，身材，哎哟，实在是一位美人儿。我壮着胆子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亲切地答：“Aziyun.” 自那一次近距离接触后，我们还有好几次的接触。窗内窗外的互望，也变成了通过眼神的情感传递。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政治扣留者从麻坡扣留营集体搬迁为止。 Aziyun这个名字，几十年了，我从未忘记。那棵槟榔树，那个窗口，还有那羞涩动人的微笑，常常在我的脑际浮现。

3年前

星云

本报特约

张永新.印尼1965年反共大屠杀是排华吗？

苏哈多独裁者33年的军事统治，除了杀人无数外，也实行了反共排华政策，在所有社会领域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消灭华文华教和华人文化，歧视华人和同化华人。苏哈多独裁者及其独裁政权的罪行，可说是罄竹难书。

3年前

本报特约

星云

我的大学/张永新（八打灵再也）

不知不觉在扣留室度过了28天，我忘了那28天是怎么过的。记得的是几乎每天有政治部人员来问话，谈政治。我不是重要人物，也没涉及大案件，也许只是涉及一些地下学生活动和地上公开政党活动。我没有被用刑、拷问，因为有一些比我更早被逮捕的同学已经交代清楚了。没有书报可读，也听不到电台广播，白天除了和政治部周旋，便是和室友聊聊天，要不然就是坐着发呆。晚上忙着和蚊子、臭虫作战。在扣留室的第28个早晨，华裔政治部主任用广东话嬉笑着对我说：“恭喜你啦，你可以去上大学了，你就去好好的读书吧！” 我心里嘀咕：“妈的，说什么风凉话。”冷静一想，这意味着我将被扣留两年。我忽然心里一沉，不应该是恐慌，也不是害怕，因为在这28天里的最后一个星期，心里有了预感和准备。当时心里会一沉，应该是担忧、不舍和不愿意。想到还到处奔波劳碌的老妈；病后不能再工作也不能出外的老爸；椰林下住着老爸一人的那间残旧的老屋子；在医院养病的弟弟；出外工作的姐姐和哥哥。从今以后我必须离开他们，说是两年，也许还会更久，当时的内安法令是两年发出一次扣留令，也许是两年又两年的无期徒刑。想到这一切，我感到无奈和悲怆。 “可以去上大学了！”我不相信政治部主任的鬼话，我在心里骂道：“扣留营就是扣留营，应该是监狱。去坐监牢，什么上大学？” 当然，如果真能进大学，那有多好。我对大学是很向往的。想像大学宽阔的校园，丰富藏书的图书馆，做学问，做研究，男女同学在一起学习，运动，傍晚时分在夕阳下散步，多快活。能进大学多好。但是，在当年，乡村小子要上大学谈何容易。更何况，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读了《水浒传》，立志要做草莽英雄。初中虽然读了不少中国文学作品，如鲁迅、巴金、老舍、茅盾以及艾青诗选等，同时也读了一些底层人民反压迫的斗争故事以及外国翻译小说，如高尔基、杰克·伦敦、伏契克等的作品，深信劳动者是伟大的。结果书读不成，初中毕业，高中一月，就去做了劳动者。进扣留营也不是坏事那个时候我无固定的工作，又无一技之长，在很多方面比普通年轻人还不如。又找不到劳动者大军，正在人生道路上贫困潦倒，彷徨徘徊。能进扣留营也不是坏事。如果我没有被扣留的话，也许就成了一个孤单和普通的劳动者，然后结婚，有了一群孩子，陪伴着贫穷，劳碌终身。 “今天下午送你去麻坡扣留营，请你准备一下。”那位年轻的警长客气的对我说。准备什么，我除了几件衣物外，什么都没有。他应该是教我做好心理准备吧。是的，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过着未知的生活，也许要很久很久才能回家，的确需要做一些心理准备的。从居銮到麻坡不算太远，慢慢的走，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我坐在警方的黑箱车内，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景物，浑浑噩噩，似睡非睡的到了麻坡扣留营。原来它的全名是Tempat Tahanan Perlindungan Muar，中文是麻坡保护扣留营，意义是要保护这里的扣留者不受外界的影响，扣留者可以在这里安心的自我反省和重新做人。也的确很有意思。在扣留营的办事处办妥手续后，领了房号和扣留营穿的衣服鞋袜，跟随着看守，经过一扇大铁门中的小铁门，才真的进入了扣留营。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我经过铁门，一眼望去，有一大群人集中在我前面，他们面带笑容，和蔼可亲的连声对我说：“欢迎，欢迎。”这一大群人原来分成两个阵营，他们原本准备互相竞争、游说，希望我加入其中一个阵营。但是我的同学、同乡立刻把我拉去了他们那一边。我很简单，也没有认识什么人。不像一些人，两边都有认识的人，结果经过三天三夜的游说、拉扯，才决定参与哪一阵营。当晚，老同学、老同乡询问了我的状况，营外的一些讯息。他们也告诉我营内的状况和问题、应该注意的事项、两个阵营的差异等等。谈到深夜才就寝。第二天一早，六点多，天还没亮。我听到一阵喧哗，原来是另一阵营的朋友们在集体朗读《毛语录》。他们整齐的排列在篮球场上，我忘了有多少人，最少有几十人吧。他们一人领读，其他人随着朗读，声震营内。接着是做集体晨操，很有纪律又朝气蓬勃。两个阵营的扣留者合共近百人，都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30岁出头的就不多了。我游览了整个扣留营，这是一座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监狱，后改为扣留营，专门拘留政治扣留者。扣留营四四方方，四处高墙围绕。营内中间偏左有两座双层大楼，楼上楼下都是扣留者的小房间。两座大楼的后方是一座篮球场。从前面办事处直通正后方有一条宽四五呎的洋灰路。路的右边有一个足球场，那个足球场真是太可爱了。足球场的右边是用铁丝网和锌片隔起来的一个小区，里面关的是特殊人物。办事处的右边，也是小区的前面就是我们在那里煮饭、吃饭的食堂。食堂前面有一间小屋子，那是图书馆，里面有的都是前人留下来的旧书。办事处前面左边是分开的毫无隐私的冲凉房和厕所，我们在那里集体冲凉，集体上厕所。在左边大楼前面有一间健身室和文娱及平日看电视的空间。当时除了麻坡扣留营，就是霹雳州华都牙也的特别扣留营，太平甘文丁扣留营是1973年以后的事情了。我在麻坡扣留营的时候，记得小房是24小时没关的，大楼的门在晚上很迟才关。清晨哨子一响，做早操，然后各自做晨运。哨子再响，到食堂用早餐。早餐过后各自活动，有清洁工作的；有种花种菜的；有各自躲在房里苦读的；有上课的：语文班、历史、中医药。那些不喜欢读书的则去做手工艺品。有人独自在胡思乱想，也有人约三两知己，在各自房间高谈阔论。中午哨子一响，午饭时间，大家都到食堂去聚餐。下午一点到两点，肃静，午休时间。午休过后可热闹了，各种乐器齐鸣，那是玩乐器的朋友在练习吹奏弹打拉各种乐器，更有人在练歌喉，整个大厅可说是“金鼓齐鸣”，很是热闹有趣，几十年后仍不能忘怀。可以浪漫也可以散漫下午三四点过后是运动时间，打篮球、乒乓、羽球、足球，还有跑步、练武术、气功等。也有人去种花、种菜、做手工艺品、捕麻雀、捕鸟、捕老鼠等。少有一些不动的人躲在房里苦读。傍晚，哨子一响，晚餐。晚餐过后，三三两两在足球场、篮球场上散步。我喜欢走在那条洋灰路上，两旁路灯的照耀下很有大学校园的感觉，很可惜没有漂亮的女同学相伴。天黑后，又是一个活跃的夜晚，有文娱练习、看电视、夜课、小组讨论、开会或者在房里各自进修。每月一次营方还安排其职员进来放映电影，当然，都是一些残片、旧片啦。那时候的扣留营生活是很有纪律的，你可以生活得很充实和浪漫，但你也可以很散漫。在1967或1968年之前，扣留者之间称为“难友”，即受难或落难的朋友。那时候的扣留者比较温驯，尽量遵守营规，希望早日获释，也有少数人苦读而不问世事，参加外面的学校或专业考试，以期获释后能继续深造或成为专业人士。后来，随着有更多年轻和激进者进营，他们认为“难友”有消极之嫌，应该改为“战友”，监狱、扣留营都是战场，必须继续战斗，我们都是战友。我不会也不能美化扣留营的待遇和生活。长期失去自由和尊严就是对扣留者的残酷压迫，营内的生活也并不平静，营方时不时会动用或修改营规来迫害扣留者，扣留者也没有获得作为扣留者的基本待遇。当扣留者群起抗争时，便会面对暴力镇压。如何对待扣留生活，那是很重要的。你可以终日诉苦，感到不公，不平，内心充满怨恨，痛苦；你也可以乐观积极对待，认为这一切都是对你的考验，你在卧薪尝胆。你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运动，学习和抗争，你为将来的工作和战斗作准备。那你就会觉得时间很快过去和不够用，你会觉得生活是那么的充实愉快。在营内，我遇见许多不同背景的人：律师、专业人士、政党领袖、大学生，也有很普通的人、低下层的无产者、伊斯兰教的圣战军、私会党成员等。有些是长期生活在一起，有些是短暂相遇，相处。总之，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是我的讲师、教授，喜欢或不喜欢，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知识与技能。我又想起了居銮政治部主任对我说的那句话：“恭喜你啦，你可以去上大学了。”因为我把扣留营当作是大学，所以他说的那句话不是风凉话。他当时嬉笑着，是真的高兴吗？他怎么会知道我会把扣留营当大学呢？我在麻坡扣留营住了五年多，在太平甘文丁扣留营住了两个月，在华都牙也扣留营住了两年多，共8年，我的大学毕业了。

3年前

星云

本报特约

张永新.愚昧的喧嚣，智者的沉默

一个好的政府，一个有作为的政府应该对任何事情有本身立场与观点，任何政策与决定都必须向全民负责。

3年前

本报特约

本报特约

张永新.马来人和马来进步政党的商榷

一个马来人的政党会更加有效，这是值得商榷的。那么，在井底的非马来人又怎么办呢？

3年前

本报特约

星云

何日与君共饮一杯酒/张永新（八打灵再也）

又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在雅加达Inna Wisata酒店，我第一次见到你，怎么会和你相见，怎么会认识你，为什么会认识你，你我都忘了。只记得你告诉我，当时你是在长住荷兰以后回乡探亲。 20年前，你离开了那个罪恶之岛，与一位非常值得你爱的荷兰女人结婚。你远走他乡为的是不想再承受屈辱，压迫与苦难，但你的心，你的情没有离开过家乡一分一秒。那个傍晚我们没有太多的谈话，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们对群岛，群岛的历史，文化和人民有一个共同的情感。你没在Inna Wisata逗留太久，离去时相约明晚在Jalan Cikini的Hotel Cikini再见。 Cikini街是在雅加达市中心Menteng区里，这是一条文化街，从过去到现在，许多文化人、艺术家、大学生、知识分子都喜欢到这条街上来。这里有咖啡馆、咖啡座、小餐馆、音乐厅、摆卖艺术品的小店、书店等。来的人常常在这条街上的哪一间馆子或一个空间举办他们的沙龙，谈历史，谈音乐，谈文艺，谈政治，因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争辩等等不一而足。我住的酒店对面就是著名的Ismail Marzuki文化公园，里面有剧院、电影院、舞蹈厅、艺术馆、图书馆、书店，还有各式各样的美食，那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日夜都有许多年轻人在进行他们的活动。我后来每次去雅加达都喜欢住在Cikini街上的酒店，然后去文化公园逛，每次都去那间老人经营的老书店买书。你告诉我，在上世纪50、60年代，你很年轻，和一班意气风发的同辈，在那个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年代，整天忙碌于此，这条街简直就是你们的家。那时候比现在热闹多多。许多年轻的文艺爱好者不分昼夜在这里谈谈文艺创作，谈文学与革命；艺术工作者谈艺术与人民，艺术与社会，而且拿出真材实料的作品来比试。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托洛斯基分子、达尔文主义者，有神论和无神论者、同性恋者等等，在这里交流他们的哲学、理论分析与争辩。他们都在迎接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界。这条街啊，见证了一段热闹和意义非凡的历史，承载了一两代人的苦难与欢乐，理想与愿望。那一夜，我们共用一个酒杯那天傍晚你在酒店浴室哼着我也熟悉的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是一首优美动人的歌曲：“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美好，心情多爽朗……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时候，你是亚非文艺工作者协会的代表，来到莫斯科，受到前苏联文艺工作者们热烈欢迎与尊敬。那个时候，你和友伴们唱着歌，走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心情多舒畅。 1965年9月的那场暴风雨，涤荡了Cikini街，涤荡了雅加达也涤荡了整个印尼，让群岛震动与悲泣。暴风雨卷走了百万生灵，也把你和你的伙伴们卷到了遥远的布鲁岛。从此你的青春就那样的埋葬在铁蒺藜围绕的荒山野林里。20年后，当你步入老年时，我却有缘和你相见在雅加达。在疫情暴发前一年，我们在日惹那条繁忙的Malioboro街的一间小酒馆，谈书，谈出版，谈写回忆录，谈历史，谈那场风暴，谈梭罗河水因革命者和无辜者的尸体堵塞而不流。我因此不能再听那首旋律优美而感人的〈美丽的梭罗河〉，因为它会让我的心在绞痛与哭泣。你用一边的耳朵听我说话，另一边耳朵早已无声无息，因为有一夜，在布鲁岛，有一个作恶多端的军人看守，把一只小蟋蟀钻进了你的耳孔，你那只耳朵从此失聪。我喝酒，你没说你不喝酒，你只是不要酒杯。那一夜，我们共用一个酒杯，喝完了一瓶香醇的美酒。我祝福你健康长寿。什么时候，等瘟疫散去，再聚首，与你共饮一杯酒。

3年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