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新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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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足球与美少女 / 张永新（八打灵再也）

1961年我进入居銮中华中学就读初中一。当时銮中的新校址刚刚建立，一切从头开始，只有基本的校舍和设施，花草树木还未成长。校舍建立在一个小山岗上，四周都是红色的泥土，我们称之为红岗上的銮中。銮中当时有一个很大的草场，草场内有很大的足球场。草长起来了，却夹杂着很多含羞草，不利于运动和踢足球。我记得当时的校长王瑞壁先生发动了全校师生，轮流到草场上去拔含羞草。大家用手巾护着手，用钳子去拔，相当“壮观”。初中时我没参与什么运动项目，只是喜欢踢足球，常常在足球场上奔跑，足球还算踢得不差。初中毕业，高中一月，后离校，去做了劳动者，便再也没什么机会踢足球了。 1968年我“机缘巧合”的进入麻坡政治扣留营，成了政治扣留者。麻坡政治扣留营可爱的地方是它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足球场，足够10个人奔跑追逐，踢一场愉快的足球。我们常常在下午，接近傍晚时分踢球。有时在滂沱大雨中踢球，在积水的草地上奔跑，打滚。雨水、汗水、泥泞和赤裸的身体搅拌在一起，球赛正酣，真够刺激。不论你是大学生、大律师、专业人士、政党领袖、干部，一律平等，都在泥水里跑跳，打滚，我们的友情更加深厚。我们有时意外的把球踢到高墙外，就向看守员报告：“球踢到墙外去了。”看守员说：“好的，好的。我去把它拾回来。”不久看守员回来说：“球被外面的小孩捡走了，没关系，我去拿一粒新球给你们。” 营方办事处二楼有一扇窗面向营内，窗下还隔着一道小围墙和一扇大铁门。平时营方的人会从窗内观察营内的动态，观察扣留者的活动，同时也看看值班的看守员有否偷懒。当我们在营内搞抗争，示威游行，高喊口号的时候，营方的人就在这扇窗口内拍摄和向上级报告。我们当时大多二十几岁，有些是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天真，顽皮的天性还在。我们在想如何把足球踢进那扇窗口，而又看起来是个意外。我们心里偷偷的笑，如果真的把球踢进窗内，一定是乒乒乓乓，鸡飞狗走的，肯定很有趣，营方也肯定会有相当大的反应。我们几个球友也真的在非正式踢球时，找一个适当位置，比赛看谁能把球踢进窗内。但踢了好多次都失准，真的没人能踢进窗内，又考虑到也许会造成窗内人员的受伤，我们几个善良的人，最后终于放弃了这个念头。自那以后，我就更多的注意那扇窗口了。我喜欢站在一棵槟榔树下望向窗口。有一天，当我认真的望向那扇窗时，看到一位美少女站在窗前。她正望向窗外，就是这么巧的四目交投。美少女微微一笑，含羞答答的赶快退回窗内。从此以后，每天早午晚我都要望向窗口，虽然不是每天，但总是能看到美少女含羞答答的站在窗前，给我一个可爱的微笑。这个意外的收获，在扣留营的生活中，给了我像踢足球一样的愉快。我从未忘记那动人的微笑那个美少女是扣留营的女文员，我记得大概只有两位女文员吧，一位年纪较长，也比较少遇见，他们在办事处内做文书工作。美少女平时穿着马来装，披头巾。扣留营属于监狱部，有时她们也穿上监狱部的制服，戴着帽子。不管她穿着什么，都能突显她均匀而相当性感的身材。一副漂亮的面孔，皮肤白皙，但样貌当然是马来少女，还有一双明亮和水汪汪迷人的大眼睛。她的气质让人感觉到的是友善、亲切、真诚、活泼又带点强悍。面对这样的美少女，哪个年轻小伙子能不心动？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从麻坡县一个小甘榜来的。中五毕业后，家贫，只好出来工作。听说她去政治扣留营工作，一些亲戚朋友，还有她的上司都给她劝告：“扣留营内的扣留者都是坏人、共产党、恐怖分子。千万不要跟他们近距离接触，交谈，也不要看他们，因为他们会通过眼神，影响你的思想。” 但是，她还是偷偷的看了营内的扣留者。有时扣留者因为家属探监，去医院看病，看牙医，配眼镜或其他事务，而到办事处或经过办事处，还是会有近距离的接触。年复一年，时间久了，慢慢的认识到，感觉到这些扣留者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坏，不像一般的罪犯，一点都不可怕，反而是越觉得可爱。他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大都是知识分子、中学生、学院生、大学生，或是社团、政党领袖，个个都很有教养，文质彬彬，遵守纪律。对这位美少女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些年轻的扣留者大都英俊潇洒，怎不教她心动呢。 “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就这样，少女常常在窗前偷偷的看我们这群帅哥，同事问她：“你在看什么呀？”少女支吾的说：“我看那棵槟榔树几时开花。”有时候，少女站在窗前太久而遭到上司的训斥。每次她站在窗前，我便站在那棵槟榔树旁望向她。四目交投的时候，她总是给我一个动人、可爱和羞涩的微笑，然后急速的走进办事处。我也设法找机会经过办事处，尝试和她近距离接触。我看医生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其实我比其他同伴都健康。有一天，我又去看医生，由一位对我们很好的年长看守员陪伴去医院。我们刚刚走出大门没几步，美少女就从外面走来，也许正要上班吧。真的是近距离，我终于有机会和她对话了：“嗨，你好。”她非常亲切的回答：“你好。”她那天没戴头巾，或者还没戴上吧，满头秀发。近距离看她的面孔，身材，哎哟，实在是一位美人儿。我壮着胆子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亲切地答：“Aziyun.” 自那一次近距离接触后，我们还有好几次的接触。窗内窗外的互望，也变成了通过眼神的情感传递。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政治扣留者从麻坡扣留营集体搬迁为止。 Aziyun这个名字，几十年了，我从未忘记。那棵槟榔树，那个窗口，还有那羞涩动人的微笑，常常在我的脑际浮现。

3年前

星云

本报特约

张永新.印尼1965年反共大屠杀是排华吗？

苏哈多独裁者33年的军事统治，除了杀人无数外，也实行了反共排华政策，在所有社会领域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消灭华文华教和华人文化，歧视华人和同化华人。苏哈多独裁者及其独裁政权的罪行，可说是罄竹难书。

3年前

本报特约

星云

我的大学/张永新（八打灵再也）

不知不觉在扣留室度过了28天，我忘了那28天是怎么过的。记得的是几乎每天有政治部人员来问话，谈政治。我不是重要人物，也没涉及大案件，也许只是涉及一些地下学生活动和地上公开政党活动。我没有被用刑、拷问，因为有一些比我更早被逮捕的同学已经交代清楚了。没有书报可读，也听不到电台广播，白天除了和政治部周旋，便是和室友聊聊天，要不然就是坐着发呆。晚上忙着和蚊子、臭虫作战。在扣留室的第28个早晨，华裔政治部主任用广东话嬉笑着对我说：“恭喜你啦，你可以去上大学了，你就去好好的读书吧！” 我心里嘀咕：“妈的，说什么风凉话。”冷静一想，这意味着我将被扣留两年。我忽然心里一沉，不应该是恐慌，也不是害怕，因为在这28天里的最后一个星期，心里有了预感和准备。当时心里会一沉，应该是担忧、不舍和不愿意。想到还到处奔波劳碌的老妈；病后不能再工作也不能出外的老爸；椰林下住着老爸一人的那间残旧的老屋子；在医院养病的弟弟；出外工作的姐姐和哥哥。从今以后我必须离开他们，说是两年，也许还会更久，当时的内安法令是两年发出一次扣留令，也许是两年又两年的无期徒刑。想到这一切，我感到无奈和悲怆。 “可以去上大学了！”我不相信政治部主任的鬼话，我在心里骂道：“扣留营就是扣留营，应该是监狱。去坐监牢，什么上大学？” 当然，如果真能进大学，那有多好。我对大学是很向往的。想像大学宽阔的校园，丰富藏书的图书馆，做学问，做研究，男女同学在一起学习，运动，傍晚时分在夕阳下散步，多快活。能进大学多好。但是，在当年，乡村小子要上大学谈何容易。更何况，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读了《水浒传》，立志要做草莽英雄。初中虽然读了不少中国文学作品，如鲁迅、巴金、老舍、茅盾以及艾青诗选等，同时也读了一些底层人民反压迫的斗争故事以及外国翻译小说，如高尔基、杰克·伦敦、伏契克等的作品，深信劳动者是伟大的。结果书读不成，初中毕业，高中一月，就去做了劳动者。进扣留营也不是坏事那个时候我无固定的工作，又无一技之长，在很多方面比普通年轻人还不如。又找不到劳动者大军，正在人生道路上贫困潦倒，彷徨徘徊。能进扣留营也不是坏事。如果我没有被扣留的话，也许就成了一个孤单和普通的劳动者，然后结婚，有了一群孩子，陪伴着贫穷，劳碌终身。 “今天下午送你去麻坡扣留营，请你准备一下。”那位年轻的警长客气的对我说。准备什么，我除了几件衣物外，什么都没有。他应该是教我做好心理准备吧。是的，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过着未知的生活，也许要很久很久才能回家，的确需要做一些心理准备的。从居銮到麻坡不算太远，慢慢的走，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我坐在警方的黑箱车内，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景物，浑浑噩噩，似睡非睡的到了麻坡扣留营。原来它的全名是Tempat Tahanan Perlindungan Muar，中文是麻坡保护扣留营，意义是要保护这里的扣留者不受外界的影响，扣留者可以在这里安心的自我反省和重新做人。也的确很有意思。在扣留营的办事处办妥手续后，领了房号和扣留营穿的衣服鞋袜，跟随着看守，经过一扇大铁门中的小铁门，才真的进入了扣留营。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我经过铁门，一眼望去，有一大群人集中在我前面，他们面带笑容，和蔼可亲的连声对我说：“欢迎，欢迎。”这一大群人原来分成两个阵营，他们原本准备互相竞争、游说，希望我加入其中一个阵营。但是我的同学、同乡立刻把我拉去了他们那一边。我很简单，也没有认识什么人。不像一些人，两边都有认识的人，结果经过三天三夜的游说、拉扯，才决定参与哪一阵营。当晚，老同学、老同乡询问了我的状况，营外的一些讯息。他们也告诉我营内的状况和问题、应该注意的事项、两个阵营的差异等等。谈到深夜才就寝。第二天一早，六点多，天还没亮。我听到一阵喧哗，原来是另一阵营的朋友们在集体朗读《毛语录》。他们整齐的排列在篮球场上，我忘了有多少人，最少有几十人吧。他们一人领读，其他人随着朗读，声震营内。接着是做集体晨操，很有纪律又朝气蓬勃。两个阵营的扣留者合共近百人，都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30岁出头的就不多了。我游览了整个扣留营，这是一座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监狱，后改为扣留营，专门拘留政治扣留者。扣留营四四方方，四处高墙围绕。营内中间偏左有两座双层大楼，楼上楼下都是扣留者的小房间。两座大楼的后方是一座篮球场。从前面办事处直通正后方有一条宽四五呎的洋灰路。路的右边有一个足球场，那个足球场真是太可爱了。足球场的右边是用铁丝网和锌片隔起来的一个小区，里面关的是特殊人物。办事处的右边，也是小区的前面就是我们在那里煮饭、吃饭的食堂。食堂前面有一间小屋子，那是图书馆，里面有的都是前人留下来的旧书。办事处前面左边是分开的毫无隐私的冲凉房和厕所，我们在那里集体冲凉，集体上厕所。在左边大楼前面有一间健身室和文娱及平日看电视的空间。当时除了麻坡扣留营，就是霹雳州华都牙也的特别扣留营，太平甘文丁扣留营是1973年以后的事情了。我在麻坡扣留营的时候，记得小房是24小时没关的，大楼的门在晚上很迟才关。清晨哨子一响，做早操，然后各自做晨运。哨子再响，到食堂用早餐。早餐过后各自活动，有清洁工作的；有种花种菜的；有各自躲在房里苦读的；有上课的：语文班、历史、中医药。那些不喜欢读书的则去做手工艺品。有人独自在胡思乱想，也有人约三两知己，在各自房间高谈阔论。中午哨子一响，午饭时间，大家都到食堂去聚餐。下午一点到两点，肃静，午休时间。午休过后可热闹了，各种乐器齐鸣，那是玩乐器的朋友在练习吹奏弹打拉各种乐器，更有人在练歌喉，整个大厅可说是“金鼓齐鸣”，很是热闹有趣，几十年后仍不能忘怀。可以浪漫也可以散漫下午三四点过后是运动时间，打篮球、乒乓、羽球、足球，还有跑步、练武术、气功等。也有人去种花、种菜、做手工艺品、捕麻雀、捕鸟、捕老鼠等。少有一些不动的人躲在房里苦读。傍晚，哨子一响，晚餐。晚餐过后，三三两两在足球场、篮球场上散步。我喜欢走在那条洋灰路上，两旁路灯的照耀下很有大学校园的感觉，很可惜没有漂亮的女同学相伴。天黑后，又是一个活跃的夜晚，有文娱练习、看电视、夜课、小组讨论、开会或者在房里各自进修。每月一次营方还安排其职员进来放映电影，当然，都是一些残片、旧片啦。那时候的扣留营生活是很有纪律的，你可以生活得很充实和浪漫，但你也可以很散漫。在1967或1968年之前，扣留者之间称为“难友”，即受难或落难的朋友。那时候的扣留者比较温驯，尽量遵守营规，希望早日获释，也有少数人苦读而不问世事，参加外面的学校或专业考试，以期获释后能继续深造或成为专业人士。后来，随着有更多年轻和激进者进营，他们认为“难友”有消极之嫌，应该改为“战友”，监狱、扣留营都是战场，必须继续战斗，我们都是战友。我不会也不能美化扣留营的待遇和生活。长期失去自由和尊严就是对扣留者的残酷压迫，营内的生活也并不平静，营方时不时会动用或修改营规来迫害扣留者，扣留者也没有获得作为扣留者的基本待遇。当扣留者群起抗争时，便会面对暴力镇压。如何对待扣留生活，那是很重要的。你可以终日诉苦，感到不公，不平，内心充满怨恨，痛苦；你也可以乐观积极对待，认为这一切都是对你的考验，你在卧薪尝胆。你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运动，学习和抗争，你为将来的工作和战斗作准备。那你就会觉得时间很快过去和不够用，你会觉得生活是那么的充实愉快。在营内，我遇见许多不同背景的人：律师、专业人士、政党领袖、大学生，也有很普通的人、低下层的无产者、伊斯兰教的圣战军、私会党成员等。有些是长期生活在一起，有些是短暂相遇，相处。总之，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是我的讲师、教授，喜欢或不喜欢，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知识与技能。我又想起了居銮政治部主任对我说的那句话：“恭喜你啦，你可以去上大学了。”因为我把扣留营当作是大学，所以他说的那句话不是风凉话。他当时嬉笑着，是真的高兴吗？他怎么会知道我会把扣留营当大学呢？我在麻坡扣留营住了五年多，在太平甘文丁扣留营住了两个月，在华都牙也扣留营住了两年多，共8年，我的大学毕业了。

3年前

星云

本报特约

张永新.愚昧的喧嚣，智者的沉默

一个好的政府，一个有作为的政府应该对任何事情有本身立场与观点，任何政策与决定都必须向全民负责。

3年前

本报特约

本报特约

张永新.马来人和马来进步政党的商榷

一个马来人的政党会更加有效，这是值得商榷的。那么，在井底的非马来人又怎么办呢？

3年前

本报特约

星云

何日与君共饮一杯酒/张永新（八打灵再也）

又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在雅加达Inna Wisata酒店，我第一次见到你，怎么会和你相见，怎么会认识你，为什么会认识你，你我都忘了。只记得你告诉我，当时你是在长住荷兰以后回乡探亲。 20年前，你离开了那个罪恶之岛，与一位非常值得你爱的荷兰女人结婚。你远走他乡为的是不想再承受屈辱，压迫与苦难，但你的心，你的情没有离开过家乡一分一秒。那个傍晚我们没有太多的谈话，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们对群岛，群岛的历史，文化和人民有一个共同的情感。你没在Inna Wisata逗留太久，离去时相约明晚在Jalan Cikini的Hotel Cikini再见。 Cikini街是在雅加达市中心Menteng区里，这是一条文化街，从过去到现在，许多文化人、艺术家、大学生、知识分子都喜欢到这条街上来。这里有咖啡馆、咖啡座、小餐馆、音乐厅、摆卖艺术品的小店、书店等。来的人常常在这条街上的哪一间馆子或一个空间举办他们的沙龙，谈历史，谈音乐，谈文艺，谈政治，因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争辩等等不一而足。我住的酒店对面就是著名的Ismail Marzuki文化公园，里面有剧院、电影院、舞蹈厅、艺术馆、图书馆、书店，还有各式各样的美食，那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日夜都有许多年轻人在进行他们的活动。我后来每次去雅加达都喜欢住在Cikini街上的酒店，然后去文化公园逛，每次都去那间老人经营的老书店买书。你告诉我，在上世纪50、60年代，你很年轻，和一班意气风发的同辈，在那个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年代，整天忙碌于此，这条街简直就是你们的家。那时候比现在热闹多多。许多年轻的文艺爱好者不分昼夜在这里谈谈文艺创作，谈文学与革命；艺术工作者谈艺术与人民，艺术与社会，而且拿出真材实料的作品来比试。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托洛斯基分子、达尔文主义者，有神论和无神论者、同性恋者等等，在这里交流他们的哲学、理论分析与争辩。他们都在迎接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界。这条街啊，见证了一段热闹和意义非凡的历史，承载了一两代人的苦难与欢乐，理想与愿望。那一夜，我们共用一个酒杯那天傍晚你在酒店浴室哼着我也熟悉的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是一首优美动人的歌曲：“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美好，心情多爽朗……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时候，你是亚非文艺工作者协会的代表，来到莫斯科，受到前苏联文艺工作者们热烈欢迎与尊敬。那个时候，你和友伴们唱着歌，走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心情多舒畅。 1965年9月的那场暴风雨，涤荡了Cikini街，涤荡了雅加达也涤荡了整个印尼，让群岛震动与悲泣。暴风雨卷走了百万生灵，也把你和你的伙伴们卷到了遥远的布鲁岛。从此你的青春就那样的埋葬在铁蒺藜围绕的荒山野林里。20年后，当你步入老年时，我却有缘和你相见在雅加达。在疫情暴发前一年，我们在日惹那条繁忙的Malioboro街的一间小酒馆，谈书，谈出版，谈写回忆录，谈历史，谈那场风暴，谈梭罗河水因革命者和无辜者的尸体堵塞而不流。我因此不能再听那首旋律优美而感人的〈美丽的梭罗河〉，因为它会让我的心在绞痛与哭泣。你用一边的耳朵听我说话，另一边耳朵早已无声无息，因为有一夜，在布鲁岛，有一个作恶多端的军人看守，把一只小蟋蟀钻进了你的耳孔，你那只耳朵从此失聪。我喝酒，你没说你不喝酒，你只是不要酒杯。那一夜，我们共用一个酒杯，喝完了一瓶香醇的美酒。我祝福你健康长寿。什么时候，等瘟疫散去，再聚首，与你共饮一杯酒。

3年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