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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剥削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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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9日讯)新加坡一名六旬送餐员结识一名妇女后,自称也是宗教教师,骗得妇女付费把就读中学的“问题”女儿交给他教导,结果他利用教课之便多次性剥削她,和她发生亲密肢体接触,母亲发现他的“性邀约”信息后毅然报警,他落网后今早在当地高庭认罪。 《8视界新闻网》报道,庭上也揭露被告案底累累,控方要求提呈预防性监禁报告,并促请法官,如果报告显示他适合接受预防性监禁,就判他接受至少20年的预防性监禁。 辩方则求情说,被告尽早认罪,请求法官判他坐牢15年8个月。 法官最后表示等报告出炉后再宣判。 送餐员自称宗教教师 上述案件于2022年发生,现年62岁的被告甘沙里当时60岁,受害少女当时仅15岁,为保护她的身份,媒体不可报道她的姓名。 法庭文件显示,被告共面对15项性剥削控状,控方以其中4项加以提控,余项则交由法官下判时纳入考量。 案情显示,少女的母亲在2021年结识当送餐员的被告。 交谈中,被告对少女的母亲说他也是位宗教教师,会在家里教课。 2022年1月份,少女离家出走,她的母亲报警之余也请被告帮忙寻找女儿的下落。 警方数天后将女儿带回家,母亲这时也向被告申诉女儿常离家出走,被告于是建议妇女让女儿跟他学习宗教。 少女母亲之后每月支付500元(新币;约1001令吉)给被告,把少女和另外3名年幼的孩子送到被告家里学习。不久后,被告开始对少女产生性趣。 带少女进房间进行“性辅导” 2022年1月份到2月份,少女和3名弟妹上课时,被告故意开电视让她的弟妹观看,自己则把少女叫进房间里“辅导”,给她看色情视频之余,还抚摸其私处。 被告对少女的侵犯行为越发大胆,之后数次同样利用她的弟妹在观看电视时,他就把少女带进房间进行“性辅导”。 2月份还有一次是他吩咐少女放学后直接找他,之后他带她回家和她一番性接触后再放她回家。 骗得少女手机邀她上门 2022年3月,少女再次离家出走,也没出席被告的宗教课程。一直到4月13日,少女的母亲通知被告说女儿回家了,被告谎称担心少女,向母亲要到了她的手机号码。 之后,被告直接发信息给少女,确认母亲没有检查她手机的习惯后,大胆对她说想她了,还邀她上门相见。 隔天,少女放学后身穿校服依约前往,被告直接把她带回家和她亲密接触。 2022年4月17日,少女的母亲检查少女的手机时,赫然发现她和被告之间的“性对话”,母亲质问少女后,她供出遭被告性侵一事。 母亲于是带她报警,被告两天后落网,之后一直被还押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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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被认为是全球人口贩运的来源国、中转站和目的地,连儿童也无法幸免,被人贩子当作是“商品”来售卖和牟利。 报道:傅思敏、李佳憓 摄影:谭湘璇、黄玲玲 马来西亚被认为是全球人口贩运的来源国、中转站和目的地,连儿童也无法幸免,被人贩子当作是“商品”来售卖和牟利。 根据内政部反贩卖人口理事会(MAPO)的资讯,人口贩运除了性贩运、强迫劳动、器官贩卖,也包括贩卖婴儿。 在马来西亚2001年儿童法令,18岁以下被定义为儿童。因此,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经手的儿童个案都是17岁以下的受害者。 马来西亚儿童之声福利协会(SUKA)项目协调员希西尔透露,该协会在庇护所曾经手的个案,其中一宗是只有1个月大的婴儿。 “我们也曾处理过5个月大婴儿的个案,还有怀孕的母亲来到庇护所后分娩,还有一些5岁、7岁儿童的个案。” 她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说,这些个案一般上是性剥削案件和劳工贩运案件的受害者;还有一部分受害者则是先当作劳工贩运,之后又被性贩运。 “大部分被剥削的孩子都是被性剥削或强迫劳动。” 男婴出世数天就被贩卖 妇女力量组织(Tenaganita)曾处理一个男婴出世数天就被贩卖的案件。 妇女力量组织执行长葛若琳说,在该案件中,一名男代理人在2018年开始从事贩卖婴儿的勾当,在全马各地以1万5000令吉至3万8000令吉售卖超过300名婴儿。 “代理人通过认识养父母和生母的中间人,在婴儿出世才7至8天,安排卖给养父母。 “买家(即养父母)是一对已婚夫妇,结婚12至13年还没有孩子。婴儿亲生母亲则是没有经济能力照顾孩子。” 葛若琳表示,这对养父母支付了4万7000令吉给代理人,因为他们被告知需要支付一大笔费用,才能在相关机构办理领养程序。 亲生父母及养父母都被蒙骗 葛若琳补充,在代理人和中间人的欺骗下,亲生父母和养父母都不知道婴儿是被买卖。 她说,这起案件发生5个月后才被警方揭发,当时警方正在寻找曾经接触过代理人的中间人,顺藤摸瓜联系上养父母后,才揭发真相。 她表示,此案被揭发时,婴儿已经5个月大,被送往妇女力量组织位于槟城的庇护所照顾。婴儿在庇护所中待了约16天,由妇女力量组织协助养父母到社会福利局办理正式的领养程序。 她指出,两名犯罪者都已经被控上庭。 比成人更高几率遭暴力剥削 数据很惊人,但只是冰山一角,而且被贩运的孩子所遭遇的剥削和暴力,比成年人有更高几率。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行走自由基金会和国际移民组织(IOM)于2022年联合发布的《现代奴役全球估计:强迫劳动和强迫婚姻》报告,有330万名儿童被强迫劳动,占所有强迫劳动受害者的12%。该报告补充,由于在收集数据时所面对的挑战,这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还不能完全反映事实。 性剥削方面,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发布的《2022年全球人口贩运报告》(GLOTIP)显示,性剥削的受害者有三分之二是女性,27%是女童,另有约10%是男性和男童。 根据该办公室对相关案件摘要进行的分析,无论人口贩运受害者遭遇何种形式的剥削,对比成人与儿童,女童和男童遭受身体或极端暴力的可能性,是成人男性和女性的1.7倍;而女童遭受暴力的可能性是成人女性的1.5倍。 希西尔指出,根据她经手过的案子,被强迫劳动的儿童一般会被安排在工厂或杂货店工作,或成为家庭帮佣。 “被带到这里的小孩被告知,他们会在超市和很体面的环境工作,但实际上他们被关起来并被带到商店如杂货店工作,或者成为家庭帮佣。” SUKA 13年助逾千名受害者 马来西亚儿童之声福利协会SUKA与政府机构密切合作超过13年,已经帮助超过1000名人口贩运受害者。 为了遏止人口贩运问题,政府尤其是内政部反贩卖人口理事会(MAPO)与多个非政府组织一直保持合作,为受害者提供救援、庇护和治疗,也提高人们对于人口贩运的醒觉。 在庇护所为受害者提供精神支持的希西尔表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有着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为人口贩运问题的前线人员提供培训和支持。 “不只是非政府组织本身,政府机构也会派我们参加与人口贩运相关的活动,让直接处理案件的前线人员有这方面的知识。” “那么多人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从救援到遣返,因此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都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 梁淑慎:开发聊天机器人收集资料 Project Liber8组织创始人兼执行董事梁淑慎表示,她在4年前与MAPO合作开发了一个聊天机器人,以便人们可以通过该聊天机器人来获取更多有关人口贩运的资料。 “我们还制定了国家人口贩运指标指南、国家人口贩运行动计划等政策,以确保马来西亚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我们也有与教育部合作,展开名为‘倡导高中’的计划。” “如今通过中四的体育与健康教育(PJK)课本,高中生能够学习和了解到什么是人口贩运。” 相关文章: 人口贩运(五)| 营救 辅导 培训 融入社会 SUKA助受害者展开新生 人口贩运(六)| “过程绘画”能疗心 艺术治疗助走出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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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人民被打工骗局诱骗到外国,一宗接一宗猪仔回不了家的悲剧引起社会讶异,然而谁又想到,每年有数以百计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口,被当成“猪仔”贩卖到马来西亚,在大马被逼当劳工、结婚、甚至当性奴或性工作者。 报道:李佳憓、傅思敏、陈洁桦 摄影:黄玲玲、谭湘璇 大马人民被打工骗局诱骗到外国,一宗接一宗猪仔回不了家的悲剧引起社会讶异,然而谁又想到,每年有数以百计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口,被当成“猪仔”贩卖到马来西亚,在大马被逼当劳工、结婚、甚至当性奴或性工作者。 东南亚贩卖人口“重灾区” 东南亚被喻为贩卖人口的“重灾区”,而大马更被认为是全球人口贩运的来源国、中转站和目的地国家。贩卖人口并非新鲜事,却普遍不受本地社会关注。 内政部反贩卖人口理事会(MAPO)从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的数据显示,政府发放临时保护令(IPO)给373名获救者,其中250人为妇女及儿童,惟最终仅鉴定96人是被贩卖的受害者。但该数字比2020年的487名获救者和确认119名被贩运的受害者来得少。 人口贩子典型的做法包括欺骗和剥削那些试图移民到邻国寻找经济机会的人,更可怕的是拐骗及绑架。在我国,强迫劳动、性剥削和强迫婚姻,是东南亚最常见的人口贩运形式。 社会经济动荡是主因 妇女力量组织(Tenaganita)执行长葛若琳接受访问时说,社会经济动荡是导致人口贩运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她说,近年来很多越南和缅甸籍人民因国家社会经济不好,为了让家庭有更好的生活,而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她表示,很多受害者被中介诱骗来马,以为是从事高薪工作,事后才发现货不对板。 “另一个原因是父母担心孩子的安全,迫不得已将他们送出去或嫁出去,例如缅甸和罗兴亚群体(因为战争动乱),中介会利用这些弱点,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处于绝望境地。” 雪隆是“最大人口贩运中心” 根据最新出炉的《2023年全球奴隶指数》(Global Slavery Index)调查,世界被奴役的5000万人当中,估计马来西亚占20万2000人,达到每1000人有将近6.3人被现代化奴役的比例,当中不少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随着东南亚旅游业蓬勃发展,东盟落实自由政策、免签入境、廉价航班等便利都让人贩子有机可乘,从不同的边境入口将“外籍猪仔”输入国内。 以旅游 学生 临时签证入境 葛若琳受访时直言,雪隆是我国人口贩运最大的枢纽。在该组织处理的案件中,逾90%几乎是在没有合法工作准证的情况下,以旅游签证、学生证或临时签证(calling-visa)入境大马。 槟城作为另一个旅游业发达区,人口贩运问题同样严重。 “它是一个有很多边界的岛屿,人口贩子除了搭飞机还可以坐船、坐车、骑摩托车、自行车、坐火车,从四面八方进来。”她补充,位于马泰边界的玻璃市、吉打、吉兰丹,也因边境人员出现严重贪腐成为人口贩子的落脚地。 “在沙巴和砂拉越与加里曼丹岛的边界,也能看到来自菲律宾和印尼不同岛屿的人口贩运案涌入。” 根据2022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人口贩运报告,大马人口贩运受害者大多来自孟加拉、印度、柬埔寨、越南、尼泊尔、缅甸、寮国、斯里兰卡、泰国、印尼、菲律宾、乌干达及尼日利亚等。 相反,一些本地人则被贩卖到美国、墨西哥、日本、英国、加拿大、欧洲和澳洲等地区,包括孩童和妇女,他们甚至遭到性剥削。国际终止童妓组织(ECPAT)早在2016年发布《马来西亚的儿童性贩运问题》报告时揭露,一些本地原住民或偏乡的孩子也遭国内被贩卖从事童妓。 妇女小孩沦为“商品” 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超过72%是妇女和女童,三分之一是儿童;被发现的女性受害者中,77%是以性剥削为目的而被贩运。 数据指我国的妇女与儿童的人口贩运情况一样猖獗,除了涉及强迫劳动(家庭佣工),也包括将她们贩运至娱乐场,以性剥削为目的,当作“商品”在国内大城市和旅游景点谋利。 Tenaganita多年来处理的现代奴役(Modern slavery)案件中,妇女占44%及儿童占28%,其余为男性;高达92%涉及外国人,本地人占8%。 葛若琳说:“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或幸存者有共同的困境,在社会经济中处于弱势。” 该组织案件负责人阿莉亚补充,尽管教育水平低落增加受害者的脆弱性,但据观察,仍有很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掉入骗局及人口贩运陷阱。 假护照虚报年龄招骗未成年 我国规定,雇用外籍工人的年龄限制为18至45岁,外籍女性从事家庭帮佣须至少21岁。尽管法律清楚阐明,依然无阻一些图谋不轨的人贩子以假护照和虚报年龄,直接把未成年少女招骗进来。 “中介会在护照上谎报年龄,以便她们申请准证来马从事家庭工、清洁工、餐厅服务员等,但他们可能只是14、15岁的小孩。” 该组织管理的案件中,不乏来自柬埔寨、越南、印尼、菲律宾和寮国的未成年劳工和性剥削受害者。 只要我国对外籍劳动力保持高需求,供应就会存在,无良中介也会一再想办法来满足各项征聘条件,再从高额的代理费中牟利。 葛若琳:“妇女力量组织曾有过一宗案例,一个女孩来马工作受到雇主的精神虐待,获救时护照写着23岁,但我们与她对谈和进行案件管理,并从柬埔寨合作伙伴取得详细资料时,发现她年仅16岁。 “不幸的是,有关案件是根据她是成年人为事实来处理,她被逮捕了,即便后来当局对她进行牙齿骨骼检测,证明她就是未成年小孩,但此案已下判,她也已经服刑。” 18岁以下列未成年保护范围更广 对于如何鉴定现代奴役制受害者的真实年龄,妇女力量组织一直都与政府进行辩论。惟葛若琳强调,相比联合国将成年人定于16岁,18岁的年龄标准更能够在我国起到更大的保护作用。 “把马来西亚的成年人年龄标准定在18岁的保护范围更广,但这是否被严格遵守是另个问题。” 她继指,根据媒体揭露和人权报告,仍然有童工在油棕园、种植园工作,他们的年龄介于18岁甚至是14岁以下,尤其在沙巴和砂拉越最严重。该组织位于槟城和雪兰莪的庇护所也处理过8至16岁被强迫结婚的童婚案,这些小女孩被人口贩子骗来嫁给马来西亚的男性。 相关文章: 人口贩运(中) | 性贩运深渊 逃不走不敢逃 给她们希望 重生机会 人口贩运(下)| 黄色架步挂羊头卖狗肉 马地下色情行业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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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贩运到大马的外国人,被逼做些什么?又经历了哪些事?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逃走? 报道:傅思敏、李佳憓 摄影:黄玲玲、谭湘璇、受访者提供 被贩运到大马的外国人,被逼做些什么?又经历了哪些事?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逃走? 活生生的个案,让活在舒适圈的人们无法想像她们的圈子是多么黑暗,很多被贩运的人口,并不知道他们是现代化奴役制下的受害者,她们甚至有机会逃走,却选择回到被奴役的环境。 也有受尽折磨的受害者,被救出来时以为自己已是一条死鱼,但援助机构的一勺水,给了他们活过来和重生的机会。 阿静还在人贩子手里…… 2022年4月,19岁越南籍女子阿静(化名)的母亲,透过一名中介声称替她找到一份在马来西亚餐厅的工作,不仅免手续费,中介还付了母亲2万令吉。于是阿静在中介的安排下,持旅游签证坐上了飞往大马的航班。 抵达吉隆坡被逼卖淫 当她抵达吉隆坡后才发现根本不是来工作的,中介把她交给人贩子逼她为娼。人贩子还警告:“我花了1万令吉把你带到这里,生活费和住宿费,我还给你一台苹果手机,如果你要拒绝(提供性服务)就还钱!” 阿静身上毫无分文,人生地不熟,只得接受人贩子的指示,日复一日上班接客,但所赚取的钱直接落入别人的口袋。 1个月后,妇女力量组织(Tenaganita)收到一匿名人士的情报,声称在吉隆坡谷中城遇到一女子在哭泣。该组织马上派人到现场,惟投报人已不见踪影,留下意识不清的阿静,她服用了疑似毒品的药物。 尽管护照写着19岁,但阿静的样子非常稚嫩,貌似未成年。妇女人权组织案件管理人阿莉亚(Alya)与阿静交谈时发现,投报男子其实是她的客户,是通过皮条客来买春的。 人贩子手机定位追踪 “她的手腕和腿上都有自杀留下的痕迹,呼吸急促和焦虑。” 阿莉亚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说,他们尽力说服阿静接受援助,阿莉亚提供所有信息包括何谓人口贩运、解析她可能陷入的风险、提供求救热线号码等,以及强调她们那里随时可为她提供一个安全空间。 “我们很想帮助她,还找来翻译员与她沟通,但我们不在同一个频率上,她或许还未真正意识到自己真的可以得到帮助。” 他们尝试用各种方法游说阿静接受庇护,包括可以让她得到越南合作伙伴的帮助,但阿静还未被说服,人贩子追踪到她的所在位置。 不信能受庇护选择离开 “人贩子给她的手机有定位系统,一直跟她保持联系,我们不知道她是否继续受威胁,即便我们再三保证可以保护她,但她不信任我们。更何况并非她亲自求助,而是因为第三者(客户)投报,她才被带到这里。” 阿静在安全屋只过了一夜就选择离开,回到了人贩子那里。 “我们不能违背任何人的意愿而强留住他们。”阿莉亚很无奈。 人贩子凶残杀害逃跑女孩 也许人们会想,为何不直接报警或捣破人贩子老巢救出阿静? “人贩集团非常凶残,我们必须考虑到自身性命安全。” 涉及打击人口贩运多年的妇女力量组织执行长葛若琳(Glorene Das)直言,她曾经受到人身攻击和性命受威胁,也见识过人贩集团凶恶面目。 她忆述在2013年时,一个人贩集团在蕉赖非洲移民社区的公寓禁锢了36名非洲女孩,其中一名坦桑尼亚女孩逃了出来,透过友人联系上妇女力量组织揭发此事。 这是一项大型的营救行动,必须寻求警方协助。但不幸的是,逃跑女孩还未被安置,就被人贩子抓回去,并残忍杀害。 “对方发来女孩的尸体照片,警告我们如果去营救,其他35名女孩一样没命。”逼使营救行动暂停,交由警方全权接手,非政府组织也难以跟进情况。 所以针对阿静的个案,葛若琳坦言,所有行动必须考量组织人员的安全,若阿静真的不想留下,则难以强迫。他们依然在等待阿静的来电,惟至今毫无音讯。 大部分报案人是买春客 葛若琳透露,该组织处理的众多贩卖人口案件中,揭发者或报案者大部分是预约买淫的客户。 “我不能告诉你确切数字,只能说,是个大数目。 “有客户打电话给我们,或直接把女孩送到我们办公室,当然并非每个客户都心地善良,或察觉到当事人是被逼迫的。” 她补充,这些投报人(客户)不会显露身分,而是会捏造故事,例如说是在路边偶遇受害者,“但受害者会说两人是在酒店见面,说法会有出入,细问之下就能知道投报人就是客户。” 被卖到东南亚 维拉染爱滋 30多岁的维拉(化名)来自乌干达,是4个孩子的单亲母亲。她遇到一名德国男子,对方告诉她亚洲有高薪的体面工作,还承诺有钱后会带着孩子一起生活。 没收护照成泄欲工具 男子开出的条件吸引维拉接受这份差事。2017年,两人飞往泰国曼谷,但一落地,男子就强迫她卖淫,还将她当作泄欲工具,没收了她的护照,让她无法自由行动。 一年后,她又被男子卖来大马接客,她多次想逃跑,但没有护照根本走不了。 她逐渐不再抱着希望。直到2022年11月的某一天,她打扫房间时发现人肉贩子把她的护照留在桌上,她马上把护照丢进垃圾袋,假装出门扔垃圾,然后趁机逃走。在一名好心人帮助下,她来到雪州梳邦一个以南非移民居多的社区。 逃了出来后,维拉却发现自己得了传染病和爱滋病毒。 透过社区朋友的帮助,这宗案件由美国地下铁路救援组织(OUR)接手,后转交到妇女力量组织的庇护所跟进。 阿莉亚形容,维拉刚到庇护所时身体非常虚弱,他们不得不带她来回医院奔波。 案件管理对谈突崩溃大哭 翻查护照记录,维拉曾多次出入马泰。在案件管理对谈中,她会突然间大哭,总会想起自己被贩卖、被性剥削的可怕经历。 “她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很难记得清事发地点和时间,但我们不能逼她一直回想,因为这会让她更加痛苦。”阿莉亚说。 维拉在庇护所长达3个月,由于身体太虚弱,无法参与消耗精神体力的活动。管理员为她提供单人房,让她休息时不被打扰;若状态许可,她会加入其他人一起看电影。 “我一直鼓励她要放松要乐观,告诉她现在是安全的,要相信自己可以重建生活,不过这需要很长时间。”作为陪伴者,阿莉亚认为受害者要做到全然释怀是非常困难的,但至少要让她心存活下去的一丝希望。 在OUR、妇女力量组织和乌干达驻马最高专员署合作下,维拉终于在今年2月安全回国,目前得到OUR合作伙伴的非政府组织庇护,正在接受一些技能培训以重返社会(reintegration)。 “维拉的身体逐渐康复,前几周也给我发来了一些照片说她正在缝纫和编织,学习一些新技能。” 筋疲力尽 无力跑法律程序 维拉的案子没进入我国法律程序。同许多受害者一样,经历被贩卖、被剥削到被营救,身心灵受创的他们已筋疲力尽,没力气再通过法律途径伸张正义。 “受害者得知感染疾病后会很绝望,因为不晓得还能活多久。”阿莉亚指精神受创的维拉无法提供详细资料,也不记得人贩子的全名,若执意通过法律程序,结果也不会太顺利。 “维拉可能不会被鉴定为人口贩运受害者,反而可能被拘留,这对身子虚弱的人不是好地方,我们认为当下最好方案是先让她休养。” 大部分幸存者不想报警 葛若琳坦言,雪兰莪庇护所大部分受害者不太想要采取法律行动。 “他们不是被警方营救出来的,只想讨回被拖欠的工资、个人物品和护照,只想回家。”遇上这种情况,该组织会先联系雇主或中介协商,再通报大使馆或最高专员署。 葛若琳:“相较于把案件带到法庭,其实私下和解的成功率更高。” 该组织计算过,3年内成功私下和解案件的赔偿总金额将近100万令吉!而人力资源部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一些在《反贩卖人口和反贩运移民法令》(ATIPSOM)下提控的案件甚至无法获得赔偿。 但这不代表私下解决是好方案或走法律途径就注定失败,此现象恰恰反映了涉案雇主更倾向于私下和解,而不是对薄公堂,以免公司陷入可能关闭或列黑名单风险。 也是案件负责人的高雅迪(Gayatri)补充,在与涉案公司谈判过程中发现,很多雇主对法律没深入了解,甚至不晓得聘请外籍员工必须备有合同,并按时发工资单和给予合理休假。 他们的所有决定都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强调以受害者为中心方针(Victim Centred Approach)。” 南北倡议:司法系统效率慢“通常与雇主私下和解” 南北倡议(North South Initiative)执行董事安德利柏里拉也认同,通常都是庭外和解来解决:“一方面是我们的司法系统效率太慢太繁琐,成本代价高,也不允许贩运受害者得到法律援助,这是很可悲的。 “与其带上法院然后被困在所谓的政府安全屋,被没收电话、没工作、孤立无援,还不如直接跟雇主解决。” 超过80%案件涉人口贩运 妇女力量组织处理的所有案件,超过80%涉及人口贩运。其中男性在劳动贩运案件中占多数,而在性剥削或性贩运上,妇女和女孩则占多数。 葛若琳指,该组织在2021及2022年共接了大约520宗案件,每宗案涉及至少6至8项侵犯人权元素,这在马来西亚的现代奴役制问题上非极为普遍。 从阿静和维拉的案件就可看到,一系列违法行为就包括欺诈、没有合同、没支付工资、护照被扣留甚至没休息日;一些遭贩卖的家庭女佣也受到身体和言语上的虐待,及食物匮乏。 98%庇护者安全遣返原籍国 妇女力量组织长期与政府合作打击人口贩运,近10年处理了约3000多宗强迫劳动与人口贩运案件,涉及超过1万5000名受害者,其中90%是妇女与儿童,分别各占55%和35%。 妇女力量组织的2个庇护所分设在雪兰莪总部和槟城,收容数百名来自本地和其他至少10个国家被贩运的妇女和儿童,即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中国、缅甸、斯里兰卡、印度、乌干达等。98%的庇护者最后都安全遣返原籍国。 受害者在庇护所获得医疗服务、心理咨询及法律支持,也提供技能培训。 “我们拯救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命,包括给予他们重生的机会,重建他们的希望。” 三面环海地理位置优势马成人口贩运“热点” 马来西亚被认为是全球人口贩运的来源国、中转站和目的地国,原因不外是大马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优势和经济发展机会,无论国籍、性别及年龄的人士,都有可能被运来大马或转运到其他国家。 人口贩运已经是老问题。80至90年代初期,大马经济起飞带动了娱乐和休闲行业,不少妇女、小孩甚至是难民被拐骗到马来西亚从事性行业。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马来西亚每个性工作者平均年利润大约是2万3500美元(约10万8400令吉)。 在全球,人口贩运每年为人贩子赚取约1500亿美元,其中990亿美元来自商业性剥削,在强迫劳动条件下雇用佣人的私人家庭每年“节省”80亿美元,惟数字背后,都是一条条人命和血汗。 相关文章: 人口贩运(上)| 强迫劳动 婚姻 性剥削 人口贩运 黑暗深渊 人口贩运(下)| 黄色架步挂羊头卖狗肉 马地下色情行业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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