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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

看《五月雪》,很难不想起侯孝贤的《悲情城市》,都是讲国家的禁忌悲痛历史。两部电影也有一个共同点,用了很多空镜头。侯孝贤的空镜头里面是饱满的馅,张吉安的空镜头…… 《五月雪》,张吉安的电影。一听到这部电影拍摄时,就告诉朋友我很想看。原因不是张吉安,我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拍了《南巫》,在金马奖得了最佳新人导演奖,看过一些他拍摄的农历新年广告短片,就此而已,所以不会为他去看一部电影。想看《五月雪》,是因为它讲五一三事件,一个大马敏感禁忌的题材。作为马来西亚公民,吸引力太大了。 《五月雪》能在我国上映,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虽然预料放映版本不会是完整版,能上映好过不能上映。它在海外上映价值不大,五一三事件发生在马来西亚,这里人民能看到,这部电影才算是任务完成。 我做了一件没做过的事,求一个朋友帮我取一张《五月雪》的首映票,我要第一时间看。 《五月雪》上映后,在我国引起很多文化界、艺术界、知识分子的议论纷纷,有褒有贬,五花八门的内容,有学术性的深度长文,有与电影本身好坏无关的题外话。最好读的是谈电影里的隐喻,真的是影评比电影好看得多多了。 看了《五月雪》,也想插上一嘴,可是不会写有深度的影评。脸书友张锦忠说我可以写没有深度的观后感。 拎着满怀热情看《五月雪》,结果失望。上映版本虽然是被剪、被禁声和马赛克,但是看了张吉安的拍摄手法,很难想像完整版能改变我的第一印象。《五月雪》是拍给文化人看的电影,很明显动机是拿出国外参加影展的艺术电影。它的对象观众不是大马的普通老百姓,因为它太“艺术性”了,本地观众雾里看花昏昏欲睡会不少。我不是低估大马观众的观影水平,事实会摆在眼前。 五一三事件这题材,可以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或表面水静河飞底下暗流汹涌方式来拍,张吉安却用了曲高和寡的种种隐喻奏出一首催眠曲。 看《五月雪》,很难不想起侯孝贤的《悲情城市》,都是讲国家的禁忌悲痛历史。两部电影也有一个共同点,用了很多空镜头。侯孝贤的空镜头里面是饱满的馅,张吉安的空镜头是一个 空水桶。没有几分火候,是无法驾驭空镜头运用的。就如平庸作家很喜欢崇拜曹雪芹,但是写不出《红楼梦》文风的小说。 从第一个镜头,我就全神贯注看,也尽我所能去解读种种的隐喻。当我感觉某些隐喻是为了让电影看起来更有深度、有文化历史感时,我开始心不在焉了。直到阿英下德士进入小径寻墓地,突然又精神起来,因为喜欢那个跟着阿英背后走的镜头。阿英看到路旁的墓碑后,镜头一换,对着阿英的脸前进,观众由跟随阿英寻墓,瞬间变成了带路人。我的心又沉下去了。这段墓场重点戏肉,张吉安意犹未尽和前面的戏呼应。拆舞台当然是提醒大家前面的舞台,窦娥对墓碑唱戏重现她在戏院屋顶舞台式的悲痛哭诉伸冤。那场戏我是出戏了,我不太能接受这种艺术露骨的戏剧形式表演。墓碑前再唱我已无动于衷。 篇幅有限,因为五一三,鼓励各位去电影院看《五月雪》。喜欢不喜欢,看懂看不懂,是另一回事。
5月前
约访安排在早上10时,“廖桑”廖庆松头戴鸭舌帽现身,或站或坐,配合摄影拍照。配合6月3日举行的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廖庆松前一天才从台湾飞抵吉隆坡,晚上又出席电影《悲情城市》映后座谈至接近午夜。奔波了一天,怎料这位73岁的电影剪接大师说,夜里回到饭店做运动,还若无其事地说“超慢跑”到撞墙才知道累,是时候睡觉休息。 拍好照,送上一盒娘惹糕给廖庆松,其实是旅台大马导演廖克发越洋出的主意。两人是师生,廖克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菠萝蜜》便是由廖庆松监制和剪辑,第一部纪录片《不即不离》则是廖庆松在课堂上指导的片子。 “电影和孩子一样,你生了这个孩子,但不能强迫它长成你想要的样子,你要看见它,它就会长出自己的样子。”从廖克发那儿打探到廖庆松的指教,问回当事人,发现这不仅是他剪片心法,进阶下去其实在修炼人生。 剪辑师不是上帝,不是磨个刀就要去宰猪 廖庆松被誉为“台湾新电影保姆”,在很多访谈中他都讲过,台湾电影新浪潮那15年左右,合作的导演从前门出去,他就从后门跑去书店。导演关注哪些议题,他就买那一方面的书来进修。结果读了社会学、文学、古典诗词等等,把书店各个部门都读遍了。 在那之前,台湾电影多半是“三厅”模式,场景环绕客厅、舞厅、咖啡厅讲故事,越煽情越好。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开创了新画风,“这些人把土地、把他的对环境的感觉、对社会的意见,都可以拍成电影。”廖庆松自认思想开放,让他很快接受和加入新电影的行列,“文学可以变成电影,你的意见、看法也可以变成电影。” 后来,廖庆松又因和很多初出茅庐的新秀导演合作,有了另一个称号,“台湾新导演保姆”。又,2000年开始在研究所执教,很多新一代电影人都是他的学生。对他而言,教学就是第二次进修,因为身为老师有责任厘清很多事物,也要充分了解学生。这二十多年来教学相长,他形容成另外一个苦行僧的过程。 学什么?学习了解年轻人对现代环境的感觉,学会沟通。“年轻人不是你想像的,你讨好他也不对,你限制他也不对,都不对了。”连如此资深的廖庆松都说,要了解年轻人,要有一种平等的心理。 “面对学生、电影,甚至人世间的所有状态,我是‘无我论’,就是我并不把自己的观念放进去。”廖庆松常对学生说,不要以为当剪接师就像上帝一样,握有权力,好像磨个刀就要去宰猪。“那会很惨,你应该是很客观,而且平等地去把它看清楚。” 如何客观?以物观物,把自己当作物体,而不是一个“我”去看事待。 “无我”既是剪辑心法也是人生哲理 廖庆松说,导演、编剧拍戏拍到最后,跟自己想像的自然会有距离,而作为剪接师的他就是要客观提醒导演,片子已经不是原本设想的样子。所以对待片子,他说就像自己的孩子,不能强迫它长成你想要的样子。放在真实人生,多少父母对儿女有一定的想像和期盼,而且非常严格监督。“当然我也不认为说这个是好像很错误的方式,但是它是很多方法里面的一种方法而已,而且可能副作用还蛮大的。” 和廖庆松谈教学,谈与年轻人相处,谈回剪片,又谈到做人的道理,他用同一套哲理来回穿梭,听的人一时不察这会儿是在说人生,还是说片子。但这应该就是廖庆松在剪接事业中修炼的人生,“其实就是《心经》,什么色声香味触,面对所有类型的片子,剪接师要有一个本性,而这本性是不变的。”有了这个空无的心,可以穿越所有影片和状态。反之,自己若抱持意识形态或者处于混乱时,怎么也看不出一条路来。 到最后,“无我”是一种很严格的检验和判断标准,也是一个人的修养。“也可以当成你的工具,当那种‘无我’修炼出来的时候,你有一把全世界最准的尺,到任何一个空间都不会改变。” 廖庆松说,完成创作需要严格判断时,就需要这种心态。他也认为艺术家应有这种极端客观来观看自己,否则主观只是在印证自己心中的对错。 在压制言论的环境中找寻缝隙 廖庆松和大马电影人有缘,除了廖克发的《不即不离》和《菠萝蜜》,他也是黄巧力导演《新村》的剪接师。说巧不巧,三部作品都含马共元素,都无法通过马来西亚电检局审查。大马人无缘观看,廖庆松打趣说,“你去跟导演说,因为采访廖桑,要写报导,跟他们要来看。” 与大马电影人结缘,多半是师生关系。他对大马学生赞誉有加,觉得这几年的表现越来越好,也会好奇询问,“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从接触到的马来西亚学生身上找到和自己相近的感觉,至少环境很像——很压制言论的状态 。 廖庆松是战后婴儿潮一代,资源匮乏,竞争激烈,必须非常拼搏。直到80年代台湾经济转型,人们也开始有土地认同,对社会议题的思考,那一代电影人自然想透过电影表达所思所想。可毕竟在戒严时期,言论和创作受到严格的审查和箝制。 谈回马来西亚面对电检的问题,背后也有厚重国族历史纠葛,局外人廖庆松认说,“也许需要《悲情城市》这种电影吧,一个导演用真的用非常穿透所有情感的力量,去拍一个全民都可以看的电影。”当政府挡不住,这个电影可能成为一个缝隙。 温水煮大象:用情感诉说对抗政府力量 《悲情城市》以台湾二二八事件引发的白色恐怖为背景,1989年上映时台湾刚刚解严2年。廖庆松说,当时很多愤怒派觉得电影拍得太温柔,没有用力去谴责白色恐怖。今年《悲情城市》以4K数位版重映,他观察,经历三十多年,观众更能用多元和包容的心态来看电影了。“以前是没有感动的,哪有感动?他看到了就生气,怎么拍这么温柔?拍这些女孩子拍这些事要干嘛?你们要控告谁?” “他们不知道情感的力量才是更强的控诉。”廖庆松认为,极权国家用政府的力量控制时,用情感诉说来回应暴力,力量反而更强,观众更容易感同身受。导演侯孝贤正是用情感取代意识形态,从人跟环境的关系去说故事,就拍这些人的状态,观众自然深受感动。“我觉得基本上是要感动,也许真的会找到乌云中间的一个空隙,而且是发亮的金黄色。” 马来西亚也有过不去的国族伤痛,马共也好,五一三事件也罢,廖庆松从合作的电影作品中略知一二。他说,仇恨如果用仇恨解决,那只有永远的仇恨,“再恨什么东西,没有爱是化解不了的,因为它本身就要出自一个善良的情感,才会化解。” 台湾从戒严到解严走向民主化期间,电影也经历被政府审查、删减的过程,廖庆松是过来人。“它是一个环境,大家要一起去冲撞。”说起台湾电检,不得不提“削苹果事件”。当时《儿子的大玩偶》中导演万仁的〈苹果的滋味〉遭密函检举,记者杨士琪义不容辞站出来报导事件。 回顾当时的冲撞,廖庆松说大伙有种自觉,“以前这条线不能过,现在可以踩线就好了就满意了,甚至大家不要过度,然后下次再踩一点点……”面对温水煮青蛙的当权者,他笑说,“煮回他,我们就温水煮大象,可能会煮很久,但是象还是会痛到跑掉!” 【廖庆松小档案】 台湾资深剪接师,1973年入行,首部剪接作品是《汪洋中的一条船》。80年代遇上一众年轻新导演杨德昌、侯孝贤、柯一正等,一同开启台湾“电影新浪潮”,被誉为“新电影保姆”。侯孝贤的御用剪接师,两人合作超过40年,作品包括《风柜来的人》《悲情城市》《最好的时光》《刺客聂隐娘》。2018年,获颁金马奖特别贡献奖。 更多人物内容: 中国作家刘震云 / 无言的洪流,改变有声的世界 台湾资深媒体人范琪斐 / “不要老是觉得大众很蠢” 媒体人该相信社群的智慧 贝壳放大创办人林大涵 /众筹共享梦想 亦推动社会改革 自嘲跟传说中一样龟毛/主播方念华:细节处理好 比一切重要 昆虫生态学博士转行当记者/刘耀华用理性与感性写环境新闻
1年前
陈伟智红人在脸书贴“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特别放映一场《悲情城市》交流会,立马向他求票,原因是我没在大银幕看过《悲情城市》,只看了DVD。虽然这部电影不是以美学视觉格局拍摄的电影,非在大银幕观赏不可,既然有机会,哪有唐僧肉摆在眼前不吃的道理。 为了要在大银幕看《悲情城市》,生平第一次去Starling Mall GSC。泊车后拍照怕散场后找不到车,因为以前有前科,而且这次人生地不熟,更容易重犯。人算不如天算,散场后果然找不到车位。整个停车场空空荡荡,灯光也不亮,求救后才重见月亮。当时慌张不安的心情倒有点类似《悲情城市》电影人物在那年代台湾的…… 陈伟智红人在脸书贴“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特别放映一场《悲情城市》交流会,立马向他求票,原因是我没在大银幕看过《悲情城市》,只看了DVD。虽然这部电影不是以美学视觉格局拍摄的电影,非在大银幕观赏不可,既然有机会,哪有唐僧肉摆在眼前不吃的道理。 [nonvip_content_start] 反而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一定要在大银幕看不可。伦敦诗人知道我很想看《刺客聂隐娘》,一早送了一片正版DVD给我。他多次问我看了没有。没有。我想坚持等到有机会在大银幕才看。为什么这样固执,因为我知道它是以美学视觉讲故事的电影,看DVD会失去一定的效果。时隔34年,有机会在大银幕看了《悲情城市》,希望不久将来也能如愿在大银幕与《刺客聂隐娘》见面吧! 在大银幕看《悲情城市》有新感受吗?有。在黑暗空间看戏,更有专注力,音响效果好,背景一些声音,只有观众听到,电影里的人物是不会察觉的。那场开饭戏,家人坐下吃饭,侯孝贤用了不移动的标志中镜头,炒菜锅声很响。观众感觉身处厨房,和端菜佣人出入饭厅和厨房。镜头不动观众动了!这种别有用心的处理处处可见。 梁朝伟在《悲情城市》里的演出有如玫瑰茎上的刺,刺痛了我的眼睛。友人觉得侯孝贤安排梁朝伟演个聋哑的弟弟,是在隐喻一段不能说出口的历史,我听闻这个安排是因为梁朝伟没办法说台语,才造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倒是认为设计梁朝伟这角色经营相馆为生才是更有居心,他拍下的人物照片是间接留下那一段不能说出口的二二八事件铁证。不是不提不说就可以抹灭某些事件,一如那张身穿白衬衫长袖黑裤站在坦克车前面的无名勇士照片,一次又一次提醒大家那天发生过悲惨流血死亡事件。 历史是不可以被改变和删除的。 散场后有个交流会,主讲人是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执行长闻天祥和《悲情城市》剪辑师廖庆松。闻天祥是个能言善道的演说家,廖庆松爆了个有趣的料∶原本《悲情城市》是要拍两百多场戏的,但侯孝贤只拍了一百多场,原因是觉得其他很啰嗦。我很好奇有没有漏了一些应该拍成的片段,同时电影里有没有拍了一段啰嗦的呢?想了一想,有。那段宽荣劝文清与妹妹宽美结婚的戏。 有个问答环节,想问一个问题。没问,因为我口齿不清,说话词不达意,不想在两位主讲人头上铺上一层雾水!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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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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