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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

2月前
11月前
外公在我有记忆以来都是公务员。不是马来西亚的公务员,而是中华民国的公务员。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政府从日本殖民政府手中接收台湾,随后就需要开始有人代表政府管理地方事务,外公就是那时候来到台湾的首批公务员之一。 后来辗转分发到阳明山管理局做事,政府提供了一个不算大的宿舍给外公和家眷住。这一间房子现在可能还在,至少疫情暴发之前还在,虽然已经很破旧,也没人住了。如果搭乘台北的260号公车上阳明山,在“教师中心站”下车,横跨一个马路,然后往下山的方向走大概20步就看到了。 房子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种了一棵桂花树,还有几棵金桔树。外婆家给我的记忆就是随着温泉飘来的浓浓硫磺味,季节对的话,还夹杂着一丝桂花的香味。外婆会收集干桂花,然后一层桂花,一层白糖,让桂花味融入白糖,增加风味。外公则在金桔成熟时,偶尔摘几颗塞进嘴里嚼。那时候年纪小,自然也想有样学样,不过被表弟大力阻止了。他们都吃过金桔,又涩又酸,都不知道外公是怎么忍受的? 几十年过去了,早就人事全非。外公外婆都已不在人世,每每想起那间老房子,浮上脑海的还是桂花树,以及金桔树。 金桔承载的是惆怅 外公一家到台湾后不久,国共内战爆发。20世纪初期,军阀战争、抗日战争一直打个不休,普通老百姓只要不是生活在战区的,对战争多少都有点麻木了。如果知道这一次战争和以往的不一样,一开打就注定了几十年的对抗,回不了家乡,我猜,外公是有可能携眷想办法逃回大陆的吧?在当时,不时听说有外省人因为思念家人,抱个篮球就跳进台湾海峡,试图回到大陆故乡。外公是个念旧的人,不过一家八口人,抱篮球跳海可不是个明智选择。事实上,外公至死都没回过故乡,反而是我在上世纪90十年代曾经随母亲,带着外婆的遗愿回到浙江奉化老家祭祖。 十几年后,我找到机会,到杭州的浙江大学读博士。导师经常请同门学生吃饭,有次在饭局后上了一碟浅黄色的小桔子,同学严晓蓉说那是浙江人喜欢吃的金桔,还热心教我怎么吃。我还记得表弟小时候的劝诫,金桔最终没吃。 又过了几年,今年农历新年前第一次在商场见到售卖金桔。我买了一盒,估计有三四十颗金桔。拍了照片跟严晓蓉确认是浙江的金桔后,这次鼓起勇气拿一颗塞进嘴里用力一咬,完全没有预想的涩和酸,反而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在嘴里爆开,非常好吃! 刹那间,我理解了外公当年嚼的金桔,更准确的说其实是他在咀嚼对故乡和家人的思念。浙江的金桔到台湾后只剩虚有其表,味道完全变了样。不过对外公来说,金桔承载的是几十年不能再喊一声哥哥、姐姐、弟弟的惆怅,当然也包含了无法再一次去父母坟前扫墓的遗憾,这些情绪都比台湾金桔的酸涩程度强多了吧?一时,虽然满嘴的金桔汁,我也感觉五味杂陈了。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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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军/暗无天日的年代(上篇) 流军/暗无天日的年代(中篇) 前文提要:马共叛徒丧尽天良。军警心狠手辣。特务有恃无恐。村民命如猪羊任人屠宰。 公司楼被烧后单间住户接到通知:爪洼坝已划为禁区,住户在两个星期内必须搬迁,违者将被驱逐,房子将被烧掉。 我们早就想搬,可是搬去哪里?怎么生活?如今非搬不可了。邻居朱时伯建议搬去头湾,街场后靠大路那块椰园环境不错,园主莫哈末已经答应让他在那里搭房子。去那里搭间亚答长寮,中间隔道墙分为两间,这样既省钱又省工。这主意好,父亲欣然接受。大哥和二哥知道后偷偷回来帮忙。夯地基,搭构架,盖亚答,板墙是从爪洼坝的房子拆下来的。搭好房子收拾好东西大哥和二哥便赶紧离开。 好友炳文和张新搬去西边离街场约两公里的甘榜丹绒。永泉的姑母住在东边河口。我们各分东西,从此就很少见面。 (三) 离开爪洼坝,没了生计,家无存粮,手停口停,父亲忧心忡忡,没多久就病了。 为断绝马共的粮食物资来源,剿共局又出新招数,把头湾到六湾的街场围上带刺的铁丝网,下令网外的店铺搬进铁丝网内。铁丝网两边开栅门,早上6点开傍晚7点关。军警特务严格把守。村民出栅得搜身检查。网外晚上7点至隔天凌晨6点戒严,戒严期间村民不得外出,违者格杀勿论。 我们的家在铁丝网内。承包商围铁丝网时砍掉屋后一排椰树,铁丝网内侧留下一块狭长的空地。母亲灵机一动,把那块空地辟为菜园。我和妹妹放学后到附近养鸭人家的鸭寮里扒鸭粪当肥料,同时帮母亲把番薯木薯豆荚蔬菜挑到街场放在杂货店寄卖。所幸父亲病情好转,精神逐渐恢复。母亲不让他干粗活,他便留在家里养鸡鸭。 铁丝网内种庄稼,不受威胁不受干扰,日子过得倒是安宁。 投降赏金丰厚,马共叛逃已成风气,区委阿迈带两个手下出来投降。阿迈是头湾人,当过抗日军,是资深马共。他认识的人很多,帮过他的人也很多。他恩将仇报,被出卖的村民遍及边佳兰6个村。商家也受累,纷纷到新加坡避难,有的甚至关门停止营业。我大哥和二哥帮过阿迈,他带特务来我家抓人。所幸大哥和二哥已经离开。事后有人统计:头湾被捕的人9个,关门停业的店铺两间,像我大哥二哥那样“漏网”的13个。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村民如惊弓之鸟,我三哥也走了。 马共死的死,投降的投降,为增补兵力,他们便拉拢、游说、诱拐村民进森林参加他们的队伍。他们还真有一套,竟然有人动心。三湾一个叫国基的中年男子和家人闹矛盾,一时冲动进森林加入,二湾一个叫少朋的年轻人经不起诱惑也加入。头湾一个少女和一个少妇收拾包袱准备出走,东窗事发被家人阻拦。为防止马共半夜抢人,她们的家人带她们到我家过夜。我家在铁丝网内,马共进不来也不敢来。真吊诡,铁丝网反而成了“保护网”。隔天清早,她们的家人带她们到码头搭头班船离开边佳兰。 几天后,马共枪杀胶工杨某,工头彭某也被砍几刀。马共头领矮仔华放话说杨某当走狗,彭某挑拨是非管闲事,罪不容诛。不过他们两个命大,马共走后爬到大路口遇到兵车捡回一条命。 半年后,进森林入伙的国基和少朋被打死。他们背包里有米和干面条。剿共局于是下令所有店铺不准卖粮食,在村口设大灶,令村民吃大锅饭。 大锅饭焦煳、粗糙,味同嚼蜡,难以下咽。 剿共局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马共叛徒狼子野心,丧尽天良。灾难连连,祸患不断。无语问苍天,边佳兰村民要熬到什么时候? 没多久,父亲旧病复发,而且愈加严重。 大哥和二哥知道后冒险回来。然而没有大夫没有药,束手无策,又怕特务找上门,留下一点钱便赶紧离开。 父亲已病入膏肓,躺在床上气息奄奄。他念念不忘红山岭,弥留之际交待母亲无论如何要回去看看我们的稻田、树胶园,还有那几十棵榴梿树。母亲心如刀割,泪如泉涌。 腊鼓频催,过两天就是新年。大哥、二哥、三哥冒险回来看父亲最后一面。 除夕傍晚,家家户户吃年夜饭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睁着眼,满脸泪痕。他死不瞑目,含恨而终。 年初二亲戚来吊丧。他们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我的好朋友炳文、张新和永泉进森林参加马共去了。我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那个亲戚说最近矮仔华和邓良经常去甘榜丹绒找张新和炳文。前几天他们俩买新鞋和两件长裤。过年了,买新鞋新裤子应该的,家人不在意,然而除夕下午他们出门就一直没回来。毋庸置疑,他们是进森林当马共去了。我问他永泉是不是跟他们一道走。他说永泉走得更早,他姑母说他上个星期出门就没回来过。 炳文和我同年,张新和永泉小我一岁,他们还是孩子,马共竟然拉他们入伙,叫人百思不得其解。最伤心的是炳文的母亲。她不听劝告,径自去爪洼坝说要找矮仔华和邓良,向他们要儿子。矮仔华和邓良没出现,她上山顶、到“敌产”胶园大声呼喊。她声嘶力竭,她悲痛欲绝,号啕大哭。她疯了。 年初四,草草办完丧事,3个哥哥赶紧离开。大哥叫我要小心,留在铁丝网内,没事就别出去。 剿共局加强宣传攻势,提供马共情报者赏金加倍;打死邓良、矮仔华和谢某赏金一律3万。如果邓良、矮仔华、谢某出来投诚每人可得赏金两万。马上兑现,绝不食言。 赏金丰厚令人垂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一天晚上8点多钟,屋外漆黑,万籁寂静。我正要上床睡觉,屋后铁丝网忽然亮如白昼。我大吃一惊,还没反应过来,枪响了。连发扫射连成一片。七八分钟后戛然而止。随后人声鼎沸,欢声雷动,好像在欢庆什么。 隔天早上两具尸体摆在街口示众。特务同样令村民前去观看,并问认不认识这两个死者。我也去看,大吃一惊,这两个死者就是矮仔华和邓良。 根据住在我家后面大路旁的廖老伯反映:矮仔华和邓良昨晚要去他的邻居P某家拿东西,刚到P某屋后有人发射照明弹,周围一片亮光,十几把枪瞄着来打。矮仔华和邓良弹孔累累倒在血泊中。赏金丰厚,如愿以偿,枪手齐声欢呼。原来辜加兵已经在那里布好埋伏圈。显然有人暗中告密,矮仔华和邓良被人出卖而丢命。 矮仔华和邓良被打死后,残余手下销声匿迹。 3个月后,马共一把手老谢带16个手下出来五湾集体投降。16个当中没有炳文、张新和永泉。之前也不见他们的尸体摆在街口示众。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人问老谢关于他们的下落。老谢则说头湾的事由矮仔华经手,他在五湾,一概不知。 边佳兰马共六十多个,死的死,投降的投降,下落分明。只有我那3个好朋友是生是死至今仍是个谜。 一个星期后,各个村子的铁丝网拆了,禁令取消了,禁区开放了,大锅饭不煮了,边佳兰“解放”了。 那是1958年年底。边佳兰实施紧急法令足足10年,村民历经劫难足足10年。观音山伤痕累累,周边森林一片焦黄。红山岭、麻雀村、蚂蚁坳还有那株拿督公树已灰飞烟灭。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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