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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福庙

本地文史工作者莫家浩,年初出版首部个人著作《臆造南洋:马来半岛的神鬼人兽》。这本书集结了他数十年来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田野观察,书中处处可见专属马来半岛的色彩,谈论人群关系、传说记忆、符号仪式等,盼人们得以摆脱悲情看南洋史。   虽然莫家浩自小偏爱历史,但中学选的却是理科。大学到中国深造,选的也不是历史而是国际政治,“外交官”“智库”是他对于未来职业的想象。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他的计划,最终赶不上变化? 或许人在异乡生活,才更愿意展现“马来西亚人”的身份。 莫家浩回忆起首次穿上马来服装,是留学海外时的一场文化交流活动。他说:“我去了中国,才真正见识到大马的多元文化。我的马来西亚同学来自各地,当时我也才认识东马的朋友,才发现他们很懂马来文化。” 而大马政治的变化也让还是学生的他倍感意外,“2008年大选我人在国外,我平时不太关注选情,因为觉得结果都一样,没想到槟城发生政治海啸。”那一年,行动党以在野党之姿,从当时为国阵成员之一的民政党,手中夺下槟州政权。 一股“对自己的国家认识不够”的想法,在莫家浩心中发酵,“虽然我是读国际政治的学生,但对家乡的事不够熟悉、也不够敏感。”在硕士的毕业论文中,他改为研究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以槟城钟灵独中和新山宽柔独中为例,谈论两者在独中的改制事件中的选择。 “由于我在中国读国际政治,所以研究马来西亚教育也算是国际课题,但偏向以社会史或地方史的角度去看,可能在那时候就埋下根源。”对他而言,中国求学的那几年,在寻找自我的旅途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一环。 “人有时候要拉开一个距离,才可以回看自己。”他说。   返马任母校的历史老师 从中国留学归来,他回到宽柔中学古来分校教历史,同时出任历史学会顾问。只不过,授课的内容专注在世界史和中国史,并非他最有兴趣的马来西亚华人史。 2011年时,莫家浩参与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担任管委一职,接触与本地华人历史有关的研究。工作包含协助馆方办展、搜集资料、撰写稿件。当时,在同是文史研究者白伟权的邀请下,他参与新山绵裕亭义山抄录墓碑的田野工作。 回忆过往热血事迹,莫家浩自嘲说:“当时年轻什么都不懂,用粉笔拓碑看不到字迹就用手抹。一天抹10个碑,抹到最后指纹都不见了。”但在走入田野后,他却真切地感受到“历史就在手中,只待你解谜”的那股快感。 “在田野中发现历史,等着我们去解答,不再从只是从书里找答案,我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于是,他自我反问:“我就想是不是该去做田野调查?”但身为教职人员的忙碌,让他无法两者兼顾,直到隔年爆发边佳兰征地事件。 事缘,石化工业发展开到边加兰,影响当地的7个村落、5座义山、7间庙宇和6所学校。 “那时的新闻写说,铲泥机在边佳兰铲走一座坟墓,那个老人家托梦给家人。在内文也提到边佳兰有很多义山,这些坟墓都陷入危机。”在好奇心的趋势下,莫家浩开著车从新山来到了边佳兰。   开启边佳兰10年的考察之旅 每个地方都有专属的故事,从义山坟墓到村落里的庙宇,他发现这里的华人社会和文献记载的不一样。 “一般上,我们会用城市或城镇的角度去理解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像是华人一定有组织,或者以会馆、庙宇、方言为区分单位,好比义山就有广东义山和福建义山等分类。” 唯有在边佳兰,华裔居民以一湾一村一山的格局分布,各村湾建有学校、神庙。莫家浩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是用方言,而是用以村为单位?这里一间会馆也找不到。没有会馆,那边佳兰又是如何形成华人社会?”他带着一连串对这里的的好奇,10年间来回往返边佳兰的村与村之间。 莫家浩间中辞去老师的工作,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深造,最后成功取得历史博士学位,论文写的就是边佳兰。问起考察时遇到的难题,他表示当时石化工程进驻中,处处都是重型车辆蹂躏柏油路的痕迹。 “从新山开车到这里一整天都在田野,无论是抄碑或在庙里看文物。晚上回家可能都十一二点了。我车开到都要睡觉了,路况也很糟糕、危险,现在回想起来都怕。”     历史的本质就是不断变化 如今多年过去,昔日边佳兰的渔村风景不在,新兴商店林立,当地居民也搬入了新住所。莫家浩分享,部分受影响的居民迁入六湾的新园区,“开始有人从不习惯关门到习惯关门,要找朋友就得驾车;没有咖啡店让大家聚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个新公园没几棵大树所以很热,原有的乡情慢慢退却中。” 问及看着边佳兰情况演变至今,会否感到遗憾?他坦言不会用“遗憾”形容这里的变化,“边佳兰早在19世纪开始,就经历橡胶园丘、油棕到近期石化工程的产业转型。而历史是一直在变化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有遗憾,因为有得利的人就会有失落的人,所以历史是复杂的。”   用人类学的角度看历史 非科班出生的历史学家,莫家浩这样形容自己,“早期不曾受过本科训练是我的弱点,但优点是看事情的视角更多元。国际政治教会我关注事情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至于看出事件的一体两面,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博士班的训练,即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历史。 听着难懂,进一步要求莫家浩举例说明,他说:“在田野调查的训练过程中,我老师强调‘开口问’是最后一步。在不赶时间的前提下,先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嗅。好比你来到一场庙会,就坐一个地方一直看,看到大家都忘记你的存在,自然会看到很多有趣的情景。”   忆起首次在边佳兰头湾的护福庙,落实上述田野方式时的忧心忡忡,他表示:“全头湾只有一间咖啡店兼杂货店,看店家的心情营业。我担心去那里没有地方吃饭怎么办?”他向指导老师表达了忧虑,换来要他甭担心的答复:“老师告诉我,田野最不用担心就是吃饭,要我去就对了。” 开启田调的首日,坐在庙旁的莫家浩被当作记者,当地村民接二连三上前问问题,“我跟他们说有兴趣来看看而已,大家就开始喂我吃东西。”无需特意走上前搭话,待久了居民就会找上门开启话题,“第二次来,他们会说‘又来啊’……慢慢地,村民们反问说‘做么你这样迟来? 等你等很久了!’” 参与观察村民的日常,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长期观察。莫家浩表示,人类学的研究方式虽然耗时长,但能够看出连村民本身都不自觉的生活痕迹:“我曾经跟着渔民去捕鱼、进芭。若以年为周期,定期回到边佳兰,看到的事物会越来越多。”   盼提高本地人对文物的认知 若说起真正的遗憾,他坦言便是那些留不住文物、建筑和人。 “我们很常有个观念叫‘不觉得自己老’。我很常问老人家:你家有没有那些老东西啊?”而莫家浩往往得到的回复,竟是:“哎呦,你不早点讲,那些老照片我昨天烧掉了。”他认为提升本地人对文物、古迹价值的认知,迫在眉睫。 而身为一名文史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充当“调和者”的身份。他举例,好比一间庙宇,有的人认为漏水就得重修,神明才开心;有的人认为这是古迹,不可以随便修。 “要如何让意见不和的双方互惠互利,避免达到零和、这个最糟糕的结果,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莫家浩进一步说:“在完全保存与完全不保存之间还有很多阶段,从记录到有限的复制、有限的转移,还有完全转移,间中还有很多过程。” 他表示,这便是“think like a native”(知道土著如何思考),即一种人类学研究历史的方式。先把事情对错放在后头,融入社区了解问题,从中找到一个共生的方式,那样文史工作者才能展开更多保存工作。 “我们最怕资料、史料不见,你至少给我拍个照、让我复制一份,保存不到整个坟墓,保存墓碑好吗?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啊。”他说。   更多【人物】文章: 调酒师易柏翔Seven Yi/以调酒穿针引线 叙述餐饮风味的诗意 金曲台语歌后郑宜农 / 放慢腳步找自己,困惑有什么关系 歌手阿莲娜·沐塱/一把加贝琴 说加拉必族故事  
7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