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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下）

文．照片提供：黄子珊【第17届花踪报告文学奖首奖作品】生命像破布，仿佛是地球上多余的人第一次到他们家拜访，我见到了沙烈的妻子玛素玛（Masooma Sepas）。五官精致深邃的玛素玛在阿富汗是电视主播，但在这里，还没学会当地语言的她几乎失语，只能以阿富汗传统食物──马铃薯煎饼，以及全程亲切的微笑来招呼我。语言障碍，还不是夫妻俩最大的挫败。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从天气到食物，一家人都难以适应。住到第三年，沙烈还是经常闹肚子，妻子和孩子的皮肤敏感也一直无法痊愈，全身尽是来历不明的红疹。不得已去看医生，诊费一次一百，是他们大半个月的伙食费。医生怀疑水源和居住环境不干净，他们加装滤水器，后来还索性搬了家，问题依旧没有改善。最艰难的时候，沙烈连买食物的钱都掏不出来。有一次孩子肚子饿，向他讨吃的，他只能给孩子一杯水。孩子不依，不断跟爸爸哭闹，“我不要喝水！我不渴！我是肚子饿！” “身为父亲，那一刻，我真的愧对孩子。”沙烈垂下了头，声音很低很低。有那么一刻，我生怕眼前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会哭出来。那么巨大的创痛和悲伤，任谁也是接不住的。盘缠用尽、没有身分、水土不服、至亲离散……，独处时，沙烈也常常自问：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要承受这一切？郁闷的时候，他唯有执笔书写。 “……我的生命就像一片破布。这里刚补好，那里又破了，仿佛永远补不完。自从成为难民，每一口呼吸都如此煎熬，每一步都如此疲惫。我感觉自己是地球上多出来的一个人，一个备受诅咒的人，只能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无人闻问……” 他感觉自己像是个快要溺水的人，却没有人听见他的求救声──事实上，无处容身的难民，似乎连呼救的权利都没有。而那些无处可寄的心情，最后也只能留给自己。 “……或许，我犯的罪就是在战争中活了下来，我的罪就是为了保护家人离开了祖国。这些真的罪大恶极吗？为什么我活得像个犯人？为什么我必须躲躲闪闪？……” 与其等待被救，不如以戏剧自我救赎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断在崩溃的边缘挣扎轮回，如同困兽。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妻子的眼神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他赫然惊醒，“与其等待被谁救赎，我必须主动做些什么来改变，帮助我的家庭，帮助这个难民社区。” 沙烈决定试着回到剧场。他勉强振作起来，在2017年6月创立了难民剧团。 “难民的生活是孤立于当地社会的，他们不相信自己，没有话语权，只能躲藏于城市之中，把自己关在房里胡思乱想。所有的难民都跟我一样迷失、沮丧。” 沙烈想再次通过剧场，让难民演出自己的故事，借以提升自身价值和意识，达到疗愈、对话、教育的目的。沙烈在阿富汗时就接触过“受压迫者剧场”（The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这种剧场起源于1960年代的巴西，主张协助受难者走进剧场，将自己的故事写成剧本，并亲自演出。在欧洲、台湾、南非、菲律宾等地，这种从民间出发、由民众演出、让民众讨论，充满革命色彩的受压迫者剧场，一直是草根社群最重要的抗争手段，也是最有效的发声工具。在大量的讨论、对话中，受难者还能从个人意识的觉醒，进一步转化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行动。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类剧场是在马尼拉。在那里，人们把它称作“民众剧场”（People’s Theatre）。当时，政府计划拆迁马尼拉市区历史悠久的贫民窟，走投无路的贫民在当地戏剧团体的帮助下，走上街头演出自己的故事，向社会大众反映自身困境，为自己争取在这座城市的一席之地。菲律宾民众剧场是在1960年代马可斯总统（Ferdinand Marcos）独裁时期盛行起来的。在民众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结合戏剧、音乐、舞蹈、肢体等多种艺术元素的演出，成了最佳的宣导工具。“当时只要有游行，就几乎有表演。”在这波浪潮中长大的菲律宾资深剧场人威尔逊，最终见证了一场和平革命──独裁者在群众压力下，黯然下台。此后，菲律宾民众剧场继续发挥批判政府、赋予民众话语权的角色，为当地社会带来了许多改变，被喻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民众剧场之一”。这些成功的例子，一直是沙烈投身戏剧创作的动力。但回到现实，他的剧团，一切还得从零开始。沙烈将剧团取名为“Parastoo”，在波斯语中，这是一种美丽的燕子，总是在迁移，就像游牧民族一样，“这是最能代表我们难民的象征。” 接着，他向难民社群广发消息，又举办试镜，尝试说服大家演出，同时召集难民成为幕后工作人员。忙了整整三个月，只有六个人加入，“很多难民告诉我，我们需要的是工作和粮食，参加剧团是于事无补的。” 沙烈不是不理解的。他自己也穷得八斤八两。开始排练之初，他连搭巴士的钱都没有，每次只能从家里走四十分钟的路到排练场地。即使如此，剧团还是在成立的同一年，就发表了第一部作品──讲述阿富汗战争的《历史的苦涩滋味》（The Bitter Taste of History）。剧终时，沙烈望向昏暗的观众席，发现有人在拭泪。那是第一次，他找回了“生而为人”的价值。 “经营剧团以后，我发现自己情绪好了很多。”原本一心想帮助别人的沙烈，没想到先救赎了自己。通过他设计的剧场活动和游戏，难民也慢慢重新建立自信，走出忧郁，“至少他们不再为自己的难民身分感到耻辱。” 在舞台上演出自己的生命故事 “加入剧团，是我成为难民后最棒的一件事。”法哈娜（Farzana Hussaini）是剧团的第一批演员，经常在剧中担纲主角。我对这个女孩印象很深刻──浓眉大眼，标准的中东美女。在《沉默的呐喊》演出被迫早婚的少女时，还只是初中生的她一点都不怯场，把那个想要突破命运枷锁的少女演得丝丝入扣，很是触动我。法哈娜是沙烈的妻姨。和家人逃到马来西亚那年，她只有十岁，但聪颖的她很快就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我第一次到沙烈家拜访，法哈娜就是我们的翻译。法哈娜和家人都以为马来西亚将会是他们的“第二家园”，没想到这个城市并不欢迎他们，“很多人警告我们不要出门，会被抓。”有一次，法哈娜的妹妹因为没有证件被抓走，“但我们听说十四天内是不准家属探望的，所以那两个星期我们完全不懂妹妹在哪里，到底如何。” “刚到的前几年，我们感受到很多歧视和憎恨。”黑暗的日子仿佛没有尽头，把她变成了一个内向胆怯的女孩。过去，每当有人问她从哪里来，她都不敢承认自己是难民，只能撒谎是留学生，“我觉得很难堪，虽然我们根本没做出任何伤害这个国家的事。”直到走进剧场，她才学会表达情绪，找到自我价值，也逐渐变得积极开朗。已步入中年的莫哈末（Mohammad Ismail Zafari）在加入剧团前，也有类似的经历，“难民的生活真的很窘迫，过去的我每天都很沮丧，也想过要自杀。” 难民生活颠沛流离，备受情绪和压力困扰，但在有限的资源下，根本无暇照顾他们的心理健康。即使在首善之都的雪隆地区，为难民提供心理治疗的地方也寥寥可数。于是，那些坠落的灵魂，最终就像落入大海的雨滴，只泛起短暂的涟漪，便消声匿迹。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过这里。只有在小小的舞台上，他们得以写自己的剧本，演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苦闷和彷徨。越来越多难民加入剧团，而且不再只是阿富汗人，还包括缅甸罗兴亚人、巴基斯坦人、叙利亚人等。沙烈受到很大鼓舞，“之前有个母亲不赞成儿子参与剧团，觉得生活都成问题了，演戏太不切实际，但看过孩子演出后深受感动，现在他们一家有四个成员都加入了剧团，包括这位母亲！” 他持续培训演员，也开始受邀主持戏剧工作坊，并与本地和国外不同的剧团合作。为了专注剧团事务，加上妻子后来在一所国际幼儿园找到了工作，沙烈索性辞掉工作，全职投入创作，希望帮助更多难民。剧场，是他们向社会发声的媒体冠病疫情结束后，剧场重开，沙烈又带着难民做了几个演出，引起的回响越来越大。每每演出结束，沙烈都会请观众代入剧中角色，尝试处理角色遇到的问题，或与观众交流讨论，“如此一来，本地观众有机会站在我们的处境思考，希望继续打破难民和本地社会的隔阂。” 难民没有发声的媒体，剧场，就是他们的媒体。当年，少年在艺术学院那片瓦砾中埋下的种子，竟然在四千多公里外的马来西亚，开出了花。沙烈没有闲下来。他又发起募捐图书活动，他告诉我：“我对自己立下目标，打算每次见到一个难民青年，就送他一本书。他们已经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必须多阅读来充实自己。他还计划设立社区图书馆，希望难民有个空间一起阅读、讨论，支援彼此。我问他进展如何，“书是募到了，但没钱买书橱。” 沙烈一直想多做一些，多走一步，只是资源实在太有限，每一步都窒碍难行。但他不允许自己放弃，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不断告诉自己：“可以灰心，但不能绝望。” 想家的时候，沙烈就打开手机相册，看看那些在阿富汗拍的照片。离家时，孩子都还小，随着时间过去，他们已渐渐遗忘阿富汗。而他最大的遗憾，就是父母身体不好，他却不能在身边照顾他们。“我常梦见妈妈。我长得像她，有时照镜子会误以为自己看见她。” 一别多年，沙烈和父母一直没有再见面。一家人要再团圆，却不知会是何时。远方，硝烟仍未散去。而这座城市里，还有无数难民隐身在社会的暗角，卑微地等候命运的发落。撇开难民的身分，他们首先是个人，需要的不过就是一家团聚三餐温饱免于恐惧──这些生而为人的基本需求。在沙烈身上，我看到挣扎，也看到希望；我看到命运的不义，却也看到人性的光辉。 “你还会想回家吗？”我曾经这么问过沙烈。 “如果没有人身安全问题，我今天就回家！”他的语气很笃定，“我要回去帮助家乡的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过上好生活。” 诚然，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胁，不会有人愿意冒险，千里跋涉到陌生的国度，过着寄人篱下、亲人离散的生活。 “我很羡慕马来西亚多元共存的文化，阿富汗是单一族群社会，却还是无法融洽相处。”他是由衷地羡慕。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沙烈只能关注眼前的事。现在，他和所有的难民都是命运共同体。冠病暴发期间，他更义不容辞配合非政府组织，向难民社群宣导防护，也经常随义工去派发口罩和物资，俨然难民社区的领导人。有一次，我载了几袋二手衣服和物资送去他家，他正准备出门去参加一个葬礼，“有个人在阿富汗被杀了，这里的家人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我要过去致意一下。”他淡淡地说着，仿佛对这样的事早已司空见惯。在距离阿富汗千里之外，这将是一个没有死者的葬礼。在漫长而未知的流亡途中，难民连至亲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编按：文內小标题乃编辑所下）相关稿件：《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上）【花踪17.报告文学奖决审会议记录】大部分作品符合“报告”原则，但欠缺文学性【花踪文艺营01】小说：过去和未来

11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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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上）

文．照片提供：黄子珊【第17届花踪报告文学奖首奖作品】关上门，日光灯暧昧的光线，把浓浓的夜色、街头的喧嚣全挡在外头。安邦一所社区礼堂内，十几个人忍受着燠热，时而低声吟唱，时而挣扎咆哮，全神贯注地排练着。一旁，导演沙烈瑟巴斯（Saleh Sepas）不时以达利语（Dari）给演员指点，同样七情上面。达利语是阿富汗人其中一支最广泛使用的母语。沙烈和一众演员，都是在马来西亚的阿富汗难民。沙烈在阿富汗本来就是戏剧导演。毕业于喀布尔大学戏剧系后，他就加入当地电台担任编剧和导播。他去探访监狱女性，鼓励女性反抗家庭暴力，后来更获得BBC聘雇，制作青少年教育节目，同时继续以戏剧四处普及民主选举意识、提升女性权益、关注战争中的孤儿。他有稳定的工作、有车子、有房子，每个月还会捐出部分收入给贫困家庭。即使阿富汗早已因为长期战乱而满目疮痍，他也不曾想过要离开。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他们不喜欢我做的事，想对付我。” 第一次见面时，沙烈才刚开始学英语。在阿富汗，沙烈不曾说英语，现在他只能用极缓慢的语速，艰涩而吃力地表达当时的恐惧，“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他们列入黑名单。” 或许依然心有余悸，或许是太过深恶痛绝，沙烈始终不愿亲口指名道姓那三个字──塔利班。沙烈的上半生，几乎都是在烽火中度过的。 1983年他出生之时，阿富汗正和入侵第四年的苏联打得不可开交。几年后，苏联久攻不下决定撤军，塔利班组织却随之崛起，并很快在1996年成功夺权。之后的五年，塔利班施行极端伊斯兰法，仇视一切现代事物──不准女性上学就业，禁止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绘画等所有娱乐和文化活动。塔利班还成立了宗教警察，严厉执法──女孩去上学，会被泼硫酸；有人仅仅只是听了音乐，就被抓去鞭打。 2001年，911事件发生，美国马上驻军阿富汗，扶持新政权。然而，新政府软弱腐败，国家依然萎靡不振。于是，塔利班一边休养生息，一边不时发动游击战和恐怖袭击。为了扩充兵力，塔利班拿着食物、衣服和现金到贫困家庭，换取他们把孩子送到宗教学校接受洗脑。孩子在稚嫩的童年里学会了仇恨，满13岁就接受军事训练，最终成为塔利班口中的圣战士──在阿拉伯语中，“Taliban”正是“神学生”的意思。凭借戏剧的力量，发动温柔的革命也是911那年，沙烈进入喀布尔大学美术学院修读戏剧系。在那个三餐不继的年代，这几乎是没人要申请的学科，“搞艺术甚至会被耻笑，但我相信艺术是有力量的。”沙烈回想开学之时，“整个科系只有十二个新生。”而当时阿富汗的全国人口，有将近两千万。至于那所“艺术学院”，不过是一栋被砲弹炸剩一半的建筑废墟。就在这一片残垣败瓦中，满腔热血的少年沙烈，埋下了“以戏剧改变社会”的梦想种子。为了支持儿子四年的学费，原本为农民的父亲也从家乡来到了喀布尔，在建筑工地打工。其实，在全国被砲火炸得坑坑洞洞、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已经很久长不出农作物。农民早就砍掉果树、舍弃小麦，转而栽种价钱更好的罂粟。紫红色的罂粟花绚烂美丽，可以提炼成海洛因、鸦片等各种重度成瘾物品，很快就扛起了阿富汗经济的半壁江山，更一度占据全球近九成的毒品市场（注1）。这也成了塔利班主要的收入来源。军阀割据、毒品、贫穷……，绝望的百姓纷纷逃离家园。而今，离散在外的阿富汗难民高达两百七十万，是全球第三大难民群体（注2）。走不了的，继续身陷泥沼。很多家庭负债累累，只能把未成年的女儿嫁人，为全家人换来短暂的经济纾困。据估计，阿富汗有近三成的女孩在十八岁以前就结婚（注3）。她们往往遭到虐待、强奸、劳役或难产致死。想要摆脱旧俗、追寻自由的女孩，甚至会被家人以捍卫家族的名义杀害。如果人间有地狱，阿富汗，就是地狱。即便如此，对沙烈来说，这里始终是家──家里有东西坏了，你不会一走了之，而是想办法去修好它。“阿富汗有九成女性是受压迫的，只能在家听节目，获取知识。同样的，小孩子如果没有接受正规教育，长大了就只能拿起枪去打仗。阿富汗需要这些节目、戏剧去宣导平权、民主。” 沙烈以微弱但坚定的力量，在剧场的地板上，发起了温柔的革命──从在喀布尔，辗转到吉隆坡。晚上八点半，难民演员完成了最后一次的排练。第二天，这部由沙烈编导的戏剧《沉默的呐喊》（Screaming In Silence），正式在一年一度的吉隆坡“难民节”公演。难民节由本地社运人士于2017年创办，通过难民的演出、论坛、市集、美食等，邀请本地民众走进难民的世界，希望借此消弭社会对难民的误解。他相信艺术可以改变社会、命运，但是…… 那天，在Publika商场小小的黑箱剧场里，全场座无虚席。台上，演员生涩却投入──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剧中，十二岁的女孩被父亲强迫嫁给比她年长很多的男子，以抵销家里的债务。女孩拼死抵抗，因为她没有忘记，母亲就是早婚难产而死的。结婚当天，女孩从夫家逃走，最终却因为犯上“逃婚罪”被抓进监牢。最后一幕，女孩愤怒地对着看守她的女狱警咆哮，女狱警却提出了一个方法，说可以帮她脱罪，“我可以安排你嫁给裁决这个案件的法官，你自己决定吧！” 整部剧在这里结束。在观众的惊愕中，主持人上台开启了讨论环节：“你觉得女孩该如何抉择？她可以怎么自救？”观众很踊跃发言，但没有一个人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沙烈也没有答案。很多问题亦然。一如超过十八万难民在马来西亚的处境（注4），往往也只沦为“问题”。如何解决，没有人有答案。但在阿富汗工作那十年，沙烈始终执拗地相信：艺术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人的命运──他只是没想到，最先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发现自己被恐怖分子盯上的那天，沙烈在人来人往的喀布尔街头，感到阵阵寒意──那是一记警钟。他不是没听说过媒体或社运分子被塔利班袭击杀害的事，有些甚至就近在咫尺──就在喀布尔市中心、号称保安森严的大酒店，阿富汗籍的知名法新社记者沙达阿末（Sardar Ahmad）和妻儿正在用餐时，遭武装分子用机关枪扫射，一家五口，只有小儿子幸存。沙烈也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五岁，最小的才出生九个月。比起资源、人脉都更强的国际媒体记者，要对付一个籍籍无名的导演，甚至无需如此劳师动众，“他们随时可以在我车里放炸弹。只要五美金，就有人愿意做。” 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人命如蝼蚁。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他必须保护自己和家人。2016年，沙烈带着父母、妻子和孩子，仓促离开住了33年的家。离家那一刻，他连想都来不及想，这一走，是不是就再也回不了头？他甚至没来得及回头多望一眼。从喀布尔一路流亡到印度、巴基斯坦，年事已高的父母再也承受不了舟车劳顿，沙烈只好把父母托付给在巴基斯坦的叔叔，他则带着妻小来到了吉隆坡。“抵达那一天，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听说安邦住着很多阿富汗难民，打听到一户同乡的地址，就到那里敲门，请求借宿。” 那是他成为“难民”的第一天。“我们连枕头都没有，只能把衣服叠起来枕着睡。” “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这个问题，我问过好几个中东难民，“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友善国家。”“小时候电视上都说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国家中最发达的。”“这里比较安全稳定。”答案不外乎这几个。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有比他们早来的亲友，可以投靠。截至2023年7月，马来西亚的阿富汗难民有三千一百九十个（注5）。只是，马来西亚没有签署1951年的《难民公约》，不收容难民，亦不承认难民地位。在这里，难民唯一的合法证件，是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的难民证。然而，申请难民证耗费时日，等待审核的过程中，难民随时会被当作“非法移民”逮捕坐牢。即使有了难民证，难民也不能工作或到正规学校念书，医疗福利和人身安全亦没有太多保障。走在路上，他们经常受到执法人员勒索、威胁，甚至拘留。初来乍到之时，沙烈每次出门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谁。但他不得不出门找工作。和所有难民一样，沙烈卷起袖子，去端盘子、当搬运工人……，“做满一个月，才拿到两百令吉。” 庆幸的是，他们一家很快就拿到难民证。不久，他又遇到一个雇主，请他处理文书工作，换取每个月一千块的物资。三个月后，他在安邦租下一间小公寓，添置了几件旧家具，勉强拼凑出了一个“家”的雏形，孩子也开始到难民学校上课。逃亡的生活，总算安顿了下来。（编按：文內小标题乃编辑所下）注1：《Life Under Taliban》Masuma Tavakoli, 2019, published by Gerakbudaya Enterprise 注2：https://en.wikipedia.org/wiki/Afghan_refugees#:~:text=Between%202002%20and%202012%2C%205.7,the%20country’s%20population%20by%2025%25.&text=Afghanistan%20is%20one%20of%20the,after%20Syrian%20and%20Venezuelan%20refugees. 注3：https://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girls-increasingly-risk-child-marriage-afghanistan 注4&注5：https://www.unhcr.org/my/what-we-do/figures-glance-malaysia#:~:text=As%20of%20end%20July%202023,registered%20with%20UNHCR%20in%20Malaysia. 相关稿件：《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下）【花踪17.报告文学奖决审会议记录】大部分作品符合“报告”原则，但欠缺文学性【花踪文艺营03】出版：中心与边陲

11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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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17.报告文学奖决审会议记录】大部分作品符合“报告”原则，但欠缺文学性

本届花踪报告文学奖共收到16篇作品参赛，经初审评委郑丁贤、杜晋轩、曾毓林选出9篇作品进入决选。评委会推选李慧玲为评委主席。

1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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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采手记

梁靖芬／不正确

我总想，与其追求正确，不如看重正直？正确与正直有着微妙的不同，正直是往内要求，是不愿占人便宜的品格。一个正直的人，有内在的悲悯，不论你把他放在哪个时代、地域，恐怕也不会歪到哪里去？正直可以让你知道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判断，例如，网页流量与报导权的边界。

2年前

编采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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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17.开始征件】星洲日报第17届花踪文学奖章程

主办单位：星洲日报宗旨：开拓国际视野，提升文学风气，传承文化奖金总额：12万8000令吉【甲、马华甄选奖】 01 小说奖 ▲字数以5000至1万字为限，含标点符号首奖：奖金1万5000令吉，及“花踪”铜雕一座评审奖：奖金5000令吉，及“花踪”锡雕一座 02 散文奖 ▲字数以4000为限，含标点符号首奖：奖金1万令吉，及“花踪”铜雕一座评审奖：奖金5000令吉，及“花踪”锡雕一座 03 新诗奖 ▲行数以50为限，含标点符号首奖：奖金1万令吉，及“花踪”铜雕一座评审奖：奖金5000令吉，及“花踪”锡雕一座 04 报告文学奖 ▲字数以5000至1万字为限，含标点符号 ▲可用已发表的作品（但不包括已出版成书），或得奖作品参赛 ▲必须真人真事，并附上印证资料首奖：奖金1万5000令吉，及“花踪”铜雕一座评审奖：奖金5000令吉，及“花踪”锡雕一座【乙、新秀奖】 01 小说组 ▲字数以5000为限，含标点符号首奖：奖金3000令吉，及“花踪”锡雕一座评审奖（二位）：每位奖金1500令吉，及奖牌一面 02 散文组 ▲字数以3000为限，含标点符号首奖：奖金3000令吉，及“花踪”锡雕一座评审奖（二位）：每位奖金1500令吉，及奖牌一面 03 新诗组 ▲行数以50为限，含标点符号首奖：奖金3000令吉，及“花踪”锡雕一座评审奖（二位）：每位奖金1500令吉，及奖牌一面【丙、马华文学大奖】 ▲由他人提名或作者自荐奖金2万令吉及“花踪”铜雕一座本届特设【丁、童诗奖】 ▲行数以30为限，含标点符号入围10篇，不分名次；每篇奖金2000令吉，及奖牌一面【应征条件】 01 马华甄选奖、童诗奖：凡马来西亚公民，或曾经在马连续居留10年或以上者皆可参加。每人可同时参加各类征文，惟每类以一篇为限。 02 新秀奖：只限1998年1月1日或以后出生，且为马来西亚公民，或曾经在马连续居留10年或以上的青少年参加。每人可同时参加各组，惟每组以一篇为限。 03 马华文学大奖： A. 凡马来西亚公民，或曾经在马连续居留10年或以上者皆可参加。 B. 参赛作品限于2021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1日期间，出版的一本文学书籍（限1本）。诗、散文或小说皆可。 C. 以下书籍不符合参赛要求：一、2021年10月1日前已出版的旧作汇集而成的精选集。二、2021年10月1日前已出版，并于2021年10月1日后再版或修订的旧作。 D. 由他人推荐，或作者自荐亦可。 E. 参赛者参赛时必须在世。 04 除报告文学奖及马华文学大奖以外，应征作品须未在国内外任何媒体、网络平台中印刷或发表过。 05 严禁抄袭或一稿两投，如经发现，当予公布并追回奖座与奖金。【评选过程】 01 除新秀奖只分初审和决审两阶段外，其他文类分初审、复审、决审三阶段。各阶段评审须开会讨论及投票。 02 马华文学大奖：由他人提名或作者自荐，经工委会审核符合基本条件，由决审委员审阅其作品并评定得奖人。 03 作品如未达水准，评审委员有权议决奖项从缺。【报名方式】 ▲ 马华甄选奖、新秀奖及童诗奖： 01 请至“第17届花踪文学奖线上报名系统”，填写报名资料：vip.sinchew.com.my/huazong 02 上传相关附件：作品电子档、身分证件影本、个人近照（清晰正脸，请勿使用模糊不清的照片或多人合照）。 03 上传的作品电子档，须是DOC或DOCX档，简繁体皆可，惟限用宋体或新细明体。标题字号请用20，内文字号请用12、行距为“单行距离（single）”。 04 参赛作品文末务必附上总字数（包括标点符号）或行数（诗）。超出字数或行数者，工委会有权不受理。 05 参赛作品上传后，不可抽换、更改或退件。 ▲ 马华文学大奖： 01 须呈上参赛书籍5本，以及提供推荐者姓名、联络方式和被推荐者姓名、联络方式、个人简介及推荐理由。 02 以上资料和参赛书籍一律以挂号邮寄至：《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工委会 No 78, Jalan Prof Diraja Ungku Aziz, Seksyen 13,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特别说明】 01 参赛者保有参赛作品著作权。参赛者同意授权主办单位以任何形式使用参赛作品，无需通知或支付版权费予参赛者。 02 纸本作品邮寄参赛，仅限马华文学大奖。其他组别须以线上报名方式参赛。 03 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将随时修订并公布。 04 询问电话：星洲日报文教部 03-7965 8594；电邮：[email protected] 【截稿日期】 2023年9月1日（邮戳为凭）、线上报名系统开放至当日23:59）【颁奖典礼】日期：2024年地点：稍后公布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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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16】报告文学评审奖：白袍战士──呼与吸边缘的战役／马愿越

从槟城中央医院主要入口开始，处处可见戴着口罩和面罩的医护人员。更有甚者选择了多一重保护，医用口罩的外头还加上了布制口罩。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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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16】报告文学首奖：身分之祸？1941年“台湾戏”剧员在马来亚被捕事件／沈国明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从马来亚东海岸的吉兰丹登陆，掀开对马来亚的侵略。英属马来亚政府立即动员警队拘捕在境内的台湾人，其中，被捕者以“台湾戏”演剧人员居多。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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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16】报告文学奨决审会议记录／报告文学是，既有思想的力量，也能成为日常生活指引

本届花踪报告文学组共有18篇作品参赛，经初审评委林友顺、郑丁贤、陈文贵选出11篇晋入决审，后有一篇要求退赛。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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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

花香如故/第16届花踪文学奖得奖感言

［马华文学大奖］ ●黎紫书《流俗地》获奖金2万令吉及“花踪”铜雕一座我上一次得花踪文学奖应是超过10年以前的事了，那次得的也是马华文学大奖。上一个奖和这个奖之间虽说我交出的作品不多，但是自问一直都用心在写，而且也觉得自己越写越随心所欲，在创作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流俗地》可说是我写作生涯中重要的里程碑，自2020年出版以来，就让我获得了各方的肯定，也为我在中文世界收获了不少读者。有些远方的读者更因为它，阅读起马华文学，对马华文学产生兴趣。虽然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不能亲自到花踪文学奖颁奖礼上领奖，但我很高兴由有人出版社代我接过这个奖项。作为马华写作者，这些年因为经常在国外，感觉自己就好像在外面开疆辟土，希望能为马华文学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然而与此同时，马华本土这些年也一直有人刻苦地在坚守着我们的堡垒，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马华文学，这些人也是同等重要的。有人出版社正是这些劳苦功高的守护者，而多年来一直在举办花踪文学奖的星洲日报也是一个。谢谢评审对《流俗地》的肯定，让我再有机会在花踪的舞台上发表得奖感言。虽然人在千里之外，不能像过去那样感受到台上的灯光和台下的目光，但是此刻我仍然感到无比的自豪，无比的光荣。［马华散文奖］ ●首奖：陈秀莉〈验光〉奖金1万令吉，及“花踪”铜雕一座得到这个奖项非常的意外，谢谢评审青睐。其实我本来不太写散文，因为散文的幽微和隐秘，多少让我有些无所适从。但前阵子因为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让我开始想用散文来表达。写的过程中，散文像是给我重新安了一双眼睛，让我看见生活里头，一些事件可能存在隐秘的连接。这些连接有时好像一些通道，可以让人瞬间释怀。也不是因为看见了才去写，而是因为写了，才慢慢被看见。我觉得这是散文一直以来在教我的事。最后，要谢谢花踪和【文艺春秋】这两个平台。没这两个平台，我最初大概也不会尝试去书写或做一些记录。 ●评审奖：杨邦尼〈男佣手记〉奖金5000令吉，及“花踪”锡雕一座这是我第三次入围，第一次获奖。这篇文章写的是去年照顾生病母亲的故事，我就是那个“男佣”。过程中有挣扎、不满、妥协、和解到放下，因此我想以文字来悼念母亲。去年行动管制令期间，母亲生病，弟妹在新加坡无法回来，我辞职在家照顾母亲，让我得以用第三者的身分去写这一段回忆。我想把这个奖献给母亲，及我的家人。［马华小说奖］ ●首奖：牛油小生〈骚乱〉奖金1万5000令吉，及“花踪”铜雕一座我写作已有十多年，过去多在写散文，这次写小说也经历了挫折，可是这个奖给了我信心。花踪对我而言是特别的，以前就读宽柔中学时便唱过〈花踪之歌〉，可是直到进入大学才开始参与文学奖，这才把当年唱的歌和奖的关系联系上了。这几年出了几本书，反应还不错，也有读者来鼓励我。我希望如果写得不好，也请读者多批评。 ●评审奖：丘凯文〈阿婆〉奖金5000令吉，及“花踪”锡雕一座〈阿婆〉是我之前一篇小说〈阿公〉的姐妹篇（或者更适合称之为“公婆篇”），两篇处理的都是马共议题，〈阿公〉侧重记忆与书写，〈阿婆〉则将视角投向女性与家庭。两篇小说都不再书写森林，它们叩问的都是战争“之后”的问题。花踪重要，但花踪“之后”那似乎是更长远、更关键的问题。我想，交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便是对这问题最好的答复。不过，拿到了这座锡雕，无疑能走得更踏实，更无所畏惧，我如此深信。［马华新诗奖］ ●首奖：辛金顺〈瑜伽术〉奖金1万令吉，及“花踪”铜雕一座参加文学诗奖宛如一个华丽的探险。因为诗是文学艺术之最，注重绝对的创思与创意，加上情感╱思想内涵的结合，语言圆融的完成，使得这样的探险，充满着一种创造的乐趣。所以参与这样的探险游戏，只要好玩，其实获奖不获奖，已经是比较次要了。当然，获奖是某种肯定。惟获奖是一时的，然而若能够一生执着于这报酬率极低，却仍坚持在黄昏里挂起这一盏写诗的灯，才是真正令人肃然起敬。如这次代我宣读感言的诗人李宗舜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诗道”，就是需要这一类诗人，以长久的创作，写出好的诗歌来完成。 ●评审奖：宁晓糸〈我喜欢的二流诗人们〉奖金5000令吉，及“花踪”锡雕一座这首诗能获得马华新诗评审奖，我想谢谢诗里与诗外的二流诗人们。读他们的诗，让我学习看看闪亮的事物所带来的阴影，学习知道一切的失败都是如此的珍贵，学习体验那些破碎的事物所带来完整的感伤与遗憾。谢谢他们，也谢谢动物界与仙界的友人，以及谢谢一些从来不写诗的诗人，他们示范了诗不一定都是以文字出现，可以是一棵有秋千的老树、一小段的迷路、一片起雾的湖或一次只有单程机票的旅途。［报告文学奖］ ●首奖：沈国明〈身分之祸？1941年“台湾戏”剧员在马来亚被捕事件〉奖金1万5000令吉，及“花踪”铜雕一座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是新山心向太阳剧坊的创办人兼主席，在2018年发起“抢救百年马华话剧史料运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这起事件，会去想1941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文学不可遗忘戏剧。戏剧和文学一直处于边缘，希望戏剧文学也可纳入花踪，这将会让花踪更完美、圆满。这个奖对我和整个剧团是肯定，也是华社对戏剧工作的认可，对戏剧文学创作有着鼓舞的作用。 ●评审奖：马愿越〈白袍战士——呼与吸边缘的战役〉奖金5000令吉，及“花踪”锡雕一座我是一名医生，过去两年的抗疫对我们影响很大，而这篇文章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写的，我当时在槟城中央医院内科部负责医治冠病患者，感同身受，就把所看到的写成文章。我很高兴这篇文章能够获奖，对我而言是意义深厚。我曾经得过花踪新秀散文评审奖，报告文学是我第一次尝试的文体，获奖除了是对我个人的肯定，也是大家抗疫路上的共同纪念。最后我想说，每个人都要防疫，防疫是每个人的责任。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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