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新闻资料

简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星云

记一位文友——张久美/潘玉芳（牛汝莪）

《星洲日报》从我少年时一直陪伴着我，在我成长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通过报章，我交了一些文友，这些文友影响了我，不仅因此常投稿发表文章，达到磨炼文笔学好华语的目的，还因此开拓视野，丰富了因出生贫瘠乡区的中学生活。我因出生在一个偏僻，没自来水没电流供应，没有通讯邮址的乡村，所以一直到上初中时认识一位住镇上的同学，她愿意让我借用她的住址当通讯地址，才学会给报章投稿和交文友。那时我把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寄去《星洲日报》的【新苗】和中马版的【少年园地】，但稿件常不被录用，很伤心。记得当时（1974、75年左右）有位名叫张久美的文章常常见报，而且文章很长，让我很羡慕，于是想向她讨教，就给编辑写信，请他帮忙转交信给作者。编辑竟有求必应，我因此和她成了文友，频密通信，分享生活点滴。她写的字很端正很美，看她的信是一件快乐的事。她也有其他文友，通过她，我也和他们成了文友。现实生活中我很少朋友。我住得很偏僻，当年交通不发达，我上学踏脚车独来独往，在学校因是学长也没时间和同学交流，没上学的日子我又要帮忙家里农作。因为这群文友，后来我写的文章进步了，也常被刊登。记得有一回，我们仰慕的作家马汉老师去波德申度假，会和几个当地的文友会面。我和张久美约好一起去见他们。久美的家在雪州的雪邦，离我家几十里。哥哥前一天用摩托送我去她家，第二天我们两个才搭巴士去波德申。那是我这乡下妹长到17岁第一回搭巴士出远门，跟一个小我1岁的文友！还记得我们从雪邦搭巴士到波德申必须先到一个叫朱湖的小镇转车。眼见时间分秒地过去，我们在朱湖这陌生的小地方等了好久，还搭不到去波德申的巴士，就想到搭顺风车。于是我们伸手拦了一辆车。车上是一对友族男女，他们让我们上车，载我们到靠近波德申的一个地方，再教我们搭巴士前往目的地。那一次真是人生中难忘之旅。我们终于见到马汉老师，当年的文友，“波德申四剑客”——祝家华、林健国、张健安和石得发，还有来自永平的许育华。也许就是这样的经验，让我开始有胆量走出乡村，中学毕业后自己申请到都门的大学升学。中学毕业后，我和久美还有断断续续通信。后来我结婚了在槟城工作，她理大毕业后在雪州独中教书。相隔几百里，再见面时她带着两个孩子，在槟城。原来她因为第一个孩子早逝，决定放下工作，回归家庭，后来更因要照顾家翁回来夫家槟城。相信有缘我们会再见我们靠一年一次的贺年片互通信息。2019年初收到她的贺年片才知道她已经搬回雪州，原来她家翁已经逝世。她说她重回以前的独中执教，我为她开心。在这个年纪要重回职场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她以往的工作服务纪录应该是很好的。看得出她很珍惜这次的机会。 “2019年开始重执教鞭，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今年继续教书，有同学问我什么时候退休——退休？好像很怪了，之前我已在家21年了，现在完全没想这，只是觉学电脑没很快上手（我一直都不喜欢电子产品，更不曾去学电脑）……”那是2020年1月久美寄给我的贺年卡上的文字。不久，冠病席卷全球，我国也经历了学校停课、转上网课这重要的转折。无法想像这对不太会操作电脑的人是多大的压力。幸好我刚从教职退休，所以逃过了这考验。隔年她写信给我贺年，因为政府的行动管制使她买不到贺年卡。她告诉我她因冠病期间学校给学生上网课，自己也学会了操作电脑，还蛮开心网课也有好处，尤其在改考卷、作业时。我看了也替她开心。我知道那挺不容易的。 2022年是因前一年的冠病不可跨州跨县回乡过年后，终于可以回乡的一年。我在过完年后想起还没收到她的贺年卡，于是给了她一个简讯：“今天才记起今年没收到你的贺年卡。没有MCO大家到处忙拜年，特忙哈……”她马上回我简讯：“这个新年我完全没外出，也忘了贺年卡了——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在进行化疗——我得了肺癌……”什么？这消息太震撼了，一时间我不知如何回应。这种病蛮难医的。今年1月9日，久美走了。第一个出现在脑海的感受是“志未酬”！贺年片渐渐走入历史，那个每年为我寄贺年片，在贺年片写信的文友也离开了。我相信有缘我们会再见的。

8月前

星云

星云

我的文艺前辈马仑先生/李开璇（新山）

黄贵文先生问，有没有空喝茶？我说有。以为中东的战争和以色列会是大家关心的话题，来到咖啡馆，见马仑先生也在那里，就不约而同，换了一个题目：马华文艺。马仑是马华文艺的一面旗帜，看见这面旗你就知道自己走近了文坛。他总是随时随地让人们接近文坛。他走向喝茶地点的时候，总是提着一个塑胶袋，里面装着准备送人的文艺书。有他自己的作品，也有其他文友的著作。他替那些很少出来打交道的文友们送书。马中断交那些岁月，中国好像在地球上消失了，关于它的被转述的消息都是些坏消息。中华文化成为国家的弃儿，中华儿女沦为二等公民。关于它的任何一件事都讲不清楚，即便是纯表演的舞狮舞龙不也被骂了一通？还有谁要跟你谈马华文艺？还没开口，就觉得眼前仿佛站着一个独裁者，你说什么他都立刻反对。然而我们凭着简单的喜爱接近着它，感觉上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着，仿佛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华文课开在下午放学后，其他同学都回家去了，全校已经一片肃静，唯有我们这个华文班还有一点声音。喜欢新诗和华文刊物的几个同学，私底下进行讨论和分享，却不让学校和老师知道。书包里的华文刊物，上正课时不能让老师或巡察员看见，看见了是要被没收的。我们的眼睛也就自然而然往学校以外的地方看。那时，几家华文报的文艺园地，每个星期都会开出两三朵文艺的花。好像开在沙漠上，非常的艳丽。我读书的时候要帮父母亲做农事。家里有几亩橡胶园，“收胶”后的下午，有一点空闲的时间，便一面擦着手背仍旧发出臭味的胶丝，一面到住家附近一间杂货店找报纸看。武侠小说和新闻往往已经握在别人手里，文艺版却鲜少有人问津。只要找到准没有人跟你抢。可有时它无端端失踪，因为店主认为这张不重要，拿去包东西或垫蔬菜去了。通常也只有武侠和文艺我能好好读上几段，然而要从头读到尾却很少能够做到。一来环境吵杂，二来总有人邀我下象棋。尽管如此，作家们的名字被编者放在显眼的地方，掠过眼帘又一再被提起，留下深刻的印象。譬如易梵、云里风、原上草、一介、陈雪风、梦平、芭桐、马仑、高坤镇、凝秀等，随便列举便有这好几个。感觉上他们是一群人，散布在各地，有着共同的理想。我那时不知道马仑、梦平、芭桐、丘岷和邱子浩原来是同一个人，至于作家们写了些什么我也没有特别的印象。不似高尔基、鲁迅、巴金的印象深刻。然而他们将道地的生活写了出来，说出了父母亲们的心声，我们少年的感受，这一点却是没有东西可以代替。连篇累页的新闻是特权人物的传声筒，而那些声音都是些没有营养的怪音，看了总是令人气愤和不安，武侠小说则是逃避现实的麻醉药。只有文艺的园圃里散发着纯真的生活气息。它是一条涓涓的流水，我们在里头涤荡却浑然不知。梦平先生就坐在我的前面，我还保留着对他的仰慕，所以向来称他为“前辈”。梦平写小说很快，什么题材似乎都可以应付，手到擒来游刃有余，虽然不怎么在乎文字的雕琢。他谈到好友高秀的时候，说高秀的文笔非常好，在他之上。然后说，他写了大约200篇小说，当年在黄梨乡的10年最为多产。然而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有才华，而是由于勤劳。严歌苓女士也说过同样的话，当时她在发表一场演讲。她说，写小说不是有没有才华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你付出多大努力。这是一项劳力密集的工作，作家是另一类工人，他们进行着脑力的劳动。一只孜孜不倦的工蜂马仑已达望九之年，显得有些疲惫。但是他不愿意呆在家中，老是要到处走动。我的两个写作的朋友黄贵文先生和宋铭先生都曾经载过他。有时候，他的儿子丘量栋先生把他载到聚会地点。他说，有一次他的一个亲戚载他到吉隆坡，经过一个花园时，他想起，碧澄先生就住在那个花园，赶忙按照地址寻上门去，果然见到了碧澄。他们就这样成为好朋友了。前些年，碧澄来到新山，特别叫马仑安排一桌文友互相认识。他们的圈子以这样的方式不断扩大。他讲话时声量很低，周遭稍微有点吵，就会被盖过。他又患有青光眼，给他的脑力劳动带来不小的困难。然而他在青光眼的蹂躏下，竟在疫情期间完成了一部关于这个瘟疫的长篇小说。这许多年来他写了不少关于作家的事迹，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似乎使他更加看透人生。他很随意地谈论着文坛的几件趣事，估计我们认识哪些文友，就谈谁。想起当年马华文史界有“三剑客”，就是方修、赵戎和马仑，后来黄梅雨也加入这个行列。姑且不论成绩如何，光是愿意下放文史界的烂摊子当苦役，就已经叫人肃然起敬了。如今只剩下马仑一人，可谓奇货可居。他可是一张蓝图画到底，紧握着马华文艺的旗帜，不曾做过逃兵。马仑把一本新出版的《马仑序跋导言及其他》推到我面前。这么快！又出新书！我说，旋即看见封面内页他挥洒的签名，还是一贯的称我为“李开璇兄”。真不好意思，我小他十多岁，应该是“老弟”了。马仑自然不会在这里混淆，然而他温文儒雅的气质总是经常无缘无故外泄。写新诗的黄贵文先生也拿着一本，正在翻阅。集子里有四十多篇文章，是他多年来给文友的新书写的序文、献辞或俳句。他在这些文章里畅谈他们交往的经过，给这些同道适当的鼓励和肯定。附上图片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字里行间也随处可见他对文艺的评论和观点。曾经有人把这种现象评为文艺界的互相吹捧，责为不健康的风气。当然，过度的和不符合事实的褒扬可以被这样诟病，然而我们确实无需对这种现象过于呵责，实际上从这些所谓“吹捧”中写作人并无什么利益可图。马华文艺既得不到国家的认同，也缺乏系统性的支持，每个作家都是一根自生自灭的野草，彼此之间要是没有一点感情，不是这样互通声息，单有艺术的评论又有何用？这三尺文坛能够支撑到今天吗？写作人通常都很脆弱，没有几个生来就是百毒不侵的勇士。总觉得马仑先生在写作人之间的沟通串联，正是好比一只孜孜不倦的工蜂，呵护着它的巢。马华作家在华文文艺界大抵都称不上“顶尖”。一来，这里不是中华文化的中心，而是边缘。边缘大抵不会被中心看重，更不会被选为标杆。我们的作家的确也只是做些传承的工作，扮演一个外国作家的角色。再多的“吹捧”，料想也不会改变这个认知。对于“名声”我们无需过于追求也不宜完全漠视，至于自己为什么获得那样的名声，或者为何失去了，又或何以受损了，都应该给与认真的对待。自己心中有把尺，不是别人一句评语就可以左右的。正因为平凡，我们这里的写作人没有顶尖作家那样的思想包袱，不怎么受“名誉”的影响，而是看破了天命似的写生活抛给他们的题材，按照自己的能力走自己的道路。“顶尖”需要“平凡”衬托，绿叶牡丹，相得益彰。而平凡作者的付出也是付出，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马仑。他所做的，何尝不是我们以前所做的那些事，几个文友经常互相联系的版本？只是，马仑把它变成了自己毕生的使命，而我们只当它为一种社交活动。

11月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