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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大约是台北的冬季

后来的后来，我离开台北，又回到了南国。从前曾经向往过拥有四季的国家，如今只为享受着南国热带天气而感到欣喜。脸书有时会传来动态回顾，告知几年前的今天我都在做些什么事情，陆续看了几则，似乎每年到了这时节都会忍不住抱怨台北的冬季。凉爽的气候带与我无缘，或许是命中相克吧，每到冬季或前往寒冷的地方，即便只是去云顶吹风或长时间躺在床上吹冷气，嘴唇就会开始红肿，如不及时涂抹凡士林护唇膏缓和，不久就会龟裂脱皮。除去疫情被困在国外的几年，每逢到冬季最严寒的时候都会跑回南国避寒，而困扰几个月的红唇也会在几天内迅速消退，将身体的机能自动调试到最合宜的状态。台北的冬天对一个来自赤道国家的人来说，实在太冷了，不仅常刮风还会下雨。从网上学来的经验，出行前需穿上三层外衣，第一件是打底贴合身体的衣物，第二件是保暖的针织衫或卫衣，最后再披上厚重的防水抗风刷毛外套，穿戴口罩和手套紧锁全身肌肤，只露出一双眼睛来探路。即便如此，寒风袭来的时候，依然冷得刺骨。还能清楚听见风声呼啸而过，打在身上浑身颤抖。过去曾和来自香港的友人聊起，假如哪天我选择离开台北，首要的原因绝对是天气。他答覆说：“在离开香港前，天气不会是我未来决定在哪定居会考虑的原因，直到我来了这里。”台北湿冷的冬天不仅香港友人受不了，就连出生在中国东北辽宁的前室友都难以忍受。我许多关于中国的认识以及冬天的想像，都是从前室友的口述中获取。他说中国北方大雪皑皑的冷是物理攻击，台北的湿冷是魔法攻击。我从未到过比台北更北的北方，更从未看过真正缓缓降落的雪花，台北的纬度已是我能忍受的极限，无法再向北踏出一步，去体验物理攻击打在身上的痛觉。但湿冷的魔法攻击可是痛彻心扉的感悟，仿佛台北的冷能穿透层层护甲的防御，直达皮肤，深入骨髓，同时附带长时间的负面减益效果，不断地流失生活的动力，成天赖在被窝里，不愿出门。每年冬季总会有那么几周会刮起台风，气温突然骤降至个位数，一个人赖在没有暖气的房间，无需打开风扇，只要将窗户撑开一个小缝隙，便可维持最基本的通风。搭配大批从超市购买的存粮，非必要出门工作或办事时，就蜗居在房里自娱自乐。冬天最困难的反而是洗澡，打开浴室花洒前需先用手小心测试水温，慢慢调节温度，避免突如其来的烫伤或冻伤。浴室上方有扇连接户外的通风小窗口，本是将洗澡水的热气排出，以避免整间浴室被雾气所环绕，但打开的同时又会将外头的冷空气输入到浴室内。一旦将热水关闭，体感温度瞬间与外头同步，无处不在的冷空气趁机环绕且贴合在裸露的身子引发不停颤动，只能屈服，在热水的反复开关间重新尝试，直到得到一个冷与暖的平衡。科学无法解释同时又冷又热的现象，但台北的冬季可以。偶尔放晴时，台北的冬天是冷与热并存，气温乍暖还寒有时会回升至二十几度，走在路上，阳光猛烈照耀下来令人汗流不止。但只要一阵风袭来就会顿时将好天气吹灭，冷得直打哆嗦，随即气温在两小时内骤降10度，懊悔今天怎么不多穿件衣服再出门。于是出门前查看今日气温与降雨，成为这些年来新养成的好习惯。台北的冬天抗寒经验被我带回南国延续至今，出门前检查天气预测来决定今天衣物的厚薄穿搭，该穿什么鞋子，又是否该把伞也给带上。而那件在南国穿上会热死人的防水刷毛外套，以及众多冬天的毛衣与卫衣呢，被封存在衣柜的下方，等待重新被拿出来的一天。相关文章：【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关于写作，我说的其实是……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读诗会【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成舅感

6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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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年华】伍燕翎/刘太希诗人雅集云南园

潘重归的三舅刘太希，是当年南洋大学中文系的翘楚，尤在古代文学的教研与传播方面享有声誉。刘太希于1957年抵达南洋大学，比潘重规稍晚一年，负责讲授《历代诗选》《诗经》和《各体文习作》。虽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便在父亲翰林学士刘楠轩的熏陶下浸染古文，累积了深厚的文学修养，奠定了“北大才子”之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刘太希投身抗日救亡，出任国防部秘书要职，抗战期间常以诗作赠予将士，鼓舞士气，由此结交了诸多军政要员。战后，他归心治学，未再涉政。甲子之年踏足南洋，他的行事愈发从容自适。相比其他南来的中文系教授，刘太希似乎更为“安分守己”，潜心于古诗词研究。在南洋大学，刘太希倾力推动师生古体诗创作。他与同期的凌叔华教授各擅其长，两人一专于古典，一擅于现代，并驾齐驱，共同构成了南洋大学中文系新旧文艺交汇的盛景，成为新马高等府学中推动马华文艺的重要力量。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了首届毕业典礼。1955年，大学初建，横空出世，举城为之欢腾；4年寒窗，学成之日盛典如期，必然再掀欢腾，盛况空前。惜我辈来迟，星洲虽近实远，唯有凭借文字，梦回云南园的美丽与喧闹。园中有八角亭数座，漫山相思树影婆娑，又有红墙绿瓦互映成趣。据传引得佘雪漫教授作诗云：“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自此传颂不息，成为每位南大人心中的千古绝唱。毕业礼前夕，刘太希于《南洋商报》发表了〈南大文学院同学录题辞〉，寄语文学院莘莘学子。他写道：“文学院里所形成的风气，往往就是一个大学的学风。一个大学的学风，又往往就是一个国家的士风。……所以文学院的教育，书本还在其次，最重要的还是培养或感化人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所应注重的是人格教育。”（《南洋商报》，1959年12月19日）彼时，报章对于毕业礼的报道如潮涌来。南洋大学学生会正举办文学周，文学院礼堂连日文化学术座谈，校内各大社团代表登台论道；晚间游艺会座无虚席，全校师生纵情欢聚，乐声不绝。就在这一夜，中国文学研究会诗词组在顾问刘太希和佘雪漫教授的引领下，于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特邀中文系师生及新马诗坛名流共襄。席间，南大师生纷纷展出诗词创作，雅集中亦不乏“即席诗”佳作，才情尽显。同年7月，诸诗汇集成册，结为《云南园吟唱集》。刘太希作序道：“今者吉日良辰，群贤毕至，赏心乐事，倾盖题襟。”时隔一甲子，重读吟唱集，会稽兰亭修禊之翰墨风流，原来曾几何时再现南洋。此吟唱集子中，刘太希以雅集即席诗七律居首，可见其领航典范风采。其中一首〈前题〉既记述当年毕业典礼盛况，亦描绘他身居云南园的悠然——“……老我居夷德不孤，讲舍偷闲狎鸥鹭。兹邦游赏殊寂寥，云南园境差堪赋。……”诗中得见云南园中鸟鹤流连、景致天然。刘太希虽暂居五载，却怡然自适，寄情诗词。授课与写作之余，刘太希迅速融入本地文化圈，与在地诗友建立起深切情谊。1960年，他参加了新加坡“新声诗社”主办的“庚子诗人节雅集”，会后诗作发表于《南洋商报》。此诗社由南渡诗人黎国昌与当地诗人共同创办，旨在弘扬旧体诗词的创作。刘太希在这里结识了不少南渡同道，彼此谈诗论道，抒发对时局变迁的感概以及去国之后的忧思之情。刘太希的〈夜过南洋报社与振夏、心影诸君纵谈〉一诗，诗题提及两位好友——陈振夏和曾心影，皆为当时报界才俊。尤其是《南洋商报》主笔曾心影，其笔力犀利，社论老成，古文功底深湛，常与刘太希共话，畅谈诗文。云南园雅集之上，总少不了他们二人的身影。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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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关于写作，我说的其实是……

无论身处什么行业领域，付出努力成本后得到的成就感是很重要的，必须要有持续性的反馈，要么金钱，要么名声，要么能被人看见的发表版位，才能在一条路上坚持走下去。对于新人，我总劝勉说投稿要趁早，得奖要趁早，成名要趁早，出版要趁早，有些烂作品在年岁增长后就不会再有勇气去出版了。别管是报章副刊、文学杂志、校园刊物或文学奖，稿费奖金多寡都不必在意，只要能够刷存在感的地方都应该要去尝试，让更多的人认识你是谁，才能在其中不断获得反馈来为写作的热情续命。直到不再将写作视为一种兴趣，而是一种职业来对待为止。出版作为写作多年的成果考核，能够仅靠投稿来达成这一步的人其实寥寥无几。近30年来，绝大部分的写作者都是从大专院校级别的文学奖起步，让读者和同辈写作者认识到自己的名字，已然成为一条从写作者到作家的捷径。作为一种加速推进的增长药剂，文学奖的药效是很明显的，尤其获得某些文学大奖，能够让人一跃漫长靠投稿来成名的过程，直接受到文坛和读者的瞩目。当然也不是所有人得奖后就会成为作家，作品的质和量是同等的重要，如果没有后续的持续性投稿写作和计划出版，也会很快被人忘记。让读者记得你是谁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无论是本名或另取笔名都好，都是一种自己名字的品牌塑造，决定了就不应该随意更换，名气关系到出版后的销量，以及是否会接到讲座和稿件邀约等事宜。要知道“作家已死”的观念仅存在于文学理论的理想假设当中，除却文学奖的匿名制度使得评审看不到作者的名字外，作家的名字和作品都是高度绑定的状态，笔下的每个文字和故事都会连结到作者的生平，写作风格和过往的每部作品当中，形成可追溯过往参考的庞大网状脉络，最终让人记得你是谁，写过什么作品，过去和现在的文字又有多少的成长空间。在享受过文学奖的快感后，学会戒断文学奖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就像靖芬在花踪文艺营对观众提问时的回复：“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不为”从来不是强制执行的明文规定，只是一种作家对自己的制约。对我而言，在出版第一本著作之前，年轻和乱投稿都是能被原谅的事情。但在出版第一本著作后，就需要学会爱惜羽毛，即便还符合年龄资格等要求，都不应该再参与校园、新秀、青年等较低层级的文学奖项，更不要去参加来路不明又奇奇怪怪的征文比赛。我想你也不会想要把得过什么作文比赛写进作者简介里，除了一些额外的零花钱，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意义。对已出版多本著作，在文学领域耕耘好几十年，获奖无数的作家而言，早已享有文学史上的声誉，能够仰赖出书，开课或接到讲座和评审等方式来获取额外的收入和名气，实在没必要再靠文学奖去扩充作者简介，一再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写作能力。即便报名参赛也应该是以书本为单位去撰写，如若出版过好几本著作还不能让读者知晓你是谁，出过什么书，内容大概环绕什么去展开，最终只能透过不断狩猎文学奖去刷奖金和存在感，也是件挺可悲的事情。就像你不会看见出过好几张专辑的专业歌手，再跑去参加选秀一般的诡异场景。资深作家与新人的区别并不会只是年龄的差距，因此国内外许多文学奖的参与资格都不会，也不应该有年龄的限制，即便30岁也能欣然成为文坛的新秀。毕竟文学写作有人起步得早，有人中年才开始参与这趟旅程。起步年龄从来不是判断一个写作者的关键准则，活得久和跑得远才会决定一个作者的文学影响和地位。有时选择放弃，也是种美德。相关文章：【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读诗会【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成舅感【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虚化的写作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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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

潘重规在南洋大学中文系执教约5年，1960年离开新加坡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教。这短暂的5年间，他在马华文坛和学界留下了深刻印迹。除授课之外，潘重规还积极写作和演讲，并专注于学术研究，尤其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在红学研究上的见解，却与马华文学史家方修产生了分歧。一场“红楼之争”正好反映了《红楼梦》在马来西亚的研究动态，更标志着红学研究在马来西亚一个重要起步。南洋大学中文系是新马早期从事汉学研究的高等学府之一，潘重规等专家开设的古典文学课程成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当时，许多中文系学子对这些中国南下的教员敬仰备至，而潘重规的教学风采尤其为人称道。据当年毕业生追忆，潘老师讲课时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一口气从上课讲到下课，内容引人入胜。尽管现有文献中并无明确说明他在南洋大学专门教授《红楼梦》，但他在新马地区的演讲和写作已经奠定他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南洋大学宁静的学术氛围，加之母亲和妻子黄念容陪伴左右，使潘重规得以全心全意投入《红楼梦》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楼梦》逐渐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读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1958年2月9日，潘重规应邀在吉隆坡尊孔学校以“红楼梦与曹雪芹”为题演讲。他在讲座中开宗明义，对曹雪芹的身分提出了颇具争议的质疑。事实上，关于曹雪芹的身分问题，早在30年前便引发过一场学术论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认为曹雪芹是汉人，胡适则主张其为满洲人，并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传。潘重规在演讲中还回忆了自己与胡适的书信往来：胡适在回函中戏称他的观点与蔡元培一致，是“笨猜谜”，也是“猜笨谜”，此言一出，引得在场听众哄堂大笑。（《星洲日报》）关于《红楼梦》作者的问题，学界一直在考证派和索引派之间争论不休。从胡适、俞平伯到周汝昌，考证派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潘重规则承袭了蔡元培的思路，他在南洋再度大胆重申自己的质疑立场。1959年，他的《红楼梦新解》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可以说是他在南洋期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写到：“南来后，又在南洋大学、义华中学、吉隆坡尊孔校友会、雪华高师同学会学术研究会演讲多次。……明知全世界人士认定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而个人独持异议，自然很难得人认同……” 果然，潘重规的观点很快引起了马华文学史家方修的反驳。彼时方修正积极投入马华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并在50年代末发表了多篇与《红楼梦》相关的文章。1960年，方修以“任辛”为笔名出版了《红楼梦简说》，同样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发行，成为推动本地红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方修无法苟同潘重规的主张，认为在马新地区重新讨论《红楼梦》作者问题，只会“使到他和当地的文艺界对于红楼梦问题的见解距离得更远”。在他看来，作者身分的问题早已尘埃落定，如今再提无异于徒耗精力而已。因此，他特撰文章，凭借扎实史料逐一反驳潘重规的论点，一场前所未有的“红楼之争”随之在马华文坛蔓延开来。潘重规或以为索隐派大有机会移师南洋，东山再起，然而他却在这里遇上了秉持严谨实证精神的方修，这位不假想、亦不作猜测的史家，与他日后书写马华文学史的态度一脉相承。潘重规南渡新马的日子不长，却与方修结下了这一段难得的学术情缘。两人当时在红学上的交锋，展现了我国学人在汉学研究上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学术较量。 1960年，南洋大学首届毕业典礼结束后，潘重规与妻子黄念容离开新加坡，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继续教职。在香港，他不仅延续了《红楼梦》研究，还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并创办了《红楼梦研究专刊》，至今仍在出版。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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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砂煲罂罉】抽屉/回答

有人问写东西或画图的感觉像什么？我脑里的画面是手持着小小的，带有圆形镜子的铅笔钻，借一点光，折射去某处（时代变迁，如今小孩都纠正我说嘿，那是卷笔刀）。这是小时常玩的游戏。偷偷移动手表或小圆镜，让光走出一条自己的轨迹。单单这样便可以想像一个故事。有时希望唯独自己看见小小的晃动的，光的轨迹，光要折射去哪里我心里有个底，别人不一定需要看见。有时开心的是只有自己看见的光点从窗帘移到墙壁，再默默移动到某人的肩下，这是只有我能看见的，移动的光。有时开心的是被人发现光和它移动的轨迹。于是那人也淘出一枚小镜子，移动着小小的光。有时碰撞有时回避，有时各自陈述，彼此不须交谈，又或说，不须用言语交谈。有伴一起改变光的数量、路线、大小，叙事的时间、人物、地点于是也改变了。也像某日早晨看见公鸡，我漫步它也漫步。我快步，它也快步。最后它振翅飞上树枝得意地俯瞰我。这时我才抬头看见公鸡背后的树和树梢缝隙间耀眼的光。每天早晨走过这里，几乎不记得抬头看树（不像《我的完美日子》里的平山，他没有一天忘记看树）。平日早晨看的多是远方的天及刚升起的太阳，云的形状以及地上的落花。今天先看见公鸡，后来才看见树。有人问为什么想要开始写或画？我想起公鸡。我喜欢的是“后来才看见树”。虽然那时公鸡喔喔喔地看着我，但它应该不知道，这便是我的回答。相关文章：【专栏.砂煲罂罉】抽屉/可以是神【专栏.砂煲罂罉】抽屉/看破绽【专栏.砂煲罂罉】抽屉/万物与万字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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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读诗会

那时，我仍在台北。有时会收到邀约去其他学校或活动参与文学的阅读会，可能是对彼此写作的交流，或一同共读某位作家的作品，分享自己的阅读心得。偶尔聊聊天，认识身处不同专业领域却拥有相似兴趣的人，也是件有趣的事情。当中颇具印象的是“吹鼓吹诗雅集”，因为友人是活动主持人，每当此次活动较少人报名时，就会特别私讯邀我凑数参与。从古亭捷运站2号出发，步行10分钟便可抵达纪州庵文学森林书店，走上三楼推开平常关闭小房间就是活动场地。每场活动约莫有15人参与，其中不少是从其他县市特意赶来，结束后又将乘火车回去。就像上世纪的老朋友聚会般，我们在一个偌大的空间将座位围成一圈，手握一叠刚列印出来未署名的文本，一个个轮流将纸上所写的文字，用自己的节奏朗读出来。纪州庵书店的三楼没有篝火，却能看见烈火似的想像力，不断从他们的口中涌出，在谈话间构筑彼此新造的世界。除固定的主持人外，诗雅集活动还会邀请一位最近出书的作家过来与我们共读，以作品匿名的形式，讨论和评点彼此最近写作的作品。在场没有明确的主讲人和观众的身分定位，即是分享人也是聆听者。有时我会一边听他们分享阅读心得，一边观察视线内所有相熟和生疏的面孔，将目光一扫而过，不断揣测这篇到底又是谁的作品。 19岁少年与70岁老男人相邻而坐，不需要互相恭维，乱说话也没关系，前辈作家与后辈的年龄差距在此也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作品的讨论并非在评文学奖，不必在意功利，议题导向，结构框架和完整性，更不需要去竞争彼此文字的优劣性，每篇都像是清澈自然的纯粹诗心。每个读者的专业与生活经验都有限，偶然能听到不少迸发出的有趣观点，赋予作品意想不到的想像视野，这都是一个人阅读的过程中，难以汲取的意外收获。对一个文学新人来说，经常难以掌握自己对文字的见解，无法判别自己的文字究竟是好是坏，是否在一条歧途上渐行渐远，他们需要读者更需要得到认可。这类作品分享会并不像作家讲座般对听众进行单方面的输出，而是模糊两者的角色，通过互读和讨论来交换彼此的文学观点。这也不像副刊或文学奖项，只有投稿和刊登，缺乏中间作者和读者交换意见的过程。诗雅集的每个写作者都能现身，讲述自己的创作动因和手法，驳斥读者的观点，贴近作者与读者的联系。这都是我在马来西亚较少看到的活动类型，我想若有一个现实空间能相互成为彼此的读者，偶尔交换阅读给些建议，弥补自己写作时难以发现的缺陷，是挺重要的事情。尤其遇见许多明明富有才华却生性懒散的写作者，彼此追稿和施加压力，让一个人的写作变成集体性的互相监督与勉励，都能为文学的热情续命，否则许多人一年都未必会有一篇的产出，然后就渐渐消失了。就像我的许多作品其实也都是在各种读诗会中乱写，被逼出来的。当然一切的理想都需要有经济支撑，台湾诗雅集活动的场地、茶水和主持等费用都由诗人白灵老师赞助，我常笑说：这是退休老人没事做，拿着退休金在派红包做善事，反正都是做功德，拿去投香油钱和投入文学也没什么不同。有时候只要有资金赞助的投入，交由精力旺盛又富有热情的年轻人去进行，许多文学活动也都能渐渐地办成。好比诗雅集每一代的活动策划都是对文学抱有热情的大学生在经营，让文学的写作和讨论走出固有的领域，散播到所有对艺文活动感兴趣的人当中。相关文章：【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成舅感【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虚化的写作【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驯化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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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日记

有位朋友跟我提及曾不间断地写了30年日记。“曾不间断”的意思是结果并没有坚持到底。我没问为什么，只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戚然。 30年，多么不容易啊，得经历多少人事与物事的变动，岂止生老病死，岂止繁华与没落，感慨与忧伤；而30年的记录，光是日常生活的大小一切和心理状态，即可编成一部心灵沧桑史…… 毕竟世上不快乐的人多的很。把心中的忧伤荒凉化为文字，记录在一本本日记簿里。在当时，或许只当是锁住了一段短暂的辰光。至于那是怎样的一段辰光，似乎不重要吧？所谓日下无新事。况且这世上寻常人占了大多数，大家过的都是寻常的日子。无所谓跌宕有致，倒是一波三折是常有的事。但是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再寻常的日子亦有荣与辱。所记录下来的现实生活即使平庸琐碎，也有其随性与坦率的一笔吧。记录是一种表达，是某种真实，这并不难理解。你说它平庸琐碎，也正是这种平庸锁碎恰恰消解了外面世界的宏大叙事，甚至替代了满纸辛酸泪，是朴素生活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页——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当然了，也有人的日记根本就不为什么而写，只因喜欢写而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抽屉写作的一种。还有一类长歌当哭的，借以抒发心中的郁闷与触绪；在灯下一笔笔地写，写了心情会好一些。就像横溪支流，淙淙有声地流淌而去。不写日记的我，对睡前提笔写日记的人倒是有点好奇心，很想知道他们是以怎样的心情记下一天的活动？于我而言，凡是动用到文字，都得先“布局”，这局一布下去，首先就得要有结构。而结构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作取舍，取舍的意思是指哪一些可留着，哪一些得去掉。而一天的活动，述之以文，总不能像流水账般地总括记载吧？昨晚睡前翻了一下维吉尼亚·伍尔芙的传记。她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借用中国文学界的话来说，是“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核心人物”。这是一本既精致又令人窒息的书。由伍尔芙的丈夫伦纳德从她的四本日记中选编而成。日记里的伍尔芙饱受周期性的情绪抑郁与经神疾病的折磨。在日记里，她不但描述自己的症状，还透露她是以写作来抵抗越来越低落的情绪，那是她自己的方法。除了自己，她不认为还有谁可以帮到她。关于写日记，其实她并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只是写习惯了。有时她也会这么想，可能以后会对某些内容感兴趣，却总觉得写得不够深入。她甚至嫌自己的日记过于单薄，而且还经常漏写。由此可见，她虽说不知写日记有什么意义，却是认可的。她也曾问自己，如果她死了，丈夫会怎样处理她的这些日记？“他应该不太会把它们烧掉。我想他会从日记里提炼出一本书，然后烧掉原稿。写这些话时，我正处在轻微的抑郁之中。近来我不时陷入这种状态之中，感觉自己衰老、丑陋，总在老调重弹。不过，作为作家，我只是写下我的所思所想而已。” 果然，在伍尔芙去世二十多年之后，她的日记由丈夫伦纳德选编出版。虽然经过筛选，仍然无可避免地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私隐。包括她对同性感情的渴望，与同性密友薇塔的一段维持了10年之久的恋情等等。这些隐私的揭示，被伍尔芙的读者群视为千载难逢唯恐错过的一大盛事。不由想起当年我读此书时，曾为她写在日记里，与丈夫谈论战争时说过的话而想得呆呆的。她说如果纳粹入侵英国就自杀——战争年代，人们最渴望的不外是有一处可以安静的栖身之地。她于1925年发表的意识流代表作《戴洛维夫人》，里面就写了一个饱受战争心理创伤的退伍军人，因抑郁症而跳楼自杀。该小说内容是写战后的英国，戴洛维夫人的一天生活细节：一大早，她出门去为晚上的宴客采购食材，还要亲自去挑选鲜花为当晚的派对装饰点缀。她走在伦敦的街道上，迎着朝阳想起年轻时的追求者，而最终嫁给了戴维洛，是否选对了？然后我翻到她写给丈夫的遗书：我知道我熬不过这趟；我在浪费你的生命。除了你的好，一切都已离我远去。我不能再继续浪费你的生命。我想没有哪两个人能够比我们更幸福。伍尔芙曾自杀八次，这次自溺成功。她把石头装满自己的口袋，一步步走入河流里…… 相关文章：【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这个国庆日想起父亲【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读古人的书【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惆怅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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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

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首批聘任的院长与教授名单约有19人。据《南洋大学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当时中文系的教授即占据三位：佘雪漫、潘重规和凌叔华。前两位教授专攻古代文学，凌叔华则是民国时期的才女与现代作家。南洋大学中文系一贯追随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此时在新马地区能够成功邀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直系弟子潘重规前来执教，实属难得之举，为后来海外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中国国学基础。潘重规教授出生于美丽的江西婺源乡村。1930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字学家黄侃。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与章太炎共同开创了“章黄学派”，并与另一位恩师刘师培并称“民国三疯子”，三人因个性鲜明、学术独特而广为人知。 1929年，黄侃携潘重规前往上海为恩师章太炎祝寿，席间章太炎问其所学，对他的才华格外欣赏，借鉴唐代文人李百药之字，将原名“崇奎”改为“重规”，借以劝勉他学有所成。1932年，潘重规应黄侃之邀，回到中央大学担任助教，延续了与师门的深厚情谊。黄侃对潘重规的学识与人品颇为赞赏，曾评价道：“在千百文卷中，只有潘生一文，不但文笔精美，而字字一笔不苟的正楷，近来常来请益，诚为近代青年中之精金美玉。”他对潘重规器重有加，不仅高度认可其才气，更寄望他“可望传业”，继承自身的学术真传。最终，黄侃欣然地将长女黄念容许配予潘重规，两人成就了一段令人称羡的姻缘，成为学界佳话。 1956年，潘重规从台湾师范大学来到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将年迈母亲接抵新加坡同住。新加坡著名书法家兼诗人潘受曾作诗〈赠潘石禅教授〉以记载其孝行： “远为蛮荒至此奇，吾军旗鼓益张之，安仁涕掩西征日，子美魂销北望时。独解红楼探古梦，不妨皂帽作经师，板舆一路春先后，伫共高堂拜母仪。”诗中传达了潘重规远渡星洲讲学，不忘孝敬母亲、悉心奉养的深厚亲情。潘重规在南洋大学中文系开设了“国学导读”、“中国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史记”和“诗经”等课程，延续了“章黄学派”的学术脉络，积极推动汉学在海外的传播。翌年，潘重规的妻子黄念容也加入南洋大学中文系，两人在异乡的学术园地携手并进、琴瑟和鸣，共同为南洋大学的中文教育奉献心力。期间，他们又为南大中文学会出版首刊的《中国语文学报》供稿，在南洋大地上播撒学术种子，为新马早期的中文系学生奠定基础。首届毕业生如余秀斌、翁世华等人对恩师怀念不已，即使到了90年代末，仍不远千里到访台北探望恩师。与潘重规和黄念容有亲属关系且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还有刘太希。刘太希是潘重规的舅舅，1919年得北大校长蔡元培破格准下入学，深受当时在北大的梁启超的教益。刘太希精通书法、擅长作诗，古文造诣深厚。应时任系主任佘雪漫的邀请，刘太希前来南洋大学讲授“历代诗选”和“诗经”，与外甥潘重规夫妇及其母亲在异乡重聚。这一段学人的家庭因缘，为南洋大学中文系的历史增添了一段引人注目的传奇。刘太希在南洋大学推动旧体诗创作。1960年，南洋大学中文系举办了一连七天的“大学周”诗人雅集，并邀请刘太希和佘雪漫担任顾问。这次雅集堪称一场大型的马新诗坛总动员，吸引了李冰人、陈晴山、孔祥泰、潘受、刘楚才、黄孟文等著名诗人参与。雅集借以“云南园”为题，诗人们各抒怀抱，纷纷留下诗作，最终还出版了《云南园吟唱集》，由刘太希作序。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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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砂煲罂罉】抽屉/可以是神

脚痛，没有动时不痛，走路或转圈时痛。不知道是不是踢足球时为了求表现用错力。哲说踢球不是用足前脚趾踢，那天我卯足全力用前脚想踢出个打到门框上方的球结果脚痛起来。朋友S有另一种脚痛，她发了足部的穴道图说自己试着按某穴和某穴，觉得有帮助。穴道图上有个熟悉的名字：商丘？很面善，这不是去年让我困惑，没有头绪的商丘吗？去年读到英文书里的“商丘”和“高辛氏帝喾”，完全搞不懂自己在读什么。慢慢找才发现讲的是商朝、高辛氏、商丘、大火星，还有阏伯、实沈两兄弟的故事。巧得很，近来手边书里也有商丘。这种时候脑里通常会闪现三个字：有挐掕（粤语 na lang／la lang，互有关联的意思）。翻书找到商丘，又把商丘穴画在脚上，让脚和书上的商丘一起拍张合照留念，以后才会记得他们之间有连结。再用过期两年的安美露涂商丘和公孙穴之间，但因为脚皮厚，或过期无效，竟没什么辣感。反而脚上原子笔字迹不见了。因此又多了一项无用的生活技能——安美露可以擦原子笔痕迹。做这些事情觉得很快乐，反正无聊当有趣是我的乐趣。下午脚终于好起来了，谢谢朋友Ｓ传来脚穴道图，谢谢商丘，谢谢安美露。谢谢挐掕。忽然想：如果世界回归到多神信仰，像苏美尔、埃及或希腊众神般，有负责各领域和功能的神，又或说，如果我能为自己决定心中的众神是谁，挐掕绝对可以是其中一个，祂连名字也很像神。某些最没有想到的时刻看见祂一闪而现，连结了从前的某A和现在的某Ｇ，这种美好的瞬间我都会忍不住在心里默念：有挐掕。相关文章：【专栏.砂煲罂罉】抽屉/背对练习【专栏.砂煲罂罉】抽屉/看破绽【专栏.砂煲罂罉】抽屉/万物与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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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成舅感

居住在台中的姐姐刚生了女儿，于是我就有了成舅感。 7月杪，李女士飞往台中探望她素未谋面的外孙女，我从北部下来，陪同她这段时间在台中的行程。虽然台马两个地方的文化属性接近，生活在此处可以很轻易地转换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旅人而言，依然会有许多无法适应的地方。李女士在台的这几天都在和我抱怨，旅店提供的早餐不好吃，也找不到想要喝的咖啡，即便是便利店的热美式、拿铁或速溶咖啡都不符合她想要的味道。于是想劝勉经营奶茶店的台湾女婿去销售马来西亚的白咖啡，但这都被李女士的女儿否决。这背后牵扯到许多地方文化的因素，即便语言与肤色相同，我们依旧无法将自己的文化喜好想当然耳地套加在其他文化身上。文化是如此，人也是。每个地方的文化都是独立的个体，一个文化接近的马来西亚人到了这里，都会感到隔阂的不适应，更何况是其他跨越种族和语言的人呢？许多文化从来没有接受的可能，只有勉为其难的习惯与妥协。这令我想起过去曾到台文所上课的日子，当时旁听了一门“跨国移动”的课程，内容涉及跨国的移民、移工和外籍新娘等课题。这三者的共通性都是一个来自贫困的“第三世界”居民，如何透过人口流动的方式，去寻找更好的生活。外籍配偶无论是婚姻买卖或自然结合，对于现今社会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话题。但很少会有镜头关注到他们的生活，尤其来自贫困地区又从事轻微工作的移民配偶，缺乏个人发声和露面的渠道，逃跑、愚昧和骗取居留的刻板印象更是形塑出社会负面的形象，成为隐藏在城市中的阴暗面。比起来自贫困国度的居民，人们更愿意去关注那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光鲜亮丽新移民，为何在自己的国家生活，又如何夸赞自己所处的这个地方，来从中获取文化的优越感。这不仅仅是发生在台湾，同样也可以是马来西亚。这就显得马尼尼为所写的故事为何如此珍贵。她在2013年出版的《带着你的杂质发亮》中诉说：“十年来，作为一个被视为弱势的外籍女人，我成了一只动物。我的作用是生育、煮饭。当我反抗这一切，我的婚姻就毁了。我知道，我只能隐匿地说这些话，没有报纸愿意刊登这样的文章。”书中内容讲述自己为了居留在大学毕业后就跑去结婚，随即被围困在婚姻生活，并展露出对丈夫、家婆和小叔全家的不满，颠覆人们对外籍女人在新家庭中的悲情想像。外籍配偶在许多人的想像中都挂有一种弱势标签，特别是来自贫困的第三世界东南亚的婚姻移民——年幼贫困辍学，为了生活嫁来这里，展现出刻苦耐劳，贤良温顺，以及带有点悲情的模板故事，一再地在影视剧中上演。（他人对于东南亚国家的想像，如同我们对欧洲的想像一般，许多人都说不出英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的差别，反正都是差不多的欧洲国家。）我们无法反驳这世界确实有许多这类群体的存在事实，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无法将别人的文化、故事和背景再套加在其他人的身上。曾听马尼尼为在她的讲座中谈及，即便居留在此地那么多年，也拥有一张硕士文凭，却还是收到过政府的招生通知，内容是为了帮忙外籍配偶更好的适应当地，而邀请去上识字班的故事。荒诞的故事仿佛一再强调，即便自己拥有多少成就，却还是会被归类为一个弱势外籍女人的想像中。台中的姐姐与我透露，她赚的钱其实比她的台湾老公还来得多，开着十几万的日产汽车，租了间四层楼的房子，有一层是自己的工作室，还养了三只猫。这三只猫叫什么名字我从来都没记住，反正黑色的就叫hitam，黄色的就叫kuning，虎斑纹路的就叫harimau，骄傲地一再和其他来过她家的人如此介绍这三只猫的新名字。对于命名，我保持着满满的成就感。相关文章：【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导生宴【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虚化的写作【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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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这个国庆日想起父亲

这个国庆日我想起父亲，而不是想起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因为国庆日与国父是分不开的；没有国父就没有国庆日，那是不用想起也记得的事情，没人会忘记的。但是想起父亲，不等于是忘记了他。而是在很遥远年代的那些国庆日，父亲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如今几十年岁月过去了，我仍然记忆犹新。持别是在这个国庆日，我想起其中有一年的国庆日庆典，其实我并不知道那年是独立的第几个周年，更不知道那年是哪一年。只记得父亲带我和哥哥去看花车游行。因为人太多，好不容易才挤进人群里，却看不到行近的花车。于是父亲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并吩咐我把下巴放在他的头顶。我闻到一阵阵浓烈的香气，那是父亲的发蜡。那香气不住地钻进鼻腔里，渐渐感到那香气浓烈得有点怪异，我几乎是被熏得半晕半醒的，但还是感到很兴奋。花车一辆辆缓缓地迎面而来，车上装饰着各种各样的花，有的拼成花牌，上面有美丽的图案。有的排成字样，但我不认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的还扎成各种动物形象。我最记得的是一只大白兔，长长的耳朵，红色的眼睛，待花车驶近才看清楚原来是用糖果制成的。这该是我初识“事有蹊跷”的人生第一课。然后哥哥抗议了，吵着说他看不见花车上有什么好看的东西，要我下来，换他上去。于是父亲就让我们兄妹轮流坐在他的肩膀上看花车。到了晚上，还有余兴节目，在草场上竖起一张白布，用作放电影。放的是西部牛仔片，音响特大，一大堆红番浩浩荡荡骑着马从山上冲下来，还未冲到山脚下已被牛仔开枪打中，纷纷坠马而亡。这样的戏码我从小看到大，不用等到国庆日，父亲也会带我们去戏院看，除了牛仔片，还有黄飞鸿。父亲就是酷爱看母亲口中所谓的“打戏”。除了放电影，草场上还摆了好多摊档，卖各种各样吃的和玩的。在那样的日子里，父亲不仅带我们出去看热闹，还会给我们买些吃的，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一大团粉红色的棉花糖。所以提到国庆日，总是先想起父亲。长大到父亲不再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时，国庆日那天，一大早父亲仍然会带我们去大钟楼看花车游行。不同的是，除了我和哥哥，又添了两个妹妹。晚上去湖滨公园看烟花，看一朵朵绚丽的火花冲向漆黑的天空，然后缓缓坠落，落到半途却忽然消失了。记得有一年的国庆日别开生面，父亲带我们四兄妹去一个橡胶种殖园丘。园丘本来是英国财团的，独立后英国人陆续撒走。晚上的国庆庆典除了在草场上放电影，还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大喇叭放着音乐，五颜六色的小灯泡闪闪烁烁。有人上去唱歌，几乎是排着队的。在一片喧闹群唱中，我觉得空气很闷热。然后是蚊子，叮了手臂又叮小腿。在树影下，风也吹不起一丝凉意。唱完歌后，忽闻舞台那里有抽奖，喊的号码正是父亲手中的那张。所抽得的奖品是一支大型的手电筒。一按立即一道强光直射上树冠，把每一片叶子都照得清清楚楚。在回家的路上正好用得着。两旁昏暗的杂丛，电筒一照，立即亮晃晃有若白昼。之后那支电筒便成了我和哥哥的玩具，有事没事都按亮它这里照照，那里射射。连隔壁的阿海哥都来借了好几次去抓田鸡。他说这支电筒够大又够亮，拿着去照田鸡，它们都不动了。他抓田鸡的方法是先组成二人组，一人拿着电筒照着田鸡的眼睛，另一个人上前去抓，他说一个晚上可抓数十只。母亲还说，我吃过阿海哥送过来的田鸡粥，还有用姜葱爆炒的。这我可一点印象都没有。自懂事以来，我都不吃田鸡。主要是觉得恶心，同时也有一种悲切感。田鸡其实是青蛙，但我不管是什么蛙，一概把它们归类为癞蛤蟆。癞蛤蟆真的好恐怖，对我而言比蛇更让我浑身鸡皮疙瘩。说到疙瘩，它那层皮还真的吓倒人，长满疙瘩，而且还是两栖的呢，避之唯恐不及，还食用它？记得这些，不是我的记性特别好，而是文章越写越没体系，倒像是雨后的那片蛙声。相关文章：【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读古人的书【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惆怅【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我们这代的认同——给一位中国研究生回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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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

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库中，搜得两则与严元章先生相关的重要资料。《星洲日报》于1962年9月7日刊登了题为“联合邦宪报公布禁止严元章入境”一文，另于1964年1月4日发布了关于“南大文学院院长严元章卸任原因”的报道。严元章继张天泽之后，担任南洋大学文学院的第二任院长，任期约4年。同时，他还兼任教育系教授及系主任，直至1965年离开新加坡，转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任教。 1962年，有关报道指出，当时的首相兼外交部长依据1959年移民法令授予之权力，通过宪报宣布：“为了公众安全着想，永远禁止严元章博士（Dr. Yen Yuen Chan）进入联合邦。”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当时的华人社会，尤其是教育界。早在1961年，华文中学改制之际，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被褫夺公民权，复被吊销教学准证，身为教总顾问的严元章仗义执言，因而引起当局不满。翌年，时任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他被政府即刻禁止入境。五十余年后，沈慕羽先生提及严元章的经历，无不感叹：“教总从此失去一盏明灯。”（〈严元章博士与教总及华教的关系〉）严元章虽然身在南洋大学校园，但自从英国深造归来，他即在槟城韩江中学、麻坡中化中学和峇株华仁中学服务，心中始终牵挂着马来西亚华文学校的发展。如今，他再也无法回到家园，心中的失望和无奈恐怕难以释怀。此后，他决意留在南洋大学专注办学，并复办了南洋大学教育系，致力于培养本土教育人才，延续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初衷。多事之秋，终究是事与愿违。严元章的理念与《王赓武报告书》显然存在巨大冲突。他不仅反对报告书中停办教育系的建议，还对将中国语言文学系改为“汉学系”提出异议，认为“理由亦不适当”（严元章手稿〈对于南洋大学调整学系之意见〉）。1964年，《星洲日报》报道了严元章卸任院长一职的消息，南洋大学副校长庄竹林解释，严元章“此次推辞院长职务，主要是有更多时间做研究”。尽管如此，严元章依然继续担任教育系主任，为南洋大学贡献力量。然而，明眼人皆看得出，严元章因《王赓武报告书》在南洋大学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后来，严元章赴香港执教，曾任南洋学会会长的魏维贤教授回忆说：“严博士走的那天，我还到船上去送他。” 我从教总出版的《严元章纪念文集》读到不少学人回顾严元章在南洋大学时期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他当时遭遇的沉痛感概。他在南洋大学的学生如黎达材、郑赤琰、邓日才和林源德，以及教总的同道如黄润岳和沈慕羽，每每谈起老师在这一时期教学的点点滴滴，总是流露出无限的惋惜之情。严元章回忆往昔的经历时写到：“哪怕是破落的乡村学校，我也乐意去。动机完全不是求名求利，而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当年在南洋留下来，参加华校工作，动机相同。” 严元章一生未娶。沈慕羽说他以“教育为妻，学生为子”，实在贴切。在教学岗位上，严元章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老师为客”的理念，认为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先“成正人”，再“成专才”，最后达到“成通人”与“成全人”的理想境界。90年代，他将自己一套教育体系整理出版为《中国教育思想源流》，其教育理念如今已成为许多华文学校办学的基本准则。 1993年，已定居香港的严元章意外获得时任首相马哈迪的恩准，得以重返家园。根据华仁中学的大事纪载，当年7月21日，严元章重返校园，与华中五校的校长叙旧，并与时任校长黄详胜及已故的罗纯良校长、白纯瑜校长和黄宋奎校长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此时，年届85的严元章重返自己曾经掌校的地方，听着自己亲笔写下的校歌“成人又成才有为且有容”，心中必定充满宽慰。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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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砂煲罂罉】抽屉/背对练习

他曾是个流点汗便抱怨的孩子，所以一开始我以为他试过一两次足球课便会退缩，但他不。他不只不退缩还要求更多更长的练习。我渐渐看出来了：踢球的是他，累的却是我。因为我脑里一直预想着各种下一刻可能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流汗、累、尿急、缺水、摔倒、罚球不进球之压力，守门时频频进球之沮丧，之类。有一天忽然意识到我总在预想下一刻会发生的坏事（例如喝美禄冰时预想着小孩的手将如何碰倒杯子溅到一身刚好无衣物可换之类）。后来渐渐发现其实这是一大块肥美的时间，用来担心没有发生的事太浪费。他也是这么想。他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足球，那好。你做你喜欢的东西时我做我喜欢的，各自开心地过不好吗？我踢球的时候你读本书吧。每个星期两个小时的足球场边，只要能自己找点事，我便得到肥美的两个小时。首先要背对球场。背对球场，面对的是湖，湖面有时飘起细雨，也可以面对小树林。什么都好。有时去旁边的餐厅点酪梨酸种面包配饮料，有时坐场边地上，最近连折叠椅也自备。我已习惯塞一两本书去场边读，这时最适合带上的是读起来很难啃但有兴趣的书，一行一行地慢慢啃。似乎了解了什么又似乎不，这样很好。也有分心的时候，偶尔听见教练讲一两个我觉得陌生的词，转身回望：喔，原来是指这个。偶尔被某个腿力强的小孩踢进龙门又弹在铁皮饮料贩卖机后发出的哐当声响吓到，其余时间皆是平静无纹。年轻时大概没预想到人到中年会有一天（很多天）坐在足球场边听球读书发呆。又想，到了这把年纪开始觉得凡事不一定要迎，也不一定什么都要马上接住。往后似乎更是如此。选择背对什么，或许更重要，更能让人豁然开朗。相关文章：【专栏.砂煲罂罉】抽屉/看破绽【专栏.砂煲罂罉】抽屉/万物与万字【专栏.砂煲罂罉】抽屉/说与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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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导生宴

公馆大学每学期都会拨一笔经费给所有教授作为导生费，通常学期末教授都会用来宴请自己的论文导生和工作助理吃饭，作为关怀学生和慰劳助理的一种表现。于是导生宴有时也成为研究室内，茶余饭后用来炫耀攀比的资本，这也是决定要拜入哪位教授门下的附加指标。每当在研究室听别人聊起某某教授这学期又带学生去吃什么大餐，总会投去羡慕的眼光——唐捐都不带学生去吃饭呀！以至于与同门师兄妹恰巧同处在一块时，会共谋不如我们向系主任反应，一起去举报指导教授吧。但这些计划都不曾被实践，因为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发现自己的指导教授被升格成系主任了。好在每学期主要固定在帮两位教授工作，吃不到指导教授的导生宴，还能吃到另一位馥名老师的聚餐。这些年被她带去吃过名牌店的火锅烤肉、中国东北菜、上海菜、川菜等，从公馆地区一路吃到复兴南路，常常都在餐桌上激起下学期还要继续跟着老师工作的热忱。 7月中旬，赶往文学院的路上下起了绵绵细雨，在系主任办公室与新拐来的学妹交接研究助理的工作后，指导教授突然询问什么时候要回马来西亚，不然我们下周去吃导生宴吧。此刻窗外顿时拨云见日，捧着他的口谕在同门师兄妹间奔走相告，对话群里执手相看泪眼，凝噎哭诉：想不到还能在毕业前第一次吃到唐捐的导生宴。是啊，我上次吃到他的导生宴已是快3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导生宴，想不到这一等快3年。正好赶上了一个全新周期轮回的开端，比我迟进来的同门通通没吃过导生宴。后来，向帮指导教授工作10年的大学姐打听这是否常态，从她细数后的口中得知原来也才不过吃过5次。导生宴地点依旧选在台北的南京复兴路，一所营业四十多年的兄弟大饭店吃自助餐。“这是老派文青的浪漫。”大学姐如此解释。电梯抵达13楼，与较早抵达的同门相互寒暄，尽是些不常见面但彼此熟悉的面孔。此次的阵容与上次稍有变动，这些年来来去去走了几位，又新进来几位。但一样的老派餐厅，不变的装潢与菜色，在饭桌上听指导教授依然讲述早已听过多次的文坛八卦，像是某大学姐与德国前男友的恋情始末，恍如时间回到3年前，将记忆又再重复地排练一遍。部分人没赶上3年前的那个晚上，或许仍会对这些文坛秘史感到新奇，就像3年前在饭桌上论资排辈最年轻的自己。如今时间一片片从墙上剥落，我只关心自助吧台被吃完的西瓜补了没，我要去多拿几片。唐捐的门下气质相似，凝聚不少文艺写作者，当中许多是获奖无数并出版过书籍的文坛新秀们，听闻他的盛名为此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年的文青也都成为当今文坛和学术界的中坚力量。偶尔会在某些研讨会后意外发现，许多稍有名气的学者和作家其实都是他的导生，一届又一届的论文导生谱系，能够组成非常庞大的师承关系网。 “明明你近两年都有在开课，但也就只拐到一个新生，怎么都没人签你做论文指导教授啊？”我边吃着西瓜问他说。 “可能我都没怎么举办导生宴吧。”他思索片刻后答道。我想也是。应该是有人到处造谣说，签唐捐做指导教授没导生宴可以吃，致使唐门也就慢慢凋零了吧。相关文章：【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虚化的写作【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驯化【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投稿须知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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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读古人的书

四川朋友送我一本“公认为外国人眼中最没偏见”的书：《伊莎贝拉在阿坝》。作者当时六十多岁，1831年出生在英国。22岁开始旅行。《伊莎贝拉在阿坝》，选自她的游记《长江流域旅行记》里的第28章至第34章。《长江流域旅行记》是伊莎贝拉在中国旅行的沿途所见。记述当时的衙门、官吏、官差、村寨等。她的笔触非常细腻，人物描写生动，并对当时的社会、时局、官署，以及民疾有相当程度的揭示。她的阿坝之行从灌县（今都江堰）出发，经汶川（绵箎）、威州（汶川）、杂谷脑（理县），再翻过鹧鸪山，到达位于今马尔康境内的梭磨土司官寨。除了坐轿子或骑马以外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一百多年前，她翻山岭，走了900英里，历时3个月。《长江流域旅行记》于1899年在伦敦出版。写作时间大概是在1897至1898年间。那时清王朝已是落日黄昏。《伊莎贝拉在阿坝》的第一章：灌县与成都。灌县是今都江堰的旧称。她看到的灌县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城镇，街道狭窄、肮脏，有着偏远山区的闭塞气息。由于闭塞，那里的人见识少，看到外国人会围上来观看，指手划脚说：“看，又来了一个吃小孩的。” 那时是1896年，灌县的人口大约是2万2000左右，可却没有多少人气，而且相当贫穷，小店毫无生气。在市郊也没看到多少富人大宅。于是伊莎贝拉做了上述的结论。但很快调整，坦言只说对一半，另一半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这里有最古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因而灌县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二灌县是一个贸易中心，这里的人与来自北方的藏人进行贸易。特别是在冬季，有将近500藏人带着他们的货物以及牦牛和马匹驻扎在城墙外。藏人带来的是皮革、羊毛、麝香、鹿角和药材等。而汉人的贷品有茶叶、棉布、丝绸、铜铁器等。最大宗的贷品交易是茶叶。藏人喝茶等同汉人吃饭一样，因此茶叶的需求量非常大，他们几乎把所有的贷品都换成茶叶。汉人则把从藏人那里换来的皮革、羊毛、麝香、鹿角，尤其是名贵药材，销往内地去，能赚取成本的好几倍。而都江堰，两千多年来，一如既往地“旱涝保收，五谷丰登”。伊莎贝拉写都江堰，没花多少笔墨，只介绍都江堰排沙泄洪，引流灌溉的功能。但对都江堰的设计和修建者李冰父子，则有较多篇幅。对“深掏滩，低作堰”的治水理念佩服不已，认为若能广泛利用到大江大河的水患问题上，世上将会减少许多灾难。因而把崇敬的目光投向二王庙（李冰父子），用细致的笔触仔细描绘。首先对二王庙建在高峭崖壁上的选址十分赞赏。寺庙被层层茂密的丛林覆盖，露出泛着微光的绿色琉璃瓦，认为是最美妙的景致。“院中有一株柚树竟达18英尺。庄严肃穆的庙宇，雅致的庭院，精美的亭台楼阁，以及庙后耸入悬崖的塔顶全部隐藏在茂密的柳杉中。这里的建筑风格实现了优雅魅力与壮丽威严的完美结合，是我在远东见过最美丽的建筑群……” 读到这里，不禁努力回想，我三到二王庙，可曾看到那株18英尺高的柚树？似乎一点印象都没有。她说二王庙里有30个道士专管神殿前的灯，确保香火常年不灭。每年皇帝会派遣钦差送来御赐的供品。她在殿外看到黄色的锦旗迎风飞舞，那是皇帝的御赐—— 这确实是灌县的荣耀，因为李冰。根据年分推算，伊莎贝拉看到的锦旗应该是光绪皇帝的御赐。因而让我在阅读的同时平添不少乐趣。她几乎走遍二王庙的每个角落，不单赞叹寺庙的整体之美，还注意到窗花的图案，顶柱的精雕细刻与美丽的彩绘。其实，她所写的现在都不存在了。即使是在当年，二王庙也是重建的。二王庙初建于南北朝，经历过多少次兴废已不可考。事实上二王庙留给世人的仅是一个名字，一页兴废更替的历史。2008年汶川大地震，二王庙总体损毁达九成。谁不以为二王庙就此永远消失？然而3年不到，二王庙整体重现——屡兴屡废，始终去古未远；庙里永远挂满秀丽的书法、荣耀的牌匾，特别是李冰的治水名言：“深掏滩，低作堰 ”。阅读的乐趣是不断地读到古人的心灵，看到不复存在的景观。相关文章：【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惆怅【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我们这代的认同——给一位中国研究生回的信【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浮想联翩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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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

芭都河边伏龙山上校舍林立气象雄青草地小花园绿树成荫诗意浓环境好好用功环境好好用功进步再进步学静兼学动成人又成才有为且有容中华文化无限好发扬光大永无穷这是1957年，由严元章校长为柔佛峇株巴辖华仁中学填词的校歌。严元章是中国四会县人，拥有金陵大学文学士和中山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并于1948年获得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赴伦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51年，他抵达马来亚，从此投入马新教育工作长达15年之久。五六十年代是马新华文教育的多事之秋。严元章却一直紧守华校岗位。1952年，他任韩江中学教务主任，1953至1954年任麻坡中化中学副校长，1955至1959年任峇株华仁中学校长，之后他应聘转至南洋大学。严元章办学态度严谨，尽为人知，他尤其重视教育工作者之间的“人事关系”。在北马期间，他曾受邀为槟华师训班的同学会发言，他说，一所学校要办好，最重要的是校董、校长和教员的和谐关系，其中又以教师的立场为最主要的教育立场。这次讲座吸引了二百多人参加，除同学和讲师外，还有太平华联中学校长姚文训、吉坡师训班讲师任雨农等。这篇讲稿的主题为“学校行政的人事关系”，后来被收入由教总出版的《严元章文集》一书。之后，严元章南下来到麻坡中化中学。为了有效解决师荒问题，1952年中化中学开办马来亚联合邦华文高级师范班（高师班），严元章除了任副校长之外，亦负责教导高师班，同时协助策划课程。第一届毕业生李云溪记述，严老师为人正直，不苟言笑，办事认真，每天邀约男同学陪老师散步话日常，然而，与其说是散步，其实也是恰当地给学生辅导；女同学则每次二人在办公室约见，每次见面半小时，且必须事先与严老师预约。严元章后来被华仁中学董事部礼聘为第六任校长。他在华仁的各种改革为这所华校的名声奠下了基础。这里尝述两件事，展现了严元章为华仁校歌写下“有为且有容”的最佳典范。 1954年，严元章在两大华文报章刊载“广求良师启”，并同时列出“1955年峇株吧辖五校董事会华侨中学教师薪级表”。据当时行情，博士资格的初中老师薪资为500至520元，高中老师薪资则为550至570元。曾任培群独中校长的沈志坚在脸书上发布了不少严元章的资料，其中还展示严校长当时签收了600元职薪的记录。启事上特别说明，严校长已与董事部达成协议，为提高华校水平，“最后取决于良师之能否集合”，因此学府提高教师福利在所不惜。除了调整教师俸金，“个人有超著之品学或特殊之苦难者，自当酌量变通。单身教师或教师小家庭之来校旅费，由校载送。家人较多者，则由本人亲自迎驾，或由校派员沿途照料，全部费用由校支付。教师到校后，由校供给住所。……此种新住宅，每间均有充足之光线空气，且均有抽水厕所及水电等设备。以后按年增建，务使全体教师安居校内……。严元章拜启”。文中字字句句均显诚意。如此规模的华文教师招聘，可谓创举。此其一。再者，当时严元章仍是麻坡中化中学副校长。招聘启事发布时，他明确注明，若在12月15日前可联系在中化中学的他；若15日之后，则可致函至峇株华侨中学（当时尚未改名为华仁中学）。他这时已受到华仁中学董事长苏木有先生的邀请，未正式上任前已与董事部达成协议，所有教师之招聘事宜由校长全权处理，显然是为自己隔年即将在华侨中学任职做好准备。招聘启事上亦强调：不论认识本人与否，统乞不吝指教！奉示之后，当于一周内作复。严元章“赐函必复”，待人处事真心诚意。他在华仁中学第8届毕业生的纪念册上写道：“好好地做人，好好地待人”，言简意赅，意义深长。校歌中的“有为且有容”也延伸了这一点，提醒我们取得成就之后，仍要做一个宽容大度的人。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旅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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