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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与活动交流会】为推动华文工作寻更多的可能

编按：报考SPM华文科学生日渐减少的新闻每年都能看到。究竟如何才能让学生对华文产生兴趣？文学作品要如何走进学生的阅读与写作世界？推动华文工作这条路又该如何走？翻开这期的【新教育】一起来找答案吧。报道：本刊特约杨林宜摄影：本报黄冰冰推动华文工作在马来西亚一直不是易事，如今身处在科技与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静下心来阅读对许多人来说愈加困难，学习华文和亲近文学也逐渐从日常清单中淡出。这背后其实涉及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或许是教师日常工作繁忙，或许是学生课业繁重，抑或是社交媒体五花八门的内容充斥着他们的生活，使得他们难以抽身，去享受阅读的乐趣。然而，依然有一群华文教育与文化的推动者，在这数十年间孜孜不倦、默默耕耘。他们怀着“能做多少是多少”的信念，坚定守护着华文文学的沃土。如今，马来西亚华文教科书中已收录二十余篇马华文学作品，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与肯定。尽管如此，他们也意识到，推动马华文学的阅读不能仅仅停留在教科书的层面上。他们希望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能深耕其中，让文学创作、讨论和分享的风气在校园内蔓延，感染更多人自发阅读，点燃大家对文学的兴趣，种下热情的种子，让它在日后的岁月里发芽并茁壮成长。 11月30日在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举行的一场华文文学与活动交流会，邀请了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兼院长伍燕翎博士，以及马华作家吴鑫霖，与华文教师分享如何将报章和马华文学作品带进学生的阅读与写作世界，交流会由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曾毓林主持。出席者有新纪元大学学院学生事务处总监戴庆义、中文系讲师吕鸣仁、吉隆坡班登英达国中华文科主任李淑君、雪州蕉赖柏林本国中华文科主任陈晓伟、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师联谊会主席甄子云、乐学华文班授课教师颜音玉、柔佛拿汀翁惹化国中华文科主任江美年，以及森美兰利民济达哈中学华文科主任张俊荣。曾毓林：华文教育工作决不能停滞曾毓林在20年前担任《学海》主编时，便陆续推动了“我讲华语我考华文”、“拯救华文”和“爱华文”三项运动。他以“三部曲”来形容这3个阶段，虽然如今回首，推动华文学习的障碍和问题依然存在，但他依旧坚定地认为，华文教育的工作决不能停滞。 “不管有没有成果，我们一天还在岗位上，便是一天也要发声。若是连我们（华文教育工作者）都不发声，那就太可惜了。我不奢望这次的交流会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变，但至少能让更多人听到推动华文教育的声音，尤其是教育部、家长和教师。” 他说，星洲日报在推动阅读和写作上始终不遗余力，尤其通过“花踪”让马华文学持续开花，并将马华作家带入校园，推广本地文学的阅读风气。最近举办的诗歌朗诵比赛中，许多参赛者选择了本地作品作为朗诵题材，可见马华文学已开始渗透校园，学生在教师的推荐下接触更多马华文学作品。他认为这股“劲头”不能停滞，否则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说，教师在鼓励学生阅读和写作上扮演了要角，而教师本身其实也具备出色的写作能力。因此，他认为，若教师能多写作，便可更好地带动学生一起投入创作。他指出，教师不一定需要博览群书，就像导演不必是影帝影后才能执导电影。然而，教师需要把开启阅读之门的钥匙递给学生，让他们自行进入那片广阔无垠的书海。 “并非每位教师都需要为学生创造一片辽阔的海洋，只要给他们一艘船，让他们去闯荡便很好了。” 伍燕翎：AI流行当下应让阅读更有温度伍燕翎在会上分享时表示，随着人工智能（AI）日益深入人们的生活，除了课业辅助甚至在某方面替代教师的角色，华文教育的推广应更加注重文学阅读的提升，让阅读更有温度、更人性化，并富有深度。她向华文教师推荐了20部马华文学作品，希望通过教师的阅读与分享，将作品带到学生群中。通过阅读优质作品提升教师和学生的个人涵养，激发他们对马华文学的兴趣，从而深入探索，进行创作。她说，教育和文化工作者这些年来一直在推动华文教育，但除了推动之外，还需要更具前瞻性的思维，才能将教育和文化工作带入下一个阶段，推到更高层次。 “我们应该从更加乐观的角度来看，虽然教师的工作非常繁忙，要求他们阅读更多文学作品似乎有一定难度，但如今全国中小学的诗歌朗诵比赛中，许多参赛者选择了马华文学作品作为朗诵题材，全国创作比赛也是华文文学推广的重要一环。既然马华文学的推广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将这一推广工作提升到新的高度，探讨如何让马华文学的阅读更具深度。” 伍燕翎经常通过各种活动与教育工作者进行交流，这包括日前举办的华文教师文学教学研讨观摩会。她指出，尽管学生在文学创作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借助AI的帮助，他们不仅能够写作，而且写作的速度也比以前更快。这个现象令人担忧，但也提醒着教育工作者必须尽快做出改变。她认为当前华文教育和文学培养的重点应当是如何引导学生如何让读写变得有深度，并达到一定的高度。教师在这个过程发挥重要作用，引导学生接触和鉴赏有内涵的文学作品，激发他们的思考与兴趣。吴鑫霖：识字量有助于与文学作品产生联结吴鑫霖则认为，在探讨适合学生阅读的马华文学时，也应当关注学生的“识字量”。唯有储存一定的识字量，读者才能真正理解并和文学作品产生联结。他说，许多马华文学作品因内容在地化，易于读者与文本产生共鸣。比如马华作家冰谷受邀到校园，带着小朋友一起阅读文本。他的教师朋友在教学中展示实物，如橡胶果和古早味雪糕，带领学生体验文本中的元素，让他们通过感官参与其中。这种方式帮助学生打开想像的画面，将他们带入作品所描绘的时代和故事。长期教导相同的内容可能会让教师产生倦怠，学生也可能因应付考试而缺乏对内容的真正理解。为了避免课本成为“作家的坟墓”，让教育真正做到“生命影响生命”，吴鑫霖认为在选择文本时，应该尽量选择那些既能激发教师教学乐趣，又能让学生感到愉悦的作品。他说，文学的推广应回归创作本身的意义，即通过文本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情感与社会背景。在引导学生阅读时，应该帮助学生建立与作者的联系，同时让他们通过阅读与自身的生活经验产生共鸣。他举例，方北方的作品描绘了一代人的生活，孟沙写的是报人生活，李天葆小说中的茨厂街等，学生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揭开文本中的画面，比如将文本化为影像或有趣的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与文本产生更多的互动，去想像那些时代背景，感受人物的情感，并参与故事情节的发展。他也建议通过活动将马华作家带到公众面前，比如文化讲座，甚至是医学讲座，如著名医生作家欧阳林，这可以提高作家的曝光率，让作家形象化，进而吸引更多人阅读文学作品。他说，这也是生命教育的体现，通过作家的影响力将学生从现实社会带入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重拾“写诗”传统表达情感吴鑫霖认为写诗也是学生参与创作的其中一种方式。他说，过去写诗是人们表达情感和叙事的常见手法，但这种“传统”如今正在消失。他希望重拾这个传统，鼓励学生以各种形式作诗，包括不拘形式的打油诗，都能让他们轻松地享受创作过程。他理解在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教师推广文学教育的无可奈何。他特别提到吉隆坡中华中学一位教师，因学校图书馆位于10楼，愿意上楼阅读的学生很少。为了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这名教师推着小车在走廊上“叫卖”，其灵活变通源自那颗对文学充满热忱的心。陈晓伟：教学方法需适应时代变化陈晓伟则坦言，推动华文文学在国中总是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然而唯一较为稳定的，便是教师的带动和教学方式，但教学方法也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过去，教师通过剪报和读社论来帮助学生增加词汇量，学生也可以安静地坐在课堂上听讲；但如今，几乎一切都依赖电子设备，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教学生态。他指出，现实压力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可能会忽视不在考试范围内的内容。因此，要在校园内推动文学教育，不能单纯依赖教师来扮演推动者的角色。反而，学生可以通过社交圈持续带动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新人，形成自发的传播和参与。他认为学生的影响力极大，而推动阅读和创作正需要这种动力。学生自发学习能让自己沉浸在文学中，并尝试创作和参赛。教师的任务是尽一切努力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他们的鉴赏能力，让校园内的文化氛围持续发酵。他也直言，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和内涵往往很有深度，但对许多现代学生而言，这些内容显得深奥难懂，主要是因为他们目前所接触的内容多为表面，甚至肤浅。作家或专家的研讨会和讲座虽为教师提供有价值的见解，但并不适合直接应用于学生。教师需要消化这些内容，并在课堂中引导学生去尝试理解富有深度的文学作品。戴庆义：推动阅读需有全面统筹计划教育界资深工作者戴庆义分享了他在独中、国民型中学和国民中学教授华文及掌校期间，推动华文阅读和学习风气的经验。他回忆道，当他还是教师时，他鼓励学生养成剪报的习惯，并分享有关内容；掌校后，他则要求教师们采用类似做法，也鼓励学生引用文章来分享。但他坦言，推广工作经常面临的阻力包括教师非自愿参与，这可能源于教师忙碌和缺乏动力，以及教师华文素养的不足。如果再加上缺乏上级支持，教师往往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学生自然也难以得到鼓励，从而导致华文阅读风气难以持续，相关活动的效果也不彰显。他认为要激发教师参与推动华文阅读，还必须有一个全面的统筹计划。他建议先成立一个华文阅读委员会，并由各州的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师联谊会负责带领和同步推动该计划。然而，戴庆义也指出，非华裔校长或非中文背景的校长通常不支持此类活动，这会给推动工作带来困难。无论如何，要让推动工作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必须获得各方支持，包括教育部和督学，而媒体在宣传方面也发挥着重大作用。不过，若活动能够在全国同步推广，还需要有后续准备。若动力无法持续，推广效果将迅速减弱。因此，他认为需要一个监督单位，定期推进相关活动的进程。李淑君：善用科技便利让学生阅读李淑君表示，科技改变了许多人阅读的方式，她并不认为教师和学生阅读量减少，而是阅读的途径不再仅限于书本。她认为，要鼓励学生阅读更多马华文学作品，可以善用科技的便利。例如，现代人习惯分享新闻链接并展开讨论，李淑君认为同样的方式可以用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她建议通过挑选一些精彩的文章，发送链接到学生手机上，让他们随时随地接触这些内容。她也指出，当前学生面临过多的诱惑，短视频等娱乐形式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因此她提议通过有趣的方式，比如结合优质游戏，让学生在玩的过程中接触文学，逐步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她曾要求学生固定写日记或周记，但发现学生的写作逐渐缺乏新意，于是她改变想法，鼓励学生分享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的有趣句子并记录下来，由小分享来推动阅读。 “这就像我们偶然听见一首歌，喜欢上了就会凭着歌词去找到那首歌。同样的，先让学生接触他们感兴趣的部分，激发他们主动去探索和寻找更多文学作品。” 李淑君认为，一旦学生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便会在自己的社交圈内传播并带动他人参与阅读。颜音玉：挑选精彩篇章更有效颜音玉也赞同李淑君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如果直接将20本书单交给教师并要求他们阅读，教师的常见反应可能是“等有时间了再看”。她认为，比起让教师或学生一次性阅读大量书籍，不如挑选其中精彩的篇章来分享。当读者看到吸引人的内容时，他们会更愿意继续阅读，而不是因为时间或其他原因错过推荐的好作品。她分享了自己在参与大马爱心协会主席张瑞慈督学在疫情期间举办的线上爱心读书会时的收获。她说，张瑞慈挑选了一些文章，分享阅读心得并与大家讨论。这样的分享不仅有趣，还能从中获得启发，促使她更参与更多。她认为，只有当一个事物引起兴趣时，读者才会主动去阅读，否则外部压力反而会引发抗拒。 “就好像你给了我鱼饵，让我自行去钓鱼，那效果可能更好。” 她也说，学生接触马华文学的机会较少，原因在于许多马华文学作品不像其他书籍那样容易获得，网络上也难以找到相关的参考资料。此外，现代人一机在手，阅读方式也从纸质书籍转向电子形式，如果直接把书籍送给学生，他们可能不会感兴趣。她建议一些团体或媒体如星洲日报，可以设计一些互动游戏，通过让学生阅读文章并参加游戏，让他们在游戏中参与阅读。江美年：赛事可激励学生完成阅读江美年则表示，20本书对于师生而言可能过于沉重，但如果减少到5本，则建议可以通过全国赛事来激励学生完成阅读。例如举办全国马华文学问答赛，通过选择题的方式进行。如果学生反应良好，下一届赛事可以增加更多的作品。她提到，学校举办的诗歌朗诵比赛和文学创作比赛，参与的学生通常只是少数，无法扩大到更多的学生，文学创作比赛则侧重于学生的写作和创作能力。相比之下，选择题问答比赛更为简便，通过督学的支持可以在全国各校同步举办，线上形式也能解决交通和住宿等问题。此外，她希望伍燕翎能举办更多与马华文学鉴赏相关的研讨会，让更多教师了解马华文学及其作者的背景等信息，从而丰富自己的教学。张俊荣：作家亲自分享能更好理解作品疫情期间，伍燕翎安排马华作家与教师们接触，张俊荣特别喜欢这样的安排，因为通过作家的亲自分享，教师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作者的创作过程、背景和写作心得，从而理解作品背后的情感，并进而与作品产生共鸣。但张俊荣坦言，虽然马华文学的优势在于它与本地人的生活背景相近，但由于文本中的时代背景或作者的年龄与学生的生活经验之间存在差距，产生了“代沟”，因此当教师与学生分享作品时，教师可能已充分感受作品的情感，但学生却难以理解。 “当我和我的中二学生讲解文本时，我讲得很生动，但他们却只能看着我。” 他不赞成直接要求师生阅读20本书，而是认为挑选几篇精彩的篇章更为实际，这样教师可以更轻松地引导学生接触到作品。虽然一些马华文学作品很有深度，但对于年纪较小的学生（例如中一、中二学生）来说，理解起来可能会有困难。然而，他提到像“红蜻蜓”这样的作品，学生普遍喜欢，因为它具有小说性的情节和吸引人的元素。张俊荣认为推动马华文学阅读的方式可以分为“自愿”和“强制”。自愿方式是教师出于对这些作品的喜爱和兴趣，自发地进行推广；而“强制”方式则是通过如江美年所建议的全国笔试比赛或星洲日报推动的时事问答比赛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学习动力。甄子云:“进”与“出”的方式推动华文学习活动甄子云则建议从“进”和“出”两个方面来着手推动华文阅读风气。他认为，先通过“进”，如广播节目让听众（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通过听来了解更多书籍的内容。这可由一些媒体团队如星洲日报来推行，让听众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也能接触到文学作品。 “我以前去教课需要开一小时的车，每次在车上，我都会听书，很少有时间看书。对于教师来说，要抽出时间来看书确实有些困难，但如果是需要阅读的书籍，他们还是会尽力去完成的。” 甄子云还提到，介绍书籍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直接介绍书籍的内容，另一种则是朗读。他说，如今有不少YouTuber通过举办线上读书会或电影分享会，推荐有意义的书籍或电影心得，这种做法对观众也能产生积极影响。 “出”的方式则是通过教师的书写来激发学生的动力，例如，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师联谊会季刊《芒种》鼓励会员笔耕，促进华文教师的交流与资源分享。他也建议组织教师和学生的读书会，但这些读书会不应以学术性的形式进行，而应更加自由和轻松，让参与者通过读书会既能“进”，也能“出”。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举行不同类型的读书会，大家可以根据兴趣自由选择加入，由群主引导大家分享阅读心得，增强互动与参与感。更多【新教育】：印尼新锐导演卡蜜拉·安迪妮／镜头底下的女性角色是对社会的观察艺术家颜思海／手绘人文地图留住老社区记忆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跟拍3年揭露苗族少女消逝的童年

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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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丽蒂依莎《Tomorrow is Spring》荣获2024年BMW短片奖大奖

以“PULSE”（意指脉动）为主题的2024年BMW短片奖（BMW Shorties）圆满落幕，万众期待的最佳短片大奖桂冠花落于克丽蒂依莎（Krityishaa A/P Karunagaran）执导的《明日是春天》（Tomorrow is Spring）。马来西亚BMW集团（BMW Group Malaysia）董事经理本杰明内格尔（Benjamin Nagel）指出：“BMW短片奖是我们举办时间最长的文化活动，始终致力于发掘和表彰马来西亚卓越创意人才。过去18年来，这个平台成为创作者分享新兴故事的跳板，亦体现了我们推动创新和艺术的决心。” 作品深刻表达困境中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勇气获得大奖的《明日是春天》是一部时长15分钟的剧情短片，故事围绕着保安Menaga这个角色展开，她表面看似于满足于在社区公寓内的生活，然而与伴侣发生争执后，她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影片中通过细腻且具引人入胜的生活镜头，表现了她的心路历程，同时揭示了我国低收入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并展现了一名女性在挫折面前坚持不懈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与韧性。克丽蒂依莎凭借着《明日是春天》这部作品脱颖而出，获得评审团的一致青睐，成功赢得8万令吉的制作奖金。今年的评审团由马来西亚创意行业的权威人士组成，包括了、珍妮阿米尔、苏忠兴、Tunku Mona Riza、Ghazi Alqudcy，以及纳狄雅韩沙Nadiah Hamzah。克丽蒂依莎分享道：“这个奖项对我而言是荣耀无比的人生里程碑，也是我电影创作生涯中一个非常感动的时刻。《明日是春天》是一封充满希望和韧性的情书，不仅仅是写给我自己，也写给每个经历过人生不同季节的人。这部作品深深表达出即使今天未如所愿实现目标，但也许明天就会迎来春天。我由衷感谢优秀的演员和幕后团队，感谢他们所付出的信任和努力，让这个故事成功搬上荧幕。能在BMW短片奖此平台上获得认可，既让我感到莫大的鼓舞，也让我更加确信真实故事所能传递的力量，尤其是在马来西亚。” 出色的故事叙述与表演揽获众多奖项出生于怡保的克丽蒂依莎带着《明日是春天》首次参与BMW短片奖。拥有超过7年导演、编剧和制片经验的她，最初毕业于生物技术专业。但她抱持着对故事创作的深厚热情，而后在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获得了数码影视专业学位。目前，克丽蒂依莎是Buzzworks Films的导演兼编剧，致力于创作贴近马来西亚观众生活的精彩作品。《明日是春天》深刻探索了静默坚韧的精神，以出色的故事叙述和卓越的表演，打动了评审们的心。这部作品不仅获得了BMW短片奖大奖，还包揽了最佳导演、最佳剧本奖项，剧中人物Piravina Ragunathan更通过出色的表演赋予影片强大的情感力量，而摘下最佳女演员的殊荣。除了给评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丽蒂依莎的故事还引起了BMW短片奖广泛社区的共鸣，在为期数周的网络投票中深受喜爱，最终斩获“全民推荐奖”。观赏入围作品：BMW短片奖的官方YouTube专页www.youtube.com/user/bmwshortiesmy

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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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 Kre8tif！年度创意大奖，The One Academy学生动画作品大放异彩

SEA Kre8tif！年度创意大奖是马来西亚数字创意节（MYDCF）中的一项享有盛誉的竞赛，旨在发掘并表彰动画内容创作者的才华。今年，该奖项吸引了来自东南亚地区的三百多份参赛作品，涵盖25个类别。对细节的执著是成功关键这部由The One Academy学生团队90 GB Productions制作的动画短片《All We Have Left》（我们仅剩下的），凭借其卓越技术荣获“最佳动画技术奖”。短片由18名数码动画专业和22名插画专业的毕业生共同完成，讲述了天真女孩莉莉在生日当天发现父亲一直隐瞒的残酷真相——他们是被遗弃的反乌托邦地球上仅存的少数居民之一。对团队而言，这次获奖不仅是一次成就，更是对他们投入时间与精力的认可。导演陈政维将成功归功于他们对细节的执着，无论是全息图的故障效果、蝴蝶闪烁的光芒，甚至是一滴完美呈现的泪水，都是他们精益求精的结果。陈政维说：“即使面对诸多挑战，我们依然坚持最高标准，不断打磨每个细节，最终成就了一部让我们真正自豪的作品。” 影片传递的意义最重要这部短片传达了深刻的环保信息，探讨了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环境忽视与不平等主题，激发观众思考：我们会及时行动拯救地球，还是将面对无法挽回的后果？制作历时一年，插画师与动画师在前期制作阶段密切合作，共同确定艺术方向。插画团队以2D形式设计角色、道具和场景，而动画团队则将其转化为3D作品。美术总监上官越桐表示，面对如此庞大的制作团队，每个人既是主导者，又要兼顾多个角色。她说：“通过有效管理工作量并保持清晰的沟通，我们确保每个人都能按计划顺利完成。” 陈政维还提到，制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面对自我怀疑时，及寻求解决方案。“有时作品效果并不理想，但时间紧迫。经过团队讨论，我们决定投入额外精力改进。尽管耗费了大量时间，但最终成果证明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首席动画师冯紫仪强调，角色的情感表现是动画成败的关键：“角色的情感与对情境作出的反应方式让故事鲜活，因此理解如何表现这些细微之处至关重要。”她还指出，接受建设性反馈并根据建议调整动画，是提升作品品质的关键。“结合扎实的动画原理与对细节的关注，确保动画自然流畅、吸引观众。”她补充道。对于陈政维来说，《All We Have Left》是他们在The One Academy所学技能与知识的结晶。“影片传递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提升醒觉、传达信息、娱乐观众，还是引发情感共鸣。只要你用心制作出一部对观众有意义的作品，他们脸上的笑容与享受比任何奖项都更有价值。” 通过此链接观看《All We Have Left》：https://youtu.be/HZfiVqP0qRI 更多【新教育】: 2024戴森设计大奖公布两份创新解决方案获国际大奖拉曼大学成立佛教研究中心盼带来更多本土学术研究 UNICEF儿童保护总监希玛森古达／推动儿童保护系统改革让受害儿童能被接住

1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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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锐导演卡蜜拉·安迪妮／镜头底下的女性角色是对社会的观察

卡蜜拉·安迪妮（Kamila Andini）是当今备受国际影坛瞩目的印尼新锐导演。自2011年以首部长片《海洋魔镜》（The Mirror Never Lies）一鸣惊人以来，她迄今已完成5部长片、两部短片及一部Netflix影集。一转眼，幼时从未想过要步上父亲后尘的她，竟已在电影路上走过13个年头，还成了柏林影展、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等电影艺术殿堂的常客。在大马艺术电影圈，卡蜜拉的名字并不陌生。《海洋魔镜》及其第二部电影《舞吧舞吧，孩子们》（The Seen and Unseen）都曾先后在吉隆坡播映。今年7月底，她的第四部长片《娜娜：逝水年华》（Before, Now & Then》在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单元播映，她也应邀来马，参与映后座谈。报道：本刊特约叶蓬玲《娜娜：逝水年华》讲述的是主角娜娜在1960年代，因印尼政治动乱失去爱人与家庭。她后来再婚、嫁入豪门，却面对丈夫外遇、旧爱往事频繁入梦的生活挣扎。有一天，她结识了丈夫的情妇伊诺，对方竟成为她唯一信任的朋友，间接推动她迈开脚步、追寻自由。此片最深入人心的部分，莫过于其华丽的画面、梦幻与现实的交错，及魔幻写实的处理手法。2022年甫上映之际，美国知名文娱媒体《综艺报》（Variety）就曾赞誉它“如王家卫遇上阿比查邦”，两位香港及泰国名导，确实是卡蜜拉的心头好。卡蜜拉出生于1986年，而《娜》的故事背景，是她未曾经历的印尼新秩序（New Order）威权时代初期。因此，她用历史碎片，为《娜》蒙上的一层面纱，还原当年对时局的困惑，也让不熟悉印尼当代史的影迷对那段日子倍感好奇。 “新秩序在我念中学时坍塌。那时的我虽尝试去理解，却不太能搞清楚背后的意义，仅是对新秩序前后的社会氛围差异记忆犹新……因此在电影里，你会一直看到某些事件、持续听到某些资讯，但无法知悉全貌。” 卡蜜拉出生于1986年，而《娜娜：逝水年华》的故事背景，是她未曾经历的印尼新秩序（New Order）威权时代初期。《娜娜：逝水年华》讲述主角娜娜在1960年代，因印尼政治动乱失去爱人与家庭，后来再婚却面对一堆挑战与生活挣扎。（取自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官网）让女性角色的塑造自然而然发生卡蜜拉镜头下的作品，皆以女性为主角。《海洋魔镜》讲述12岁少女学习接受出海失踪的父亲已经死亡的漫长旅程；攸关峇厘岛文化的《舞吧舞吧，孩子们》呈现一名峇厘岛女孩在双胞胎弟弟重病期间，带着悲伤进入灵性舞蹈世界的故事；《第三次求婚》（Yuni）则讨论少女Yuni对于是否该三度拒绝求婚的挣扎——人们相信，3次拒绝求婚的女子，就再也嫁不出去。然而，女导演并非希望借此彰显女性主义主张，而是在借由影像表达意见时，自然而然的创作抉择。 “我不是能言善道的人，电影让我能转译想法、感受和点子，让我看见自己。我的作品多少会与自己的事有连结。拍《海洋魔镜》时，我确实热衷潜水、热爱探索印尼的海洋。我对印尼的海有很深的情感，亦有许多疑问。” “（所以，在说故事时）我更能贴近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当我不断地塑造女性角色，人们渐渐看到并给予肯定。” 卡蜜拉直言，过去的印尼社会，大声疾呼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换来的往往是异样眼光及距离。因此，她选择把焦点放在如何说好故事、处理故事脉络，让女性主义的实践在创作过程中自然地发生。 “我不喜欢太刻意或局限，倘若有个故事更适合用男性角色去呈现，那也没问题。重点是我要说怎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非常不同的需求。” 父亲光环下的挑战与不安卡蜜拉已是万众期待的电影人，但即便是在马来西亚提及她，熟悉印尼电影者仍会立刻联想到她的传奇父亲、印尼当代最重要的电影人嘎林·努戈罗和（Garin Nugroho）。 1990年代，新秩序来到末期，印尼本土电影几乎死亡。卡蜜拉如此形容记忆里的那几年：“没人在做本土电影，电影院不放映印尼电影，只有好莱坞制作，电视时代也来了。我父亲是当时唯一还在拍片的印尼导演。” 嘎林声名在外，卡蜜拉小时候却不曾想过要学拍电影。转捩点出现在她中学时期。威权政府垮台，印尼迎来民主转型的契机。人们再次享有创作的自由、加上操作简单的手持摄录机问世，拍电影成为青年间最火热的潮流。迫于同侪压力，卡蜜拉不得不拿起摄录机。 “我很多朋友也想拍片，他们认为必须邀我加入团队，因为只有我有个导演父亲。我当下才发现自己对拍片一无所知。父亲常在其他城市拍片，我没机会参与；但朋友们总认为我懂得很多。我忽然觉得很羞愧——怎么会这样？” “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要对电影有些了解，当时又心系人文情怀的摄影创作，因此选择学拍纪录片。” 尽管卡蜜拉后来爱上了纪录片，她的电影路并未就此展开。喜爱观察世界的她，中学毕业后远赴澳洲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主修社会学系。与此同时，也小心翼翼地处理自己与电影之间的关系，不把“想拍电影”挂嘴边，毕业后投入拍摄时，她也不轻易说出自己是名导演或电影人。 “那种谨慎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对电影有天赋、这是否我的天职？” “当你的父亲是个伟大的导演，人们会期待你从一开始就那么优秀。有人说，我得和父亲有区别，不该拍艺术电影，而应做商业片。可我是在他的熏陶下长大的，我要如何非常不同？我不知道。我也不晓得自己究竟擅长商业片或艺术电影。” 在拍电影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愿景 “寻找自我”常是创作者的起点、作品的第一个命题。为确认自己是否是“被电影选中的人”，卡蜜拉大学毕业后终于着手边拍电影、边找答案。带着“我是怎样的创作者、是否有热情和天赋？”这个疑问，她完成了首部长片《海洋魔镜》，找到自己做事与说故事的方式、听见自己的声音。这还无法满足她的疑问。怀抱着另一些问题——“身为印尼人、我是谁？什么是印尼人？”，她继续往前，拍出《舞吧舞吧，孩子们》。 “让我确定拍电影是终身志业、我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刻，是在完成《海洋魔镜》后，先后制作两部短片《Following Diana》和《Memoria》的时候。有个非常短暂的瞬间，我看到了一种召唤、找到了自己的愿景。” 现在，卡蜜拉不再介意人们将她与父亲相提并论，也不纠结创作路径是否需与父亲有区别了。相反，她在一些作品中与父亲合作，两人甚至曾在澳洲的一个影展竞逐同个奖项。 “我可以因为他庞大的身影而感到负担，但这是所有孩子都会面对的课题。即便你父亲是个生意人，亦会面对其他冲突或困难。” “我也必须承认，我在这里（电影圈）是占优势的。有些我无法解释的能力，是源自父亲的教养，我在他给的书籍、他听的音乐、他说的故事、他批判思考的教育下长大。我的观点和同理心，很多时候同样来自于他的影响。” 坦然面对个人成就与父亲、与身边人、与大环境的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习惯探讨的议题。是一名导演也是一名母亲 2021年至2024年，卡蜜拉接连3年推出长片（《第三次求婚》、《娜娜：逝水年华》、Netflix影集《香烟女孩》），冠病疫情的暴发期，意外地成了她的多产之年。眼前身形娇小的卡蜜拉，似有用不完的精力。育有一双子女的女导演，如何在拍摄与家庭间分配时间？她笑言，自己的主业其实是一名母亲，没有固定的日程表，“我正好碰上这个温柔教养（gentle parenting）成为主流的时代。所以我们没找保姆，亲力照顾两个小孩。” “我的一天通常很混乱。清晨5点多起床，为孩子做早餐、送他们去学校或去上才艺课的空档，我会抓紧写剧本、处理些工作或阅读。” “在印尼，妇女会带小孩到菜市场或田里工作，所以我也尝试把小孩带到片场。我会先告诉团队，让他们知道他们不只是在跟一名导演工作，也是在跟一名母亲工作。这是我的责任。” 卡蜜拉的伴侣亦是印尼新生代导演及制作人依发依斯凡沙（Ifa Isfansyah）。生儿育女后，两人互相协调，只要其中一人在执导电影，另一人就会配合转当制作人，将时间留给孩子。印尼影坛素有女导演的历史，首名女导演拉特娜· 阿斯马拉（Ratna Asmara）早在1950年代就推出过3部作品；改革时期，印尼本土电影回到影院，女性导演及制作人同样功不可没。卡蜜拉说，“或许也因此，我不曾（因为性别）而质疑自己是否做得到、或担心影坛是否女性友好。前辈们珠玉在前，她们有份打造这个产业。” 更多【新教育】：艺术家颜思海／手绘人文地图留住老社区记忆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跟拍3年揭露苗族少女消逝的童年让数学有温度开启孩子的数学探索之旅

1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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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儿水中游／中国大学生，实习越早开始越好？

马来西亚实习生的薪资低已不再是新闻，许多在本地大学最后半年或一年的朋友就经常和我抱怨实习完全是倒贴上班。不论是在吉隆坡或新山，一个月几百块，勉强补贴了车油以后连吃饭都不够，要不是学校有硬性毕业要求，需要他们去相关产业实习，那直接进入职场做全职员工或打工更划算，毕竟很多实习生的工作量基本和正职员工无异。不过在中国，实习薪资相对好一些，而且中国的实习工作对未来就业影响大，所以有些学生甚至会提前自主实习，完全不仰赖学校的帮助。由于疫情，我在去年9月才来到了北京，想着大三要探索北京和好好学习，却没想到提前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的槟城室友，在大二结束，准备迈入大三的暑假就找好了一份中国互联网大厂实习，这才给迟钝的我科普了中国实习的“潜规则”。学生最在意大厂暑期实习中国大厂其实指的就是大型公司，一般以互联网公司、车厂、上市金融公司等超大型企业为主。这些大厂一般会在暑假期间到学校展开校园招聘，但针对的并不是大四毕业生，反而是特别针对大三或研二学生。暑假实习一般分为暑期实习和暑假实习，暑假实习就是简单的利用暑假两个月去帮忙一些公司打杂，可暑期实习才是重中之重，而学生最在意的，莫过于是大厂的暑期实习。暑期实习的目标是找到适合的公司人才并进行招揽和培养。这类实习生面试流程更加繁琐，经常需要5到8次面试，如AI面试、笔试、HR面试，群体面试、上司面试、情商测试等等。工作量会比普通实习生更多，工作内容也更接近公司核心业务。在实习1年以后，实习生可以参与就业答辩，需要一场+1（上司）+2（上司的上司）面试，若是你的实绩佳，工作成果好加上答辩顺利，就有机会签署三方协议，约等于是公司提前预定你，你不需要在大四期间再去参加春季招聘和秋季招聘，只需要毕业以后直接来公司就业。若是你答辩不顺利，无法成功晋级，那你也有了一段在大厂实习的经历，大四寻找一些中大型公司的实习就会更加容易。大厂暑期实习性价比高为什么大厂会有暑期实习，而且不是招聘能在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大四或研三，反而针对大三或研二的学生？毕竟若是你在大三结束后签署了三方协议，还需要一年才能入职公司，而互联网公司的发展瞬息万变。在和室友讨论以后，我们都得出了结论。暑期实习一般是有资本，有时间去挑选人才的大厂才会展开的。他们能优先挑选一些最有潜力的人才，并且在暑期实习期间培养、观察并选择实习生，选出最好的那位。这样一来，每个实习生都是彼此的对手，竞争会更加激烈。赢了你就进入了大厂的人才储备计划，输了你还有大四一年可以重振旗鼓，拿着镀了一层金的简历往金字塔第二层的公司实习就业。以大四学生的角度出发，除非他们接下来准备攻读研究生，否则实习期间能不能转正成为正职是重要的一环，所以他们不会拿着自己最后一份实习去暑期实习计划冒险，更不会花费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就为了应付各种面试。不过太多的暑期实习在筛选简历期间就已经不给大四学生任何机会，因为社会里已经有个潜规则，那就是大三暑假的第一份实习最重要。你不加入就是不去卷，就是打算大四躺平找一份普通实习，而有能力的人就会越想要提前进入职场，了解职场动态。一些学生为了累积优势，甚至会提早在大二就开始实习，至少我班上有一位女生，在大三前就已经累积了6段短期实习经验，并且仍为下一段实习是否能更上一层楼而焦虑满满。不被淘汰是大学生刷实习经历的原因大学究竟是学习的地方还是进入职场的预备役中心？其实大一的课程是最多的，经常会出现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满课的情况，每一位学生都在努力修学分，抢限选课，但课程名额有限，所以免不了大二和大三还有会一些学分需要修，以及自己专业内的必修课要上。但实际来到了中国大学教室，我赫然发现课堂内的出席率堪忧，尤其是大三期间，很多学生早已经找到实习，几乎九成九的实习是要求五天到岗工作，所以学生们必须请假来上课，或者直接花钱请人帮忙点名上课，最离谱的是甚至有人花钱请人来做期末课堂展示。这种全职实习生，兼职学生的情况屡见不鲜，在一些学生的作业展示或言谈中，你也可以察觉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并没有足够的基础知识，但履历表上却光鲜亮丽，写满不同领域的实习工作经验。老师们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是尽量让学院将重要的基础课排在大一大二，以及专注于那些想要认真上课的同学。因为一个专业会有一定的保研名额，也就是不需要经过特别考试，在大三结束后以平时成绩和表现给予优秀学生直接入选本校的研究生名额，约等于是校园版的暑期实习offer。有些学生在入学一年就迅速决定了自己不找大厂实习工作，而是要专注于得到学校的保研名额，在每堂课必到的同时还要坐在第一排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期末作业的要求是3000字，那就要写5到7000字，甚至会出现1万字的期末作业。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就业，多数人在踏入大学的第一年就有了答案，因为如果你不够快，有得是比你更快的人。虽说有些时刻留学生还是能找到第三条路，那就是好好享受国外的校园生活，在最后一年才找喜欢的实习工作，但周围的中国同学几乎都没有所谓的第三条路可走。或许有，那就是从大二开始努力学习英语，准备去欧美国家升学的作品集，就连所谓的“润”（run）出去，也要提早规划打算。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和认同这种进入大学只为了履历表上好看的学校名称，而不是因为学校能教给你什么，你能在大学认真发掘你的兴趣和潜力等等。小组作业时，我和几位留学生也经常遇见中国小组成员因为工作实习无法出席讨论，不能积极参与小组作业。一学期下来，只见过一些同学一两面，其余时刻都在坐在出勤率未过半的教室，听着教师和小部分准备保研的同学展开学术讨论。在我看来，美好的大学生活是交友、学习和探索自我，在踏入职场前最后的喘息空间，是一座象牙塔，但对于多数大学生来说，却更像是累积更多实习经验，并为踏入高竞争的就业市场，做好全副武装的准备。更多【新教育】: 2024戴森设计大奖公布两份创新解决方案获国际大奖拉曼大学成立佛教研究中心盼带来更多本土学术研究 UNICEF儿童保护总监希玛森古达／推动儿童保护系统改革让受害儿童能被接住

1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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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颜思海／手绘人文地图留住老社区记忆

随着数码地图的发明，人类将城市街道的住址记忆“外包”给手机的导览功能。当人们掌握街道空间的能力渐弱，对城市的理解趋向碎片。在面临突如其来的失去，我们又该如何捡起散落的片段记忆，证明自己确实属于这片土地？为了恢复人们对社区空间的认知，本地视觉艺术工作者颜思海，用炭笔绘制社区阡陌，重新拉近社区和人的关系。他说：“只有画出地图，大家才知道自己生活的社区是那么‘大’，这些地方都属于‘我’。” 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谭湘璇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颜思海生于1977年，是土生土长的吉隆坡人。有关童年到年少的记忆，离不开何清园（Kenanga）一带。周边的茨厂街和半山芭社区，亦是他放学后溜达的范围。 “我小学读坤成，以前很安全的，放学后就走路回我爸爸的店，我也会在社区一边走一边画。”他观察建筑和邻里互动，将走过的路，看到的风景，定格成漫画，由此开启了对社区的想像。 2000年，他从吉隆坡中央艺术学院油画系毕业，但没有继续创作的路，“我没有当画家，而是帮我爸爸打工，做批发卖衣服。”兴许是自小对社区的情感驱使，他才会在吉隆坡苏丹街老店面临征地危机时，选择重返艺术。守护苏丹街，自此踏上手绘地图之旅 2011年7月，苏丹街百年老店面临迫拆，在民间掀起反弹。颜思海在好友，同时也是文化工作者杨两兴的号召下，加入“茨厂街社区艺术计划”（PSCAP）担任志工。该组织收集街道旧照片、口述历史，举办一场又一场活动，唤醒社会对苏丹街的重视。 “慢慢地，我内心有了一个‘可以画地图’的想法。”在他的记忆里，地图是权威的象征，“在古代画地图，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是我的。”更准确来说，他认为大众对于苏丹街范围的认知过于笼统，“我想告诉大家苏丹街、茨厂街那么大，它是完整的不可以被分割。” 因此，颜思海试图将区域内所有的建筑物连接起来，“一间（店）都不可以少，不可分割，我想带出这样的意思。”这是一幅带有目的性的社区地图，他这么形容。地图保留拆掉建筑，守住社区记忆当时，颜思海使用鸟瞰绘画技巧画出一幅6呎高、8呎宽的地图。这幅耗时5个月的画，目前珍藏于国家美术馆。问起创作过程，他说先从最北边开始下笔，“像是精武体育馆，我一定要画下去。南边是Kota Raya，最下面是Center Market（中央艺术坊），这边是中华大会堂。”即便是早就被拆除的巴生车站，也存在画里。 “保留旧时建筑，为的就是让现在的人看了有个概念，好像这里现在是酒店，但以前不是，他就可以重看这个地图，回望过去。”地图里的一间间老店，都是颜思海按走访时拍摄的照片绘制。不只是建筑物，他将那一年遇见的人事物，听到的故事，都用炭笔一笔一画记录下来。 “这幅地图里的人是细节，都是我那段期间遇到的人。”画中有理发师、茶餐室老板、算命师傅、游客等，人们可以将磁铁小人随意摆放，创造属于自己的街道，增加对社区和人的情感连接。 “我把茨厂街、苏丹街整个样貌呈现出来，大家才惊觉原来这里这么大，这么完整。” 在那两年，靠着文化艺术化为行动力量，当局原本要强制征收的34栋建筑物，后来近80%都保留了下来。深信艺术有力量，助文丁客家村fight back 茨厂街征收风波过后不久，森美兰文丁客家村在2013年发生强迫拆迁致冲突事件。跟随“文丁之友”（Rakan Mantin）组织，颜思海来到了文丁客家村，”我也尝试用苏丹街地图的概念，应用在文丁客家村。希望吸引更多人关注这里，让当地村民获得更多的力量fight back。” 客家村属于原生态部落，没有苏丹街来得有规划。这里的巷弄没有名字，他只能挨家挨户记下门牌，试着从这里看出规律。地图上不单是将村落画上，颜思海也把大街上的圣类思教堂、印度族裔的坟墓等，有别于华人文化的元素也囊括里头。 “这里有教堂也有庙，教堂边又有印度人的坟墓，马来人、华人的坟墓也在那边。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老社区很有趣，全部种族文化都在一起。”按照文丁原本的样貌，适时加入绘画技巧，“比如我会用透视法，从房子慢慢变小的设计，让观众认为地图有不断延伸的错觉。” 两个月后，一幅宽约5呎宽，4呎高的客家村地图呈现眼前。10年过去，客家村住户减少，日晒雨淋的板屋坍塌，原貌改变不少。如今，只剩下客家村生活馆中那一幅手绘地图，向人们展示着这里曾经的繁华。他坦言，若不是当年苏丹街事件，或许后来的创作只是专注在旧式建筑，少了点讯息。问起他口中的讯息，指的又是什么？想了想，他说：“我们真的需要新的建筑物吗？其实很多空的，为什么还要建呢？然后建了又再拆？” 到台南艺术驻村，连接社区庙宇今年，颜思海成功申请台湾绝对空间艺术进驻，名为“唤神x起舞x狂欢x艺术行动计划”。7月，他画出了第3幅地图，说的是台南古城的庙宇风情，主题为“神隐迷宫”。 “台南街头街尾都有很大很完整的庙，庙和庙的距离也靠近。我印象中天后宫、关帝庙都是面向大路，但台南的庙都在后巷。由此，颜思海决定以台南中西区的天后宫作为起点，将这些散落各个角落的庙宇连接起来。 “台南那时很热，早上考察会非常热，我也不能看着Google Map画，需要亲自到各个庙拍照记录。所以我都很早起来开始画地图，到了下午4点就骑脚踏车寻找巷子里的庙宇。”一幅10呎宽的画作，在两个月内完成。上图为台南“神隐迷宫”展览在台南驻村的3个月，颜思海画了一幅10呎宽的地图，画中更加入天神等神学元素。为了方便带回家，他使用A4纸张，一张张画，拼成大幅图。除了地图，颜思海在台南也以门神为题材，画出千里眼（图左）和顺风耳（图右）。同时，他在台南驻村时也举办地图工作坊，邀请当地民众绘制社区地图，获得正面回响，“他们说‘我住这里这么久了，社区还可以这样呈现’。” 后记：那些科技留不住的过去在没有作画的日子，颜思海会到不起眼的老旧社区走走逛逛，“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生活的社区也会不一样。（店）老了没有人要，挂着 “for sale” “for rent”和电话号码在门口。”时不时，他参与联合展览，展出的画都围绕着社区作为主题。 “艺术是软实力，很广泛也很有生命力。我们成天把社区挂在嘴边，人家也不懂。但能透过游街、戏剧或绘画凝聚大家，把要传递的message传出去。”即便最终文丁客家村的诉求未能达成，但吸引了台湾、中国学者的关注，他认为成功达到传播的目的。或许90、00、10后，目前对于“守护消逝”的感觉没那么深刻。但时间一直走，人会老，从前的记忆某一日终会袭来。他说：“比如说以前在餐厅跟谁谁，一起唱生日歌，但现在这个建筑物却不在了。”而这些消逝，正是时时刻刻处于更新状态的Google地图，无法保留的。更多【新教育】：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跟拍3年揭露苗族少女消逝的童年让数学有温度开启孩子的数学探索之旅台湾学者兼诗人杨宗翰／我喜欢刺一些最极端的问题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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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大学成立佛教研究中心盼带来更多本土学术研究

说到佛教研究，很多人可能想到的是研究佛教经典与教义。但大学的佛教研究更多是跨领域的学术研究，比如从医学、语言学和社会学角度，探讨佛教对社会的影响。报道：本刊梁慧颖摄影：本报苏思旗全球很多顶尖大学都有专门研究佛教的机构，像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有佛教研究中心；香港大学有佛学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也有长期办讲座的佛学研究会。而在马来西亚，马大于2022年设立人间佛教研究中心，拉曼大学也在2024年初成立了佛教研究中心。佛教研究范围很广泛，未必是研究佛教义理。拉曼大学校长拿督尤芳达教授说，大学作为学术机构，会根据社会需求展开各方面研究，比如探讨佛教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优大（拉曼大学简称）之前甚至有一项医学研究跟佛教有关，这项研究主要分析内观禅修对激素水平的影响，论文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优大其他跟佛教有关的研究还包括马来文和梵文的关系，本地街道名称中的佛教元素，还有怎样应用科技传播佛法等等。本土问题本土学者最了解早在三四年前，优大就与马来西亚佛教发展基金会合作展开关于佛教及传统信仰的研究。当时的研究由个别学院和中心展开，后来因为觉得有必要把研究整合，所以成立了佛教研究中心。马佛基金会主席拿督洪祖丰说，我国佛教在讲经说法、艺文活动、出版等方面该有的都有，唯独学术研究这方面仍有待加强，因此马佛基金会当年与优大协议合作，由基金会赞助大学的研究项目，以及建议研究方向。他说：“学术研究是开拓知识，有知识就有力量，我们不能只依赖外人的学术研究，因为有些本土问题比如政府政策和医学伦理，只有我们马来西亚人最了解，所以由本土学者来研究是最好的。” 综观佛教的发展脉络，尤芳达说，马来西亚恰恰是不同派别，例如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汇集的地方，加上马来西亚还有其他宗教，这种宗教交流的现象就非常值得学者去研究。佛教学术研究可以很有趣虽然宗教在我国是敏感课题，但洪祖丰说，从学术角度来看，宗教并不敏感，像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就有一个聚焦于比较宗教学的学系，他本身也不时被马来学者访问，例如曾有博士生请他谈佛教徒怎么看伊斯兰恐惧症。他以往参加一些关于安乐死、堕胎等医学伦理主题的研讨会时发现，大会通常邀请的伊斯兰和印度教代表要么是学者，要么是专业人士，反观佛教似乎缺乏学者代表。这是为什么他认为佛教需要有更多学术研究，以便佛教的声音被听见，而且这些声音都有学术依据。目前，优大佛教研究中心还没有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最新一项研究是关于我国的儿童佛学班，洪祖丰说，很多佛教团体都办过儿童佛学班，但有些佛学班办得很成功，有些则很艰苦地撑下去，“所以我们要探讨到底是什么原因。” 截至2024年10月为止，优大佛教研究中心有至少7个研究项目已展开或完成，其中一个项目是研究街名中的佛教元素，当时研究人员出动全景相机拍摄，以生动的方式呈现。洪祖丰说，由此可见佛教学术研究未必是枯燥的，“佛教学术研究也可以很有趣。” 优大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黄先炳说，佛教的研究主题可以非常多元，该中心的研究重点不在于佛教义理，欢迎任何科系和佛教团体建议研究项目。更多【新教育】: UNICEF儿童保护总监希玛森古达／推动儿童保护系统改革让受害儿童能被接住绘本雨林协会办绘创客孵化本地绘本创作梦 APU工业设计系学生展才华家具设计比赛创佳绩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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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跟拍3年揭露苗族少女消逝的童年

编按：你看过纪录片吗？是否有留意过纪录片导演？这期【新教育】的主角是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她用3年时间跟拍北越苗族女子，以纪录片的方式揭露“抢婚”文化下消逝的童年。 “抢婚”文化是什么？经历“抢婚”文化的苗族女子命运又如何？现在就翻开【新教育】，看何黎艳如何用镜头说故事。报道：本刊特约叶蓬玲摄影：本报林晓慧 2021年，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Ha Le Diem）以一部揭露北越苗族“抢婚”文化的纪录片《迷雾中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Mist)，成为各大国际影展的新宠儿。这部1小时半的纪实长片，呈现苗族少女在抢婚文化下消逝的童年，激起各地观众共情，更在纪录片最高殿堂——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影展（IDFA）夺下最佳导演奖。今年7月底，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单元邀请何黎艳与这部作品来马放映交流。33岁的她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谈吐间亲和力十足——初次光顾大马嘛嘛档，她兴致勃勃分享嘛嘛档与河内印度餐厅的异同、盛赞印度芝士馕饼与咖哩的味道，又主动与新识的朋友聊起对《龙猫》动画的喜爱。不难想像，她何以能赢得受访者信任，以镜头直面传统与现代的拉扯、家庭与情感的冲突，编织一部充满张力的纪录片。精准的镜头捕捉让观众误以为是摆拍 “抢婚”是越南少数民族苗族（Hmong）的传统习俗，男孩会在新年庆典期间，“绑架”心仪女孩，将她藏于家中，迫使双方家长见面谈判，促成一桩婚事。《迷雾中的孩子》（以下简称《迷》）正是记录了主角笛（Di）在雾气氤氲的北越沙坝（Sapa）度过的13岁到16岁，从天真无邪的童年，到经历抢婚的3年时光。何黎艳的镜头陪伴笛走过情窦初开的青春期、带领观众了解笛的姐姐与母亲如何因抢婚而出嫁，还有苗族父母、师长、乃至越南政府对抢婚文化的不同意见。面对苗族女性谈及性事的开放态度、见证当地的饮酒文化，乃至笛与家人激烈的争执，导演毫不避讳，如实呈现。全片高潮，是笛恋爱不久后被男友“劫走”。笛的强烈反抗，使所有人的神经线绷至最紧。《迷》最突出是它丰富的故事性与起承转合，打破了“纪录片沉闷”的刻板印象。特别是导演以精准捕捉突发的抢婚过程，甚至让一些观众误以为当中牵涉摆拍。在映后座谈回应观众提问，何黎艳解释，从不要求受访者配合镜头做事；实际上，抢婚发生前，笛的家人已有心理准备，并向她说明可能的情景。这侧面反映了导演与受访者间的信任关系。有趣的是，何黎艳本身是傣族人，属另一少数民族，笛与家人混杂苗语和越语的日常对话，她并非总能听懂。拍摄后，她得向受访者确认情况与对话；作品公映前，除了聘请苗族翻译兼文化顾问，她也率先前往笛的村子播放，确保受访者能够接受这部电影。毕竟这可不是一则揭弊报道，而是攸关他族的文化与情感。自《迷》闯入多个国际影展，笛数次与何黎艳一同出席映后座谈，双方情谊一直延续至今。创作灵感源于生活周遭作为新生代导演，何黎艳无疑是早慧的，她迄今完成3部作品，每部都在国内外影展收获肯定。在《迷》之前，她的处女作是大学尾声完成的20分钟短片《I Go to School》，讲述一名感染HIV的母亲独自抚养孩子、对抗“世纪病毒”的故事，于2013年获越南电影协会奖短片类“银风筝奖”。今年，她的新作《Dear Mom》，一部探讨北越孩童思念离家母亲的短片，则入选了韩国EIDF国际纪录片影展。不难发现，何黎艳的创作主题始终聚焦在北越的社会问题，源自于她对生活周遭的观察与反思。这或许与她新闻学背景脱不了关系。 33岁的何黎艳毕业于河内国家大学新闻系，全职投入纪录片创作前，曾先后在越南国家电视台（VTV）与主流报章《越南快讯》（VN Express）担任记者逾四年，算是圆了儿时梦想。她对媒体工作的憧憬，始于幼时对村外世界的想像。何黎艳出生于越南东北部北干省（Bac Kan）的偏远村庄。小时候，她会到另一个村子与爷爷奶奶共度暑假。“他们家有个小电视，能收看多个频道。我记得有个节目，是两个记者四处采访、介绍各地的文化习俗。它让我开始想像外头的世界。我那时想，记者应该是非常酷的职业吧，可以去很多地方、接触许多人。” 这念头成了她日后离家200公里、到河内读大学的种子，也是她踏入纪录片世界的伏笔。大学时期，何黎艳在同学的鼓励下参与纪录片工作坊，自此结下不解之缘。即便毕业后进入媒体工作，她对影像的热情不减，持续报名参加各式课程，继而结识了越南重要的独立纪录片组织 Varan Vietnam。《迷》的制作人，就是该组织创办人兼导演Tran Phuong Thao及法籍丈夫Swann Dubus。相较于新闻采访，何黎艳认为，纪录片的难，在于需和主角长时间相处，且每启动一项计划，便得研究不同课题。比如，拍摄《迷》时，她就投入学习苗族文化与历史。 “但我还是很喜欢电影，影像能在数十分钟内激起各种情感、让观众了解许多事情。” “当记者期间，我遇到很多人、听了许多故事；但媒体节奏很快，少有空间报导普通人面对的问题、我也不太有时间处理有兴趣的题材。” “我不是一开始就能有明确想法的人。拍电影时，我可以花数个月建立故事的架构、做研究、慢慢厘清自己要说的故事。所以我在2017年辞职了。” 那年，何黎艳因为一个工作坊而来到沙坝老街（Lao Cai），寄宿笛的家中，与13岁的笛成为朋友。这让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她想用影像为笛记录“童年的消逝”。更难得的是，笛和父母也同意了这个提案。她还记得，初次到访那天，笛的父亲到镇上的巴士站接她后，就直接载她到田里，“那时大家还在工作。我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帮忙种稻，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没什么吃肉，大多是米饭与蔬菜。” “笛的家人前阵子告诉我，他们是见我能在村子存活，才决定让我待下来。其实这种生活与我出生的村子相似，只是苗族住在更高更冷的山上，冬天有时会下雪。” 之后，何黎艳每年到笛的村子住上四五次，每次3周至1个月，但真正开机拍摄的时间或许只有四五天。余下的日子，她跟着笛的家人一起工作生活，偶尔还受邀出席村里的红白事。当时的她应该没料到，这会是一趟3年的旅途。探讨如何向童年说再见是拍摄初衷笛在2019年遭遇抢婚，但那并非电影终点。事件落幕半年后，何黎艳回到村里，把拍摄期间的误会摊开谈，双方冰释前嫌。她继续跟拍笛，直到2020年7月，她看到了“童年消逝”的信号。 “笛某天放学后跟我说，她觉得自己很鲁莽，有时在朋友和聚会上喝太多酒。她怕自己以后也会因酗酒而成为社会问题。以前她不会有这些恐惧。她说了那番话后，我想她已经步入了人生另一阶段。我知道我可以停拍了。” “我的初衷一直是要探讨笛如何向童年说再见，抢婚只是其中一件大事，把她一下子推向成长。” 在苗族文化里，女孩遭抢婚后，大家会将她看作成年人，她必须像个大人一样思考与沟通。所幸，何黎艳说，随着教育机会增加、网络与社媒带来的资讯流通，抢婚文化渐渐被青年世代拒绝。比起早婚，年轻人更向往完成高中、大学学业，争取到城镇工作。 “当然它偶尔还是会发生，但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父母都不再接受这传统，有些更会要求老师或警方介入。” “我想这取决于当事人所处的环境。若他们能看到生命中还有许多其他选择，情况就会不一样。笛的妈妈和祖母没有机会上学，非常贫穷。但过去10年到20年间，政府开通了许多道路，城乡得以互相衔接；也广建学校，扩大网络覆盖率，许多事情正迅速改变。” “虽然网络也带给越南少数民族新的挑战和社会问题，但我想整体情况在变好。” 很多故事想说但不适合做成纪录片一转眼，何黎艳成为独立电影人已7年。创作之余，她靠接案为生，有时会协助国外拍摄团队做研究，制作团队亦不时转介兼职机会给她。何黎艳说，河内生活成本不高，尚能让独立电影人生存。“我和朋友合组一间小公寓，父母会从村里寄许多蔬果给我，我的治装费也很低。” 现在，何黎艳正把新作《Dear Mom》的题材，即北越孩童逃家寻母的现象，发展成剧情短片。她说，这些离家的妈妈有些是到了城市工作，有些则是受不了贫穷和家暴离开了，亦有妇女逃走后已另组家庭。从纪实到虚构，何黎艳将之视为一个必要挑战，“我有很多故事想说，但有些碍于伦理界限，不适合做成纪录片。例如，我们不能去拍摄逃家的孩童、跟拍他们在外头受苦流浪的样子，我们首先就该阻止小孩逃家。” 回首创作路径，何黎艳纪录的主角多是女性及孩童，“我确实更喜欢与他们合作。他们富有能量，热爱分享生活。从他们眼睛里能看见很多东西。” 更多【新教育】：让数学有温度开启孩子的数学探索之旅台湾学者兼诗人杨宗翰／我喜欢刺一些最极端的问题新加坡诗人林艺君／对身分感到混乱时写诗找出口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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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学有温度开启孩子的数学探索之旅

叶振瀚还在就读小学六年级，但已越级报考国际中学的数学，还取得很优异的成绩。他超群的数学思维能力得归功于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在大学数学系任教，从他还很小的时候，就以自己一套方法带领他走上数学探索之旅。报道：本刊梁慧颖摄影：本报赖国华儿子还很小时，叶逸骏就注意到儿子喜欢玩益智游戏，而且总是能够轻易完成各种挑战。身为父亲，尤其是在大学教数学的父亲，他知道儿子的逻辑思维正是数学需要的核心能力，所以他决定栽培儿子开发最大潜能。他当时有两道难题：第一道难题是不知道要不要采取一般做法，教孩子数学公式和技巧，并且要孩子勤刷题，但他担心这么做只会让孩子对数学背后的原理了解甚少。第二道难题则是该如何让孩子理解数学，但又不至于令孩子对数学感到厌倦？对于第一个难题，他考虑后决定从公理（Axiom）而不是公式开始教孩子数学，这意味着他需要从逻辑着手教数学，而不是数字。至于第二道难题，他不认为如果跟3岁的孩子说，“学数学是为了20年后的事业着想”，孩子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知道自己必须想办法激发孩子对数学的兴趣，才能驱动孩子发自内心想要学习。坚持用代数解题当儿子还是婴幼儿时，叶逸骏先通过图卡训练儿子的空间概念和逻辑能力。当儿子4岁，他就开始通过集合论（Set theory）教儿子分类，然后用代数讲解集合（set）的元素（elements），以及如何运用逻辑来构建问题。当儿子有了信心，他就让儿子试做奥数（奥林匹克数学的简称）还有大学数学测验的题目来挑战自己。曾经有段时间，他送儿子到专门教奥数的中心上课。他说，奥数班的教学法跟他要孩子以代数解题的方法很不一样，奥数班老师说他的那套方法“太慢了”，他们的做法是强迫孩子记忆一连串包含“试错”的步骤来解题，这样做的原因是比起使用代数，孩子能够更快得到答案。如果要以最快速度得到答案，他同意奥数班这种训练有素的猜题方法确实有效，但是当奥数题目的难度提高，这种方法就会渐趋下风。更重要是他认为，严谨的科学家绝对不会靠猜测来论证，所以他坚持要儿子振瀚在奥数使用代数。 “振瀚的探索之旅就从代数开始，逐渐深入几何，接着进入微积分。他从基本公理开始，学习并理解所有数学概念，了解定理（Theorem）从何而来。” 不为学习设限叶逸骏还有一种做法与传统教法不同，那就是他不会给儿子的学习设定界线，不会教到一半跟孩子说：“这是大学的数学，这部分我先不解释，留待你以后上大学才学。” 他解释，如果他常常只是点到即止的话，儿子难免会有疑问，仿佛见树不见林。因此他教儿子数学时，不会分小学数学、中学数学或大学数学，只要儿子能理解，他就会继续教、继续延伸。当然，他不要求儿子必须完全明白高深的数学，只要他能够掌握概念就已不错。而振瀚因为数学底子强，常常一点就通，绝不揠苗助长。为了不让孩子觉得数学乏味，他还会跟儿子分享古代数学家的生平故事，还有数学的发展史及数学的实际用途。如果孩子能明白数学跟人类的进步息息相关，就不会困惑学数学到底是为了什么。成奥数领奖台熟面孔毫无意外的，叶振瀚是国际数学竞赛的熟面孔，从2021年至今，他每年在新加坡亚洲学校数学奥林匹克竞赛（SASMO）都有所斩获，在美国数学奥林匹克（AMO）、澳洲AMC等数学竞赛也都得过奖。目前他还在吉隆坡黎明华小就读六年级，但去年11岁时，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O-Level数学课程学完。2024年中，他以私人考生的身分，在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IGCSE）的数学考试得到A。目前已有一所吉隆坡的国际学校录取他，允许他于明年跳级就读十年级（相当于国中四年级）。他的数学思维能力早已超越同龄学生的水平，学校的数学课对他来说岂不是很沉闷？他腼腆说有时确实觉得很闷，但只要遇到有难度的题目而自己又能给出答案，心里还是会有一种快感。像去年有一堂课，老师请他向同学讲解为什么五边形的内角和是540度，他就引用“几何原本”（Euclid’s Elements）在白板讲解，当时心里确实有小小的成就感。身为独生子，父母平时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但他没有因此太娇气，也没有因为自己是数学小天才而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他偶尔也会有一点挫折感，比如当他不管怎么算都得不到正确答案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他曾试过用几个小时解答一道题目。除了数学，他也很喜欢物理，偶像是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海森堡。他对英文也有兴趣，最喜欢的读物是关于校园生活的《马洛里塔故事集》（Malory Towers）。问他志愿是什么，他说是数据科学家，但他其实不是很清楚数据科学家到底做什么工作，只是因为父亲常跟他说数据科学与数学息息相关，所以热爱数学的他，心里似乎从小就认定自己将来会成为数据科学家。继今年中报考IGCSE数学之后，他在10月左右也刚考完IGCSE物理和附加数学两张试卷。之前为了备考IGCSE，父母为他报读新加坡的线上补习班，主要目的是帮助他了解IGCSE的考试大纲和出题方式。补习班老师起初并不晓得他是小学生，听见他稚嫩的声音后才惊讶追问他的年龄。父亲年少时曾讨厌数学比起儿子的学习经历，叶逸骏年少时的学习经历则比儿子曲折多了，因为他是在新加坡上中学，新加坡的数学水平非常高，他有段时间还差点跟不上。 “当时我一个人在新加坡，我把每本书都拿来背，包括数学，但当然这是不正确的方法，我背了也不知道怎样应用。那时候我蛮讨厌数学，不过喜欢上物理。” 在新加坡求学期间，他试过数学考试不及格。但自从他知道数学是物理学的基础之后，他发奋图强要把数学学好，结果他仿佛茅塞顿开，数学成绩在半年内迅速从不及格变成A1。中学毕业后，他去英国曼彻斯特就读物理本科，博士研究则是在伦敦布鲁内尔大学数学系完成。回国后他曾在马来亚大学数学研究所任教，目前是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数学系副教授。让孩子明白学数学的意义这些年他教儿子数学的方法，其实就是从他自己的学习经验还有在大学教书的经验所归纳出来。他认为，教数学应该设法让孩子明白每个步骤是怎么来的，就像振瀚所说：“如果爸爸直接给我formula，我会很好奇为什么那个formula是这样子的。” 然而，不是每个家长都有本事亲自教孩子数学，也不是每个老师都有时间仔细拆解每个步骤。他同意：“这肯定需要时间，我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有时间那样教他，但如果要老师对每一个学生都那样教，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培养孩子对数学的兴趣还是必须的，他认为不管是老师或家长都好，都应该想办法让孩子明白学习数学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要他们背诵了一堆公式却不知道用处何在。近年，政府一直努力想要提高学生对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的兴趣，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让孩子直接动手参与，难度不宜太高，也不需要搞太多花招。他说：“小孩子喜不喜欢一样东西，是看大人怎样把那样东西介绍给他。”学数学也一样，小孩对数学有没有兴趣，端看大人怎样引领他们发现数学的奥秘。更多【新教育】：台湾学者兼诗人杨宗翰／我喜欢刺一些最极端的问题新加坡诗人林艺君／对身分感到混乱时写诗找出口游走在剧场与文字间，新华作家梁海彬：未知是坚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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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EF儿童保护总监希玛森古达／推动儿童保护系统改革让受害儿童能被接住

根据多个国际儿童保护组织的数据，全球约80%至90%的儿童并非孤儿，事实上，他们至少有一位健在的父母。然而，多项研究表明，长期生活在收容所的孩子，因缺乏温暖、稳定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关爱与引导，使他们更容易成为虐待、剥削和忽视的受害者。报道：本刊特约杨林宜摄影：本报陈世伟我国于今年9月揭发了一起跨国商业机构“全球兄弟私人控股有限公司”（GISB）的丑闻。警方从全球兄弟辖下的儿童收容所救出了数百名少年与儿童，他们相信是全球兄弟成员的子女，但被强迫长期劳动，甚至遭受性侵害、虐待，也在精神上被洗脑与控制。这一事件震惊了我国社会，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本该为儿童提供庇护的收容所，反成了剥削和虐待儿童的场所。在该集团的控制下，这些孩子被剥夺了正常的成长环境，恶劣的待遇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拿督斯里南茜苏克里于10月15日在国会下议院作出汇报时指出，获救的385名7岁以上儿童中，经过评估，发现近30%（约108名）患有认知障碍。同时，所有获救的儿童中，94.3%的孩子表示至少有一位亲生父母仍在，而剩下的5.7%的儿童则没有或无法提供父母的相关信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儿童保护总监希玛森古达（Sheema Sen Gupta）在接受联访，对这起事件作出回应时强调，UNICEF随时为受害儿童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身为大马人，希玛对此事件深感遗憾，但她高度赞扬警方及其他相关机构的果断行动，特别是妇女部和社会福利局迅速接手，为受害儿童提供了及时的照料和保护。无论如何，此案仍在调查和审讯阶段，她暂不作进一步评论。良好的儿童保护系统需父母及专业人士推动根据UNICEF的最新估计，全球约有4亿名5岁以下儿童（占全球儿童人口60%）经常在家中遭受精神侵害或体罚。在大马，统计局总监拿督斯里莫哈末乌兹尔于11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儿童肢体性侵案件达到1389宗，比2022年1147宗增加了21.1%。此外，2023年福利局的数据还显示，需要照护的儿童人数从2022年的6770名增至8536名，增长了26.1%。希玛对此发表看法时表示，从另一个角度看，报案率的上升可能是因为人们对虐待或侵害儿童行为的认识加深，或者社会变得更加透明，大家更愿意举报这些行为，也说明人们不再隐瞒，而是选择站出来。 “我认为，特别是在过去十多年，人们对儿童保护的意识逐渐提高。过去在很多文化中，体罚和打骂孩子被认为是正常的，而如今，我们越来越清楚这些行为对孩子的伤害。” 希玛表示，UNICEF会继续跟踪相关数据，评估是否需要增加更多服务途径，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更有效的保护。她强调，家庭问题往往也涉及照护者，尤其是父母。因此，父母的再教育尤为重要，这有助于他们认识到哪些行为对孩子有害，并学会如何更好地教育孩子。她指出，UNICEF与大马政府及民间组织合作已有70年，大马政府一直坚定推动儿童权利和福祉。从1995年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到2001年制定《儿童保护法令》，再到2017年通过《性侵儿童罪行法令》，都体现了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然而，一个良好的儿童保护系统除了需要法律的支撑，还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去推动和执行。她认为大马正处于关键时刻，政府不应再拖延已延迟14年的《社会工作者专业法案》，必须尽快提呈该法案，强制要求社工具备必要的资格与专业训练，确保他们掌握处理儿童保护案件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进而推动儿童保护系统的改革。 “我们可以通过大学培养专业人才，也可以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即使他们目前没有合适的资质，经过培训后也能成为合格的专业人员。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有更多经过培训的人来识别问题，减轻医生或医疗系统的负担，让其他系统也能发挥作用。例如，孩子在学校或者在社区中遇到困难时，也能得到及时的帮助。” 希玛强调，社工是保护受害儿童的“前线人员”，他们的专业素质对于推动儿童保护系统改革至关重要。社工不仅负责照护幸存者，还需要提供预防服务，如家庭支持与教育、早期干预、社区教育与宣传等。 “这是一个长远而有序的计划，旨在保障幸存儿童的最佳利益，帮助他们走向康复之路。尽管许多国家的儿童保护改革往往是在发生憾事后开始推进的，但我们应该把这次危机（全球兄弟丑闻）作为一个契机，推动改革进程，确保类似事件不再重演。” 大马缺乏专业社工体系希玛说明改革的阻力并非来自抵制。事实上，每次她与各国政府官员接触时，都没有听过“我们不想保护儿童”这样的说法。她表示，改革进展缓慢的其中主因在于优先级的安排。无论如何，她欣慰大马政府已朝着改革的目标前进，如南茜苏克里在今年9月表示，随着儿童发展局（JPKK）的成立，人手的增加和能力的提升，预计到2026年，处理儿童案件的保护官员和道德官员比例将从每年1对108人提升到1对30人。届时，妇女部将能够更全面地处理儿童案件，包括干预、评估、监督以及相关的宣传和教育活动。 “对我们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但大马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缺乏一个专业的社工体系，这必须通过立法保障，才能加强儿童保护的整个流程，包括精准地收取数据、人员配置和案件处理效率。” “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他们可能遭受的虐待，也不能在照护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心理支持。同时，父母或监护人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也至关重要，这一切都依赖于社工的专业能力，才能确保孩子获得真正的保护。” 她指出，UNICEF一直与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紧密合作，提供技术支持、经验和帮助，以改善儿童保护体系，确保相关工作顺利进行，并通过数据和证据来推动研究和改进。 “我们应该利用数据来识别问题所在，找出系统中的漏洞，确保政府的工作更加精准高效。通过数据分析，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哪些领域需要更多的支持。” 应避免儿童与家庭分离希玛还特别提到了“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概念在儿童保护系统改革中的重要性。 “《儿童权利公约》第9条阐明，每个孩子都有权生活在家庭中。因此，我们应该共同努力避免儿童与家庭分离，送入收容所。社工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必须确保所提供的帮助真正符合脆弱儿童和家庭的需求，帮助家庭维持完整。” 根据国际儿童福祉领域的专家Mulheir和Browne在2006年提出的研究，生活在收容所如孤儿院和其他儿童机构可能对孩子的心理、情感和社交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他们提倡“去机构化”，将孩子从机构中转移到家庭或社区环境，以减少这种不利影响。希玛表示，“去机构化”是一项重要的改革，目的是逐步改变儿童的照护方式，减少依赖传统的收容所，转而为儿童提供更多基于家庭和社区的支持。这意味着，孩子们不再仅仅依赖孤儿院、社会福利局和儿童福利院，而是通过新的安置方式，让他们能够在家庭或社区的环境中成长。同时，有关当局包括社工为脆弱的家庭提供所需的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照顾孩子。她提到，土耳其、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已经开始实施“去机构化”改革，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限制某年龄阶段的未成年者进入传统的儿童机构，例如意大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家在《为欧洲儿童打开希望之门》（Opening Doors for Europe’s Children，2015年）的倡议下，禁止两岁以下的婴幼儿进入收容所。至于受家暴和虐待的儿童，他们将获安排进入收容所，但仅为临时性或过渡性措施。每个国家都应先给孩子一个出生证明希玛也对无国籍儿童问题发表了看法。她表示，《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指出每个孩子都应拥有身分，而出生证明是确保身分的关键。 “我认为，只要不与宪法有冲突，每个国家都应该先给予孩子一个出生证明，这样他们就不会’消失‘，他们不会掉入社会的漏洞中。 “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出生证明，他／她不仅在国家系统中不存在，甚至在法律上也‘不存在’。身分对孩子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他们能否享有教育、医疗等基本权利。我们绝不能让孩子们消失在社会中，甚至不知道他们已经消失。” 无论如何，她对大马政府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肯定，并认为这是一项积极的成果。未来危机无法预测另外，希玛认为，儿童如今还面临两大难题：气候变化和数字化世界。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现在马来西亚的温度比我小时候高很多，我能明显感受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并做好准备。” “冠病疫情教会了我们，未来的危机是无法预测的，但也让我们意识到，保护孩子的工作远不止于传统的方式。” 她指出，疫情期间，线上学习成为了一种主流模式，这不仅改变了孩子们的学习方式，也影响了他们的社交和未来发展，并可能带来一些安全风险。希玛并不反对孩子们接触数字世界，但她担心的是，很多人无法完全看到数字世界的复杂性。如果孩子在没有正确引导和预判能力的情况下盲目探索，可能会面临很大风险。 “这和孩子在公园或田地里玩不同，现实世界中我们能看到孩子在哪里，知道哪些地方不安全。但在数字世界里，我们不能总是全面掌控。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走在前面，确保能提前预判、做好准备，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希玛希望父母或监护人能够引导孩子，像参与现实社会一样，让他们理解数字世界对生活的深远影响。 “就像我们小时候父母教我们过马路时要‘右看左看再过’一样，我们也需要教孩子如何安全使用数字世界。首先是让孩子们意识到这一点，然后通过立法和为数字产业制定指导方针来确保他们的安全。这非常重要，我们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要共同努力，确保数字世界对孩子们来说是安全的。” 更多【新教育】: 绘本雨林协会办绘创客孵化本地绘本创作梦 APU工业设计系学生展才华家具设计比赛创佳绩 Z世代精通科技重塑职场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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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不可忽视态度干预影响深远

英迪国际大学商业与传播学院的高级讲师阿索汉瓦苏迪万（Asokan Vasudevan）教授，进行了一项深刻的研究，揭示了大学生在校期间常被忽视的挑战。他的研究题为《评估大学三年级心理学学生的非功能性态度及干预计划的开发》，探讨某些态度如何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并提出了如何更好地支持学生的创新方法。学生在心理态度方面呈多元表现学生在大学生活中不仅面临学术压力，同时还需应对情感和个人层面的挑战。这一转折期极易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若未及时应对，可能会影响他们的长期生活观念与心理健康。阿索汉教授的研究深入探究这些细微但至关重要的态度，揭示如何在支持或阻碍学生心理健康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此次研究对象为105名大学三年级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研究结果既耐人寻味又富有启发。通过使用“非功能性态度量表”（Dysfunctional Attitude Scale, 简称DAS），研究揭示学生在心理态度方面的多元表现，既有健康的价值观，也存在令人担忧的倾向。尽管大多数学生在认同、爱和成就等方面表现出良好的自我价值感，但在“自我优越感”和“全能感”等态度上却显示出更明显的心理隐患。例如，“自我优越感”是一种未经努力便理应获得特殊待遇或奖励的信念，而“全能感”则反映了一种夸大个人权力或控制力的倾向。尽管这些态度看似微妙，却与潜在的心理风险密切相关，如焦虑、抑郁以及无效的应对策略。若不加以引导，这些信念可能会演变成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问题性态度在适当支持下可管理研究还发现，大多数学生整体上保持健康的自我观念，这表明问题性态度在适当支持下是可管理的。阿索汉教授指出：“尽管许多学生拥有良好的自我价值感，但‘自我优越感’和‘全能感’方面的态度则提示出针对性干预的必要性。” 他认为，品格教育项目可以有效应对这些问题，通过培养学生的共情、责任感和自主性，帮助他们建立更现实的期望、合理管理个人边界，并促进健康的自我与人际关系。通过这些技能的培养，教育机构可以在支持学生平稳度过这一关键人生阶段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针对性干预措施可改善学生生活质量该研究的核心在于关注个体心理，同时赋予其更广泛的意义，为构建更健康的大学环境提供了重要启示。研究表明，小规模、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不仅能显著改善学生的生活质量，还能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学业表现。从长远来看，这类项目或将帮助学生塑造更具韧性和自我觉察的心态，使他们更有能力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阿索汉教授的研究揭示了大学期间往往被忽视的态度如何影响心理健康。通过积极应对这些问题，大学可以营造出更支持性的环境，帮助学生在情感和学术上实现更全面的发展。更多【新教育】: Z世代精通科技重塑职场层级 2024年中小企业银行创新挑战赛 APU以光伏农业解决方案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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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U工业设计系学生展才华家具设计比赛创佳绩

亚太科技大学（APU）工业设计系大二生翁静柔（19岁），展现创意和设计才华，在短短两个月内连番在家具设计比赛中报捷，摘下两座备受瞩目的设计奖杯。她先在9月27日举行的“2024年MIIP室内设计行业大奖”获得学生组铂金奖（冠军），之后在10月19日举行的“2024年隆雪家具公会（KSFA）金斧奖”学生组再获颁铂金奖，连番报捷取得大成就，进一步证明她在设计领域中持续创新、交付高品质作品的强大实力。 Frame-Coffer Chair：融合功能与美学翁静柔是以她精心设计、名为“Frame-Coffer Chair”（直译意为：框架金库椅）的作品成为2024年MIIP室内设计行业大奖学生组铂金奖得主，赢得奖金1000令吉。 “Frame-Coffer Chair”因设计周到，且结合功能性与奢华的美学而备受瞩目。这把椅子专为一家高端商品零售商设计，椅背内置展示区，用于展示产品，同时突出优雅座位的特征，提供客户完美的解决方案。翁静柔表示：“参加这次比赛让我有机会跨出教室，视野顿时开阔不少。获得铂金奖，大大提升了我的自信，并证明了我的设计作品能与真实世界的消费者产生共鸣。得奖确实让我兴奋地迈出职涯的第一步。” Frame-Alice’s Chair：活力且创新概念至于翁静柔在“2024年隆雪家具公会（KSFA）金斧奖”学生组铂金奖的得奖作品，取名“Frame-Alice’s Chair”，是一个充满活力且创新的概念，设计灵感来自《爱丽丝梦游仙境》。作品色彩搭配的灵感，则来自2024年巴黎奥运会。椅背的椭圆形设计结合专业金属工艺，吸引了行业专业人士的目光，说服了评审，最终在超过40个来自雪兰莪州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学府的参赛作品之中脱颖而出。翁静柔谈到设计灵感时说：“《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奇幻风格为我的设计提供了俏皮的灵感，而巴黎奥运的现代美感则影响了我的配色选择。我想，我的作品能够取胜，主要是因为它在创意和现代奢华之间取得了平衡。” 翁静柔的导师黄奕嵻分享，“Frame-Alice’s Chair在概念和执行上展现出高度的成熟。这作品设计的细节，已经达到了可以投入生产的水平。我们目前也正在与制造商洽谈，计划在未来的展览中展示这一作品。” 本届金斧奖的评审团是由闻名于国内各大家具设计比赛的梁国铭博士（Dr Eric Leong ）与陈初荣（Walter Tan）领衔。隆雪家具公会庆祝成立68周年晚宴的金斧奖颁奖典礼上，翁静柔获得了包括1000令吉现金奖在内的多项奖励。这是该公会首次主办的家具设计比赛，由会长丘尚卫与筹委会主席黄汝英领航。林相妤获MIIP室内设计行业大奖赛亚军除了翁静柔，亚太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另一位学生林相妤在2024年MIIP室内设计行业大奖学生组竞赛中，以“Lucie – The Display Island”（直译意为：露西─展示岛）获得金奖（亚军）。 Lucie – The Display Island：多功能作品林相妤的设计“Lucie – The Display Island”是一个多功能作品，既是储存空间又是展示单元，也可作为梳妆台使用。她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实习期间的实践经验。她说：“我的实习对我设计思路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Lucie”让我能够探索新的创意并突破功能性的界限。赢得金奖是一个很棒的经历，让我有机会与行业专家互动，并深入了解马来西亚室内设计行业。” APU首次派学生参加MIIP室内设计行业大奖赛审美标准与实用功能结合是关键 MIIP室内设计行业大奖赛，是由马来西亚室内设计行业伙伴协会（MIIP）主办，旨在表彰在室内设计及相关领域中的杰出表现。这项赛事为这领域的人才提供了一个平台，供他们展示创意、卓越技术，以及结合美学及实用性的作品。这是APU的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SOMAD）首次派学生参赛，岂料翁静柔、林相妤初试啼声，便一鸣惊人，令人刮目相看。 SOMAD讲师兼认证工业设计师（CIDe）黄奕嵻为她们的成就感到自豪，他强调，工业设计最重大的功能，就是创造能够与室内空间完美结合的产品。他分析：“工业设计师必须确保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即从选材到制造，都能与整体的设计愿景保持一致。翁静柔和林相妤在遵守这些原则的同时，也展示了她们的创造力及创新能力。” 这项比赛的评审团，是由领先机构的专业人士组成，其中包括马来西亚室内设计师协会（MIID）、马来西亚建筑师协会（PAM）、以及马来西亚建筑商总会（MBAM）。APU的讲师廖荣健也在其中的材料与产品卓越应用类别竞赛中，担任评审团的一员。他解释了这些奖项的意义：“铂金奨表扬的是创意的卓越，以及设计概念的实际执行；而金奖和银奖，则是表彰杰出的创意以及其成功的实现。” 师长对得奖者的建言对于这两位未来的设计师，黄奕嵻忠告：“这个行业总是在不断发展，所以，保持开放的学习态度，并容纳新的观点，将有助于你的成长。此外，你还得多多联系导师，不断磨练技能，也要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这就是你对职业和社会做出有意义贡献的方法。” 黄奕嵻也强调了翁静柔在众多学生中的优秀特质：“一名优秀的设计师应该具备好奇心、勤奋和不断学习的精神。静柔通过她对不断创新想法的能力，完美体现了这些特质，这也是成为出色设计师的必要条件。” 对于所取得的成就，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刘佩珺说：“这些奖项突显了SOMAD工业设计课程的卓越。我们感到十分自豪，我们的学生不仅在创意创新方面表现优异，也能充分理解实际设计考量的方方面面。这一成功巩固了我们的承诺，培养能够将概念与现实连接起来的设计人才。” 更多【新教育】: Z世代精通科技重塑职场层级 2024年中小企业银行创新挑战赛 APU以光伏农业解决方案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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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诗人林艺君／对身分感到混乱时写诗找出口

林艺君，新加坡目前最受瞩目的新生代诗人。 10岁，她跟随父母从中国厦门移居新加坡。这里的一切看起来相似，又不。即便和旁人能用福建话沟通，庆祝中国也有的文化节日，但幼小的她，总能从一些细微末节中，看出自己和他人的不一样。为了更好地融入这里，林艺君学会察言观色。但她却不曾想过，这么个技能，竟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基础。林艺君将一路以来的观察写成诗歌、小说和散文，探索个人与历史、社会和国际关系，思考身分认同的复杂和多元性。透过文字，她不单找到了出口，更找到了自己和土地的连接。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陈敬晖 “我第一次写的主题，好像也是和土地有关的，关于坟墓的事情吧。但那是很早的事情，我有点忘记了。” 她的声音轻柔，额头前的刘海，扎成马尾的长发，像是甫出社会的新鲜人。1993年出生的她，刚过30。今年出版首本个人诗集《新房客》，收录72首现代诗。 “身旁的人总说，我写的东西很冷血，没有亲情，没有爱情……但创作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想要说什么就去写。最后我发现，我想说的东西都是‘身分’。” 离开原生地，来到新加坡，林艺君说是被父母“骗”来的。拒绝在群体中“最特殊” “我妈妈说来新加坡旅游，中国小学9月份开学，我和哥哥8月底就说要回去了，问说‘怎么还没订机票’，我爸妈竟要我们明天去新学校报到。”听了意料之外的答案，那个晚上，兄妹俩嚎啕大哭。 10岁，看似不大不小的年纪，但也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如今，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身旁的人说的语言相通，但又不同。“我记得刚来新加坡时，像是农历七月拜拜，虽然很多文化一样，讲的福建话一样。但你会发现，就算我们讲一样的语言，也不是同一种人。” 而学校授课用的，也不是她的日常语言。说到这里，一个有趣的过去，唤醒她的记忆。林艺君热爱运动，但因为陌生的语言，听不懂老师说的游戏规则。她靠着同学的复述，却不敢三番四次地询问，怕麻烦别人。于是，她学会不懂装懂，学会了观察。 “我开始模仿别人的语言、别人的动作。在这个游戏里面，我要跟你们一样，因为我不要做特殊的那个，我不要做另类的那个，我想要融入。”在原本的地方状态还不错却被硬拉出来，林艺君这么形容被迫南下的童年。 “在一般的学科里，数学也难，也是用英文授课。在英文的世界里，我感觉自己像个白痴。很多东西被打乱，我需要重新塑造语言、思想的方式。像是别人已经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我却始终在这里。” 误打误撞加入创作班观察了很多，思考了很多，但林艺君始终找不到发泄的出口。直到大学二年级，友人把她叫去创作班。 “他有意识地要去创作，但我没有。”误打误撞，她在分享创作之路时直白的说。兴许是因为自己最擅长的语言，也或是课与课的间距长，单纯找个地方吹冷气……她就这样窝在课室的一角，成了班上的一员。 “老师讲的话很有意思，我第一次觉得原来文字可以这么被写出来。在那之前，我都一直在写模范的作文，觉得只要语句通畅，拿到分就可以了。” 慢慢地，林艺君从旁听、交作业，渐渐地开始自我创作。她的观察自此有了出口。内心反复思考“我是谁？” 2017年，她到台湾高雄当交换学生，成为了探索身分认同的开端。那时的她，不再是当初靠模仿融入新加坡的小女孩，早已熟悉圈子里的语言，亦获得新加坡当地人的认同，“他们觉得你就是和我们一起的。但到台湾读书时，我却被分到大陆生那里，新加坡的朋友在另一边。” 只因为，她拿的仍是中国护照，直接明了地代表着她的身分、国籍，即便已经在新加坡生活了数十年。 “大陆的朋友会说，‘你干嘛过来，你是新加坡人啊，不是我们的’。”甚至在跟台湾人用福建话对话，她的身分也遭到质疑，“他们会疑惑，‘哩夕歹丸郎嘛’（你是台湾人嘛）。我否认后，他们第二个反应是‘那你是新加坡人’，但我又不是。” 在那半年里，当再有人问起“你从哪里来”，林艺君都会统一回答“我从家里来”，“也不会有人问起你的家在哪里，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家’变成一个流动的家，你自己觉得你是哪个家，你就哪个家。” 在台湾的日子很短暂，但她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若说，社会像一个圆圈，虽然她在圈子的外面，但外面的人看她，她又在圈子的外面。 “当时，我一直处于漂浮的状态。对于反复强调‘我是什么人’的这件事，冲击很大。如果语言也代替不了你的身分，母语也不是你的身分，护照是你的身分，可是你又不归属于护照。有种‘我是谁’的感觉。” 隔年，她创作了诗歌〈实里达人的朝圣〉，借用新加坡原住民实里达人的历史境遇，探索对身分认同的困惑。此作品在当时获得新华文学青年诗歌文学奖金奖的肯定。历史结合经历写成诗我梦见旧居某处，风已经发生并且无需太长的路程就从山芭赤脚走到了财启村加龙古尼（Karang Guni）召拢来无数个想取暖的实里达人簇拥地坐在路沿的并排看回程的车，游在三言两语间绕过陡峭的人群剖开车轮才倾泻出一胆遥远的液体连带他身体最后的那个人，也单薄地和课本上不断游向过去的实里达人一起塌陷我和实里达人站在历史凹起的两端原来他也是刚参加完自己的葬礼然后再步行回到这里 ——截自〈实里达人的朝圣〉的第三小节〈忠邦城的实里达人〉以组诗的概念，林艺君将消失的实里达人，放到了她在新加坡生活的日常角落。有别于求学时趋向抒发个人情感的创作，她在〈实里达人的朝圣〉放入历史背景，再加入自己的经历。 “我回想在新加坡这段时间往哪里朝圣呢？”她从一个大主题，分成四个小主诗，最后回到了她来到新加坡第一个晚上住的地方，忠邦城的对面，“这算是我第一次找到那种‘原来我可以这么写’的感觉。” 秘密是可以共享的除了是文字创作者，林艺君也是一名时政记者。记者这份职业，对她的创作有所帮助，“我学会更系统性地写组诗，希望诗歌跟小说一样有起承转合，是一个更完善的故事。” 不单是诗歌，林艺君同时也在写小说和散文。对她来说，无论创作的载体是什么，核心在于主轴不变，“必须要有话要讲。我比较害怕没有话要讲，却硬要写出来。那个作品就是个空壳，我不喜欢这样的东西。” 问及时时刻刻和文字打交道，会否有疲惫的时候，她说：“套用一句很老土的话，文字在治愈很多事情。”通过文字，她更了解这个社会，同时亦学会思考，“我希望大家在作品中，看到的不是我，而是他们自己；或有某一部分的秘密在这里，我们可以共享。” 后记:有意识地活着若没有离开，就不曾有现在会写作的林艺君。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中国的身分，现在的她都认同。 “我们这些外来者挣扎很长一段时间，要取得本地人的认同。但在得到认同之后，又想要认祖归宗了，所以很多人在五六十岁开始寻根。”她认为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人们或许只是在追逐认同感，“有点像你对这个东西祛魅了。” 有意识的活着，她反复强调。 “在新加坡能写作的人很多，我不是唯一可以写作的人，只是我坚持下来。大家到了社会之后，就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出现。不要让很多东西麻痹你自己的那种感觉，有意识的活着。”她说。更多【新教育】：游走在剧场与文字间，新华作家梁海彬：未知是坚持的动力黎乐怡《WAShhh》洗不净的血迹，嘘不静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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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在剧场与文字间，新华作家梁海彬：未知是坚持的动力

来自新加坡的梁海彬身分多元，除了是剧场工作者，在舞台上挥洒演技也能写剧本。同时，他也是一名文字工作者，持续在不同的文学平台发表诗、小说和小品，出版过散文集《房间絮语》和小说集《大海的人》。 “文学创作是很个人的、也是孤独的”，梁海彬在刚过去的第17届花踪文艺营的座谈上，这样形容。为了打破这样子的定律，他走出户外、也走入校园和学生互动，彼此分享和拥抱生命里的困惑。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陈敬晖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梁海彬也是本地80后作家牛油小生的同学。在大学时期，他接触了文化、剧场和表演的研究学者柯思仁教授，开启对戏剧的想像。随后，他参加新加坡戏剧盒的青年支部“艺树人”，开启后来的剧场人生。问起对戏剧的热爱，源自于他对创作和表达的渴望，“我口语表达不好，表演的时候，总会有个导演指导，在表达上做补助。”慢慢地，他发现除了写作，上台表演也能是一种享受。 “在新加坡做戏剧工作时，察觉有人以剧团作为职业，我才发现原来（戏剧）是行得通，是可以维持生活的。” 只不过，在大众眼中20出头的小伙子，毕业后立马投入表演事业，维持稳定和三餐温饱的生活显得过于冒险，更何况是他的父母？ “我给自己一年期限。在一年后，我跟我爸妈说不用担心，因为我还有余钱给你们，再给我试多两年吧！”一年、两年……梁海彬在剧场一待就是10年，在圈子里渐渐打出名堂。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则专访中提及，他被导演吴文德比喻为“剧场界全才”，不单能演，也能写剧本。从戏剧探索历史 “新加坡很多的戏剧内容跟社会紧紧相连，而我的创作侧重在历史。”他接着说：“在新加坡，很多历史都被遗忘。有些历史被抹杀掉，那又是暴力的一部分。Orang Laut（海人）的故事在新加坡几乎不见，他们的故事又该怎么继续？” 2019年，为配合“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纪念活动，梁海彬在《水˙土：二部曲》中的《土》担任编剧一角。《土》的剧情，围绕一个原本住在海上的小女孩展开。她因失去原有家园而到岸上生活。当时，英国人也和马来君主争夺这片土地主权，小女孩因此找不到立足之地。他从长篇小说《悲君统治》（Duka Tuan Bertakhta）得到启发，想用戏剧的方式为被遗忘在历史洪流中的海人（Orang Laut）——实里达人（Orang Seletar）说话。创作随社会氛围改变若再深入了解新加坡华语剧场的变化，梁海彬认为每隔10年都会出现小小的转变。在七八十年代以前，剧本多专注在呈现人民生活贫穷疾苦，后来渐趋向种族和谐，“我们戏剧那边可能会讲‘什么叫和谐’，让观众有种‘我们现在不和谐吗’的疑问。”透过颠覆观众的想法，衍生对谈的空间，“当时很多的提问，都是为了让对话发生。 ” 随着网络普及，戏剧工作者创作空间更多了。但审查制度仍在，只不过讨论的切点不再一样。 “我们是艺术工作者，你们（政府单位）是审查制度，但我们一定要非黑即白吗？有没有可能是找到一个对话空间？”社会氛围和表演艺术紧密连结，当中最显而易见的，便是在新加坡废除禁止男性同性性行为的《刑法》377A条文后。 “刚好在那个期间，新加坡本地就看到有好几部戏，讲的都是跨性别课题。他们之间应该没有商讨，同时间出来就变成一个现象。”身为剧场人，梁海彬将所观察到的变化，写成题为〈剧场呈现LGBT+议题，引领观众思考弱势族群处境〉的文章，刊登在《PAR表演艺术杂志》。他表示，年少时加入戏剧，注重探索自身对生命的感悟；到了不惑之年的现在，梁海彬更想认识各方面的课题，包括种族、歧视和平权，“我现在的作品也会比较扎根于社会。” 而在文学创作上，他的自由度更大了。涉题范围广什么都写一点 2019年出版的散文集《房间絮语》，他写下自己对身分的思考、和所处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城市中的所见所闻、感触和领悟。2021年的小说集《大海的人》，写的是自己和家园的思考和探索。 “在文字方面的创作，我觉得我的涉题还蛮广的。有时候我对历史有兴趣，可以多谈一点，有时对科技感兴趣，我也多写一点什么……”思索了一番，梁海彬从看似多元的取材中，看出了规律。 “现在回想的话，我的（作品）好像比较多回归到人性。人性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进步，如何处理我们的劣根性和善。” 在剧场和文字间徘徊，他进一步说明，“有些议题适合交由文字处理，有时文字无法超越肢体语言。台上的人一动，那感觉马上出来了。你会感悟，这不是一个日常的身体，而是在表达一种天地间这样的东西。” 文学与戏剧间的互补穿梭在戏剧和文学之间，两者如何影响梁海彬的创作？ “我为什么喜欢写作，因为它很个人。但戏剧又影响我很多，在那边看到另一种可能性。”他在表演学习到的肢体语言，影响了诗歌写作；而他的小说创作，让他在戏剧中雕刻人物特性，更为上手。从中，他希望颠覆大众对于文字属于“静态”的想法。过去的5月，梁海彬带着一群学生到户外写作，想要教会大家打开感官，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现在很多人都会内耗，那要怎么样提醒自己？其实不用所有东西都在脑袋打转。当你意识到还可以呼吸，整个局面就打开了。再进一步看看周围的人和外面的世界，有天跟地，还有很多小动物……你的问题是问题，但不要忘记万物都在发生和滋长，别因为内耗选择结束生命。” 用戏剧助学生寻自信或许是曾经历内耗的时期，梁海彬才会更有感触，频频走入校园举办工作坊。 “回看我的十七八岁，我会希望可以为年轻人做些什么才投入教育。”在学术成绩作为指标的社会，成绩不好的同学士气低落，他希望戏剧有助他们寻回自信。 “有的学生会发现，他的生命不完全是学业，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做得好。虽然这样子的自信很短暂，或到头来你的成绩还是决定了接下来一生怎么走。但至少今天，你开心了两个小时。虽然真是很低的要求，但以后到了社会就会知道，两个小时的开心是很重要。当你懂得去找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好玩的。” 而走入校园，梁海彬也能更靠近新一代的人，他带点自嘲地说：“6岁小朋友的纯真、18岁的世界观跟我不一样，也可以来挑战我这个要40岁的‘老扣扣’。” 后记恐惧和爱，我选择爱 “有人问我是不是专业演员，我不敢举手。身边的演员朋友骂‘你不就在演戏吗？你一年演多少个戏，这就叫专业演员啊！你应该举手，你应该说是’。” “戏剧工作者”“教育者”“作家”，究竟该如何定义自己？梁海彬在日常经历不少困惑，惟他在想通以后，认为无需着急。或许就是这样的“未知”，成了他仍在戏剧，甚至是文字里头，持续坚持的动力。 “关于‘我是谁’，并不是一个哲学家才能问的，这是我们一辈子都能提的问题。” 一旦很多事情有了明确答案后，反倒少了走下去的动力。梁海彬以思考“我是谁”为例，他说：“我是怎么样的人？我是华人、我是新加坡人、我是男人……从基本的疑问中就会出现很多的议题。”在这些不确定中，反复思考出答案，但这就是结束了吗？他说：“当我以为找到答案了，答案又会在我生命的另个阶段返回来打我一拳。反问：真的吗？我是答案吗？你再想想。” 在人生探索未知里，就像是在无光的深夜中前进。 “这个东西可以维持多久呢？我已经维持14年了，能够再撑多14年吗？你说我好像不太像新加坡人，其实并没有。那个恐惧一直都在，恐惧一直都在……” “你是对的，相信你自己。”看着他突然陷入的困惑，一时之间忍不住回应。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生命很大，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你的生活。爱跟恐惧之间，恐惧会在，不要去否定它，不要去避免它，选择爱。” 更多【新教育】：黎乐怡《WAShhh》洗不净的血迹，嘘不静的禁忌【河流保育／01】GEC打造自给自足社区【河流保育／02】GEC结合河流保育发展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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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精通科技重塑职场层级

随着Z世代进入职场，他们对数码工具的熟悉正在改变组织的沟通和运作方式。出生于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他们习惯于通过数码平台协作，这种习惯开始改变许多职场数十年来传统自上而下的沟通模式。曾经定义信息流动的僵化层级正变得更加开放和灵活，这反映了这一代人期望推动的转变。数码工具加速思想交流 Z世代更倾向于在沟通直接且无障碍的环境中工作，无论层级或职位高低。这一代人在利用诸如Slack、Microsoft Teams或Zoom等数码工具的职场中表现出色，这些工具允许跨越组织各层级的即时沟通。例如，在像谷歌这样的公司中，Slack频道作为开放的空间，员工可以从初级职员到高级管理人员自由协作。这些平台使员工更容易与管理层和同事分享想法，打破了曾经将高层管理与其他员工隔离的传统障碍。这种开放的沟通不仅促进了包容性，还加速思想的交流。Z世代员工可以在实时环境中直接向决策者提出创新解决方案或对项目进行反馈，而无需等待下一个计划会议或经过层层官僚流程。以科技初创公司Zapier为例，员工使用异步视频信息和Slack进行快速的签到和反馈循环，这使决策速度加快，团队不必等待正式演示或长长的电子邮件链来推进想法。现在不再需要长时间参加正式会议或撰写冗长的报告来表达想法。Z世代的员工习惯于快速的数码交流，他们会实时将自己的想法推向前台，推动更快的解决方案。他们对社交媒体和在线沟通的即时性非常熟悉，这也影响了他们对职场互动的期望，希望这些互动同样快捷、直接，从而消除旧系统中经常存在的低效。这种速度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还促进了持续对话的文化，思想可以在没有不必要延迟的情况下演变和实施。随着职场采用这些数码沟通工具，层级结构自然变得不那么僵化。各层级的员工可以轻松与领导沟通，提出建议或表达关切，而不必通过传统的企业结构层层上报。这种变化有助于改善信息流动，使公司各层级的想法能够影响决策。然而，伴随着这种开放性，也带来了挑战：如何在保持沟通流畅的同时，确保责任和决策的明确性。在沟通更加自由的环境中，领导者必须找到方法，确保角色和决策保持清晰，同时不抑制自然的思想交流。反向指导跨越鸿沟平衡层级结构此外，Z世代对透明度的偏好也在塑造职场期望。他们希望参与决策，了解战略背后的原因，并感受到自己的贡献是有意义的。这种对开放性的推动可以加强团队内的联系，并有助于培养共同的目标感。然而，这也要求领导者比以往更加平易近人和开放。为应对这些变化，公司可以通过实施反向指导计划来利用Z世代带来的技能和视角。这些计划将年轻员工（数码原住民）与资深员工配对，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利用数码工具进行沟通与协作。例如，在普华永道等公司，反向指导计划被用来教导高级领导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数码项目管理平台和其他Z世代员工已经熟悉的技术工具。这不仅提升了资深员工的数码素养，也促进了整个组织中更加顺畅和包容的沟通。反向指导不仅仅是教授技术，它还跨越了代际鸿沟，平衡了层级结构，使双方受益。高级领导者获得了在数字化环境中导航的实用技能，而年轻员工则学习了领导、战略和决策的知识。这些计划培养的相互尊重和开放对话有助于打破传统的障碍，创造一个更加互联和凝聚的职场。企业实现双赢保持竞争力最终，通过结合两代人的优势，公司可以培育一个更加互联、灵活和高效的职场。反向指导不仅教会高级员工新技术，还促进了一种持续学习和协作的文化。随着组织通过这些数字工具变得更加互联，它们将更好地应对现代职场的挑战。层级结构的扁平化不再是引发混乱，而是成为推动更快解决方案和更具适应性战略的资产。通过拥抱反向指导，企业可以采取积极措施，走向一个代际差异能够增强而非阻碍公司成功的未来。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高级员工从新的技术技能和视角中受益，而Z世代员工则获得了指导和职业发展的机会。这一举措确保了组织在日益数码化世界中保持竞争力、韧性并做好准备迎接挑战。更多【新教育】: 2024年中小企业银行创新挑战赛 APU以光伏农业解决方案夺冠【2024第22届华人领袖远见高峰会】AI空袭从幕后走到幕前，人类如何求生？【2024年戴森设计大奖】APU大学可呼吸砖大马赛区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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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乐怡《WAShhh》洗不净的血迹，嘘不静的禁忌

甫从中国平遥影展返马，匆匆数日接下几个采访，不久又将飞往韩国参加釜山影展；一个月前，黎乐怡才在瑞士卢卡诺影展完成《WAShhh》世界首映，并夺下“明日之豹”最佳短片奖。奔波之际，入选本届金马电影学院的她，还得挪出空档上网课，准备10月下旬到台湾摄制结业作品，“很痛苦地快乐着，很珍惜。” 《WAShhh》是黎乐怡第3部以自身经历为题材执导的作品——“WASh”，洗，洗什么？洗卫生棉，这是10年前服兵役时发生的事；“Shhh”，嘘，这也是不能言说的事，而她却拍出来了…… 报道：本刊李淑仪摄影：本报辛柄耀、受访者提供动笔写《WAShhh》剧本，是在冠病疫情期间。那阵子，国家动荡异常，3年换3次首相。眼看政客把玩政治、操弄制度，“我有一股愤怒，不明白为什么如此荒唐的事可以发生。” 这股愤怒让黎乐怡想起自己也曾有过的荒唐遭遇。那年她18岁，接到号召参加国民服务计划（PLKN）。某个晚上，教官命令学员到礼堂集合，神情肃穆。身为队长的黎乐怡站在队伍前方，听到后端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啪，啪，啪……缓缓向她靠近。原来是隔壁宿舍的马来女生，“眼睛张得好大看着我”，再用两根手指头敲打戴在另一只手的手表表面，“只做这个动作，然后她就走了。” 是rasuk，教官解释，马来女生被邪灵附身；而邪灵会来，是因为女厕有很多肮脏卫生棉——将用过的卫生棉洗干净，是马来习俗，也是入营首日教官的叮嘱，“我是去到兵营才第一次听说”，否则会有不祥。但这并不是黎乐怡所说的荒唐。人心的隔阂，比鬼更荒唐荒唐是后来，教官要她们在凌晨12点前，把厕所里的卫生棉全洗干净，“现场很混乱，大家相互指责。有马来人说，一定都是华人和印度人没洗。”扛起队长责任，她走进厕所，掀开垃圾桶，把卫生棉一片片摊平，看见上面的血迹各异，“有巧克力色，也有黑色；有些水水的，有些是血块。太多了。显然，一定不是只有某个族群没洗。” 有人在撒谎。“而我是有洗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这样责怪某一方。” 那晚，黎乐怡与同伴拖着满腹怨怒，洗了很多别人用过的卫生棉。10年后，她将这段经历拍成短片，在遥远国度放映、得奖。跨地域的共鸣片中不见鬼上身的情节，“我觉得其他事情更重要”；也不见黑白以外的色彩，“看见血的颜色容易觉得恶心，这个视觉冲击不是我要的”。尽管有意抹去斑斑腥红，在卢卡诺影展得奖后，有评审说，这是他第一次在电影院嗅到片中场景的味道；可见，徒有黑白两色，无阻观众得到同等的震慑。难得是在黑白的世界，也抹掉了肤色差异和时间跨度。 “我想专注在人物身上，用一个平衡的角度，没有肤色之分，没有上下之分，去讲人与人之间的dynamic。”平遥影展亚洲首映场次，有观众认同，黑与白是最适合的用色，“他跟我说，这样才能体现一种跨时代的，从以前到现在都有的压迫。” 压迫的其中一个方式是噤声。当年，教官曾警告学员保持沉默，所以短片片名在wash字眼后面多加两个h——Shhh，闭上嘴巴，“但我把它拍出来了，”黎乐怡笑说。短片面世后，她看见不少网民留言分享各自的相似遭遇，在不同年份的不同兵营里。“真的有发生这件事，但我们不能讲，就像我们不能很公开地讨论国家政治，也不能很公开地讨论月经和卫生棉。” 可是，终于等到有人讲出来了，我们又是否能够坦然直视？国外放映现场，有人发出嘶嘶的吸气声，有人捂眼躲避怵目的画面。“我不是故意要让人觉得恶心，今天我们说挑战禁忌的极限，当我展示给你看时，你多能面对它，其实也反映出你能不能接受讨论禁忌这件事。” 另有观众疑惑，为何片中主角没能更狠地发起对抗？如同彼时的黎乐怡纵使愤怒，依然闷声将所有污秽洗刷干净；长大后执导拍片，可否看作是一种迟来的抵抗？她说，现在没那么愤怒了，反而懂得温柔以对。压迫确是跨时代的存在，但一个人面对压迫的方式可以随时间蜕变。从沉默到发声，从愤怒到和解黎乐怡透露，《WAShhh》成功获得官方资金补助，过程有妥协也有坚持。记得审核小组质询拍片动机时，“好像再经历一次被命令洗卫生棉的那种感受，同样有个制度在压迫你，这次我还要服从吗，还是如实表达自己的看法？”10年前无力反抗，10年后她有选择如何回应的自由。“我做了勇敢的决定，没有隐藏地提交剧本，好好说明拍片原因，不是为了制造种族冲突，而是好好地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讲出来。” 能为自己创造一个与制度对话的机会，她好开心，“觉得又长大了一点。” 一个人的成长也体现在，愿意看见这个世界的不同面向。黎乐怡曾担心教官一角会在片中成了绝对的恶，但饰演教官的演员读完剧本后，并无这层忧虑。“她可以理解，对从军的人来说，一是一，零是零，没有中间值，教官也只能用自己仅有的知识，快速解决问题，在森林里保护学生。听她这么说，我好像错怪了当年的老师，也理解了老师的看法。” 每每参与影展，大家总会这么介绍：导演通过一件“洗卫生棉”的往事揭示种族矛盾云云；黎乐怡心想，“我才没那么高招。”《WAShhh》确实触及大于个人的社会议题，“但它其实越做越personal，我好像是去面对自己的创伤。” 有次排演，饰演马来主角的演员哭得泣不成声，“因为她觉得自己所相信的价值，所贯彻的习俗，好像伤害了这份友情。”黎乐怡坐在旁边，陪着演员流泪，心里想的是，10年前那位责怪他族的马来好友，是否也有相似心情？“当时的我只有愤怒，没有看到这个面向，可能她也会感觉到痛。” 那个瞬间，她仿佛跟当年不够成熟的自己，也跟昔日的马来朋友有了和解。 “这是我拍《WAShhh》最大的礼物。” 好好讲故事，诚实面对自己带着困扰自己的问题编剧、拍片、与人交流，黎乐怡在过程中寻获解答，“答案不会只有一个，也会随着年龄变化。就像今天看回《蓝蓝天空》（2020），可能我已经找到一个21岁时不明白的答案，我对宗教和家庭的价值观也已不同。技巧上，当时拍不好就是拍不好，但我觉得美的是背后意义一直在变。” 短片《蓝蓝天空》讲述道教徒母亲与基督徒女儿的信仰冲撞；纪录片《住在她身体里的虫》（2022）记录她与失智奶奶的互动日常；《WAShhh》同样也是自传式作品。揭露自己时，会有顾虑吗？ “我有挣扎，但不会因此停止面对自己，因为我已经历过生命很靠近结束的时刻。”远赴英国修读电影制作硕士前，黎乐怡其实生过一场大病。生病前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更诚实面对自己吧。拍《蓝》还是会怕跟妈妈起冲突，拍《WAShhh》也不是为了挑战政府，而是我觉得，为什么不能诚实一点？” 诚实不是毫无隐瞒，而是不惧展现自己的脆弱。“这份脆弱可以创造共鸣和同理，让人知道原来我的感受别人也有过，然后我们可以怎样跨越创伤，变得更好。” 好好地诚实讲故事，是黎乐怡说了好几次的事。走到现在，她觉得自己有成功做到吗？她说，这不是结果论，“而是过程中每做一个决定，都要经历这个思考。” 比如短片有段24分钟长镜头，从学员走进厕所、洗卫生棉、吵架，到清洗完毕后离开，“前期我们有设计好怎么拍，彩排初剪后发现，镜头很美，观感很美，但这套美学无法让观众feel到角色的感受。那么再美都好，都只是炫技，没血没肉，这不是我们要的。我们想要永远以人物为先。” 挣扎后，她决定放弃技法的卖弄，一遍遍跟着不同角色推轨，将这段情节完整拍了7个不同视角。“照理说要分镜好才拍，但这个方式可以让每个演员沉浸在当下的情景，做出最真实的反应。” 饰演华巫印要角的三位演员，开拍前曾用两个月培养感情。来到长镜头拍摄当天，三人必须不断上演争吵的情节，情绪终于崩溃，抱在一起相互慰藉。看着演员的真挚互动，黎乐怡好希望当年可以跟马来朋友有这样的机会，但如今已找不回这个人。真的找不回吗？她耸耸肩，“不知道？” 更多【新教育】：【河流保育／01】GEC打造自给自足社区【河流保育／02】GEC结合河流保育发展生态旅游【TEDx茨厂街志工力量／01】TEDx茨厂街十届磨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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