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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坊
第17屆花踪文學獎 | 新秀散文首獎 | 工
心不在焉的人,会被工地吃掉。 这句话倒不是说,动物们在工地就很安全了。刚到工地的第一个礼拜,我就在几乎完工的屋子内看到一具白色的尸体。说是尸体,又像是小孩子的玩偶,那种毛发粘滞的样子,尖端被染成了灰色,太像是孩子嘬出来的形状。那种四肢伸直趴在那里的姿势,也像是被孩子拖拽,一直到找到了更喜欢的玩具而放手遗弃在那里的。我走到它脸部跟前,没有闻到腐臭味,但还是确认了,那是一具猫。 我一时想不起猫的马来语,只是一直喊:“Cat!Cat!”。再隔一天,猫就被工地吃掉了。就像三月末泥机刚刚驶入新的工地(那时候算是工地吗,应该唤作森林更为合适吧),我和上司在寻找边界钉的时候看到的那两只山猪一样。山猪蹦了或有一米高,跳进树丛里就没有再出现过,一直放任我们把森林夷为黄沙地。 新的工地在百货公司的正前方。在马路边有一个吊杆门,然后驶入一百米左右以后,再有一个吊杆门,这些是一直都在的。从吊杆门进来,右边是第一组的木工,旁边是第二组的木工;左边是四个集装箱做的办公室和会议室,还有三间用木搭起来的储藏室,被蓝色沙篱隔开后,便是八栋两层的集装箱做的“公私”(宿舍)。往后走的厨房很臭,时常有土狗随意的排泄。 猫狗也不是一直都在的,刚开始是在路边嬉戏,后来在沙篱外试探,再不知不觉中入住了公私。在旧场(旧工地)的那会也是如此,在我来到的一个月以后,开始冒出了猫猫狗狗,用人的厌烦做食。厌烦怎么做成食物?原来是拼命叫唤,让人听得厌烦了,于是去找食物来堵它的嘴。把这样的手段运用到极致的,是一只黑猫。 有一天晚上,我梦到我把那只烦人的小猫捏死。那真是一个可怕的梦,但从此我便没有在工地看过它。我把黑色的它摁在沟渠里,我背对着全部人,转头的时候众人向我投来同意的目光——让梦里的我把它捏死了。 它的脑袋瘪了进去,下颚留在空中。 那只黑猫消失以后,小黑狗便取代了它的位置。但是又不像小猫一样烦人,有人经过也就抬着眼神,不动。甚至看到上边有些黄泥还会用爪子拍净了再躺。它身体蜷成C字、右边屁股的毛始终没有长出来,静静地躺在我的黑色雨靴上,听同一窝的小狗在涵洞里嘤嘤呜呜还不太会吠。 铁架(脚手架)顶起水箱,就是露天的洗澡区,外劳也有携家带口的,他们老婆洗澡的时候可能就会被偷窥。A型房屋有四栋,形成一个L型把别的屋型给包围住了,L型的中间,便是将来的空地、小公园,现在是铁工的工作区。再往里面走,一条六米宽的大道通往“旧工地”,路的左边是B型,右边是C型。 旱的时候粉尘飞扬,雨的时候泥泞,于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来描述工地。工地变得太快了,而似乎不变的话便不叫工地——本来就只是一个短暂的状态,是介于森林到完整建筑间的一个时期,如此而已。 前辈都不是读本科的,因此对我便有不太实际的期待,说,你是读土木工程的,应该很了解工地吧? 我其实是不了解的。 工地里至少有四样东西唤作“懒觉”:脚手架的连接销、门把手的锁芯、混凝土振捣器,还有男人真正的“懒觉”。挖掘机叫“Kobe”,反铲挖土机叫“JCB”,拖拉机叫“寸头仔”。混凝土楼板叫“板平”,底层叫“地台”,墙壁的水平叫“平水”和“荡水”,确认有没有直角是“角测”和“三四五”,小石料叫“加沙兰”,混凝土叫“石子”。 我开始像婴儿学说话。学完中文,还得再学一次外劳的叫法。 阿华是第一组来的木工看工,问了我新山人最常被问的问题:“为什么不去新加坡?”甚至于印尼工头,谷弗弄,在我载他到牙医拔牙的时候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他在工地的时间太长,长到他都厘出了年轻看工的归宿。他大概只恨自己不识字或学不会英语罢,否则这个机会让给他,必是半点都没犹豫的。 这个问题,实在太过难以找到一个理性的理由去回答。我甚至不确定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会有人拒绝这样的一项美差,那便是过一条桥的距离换三又五分之二倍的工资。这部分不愿过去的新山人,是否又对“国”的概念有太明确的分界。不过是一条桥,不过是塞车。在吉隆坡实习的日子里我住在旧巴生路,或说现在每天途经旧甘巴士路,难道真的是扫过了护照就换了个身分吗?如果说因为这样而产生了身分的解离,那对于几乎活在外劳堆里的我(们),却也显得过分矫情。 我原先有点期待在《异乡人》里能找到这种矛盾的共鸣,但是我倒觉得“局外人”这个翻译更为贴切了。如果外劳有他们作为游子的解离感(就像移民海外者那种吗);我(们)是不是也有被游子包围的解离感呢(像欧洲本土人那种吗)。 我其实没有看过工地怎么把人吃掉。但是人就是变少了。在二十年前,他们说,这些做工的人全都是华人。在那个时代,我这个主要承包商的看工,是在茶餐室喝茶的人,而阿华那个职位的人,是在陪着喝茶的人。可是做工的人在他们喝茶的当儿,被工地吃掉了,因此做事忽然没了分寸。 水与沙与洋灰的比例失衡、木材找不到足寸并且够直的、沙石车怎么好像掺了水分。 当我从工地回到住了二十余年的房子里,从砌砖上,无需太仔细地都看出了分别。好些人会说,这种分寸,是败给了外籍民族的惰性。可是工地未免太依赖口耳相传,而语言的隔阂和年纪的断层,让人不知觉地气馁。当年公司来的第一个孟加拉籍工人穆斯骰伐,是我的经理亲自带着他去锄泥的。经理锄了一堆,然后指着一片区域说,都锄到这一个水平。他说OK。然而一个小时以后回来,穆斯骰伐已经锄出一个深坑。 铁工的工头鲁非可也是这样的,他们的OK,似乎在理解的过程中出现了误会。但是他们在事后露出的那种憨笑,却又太过真诚。经理说,不要被他们的眼神骗了,就是这样真诚的谷弗弄,也曾把工人集在一起闹事。最后是靠闭关了他两个星期不能工作,才得以平息。 外劳们,护照收在公司手里。他们甚至不能离开工地。他们如果没有工作,便没有钱,远在家乡的孩子便忍受饥饿。他们把自己送进来工地,远在家乡的孩子反而成了人质。前两年的居家隔离,他们就这样无工可做,无能为力。 机械的驾驶员,也是汰换得很快。黑皮受不了老板,把钥匙丢了走人。阿林回去家乡自己做了。有时候会听到同事说之前那个罗里司机爬山的时候暴毙了。现在在工地的印尼驾驶员,十月也要回去结婚了。 年轻人到底去了哪里呢。我也不知不觉有些疲惫,慢慢地心不在焉。
1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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