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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乔世华/爱恨交集为哪般？ ——读原甸《爱也文学，恨也文学》

今年1月，新加坡华文作家原甸的新著《爱也文学，恨也文学》由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出版，这是令人感到欣喜的一件事情。要知道，原甸上一部长篇小说《探索三部曲》之第三部《重轭》还是在2011年出版的，也就是说足足有11年之久，原甸的写作出现了一个空档期。在原甸的写作史上，像这样有10年之久的写作空档期还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65年到1975年原甸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生活期间；第二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原甸1984年回到新加坡后一度诗情汹涌、“漫卷诗书喜欲狂”，但很快就又一次进入到他漫长的沉默期，直至2002年才推出《探索三部曲》之第一部《活祭》。平生前后有3次均搁笔10年之久，却又在其后奇迹般起死回生，原甸在《爱也文学，恨也文学》的自序〈我的文学不死〉中发出他的“天问”：“这到底是天耶？命耶？我不知也，也不欲知也。”文学猛士如鲁迅也都有“荷戟独彷徨”的时候，所以我理解原甸的这种“不知”，也认为他“不欲知”的态度是对的：许多事情斩不断理还乱、说不清道不明，何必在这上面殚精竭虑纠缠不休？但作为一个读者，我还是不揣冒昧，愿意刨根究底一探究竟。当没有令诗人满意的让文学生长的好的环境时，诗人原甸自然心灰意冷、会停止歌唱；可是诗人就是这样一个思想与情感的矛盾体，失望归失望，其对世界、对未来、对文学都依然抱持着希望，还是会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他之重新执笔，实是完成对自我的确证和对绝望的反抗。从体裁上来看，《爱也文学，恨也文学》是该被归入到“传记文学”中的。确切来说，这该算是作者的人生自传，或者说是一部文学回忆录。在这部17万字的自传中，原甸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重要的是数说了其对文学的“即”和“离”、恋与怨：祖籍福建，1940年生于上海，因日本侵华而颠沛流离到福州，抗战结束全家去新加坡与在那里就职的父亲团聚，从小学开始爱好写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学时期开始把写作劲头投向诗歌，而后崛起于新马文坛；1964年2月因向往革命而投奔北京，1965年12月在洞悉“革命”真相后离开大陆偷渡到香港，为生存计先后做过各种杂工、卖过肉干和沙爹，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诗歌写作的爆发期且有“沙爹诗人”之誉；1984年回到新加坡定居从事文化出版工作，有《马华新诗史初稿》《探索三部曲》等重要作品问世。从原甸的人生经历上来看，虽谈不上轰轰烈烈大起大落，但也足够“传奇”、够得上一部现代“奥德赛漂流记”了。鲁迅早就说过：“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可以说，原甸是为文艺女神所眷顾者，是被拣选来以文学反映政治变迁与社会演进、为时代画像、作人性探索的，即如他早年那首成名作〈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原甸本人在后来很不满意它），就由衷地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新马人民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时期的共同心声，再如其长篇小说《探索三部曲》则是对新加坡数十年间社会与人心变动的真实录影。而且，原甸其人行为、遭遇本身就是一首诗，这“诗”是“史”，可谓新马社会、大陆社会、香港社会的“断代史”。换言之，原甸的辗转流离至为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近现代华人的移民历史，他断断续续的写作又让他成为新马文学史和香港文学史上不可能被忽视的重要力量，而其在新加坡、大陆和香港数地之间的往还及文学出版与交流经历，又令其在现代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这于原甸个人来说，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原甸在这部自传中流露出来的浓浓的爱恨交织亦即“爱也文学，恨也文学”的感情。诗歌是他自小到大的梦想所系，诗歌影响了他的一生、影响了他的人生，带给他“诗人”的桂冠，让其在精神上无比富足，这是其“爱”文学的由来。但退一步想，如果原甸不去鼓捣什么诗歌，而是老老实实地、按部就班地拿出时间和精力来营求实实在在的物质，他肯定会衣食无忧的，肯定不会大半生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他会有他的“小确幸”的。这该是其“恨”文学的原因罢？说到底，《爱也文学，恨也文学》是原甸的精神自传。透过这部不算厚也不算薄的书，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的精神历练与嬗变，文学乃至其后来真心服膺的宗教都是引导其向上觉知的缆绳或者说是帮助他渡河的舟筏。原甸在书中提到自己有些像多马——那个秉持着怀疑主义思维的耶稣门徒，“常常有‘理性’的切入去做这样的否定与那样的否定的”，这注定了原甸是极其不安分的，他已经用自己的颠簸人生和大量披肝沥胆见真诚的文字，讲述了自己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我因此更愿意相信，只要生命不息，原甸对真理的思考和探求亦注定不会停止。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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