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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保存

史皓元说起这句:“我们不应该害怕方言。” 语言经过统一,必然有其意义——民族团结、高效沟通,但统一语言的背后,必然也有一种或多种语言正历经消亡。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终身教授史皓元,专研汉语史、汉语方言学、方言地理学等专业。他说,自己大二才真正学习中文,后来却陆续出版了《汉语方言分区的理论与实践》《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汉语与汉藏语研究:方言、音韵与文献》等著作。 汉语方言这门知识体系庞大,分支理论艰深晦涩的学科,就连一些以中文为母语的中文系学生也退避三舍;史皓元何以进入,又如何开辟他的知识疆域? 报道:本刊 梁馨元 摄影:本报 辛柄耀 此刻,我们能听懂、读懂彼此的话语,是因为我们使用的语言经过统一。曾经,每个部落与地区都有自己专属且独特的语言,那是方言;当一个地区的语言统一,大家都听明白了,便也意味着有语言正在消亡。 史皓元认为,“在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若是出现一种大家都认同的语言是好事,减少误会之余,也能更高效沟通。” 好比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开始系统性地推广国语。1949年之后,我们今天提到的“普通话”才正式被易名,意思是普遍、共同,也就是人人都能听得懂。 若是放在本地语境下,试想想刚过去的农历新年,随父母回乡与亲戚相聚,舅舅小叔东一句潮州话,西一句客家话,你是一问一听三不知。这时你会不会心想,拜托,能不能和我说华语就好? 但语言本就百花齐放。我们说中文,然而方言与统一语言是否可能共存?“有些地方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使用较为强势的手段,也相等于把地方方言压抑了,这是我认为遗憾的地方。”史皓元说。 “但已经来不及了。好比台湾在二战至1980年代末期推行国语政策,学生来到学校只能使用国语;文化语言随之陆续变成国语,以至于方言与书面语的关系脱离得更远。”他说。 可能我们无法想像,传统时期原来的书面语都是用当地方言来朗诵,反而在口头交流上人们使用官话。“做官的人最初在家乡学习古代汉语,用家乡话朗诵,但这些传统都已经断绝,只剩下普通话,这是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史皓元接着说。 1980年至2000年代的马来西亚,也掀起了一阵“多讲华语,少讲方言”的风潮。在这场运动之下,多家华小、华文独中规定学生在校禁止说汉语方言,违规者可能被记名或罚款。 “我们推广中文,不是要把方言消灭,更不是要把它压倒。有没有可能达到一种双语制的理想状态?”史皓元提出这样的想法。 用整个暑假  找寻一所附有中文专业的大学 进大学之前,史皓元早已确定自己的升学方向——那必须得是一所附有中文专业的大学。暑假期间,同为教授的父亲有了空余时间,“他说,我们暑假露营上去,你可以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去看。” 这是他们的父子情谊,途经森林瀑布、山峰溪流,“我们就这样从加州南部一直往北走,经过旧金山看了伯克利分校,又到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他回忆起说。 “我们看的是学中文的习俗和环境,在华盛顿大学刚好遇到一位研究汉语非常有名的教授,他就是罗杰瑞(Jerry Norman)。” 史皓元在加州长大,记忆里虽然能见到华人,但数量没有后来多。偶尔一家人去唐人街吃饭,对中国人、中文总会留下一些印象。“小时候我听华人说话,虽然完全听不懂,但总觉得中文的声调很有意思。” 汉语挑战不大 转战古文 “我想挑战古文。”现代汉语对他的挑战似乎不大,“而且语言与历史有关系,比如六朝时期小说的语言和先秦已经有差别,叙述文也是带有口语色彩的,这些都是吸引我的地方。” 后来,史皓元转学到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与中国接洽开创了第一支从美国到中国的游学团,那是1979年的秋天。“一批17个学生,我是唯一一个只学了两年多汉语的学生。可能一开始我就特别注重发音,他们被我的发音给骗了吧!”史皓元笑着说。 从他口中说出一口标准的中文,语音娴熟流畅;要是不见其身,很难想像说话者的母语不是中文。 到过北大、台大等校园研习汉语,但修的多是文学、现代汉语等课,唯独少了语言学。后来史皓元回到华盛顿大学申请研究生,修了一门汉语史的课,就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对古代汉语更为着迷。 研究生期间,他钻研六朝文学,硕士论文就写《六朝志怪小说》,还把整本《搜神后记》翻译成英文,边研究版本问题。 “过程中最感兴趣的又回到六朝文学的语言本身,还有语言的历史,就去修罗杰瑞的汉语史。当时,主要的课本是王力的《汉语史稿》,描述各个时代的语法如何转变,比如从古代汉语到近代汉语的演变。” 他们探讨的是方言的现象,简单而言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古今语法有别,“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第三个人称代词只有官话方言才有;唐朝之前人称代词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代词? 历史事件与语言现象相关,吸引我进一步研究音韵学。” 方言与统一语言的共存 语言统一的其中一个意义,自然脱离不了民族团结。强势的统一背后,会否带着“畏惧”的心理暗示?要是对方言产生了畏惧之心,又是惧怕它的什么? “方言与各地的地方意识相关,倘若巧妙且开明地处理,应该不是一个大问题。”他说。 然而,“如今在上海已经很少能听到上海话;方言逐渐变得弱势,也造成愿意学习的人减少。”但他说,有一个地方在推广普通话与保留方言双方面都做得很好,那就是香港。1997年开始,香港小孩在中小学一定要学普通话,但没有强制老师用普通话授课,也没有规定学生在校园内不能说粤语。 二十几年过去了,史皓元在港大教课。课室里,似乎粤语与普通话的声音都能听见——“他们能说,也能听普通话,需要的时候也会用来阅读。但他们喜欢说广东话,沟通的语言还是粤语,那是他们感到亲切的语言。” 这即是史皓元理想中的双语制状态——“但很难做到,这必须是巧合,历史方面一国两制的巧合。” 语言 人与人相遇的方式 某年暑假,史皓元到了内蒙古乌鲁木齐北边的小地方做汉语方言调查。“一个朋友开车载着我,我们一路上聊了很多,我也和他的父母聊,就一边做着方言笔记。”语言、地方口音就像流水,它会流动也会渗透——“后来回到港大,认识了一个佛教研究学院的老师。对方一开口,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来自内蒙古?”他笑说。 如今,他能辨识的汉语方言大概超过10种:“熟悉的,听到都会有感觉。”语言,也是人与人相遇的一种方式。 更多【人物】文章: 漫画家王泽/当老夫子跳出小格子 画家与读者亦冲破距离 艺术品收藏家丹斯里蔡傌友──收藏品是部分生活和回忆 艺术家Philip黄汉强/在艺术世界里 做孩子的“奥特曼” 剪纸艺术家周冬梅/一把剪刀 剪出福建万千景象
8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