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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敲侧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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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显然成为全球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成败的关键者。 在COP28的闭幕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声明中表达了这样的话:“融资和实施手段至关重要,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有能力紧急终结能源贫困,发挥可持续发展潜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显然成为全球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成败的关键者。 根据世贸组织目前140多个成员中,约100个是发展中国家,在目前全球经济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从另一角度看,这些国家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驱动器”,故在解决气候问题的行动上需同时保持持续发展以能继续在全球经济市场发挥潜力,不能让经济生产总值萎缩。 大部分国家期待气候协议能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然而,这个以经济资本主义建构全球秩序之中,解决气候问题与人类的经济发展从来就是“鱼与熊掌”。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大国,人口合占全球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碳排放的总量集中亚洲的因素,而两国也必然的成为每一届COP大会讨论的目标。 诚如大会的闭幕声明所示,发展中国家在减碳排量及成为“碳中和”国的过程最需要的就是资金和技术,以实现能源转型计划。总之,要做到发展经济和环保互不耽误,国家需自助和他国相助。幸好人类在科技方面有了巨大突破,对经济领域和环保工程带来变革性的帮助。 科技在人类各个领域受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主要在于帮助人类解决生存和生活的问题。现在看来,一个国家要提早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是抛弃煤炭等会制造温室气体的传统能源,换句话说,能源转型是必然的减碳手段,而想提高效能就须有科技主导,帮助人类发展经济价值和环保意识,并迈入“碳中和”这一个具绿色标志的时代。 [vip_content_start] 然而,开发资金和研发人才的需求是每个国家首要面对的挑战,尤其对于发展中和开发很少的国家来说,挑战即困境。 从中国、印度到东南亚的印尼,都早已制定宏观的减碳目标和政策,但如期实现却不太乐观,资金和技术是主因,其次是实行手段涉及政治环境和体制,即使参照了西方政策,也需评量各别政治制度的适应性。 以印尼为例,将在2024年成为新首都的努桑塔拉,有着另一个名称——“可持续性森林城市”, 其全新的城市规划中,将有百分之八十的可再生能源为各行各业供需,包含了太阳能、风能和梯级水电站。可是,印尼的城市化和能源转型也揭示了大多数国家都会面对的挑战。城市建设不可免的会破坏一些山林和原始村庄;提高环保效率的工程需以部分利益来换取,否则永远停留在空中楼阁。由民主体制中选出的政府,在经济和环境的课题“交叉点”上必需考量三个方面:巩固政权、平衡社会和经济的权益。 我国应对的城市化和能源转型的挑战,与印尼大致相似。前一任的首相沙比利曾称我国最快可在2050年成为碳中和国家,而今宏愿需加速能源转型才有可能实现。我国没有迁都的计划,但放眼东马,很多等待城镇化的地方都是现成的“试验点”——让经济发展与环保计划“双轨道”进行。一直以来,东马的发展缓慢,除了有当地因素之外,中央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决心更是主因。城市化和能源转型应是东马和西马的政府共识,既如此,政府应安排多些融资项目并提高吸引技术人才的手段,让未来的东马不只有原住民特色以及丰富的石油和木材,也是世界顶尖科技的中心。这一份期待是指日可待或白日发梦,就视乎政府应对挑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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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即使不会步上斯里兰卡的后尘,但腐败文化丛生,更应警醒和借鉴斯里兰卡的悲剧,严防一马公司弊案重演,同时视作打击贪腐的标杆。 有人形容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中的“绿宝石”,因它丰富的宝石矿产享誉国际,看起来与盛产石油的汶莱一样是富裕国家。不过现实是斯里兰卡国库经过数个月的硬撑已到了枯竭地步,步入破产国之列,人民的示威从4月份开始到这一刻,终于迫使总统和总理下台,愿该国自此将“浴火重生”。 综合国际分析,斯里兰卡破产的原因大致是进口消费品和出口的收入比例逆差太大、疫情冲击旅游业,也包括领导人错误的政策,比如不切实际的发展基建工程却又经营不善,更为了打造绿色农业而仓促取消进口化肥,导致农产量不足而粮食严重短缺,以及家族政治导致的腐败问题。 [vip_content_start] 纵观之,庸才治国和监督不善确是国家失败的祸源。 斯里兰卡自独立以来,产业结构重组和工业化发展缓慢,主要依靠农产品出口的收入,虽然作为历史文化古国,旅游业在疫情爆发前为国家带来可观的收入,可惜现在一蹶不振,同时失误的政策却让农产量大减,正如世界银行显示,斯里兰卡的农业增加值在GDP所占的百分比乃从60年代的双位数降到2021年的个位数。 美中博弈格局也让破产的探讨绕到“一带一路”和“美元加值”的原因,热议是哪一方对新兴市场制造了“债务陷阱”。 西方国家看待破产危机与看待俄乌冲突是一样的,都把中国视为关键,呼吁中国帮助斯里兰卡重组债务,因为早在斯里兰卡爆发外债危机时,各国已将其参与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看为“祸源”。说实在的,若真存在破产的“骨牌效应”,中国恐将有应付不完的重组任务而被破产效应拖垮,而且持平而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市场的压力不免与美元螺旋式升息有关,美国也应受敦促减缓各国的外债压力才对。 继斯里兰卡之后,国际也在推测下一个破产国,不少过去被看好经济前景的国家,而今被列在榜单上。 见到斯里兰卡的悲剧后,我国也出现对破产的担忧,皆因我们也面临作物短缺、民生必需品价格飙涨的问题,外汇储备在6月份蒸发30多亿,而政府各项补贴机制持续花了不少钱。然而,我国的经济产业结构平衡发展,达千亿的外汇储备应可保证偿还外债的能力。虽然2020年因受疫情冲击,进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都出现逆差,而今服务贸易的逆差虽持续扩大,但进出口贸易去年已恢复到顺差状态,只要持续保持贸易顺差,并等国内市场恢复往日水平,我国还不至于濒临破产。 如果全球疫情考验了各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健全性,当今参杂疫情与战争因素的全球经济危机将考验各国金融和经济体系,笔者以为监管机制的独立运作和透明性才能防止腐败文化侵蚀国家,进而稳健本体。我国即使不会步上斯里兰卡的后尘,但腐败文化丛生,更应警醒和借鉴斯里兰卡的悲剧,严防一马公司弊案重演,同时视作打击贪腐的标杆。 回到国际,通胀和短缺的危机在全球疫情爆发时已存在,俄乌战争只是加剧了问题恶化的速度,而让人心灰意冷的是欧盟决定加码帮助乌克兰购买武器,这意味持久战的到来,通货膨胀将更难结束。除非美国与中国砌商并保证不再应援任何一方,或可见战事渐退,可惜美中对弈味正浓,难见“拜习会”的时机。 与其苦等大国改变战略,发展中国家不如设法自救,印尼总统以G20主办国的身分积极调停俄乌战争,也算是尽了发展中国家之力。 或许呼吁乌克兰无条件投降显得不够仁义,是变相的支持俄罗斯侵略行为,但回头望全球沉沦在疫情肆虐和粮食短缺之中,国家论述有时还比不上人类寻求生存机会来得紧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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