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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邱向红/此处暂居

很少对人说我是加亨人，因为大多数人脑海的地图中没有这个地方。之前在新加坡工作，逢人问起，我都得把地图拉远来介绍。我会说我是柔佛人，百分之九十九会接着问我是不是JB。“不是，是居銮。”要是对方听过居銮，我才能继续告诉他们：其实也不是居銮，而是靠近居銮的一个小新村，叫加亨。像是闯关问答游戏，很少有人会抵达这一关。就算到了，也会说没听过这个地方。加亨位于居銮与丰盛港之间，很大面积都是垦殖区，聚落零散。加亨新村是人口聚集最多的地方，位于丰盛港路22支。人们一般判断地方大小，都以房屋和人口聚集为准。所以，与其他城镇比起来，它很小。我常这么跟人形容：它只有一条主要大路，轻易就能路过。离开居銮，行驶约30公里，越过路边零散的马来木屋，柏油大路两旁开始出现细小的分支，通往花园屋、商店街以及新村。要是没拐弯进入这些小分支，开车不到一分钟就已跨过了加亨，往丰盛港去。贯穿加亨的大路两旁，可细数银行、加油站、巴士站、诊所、警察局、政府中学，基础设施一目了然。街上的店屋至多三层楼，后来才兴建的小酒店，也只有四层。生活脚踏实地。其余的商店及住宅，都沿着大路分支铺展开来；各分支尽头，皆是茂密的油棕园林。即使是在移动范围有限的小时候，我就已觉得它很小。生活所需去到的地方，走路或骑脚踏车皆可抵达。用现今网络用语来形容的话，它并没有所谓的“隐藏式景点”。如此小的地方，似乎是不够空间伸展的。回望过去有记忆的二十几年，我都一心努力长大，前方的目标总是离家越来越远。对村里的每个小孩来说，我们都知道终有一天是要走出去的。外面的世界很大，好的生活总在远方，而不是脚下这块土地。15岁时，我搬入居銮中学的宿舍，两地来回。从那时起，家就不再是唯一归宿，暂存在他方的不止是行李衣物，还有一部分的自己。中学毕业后在新加坡读书与工作，一待就是9年，看似不长，却已占据了目前人生的三分之一。兴许是被家乡的水土喂养惯了，灵里肉里都藏掖着对小地方的眷恋。我深感活在他乡的疲惫与孤独，也极不适应高度密集的生活状态——就像是一个开盖的蜜糖罐，沾满千万只蚂蚁，大家奋力挣扎求存，只希望能分得那一点甜。我决定辞职回乡。身边朋友都好奇，回去小地方能做什么呢？是啊，甚至没有麦当劳和肯德基让我打工呢！除了玩笑，我没有答案，目前的想像仅仅只是暂时回来休息。因为我心里深知，虽生长于这里，却还未下决心往深处扎根停留；在不远的未来，我依然想把枝叶延展到更高的天空去。但倘若需要一个僻静且无纷扰的角落，得以让我养精蓄锐后再重新出发，除了这里，别无他处。归家几个月，大多时侯，我每一天的开始就如一成不变的小学作文：“风和日丽的早上，我和妈妈一起去巴刹买菜。”日子如此地平凡，毫无华丽词藻修饰。挤不满人的巴刹里，卖菜与卖肉的摊子依旧只有那几摊。20年过去，蔬菜瓜果总是新鲜的，只有人是旧的。其余的摊位空着多年，鸟粪与青苔互相沾粘覆盖着石台表面，也无新人来清理。大婶们夹着拖鞋，挂着松垮的上衣，嘴边话题离不开三餐要煮什么。街上的摊子和小食店越开越少，三餐问题还是得由家庭主妇来烦恼。可再新鲜的食材，种类终究有限，365天也变不出什么新花样。有次菜摊老板娘接过一大篮的蔬菜，笑笑对我说，就你妈妈煮最多了。其实我们一家四口加上外婆，也就五个人。老板娘开始数数，说她家的那整条街每户加起来可能都不到十人，要是晚上哪家人拿起锅子锵锵锵喊救命，其他家里只剩两老，还没人敢出去呢。照理说家里只有两张嘴要吃饭，一次的采买就能够吃上好几天，可有些大婶还是会每天到巴刹走个过场。在这里，上巴刹无非为了嘴上的两件事——吃和说。一颗番茄或两片豆腐，就能换来不少情报。小地方能供人聚集的场所也没几个，巴刹倒成了主要的社交之地。谁住院动手术了，谁家有人过世了，谁又欠钱跑路了……村里的大小事，几乎都是先来到这里，然后才被带往家家户户。想知道什么事，来这儿问问就知，摊贩就是情报人员。偶尔碰到熟识的婶婶阿姨，她们总会问候一句“放假回来吗？”“什么时候出去工作？”在他们的认知里，我还是那个不断回来与离开的人。也罢，再过不久他们就会知道，我已是个辞职回乡的闲人。一些大婶见到我，偶尔还会对着我母亲感叹，现在的年轻人竟还愿意早起跟妈妈来巴刹。仿佛我就该被归类为那些许久才回家一次，然后抱头睡到中午才肯起床的年轻人。其实，这里也有一些年轻的生面孔，大多是那些因婚配而留下的越南女子。除了年龄差距，还能通过装扮将她们与本地中年大婶们区分开来——时髦的牛仔裤和上衣，脸上带点妆容，粉底和口红较明显可见，还有那较高的鞋跟，让她们能轻松踩过积水而不怕脚趾被溅湿。比起她们，我脚上踩着的人字拖，倒让我在人群中无法昂头阔步。巴刹旁还有个小市场，是另外建给猪肉摊贩的。四方的市场又小又窄，与其说是市场，不如说是个亭子。肉摊老板干脆把小卡车停在外边，直接当作档口砍骨卖肉。前阵子闹猪瘟，加上猪肉不断起价，生意欠佳的肉摊老板本打算借此机会退休不做了。加亨曾是野味天堂，猪肉以外，能吃的还有山猪、松鼠、蛇、鹿、猴子、鳖等，甚至听父亲说过吃虎肉的都有。过去曾有三家野味餐馆在村里三足鼎立，咖哩、姜葱、瓦煲、红烧、麻油，食客要什么煮法，餐馆都能给你端上桌。随着打猎被禁，餐馆头手因年老相继过世，吃虎肉已成为传说。如今，别说野味，连猪肉老板都要收摊了。老板说老了，猪骨砍不动了，是时候放下屠刀过日子去。可那些刀下的猪只，祖宗十八代都排着队去投胎了，却没人排队接手那把刀。肉摊不开，村里人买猪肉要驱车到居銮去，甚是不便，所以老是来问。于是老板把大刀磨得更利些，咚咚咚地继续敲打骨头度日。肉摊开回，旁边寄居讨食的野狗比人还兴奋。我总觉得整个村子，生育率最高的，就属这些野狗了。也许因为如此，它们总是神态倨傲，肚皮顶着天躺在路中央晒太阳，车子驶过也不甘愿闪躲。兴致高昂时，还会追着摩托车犬叫，抗议你擅自路过它的地盘。领地意识极强的它们，有着的不只是对主人的忠心，更是对地方的忠心，一生就守着一个地方。一辈子守着一个地方、一个摊位或一把屠刀，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是难以想像的。之前当教师时，我曾多次质疑，这辈子真要在那里以那个身分自居了吗？后来的决定，显然证实了我不愿就此安于现状。走在街上，我渴望碰见那些曾经一起玩乐的童年玩伴或小学同学。如今的他们，也都在他方为各自的生活努力拼搏着。活在科技时代，其实只要打开手机的社交软件，就能立刻得知他们的近况。可几年下来，我与他们也没真正在上面打过一声招呼，唯一的联系或许只有时不时点击的“赞”。所以我有时会想，要是能在家乡遇见，说不定还有机会聊上几句。我们都是一心想走出去的人，只有愿意折返，我们的生命才得以再次相交。回看我的父母以及他们这一辈的人，大多都把一生的时光倾注在这里。除了每日按时开店或摆档的生意人，村里的人好多都是园主或农人，他们一辈子的生活就是脚下这片土地。以土地为生的人，必须先向时间屈服，少则三五年，多则几十年。农作物一旦种下，人也就一同根插在这片土地上，长期相互依存。劳力的付出还是其次，得守住那一份甘心，日子才过得下去。毕竟小地方生活平淡如沙漏瓶里的沙——纵然一分一秒均匀落下，可翻来倒去都是同样一堆沙。在我们父母辈供养的这片土地上，我总觉得小孩不是个完整的居住者。这些尚未扎根的生命，不过是仰赖父母的养分，寄住在这里。就如曾经是孩子的我，只能顶着“某某邻居的小孩”这样的身分，行走在街坊邻居间。村里的人，村里的事，也总要隔着父母这层关系才与之相关。长大以后，由于长期缺席，我依然感觉自己还不真正属于这个地方。潜意识中好像有一种义务要去完整自己作为居住者这一身分。然而，过去的漂泊经验让我看见，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生命之网，早在我们抵达以前它就已在那里交错蔓延着。无论是谁，都要在那里累积了一定的生命经验以后，才能够把自己交织进去。以目前的我而言，自然是不足够的。可从小到大，我只学会为离开做准备，外头一直都有无数个未知的世界在等着我前往。我无法就此停留，我终究还是缺少了那一份甘心。相关文章：邱向红/是我邱向红/三行作文【新秀个人特辑】邱向红/快问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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