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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璇

脑子像根敷得很紧的尼龙绳,耳朵在上演音乐会,嘤嘤的发出怪音,从早到晚;每个夜晚都要起来多次如厕,难得一刻安眠,每每要挨到天亮才有一两个小时好梦。白天不用说是作废了,写一两段文字就累得没有了情绪。 莫非得了高血压?我莫名其妙地担心起来。 言语的杀伤力深入骨髓,最近的一些遭遇颇不称心,无法排遣的闷郁累积起来便是这副病态,一切都有迹可寻,只恨自己能力有限。寻思之下想到一个哲学定律:每个问题背后都有一个解决方案,对此,我做了两件事,使我得以摆脱这次困扰。 我自己下厨,给自己和家人弄午餐。早上11时吃一餐,早午餐一并解决。放下碗筷,把饮食忘掉,想自己真正要做的事,不再敷衍生活。这里是一个门槛,对我来说是很高的一个,跨了好多次才跨过去。我的工作需要动脑筋,需要集中精神,这里又是一个门槛,需要一点儿灵光引路,才能跨得过去。 直到5时,又吃一餐。下一餐就是明天了,也是只有两餐,不多不少。我十几岁时去过太平扣留营,那里一天吃三餐,早餐是一杯咖啡或奶茶配两片面包,午晚餐是一碟白饭配两菜一肉,量少不够充饥,天天如是。没有下午茶没有宵夜。然而健康不但没有下滑,还比出来后大多数时候更好,头脑尤其清醒。我从那里取经,学习简单满足,从根本上给它来个迎头痛击。 第二件事是压制无用的起心动念。这是一个更高的门槛,需要时时刻刻的清醒才能做到。我磕磕碰碰学做此事,仿佛看见圣贤的脚印。私念起时,带来的都是紧张和不安,累积的必然是神经衰弱,“头重如裹”。我的方法也是站在原地进行反击,不亢不卑,从源头斩草除根。 关于放松我以前了解错了,以为是刻意的追求松弛,今始明白,松乃紧的对立面,是紧张缺席的状态,只需守住即可,无需动念将其促成。有追求就不自然了。松在宁静的守护下,诱发深沉的呼吸,人也就接近本真。呼吸虽是动态,却也是自然态,属于副交感神经,属于和谐,属于健康。 用心吃饭,用心睡觉,马虎不得。人老了才懂这些。不懂时觉得病魔很可怕,懂得了跟魔头交朋友,把它的一举一动都看个清楚,还有什么好怕的?高血压消失了,昏昏欲睡也逃之夭夭,从门槛走出去便是阳光明媚的大地。
1星期前
花踪文学奖我参加过3次,得过两次奖。第一次是在1995年,我39岁的时候,花踪文学奖那时是第3届,我以一篇书写马共的短篇〈错乱的脚步〉拿到小说组佳作。那是我第一次跟文学奖有了关系。后来也参加了其他类型的写作项目,家里的橱窗里便多了一丛战利品,虽然一整年也没取出来揩一下。 过了10年,我老了一圈,回到报馆重操旧业,第8届花踪文学奖截稿前个来月,它激起的温度竟然还在。我忽然又打起精神,追踪一个唐氏儿童房庭如的生活,写了篇报告文学〈特殊的旅程〉。以焦桐先生为首的评审团把该项目的特优奖颁给我,于是陈瑞献先生刻制的花踪铜雕便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好像随时要脱手掉在地上。身边围绕着一众同事和文友像母亲的嘘寒问暖,倒是一番温暖涌上心头。 虽然颁奖礼只是一瞬间的事,它却给我留下长久的印记。它似乎老是在那里提醒我写作是个好的行业,在这门艺术上下功夫是值得的,可以不必理会他人的反对。它又把寂寞的文坛烘托出一番热闹,让人们往那里走去。 写〈错乱的脚步〉时,我在金宝做点儿小生意,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呆在店里,生活很累,也很单调。后来读到一篇关于马共的文章,便觉得自己也有一则故事可以奉告,便在柜台边摆张桌子,爬起格子来。我估计政局已进入和平期,马共人事是时候真相大白了。就这样,把一则少年时体验过的人生铺敷成一篇小说,得奖后在《星洲日报》小说版连载。后来,我将其改为中篇,收集在我的小说集里。 我的小说集《红尘中的新花园》也收集〈特殊的旅程〉这篇。房庭如几年前去世了,这篇算是一个单纯的灵魂走过世间留下的记录。   相关文章: 【花踪荟萃】念念花踪/灵子(马华作家) 【花踪荟萃】开往南边的文学慢船/蔡兴隆(马华作家) 【花踪荟萃】花踪绽放至边城/许通元(南方大学学院 马华文学馆) 【花踪荟萃】这是我的花/郑羽伦(马华诗人)
3月前
在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会爱上草地。当草茎上还留下晶莹的露珠,鸟儿开始苏醒的早晨,或黑幕已经笼罩大地,暗淡的天空抹上几片薄云的夜晚,草地将会成为人们聚集消闲的地方。那些长时间浏览手机的人们,将会长时间留连草地,听蝉鸣幽幽,看云层外星星闪烁,脚底下一片凉意,把人依依地留住。 “接地气”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一个流行的名词。 “天地人”中的“地”,古人指的是赤裸裸的大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时间来到21世纪,人们竟把自己包裹得那么好,以致跟大地完全绝缘。气功本来是在大地上练的,却改为室内进行,与泥土隔绝开来,效果当然跟古人的期待不一样了。 许多人经年累月没有接触到泥土,纵使有机会踩在裸露的泥地,也因嫌弃它肮脏、石头尖利而跟它断交。 我们以前住亚答屋,地板是泥土地面,每天都踩在地上,无形中接了地气自己却不知道。晚上休息时,把有靠背的籐椅搬到门外。门外是铲平的泥地,温柔的天穹将大家笼罩住,偶尔有萤火虫,没有依照清风的方向胡乱地飞舞。渐渐暗淡下去的日光灯在屋内独自憔悴。尽管小孩子没什么读书,但因为得到天地之气的照料,总是特别有耐性,悟性也很高。 吉兰丹南部小镇布赖,人称“小桂林”。那里的农舍也是裸露的泥土地板,许多人家在大厅中间挖个水池,养一尾温驯的吉罗鱼,将剩下的饭菜拿去喂鱼。 躺“沙池”接地气 我家附近不远处,有个地方叫乌鲁槽。乌鲁槽有间庙,叫“灵山庙”。 这庙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设立了几个“沙池”,用于治疗吸毒者或烟瘾沉溺不能自拔或罹患奇难杂症患者。治疗之法再简单不过:不必吃药,只需不怕鬼,敢敢的在沙池上睡几个晚上即可。 真不知哪个高人指点,竟想到这么棒的点子。“沙池”也者,其实就是一堆沙,盛在长方形格子里,置于庙外空地,推得平坦让人好躺在上面。这一躺也就就接到了地气,天地人贯通了,浑然一体了,病也就痊愈了。 我最近喜欢赤脚在草地上练功,不管什么功法,都觉得特别容易入静。尤其涌泉穴跟小草亲密接触,不多久就仿佛长了须茎,直达地球的中心,给你源源不断地输送养分。等到终于在床上躺下,均安稳没被失眠之类所干扰。接地气无疑是个又古老又时髦的养生方式。
3月前
编按:海凡写过不少马共题材的作品,去年出版的《雨林的背影》却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尝试用虚构手法呈现的马共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海凡的14万言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读后,觉得自己跟着战士的脚步到森林里走了一圈,在死亡边缘捡回了一条命。最后大家汇集在村边,商量建村事宜,重新了解彼此。作者文笔优美,写情写景均妙笔生花,阅读这些美文也是一种享受。在男性阳刚主导的战场,作者作为男性,意识到艺术毕竟有异于战场,对女战士那些不轻易宣泄的声音,投入大量的关注。作者以写实的笔调为主,不时穿插意识流的时空交错,过去与当下相互交融,把马共书写提到新的艺术高度,无疑是一本具标杆意义的“马共文学”著作。 这里要谈的是另一件事:感觉上,这好像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 是战士,还是革命者? 《雨林的背影》写的革命战争对生命的试验,然而结尾却乖离了这个主题,以致整篇不能一气呵成。前部分写尽马共游击战士的气吞山河、九死一生,彩笔描绘雨林的温柔与暴戾,最后结局的几篇突然出现变调。凛然大气消失了,主调嘶哑了,异化现象相继出现。作者想要暗示什么,肯定什么,无从得知。领导人变成了迫害者,要战士拿着火红的“焖鸡”去烙自己的老婆同志。“建立共和国”变成了建立自己的村庄,“敌人”变成了供应者,枪支在爆炸声中变成了废铁,理想不再挂在口边,关于生活的安顿、婚姻、生孩子、职业等等,成为切身的事物。 似有幻灭的感觉。 历史当然就是这样,我们都晓得,然而文学也必须这样处理吗? 小说应遵循自己的格式,发挥格式的力量,解答更深层次的问题。譬如,停战是否意味着目标已经达成?战斗是停止了,革命是否也不再前进?和平条约的签署,是否符合战士的期待?正义和平等也都解决了吗?停火是因为矛盾解决了,还是在战场上失败了?缴械下山是上头的命令,战士自然需要遵从,然而战士对战斗的诠释也是一样吗?他们没有自己的见解? 如果“革命”是指“反对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那么,战斗显然不同于革命。战士离不开枪,革命者却可以没有枪。战士出现在战场上,革命者可以出现在和平的地方。战士靠武力取胜,革命家要以人格服众。 书中许多予人好感的战士,到底是战士还是革命者?他们下山后还有故事吗?如果还有,那么,下一本革命的故事该怎么写? 海翎上队前的丈夫林岳,在她下山后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认为,是本书最精华的部分。它提到殖民主义者退去后,马来亚已没有了武装斗争的条件。因这个观点,他当年备受批评,他也选择不上队,但也没当逃兵,而是继续留在农村搞“合作社”,预告战斗不会走很远,暗示还有另一种革命的方式。 海翎将它一读再读,并拿出来与战友灵芝分享。然而作者并没有写到她对林岳的观点是认同还是持批判态度,也没有见她检讨自己当年的决定,而是侧重写她陷入跟林岳破镜重圆的期待。这样的处理也许忠于他的模特儿,却错失了突出主题的机会。 马共的故事还有续集吗? 下山后他们渐渐走进了新时代,大多已经老去,然而也有不少亲眼目睹了新时代的绚丽。组织不在了,然而追求平等正义的大气并没有消亡。“革命”似乎也还没有消亡,然而不等于武装斗争,而是包含更广泛的消除所有偏见。朋友来了有美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合作最好,要打也奉陪。 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今可以调和了,种族的、宗教的、阶级的、国籍的均可调和。只有霸权和人民的对立似乎无法和平转化。游击战的主题落伍了,大同世界的理想迅速逼近。除了一小撮要称霸世界的狂徒,绝大多数人民被绑在“国家”的船上。所有的船又被绑在一个攸关全体命运的共同体内。文艺界这时也酝酿开出一朵新花,无比的美丽。那个在《雨林的背影》里落空的主题,已不是森林战斗的情节所可以承载,将在这里得到延伸。 相关文章: 杨焌恒 / 当逝去的人成为你的背影
3月前
蛰伏了10年的湿疹最近又大军降临,一下子就把你俘虏了。然而家人对你的这个病却不怎么担心。政府医院可以拿到免费药,你驾车也没问题。医院近在咫尺,跟医生交代讲马来话你也可以。再说,不过是皮肤发些痒,你照旧出去运动,在家也没闲着,虽然稿是打不下去了。 也许因为这些缘故,身边的人都不怎么理你。孩子们回到家照例是先玩猫,向那不懂人间疾苦的天使虚寒温暖。阿华田呀你为什么这样看我?阿华田呀你心情不好吗?人猫混成一团,就是没把一旁苦不堪言的老爸看一眼。你想说,不要把猫看得比人更重要,你们!还想加一句:家里有人生病,不要在他面前蹦蹦跳跳,很不礼貌!话到唇边留半句,只讲了一个“你们”。这评语有争论性啊!你对自己说,会引起争议的,还是闭嘴为妙。顾好自己的情绪,老头子! 别以为你对他们恩重如山,他们就要在你面前毕恭毕敬,已经没有这种事了,在今天。你对自己说,他们现在是你的朋友,不是来听你训话的。你是家长又怎样?留意自己的谈吐,不要带骨带刺,他们会感觉出来的。你注意到自己的思想,最近出现了变异。 的确,这事没有什么好生气的,不过是反应迟钝些,别说什么不孝之类的话。他们在外头大概也挨了不少闷棍,所以一回来就玩猫。其实是发泄。不向家人发泄已经很好了,这动物挡住了一轮泼给你的洪水,你应该感激,而不是嫉妒它。 直到过了两天你还不看医生,在痒处敷了淀粉止痒,两条手臂被粉末占得一片白,他们才催你去看医生。担心你自己当医生,错过了治疗窗口期。当然你是愿意去的,即使他们不“施压”你也会去。你要请医生给你一种类固醇药丸,调理失序的皮质醇,你还能够念出它奇怪的名字。10年前那位戴头巾的医生给了你几排,服下去一天湿疹大军就缴了白旗。作为公民,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好处可以贪图呢?享有也是应该,何况你已年过60,连一块钱注册费都免了。一切看来都很好,那么这篇文章你要谈些什么呢? 你其实要胡扯一下你对这件“小事”的态度,将日记里的几行文字铺衍成散文模式。许多人谈他们的生病感受,凄凄惨惨戚戚的居多,你不打算渲染痒的可怕,虽然它要命的地方的确很可以入诗入文。然而你说,写自己的痛苦有什么用?还不是叫大家跟你一起痛苦?难道可以分担你的煎熬吗? 写些令人畅快的东西吧,你认为,这才是“文以载道”。于是你只谈它仁慈的一面,称其为“上天的使者”。这使者赐给了你“真正的超脱”。你赞扬它的慈悲,忘记它的凶险。它带来的痛苦十分短暂,赐给的悲悯却长久直到生命的尽头。 寻觅病源比吃药更重要 湿疹如果会说话,它要告诉我一些什么呢?你一个人静静地这样想。也许有人可以永远不生病,那是天生异禀之人。我们凡众,不管如何用功,都免不了不时生个病。生病也是好的,需要的,否则你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只要不气馁,根据它的讯号寻思,一定可以找到它的原因,从而将它打败。讯号总是躲在它凶恶的面孔后面,要静下心来,才能把它看清楚。 你隐约地感觉到,寻觅病源比吃药更重要。你迟迟不看医生,就因为这个原因。你要争取对健康的发言权。他们不了解你的策略,见你拖延求医就立刻扮演作为妻子和儿女的角色,用愠怒的语气,要你把自己的病全然交给医生,不要有丝毫的自作主张。 有位朋友送你一本复印的《永不生病的妙法》,嘱你用心阅读,读后他要跟你分享。没等你读完,他的消息却杳然了。你在脸书上看到,他去世了。他在新加坡收徒弟教授昆仑功,姑隐其名。他的续弦告诉你他是病死的。你想说,他不是有永不生病的秘诀吗?话到唇边留住了。这样说不恰当呀,管好你的嘴!也许他忙着教人,自己却忘了入静。也许他本来就是有病之人,孜孜于寻觅不生病的秘诀,结果找到了永不生病的妙法,自己的病却来不及医治就走了。 在运动和饮食方面,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可以腾挪了,你认为,可以改进的都改进了,做不到的也没办法了,于是你想到生命不仅只是运动和饮食,还有七情六欲。这方面跟湿疹似有契合之处。湿疹的好朋友皮质醇不就是诨号“压力激素”的东西吗?这家伙对压力敏感,一点儿紧张就摇摆不定,而你又是个从来不自我标榜,却实实在在地、经常感到疲倦的“儒家”,那种“一生儿女债,半世老婆奴”的类型。你在健康的殿堂钻钻营营,却始终没有看见“超脱”的巨大身影。 你经常谈论“纯洁”和“超脱”,它们也经常出现在你的文章里,说着说着你就以为自己已达彼岸了,真是罪过。殊不知都是自欺欺人,自以为是。你查了一下巴哈欧拉对超脱的注解,他说,超脱是“摆脱一切的牵挂,除了真理。”真理即上天的直道非人间歪论,简单一个“上天”或“上帝”便可概括。不管在哪里,每当提到“超脱”,他都说要“摆脱一切牵挂”,接着必定是“除了上帝”这句。真理应该就是天道了,不会是端坐云端的那个人物吧?“一切”就是人间的一切,“摆脱”的也只能是世俗的羁绊,它对上天是不适用的。这句话你读了不知多少次,然而都没有读出它的真髓。这回因为湿疹,方始对它有了深一层的了解。 你觉得可以进一步摆脱的,是“父亲”和“丈夫”的角色。“儿子”的角色大抵已经力尽,遗憾也已无法弥补了。不管你在“父亲”和“丈夫”方面如何用劲,也是无助于弥补“儿子”的缺憾的。 然而这两个角色都将在“儿子”之后,很快成为过去。你必须按部就班逐渐将它们淡化,以致最后变成零,而不是保留当年登上“丈夫”以及后来“父亲”这两个角色时,最初的那份执着。把他们看作“朋友”多一点,“家人”少一些,方符合当下的处境。跟太太孩子分享心得要特别留心,稍有不慎他们就以为你又要实行什么新规则。他们的角色也在提升,正要摆脱你的影子,这一来岂不是说教不成,反而加剧了矛盾吗? 想起家里曾经出现的林林总总的“辩论”你就心惊胆战,每一次都在脑子里留下一块铅。正是它给湿疹打了报告:这里阵脚乱了,你可以打进来了。然而你终于明白,这些都是咎由自取。你践踏了角色之间的红线,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好事到了这地步一一的都往坏的方面转移。你必须在“热爱家庭”与“彻底把它忘记”之间取得平衡,这点,巴哈欧拉应该也会同意,至于儒家有没有这样的主张,你可还没弄清楚。 你对“超脱”的新觉醒便是将脑子里的那块铅驱逐出境,做好自己的事情,写好自己的文章,顾好自己的心情,不生气,不胡思乱想;坐下时放松肌肉,行走时看好脚步,吃饭时细嚼慢咽,睡觉时注意舒服,做事时放慢速度,清醒时气静神闲,入静时真气顺畅。不顺眼的事如过眼云烟,不予议论,除非他们征询你的意见;不干涉他人娱乐,他们只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家人;不传授自己的经验,除非他们有兴趣聆听;不试图改变他人,只是影响他们;凡是可以不插手的一概不插手,甚至问候都是多余。他们怕你问完了要提出批评,又被你的权威笼罩。你可以讲讲自己的故事,但是不要让听者觉得你比他优秀。也不要想,还有那么多“责任”尚未完成,以致必须匆匆忙忙。没有吵架就是尽了责任了。 你还决定了不要像以往那样,主动跟孩子们讨论世界观、中美关系、中医西医孰优孰劣、台湾应该回归还是独立等时代问题。你无法提出充分的数据支持你的观点,口才又那么低劣,往往讲没几句,就卡住了。接下来总是气氛紧张起来,往下发展,已不是讨论问题,而是争议谁先动怒,谁先大声,谁先发难,旧疮疤摆上了台面,然后有人逃走了。那个人通常都是你,而那情景很搞笑。你终于聪明过来,了解了自己的无能,承认了自己的脆弱,不做力所不逮之事,不当无谓的英雄。仅这新添的智慧,就为你卸下了又一个重担。 你的手捏住了“压力”的软肋,留给湿疹的好日子,也就所剩无几了。然而你的超脱之路正在起步处,你决定继续往下走,从摆脱“一点点”走到摆脱“一切”牵挂,那可是一条艰难然而景色优美的大道。
6月前
他又要去挖山了。 他们以前挖山,犹如古人挖泥做窑洞。物色好一处优越的山势,必须是隐蔽的林木深处,最好有突出的巨石掩映。敌人从上空窥视,很难发现。先锄开一个洞,高阔度可容一人进入即可。然后用短柄锄头向山腹蜿蜒推进,像条蚯蚓,死死的咬住泥土,往深处钻去。 黑暗和闷热,磨砺着他们的意志。只要几分钟,就汗湿全身。干脆把上衣脱了,赤膊上阵。几个壮丁用接力的方法,把松开的泥土用鸡公车一车一车搬出来。遇到大石拦路,便绕道而行,没有退缩的余地。 阻力不管多大,都无法战胜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意志比山还高,不但要战胜山,还要战胜牛鬼蛇神。 手臂挥动,锄头不停地吃着山壁。等到山壁后面露出一丝阳光,那是他们最兴奋的时候。他们都要情不禁地振臂高呼:“我们胜利了!” 他们赋予一座山四通八达的脉络,从山脚延伸到山腰,又从山腰延伸到山顶。给它编造呼吸的气管,给它黑暗的内部发出生命的光点。 脉络一打通,就不那么闷热了。时而微风拂面,在拐弯处装上灯,就可以居住、开会,打电报,吃饭,睡觉,又安全又牢固,堪比中国人的窑洞。飞机在天上飞,炸弹在地上叫,他们在山洞里睡大觉。 考南康三层地道,现在已是一个旅游景点。他说,挖考南康的不是他那把锄头,他们的锄头锄向别处,类似考南康,只是至今没有给游客参观。 其中一处山坡,如今已经变成园丘。他记得,他们挖了一条地道,进入山腹15呎,末端锄开一个方形的内室。在那里,装置着他们通向世界的喉舌。一台无线电发送机,有真空管及其他设备,播报员在里面工作。 他要回去这个地点,把这些器具取出来。 他们的文物馆需要这些器具以供展示,以说明当年的战斗的确发生,牺牲也的确存在,他们不是反党集团,不是捣蛋分子。 人的嘴巴无法说清楚的许多事,可以由这些废置的物件来说明。向大众,向历史,向偏颇的心灵叙说。 但是他还能够找到那个地方吗?当年,他们驰骋的山林,如今已面目全非。而他离开山林,已经30年了。那里已经种了树胶,后来又种了油棕。 只要找到那片山坡,他就知道出口在哪里。他说。那个出口是他一手设计的,他还有印象。广播电台的电磁波便是从这里发出,给世界收听。远在新加坡都可以听到。 只要找到洞口,就可以进入地道。然后把这些广播器材取出来,充实他们的文物馆。 这是珍贵的历史遗物,许多物件已被自己的火药炸毁,包括那些衣服、手榴弹、枪支。但是真空管得到山的保护,如今应该还在那里。 那个洞口不容易被发现,他把它藏得很深。也许还得挖山,然而只需挖一小段,不似从前,要挖整座山。 我也老了,不知道还有气力干这件事吗?他说,随即给出答案:为了历史的真相,挖一小段,应该还可以。 他说,也是应该这样。如果我也不去,没有谁会关注那个地方了,那批文物就永远埋藏地底了。 相关文章: 李开璇/假如 李开璇/雨中行 李开璇/营里营外
8月前
黄贵文先生问,有没有空喝茶?我说有。以为中东的战争和以色列会是大家关心的话题,来到咖啡馆,见马仑先生也在那里,就不约而同,换了一个题目:马华文艺。 马仑是马华文艺的一面旗帜,看见这面旗你就知道自己走近了文坛。他总是随时随地让人们接近文坛。他走向喝茶地点的时候,总是提着一个塑胶袋,里面装着准备送人的文艺书。有他自己的作品,也有其他文友的著作。他替那些很少出来打交道的文友们送书。 马中断交那些岁月,中国好像在地球上消失了,关于它的被转述的消息都是些坏消息。中华文化成为国家的弃儿,中华儿女沦为二等公民。关于它的任何一件事都讲不清楚,即便是纯表演的舞狮舞龙不也被骂了一通?还有谁要跟你谈马华文艺?还没开口,就觉得眼前仿佛站着一个独裁者,你说什么他都立刻反对。 然而我们凭着简单的喜爱接近着它,感觉上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着,仿佛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华文课开在下午放学后,其他同学都回家去了,全校已经一片肃静,唯有我们这个华文班还有一点声音。 喜欢新诗和华文刊物的几个同学,私底下进行讨论和分享,却不让学校和老师知道。书包里的华文刊物,上正课时不能让老师或巡察员看见,看见了是要被没收的。我们的眼睛也就自然而然往学校以外的地方看。那时,几家华文报的文艺园地,每个星期都会开出两三朵文艺的花。好像开在沙漠上,非常的艳丽。 我读书的时候要帮父母亲做农事。家里有几亩橡胶园,“收胶”后的下午,有一点空闲的时间,便一面擦着手背仍旧发出臭味的胶丝,一面到住家附近一间杂货店找报纸看。武侠小说和新闻往往已经握在别人手里,文艺版却鲜少有人问津。只要找到准没有人跟你抢。可有时它无端端失踪,因为店主认为这张不重要,拿去包东西或垫蔬菜去了。 通常也只有武侠和文艺我能好好读上几段,然而要从头读到尾却很少能够做到。一来环境吵杂,二来总有人邀我下象棋。尽管如此,作家们的名字被编者放在显眼的地方,掠过眼帘又一再被提起,留下深刻的印象。譬如易梵、云里风、原上草、一介、陈雪风、梦平、芭桐、马仑、高坤镇、凝秀等,随便列举便有这好几个。感觉上他们是一群人,散布在各地,有着共同的理想。 我那时不知道马仑、梦平、芭桐、丘岷和邱子浩原来是同一个人,至于作家们写了些什么我也没有特别的印象。不似高尔基、鲁迅、巴金的印象深刻。然而他们将道地的生活写了出来,说出了父母亲们的心声,我们少年的感受,这一点却是没有东西可以代替。 连篇累页的新闻是特权人物的传声筒,而那些声音都是些没有营养的怪音,看了总是令人气愤和不安,武侠小说则是逃避现实的麻醉药。只有文艺的园圃里散发着纯真的生活气息。它是一条涓涓的流水,我们在里头涤荡却浑然不知。 梦平先生就坐在我的前面,我还保留着对他的仰慕,所以向来称他为“前辈”。梦平写小说很快,什么题材似乎都可以应付,手到擒来游刃有余,虽然不怎么在乎文字的雕琢。他谈到好友高秀的时候,说高秀的文笔非常好,在他之上。然后说,他写了大约200篇小说,当年在黄梨乡的10年最为多产。然而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有才华,而是由于勤劳。 严歌苓女士也说过同样的话,当时她在发表一场演讲。她说,写小说不是有没有才华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你付出多大努力。这是一项劳力密集的工作,作家是另一类工人,他们进行着脑力的劳动。 一只孜孜不倦的工蜂 马仑已达望九之年,显得有些疲惫。但是他不愿意呆在家中,老是要到处走动。我的两个写作的朋友黄贵文先生和宋铭先生都曾经载过他。有时候,他的儿子丘量栋先生把他载到聚会地点。 他说,有一次他的一个亲戚载他到吉隆坡,经过一个花园时,他想起,碧澄先生就住在那个花园,赶忙按照地址寻上门去,果然见到了碧澄。他们就这样成为好朋友了。前些年,碧澄来到新山,特别叫马仑安排一桌文友互相认识。他们的圈子以这样的方式不断扩大。 他讲话时声量很低,周遭稍微有点吵,就会被盖过。他又患有青光眼,给他的脑力劳动带来不小的困难。然而他在青光眼的蹂躏下,竟在疫情期间完成了一部关于这个瘟疫的长篇小说。 这许多年来他写了不少关于作家的事迹,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似乎使他更加看透人生。他很随意地谈论着文坛的几件趣事,估计我们认识哪些文友,就谈谁。 想起当年马华文史界有“三剑客”,就是方修、赵戎和马仑,后来黄梅雨也加入这个行列。姑且不论成绩如何,光是愿意下放文史界的烂摊子当苦役,就已经叫人肃然起敬了。如今只剩下马仑一人,可谓奇货可居。他可是一张蓝图画到底,紧握着马华文艺的旗帜,不曾做过逃兵。 马仑把一本新出版的《马仑序跋导言及其他》推到我面前。这么快!又出新书!我说,旋即看见封面内页他挥洒的签名,还是一贯的称我为“李开璇兄”。真不好意思,我小他十多岁,应该是“老弟”了。马仑自然不会在这里混淆,然而他温文儒雅的气质总是经常无缘无故外泄。写新诗的黄贵文先生也拿着一本,正在翻阅。 集子里有四十多篇文章,是他多年来给文友的新书写的序文、献辞或俳句。他在这些文章里畅谈他们交往的经过,给这些同道适当的鼓励和肯定。附上图片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字里行间也随处可见他对文艺的评论和观点。 曾经有人把这种现象评为文艺界的互相吹捧,责为不健康的风气。当然,过度的和不符合事实的褒扬可以被这样诟病,然而我们确实无需对这种现象过于呵责,实际上从这些所谓“吹捧”中写作人并无什么利益可图。马华文艺既得不到国家的认同,也缺乏系统性的支持,每个作家都是一根自生自灭的野草,彼此之间要是没有一点感情,不是这样互通声息,单有艺术的评论又有何用?这三尺文坛能够支撑到今天吗?写作人通常都很脆弱,没有几个生来就是百毒不侵的勇士。总觉得马仑先生在写作人之间的沟通串联,正是好比一只孜孜不倦的工蜂,呵护着它的巢。 马华作家在华文文艺界大抵都称不上“顶尖”。一来,这里不是中华文化的中心,而是边缘。边缘大抵不会被中心看重,更不会被选为标杆。我们的作家的确也只是做些传承的工作,扮演一个外国作家的角色。再多的“吹捧”,料想也不会改变这个认知。 对于“名声”我们无需过于追求也不宜完全漠视,至于自己为什么获得那样的名声,或者为何失去了,又或何以受损了,都应该给与认真的对待。自己心中有把尺,不是别人一句评语就可以左右的。 正因为平凡,我们这里的写作人没有顶尖作家那样的思想包袱,不怎么受“名誉”的影响,而是看破了天命似的写生活抛给他们的题材,按照自己的能力走自己的道路。“顶尖”需要“平凡”衬托,绿叶牡丹,相得益彰。而平凡作者的付出也是付出,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马仑。他所做的,何尝不是我们以前所做的那些事,几个文友经常互相联系的版本?只是,马仑把它变成了自己毕生的使命,而我们只当它为一种社交活动。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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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人物之中,有3个人的名字都叫“建成”。黄建成和林建成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其中结识黄建成又比林建成早许多年。他们现在都已经进入黄昏之年,却都能很潇洒地享受着璀璨的晚景。黄建成在诗坛和拳艺里驰骋,拿过生命学苑主办的“杰出乐龄人士奖”。林建成广交各路豪杰,古道热肠不减当年,不断有文集面世。 我去年在适耕庄的牢友生活营见到吴建成校长,他跟我那两个朋友同名,我们却缘悭一面不曾结识。然而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听到他的名字。那时,我离开太平营数年,在古玉梁先生的安排下,去了吉兰丹工作。到了那里,知道距离哥打巴鲁几十公里外,一个叫柯拉那(Kok Lanas)的乡下小镇,有间华文独立中学,叫做“中华独中”。 起初,听闻中华独中是间简陋、学生寥寥无几的学府,过了几年,有人发奋将它复办,做了不少改进,并且从老远的地方请来了一位校长,就是吴建成先生。学生人数多了起来,还有些来自外州,学校也给他们准备了宿舍。 在它复办之前,我曾经写了一系列文章,分析哥打巴鲁华文教育状况,还做了实地调查研究,却没有把这所远在市嚣之外的独中包括在内,只提到它有复办的必要。 某日,我在哥打巴鲁殷商蔡志成先生的办事处,见到一位身材魁伟的青年。他自我介绍,说是义利粮油公司的吴顺成先生。谈话间,他披露,中华独中的校长吴建成先生,是他的兄长。 又过了许多年,我陆陆续续读到各种吴建成的消息,知道吴建成曾经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离开扣留营后,他似乎不曾离开华文教育的事业,在独中、董总、林连玉基金会等机构,提供了漫长的服务。想到这里,不由得对他产生一份敬爱之情。 在新山大学城,某日,我又见到吴顺成先生。他原来也离开了吉兰丹,谈起那个地方,我们免不了要骂几句它的土地政策,并想到在马来乡民包围下的那间中华独中,不知道还有没有生存的空间? 咖啡店被打上种族和宗教标签 我又在一个讲座会听到一则消息,说每年华人新年期间,丹那美拉柯拉那中华独中校方都会沿门逐户拜访学校附近的马来村民,给他们派送礼物。因有这友善的传送,周遭的马来村民,对这所华校没有异议。大家相安无事,多年来一直如此。 然而最近,有位吉兰丹的老朋友忽然打电话给我,聊起八、九十年代那些风光的华裔商人,他一一举出名字和商号,说出他们令人扼腕的现状。许多陷入了困境,死的死了,倒闭的倒闭了。问其原因,原来在伊斯兰党执政下的这些年里,偏激的种族言论导致以前和华人来往密切、关系和谐的异族兄弟,如今纷纷架起了高墙,不再光顾华人的店面,切断了商业往来,连咖啡店都被打上种族和宗教的标签。一小撮华商,在失去了绝大多数人口的支持下,也就只有凋零一途。呜呼! 想到这些,觉得中华独中董事部和校方那个小小的动作,意义可真非同凡响。 上个月,我在我家附近的一位朋友家开会,有十多个人,也有华人和印裔,在一起讨论异族沟通的问题,目的是要建立和谐社会。几位妇女叙说她们如何突破宗教和习俗的藩篱,以各种形式的接触增进了社区的交融,令人动容,其中就提到利用节日的便利互相赠送礼物,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我在会上稍微提了一下中华独中的故事,因为我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故事,虽然我对它了解有限。 我不知道中华独中的社区访问,是否出自吴建成的主意,但我相信,他对这样的事会是热心的,因为投身华教的人士,给我多年留下的印象,都不是偏狭的人物。 在适耕庄最后的一天,早餐后,各营友合照留念。在一群“大学帮”知识分子当中,我瞥见一人戴近视眼镜、目光炯炯有神,透露出一股刚毅的神情——我在生活营的参加者当中,发现许多人的脸上,都有这种内敛的精神力量——想起吴顺成,觉得他们的脸型十分相似,便知是吴建成先生。 他前天(编按:2023年5月13日)去世了,令许多人感慨万千,我则有许多怀念。 所谓怀念,就是将美好的事物筛选出来,让它继续的发光发热。所以,也就有这篇拉杂的文章。
2年前
在公园的进口处,小郑遇到老郑。小郑说:“这么早就来了吗?” 老郑说,“很久没有来了,今天想到,就出来了。” 寒暄几句之后,小郑说:“烟戒了没?” “还没,”老郑说,摇摇头,给小郑看他口袋里的一包烟。 小郑沉吟片刻,说:“你对这个东西似乎一点办法也没有。” 老郑说:“都这样老了,还要那么辛苦干嘛?顺其自然好了。” 老郑并不太老,接近70,小郑也并不年轻,小他5岁,公园里的一帮朋友,为了鉴别这两个姓郑的,把比较矮小、样貌老成的那个叫老郑,高瘦黑发的一个叫小郑。 小郑喜欢下棋,老郑喜欢看棋,公园除了体力运动,还有脑力运动,这要归功于小郑。 有一次,小郑问太平老刘,“你喜欢下棋吗?” 太平老刘说,“喜欢,但是我棋艺太差,恐怕跟我下你没有乐趣。” 小郑说:“不要紧,大家玩玩而已。明天我带棋盘过来,你一定要来哦。” 于是接下来的傍晚,夕阳辉映下,雨树旁的石礅上,便有一群人展开厮杀。 有位老伯,公园的朋友们叫他“广西佬”的,每天都要负责载送孙子去补习,趁着一送一接的空档,也来这里聊天,偶尔加入战局。 棋局越来越热闹,不久,又多了两个光头佬和一个斯文的中年人,口头上互相礼让,杀起来却毫不手软,有时候还起小小的争执。偶尔,棋盘边站着一个友族小孩或成人,满心好奇地问长问短,才知道象棋也分中国和西洋。 老郑却是一如既往,从不下场,只在场边看,充当两边的军师。 疫情过后,这个景象不再出现了。广西佬肝癌去世了,太平老刘怕死怕得要命,担心公园人多被传染,再也不敢出来。 小郑也不再把棋盘带来公园,但是这里他还是每天报到。大多数时候,独自一个人绕着公园的慢跑道疾走。老郑却是偶尔才出现。 最近一个礼拜,每逢下午都下雨。这天,好不容易出现亮丽的阳光,雨树的影子投在他们以前下棋的石礅上,小郑的心情也特别愉快。 “你知道尼古丁是什么东西吗?”慢跑遇上,小郑问旁边的老郑。 “你也拿这个东西来吓我吗?”老郑说:“我老早就跟它同化了!如果你要我把肺里的尼古丁全部吐出来,我恐怕马上就要躺下,去见广西佬了。” “哪里听来的怪论?”小郑说。两个人于是针锋相对地谈了各自对尼古丁的意见,小郑觉得无味,把话题一转,说:“你家里的人不在乎吸你的二手烟吗?” 老郑说:“怎会不在乎?我老伴直接跟人家说,家里有个烟鬼,所以屋子里没有一刻不乌烟瘴气。我女儿说我不尊重她的人权,妨碍她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我的小儿子十几岁人,也跟着大人们唱我不长进,不能够以身作则。他懂得什么以身作则?我在家里是废人一个,讲什么都没有人听,整天中刀中枪,遍体鳞伤。” 小郑说,“你把烟戒了,他们就没有借口了。我还担心你患病,癌症是很痛苦的。所以问你知道不知道尼古丁。哎,可怜的广西佬,他从来不告诉我们他有癌症。” 头上树叶间的乌鸦忽然鼓噪起来,一只狗,衔着一把乌鸦的黑羽毛,相信是从地上一只死乌鸦那里找到的,却激怒了这批公园的常客,呼叫着纠众对它发动攻势,有几只飞下来攻击它。草地上空则发生了一场暴动,舞动着无数黑色的影子。那狗却很刁钻地在草地上跑圈圈,引起乌鸦们的暴怒之后,突然往店屋的方向跑去。乌鸦们追了一阵,在公路旁的大沟渠边散开。 “走快点,”小郑说:“你肺里的烟就会随着空气吐出来。” 老郑说:“我追不上你,慢点。我有话要跟你说。” 小郑放慢脚步,“气喘了?” 老郑说:“不。我跟你说,抽烟自然是不好,我同意。但是,看手机就很好吗?我抽烟,好像你说的,不要给人家吸你的二手烟,通常跑去屋外,除非下大雨。抽一支烟也只是一下子工夫,然而他们看手机,早上看,下午看,晚上看,死死的粘住它不放,把看手机当作做工,不是比我吸烟更严重吗?我不明白,看手机有这么重要吗?我们以前看戏,一个礼拜看一次,已经很多了,不过是娱乐罢了,就是休息嘛!其他的时间,就要干活。他们却是颠倒过来,做一点点工,然后迫不急待,看一整天手机,那里什么故事都有,一个接一个,永远看不完。老婆儿女,不像我们父母从前,一有空就坐下来跟你聊天,谈心。一个个成为低头族,看了一肚子火,又不敢骂他们。忍不住气,就抽烟,所以停不了。也不能停,一停下来我就崩溃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小郑说:“明白,这叫作‘瘾’。手机瘾,烟瘾,都是瘾。” 老郑说:“你跟他讲话,他头也不抬,死死的看着手机,每个都是这样,我也懒得理他们。吃饭的时候,一个看手机,一个看电脑。笔记本的那种,放在菜肴的前面。手机则用个两个纸盒叠高,比眼睛的高度低一点,饭桌上永远留着这个东西,不准人家动的。最年轻的那个,低着头打games,也不开饭,不抹桌子,等你伺候。你把碗筷拿到他面前,他还不看你一眼。我家的家教就是这样,不妨坦白跟你说。但是我能够做什么?然后,饭桌上全是手机,听到的也都是手机的声音,一刻都不能停,我是坚拒吃饭时不看手机的,结果就只有你一个人静静的吃。一吃完我只想快快离开饭桌。你问我为什么这么早来,就是这个原因。” 小郑说:“真是辛苦你了,不要想太多哦。” “晚餐过后,”老郑继续说:“每个人进去自己的房间,继续看到三更半夜。第二天除非有工作,否则10点11点不会起床,你还想他们来公园运动晒太阳?休想。所以你看到我来公园,总是一个人。只有我这种吸烟的人才来这里,走走,看看天,吹吹风,日子勉强还过得下去。” “小心!青苔。” 慢跑道上到处是水迹,小郑指着一处青色的苔痕,提醒沉入谈话中的老郑。 他们以前下棋的石礅上,坐着五个汉子,皮肤黝黑,蓄着胡子,看来年轻有为。每个的手里,都拿着一个铝罐或一个玻璃瓶,不时凑到唇边,深深地灌一口。然后叽里咕噜地不知道谈些什么,总是比手划脚没完没了的样子。 两人走了五圈,这群人还是纹丝不动地在那里,地上散着一批空瓶空罐。他们的电单车停在慢跑道上,占去一半的路面。按照公园的规矩,电单车是不许驶进来的,喝酒和乱丢垃圾也是违法的,看来他们喜欢干违法的事,享受违法的刺激,其他人似乎都了解这一点,所以不会有人上去给他们规劝。 小郑说:“这叫酒瘾。” “我最讨厌这种人了,他们以为公园是他家的后院,说不定还会大打出手,留下满地的玻璃碎片。” 小郑说:“不要看他们,以免他们说你挑衅他,惹你的麻烦。” 他们默默又走了一段,小郑忽然觉得,身边这个矮个子老人蛮善良的,不知不觉,也就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我呢,来这里,以前是为了下棋,现在放弃这个嗜好了。下棋也是一种瘾,现在已经很方便,只要下载一个软件,随时随地,都可以下了,永远不怕没有对手。但是我觉得下棋很浪费时间和精神,只是自己爽,对社会没有多大益处。” “你还有做外汇吗?” “有,做一点点,找点零钱,主要的工作,换成了写作了。我来这里,要找灵感。” “这个我就不会了。”老郑说:“我只喜欢看国际新闻。” “当我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来这里走走,流点汗。流了汗灵感就来了,回到家里就知道要写什么,什么地方写错了。” “看你走棋我就知道,你很有创意。” “有时候,你见我匆匆忙忙离开公园,不是不想跟你们谈话,而是想到了要写的东西,怕讲话太多忘记了,赶回去把它写下来。” “想不到你几十岁人,还当真这么投入。” “这是另一种瘾,”小郑说:“我要尽量让自己上瘾,越沉迷越好,因为这是有益处的瘾,既可以让自己头脑灵活,也对社会有好处。” 老郑说:“你把一种嗜好换成另一种嗜好,我没有这样的功力。” “这样才活得痛快。”小郑说:“昨天,下着毛毛雨,公园里没有人,我还是过来。我起初以为,最多走两圈就必须回去,不料走着走着,竟走了十圈,达到我的目标了。雨一直细细毛毛,空气像水一样凉快,整个肺部都凉透了,真是莫大的享受。如果你来,肺里的烟全部都会吐出来。” 他继续说:“雨中行是什么回事?告诉你,就是没有烟臭味,没有电单车,没有酒鬼,没有喷气筒吹干树叶,连乌鸦的吵闹都没有,只有水从树叶间滴到头上,脸上,头顶好像有人轻轻敲打的样子,这叫‘醍醐灌顶’,要给你带灵感来了。” “这些,吸烟的人哪里会懂得?”老郑自嘲说:“我们就懂得下雨天睡觉,哪里会想到公园?下一次如果我来,会带一把雨伞。” “我们一起来雨中行,鞋子湿了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要的是灵感。” 这时,又来到进口处,老郑先自告辞了。 相关文章: 李开璇/营里营外 李开璇/马华文学的去政治化现象
2年前
走路的时候,有什么事需要注意吗?如何才能走出健康和快乐? 某日早晨,我如常到离家不远的公园走一回慢跑道,见许多熟悉的面孔和不曾留意的陌生人也在慢跑道上各有模样,有些一面走一面看手机,有些三三两两一面聊天,有些满脸愁容,也有的轻松愉快,觉得这个简单的动作颇值思量,于是给自己抛出上述的疑问。 如果步行是一个获取健康和快乐的手段,那么,随随便便的心态肯定是不行的。需要遵守某些原则,才能达到目的。而原则设定又好像把“走路”也变成一项“工作”了,其实这是误解。 走路需讲求原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给自己定下某些约束,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分清楚。这里指的是意志力要关注哪些思想,又要放弃哪些情绪。一切都在心里进行,外表上,他沉默不爱多管闲事。 对于崇尚自由的人,要他们在走路时也约束自己,料想不容易接受。然而火车因为轨道的约束而能够远行,风筝因为线的约束而能高飞,步行也需原则约束,才能走出健康和快乐。 尽管走路多年,我对走路依然掉以轻心,时而也会注意肤浅的感觉,没有刻意体会深层的变化。当注意力不在感觉上,必然在思绪上。各种工作的、人事的、现实的分析和考虑便纷至沓来,走路也只是工作的延伸,烦恼的延续,椅子上想不通的问题,要在慢跑道上找到答案。结果人到了公园,感觉却留在家里、办事处内。意志松懈,被思想绑架。心湖荡漾,浪潮般起落不息。然而思维的浮动不过是思想海洋上的一朵浪花,没有具体的意义。 神经这样被理性消耗着,得不到休息,精神也处于紧张状态,这跟我们拜访公园,眷顾慢跑道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至于意志在感性事物还是在理性分析,完全是习惯所使然。一个选择重复多次,就成为习惯。这两种习惯差别仅在一念之间,然而所产生的效果却有天壤之别。 我们对理性状态已经很熟悉,正是应该加强感性认知的时候。每次公园步行,做一点儿努力,可以帮助我们轻松达到目的。 关注感觉的关键在于“坚守”。让舒爽、轻松、愉悦的感觉不断深化,洋溢,陪伴着你度过整个行程,才是培养感觉的真正含义,也是公园赋予每个人的无价的礼物。只需一个决心,就能进入状态,然而要做到持久,往往不是一次尝试就能成功的。要不断将思想从歧路上拉回来,不许安详、疗愈的感觉不告而别,方为良策。一种若即若离、似有似无、“丝丝入扣”的心态才是最妙的,也是成功的要素。 人与大地同频 我们通常从注意自己的脚和呼吸开始。脚板和地面接触的感觉,可以轻松也可以沉重。注意轻松忘掉沉重,是做得到的。常有朋友说他们筋骨不灵活了,走路已成一件苦差。这个说法似有问题,因为筋骨不灵活往往不是因为受伤,只是呆久了僵硬了,走起路来特别疼痛。有些放弃了锻炼,渐渐成为久坐不动的一群,真是失策。 我也有筋骨僵硬的时候,我发觉,只需对“不舒适”不予理会,集中注意力在拉伸时的舒服感,僵硬感就会渐渐消失。最后的胜利——那种完全轻松、舒爽的感觉——必将属于你。 为了加强对感觉的注意,我又发觉疾步比漫不经心地踱步要好得多。疾步而行使我们产生灵活、轻松、活泼、迈向目的的感觉,仿佛自己在健康的原点上。即使情绪低落,来到公园就要快活,故意作出快活的模样也无妨。这样,不知不觉间你真的就快乐起来了。 然而疾步也需在不喘气的基础上,呼吸还是自然顺畅的,不要气喘吁吁地把自己搞到疲惫不堪。疾步时呼吸的感觉更明显,向凉风呼出热气,一股凉意随即沁入胸肺,乃步行最大的享受。 感觉也可以随着呼吸深入胸腔、丹田和四肢百骸。虽然肉眼看不到,内眼却可以“感受”到内在世界的种种。气机的升降,最容易捉住我们内眼的注意力了。它是那么的明显,而且有规律地发生着,于是可以持久地将感觉守住。古人对此体会深刻,《黄帝内经》就有“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之句,后来发展为一门学问,叫作“气功”。走路时意守感觉,神不离形,严格来说,也是在进行气功锻炼。 这种带着期待的行走,使人喜欢运动,使人对自己善良。而那些不愿约束思维,东张西望、若有所思的人,既无目的也无期待,很快就陷入索然无味的窘态,总想快快离去。 不要责怪懒惰走路的人,要提醒他们有这么一套易学难精的走路哲学。 除了自己的躯体,感觉的触须还可以飞入“灵性的世界”。有些人走路时念出一篇祷文或一串咒语,觉得自己在天地之间,得到有情大地和慈爱上天的眷顾,内心充满着感激。这时,平视比老是看着自己的脚板,更能体会这种“天地恢宏,我在其中”的体悟。大自然不仅是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和蓝天白云,还真的跟自己混为一体了。眼睛充满了色彩,耳鼓充满了天籁,骨头支撑着一个小小宇宙,一个巨大的意愿,孕育着眼前这个不可思议的大自然和人文大地。 这种高超的感知使心灵与躯体、精神与物质达致和谐,人与大地在一个同样的频率上。如此善境,除了意志力,还需使用一点儿想像,绝非漫不经心可以臻至。你会因而意识到各种微小的不同,发现天天经过的路径其实日新月异,景致时时有别。这样一想,感觉也就容易深入时间的内部,给平面的表象添加一层历史的厚度。 称这种步行为“漫步”尚且不足,实际上是用心地经营走路,还原步行的本性,是真正的行走。或说,一种“无为”的“步法”。于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没有看见花,却闻到花香。
2年前
2年前
今天是本年最后一天,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只有商人才会觉得这个时间点与众不同,共同营造一种佳节的气氛多卖一轮,获取实际的利益。退休人士如我,只想到去印度店买一份报纸,寻找“一年的回顾”之类的文章,更新对这年头的感觉。报纸拿在手里,还是跟往常一样的单薄,就知道不会有,年尾评论文章已经不是赶时兴的产品。 把报纸扔到车里,来到公园,开始绕着我们的杨柳小湖走我十圈的第一圈。老黄光着脖子在草地上晒太阳,这时正走到树阴下纳凉。我走过去跟他寒暄。他说:“时间过得真快,又一年了,身体更加不济了,腿越来越乏力了,左手指尖开始麻痹,握手机太多的缘故。啊!时间过得真快,又长一岁了。” 真是废话,时间当然是过得“真快”,谁个还要你说吗?小孩都会这样说,你活了一把年纪,就只懂得这样表述吗?我们在河流中央,看着流水,感觉它流动得很快。生命在时间的河流中间,也是这么回事。这表述未免太空洞了,可以讲一点精彩的东西吗?我说。“譬如,如何活在当下?这一年养成了哪些好习惯? 去年年关,他也说“时间过得真快”。要到什么时候才不说呢?也许,等到他离开了时间的河流,去到一个没有时间的地方,他会明白这样唠叨多么无聊。眼前,他对时间这个魔头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或许可以说,尚未觉悟。 人生是一篇文章——这个譬喻应该是恰当的——而他那句,无疑是一个败笔。 我们聊了几句,我就走开了,留意着自己的脚步。年尾的风很有性格,真有“拂柳飘绵”的味道,垂柳后面的湖面移动着波纹,一只小乌龟不慌不忙游到岸边,在研究那个地上是不是它的归宿。 把“无为”的精神继续延伸 我不但留意自己的脚步,还背诵一篇巴哈欧拉的长篇祷文。一句一句,用静音的模式念出来。一边提醒自己,不要理会周遭的杂音,也拒绝被内心的杂音干扰。那是现代版的《道德经》。两千多年的时间无法将它磨损,那个无坚不摧的“毁灭者”对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来到这年代也就有了它的续篇,从这里把“无为”的精神继续延伸。 念完长篇祷文,我觉得应该温习一下正在阅读的一篇小说,黑人作家詹姆斯·阿瑟·鲍德温的〈今天早晨,今天晚上,真快〉,就集中精神回顾一下我读过的内容,寻找作者如何通过一次离开巴黎去美国的经历,对白人种族歧视者表达他的态度。从而想到,我们也是在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度,是否也可以采用相同的手段,让那些洋洋得意的种族主义者感到不自在?但是我尚不明白,他为什么用上一个那么奇怪、跟时间有关的题目。 在湖边行步的确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时间里得到充实。朱自清的活在当下似乎要消极些,但是美得迷人。我们在中学的时候读他的〈匆匆〉,这一趟来到公园,甩开了老王,吹着岁末的凉风,便又忽然想起那篇文章: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倾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步啊,轻轻悄悄地挪动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又算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朱自清要讲的也是那句话:“时间过得真快”。但是他的手法比老黄高明多了,境界也很不同。能够这样表达的人算是稀罕了,〈匆匆〉也就成为名著,很有效地挡拒着时间的酸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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