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昌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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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昌.税改优先顺序的抉择

从短期看，扩大SST税基有助于改善财政状况，并在国际市场中提升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的信心。然而，从长远来看，此举可能加剧通胀，进一步推高生活成本，削弱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4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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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昌.“24小时保障计划”：革新社会保险还是财务新挑战？

尽管将社险扩大至24小时保障的提议能够提升覆盖范围和保障力度，但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成本增加。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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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昌|特朗普第二任期：提高关税与美国优先战略

短期内加征关税会加剧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因此他不太可能同时对全球所有国家提高关税。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更可能是通过此举震慑其他国家，迫使它们主动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选举结果尘埃落定，特朗普成功当选下一任总统，并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不仅赢得总统选举，还掌握了参众两院的控制权。这意味着，美国及全球将面临一个缺乏制衡的极权白宫，除非共和党内部出现分裂，否则特朗普的政策将在两院的支持下顺利推进。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和市场纷纷猜测，特朗普将如何在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后影响世界经济。尤其是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提出了多项可能实施的政策，其中提高进口税的计划尤为引人关注。那么，特朗普是否会兑现承诺，将竞选时的政策如提高关税付诸实践呢？首先，特朗普在第一任总统任期内，实施了多项具有争议性的贸易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通过提高关税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一政策不仅是他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而提出的经济策略，也是他推动美国再工业化的核心举措之一。通过加征关税，特朗普试图迫使美国企业将生产线从低成本国家转回美国，从而振兴美国本土制造业，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增加就业机会。这种政策还与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战略紧密相连，旨在推动美国经济回归制造业基础，而不是依赖服务业和金融业等。当然，美国再工业化的初衷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初期，高度依赖外资流入和技术转移的工业模式，而是工业改革4.0的体现，以先进生产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科技自动生产为主的工业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可以说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将提高关税的做法将很大几率在第二任期内施行。在美国实现再工业化和美国优先的前提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提高关税的策略，将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崛起。这一策略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增加关税压力，迫使美国企业将生产线从海外迁回美国，同时也迫使其他国家重新与美国进行谈判，解决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竞选期间，特朗普一再强调他不仅计划将中国的进口关税提高至超过60%，墨西哥关税提高至超过100%，还将对其他国家的进口关税提升至10%。其背后的逻辑，是通过这种方式为筹码，以游说不同国家购买更多美国商品，以避免遭受高额的关税处罚。然而，特朗普的这一关税政策可能不会一刀切地对所有国家同一时间实施10%的关税，因为这种做法可能会给美国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大规模提高关税，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无疑会增加，进而影响美国经济的整体稳定。因此，更有可能的做法是，特朗普会优先对那些与美国有严重贸易逆差的国家采取关税措施，以此作为一种威慑手段，促使这些国家回到谈判桌上。那么，哪些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存在严重逆差呢？2022年的数据显示，美国主要的十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包括中国、墨西哥、越南、加拿大、德国、日本、爱尔兰、台湾、韩国和泰国。美国与马来西亚的贸易逆差在2022年为370亿美元，排名第13。因此，贸易逆差最严重的中国和墨西哥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提高关税的重点对象，而其他国家则可能面临10%的威慑性关税，以迫使它们增加进口美国商品。从马来西亚的贸易逆差情况来看，它并不是美国主要的目标，短期内若马来西亚政府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应不会成为10%关税的直接对象。然而，考虑到中国和美国分别是马来西亚的第一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若被美国加征关税无疑将对马来西亚经济产生间接影响。此外，若马来西亚不幸被列入加征关税的名单，除了出口表现将受到影响，外资流入也可能受到冲击。外资通常会避开那些受到美国高关税影响的国家，以确保其生产的商品在全球市场上具备价格竞争力。因此，马来西亚政府应积极与美国进行谈判，尽可能避免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以减轻可能带来的经济压力。总体来说，从美国的利益出发，特朗普虽然在意图上倾向于提高对世界各国的关税，但实际上，短期内加征关税会加剧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因此他不太可能同时对全球所有国家提高关税。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更可能是通过此举震慑其他国家，迫使它们主动与美国进行谈判。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民主党此次败选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国内的高通胀问题。尽管根据美国宪法，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将是最后一任，但为了确保共和党在下一届能够继续执政，特朗普不会轻易采取极端的加税措施，以免重蹈高通胀的覆辙，为未来大选埋下隐患。当然，考虑到特朗普擅长运用不确定性策略，未来在经济与贸易政策方面仍充满变数。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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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昌|针对性补贴政策的实施挑战

政府亟需重新审视并改进这些政策，以更加简化的方式向低收入群体提供津贴，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在施行针对性教育补贴政策时也应谨慎，以避免这一政策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最近公布的2025年财政预算案突出了政府的开源节流策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税务措施，包括富人股息税、含糖饮料税的提高，以及销售与服务税基的扩大。同时，预算案显著削减了高收入群体，特别是T15群体的补贴。这些措施表明，政府正通过征收富人税和削减高收入者补贴，重新分配资源，以更好地惠及低收入群体。本次预算案的一个重要亮点是针对性补贴政策的扩展，除了燃油补贴外，还将涵盖医疗和教育领域。尽管政府近期表示将检讨和重新定义T15群体，但针对性补贴政策的确立显示政府的坚定决心。因此，针对性补贴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接下来，我们将讨论针对性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影响，包括筛选过程、补贴发放方式以及这些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从整体来看，针对性补贴政策在理论上是一个良好的政策，旨在强调社会正义，确保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而不是高收入者，从而实现更公平的国家资源分配。然而，实施针对性政策犹如进行精确的外科手术，其首要条件是能够准确区分不同收入群体。这一精准区分依赖于完善的信息系统支持，只有充分的数据和信息，才能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当然，政府也是意识到这一点的。因此政府也不断的尝试通过主要数据库（PADU)和近期推迟的国家数字身分（Mydigital ID）等措施来改善信息收集。这些系统的最终目标是获取更全面的国民数字数据，以便更有效地执行针对性政策。尽管这些系统有助于提升信息的准确性，但也引发了对政府集权过度的担忧。因此，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然而，PADU系统未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注册配合，导致政府不得不为未注册的国民自动登记基本信息。这一做法使得国家数字身分的实施实际上成为PADU系统的延伸。然而，如果未能更新国民的个人信息，政府将依赖过时的数据，而这些数据中大部分都不准确，无法准确反映个人的实际收入情况。这将导致即将实施的针对性政策延续了之前不公平的补贴做法。此外，不同州和城市的生活成本差异巨大，因此用单一的收入标准来划分收入群体是不公平的。然而，考虑不同城市和州的生活成本等因素来区分实际收入群体，虽然是必要的，但在大数据完善之前，这一过程必然耗时费力且成本高昂。这正是实施针对性政策在筛选对象时面临的挑战。在补贴发放机制方面，政府目前的针对性补贴主要通过津贴汽油价格的方式，确保符合资格的群体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加油，而不符合资格的则按浮动市场价格购油。这种机制导致市场上将出现两种不同的汽油价格。尽管柴油的补贴政策同样采用津贴价和市场价的区分，但由于使用柴油的群体相对有限，主要是企业用户，因此影响较小。相比之下，汽油用户范围更广，两个不同价格的汽油将对市场产生更大影响。这种双价机制将要求加油站建立核实资料的机制，结果可能导致运营成本上升，核实身份过程耗时，进而加剧油站拥挤，提高汽油交易成本。对此，我认为最有效的补贴发放方式是向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现金补贴。这一做法与前朝政府在2014年取消汽油补贴后采用的方法相似，即根据国际油价每周浮动调整市场汽油价格，并通过每年发放现金补贴的方式，帮助低收入群体应对因汽油价格波动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现金补贴的优势在于实施成本低，无需企业建立额外机制来区分符合或不符合资格的群体，减少了加油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也能有效避免津贴被符合资格者转让的情况。虽然针对性补贴政策旨在维护社会正义，但它也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和分化不同阶层。几乎所有的针对性政策都存在一定的歧视性。例如，针对性燃油补贴制度的实施将导致市场上出现两种不同的价格，这必然引发未接受津贴的群体对受益者不满。更甚的是，政府即将推出的针对性教育补贴政策。根据财案，高收入群体将不再获得教育补贴，而需支付更高的学费。尽管当前高收入群体的界定尚不明确，但如果这一群体包括中上收入者，那么针对性教育补贴政策可能弊大于利。需要注意的是，中上或高收入群体通常由专业人士或社会精英构成。如果他们的家庭失去教育补贴，他们可能会选择私立高等院校或海外留学，这将使公立院校的资源集中在中低收入阶层的学生身上，进而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此外，大学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场所，也是学生建立人际网络的重要平台。如果国立院校被单一社会阶层所占据，学生将失去与其他阶层接触的机会，难以拓宽思想和价值观，从而陷入无法突破社会阶层的困境。综上所述，尽管针对性补贴政策的目标是通过资源重新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但其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挑战。首先，信息系统的不完善和数据不足使得对收入群体的准确筛选变得极为困难，可能导致高收入者获得不当津贴，而低收入者则遭到忽视。其次，现行的补贴发放机制，如双价汽油政策，增加了市场操作的复杂性和交易成本，不仅加剧了受益者与非受益者之间的矛盾，也给加油站的运营带来了负担。此外，针对性教育补贴的实施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高收入家庭的教育资源流失可能导致国立院校的单一化，削弱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个体的发展，也可能对社会的和谐造成长期负面影响。因此，政府亟需重新审视并改进这些政策，以更加简化的方式向低收入群体提供津贴，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在施行针对性教育补贴政策时也应谨慎，以避免这一政策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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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昌|财政预算案应加强政策完整性

未来的财政预算案应加强政策的完整性，确保信息透明，增强市场信心，以促进更稳定的经济发展。 2025年财政预算案的总开支达到4210亿令吉，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政府运营开支为3350亿令吉，占总开支的79.6%，而发展开支则为860亿令吉，占20.4%。此次预算案凸显了政府在减少财政赤字方面的决心，主要目标是增加财政收入。然而，从整体来看，这份预算案延续了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运营开支仍占大多数，并且呈上升趋势。2024年的预算案中，运营开支占77.1%，而2025年则上升至79.6%。此外，政府在扩大财政收入方面显得犹豫。在重新实施消费税、提升或扩展现有税务，以及实施新税制这三者中，政府选择了后两者，但这并未能显著提高税收，反而可能给国家经济带来其他隐忧。因此，我将重点分析财案中的四大看点：燃油补贴问题、销售税基的扩大、非公民员工缴纳公积金的规定，以及预算中提到的制度改革，以探讨其利弊。燃油津贴问题在这次财案中，最受关注的就是针对性汽油补贴的落实。预计该补贴将在2025年中实施，与之前针对性燃油补贴不同的是，它主要针对特定人群。即将实施的针对性汽油补贴将继续惠及85%的国内居民，但会取消对最高15%收入群体的补贴。尽管具体实施方案尚未明确，其中一个建议是以身份证作为识别标准。然而，这是否可行？过去的经验表明，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常常忽视其可行性、完整性和实施成本。这种忽视可能导致政策无法有效落实，进而未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以针对性补贴制度为例，该制度如同一场外科手术，志在精确地向特定群体提供支持，确保补贴能够真正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无意中惠及高收入群体。尽管针对性补贴的理念表面上看似简单且富有社会正义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如何准确识别和界定“有需要”的群体是一大难题。如果定义不清，补贴可能会流向错误的对象，造成资源浪费。例如，城市与郊区之间的收入差异受到生活成本影响，导致其实际收入存在显著差异。以15%的国民收入作为政策分界线，可能会忽视这一关键因素，进而影响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此外，实施过程中需要有效的监督机制，以确保补贴真正用于改善受助者的生活，避免滥用或误用的情况。同时，若要落实区分性政策，必然需要相应的区分机制。这意味着加油站需要具备识别群体的工具。如果以身份证作为识别标准，加油站必须配备阅读身份证的设备，并拥有访问国家数据库的权限，这将引发个人数据泄露的风险。区分过程也可能导致加油站拥挤，无形中增加了消费者与商家的时间与营运成本。扩大销售税基在这次财案中，提到的税率和税务变化包括：含糖饮料税将从每公升50仙提高至90仙，销售税的范围将扩大至非必需品，涵盖进口的高端食材，并且还将实施富人股息税。许多人误以为销售税的扩展仅限于三文鱼和牛油果，这显然是一个误解。实际上，更多的非必需品将被纳入征税范围。传统上，必需品主要是指基本食物，而大多数食品都享有免税待遇。如果仅凭商品价格来判定是否为非必需品，这也显得不够准确。举例来说，三文鱼作为omega-3脂肪酸的最佳来源之一，对于人体健康至关重要。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这种脂肪酸，必须通过食物获取。若这些优质的进口食材被征税，必然会导致消费者面临更高的支出，这将影响到公众的营养与健康。因此，政府在扩展销售税基时，必须谨慎考虑如何界定商品的必需性，以免加重国民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在面对健康和营养需求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合理的税制应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与财政收入之间找到平衡。非公民缴纳公积金这次财案也提到将强制所有非公民员工缴纳公积金。但是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公积金的初衷是为了确保国人在退休后获得经济保障，而缴纳的工资部分则用于退休金储蓄。非公民员工在马来西亚工作通常是短期的，他们的目标往往是赚够钱后回国安享晚年。这与上世纪90年代许多马来西亚公民前往海外工作的情况类似，他们也不会长时间滞留在国外。然而，强制非公民员工缴纳公积金实际上是在变相征收非直接税。如果非公民员工的缴纳制度与公民员工一致，他们将必须等到退休年龄55岁才能领取公积金，这对他们来说相当于一种隐形税收，这将不利于吸引未来的外劳来马工作。此外，雇主也需为非公民员工支付12%的公积金，加上最低工资即将从1500令吉提高至1700令吉，雇主在公积金上的负担将进一步加重。以1700令吉的最低薪资为例，结合雇主需要缴纳的公积金，实际的薪资涨幅将不仅仅是200令吉，而是200令吉加上204令吉（1700×0.12），合计达到404令吉，这将显著提高企业的运营成本。制度改革财政预算案主要阐述政府在未来一年内的财务计划，包括收入来源和支出状况，同时设定财政赤字目标，以便市场了解政府的开支规划。然而，2025年财政预算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非财政预算内容的关注。这一年度的预算案不仅解析了政府的财务开销，还引入了包括即将发售的10万令吉以下电子车在内的第二国产车计划，以及可能实施的居家服务和网络安全法案等制度改革。这些新增内容虽然显示政府在多方面发展的意图，却也使得2025年财政预算案的核心焦点变得模糊。市场参与者可能会对此感到困惑，因为预算案的传统解读被这些与财务直接无关的政策议题所稀释。这种趋势表明，政府不仅关注财政的可持续性，同时也在努力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创新。因此，未来的预算案需要在明确财政目标与推动改革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以增强市场的信心和透明度。综上所述，2025年财政预算案在总开支和运营开支上创下历史新高。虽然整体财案设计显示政府在裁减财政赤字方面的努力，但运营开支占比的上升和在扩大财政收入方面的犹豫，表明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通过对政策的利弊进行分析，我认为此次财案在完整性上有所欠缺。过多对制度改革的宣传可能导致市场对政策的解读模糊，因而产生不确定性。有效的政策不仅需要明确的财政目标，更需要详细和可行的实施方案，以确保各项措施能够切实落实并产生预期效果。因此，未来的财政预算案应加强政策的完整性，确保信息透明，增强市场信心，以促进更稳定的经济发展。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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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昌|马币升贬之谜：市场动态与经济前景

为了维护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国家银行应当采取更加稳妥的措施，无论是在面对升值还是贬值的压力时，都要有序地调整马币，使其回归市场合理价位，而不是任由其随意波动。近期，马币的走势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从上周的表现来看，马币被誉为本区域乃至全球表现最好的货币，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4令吉的水平。惠誉（Fitch）旗下智库BMI甚至预测，考虑到美联储在未来几个月可能继续降息，导致利差收窄，令吉在明年可能上涨至1美元兑3.55令吉的水平。然而，近几日马币却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汇率跌破1美元兑4.20令吉，且显示持续下跌的趋势。这种过山车式的波动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甚至担忧，都担心马币是否会持续贬值。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马币的剧烈波动？这种波动又将对我国经济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首先，众所周知的是，美联储已在上月18日宣布降息50个基点，把联邦基金利率降至4.75%-5%。这一降息动作触发了美国降息周期，市场预期美国会持续降息至3%水平，届时将收窄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差距，导致资金从新布局，流入新兴市场。这使长期被低估的马币成为市场投机热选，再加上近期大马吹起数据中心潮，经济数据强劲等利好消息，助长了马币的涨势。马币也一度涨至1美元兑4.05令吉水平，上探破4令吉。然而，近几天的马币回落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币的升值导致大马人倾向于出国旅游，从而引发马币贬值。我对此并不认同。尽管大马人到泰国等国旅游，确实会通过外币兑换增加马币输出，从而对马币造成贬值压力，但这种压力远不及外资流入或流出对马币走势的影响。因此，最近马币的回落主要是由于外资的大规模流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数据显示，外资已经连续10个交易日撤出马股。上周五，外资净卖3亿2200万令吉的股票，创下自8月5日以来的最高单日净卖额纪录。这一外资撤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于9月30日表示，近期的降息并不意味着未来将继续这一政策。他指出，美国整体经济依然强劲，通胀情况也在控制之中。这使得市场对美联储未来降息的预期发生了变化，认为降息速度可能会比预期慢，从而引发资金流向的重新调整。第二，中东局势的变化也对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及伊朗发射导弹袭击以色列，使得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全球资金趋向避险，纷纷撤出资本市场，转投避险资产。同时，有传闻称以色列可能会采取行动攻击伊朗的炼油设施，这引发了市场对原油供应受影响的担忧，进而推动原油价格上涨。这一系列事件可能导致美国面临新一轮的通胀压力，迫使美联储放缓降息步伐，甚至可能转向鹰派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胀。这些都是导致马币近期升势受阻，转向贬值的主要原因。马币近期的波动对大马经济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无论是马币升值还是贬值，其幅度都不应过于剧烈。马币的升值虽然能够降低进口成本，惠及本地消费者和进口商，但也会对大马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反之，马币贬值则会提高进口价格，虽然这可能对出口有利，但却会加重本地消费者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如果马币的波动幅度过大，将会对贸易活动造成障碍。货币汇率的不稳定使得商家在确定交易时间时面临困难，若马币突然大幅升值，可能导致外国进口商对交易持观望态度；如果马币迅速贬值，本地进口商将面临重大损失。因此，国家货币的波动应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以促进稳定的贸易环境。自今年7月以来，马币的波动尤为显著，从约4.70兑1美元猛升至9月份的高点4.05兑1美元，尽管这一涨幅使得马币被誉为全球表现最优秀的货币之一，但同时也反映其内在的不稳定性。为了维护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国家银行应当采取更加稳妥的措施，无论是在面对升值还是贬值的压力时，都要有序地调整马币，使其回归市场合理价位，而不是任由其随意波动。这样的策略不仅能有效稳定市场预期，还能为各类经济主体提供更为可靠的决策基础，促进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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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昌 | 美国降息与经济走向：衰退还是调整？

关于美国降息对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早在美联储暗示将在9月份降息时，全球资本就开始预期美元将贬值，纷纷流出美国转向世界其他地区，马来西亚受益明显。最近，美联储长时间的降息预期终于得到了实质性行动。9月18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从5.25%-5.5%下调至4.75%-5%，降幅为0.5%。这是美联储四年来首次降息，标志着美国正式进入降息周期。此次降息幅度超过了市场此前预测的0.25%，引发了对美国经济是否已陷入衰退的疑问，是否因此促使美联储采取更为激进的降息措施。那么美国经济是否已陷入衰退？降息周期的长期利率定位又将如何？美国的降息将对我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将对此一一探讨以上问题。首先，此次利率调整主要是美联储对美国当前经济环境的反应。美国的通胀率已成功降至3%以下，而失业率也随利率高企的影响下逐步上升，导致美联储需重新评估其货币政策，以避免经济硬着陆。根据最新的数据，美国在2024年8月的通胀率由7月的2.9%进一步降至2.5%，已逐步接近美联储的2%通胀目标。然而，虽然美国的通胀率已有所改善，但长期以高利率打压经济需求的抗通胀政策已导致美国失业率从历史低点反弹。自2024年5月以来，美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以上，8月的数据录得4.2%。尽管比7月的4.3%略有下降，但仍高于4%。这种通胀受控和失业率上升的双重背景下，促使美联储决定降息。尽管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会在9月降息，但此次的降幅仍然超过预期，这引发了美国经济是否已衰退的疑虑。那么美国经济真的已进入衰退期吗？要界定美国经济是否已步入衰退，除了观察其失业率数据外，还需要观察其他经济变量的走势。以经济成长的角度来看，美国经济增长率在今年第二季度达到3.1%，明显高于第一季度的1.4%和过去十年的平均值2.53%。这显示美国经济总体依然强劲。但是，若以采购经理指数（PMI)的角度来看，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尽显疲态。数据显示，美国9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降至47，低于50的临界点，反映制造业活动的疲软和收缩。不过，美国服务业的采购经理指数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尽管9月的数据从8月的55.7略微下降至55.4，但仍高于50的健康水平。基于美国经济是以服务业为主，2021年美国服务业占GDP的77.6%，因此制造业放缓并不能完全反映经济衰退的迹象。至于美国消费市场的情况，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24年9月连续两个月上升，达到69，创下自今年5月以来的新高。这表明尽管高利率曾经影响消费，但美联储降息后，市场预期消费信心将逐渐回升。基于美国经济除了失业率和制造业显示忧虑外，其他经济指标尤其经济增长仍然强劲，也就是说美联储此次降息并不是因为经济衰退，而是通胀目标实现后的一种预防性调整，旨在避免经济过度紧缩。尽管美国制造业面临挑战，但整体经济仍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尤其是服务业和消费者信心的持续改善，表明美国尚未陷入衰退。降息的目的是实现经济的软着陆，缓解国内失业压力，确保长期可持续增长。因此，尽管降息幅度超出预期，但并不意味着经济衰退，而是美联储应对复杂经济环境的应对策略。关于美联储的长期降息目标，目前的点阵图显示，美国的降息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短期：从现在到2024年底，点阵图预测利率中位将在4.25%至4.5%之间。这表明大多数美联储委员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利率将再下调0.5%。中期：2025年，利率中位预计将降至3.25%至3.5%。长期：2026年及以后，点阵图显示利率中位目标将在2.75%至3%之间。也就是说，最终目标是将现有利率降回至这一水平。需要注意的是，联邦储备局发布的点阵图仅反映委员会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实际的利率调整仍需根据美国的通胀率和失业率情况决定其幅度及速度。关于美国降息对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早在美联储暗示将在9月份降息时，全球资本就开始预期美元将贬值，纷纷流出美国转向世界其他地区，马来西亚受益明显。根据MIDF研究的资金流向报告，大马股票市场已经连续六周实现外资流入，上周外资仅在周三净卖出7610万令吉，其余交易日则净买入马股，总净买额达2亿7150万令吉。而在8月份，外资更是大量购买了81亿令吉的大马政府债券。这些外资流入提振了马币，使其汇率逼近4.10兑1美元的水平，近期的升值甚至被誉为50年来最佳季度。然而，尽管马币的回升令人欣喜，但这仅仅因马币长期被低估，这次乘美国降息之机，回升至2019年马币兑美元的水平而已，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整体经济基础的提升。此外，马币的升值速度在本区域中名列前茅，显示其波动性过大，这对经贸活动并不利。因此，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应抓住马币近期的上涨势头，适度调整其汇率，以稳定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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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昌|大马成为先进国近在咫尺？

马来西亚需要采取更加综合的策略，不仅要关注经济数据的提升，还应致力解决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不平衡问题。经济部长拉菲兹最近表示，如果大马经济保持在4%至5%的年增长率，令吉回稳在1美元兑4令吉20仙左右，大马将有望在2027年达到先进国的水平。他还指出，一旦大马成为先进国，预计将恢复“亚洲之虎”的地位，成为高潜力的国家。此外，经济发展合作组织（OECD）也预测，大马有望在2028年晋升为高收入国。在此背景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国际经济组织都对大马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那么，大马在未来3至4年内有望达到先进国标准的理由是什么？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是大马经济发展的里程碑还是负担？首先，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2025财年标准，高收入国家是指其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在2023年达到一年1万4005美元或以上。最新数据显示，马来西亚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万1970美元。初步计算表明，如果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年均增长4%，预计到2027年，马来西亚的确有望达到高收入国的门槛。然而，如拉菲兹指出，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求国家保持至少4%的经济增长率，马币汇率还需回升至4.20兑1美元。此外，由于高收入国的标准是基于人均国民总收入，经济增长也必须体现在人均收入的提升上。目前，马币因美国降息而回升，并逐渐迈向4.20马币兑1美元的目标，这是美国在2022年升息前的水平。此外，大马经济在2024年显示复苏的迹象，按年出口年增率已恢复正增长，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更超出预期，这些都对马来西亚实现2028年高收入国目标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我对大马能否维持4-5%的年经济增长率持保守态度。全球经济仍面临挑战，如各地持续的冲突和战事，以及美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软着陆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对马来西亚在维持4%的经济增长率构成压力。此外，世界银行也会根据全球通胀情况每年调整高收入国的标准，例如2024财年的高收入国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或超过1万3845美元。也就是说，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标准也是按年提升的。这也是决定马来西亚是否能够在未来三年内达到高收入国标准的重要考量。以上所述表明，尽管未来世界经济形势仍不明朗，但从基本数据来看，大马确实有机会跻身高收入国之列。然而，晋升为高收入国是否全然有利无害呢？从政治角度来看，成为高收入国无疑将为政府带来显著的政绩和国际声誉，但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并非没有代价。发展中国家通常享有世界经济与经贸组织的优待，如税率、技术转让、教育和研究资助、贷款等优惠。这些优惠包括1979年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下通过的世界经贸组织（WTO）的发展中国家优惠条款，允许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差别和更优惠的待遇，并构成WTO普惠制的法律基础。此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协议旨在实现技术的转移和传播，特别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国为其公司提供鼓励，以促进技术向最不发达国家的转移。还有诸如阿迦汗基金会国际奖学金项目等无数国际奖学金项目，旨在资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优秀学生攻读全日制研究生课程。发展中国家还享有来自世界银行、国际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的低息贷款、无息信贷和赠款。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组织中是享有不少优惠的。这也使得即使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仍然设法维持其发展中国家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马来西亚不应以高收入国作为最终目标，也不是建议国家应该长时间停留在中等收入或发展中国家的行列。然而，考虑到我国当前面临财富分配不均、民生设施不完善以及地区间发展差距明显等问题，仅凭数据达标来晋升为高收入国可能并不足以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马来西亚需要采取更加综合的策略，不仅要关注经济数据的提升，还应致力解决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不平衡问题。只有通过实际措施而非单纯的数据指标，才能实现高收入国的真正目标，让国民切实体验到高收入国的实际成果，而非仅仅享受其虚名。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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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昌|调高最低薪金至2000令吉？

虽然通过政府在制定公务员最低薪金为2000令吉显示出其长期目标，但短期内调整最低薪金至这一水平的可能性较小，因这一目标与渐进式薪金制度存在冲突。最近，人力资源部长沈志强表示，该部门已完成对最低薪金制的检讨，并将报告提交给国家薪金咨询理事会。他此前曾提到，今年最低薪金将进行调整。政府上一次调整最低薪金是在2022年5月，当时由1200令吉提高至1500令吉。对于这次最低薪金调整的宣布，虽然还未确定调整幅度，但却引发了市场的担忧，尤其是马来西亚厂商联合会。该联合会预计，若最低薪金提高至2000令吉，基本工资将增加33%，并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那么，最低薪金调整至2000令吉的依据是什么？目前是否适合调高最低薪金？本文将对此进行详细探讨。市场对此次最低薪金调整的预期为2000令吉，这一预期主要基于政府最近在调整公务员薪金时所附加的规定，即确保公务员的最低薪金为每月2000令吉。这一政策信息使市场普遍认为，政府可能会将现有的1500令吉最低薪金提升至2000令吉。市场对这一调整的预期也反映了马来西亚厂商联合会的顾虑，将对企业带来经济压力。那么，政府是否会将最低薪金提高至2000令吉呢？笔者认为，政府现阶段并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做出这一调整。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区分最低薪金制和渐进式薪金制之间的差异，并预测政府可能的调整方向。最低薪金制是政府设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劳动者的生产力无关，主要是为了确保劳工的基本生活水平，其实施目的是解决国内的贫困问题。而渐进式薪金制则是从最低薪金制过渡到一个逐步、阶段性增长的薪资模式，其目的是使薪资水平与国家经济增长相匹配，从而解决薪资过低的问题。最近，自愿渐进式薪金制度已进入试点阶段，设定了1810令吉的最低薪金标准，涵盖了包括制造业、建筑业、信息通信科技业、专业科学与技术活动及批发零售、汽车与摩托车维修等在内的五个经济领域。如果将最低薪金提高至2000令吉，这将高于渐进式薪金试点项目设定的1810令吉，可能使渐进式薪金制度的实施失去政策意义。此外，将最低薪金提高至2000令吉意味着薪金上涨33%，这将显著增加劳工密集型企业的运营成本，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并削弱这些企业的成本优势。所以，笔者认为公务员最低薪金定在2000令吉，可以被视为政府设定的市场长期最低薪金目标，而非短期调整最低薪金的前奏。那么，现在是否适合调整最低薪金呢？笔者认为，根据目前大马的经济状况，调整最低薪金的时机并不成熟。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在2022年已将最低薪金提高至1500令吉，涨幅达到25%。如果在今年底再次提高最低薪金，将给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这对经济复苏无疑是不利的。此外，自2020/2021年疫情以来，虽然2022年经济有所回升，但2023年却因全球经济低迷，导致我国经济表现未如预期。尽管2024年有望因美国降息而带来经济复苏的曙光，马币回升，出口也由2023年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表现出色，但我们仍处于经济恢复的关键阶段。此时若提高最低薪金可能会对经济复苏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再者，中美贸易战的持续恶化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使我国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最低薪金不仅可能对企业造成负担，还可能对整体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现阶段确实不适宜调整最低薪金。综上所述，虽然通过政府在制定公务员最低薪金为2000令吉显示出其长期目标，但短期内调整最低薪金至这一水平的可能性较小，因这一目标与渐进式薪金制度存在冲突。此外，尽管我国最近的经济数据表现良好，但经济仍处于恢复阶段，因此不宜大幅提升最低薪金。政府更可能采取小幅度调整最低薪金的策略，并通过渐进式薪金制度来逐步提高整体薪资水平。然而，如果政府急于见效，过于重视经济数据而忽视实际经济表现，那么采取大幅度提高最低薪金的措施也不是不可能的。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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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昌|马币强势回归？

近期马币的强劲反弹是美国预期降息、大马经济数据强劲、数据中心热潮以及政府财政改革共同作用的结果。近期，马币的表现引发了广泛关注。在过去三个月中，马币不仅在亚洲市场中脱颖而出，还成为表现最为优异的货币，并且至今在其他亚洲货币中持续保持上升趋势。这一令人瞩目的走势引发了对马币是否已经摆脱过去一年低迷表现，强势回归的讨论。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驱动了这轮马币的升值？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还是国内政策的调整所致？此外，当前的升值趋势是否具备长期持续的潜力？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首先，这轮马币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预期将降息。联邦储备局设定利率时主要考虑通胀率，其次是失业率。美国的通胀率正呈下降趋势，从今年3月的3.5%降至6月的3%。与此同时，失业率从3月的3.8%逐步上升至6月的4.1%，接近央行预测的自然失业率4.2%。如果联邦储备局继续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进而引发经济衰退。因此，即便美国央行未能将通胀率降低至2%，市场对降息的预期仍在上升。这也是市场预期美国将降息的依据。美国预期降息将导致美元贬值，资金流向其他国家，从而推高其他国家的汇率。这也是为什么从今年7月开始，包括新加坡、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在内的多国汇率普遍上涨的原因。其次，马来西亚经济在多个领域展现出显著的复苏迹象。2024年第2季度，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8%，这一增幅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显示出经济复苏的强劲势头。在外贸方面，马来西亚的出口也显示出积极的增长趋势。自2024年4月起，出口增幅逐月攀升。4月的出口按年增长率达到9%，5月为7.1%，而6月则录得1.7%的正增长。这一变化与2023年几乎全年的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标志着出口市场的显著回暖。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以及出口复苏的良好表现，使得市场对马来西亚未来的经济前景普遍看好。这种乐观情绪不仅提升了投资者对马币的信心，也使长期被低估的马币相较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出现了显著的回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币的快速回升部分受到了美国即将降息的预期影响。如果没有这一利好消息的支持，马币的反弹可能不会如此迅速和显著。再来就是近期在大马兴起的数据中心热潮。先进国家因数据中心耗水耗电与高碳排放量的特性，已开始对数据中心的建设设立限制。对此，数据中心的建设也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东南亚也因此迎来了数据中心建设的新热潮。其中，大马因其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低廉的电力，也自然获得世界科技巨头公司的青睐。根据DC Byte的2024全球数据中心指数，大马柔佛州已成为东南亚增长最快的数据中心市场，并且预计马来西亚未来将成为亚洲最大的数据中心枢纽之一。尽管数据中心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能制造的就业机会存疑等不利的长远影响，但对于大量跨国企业争相在马来西亚建设数据中心，市场是对这一热潮持乐观态度的，并认为这将有利于大马经济发展。这一利好因素也是导致令吉近期升值的原因之一。此外，马币近期回弹也归功于政府近期实施的一系列财政改革如针对性柴油补贴制度和电子发票等。这些措施展示了政府在改善财政赤字方面的努力，从而使市场逐渐恢复对大马财政状况的信心。尽管政府在落实这些措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实际行动彰显了政府改善财政赤字和推动制度改革的决心。这些改革举措促使摩根大通在近六年后将马来西亚的评级从“减持”调整为 “中性”，表扬了马来西亚在政策改革、数据中心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成就。尽管这只是单一评级机构的调整，但对马来西亚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开始，也推动了近期令吉升值的势头。总体来说，近期马币的强劲反弹是美国预期降息、大马经济数据强劲、数据中心热潮以及政府财政改革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马币的反弹主要还是受到美国即将降息的利好因素驱动，而国内的利好因素则进一步增强了马币的回弹力度，使其成为本周表现最佳的区域货币。这一表现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相较其他东南亚国家更为出色，而只是长期低估后的回升至较正常水平而已。至于马币是否能够持续强势上涨，关键在于大马政府的财政改革是否能够持续推进，以及美国是否会如预期在今年9月至12月间降息了。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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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昌|大马数据中心建设热潮：经济增长与环境挑战并存

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数据中心需求增加，发达国家普遍关注环保问题的情况下，将迫使企业考虑在其他国家建设数据中心。这也是为什么近期东南亚各国掀起了数据中心投资建设热潮的原因。近期，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宣布以4.023亿令吉的价格收购了位于柔佛州的一块用于数据中心开发的地皮，总面积达123.1英亩（约49.8公顷）。交易将分两期付款，并计划于2025年下半年完成。接着，谷歌也宣布投资94亿令吉，在我国建设首个谷歌数据中心和云服务区域。此外，多国跨国企业也表达了在柔佛州建设数据中心的意向，引发了一股数据中心建设的热潮。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国成为数据中心建设的热门地区？数据中心的投资与建设确实有助于我国的数字化转型和经济发展，但是否也存在潜在的环境成本问题？首先，数据中心的建设需求源自人工智能和云端应用的迅速发展。根据仲量联行(JLL)的研究显示，随着人工智能需求的增长，预计数据中心的存储容量将从2023年的10.1 ZB增至2027年的21.0 ZB，五年复合年增长率达18.5%。然而，数据中心的运行也极为耗电。据研究，数据中心是全球能源消耗最大的建筑之一，其能耗可达典型商业办公楼的50倍。国际能源机构(IEA)预计，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将从2022年的460 TWh增至2026年的1000 TWh。此外，高盛集团也指出，全球数据中心目前占全球电力使用量的约1-2%，预计本十年末可能增至3-4%。而因数据中心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预计在2022年到2030年间将会大幅增加。此外，为了运行冷却系统，数据中心也需消耗大量的水资源。研究显示，数据中心平均每天需要30万加仑的水来有效地保持设备冷却，这相当于大约10万户家庭的日常用水量。这些数据和预测充分展示了数据中心高耗电、高水耗和高碳排放的特征。而近期外国企业蜂拥而至的来建造数据中心也因我国拥有充足和廉宜的电力供应与水源。根据《世界人口综述》的数据，2023年我国的平均电费为每千瓦时0.05美元，位列全球147个国家中电费第34低，与沙地阿拉伯持平。此外，我国的电力储备预计约为35%，超过国际能源署建议的20%至30%的理想电力储备水平。这表示大马拥有较他国稳定的电力供应。另外，大马也是亚洲水费最低的国家之一。根据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的数据，2022年我国在亚洲低廉水费排行中位列第四，每立方米水费为1.22马币。因此，我国能够成为近期数据中心的热门地点，得益于其低廉的电费和水费。然而，谈到吸引数据中心建设方面的话题时，很少有人提到数据中心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外资来马建设数据中心，除了之前提到的水源和电源因素外，还考虑到我国相对宽松的环境保护标准。当前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都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目标。环境保护的重点包括减少碳排放、节约能源和有效管理废物等。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巴黎协定设定了2030年前将世界碳排放减半的目标。在欧洲，多个国家已开始通过管制甚至禁止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来达到至少减少55%碳排放的目标，以响应巴黎协定。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数据中心需求增加，发达国家普遍关注环保问题的情况下，将迫使企业考虑在其他国家建设数据中心。这也是为什么近期东南亚各国掀起了数据中心投资建设热潮的原因。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数据中心的建设不环保，并与国际减碳目标相悖。世界各国针对数据中心的环保问题，正积极推行绿色数据中心方案，其中包括提升数据中心的能源效率，采用环保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等。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我国是否应毫无保留地接纳外国的数据中心投资？在引入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等高端产业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权衡经济发展与环境成本之间的关系，要求外资在建设或生产过程中符合可持续性标准，以确保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履行全球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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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昌|5月通胀率不合理？

笔者认为5月份录得的2%通胀率是合理的。其原因是市场在这个月并未因柴油补贴改革和柴油价格上涨而调整价格。然而，笔者对于今年整体通胀率能维持在3%并不乐观。统计局公布了今年5月份的通胀率为2%，较4月份的1.8%上升了0.2%，也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1.9%。统计局指出，导致5月通胀率微升0.2%的主要原因是住房、水电、燃气及其他燃料成本较4月份上涨了0.2%至3.2%。然而，民众似乎对这一公布的通胀率表示质疑。由于最近实施了针对性柴油补贴制度，导致百货价格上涨压力增大，许多人认为通胀率不可能只有2%。那么5月份的2%通胀率是否真实反映了实际通胀情况？未来的通胀压力是否会因目前已实施的针对性柴油补贴以及即将实施的汽油补贴改革而增加呢？首先，统计局发布的是5月份通胀率数据，而不是经过实施针对性柴油补贴和柴油价格调整后的6月通胀率数据。民众对这一数据的质疑和误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往往会将当前生活成本的提高与通胀预期联系起来。由于通胀率的计算可能存在延误，因此民众很容易误判情况。通常情况下，5月份的通胀率数据会在接近6月底进行计算和公布。因此，5月份低于民众预期的通胀率并非数据失实，而是因为该数据还未包含实施针对性柴油补贴后的通胀影响。与此同时，5月份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价格并没有针对6月针对性柴油补贴的实施和柴油价格的上涨做出调整。通常情况下，如果政府提前宣布并给予市场3至6个月的缓冲期来落实针对性柴油补贴，我们将会看到市场价格逐步上涨，因为商家会调整商品价格以应对未来柴油价格上涨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政府在3月份宣布并确定6月实施针对性柴油补贴，我们就能预料到5月的通货膨胀率将反映出针对性柴油补贴所带来的影响。然而，在当前的柴油补贴改革中，这种商家调整的缓冲期并不存在。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政府在5月初仍否认即将实施燃油补贴改革，并驳斥外媒对6月实施柴油补贴改革的不负责任报道。其次，政策的不透明性以及实施时间和细节的不明确，导致市场普遍认为燃油补贴的全面实施还需要一段时间。第三，根据2014年燃油补贴取消的经验，政府通常会逐步取消补贴以减少市场波动。因此，笔者认为5月的通货膨胀率并未真实反映出柴油补贴取消和价格上涨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鉴于当时商家缺乏信息，他们无法及时调整商品价格以应对柴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那么，商家未能获得调整价格的缓冲期，使得商品价格在政策实施前无法作出调整，这是否有利消费者？笔者认为不利。短期内，这可能减缓市场价格上涨，降低通胀率，但从长远来看，却可能导致高通胀率。突如其来的柴油价格上涨及津贴制度的不明朗性，使得商家难以应对，之前签订的合同无法重新议定，从而导致因合同价格未能跟随柴油成本上涨而遭受损失。商家只能调整新订单和合同价格，考虑到此前的损失和未来预期的汽油补贴改革政策，他们可能会过度调整价格，进一步增加市场通胀压力。当然，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干预市场价格来控制情势，但这可能会抑制市场活力，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综合以上所述，笔者认为5月份录得的2%通胀率是合理的。其原因是市场在这个月并未因柴油补贴改革和柴油价格上涨而调整价格。然而，笔者对于今年整体通胀率能维持在3%并不乐观。这是因为随着针对性柴油补贴的实施，市场价格将持续上涨。目前已经有多个商业公会，包括建筑和旅游行业公会，表态将被迫调整价格。当然，也有一些企业仍在观望，尤其是在针对性柴油补贴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如柴油卡上限和上诉结果未出炉之前，他们会继续观望，待政策明朗后再调整价格。另外，红海危机导致船运成本上升，也加大了我国面临更大通胀压力。在这，政府理应三思接下来即将施行的针对性汽油补贴制度的时间表与政策完整性以避免重蹈落实针对性柴油补贴的乱象。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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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昌|大马竞争力下滑的原因与影响分析

作者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经济学助理教授长期以来，大马都面临经济深度自由化不足、政府效率未能有效提升、财政赤字难以改善以及企业晋升困难等一系列挑战。政府有责任认真反思这一趋势，并持续进行经济结构和制度改革，以确保与时俱进，不被其他国家赶超取代。近期，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发布了2024年度世界竞争力年报。我国马来西亚的排名下降，从2023年的第27位降至2024年的第34位，下降了7个位次。相比之下，邻国印尼和泰国表现突出。印尼排名从2023年的第34位提升至2024年的第27位，上升了7位；泰国则从第30位上升到第25位，上升了5位。我国全球竞争力排名下降引发了人们的担忧，是否意味着我国已经失去了作为亚洲之虎的经济动力，逐渐被邻国超越，类似于1980年代后期菲律宾所经历的经济困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竞争力排名的下降？首先，让我们来看看IMD世界竞争力排名的测定方法。根据IMD发布的综合衡量国家竞争力的方法，其指标主要包括1）经济表现、2）政府效率、3）商业效率和4）基础设施四大方面。每个主要指标再分为5个组成部分。接下来，让我们深入分析各主要指标的变动，以确定是哪一个指标导致我国总体竞争力排名下降。第一，大马经济表现排行在2024年为第8名，较2023年的第7名下降了一位。而衡量经济表现的标准共分为五组即国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就业与价格。在这五组指标里，国内经济分别排名35位，较2023年的16位下降19位、国际贸易排名17位（2023年为14位）、国际投资为28位（2023年为29位）、就业为18位（2023年为21位）、价格为2位（2023年为第一位）。从这些指标可以看出，国内经济在经济表现中的跌幅最为显著。衡量国内经济表现的指标包括汇率、经济增长、经济规模、以及经济预测等。通过综观这些指标，我们可以理解我国经济排名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马币汇率在过去一年表现不佳，显著拖累了国内经济的整体水平。第二，2024年总体政府效率排名为第33位，比2023年的第29位下降了4位。其评估指标包括政府财政（2024年第35位，2023年第33位）、税务政策（2024年第11位，2023年第10位）、制度框架（2024年第31位，2023年第29位）、企业立法（2024年第50位，2023年第45位）和社会框架（2024年第42位，2023年第39位）。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整体政府效率指标均出现下降，其中企业立法下降最为显著，而评估这一标准所涵盖的指标包括经济开放度、反竞争法和补贴制度、劳工监管及立法等方面。企业立法的下降显示出我国商业环境相对于其他国家较为逊色，其他国家的营商环境对企业更为友好。第三，2024年大马商业效率排行第40位，较2023年的第32位下降了8个名次，是所有指标跌幅最大的。而衡量这一指标的就包括生产力与效率（2024年第53位，2023年第36位）、劳工市场（2024年第34位，2023年第30位）、企业金融（2024年第36位，2023年第32位）、管理实践（2024年第42位，2023年第31位）和企业态度与价值观（2024年为第40位，2023年为第34位）。在这些指标中，生产力与效率的下滑情况最为严重，降低了整整17个名次。衡量生产力与效率的指标包括劳工生产力、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生产力、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的效率、以及数字化与科技应用率等方面。这一指标的下滑反映出我国在商业效率特别是在生产力和数字化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是所有子指标中跌幅最为严重的一个。其实，我国企业长期都面临企业数字化进程缓慢的问题。根据2022年的数据显示，只有约11%的生产企业已经实现了数字化管理。低数字化或科技应用的原因复杂多样，包括企业资金不足、低薪资驱使人工密集型生产模式、企业升级困难等因素，制约了企业数字化的步伐。低数字化或科技应用再导致企业、行业甚至劳工的生产力无法提升，形成整体生产力下降的现象。第四，2024年基础设施排名中位列第35位，与2023年持平，成为唯一一个保持排名稳定的指标。评估包括基础设施（2024年排名第10位，2023年的第8位）、科技基础设施（2024年排名第29位，2023年的第16位）、科学研究基础设施（2024年排名第31位，保持与2023年相同的水平）、健康与环境（2024年排名第42位，保持与2023年相同的水平）以及教育（2024年排名第44位，2023年为第45位）。其中，科技基础设施的排名下降幅度最大，降低了13个名次。这一指标涵盖通讯科技投资、通讯科技质量、移动和宽带用户数量、工程师人数、高科技产品出口等范畴。科技基础设施的下降反映出我国在科技设施建设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长期下去可能会阻碍高科技外资的流入，因为我国无法满足高科技企业对硬件需求的要求。即便高科技企业选择来我国投资，也不太可能将其区域总部设在大马。这是政府亟需关注的重要问题。总体而言，大马在全球竞争力排行中的下滑是综合性的，涵盖经济表现、政府效率、商业运作和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商业效率的降幅最为显著。客观分析显示，这种竞争力下降反映了长期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教育等综合性问题，而非仅限于当前政府治理和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大马都面临经济深度自由化不足、政府效率未能有效提升、财政赤字难以改善以及企业晋升困难等一系列挑战。政府有责任认真反思这一趋势，并持续进行经济结构和制度改革，以确保与时俱进，不被其他国家赶超取代。那么竞争力下滑是否会影响外资进驻大马的意愿？笔者认为竞争力下滑的趋势会对外资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生产力与效率的下降可能导致外资重新评估其投资决策，但并不会完全阻止外资流入。外资的选择不仅取决于营商环境、人才和设施等因素，还取决于成本考量。只要我国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即使总体竞争力有所下降，仍然能够吸引外资投入。然而，这类外资可能会更多地集中于低端生产链，而非高端生产链的领域。例如，最近谷歌、微软等国际高科技公司表达了设立数据中心的意向。但问题在于，这些高科技公司是否会选择设立产业链的顶端行业或区域总部呢？答案并非必然。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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