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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宗翰

2024年花踪文艺营,在南方大学学院举行。台湾学者兼诗人杨宗翰,是其中一场讲座主持人。走在南院校园,他忆起首次来马的旅程,曾在南院学生宿舍落脚,“那次经历奠定我和马新朋友的友谊”。此后说的种种,似乎都绕不开他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回圈,“都是很深的缘分”……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陈敬晖、受访者提供 2003年,杨宗翰还是在籍博士生,首次随指导教授杨松年来到马新一带进行学术交流,旅程从新加坡一路北上至槟城,记忆犹深。往后十年间,杨宗翰与马华文坛来往密切,曾光临神州诗社的“试剑山庄”,是陪伴李永平走完生命最后旅程的其中一人,也曾两次担任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余光中、黄春明)的引荐人。 还没问,他就先说了:“很常听人讲,台湾是马华文学的养分,这话其实很可笑。我的体会是,这是互相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马华文人给予的刺激、启发向来不少。 马华文学没有落于人后 大学时,杨宗翰在1994年创办植物园诗社;同时,马来西亚的赵少杰也在组织魔鬼俱乐部。“我没见过他,但彼此知道。我们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大马,两个在读大学的人同时出发,自主搞了现代诗社,仿佛有一种兄弟般的情感。”当年两人的事迹得到关注,台湾学者李瑞腾曾以两个诗社为主题发表演讲,给了杨宗翰很大的鼓励继续搞下去。 后来投稿文学奖,“包括陈大为、锺怡雯、李永平、张贵兴,他们或是评审,或是同场竞技者。”说不上什么理由,他在硕士班开始研究马华文学,发表相关论文。 “其实我受益很多,所以我很反对所谓的母奶论,我觉得这种说法复制了殖民母国对殖民地的思维。台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不可能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的起点是一样的。” 来到今天,“母奶论”还有很大的穿透力吗? “很幸运的,台湾大多数文学系所的重要老师,都是马来西亚来的,或是对大马有相当了解,所以我们不会有这种荒谬的说法。”以往,马华文学研究在台湾,在他看来,常常止于同乡会式的游戏,“都是同乡在研究同乡,这很可惜。”乐观的是,近几年,他开始看到台湾研究生自主投身马华文学研究,“这很好,应该鼓励更多人去做,播种的结果是意想不到的。” 纵使熟识,马华文学始终不是杨宗翰主要的研究领域。 2022年,杨宗翰与孟樊耗时20年,合作出版《台湾新诗史》。这是台湾人撰写的第三部新诗史,念头起于2003年,“也是来马来西亚那一年,我跟孟樊一起来的,他也在,”杨宗翰语气变得亢奋,仿佛为自己找到多一个与马来西亚的连结而真心高兴。 文学史研究 拒绝排资论辈 言谈中,但凡提到其他学者或作家,杨宗翰总习惯在这些姓名后边补上年龄和辈分的注释——“他比我大一辈”“他比我略大几岁”……,长幼分明,主客有序,如呼吸般自然。在《台湾新诗史》序言里,杨宗翰主张这是一本拒绝排资论辈,拒绝面面俱到的新诗史,有志破除史著历来常见的分类法,树立“文本主义”史观。 两件事看似相互倾轧,其实或许不然。正是因为太熟悉了,才会有强烈意识拒绝落入自己早已看得明明白白的陷阱。 他解释,研究文学作品,“学术界有分外源研究和内源研究。研究角色人物、情节意象,这些是内源研究。而我是资料控,我对外源研究非常熟悉,比如作者创作的理由、发表的地点等等,正因如此,我才发觉我们不要被外源因素绑架、遮蔽。如果你因为名气、辈分、国籍、荣誉,你就给他无上地高或无下地低(的评价),这不公平。 “到最后,难道不是因为文字感动我们,我们才会变成他的读者?” 不管是台湾的年级论,或是马华的字辈论,这类以10年为一节的竹节式分期法,他并不认同。“在文学世界里,辈分这个东西是很虚假的。年轻人可以老气横秋,老一辈也可以很前卫。生理年龄只是方便我们学者做研究、划分时期,但它不能代表什么。我比较赞成,以文学作品的诞生年,或是文学事件的发生年,这两者作为切分点。” 他笑说,自己不会带花篮,也不怕得罪人,年轻时讲话写字更冲,比如曾在国际会议举手发言,直说某某教授论文发表不足诚意,“常被修理,但都过去了。” 早在第一次来马之前,杨宗翰曾到菲律宾执教,作为兵役的替偿。逗留时长原本只有一年,“我自己又延长一年,因为太有意思了。本着研究精神,神农尝百草,自己去教一教。”两年内,他成为菲律宾尚爱中学(Philadelphia High School)首名台籍中文部主任。教书之外,“也从事行政工作、参加校园组织。临走前,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菲律宾华文学校的四大病兆〉,公开在马尼拉酒店宣读,每个校长脸都绿了。” 目前,他正着手筹划台湾文学杂志《文讯》12月号专题,“我把题目定为‘文学奖作为问题’,这很挑衅,我喜欢刺一些最极端的问题。”他想调查,台湾到底有多少文学奖,并找出各个岗位的关键人物,从得奖者、评审到制度规范者,让他们写文章、参与座谈会,直击痛点。“我喜欢做这种事,希望透过这种策略性的编选行为,改变台湾文坛现状。” 有时,犀利或调皮的神色会跑出来,都是关心的一种面目。 “我一直觉得,如果你不敢做得罪人的评论,那就不要评论。那评论工作我还做得下去,是因为至少我不是一个立场非常强硬的人,我有我的观念和想法,但我不会把它套用在所有人身上。而在必须的时候,我不会在文章中吝啬给予任何评价。” 诗要去做诗才能做到的事 用了20年完成《台湾新诗史》,杨宗翰也在隔年出版个人首部诗集《隐于诗》,收录80首曾发表的诗作。 自高中、大学已在写诗,为何人到中年才有心思出版诗集? 长年从事学术研究,他自觉,同揽两个身分或许不妥。“我很喜欢当学者和编辑,写论文发表意见,对我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我很早就跟自己说过,先把新诗史写完,我才出诗集,不要又是裁判又是球员,这太过分了。”只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忙碌拖沓,20年转眼就过去了。快写完之际,诗人好友林群盛嚷嚷着要协助杨宗翰编辑、出版诗集。“只是很遗憾,他罹癌过世了,但我已经答应他要出版诗集,我就要做到。” 诗里隐藏的,是哪一部分的自己呢? 杨宗翰笑说,“情感,不能讲的。”他一直主张,诗应是婉转曲深的文类,“水至清则无鱼,隐晦难辨、意象模糊暧昧的诗,可以给人无限多的解释。我觉得人的脑袋千变万化,只有诗才能把这个‘千变万化’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很直白很口语的诗,也许可以给你一时的愉快,但这种感觉散文也可以做到,我觉得诗要去做诗才能做到的事。” 不能讲的情感,真的不能讲吗? 他又笑了,“人都有过去,各种过去,就是用诗歌去追悼各种情愫,个人小小的情爱,亲情、友情、爱情,透过诗把它放大,给更多人去感受,也许读者因此得到一些共鸣、收获,我觉得那就很足够了。” 人到中年,接手《台湾诗学学刊》主编、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等职务,几乎每周都有活动策划。接下来,杨宗翰还打算出版一本文集,“把我可以讲出来的东西都写出来”,他两手一挥,笑说,“不会藏了,把话交代清楚,该骂就骂,该批就批……” 杨宗翰简介: 台湾学者诗人杨宗翰,现任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副教授、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台湾诗学学刊》主编,著有多部评论集,并在2022年与孟樊合著出版《台湾新诗史》,也在2023年出版首部个人诗集《隐于诗》。 更多【新教育】: 新加坡诗人林艺君/对身分感到混乱时 写诗找出口 游走在剧场与文字间,新华作家梁海彬:未知是坚持的动力 黎乐怡《WAShhh》洗不净的血迹,嘘不静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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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17.马华新诗奖决审会议记录】诗以婉转取胜,唯须留 足够线索让人跟进(上) 前文提要: 杨宗翰评〈屎记〉:其实这首诗作,为什么我刚刚讲分数不会给最高,很简单,因为这个写法并不是独创…… ● 续谈〈屎记〉 川:对于马华在地人来说,这些国家社会议题其实没什么新鲜感,而且林耀德写过一个〈马桶〉,所以他写法也不是……他的想法是很新鲜,我一看的时候,觉得他写得不错,文字都很不错,整个概念很完整,内容有反映客观现实。刚才我再看了一下,这首诗的反讽意味很强,在反讽之上又好像没有什么希望,都是整个国家走向废墟一样,所以觉得好像很悲观,如果以内容来说。可是如果以诗歌来说,它层层递进,层次分明,所以一看我挺喜欢的。 这首诗的文字可以辐射出作者的内涵,供我们深思,结构、意象、节奏都不错。作者企图心很强,看法非常清醒,也有合理的现实性,虽说我认为他是挺消极的,没什么积极向上的意识,但他的文字可以反映客观现实,也与他思想感情的抒发紧密结合,我挺喜欢。 陈:我们阅读的营养都差不多,都看过林耀德的〈马桶〉。林耀德的〈马桶〉后来有影响新加坡写作人,有个年轻作家照着这个情况写了散文,得到新加坡扶轮社文学奖,我还记得那时大家觉得很惊喜,但其实我们知道已经有林耀德写过。现在再看这个〈屎记〉,首先当然它是一个吸睛的题目,因为作者想要出奇。但是这个有好有坏,因为当你无法维持我这个高度的好奇心,那你就不行了,可能会有反效果,还好的是,这整首诗层层的递进,把日常对政治的批评,甚至对人生的反思,作者能够融在一起,基本上我还是肯定的。 这首诗是以小见大,俗中见雅,甚至是屎中见史,从日常到宏大的一种叙述,作者都能娓娓道来。文字相当精确,也有一些漂亮的警句,在过程中融入了作者对整个政治(的看法),比如“腐蚀”、“污水”,你看得出他在批评整个大环境。当然包括一些特有所指的“艳丽的大红花”,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符号,很清楚地把它表现出来。 但作者确实有尝试诗化,把人跟屎结合——“屎们排着队伍”,有些刻意的这种黑色幽默,整个形式相当生动,后面加上一点文白夹杂的叙述方式,所以是相当多元的表示。最后结尾“流去,一坨坨,书写出了祖先们一部伟大的史记”,在最后一个字才回到历史的“史”字,完成一圈,非常完整。 总体而言,我觉得近年来,我们新加坡作家会特别关注到,有相当多的马华作家会写,而且敢写跟政治相关的,写得很白,或者是愿意批评,新加坡像这样的(作品)你可能没有这么容易读到,所以我们会觉得读了很过瘾。但是我因为这几年来已读到相当多类似的诗,这一首主要是因为刚才我讲的优点和强项,所以我们会关注他,要不然如果只是单独看他的内容和主题,还不够出位。 ●〈投票站接吻〉 翰:这首诗我比较喜欢,因为相较于〈阿尔茨海默的雾〉和〈屎记〉,其实这两首的诗意都够,题材清楚,语言相对直入。〈投票站接吻〉呢,题材就有一点有趣,投票是一个民主行为,当然民主过往的一些不堪历史,也许是暴力的阶级,这个暴力可能是多数的暴力,人多就一定赢?正义只能给人多的一方吗?可以讨论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身为台湾读者,读这首大马作品,这首诗相当有意思。投票的意义,作者并不是以一种非常直入的(方式表达),譬如刚刚的〈屎记〉,一样是讲社会反思,我会比较喜欢〈投票站接吻〉正是因为它不是那么直接,它有一点婉转取胜,有点隐晦,用各种方式去绕圈圈谈,这反而吸引我的目光。 比如第一段提到“校墙的污洁”,有“鸽与猫的散聚(就是没有狗)”,因为狗在马来这边被视为不洁之物,当然在地读者更能读出来,那对我们台湾读者来说也是一种知识的理解,是历史。再来说宗教,作者贯穿其中的是“老校工”这个身分,从第二段“他总惦记老校工,每天每天/挖地的身子弯成了土丘”,到最后一段“他早已站到老校工的位置,每天每天/挖土的身子弯成了坟丘”,这里面的呼应有一些设计的感受,我觉得蛮有意思。 诗里提到几个意象,像“爱国者”、“幽灵”,对我来说都有吸引力。这首诗以投票这个行为跟作者讲的东西,并不是这么直接地披露,如果不是因为最后有一些暗示,你会觉得这首诗到底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知道狗在马来那边是不洁之物,才会知道它有所指涉,所以我想读者必须对大马有些了解,应该会有像我这样的读者因此被吸引。也许因为两位评审来自马新,我猜可能反而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 可是我投它正是因为,它一样在写一种对社会、政治的看法、批评,它并不是用非常清楚、明确,而是透过间接婉转、暗示的方式来写,这很吸引我。 川:我挺喜欢这首诗,比如第一段说到“过往的幽灵都已驱逐”,中间出现“过往的幽灵被驱逐”,最后又出现“过往的幽灵已被驱逐”,这三句我非常喜欢。刚才宗翰说的优点我都同意。可是作为马来西亚人,我跟〈屎记〉一起看的时候,我就排除了它。两篇同样反映客观现实和国族议题,虽然各种优点都在,可是我不喜欢它的文字,因为不能有效传达作者所要交代的东西,有时候我也有点混乱。虽然我有找到好的地方,但它运用意象的创意、选择,有时不大明确,我认为不大特出,最后我没投它一票。我认为,不管在主题、文字,还是节奏方面,都需要再精准一点。因为〈屎记〉写得太好了,层层递进,这首有点混乱。 陈:题目“投票站”与“接吻”是一个很大的反差,作者刻意用非常正式的、政治的,跟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的,这两个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吸引你进去,我觉得题目不错。当然也因为这样,你知道它跟政治有关,这很明显,一开始“五年一度”,你就立刻知道是指投票,然后作者用了“返校”,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马来西亚投票站很多都是在学校?(川:对,多是在学校里面。)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进入这首诗,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这首诗经常在游移,有时你看不出它跟投票的关系,有时又很直接,比如很明显的像“改变总是好的”、“下一个五年”、“迎来新的幽灵”,这些你看得出,你可以理解,但是相当大部分其实无法跟投票、政治有较明显的关系,甚至你会觉得何必放这些,有时把整个情绪或主题淡化了。当然我也可以明白,作者可能不要太刻意、太浓墨地只讲政治,但是当你淡化或你讲其他东西时,可能还是要有一些目的,或许我读的时候并没感受出来。而且作者用满50行,从这个角度我就觉得比较游移,我没有办法赞同全首,我是喜欢好多句子的,分数打得也相当高,但后来跟〈屎记〉比较,〈屎记〉几乎是围绕着主题,没有游移的感觉,因此我就选了那一篇。 【第二轮投票】 评审为3篇得票作品评分,3分最高,1分最低,积分最高者为胜。 〈阿尔茨海默的雾〉9分(翰3分、陈3分、川3分) 〈屎记〉5分(翰1分、陈2分、川2分) 〈投票站接吻〉4分(翰2分、陈1分、川1分) 3位评审达成共识,第17届花踪文学奖马华新诗首奖为〈阿尔茨海默的雾〉,评审奖为〈屎记〉。 【给参赛者的话】 陈:当然是大力鼓励。因为你们其实已拥有文字的利器,但接下来怎样运用这个武器,耍出更精彩漂亮且独一无二的武功,以及诗歌的招数,我其实是羡慕的。因为你看,我在新加坡做评审,也在马来西亚花踪做评审,我看到这10篇,还有其他没有进入决审的那些,可能都非常精彩。现在这10篇文字都很成熟,所谓的武功招数都已具备,现在就是如何在运用、在书写题材,甚至在选择取舍处多下功夫的话,那会出现非常令人难忘的作品。我非常羡慕马华作家已做好这样的准备。 川:10位参赛者水准都挺好,文字功力也强。因为我是教育工作者,还是中文教育的,所以我认为马来西亚的中文教育是不错的,这就是新马的不同,马来西亚中文教育的成功,才达成我们花踪的参赛者中文能力非常强。 翰:8月份在台北是文学奖旺季,这次的10首作品,拿到任何一个台湾文学奖评比,我觉得都不见得逊色,所以创作者要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心,因为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绝对是成功的,相较于我曾在菲律宾马尼拉教过两年书,我真的很清楚知道,在东南亚之中,大马朋友们华文教育的影响,还有现在做出来的结果,应该毫无疑问是领头羊的位置。 相关文章: 【花踪17.马华新诗奖决审会议记录】诗以婉转取胜,唯须留足够线索让人跟进(上) 【花踪17.马华新诗评审奖】辛吟松/屎记 【花踪17.马华新诗首奖】丘亦斐/阿尔茨海默的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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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明90岁了。他还在写,还有故事要说,还有撕画要做,还有戏要编要导。每当有人问黄春明:“你怎么好像有两个脑子,能够同时笔耕小说与儿童文学不辍?”黄春明通常都这么回答:“一个顽皮的小孩,什么都会玩!”黄春明就是顽皮的男孩、健谈的男孩,也是爱笑的男孩——尽管几年前他才走过淋巴癌对身体的威胁,现在的心态就像在“日日是好日”创作展开幕时所说:“你站在没有时刻的月台,不知你的列车何时来到,活一天赚到一天,日日是好日”。 黄春明对底层人物、土地自然与儿童世界的关怀,让他很早就成为享誉华人世界的文学大家,获奖无数,成就斐然。就算没看过他的小说,也多半看过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如《儿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莎哟娜拉.再见》。他的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及散文、戏剧、诗与儿童文学;并且还在文字书写外,发展出撕画、插画、摄影、油画等各式视觉创作,皆洋溢着丰沛的热情与独特的想像。 今日众人景仰的文学大家,成长过程却充满烦恼,问题不断。或许是因为他幼时丧母,加上个性好强,青春期时又长成肌肉男,竟因为太常旷课与打架,曾被两所中学跟两所师范学校退学(罗东中学、头城中学、台北师范、台南师范)。幸好都有遇到师长帮助他转学,总共5年才在屏东师范顺利毕业,恐怕也创下了空前的“从台湾头,念到台湾尾”的师范生记录。毕业的时候他已经24岁,去当了3年老师、两年兵,29岁任职于中国广播公司宜兰台时,认识了同为主持人的一生伴侣林美音女士。 退学4次的他,后来获得六所大学颁赠名誉博士。2015年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前身即为令他退学的台北师范)120周年校庆,他在获颁名誉博士的典礼上说道:“教育的宽容,让像我这样有一点点才气的人,才不至于被牺牲掉了。”其实也是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一心想回到学校。每一次也都遇到惜才的师长给他机会、拉他一把,遂让黄春明得以屡仆屡起,也让他笔下的人物境遇再怎么悲惨凄凉,小说通常还会存有救赎,有希望,有光。黄春明的童话也会跟孩子坦率道出成长过程中的彷徨寂寞,诉说被歧视的痛苦和对寻求认同的渴望。但他也会用自卑的短鼻象、不抓老鼠的猫来告诉儿童读者,与众不同并非是什么罪过。 敢与众不同的作家 其实黄春明自己,就是一名敢于与众不同的作家。研究者或文学史家常称他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唯就像他在〈呷鬼的来了〉借由石虎伯之口提出的质疑:“为什么我是乡土?是褒奖呢?还是什么?照理应该褒奖才对。乡土又是什么意思的褒奖呢?”而他对“乡土”一词,有过属于自己的定义:“脚踩在泥土里,在泥土里开出漂亮的花”。他的创作从来就不从理论出发,丰沛鲜活的语库也多来自邻里街坊、庙口看戏或巷议杂谈,可以说黄春明是嗅闻著着脚下土地和小人物气味,自发自养自开花的一名创作者。他后来的工作经验,也跟创作相辅相成行销:小说〈小寡妇〉里很多内容关乎市场调查或顾客心理,得益于他曾在台北担任广告行销。而德国运动用品的制造商adidas的中译“爱廸达”,这三个字的译名亦是由黄春明创想而生。万幸的是,电台或广告工作从来没有侵蚀黄春明对文学创作近乎纯粹的爱。在刚搬到台北,替没有稿费的《文学季刊》写作〈看海的日子〉连载时,黄春明边写边流泪,因为他感觉小说女主角白梅的命运实在太可怜了。这部没有稿费的作品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文学季刊》也一直是他许多作品的刊登处。 黄春明的作品一方面见证了时代,另一方面也更超越了时代。〈看海的日子〉源自在万华宝斗里电器行修电扇半年间,对妓女户的观察;〈儿子的大玩偶〉是主角为了生活只能扮演成小丑模样,连亲生稚儿都认不出父亲;〈苹果的滋味〉叙述建筑工意外遭美国军官撞断腿,因祸得福很高兴能拿到各种补偿。他写下了半世纪前台湾在“进步”二字下的小人物无声呐喊,足为时代之见证。而〈莎哟娜啦.再见〉里那心中“反日”却又得带日本客户嫖妓的业务,则俨然诠释了后来才出现的“后殖民”理论,堪称大大超越了时代。无论过往是见证抑或超越,从近年他出版的《跟着宝贝儿走》、《秀琴,这个爱笑的女孩》和《巨人的眼泪》来看,黄春明无疑是华文世界的瑰宝,是最会说故事的九旬作家,当然也一直都是那个顽皮爱笑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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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20年终于写完并出版《台湾新诗史》后,我便觉得时机已至,该为自己做点事了。卸下文学史家的利刃与盔甲,回到一个理想的文学读者位置,此为其一。挣脱学院围墙与评论规范,召唤久违之创作冲动,此为其二。而在解读者与创作者两种身分之间,过去的我,未免向前者倾斜太久。未来的我,亟思回到后者队伍间,并努力寻求抵达中年以后的人生平衡。 我对于诗这一文类,却从来用不上平衡二字。因为我对诗,有热情,有坚持,更有难以改变或移转的偏爱。明明从学生时期开始,自己最早在报刊上发表的是小说,首度获奖的作品是散文,我却始终无法对诗忘情。复又受其海妖般的音声形貌魅惑,遂愿全身心浸淫在诗香世界中,久久不可自拔。读诗诵诗背诗演诗,文艺青年阶段该尝试的那些,我应该一样不少。唯独写诗,曾长期被我放置在金字塔顶端位置,越是尝试,越是害怕。让我心生恐惧的,不是一首诗写得好还是不好,抑或写出来后有没有知音或伯乐。我担心的也并非是写诗的过程,或某首诗究竟写得够不够有机完整。真正能让吾人感到惶惑不安的,当属一首诗创作经发表后,其中真实作者(writer)、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叙述者(narrator)将如何被武断连结、恣意联想,最终恐将导致“我”的无处可藏,无路可出,甚至对一切无计可施。 我比谁都要清楚:不,这样不对。要说不该如此,还是怎能如此?——因为写诗曾是我的躲藏,我的出路,是陪伴我从苦闷青少年到愤怒前中年的唯一战友。埋伏在字里行间,巧譬隐喻,象征系统中的诡雷与陷阱,其目的并非为了伤害任何人,只是在防止好事者的偷窥刺探。别人写诗的理由,很大部分是为了展露;我写诗的理由,绝大部分都是在躲藏。躲藏起自己,更躲藏起一度存在或未曾诞生的他人。当生活极度困顿愤懑,惶惶终日并且找不到出路时,唯有写诗才是自己的遁逃之途,隐身之术。 今日我更加笃信,相较于小说与散文,写诗就是在面对真实,书写现实,曲笔诚实。它不是表演,它抗拒媚俗,像我这样的一个作者,有时就是需要它当救生筏,作氧气罩。人生至此已过中场,由不得自己再浪掷耗费。长期身处学院围墙内,吾人一向持守“小隐隐于学,大隐隐于诗”之信念。回到写作队伍,容我隐藏于诗。   相关文章: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 余光中: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的诗人/杨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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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 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 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 即使围我三重 围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 缴械,那绝不可能                        ——余光中〈守夜人〉 2015年7月19日在吉隆坡会展中心,我受邀主持余光中“美感经验之转化——灵感从何而来”专题演讲。这是他荣获第8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后的活动,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的近距离接触。“花踪”是由马来西亚媒体《星洲日报》两年一度的文学大奖,用来肯定优秀华文文学创作者的卓越成就,王安忆、陈映真、西西、杨牧等皆曾获此殊荣。当时87岁的余光中语多幽默,听众反应热烈,让原本预定一小时结束的演讲,变成延长为两小时的活动。会后我还在脸书(Facebook)上开玩笑说:“老先生”果然功夫了得,魅力惊人。随着诗人逝世,精彩的演讲已不可能重现;但或许也是让读者再次阅读、重新定位余光中文学成绩的最好时机。 我认为余光中的创作历程中,“香港时期”具有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1974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教授,至1985年始离港返台定居。扣除回台湾师范大学客座的那一年(1980年8月到1981年7月),这10年的“香港时期”诚如诗人自述,是他“一生里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这10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里占的比重也极大”。余光中于文革后期抵达香港这“借来的时间,租来的土地”,深知此处无论在政治、语言、地理上,皆为“一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他时时北望而东顾,明了“新环境对于一位作家恒是挑战,诗,其实是不断应战的内心记录”,诗人对时局及环境之异感慨日深,加上沙田校园丽景的江山之助,诗风与题材遂又见新变。 余光中的《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两部诗集,正写于“香港时期”。走过《莲的联想》开启的“新古典”路线,余光中并未因此而保守持重、拘于传统,反而用《敲打乐》及《在冷战的年代》内的杰作证明,他始终怀有实验的热情,却能出之以圆熟之诗貌。之后《白玉苦瓜》则将余光中作为现代诗人的位置推向颠峰,允为其创作生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诗集。《与永恒拔河》延续了《白玉苦瓜》所录3大题材:一为怀乡、二为咏物、三为述志,《隔水观音》则在一贯的抒发乡愁之思之外,增加许多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探索。《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3部诗集分别收录了〈水仙操〉、〈漂给屈原〉及〈竞渡〉,3首诗都在书写屈原,亦与《楚辞》暗相呼应。但诗人充分发挥现代诗语言及结构之弹性,舍事迹而就精神,赋老传统予新思维:“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洁癖/一种高贵的绝症/把名字投在风中的/衣带便飘在风中/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水仙操〉)、“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漂给屈原〉),以及将龙舟竞赛与难民船偷渡两事并置的〈竞渡〉:“但堤岸上的观众正在喝彩/对着堤内的港湾,湾内的龙船/对着传说中的悲剧/背着上演中的悲剧”。 创作力旺盛 余光中不单欲以现代诗召唤古人面目,他在〈漂给屈原〉中先以“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重新定位屈原投江,继以“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诗族裔/涉沅济湘,渡更远的海峡”展现出道统继承,舍我其谁的睥睨之态。诗人的古典意识当然不会只展现在屈原上,譬如1980年余光中便在短短两周内,先后完成三连作〈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不难想见其创作力之旺盛。 自《白玉苦瓜》开启了诗乐交融之途,余光中的歌谣体创作便获得读者高度认同。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之意象、节奏、声韵、词汇、抒情方式中汲取资源,再加上留学美国时期接触的西洋民谣跟摇滚乐 ,遂大力提倡“诗”与“歌”之结合,让“以诗入歌”成为彼时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特色。因为杨弦、李泰祥等人以余光中诗作谱曲,〈乡愁〉、〈江湖上〉、〈民歌〉、〈海棠纹身〉等作更为传唱一时。《白玉苦瓜》中多采类似民谣的诗语言,重视句型、节奏与声音效果,可歌复可吟,成功结合中西之长处,兼容诗乐之优点。 以怀乡为主题的〈乡愁〉或〈乡愁四韵〉,固然长期享誉各地华文读者圈;但我以为余光中彼时最具代表性的诗篇,实属怀抱强烈古典意识,并愿让自己的生命形态及生存情境,叠合进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者。其中杰作,率皆如此,像〈守夜人〉以此3句开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全诗收束于“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作梦,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诗人宛如把自己置入古典长河之中,以笔为最终武器,肩负起“守最后一盏灯”与“撑一幢倾斜的巨影”重责。不是宿命,没有怨怼,因为〈白玉苦瓜〉已见诗人自行把名字刻在国宝上:“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时光之外奇异的光中/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这玉雕苦瓜“似悠悠醒自千年大寐”,中华文化菁华仿佛皆荟萃于其中,并借助艺术之力让它能够“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诗人“光中”与之交叠契合,遂能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   相关文章: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容我隐藏于诗——《隐于诗》本事/杨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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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 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 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 即使围我三重 围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 缴械,那绝不可能 ——余光中〈守夜人〉 2015年7月19日在吉隆坡会展中心,我受邀主持余光中“美感经验之转化——灵感从何而来”专题演讲。这是他荣获第8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后的活动,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的近距离接触。“花踪”是由马来西亚媒体《星洲日报》两年一度的文学大奖,用来肯定优秀华文文学创作者的卓越成就,王安忆、陈映真、西西、杨牧等皆曾获此殊荣。当时87岁的余光中语多幽默,听众反应热烈,让原本预定一小时结束的演讲,变成延长为两小时的活动。会后我还在脸书(Facebook)上开玩笑说:“老先生”果然功夫了得,魅力惊人。随着诗人逝世,精彩的演讲已不可能重现;但或许也是让读者再次阅读、重新定位余光中文学成绩的最好时机。 我认为余光中的创作历程中,“香港时期”具有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1974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教授,至1985年始离港返台定居。扣除回台湾师范大学客座的那一年(1980年8月到1981年7月),这10年的“香港时期”诚如诗人自述,是他“一生里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这10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里占的比重也极大”。余光中于文革后期抵达香港这“借来的时间,租来的土地”,深知此处无论在政治、语言、地理上,皆为“一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他时时北望而东顾,明了“新环境对于一位作家恒是挑战,诗,其实是不断应战的内心记录”,诗人对时局及环境之异感慨日深,加上沙田校园丽景的江山之助,诗风与题材遂又见新变。 余光中的《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两部诗集,正写于“香港时期”。走过《莲的联想》开启的“新古典”路线,余光中并未因此而保守持重、拘于传统,反而用《敲打乐》及《在冷战的年代》内的杰作证明,他始终怀有实验的热情,却能出之以圆熟之诗貌。之后《白玉苦瓜》则将余光中作为现代诗人的位置推向颠峰,允为其创作生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诗集。《与永恒拔河》延续了《白玉苦瓜》所录3大题材:一为怀乡、二为咏物、三为述志,《隔水观音》则在一贯的抒发乡愁之思之外,增加许多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探索。《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3部诗集分别收录了〈水仙操〉、〈漂给屈原〉及〈竞渡〉,3首诗都在书写屈原,亦与《楚辞》暗相呼应。但诗人充分发挥现代诗语言及结构之弹性,舍事迹而就精神,赋老传统予新思维:“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洁癖/一种高贵的绝症/把名字投在风中的/衣带便飘在风中/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水仙操〉)、“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漂给屈原〉),以及将龙舟竞赛与难民船偷渡两事并置的〈竞渡〉:“但堤岸上的观众正在喝彩/对着堤内的港湾,湾内的龙船/对着传说中的悲剧/背着上演中的悲剧”。 创作力旺盛 余光中不单欲以现代诗召唤古人面目,他在〈漂给屈原〉中先以“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重新定位屈原投江,继以“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诗族裔/涉沅济湘,渡更远的海峡”展现出道统继承,舍我其谁的睥睨之态。诗人的古典意识当然不会只展现在屈原上,譬如1980年余光中便在短短两周内,先后完成三连作〈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不难想见其创作力之旺盛。 自《白玉苦瓜》开启了诗乐交融之途,余光中的歌谣体创作便获得读者高度认同。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之意象、节奏、声韵、词汇、抒情方式中汲取资源,再加上留学美国时期接触的西洋民谣跟摇滚乐 ,遂大力提倡“诗”与“歌”之结合,让“以诗入歌”成为彼时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特色。因为杨弦、李泰祥等人以余光中诗作谱曲,〈乡愁〉、〈江湖上〉、〈民歌〉、〈海棠纹身〉等作更为传唱一时。《白玉苦瓜》中多采类似民谣的诗语言,重视句型、节奏与声音效果,可歌复可吟,成功结合中西之长处,兼容诗乐之优点。 以怀乡为主题的〈乡愁〉或〈乡愁四韵〉,固然长期享誉各地华文读者圈;但我以为余光中彼时最具代表性的诗篇,实属怀抱强烈古典意识,并愿让自己的生命形态及生存情境,叠合进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者。其中杰作,率皆如此,像〈守夜人〉以此3句开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全诗收束于“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作梦,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诗人宛如把自己置入古典长河之中,以笔为最终武器,肩负起“守最后一盏灯”与“撑一幢倾斜的巨影”重责。不是宿命,没有怨怼,因为〈白玉苦瓜〉已见诗人自行把名字刻在国宝上:“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时光之外奇异的光中/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这玉雕苦瓜“似悠悠醒自千年大寐”,中华文化菁华仿佛皆荟萃于其中,并借助艺术之力让它能够“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诗人“光中”与之交叠契合,遂能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 |作家简介|杨宗翰(台湾) 1976年生于台北,现任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副教授、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台湾诗学学刊》主编。著有《有疑:对话当代文学心灵》、《破格:台湾现代诗评论集》、《逆音:现代诗人作品析论》、《异语:现代诗与文学史论》、《台湾新诗评论:历史与转型》、《台湾现代诗史:批判的阅读》、《台湾文学的当代视野》,主编《话说文学编辑》等八书,合编《台湾1970世代诗人诗选集》等八书,并曾策划“台湾七年级文学金典”等五种系列出版品。曾入选九歌版《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贰)》(诗卷、评论卷)及《评论30家》等多部选集。2022年出版与孟樊合著之《台湾新诗史》,2023年出版个人诗集《隐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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