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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活动】Jom Tengkera 社區導覽計劃種下多元的種子

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轨道上，你是否曾停下脚步，静静环视那早已熟悉的社区日常场景，进而思索：这个地方究竟是如何发展成今天的模样？它与我们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为探寻上述问题的答案，马六甲培风中学公民与社会教育科的师生，自2022年起推动“Jom Tengkera 一起懂街纳”——一项别具意义的东街纳社区导览计划。马六甲培风中学校方，将“一起懂街纳”计划纳入公民课教学内容，旨在通过实地考察、策划与举办社区活动，为学生提供将课堂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学生不仅加深了对社区历史与文化的理解，也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主动自发关心公共事务的马来西亚公民。在课程走过第三年之际，马六甲培风中学公民与社会教育科老师辜秋莹也在与学生同行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深刻的体会与思考。在参加各类比赛或与不同的机构单位交流的时候，由于需要不断地重新探问这项计划的初衷与往前行进的方向，她和伙伴们也经常在反思到底这项社区计划的本质为何。而她认为，这样的反复提问与回答是有其必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打磨的过程。虽然一开始带着学生进入这个社区，只是很纯粹地想要和大家分享社区文化多样性的美好，然而越到后期我们发现，我们在课程中持续贯彻的核心理念是多元（Diversity）。” “多元乍听之下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是我们并没有打算做规模很庞大的事情，而只是希望每个人在可以舒服地成为自己的同时，也允许别人做自己。多元不仅仅是和族群有关，而是关乎作为一个人，是一项回到根本的关于人性、关于存在的课题。” 顺应马来西亚多元性开创自身道路关注Jom Tengkera社媒动态，会发现无论是宣传文案、实体周边商品介绍，还是由学生负责执行的“走街”社区导览，都以多语或至少双语的方式进行。辜秋莹解释，这是团队在策划社区活动时坚持纳入的元素，当中也包括学生在前期进行田野调查、向社区民众采集故事时，需要尝试学习以中文以外的语言达到有效的沟通。她说：“这样的坚持是重要的，尤其独中作为一个母语教育的环境，这可以让大家看到坚持母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各族之间还是能够透过各种方式去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 在辜秋莹看来，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倾向于要建立“共同语”的时候，马来西亚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使然下，可以去开创属于自身的道路。“华教族魂林连玉先生在过去提出‘共存共荣’的概念时，讲的就是多样性这件事情，只是这样的概念可能放在那个年代太超前了，和他站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前进的人不多。但我觉得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所处的正是一个可以谈论多元性和包容性价值观的时代，可以探讨如何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在多元的环境下过得好。” 她坚定地说道。另一位同样自社区计划启动伊始便倾力参与的老师翁汶峰提到，这项有关了解社区的课程设计，相当符合团队最初想要在公民教育里聚焦的重点之一，即个人的身分认同。他认为，建立个人身分认同的其中一个方面，应是从个人生活的场域开始，他说：“如果你是这一方人，你理应清楚了解脚下土地所蕴藏的历史，以及此地有别于他方的特色脉络。在了解之后，便会随之建立起一种对于在地的认同感，甚至是归属感。而这种认同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学校就在东街纳旁边，加上趁着老一辈居民还在，谈起过去也仍记忆犹新，我们应该协助学生把握深入理解社区历史的机会。” 翁汶峰强调，让学生建立起对于社区的认同感是重要的，更透露了他本身的期待：“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社区内扎根，然后在未来也会常常想到或回到这个社区。无论他已经是一名国会议员或是扮演其他角色，都能够在自身立足的领域为社会作出贡献，甚至带来改变。我们培养的不是华校或华裔族群的代表，而是一名能够与所处社区有所共感的马来西亚人。” 学生们展现对田调的热忱 Jom Tengkera今年于“来！共创永续生活”新新村第三届社区计划大赛中，荣获了最佳潜力奖项（Most Promising Award）。辜秋莹介绍道，由于截至目前为止在东街纳社区所累积的社区关系，比较偏向于峇峇娘惹、欧亚族裔或华裔等族群，相对而言，对于社区内马来人或穆斯林群体的理解是较为欠缺的。因此，这次用于参赛的企划，放眼未来两年能够补足这一块，主动探索这个拥有近五百年历史的混合社区里，关于马来村民的生活与信仰。她表示，企划会从面向穆斯林文化历史的系列课程开始，同时也会聚焦于社区内一所伊斯兰祈祷室——Surau Kampung Beting的研究计划。团队也希望能够促成与马六甲博物馆协会（PERZIM）的合作，进一步策划更深入的清真寺、祈祷室与穆斯林陵墓的社区导览。在谈到了关于公民课学生对于参与课程的回馈，老师们都慨叹，这一段教与学的过程其实并不容易，只是在遭逢种种挑战之时，和学生们站在同一阵线，一步一脚印地共同应对罢了。与此同时，老师们也会按照每一届学生的特质，适时地调整课程进行的方式。留台多年以后刚回到母校执教的李佳芯老师也是负责老师之一，她带着崭新的视角走入社区，也收获了有趣的观察。“带着学生进社区访问居民的时候多次吃了闭门羹，原因是多数居民有在午后睡午觉的习惯，后来学生发现，这可能和东街纳社群老龄化的现象有关，也因此意识到故事采集的急迫性，在老人家还愿意多分享的时候，就要把握机会多次回访。” 学生们对于田调和导览，展现出更具好奇心且积极筹备的态度，让在一旁看着这一切的李佳芯也相当感动。“我们是公民老师，但同时也是这个社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辜秋莹总结，“在社区里深耕三年，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我们是老师，跟着我们走进社区的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有持续在孩子心里，种下多元的种子。”

1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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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發揮影響力：獨立出版的言語治療雜誌

在中学毕业后的长假期，Grace陈贞妏机缘巧合下参加了一个志工活动，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有特殊需求的孩童。在与孩子们相处的几个星期里，她的目光与其中一位自闭症儿童接触，然而她却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距离感，仿若彼此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屏障。这种无法沟通的无力感深深触动了她，也让她因此萌生了改变人生轨迹的念头：或许有一天，她可以走进这些孩子内心世界的道路，并为他们找到表达自身需求、与外界沟通的那把钥匙。中学毕业后，Grace在大学志愿表格上填写了“言语治疗学系”。正是假期中的一场志工经历，成了一束小小的火苗，在她的心中点燃了成为一名言语治疗师的志向。2015年毕业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她，主修语言病理学学士。进入职场后，Grace仍孜孜不倦精进自己的专业水平，分别在2020年和2023年于马来西亚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Malaysia）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博士学位。同时，她还在吉隆坡开设了言语治疗中心——Grace House Speech Therapy Centre。在近十年的职业生涯中，Grace观察到，虽然与国外的情况相比，我国可能在资源和设备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在学术研究中，有关本土个案的研究案例依然不足。不过，她觉得我国言语治疗的整体环境正逐步改善，其中包括马来西亚言语听觉协会（MASH）近年来持续推动多元化的活动，并鼓励业内专业人士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另外，她也留意到许多有孩子的家长对于早期干预治疗（early intervention）的意识有所提升。Grace说：“很多家长可能在孩子2岁的时候就带小朋友到中心进行评估了，跟以前比较的话，这是我近期留意到的趋势。” 创办杂志：普及言语治疗知识虽然如此，社会大众对于言语治疗依然存在不少迷思。海量的网络资讯偶尔也会有出现误导或落差，这也让想要进一步寻求协助的人可能会有所疑虑或担忧。看到这样的情况，年少时曾经有着文字记者梦的Grace决定，整合自身手头上的资源，创办一份年刊杂志《Grace House Magazine》，希望可以通过文字的力量消除外界对于言语治疗的误解，传递正确资讯。 Grace回忆道：“大学时，我曾在本地书店里寻找关于言语治疗的书籍，因为还有许多方面的知识想要了解，但是很多时候几乎都找不到。工作后，加上我本身有写日记的习惯，经常会把平时的经验写进日记里，也累积了一定的文字量。所以当时创刊号和第二期杂志的内容就包括了我的临床经历，以及怎么落实治疗方案。而在那之后，我也邀请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行或其他领域的专家分享他们的心得。” 就这样，凭着纯粹想要普及言语治疗相关知识的热情，这份年度发行的杂志在今年9月也迈入第6个年头，并且在国内各大书局上架。在提到发行杂志后收到的回馈时，Grace表示：“我发现市场其实对这类杂志是有需求的，而且也有很多家长在阅读后和我说很喜欢这份杂志，表示‘很容易吸收’。这是因为我们团队在编纂内容的时候，会尽量让原本较为枯燥生涩的内容，以较能让人‘消化’的方式呈现，像是团队设计师也在最新一期杂志中加入了亲自画上的漫画卡通元素。” 业内同行对Grace自资出版杂志这件事表示赞许，有者还通过供稿分享专业知识表示支持。此外，在最新出版的杂志中，她也特别邀请了长期关注国内特殊群体需求的非政府组织为专栏供稿，给读者提供更全面的视角，让他们可以更深入了解言语治疗早期干预方案的重要性，并帮助家长了解可以获得的实际资源。这些丰富多元的观点让这本独立出版的杂志内容更具权威性和多样性，也为有不同需求的家庭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与参考。成就感驱动的坚持访谈来到尾声，当被问及是什么样的内在或外在动力，让Grace能够持续在言语治疗的专业上坚持下去，并且充满热忱地进行知识普及的工作，她稍微停顿，想了想便微笑说：“我觉得是一种成就感吧，由很多的‘moment’累积而成的成就感。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在接受评估之后，被鉴定为拥有较为严重的语言迟缓情况，5岁了仍未能说出一个单字。他的母亲每周从外地舟车劳顿送他到中心去接受疗程，后来在经过了接近半年的综合治疗和细心陪伴练习后，这个小朋友有天终于开口说话，说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有意义的词汇——‘妈妈’。这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其中一个个案，也一直提醒着我立志成为一名言语治疗师、帮助有特别需求的孩童学习表达的初衷。” 相关文章：【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讓長者擁抱科技 TAR UMT大學生縮小數字鴻溝【动力青年/《学海》少年】馬來西亞中學生戲聚獎反映現實呈現青少年成長【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馬大燈籠節：文化傳承與新生力量的結晶【动力青年/《学海》少年/ 有活动】周若濤×梁馨元：談一首詩的發聲方式【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让韵律操星光熠熠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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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马大女研社推动大学校园性别平等意识

相信人具有能动性（agency），无论性别、族群、阶级，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目前经营播客《耳朵流浪》，认为说故事的人会找到聆听者，荒谬世界中持续练习发声。电邮：[email protected] 在马来亚大学校园里，一个以性别平等为核心的学生组织正悄然崛起，致力于推动和性别议题相关的讨论与行动。该组织名为“女性与男性性别问题研究社”，简称女研社。尽管女研社刚刚成立不久，但已经在校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社员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提升大学生对性别平等的意识，倡导更为公正平等的社会环境，并逐步完善制度上的改革。这个新生力量正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在大学迎来最后一个学年之际，活跃于学运组织的大学生陈洁颖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以性别议题为主要关怀的学生组织，于是建基于女性主义，与一众志同道合的伙伴设立了女性与男性性别问题研究社，简称“女研社”。“当初之所以会将社团名称缩写，命名为女研社，是有着向台大女研社致敬的意思。”洁颖解释道。台大女研社是在1980年代末，台湾大专院校中第一个由学生主动发起的女性主义学生社团，在大学校园内形塑性别意识、积极开展性别平等运动等方面扮演重要的启蒙角色。然而，对于洁颖而言，中学时期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到中国“227事件”所引发的舆论中所提及的“父权体制”、“厌女”等论述，却是她对于女性主义相关理论产生好奇的开始。直到在大学课堂上选修了“性别研究”课程，才对这一方面的课题有了较为清晰的概念。她也因此认识了在同一场合上受访的另一名同学——女研社社员叶雯君。雯君补充，在国内校园创立关心性别议题的社团，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社会脉络下，针对在地的议题进行直接讨论也是重要的，而不能够仅仅仰赖国外的理论框架。宣导大众月经意识觉醒 “仅以一抹鲜红，就能宣告我的死刑。” 一名来自外校的学生端正地站在女研社与社工系联合举办的月经展览一隅，现场朗诵她以《月经》为题所创作的的诗歌作品。规模不大的展览空间内，正在观展的数十人顿时静默下来专注聆听。朗诵者的身后是一个以红色、白色相互点缀而成的艺术装置，墙面上张贴的中英文海报讲述着女性生理周期的公卫知识、统计数据、各国政策以及与月经相关待破除的普遍迷思。展厅内还设有与访客互动的设计，比如请来访者将红色棉球放入象征不同时长的方格里，有关女性一般多长时间替换卫生棉的问卷调查一目了然。展厅一侧的布告板形成了一面便利贴墙，上面写满了不同访客对于月经来潮、生为女性的想法、感受以及支持鼓励。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短时间内促成一个让观展者感到安全、相互尊重以及可以展开平等对话的空间实属不易，这源自于女研社社员们的用心竭力。最后，当询及在大学院校内推动性别议题讨论的重要性，陈洁颖说，大学生不应只是埋首于书堆，而是需要去意识到自身作为社会青年群体的一份子，其实有责任尽自己所能去关注社会议题，去营造一个更进步的社会氛围。社员叶雯君则表示，她身为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兼性别研究学程的学生，觉得本身有必要去推广有关性别平等的理念。“哪怕普遍大学生目前拥有的性别意识只是小小的一颗种子，都具有日后萌芽成长的可能性，”她笑着说，“我们现时就先做能够做的事情吧。” 向马大建议修改“反性骚”行为法则女研社社长陈洁颖说，自2023年9月成立以来，社团的重心主要是放在以下三个面向：（一）时事评论：针对时下议题进行即时评论；（二）法律改革：审视校园乃至国家法律，并向有关单位递交修改草案；（三）活动倡导：透过举办各类型活动呼吁学生关注性别议题。“虽然女研社成立并不久，但在网络搜寻引擎中输入关键字，便能看见女研社这段时间以来切切实实认真推动活动的痕迹。” 今年年初，该社针对200名马大本地及国际学生展开了“校园性骚扰议题”问卷调查后，将数据分析结果整理成报告，并提交备忘录给校方。据了解，马大校园虽然早已存有反性骚扰行为准则，但是绝大多数学生却不知道这个准则的存在，近年来校方也没有在新生报到时向学生进行宣导，导致这项为了遏制校园性别暴力的指南形同虚设，而且部分内容已经不合时宜。“借此问卷调查，我们提交修改准则的建议，并希望校方可以认真看待校园内的性骚扰事件，”洁颖说，“我们会和校方接洽，监督后续进展。” 相关报道：张庆信：盼华妇会成为资讯窗口让面对困境的女性求助有门杜绝性别歧视保护妇幼权利伊姐妹组织提8关键改革刘静芝：25国议员中仅3人大马女性参政率低每天10女被谋杀充斥性暴力的墨西哥将选出史上首位女总统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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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卿柔|女性政治赋权亟需提升

唯有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赋权女性，政府与民间团体积极携手推动性别平等，才能真正落实改革政治系统中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改善女性同作为公民的权益。为了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女性必须拥有表达的自由权利以及参与公共生活权利，这应当充分地表现在女性在国家各个层级及部门决策过程中，可以享有不受到威胁地自由表达意见与发挥能动性的空间。因此在这一方面，一个国家的政治进程与体制需要得到追踪与监控，以侦测并研究女性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代表性，以及各个机构领导层级女性领导人、民意代表等的群体代表性和数量是否充足。根据我国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特定领域中女性赋权统计数据，我國的性别差距指数（Malaysia Gender Gap Index，MGGI），整体达到0.714。我國的性别差距指数同样根据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GGI）所制定的四个维度，分别是：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机会以及政治赋权。这项统计大致反映出相关国家的性别差距情况，进而给予政策制定者评估国家在制度层面推动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方面是否有长进。在这当中，值得留意的是，我國在政治方面的赋权方面的指数仍是处在超低水平的0.100。2020年在国会担任民选议员的女性占比是14.9%；持有部长级职位的女性，也仅达到15.6%。至于在担任高级别公务员以及立法领域方面，女性的比率同样显著低于男性，仅达到24.8%。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参与程度，对于女性政治赋权进而达到社会制度层面的改变是重要的，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内当选执政党的代表性。在我国的政党文化里，女性党员虽然同样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大多数的女性群体经常仅仅成为支持男性领袖的基层力量，往往无法或很难进入政党的决策圈子。因此，女性党员虽然继续成为政党运作的一股重要力量，看似有参政的机会，然而在政党内部想要达到位阶流动的机会却微乎其微，而继续在政治领域中复制履行父权体制下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角色。我国女性政治代表的数量依然处在极低的不健康水平，透过每一次的选举提名程序，最终上阵的女性候选人数量，便可以看出这一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在2018年，我国首次经历政党轮替，希盟当选执政政府，虽执政女性人数有稍微攀升，更出现了我国首位女性副首相，但是在其有限的执政期里，依然没有委任足够的女性代表作为决策者。时光再倒流回到第十四届全国大选竞选期间，无论是希盟还是国阵，在他们的竞选宣言里都表明会在联邦与州政府的层级达到保有至少30%女性代表的目标。事实却是口号与实际行动仍有一段很大的差距，根据统计，在2018年的全国大选中，女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率只有14.4%，分别是国阵（727名候选人，92名女性）、希盟（660名候选人，85名女性）、伊斯兰党（548名候选人，36名女性）。按照逻辑推算，如果真要在执政层级达到30%的女性代表目标，则各个政党需要在提名的阶段就保留足够的女性候选人数量。结果显示，在仍由男性强烈主导的政治场域中，女性候选人明显不具备与男性候选人平等竞选的机会。此外，更令人心寒的是，在国会殿堂上或政治人物针锋相对的现场，女性政治代表仍遭逢针对其性别的恶意攻击。尤其在国会会议的现场，屡屡发生政治人物发表充满歧视性与贬低女性的言论。这些事件除了反映出国内普遍公民的性别意识薄弱，不友善的政治场域也可能会降低女性从政的意愿。加上社会普遍对于女性性别角色的期待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女性从政面对更大的压力。举例来说，相比一名男性政治人物，一名女性政治人物需要面对更多的来自于传统性别观念下的不合理观感与压力。因为性别分工不平等的关系，女性仍被期待是家庭单位内的主要劳动者与照护者，即使一名女性在专业领域有多么卓越的表现，只要她无法拥有所谓主流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亦或无法处理好私领域的事项，便被视为失败者。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在职场女性的经验中可见一斑，女性经常受限于传统性别角色的分工，被认为势必会因为照顾子女的责任和家务劳动而分心，进而无法全心专注在事业上，甚至可能因为个人家庭规划怀孕的打算，而必然造成工作职涯中断这样的刻板印象。综上所述，马来西亚在迈向性别平等路上还要很长的一段路要前进，尤其是在女性政治赋权的领域。国内各个政党需要提高女性政治民意代表的数量，脚踏实地的付诸于行动，在选举中提高女性候选人的提名参选数量。社会也需要积极响应今年3月8号妇女节的主题——打破偏见，唯有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赋权女性，政府与民间团体积极携手推动性别平等，才能真正落实改革政治系统中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改善女性同作为公民的权益。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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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

林卿柔.跨文化交流的宝贵机会

身处马来西亚的我们，全年都享有许多庆祝各族佳节的公共假日，除了将之当成是工作上学之余的喘息时间，也尝试把这些喜庆氛围满满的日子当成是跨文化交流的宝贵机会吧。

3年前

本报特约

星云

性别“女”／林卿柔（蕉赖）

在这段还在持续“成为”（becoming）什么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身为女性的生活经验，有时遭遇不舒服的境况，不是因为我自身能力或先天身体的缺失或瑕疵，与此同时，我好像也因为这样的觉醒，而更懂得对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不合理要求感到愤怒，并且也越来越不愿意轻易妥协。懂事以来就隐约感受到在这副女性身躯里，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好像要多花上一些力气，即使仅仅是“成为自己”这件事，也好像被一张无形的渔网罩住。当时年纪还小，没有受过任何性别平等教育的启蒙，却似乎懂得自身有挣脱这隐形大网的必要，至少去尝试。于是，在小学，当老师要求帮忙搬动作业簿的时候，分配给男同学的分量较多，因为他比较有力气，而我总要较真，请老师给我一样或更多的分量，然后再三步并作两步地想要比男同学更快回到班上。我要证明些什么呢？不过是我和你一样，你能够做到的事，我也可以而已。然而在体育课的时候，老师依然经常点名男同学去搬动体育用具。女同学，你们都到树荫下，别晒伤了白皙皮肤。脏活累活儿让男生来，他们天生就该那样。和女同学站在一起的，还有那位体格较弱小、说话轻声细语的男同学。不过他和其他男同学好像都合不来，因为他们下课时的游戏时间都不会叫上他。在家里有天我也不再听话，因为突然发现身为长女的我，比起小两三岁的弟弟，分担家务的时候经常都是我在负责，我就该学会洗碗晒衣添饭。我不满为什么母亲点名的总是我，而不是同样也在紧追电视卡通剧情的弟弟。所以，我自主发起一个人的“不服从运动”，甘愿冒着惹到母亲青筋浮现吆喝的风险，来争取要做家务的话，就得和弟弟一起。印象中这个家庭革命偶尔会成功，而在父母眼里，却可能只是迟早要降临的孩子的叛逆。因为身处环境使然，养成自身早熟性格，我很早就深知“没有背景，只有背影”的现实条件。所以在中学时期，顶着应付繁重课业压力的同时，也积极参加了很多的课外社团活动并担任干部。高中三毕业前夕，一位男同学在给我的毕业纪念册，薄薄的一张彩色纸上，祝福语的栏位，写着这么一句话：你是个很有能力的女生，但每天这么忙，你现在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将来肯定要花时间相亲的。就这样，得到了一句我没有请他预测的预言式“祝福”。不愿意轻易妥协其实，结合自身以及身边女性或男性友人的经验，成长过程中多少遭遇过性别不平等的境遇，而这一切我还得要等到念了社会学“开了天眼”后，学会看见很多社会制度下的“肮脏东西”，才了解自身所经历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像20世纪西蒙·德·波娃在其影响后世深远的《第二性》里被无数次引用的名句一样：“女人并非生而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在这段还在持续“成为”（becoming）什么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身为女性的生活经验，有时遭遇不舒服的境况，不是因为我自身能力或先天身体的缺失或瑕疵，与此同时，我好像也因为这样的觉醒，而更懂得对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不合理要求感到愤怒，并且也越来越不愿意轻易妥协。相比小时候的自己，现时的我虽仍有疑惑，但不迷惘；仍有担忧，但不畏惧，因为我知道，走在这条趋向平等的道路上，我并不是一个人。我以女身感到骄傲，我可以坚强也可以柔软。深深期许在人生百事前，我们都可以先是一个人。

3年前

星云

会员文

林卿柔|公民意识不止步于投票

回归到公民社会里，所应担负的责任以及履行的义务，这里指的不仅仅是投出手中选票以及做好防范冠病疫情的基本要求而已。还记得好几年前，我第一次到访位于柬埔寨暹粒的吴哥窟遗址，当时正值乾旱季节，日头高挂炽热阳光下，在古迹旁一个饮料摊位，买了颗现剖的椰子来消暑。坐在摆设简陋的遮阳摊位下稍作休息，当日游客人数稀落，没有赶行程的我也和摊主，用基础英文两句、三句地聊了起来。摊主是一名目测40多岁的男子，他说，旅游旺季的时候，曾经到城市地区当“嘟嘟车”司机，但是竞争太激烈，维持生计实在不易而又在最近回到了家乡讨生活。我记得当时他说到，柬埔寨人民生活很困难，有很多不能直接言说的问题。由于一般上作为在当地旅游的过客，鲜少能够和当地人谈到此类民生的问题，于是我追问，不能说的问题指的是什么呢？而他接下来做的动作，让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相当震撼的。他先是摇摇头挥手拒绝回答我的提问，接着，用双手比了一个机关枪扫射的样子，他的肢体语言直截了当地让我清楚晓得，接下来有关政治的，他不能够再说，你也不能再问。由于在前往柬埔寨前，阅读过关于这一国家的历史相关书籍和文章，我知道自己碰触到了敏感议题，所以低下头继续喝着清凉的椰子水，稍微缓和被太阳日晒的不适，但那位因为辛勤劳动而皮肤晒得黝黑的摊主和我都安静了下来。我回到所处的国度，目前还拥有自由发声的权利，和你述说这一段旅游中的记事，并非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他方被噤声的人们，即使曾经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似乎到现在都仍无法述说那些真真切切发生过，又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表达自身的真正想法。马来西亚的政治地图样貌自上届大选以来的迅速变化，提醒着我们，变动不居的政治进程不曾停歇，因而暴露的各种政治角力与权力关系的展现，更像是一场场值得观察的人性实验。作为公民，我们本来就不能衹是五年关心国家一次，谈到选举便经常提及的所谓公民权利（civil rights）并不也衹是停留在选出执政者而已。公民权利其实还需包含相对于国家，公民在此一层级，所应该享有的权利以及不应该受到侵犯的权限是什么。选举委员会在10月份于线上展开了“预先自动选民登记”（SPPA）活动，以便让国内年龄已经满18岁及以上的580万名在之前未曾进行登记的准选民，在今年10月31日之前，检查个人资料和更新身分证地址。这个检查选区资料的步骤是重要的，除了更新已经不符合时宜的资料，若发现任何资料不准确的情况也能够立即向选委会提出投诉。然而在社媒平台看到相关新闻链接底下的部分留言者竟怂恿不需前往查看，因为投票不能够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变。这其实显示了我国有关公民教育与国家政治体制意识方面的有所欠缺，同时也反映了我国人民，作为普通老百姓，普遍拥有的一种不安心态。回归到公民社会里，所应担负的责任以及履行的义务，这里指的不仅仅是投出手中选票以及做好防范冠病疫情的基本要求而已。接下来，我们需要以所处的岗位上，透过本身生活范围之内的能力，更积极地参与推动和关注社会公共事务，比如关注社会非主流边缘群体权益等，才能真正有效地监督政府，进而让执政者感受到由下而上的压力并作出回应，以期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性改革。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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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卿柔|反思社会安全网与性别暴力

可能有人在看待此类社会新闻时，会简化地将它归纳为受害者的个人不幸——“她就是在错误的时间点出现，并且遇上了错误的人”，还有认为纯粹是行凶者个人的性癖好和丧心病狂，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和过去看似没有不同的夜晚。2021年3月3日，在和朋友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餐聚会后，33岁的莎拉·埃弗拉德（Sarah Everard）因为隔天还有工作而提早离开，并决定独自从伦敦南部郊区走回位于Brixton的住所，全程距离只有约5公里。从伦敦街头的监视器当中可以看到，莎拉头戴着灰色针织帽、穿着蒂芙尼蓝的运动外套、斑点长裤和运动球鞋，还选择走在了一条路途较远，但是光线明亮的街道。路上，她还兴奋地和男朋友讲了15分钟左右的电话，准备计划来临周末的行程。大家都说莎拉“做了一切她该做的”，她一身运动著装、明亮大街与亲友通话保持联络，但是，原本半个小时的回家路程，莎拉却永远没有抵达家门，她失踪了。一个星期后的3月10日，她的遗体在距离市中心130公里外的肯特郡被找到。莎拉被证实遭到性侵后杀害，接着凶手焚烧毁尸、过后将尸体遗弃在池塘。令人震惊且异常讽刺的是，杀害她的凶手是原本理应保护人民安全的员警库任兹（Wayne Couzens）。英国中央法庭在9月29日开庭审理案件，一并公开了检方在经过调查后，凶手的犯罪经过。然而这看似是一个人起了歹念的犯罪，而莎拉很轻易地就这样不幸成为随机凶杀案的受害者，但是这宗引发英国社会轰动的案件远远不仅是这样。首先，个中层层曡曡、环环相扣的维安系统的缺口疏失暴露无遗。被归纳为“菁英警察”的凶手库任兹，早前是在英国国会与外交保护小组中执勤，过去在公众场所有性骚扰的非法记录，包括暴露下体等猥亵行为，但因为事态“不紧急”而没有得到后续处理。疫情期间，这位前警员被调到“Covid巡逻队”以便支援封城执法行动，但是由于有关疫情条规执法的标准做法一直没有得到统一，随之引发混淆。因此，当凶手以受害者没有遵守冠病疫情公共卫生标准为理由，截停受害者并将其戴上手铐的执法措施，莎拉并没有反抗。而我们晓得，实际上这是凶手有心策划的谋害行为时，光是这一点就更加令人悚然，因为这种公权力的无限扩大与滥用，可以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发生。莎拉作为一名守法的公民，在当下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反抗的理由和机会，所以英国有纸媒在报章封面下了一个标题——“SARAH DIDN’T STAND A CHANCE.” 。这宗案件也使得英国公共制度再次被严格审视，甚至引发舆论，质问当局为何对于性侵犯罪案件的起诉率整体维持在历史最低点，以及引发了关于女性人身安全的讨论，尤其是来自少数族群背景的女性群体一直以来所面对的暴力威胁。作为女性的莎拉同样无力反抗的社会产物，还有“基于性别的暴力” （Gender-based violence，GBV）。基于性别的暴力，指涉的是在公共或私人领域中，包涵性、生理、精神以及经济的伤害，暴力胁迫与强加在意愿之上的控制。根据联合国的定义，这是根深于性别不平等、权力滥用和具有伤害性的习俗中的一种暴力形式，还有的例子就包括每天仍在发生的性暴力案件、亲密伴侣带来的暴力、童婚、女性割礼等。而莎拉遇害的案件毫无疑问地掀开了性别不平等所带来的致命性影响，特别是当加害者认为自身处于高于女性的优越地位，而认为自身拥有支配女性身体和生命的权力。莎拉的死亡当时在英国各地掀起了示威和守夜活动，除了哀悼一名年轻女性生命的无辜消逝，同时也在大力敲响社会警钟，有许多人正活在性别暴力的阴影下。根据过往研究显示，性别暴力的受害者通常遭到熟识的人所加害，三分之一的杀害女性（femicide）犯罪者，是这些受害者的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在冠病疫情下，各国政府推行防疫政策时所落实的封锁令，也让那些原本就受到施暴者伤害的群体，更难以取得逃离暴力的管道与协助。可能有人在看待此类社会新闻时，会简化地将它归纳为受害者的个人不幸——“她就是在错误的时间点出现，并且遇上了错误的人”，还有认为纯粹是行凶者个人的性癖好和丧心病狂，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社会安全网因为贪污滥权而出现漏洞，作为公民，我们会受害。基于性别的暴力因为普遍人们的性别平等意识观念没有进步，作为一名女性或男性或在性别光谱上流动的人们，也会因此受害。如何让这个社会更安全，真的不仅仅是对于一名行凶者判刑和为一名受害者讨回公道如此而已，还是要严肃地说上一句，你我其实在每一天生活日常实践和反思中都有责任。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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