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危机处理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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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

自杀事件发生前后校方能做些什么?

没有人会希望校园发生自杀事件，但万一真的发生了，校方总得面对和介入，那么怎样的危机处理机制，才能够把事件的冲击和伤害减至最低？危机处理不只是解决当下的突发事件，更是为了预防下一个危机出现。学校平时就应该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因为唯有未雨绸缪，才能临危不乱。报道：本刊梁慧颖当校园发生身亡事件，校方需要做的不只是清理现场和安抚死者家属，因为如果处理不当，事件也可能会在其他学生心里留下创伤。加上现在网络流言传播速度非常快，校方既要安内也要攘外，增加了校方处理危机的难度。这种时候非常考验学校的应变能力，以下是一个真实案例，校方从事件发生的那一刻起，就马上启动连日的介入和支援工作：事情发生在学生放学以后，校方得知后即刻联络救护车还有警方，同时总动员行政处和辅导处老师回校支援。回到学校的老师立马分头行事，有的人负责联络和陪伴当事人家属；有的人则负责把还在学校的学生带去礼堂安抚，避免他们靠近事发现场。当时候，消息其实已经在网上迅速传开，包括各种耸动人心的谣言。为了避免谣言影响学生，辅导主任说：“我们在礼堂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告诉他们学校会全面配合警方的调查，同学们要做的是尊重逝者和尊重家属，不要传播任何照片或未证实的消息。”此外，“我们也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时候可能会有怎样的情绪反应，比如慌张、害怕、低落和愤怒，而这些都是危机事件后可能出现的正常情绪反应，如果有需要，他们可以如何向校方求助。” 另一边厢，各种不实消息在网上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校长说：“这对我们来讲也是很沉重的压力，所以我们决定当天就发通告，把我们掌握到的情况告诉家长，让他们知道学校正在处理这件事。”同一时间，学校也联络媒体，请媒体不要发布未经证实的消息。当天的紧急会议直到深夜才结束，学校行政处第一件事是通知全体老师第二天早点到学校开会，因为要先让他们了解事情，以便学生来询问和求助时知道如何回应。提供团体辅导安抚学生情绪事发后第二天，全校氛围可想而知非常低迷。教师会议结束后，校长在早上通过广播向全校学生说明这个事件。同班同学是跟死者关系比较密切的一群人，他们受事件影响的风险较高，所以当天下课后，多位辅导老师一起进入死者的班级，将学生分成小组进行安心团体辅导。辅导主任说，安心辅导的目的是安抚学生的情绪，“让学生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心情，我们也借此了解他们的状况。” 除了死者的同班同学，辅导老师也找出并关怀其他未必认识死者，但属于高风险的学生。所谓高风险，是指那些本来就有心理创伤或精神困扰的学生，他们可能会因为死亡事件而产生负面念头，所以此时他们成了重点关注对象。接下来几天，陆陆续续有几个非政府的辅导团体前来学校提供心理辅导支援，任何年级的学生只要觉得有需要都可以报名参加团体辅导。同时，学校也打印卡片发给学生，这些卡片列出校外辅导团体的电话号码，起码让学生知道当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找哪些外援。教职员也需要情绪疏导到了死者出殡那一天，校方让学生自由决定要不要参加丧礼，大多数同班同学都出席了。辅导主任说：“印象很深刻是一位在事发当天帮忙急救的学生。出殡那天他是有考试的，但他说他想要跟他施救的这位同学好好告别，所以我们也尽量安排他去参加丧礼。” 由于死者是佛教徒，学校为了表示尊重，因此恭请法师在校园进行洒净仪式，并同样让学生自由决定要不要参加。那天因为是周末，来学校的学生本来就不多，校方过后告诉学生已进行宗教仪式，好让他们安心。除了学生需要心理支援之外，老师的情绪其实也需要疏导，尤其是忙碌了多天，从事发后就一直站在最前线的辅导老师更需要解圧。丧礼结束后的那一天，辅导处召集了所有辅导老师来个分享会，英文叫“debriefing”，主要目的是帮助辅导老师纾解积压的情绪。更早之前，学校也有为全校教职员提供团体辅导，教职员可自由决定是否参加。学校危机不限于自杀事件早在这个事件以前，这所学校其实已建立起一套危机处理机制，包括处理流程和人员架构，所以当学校发生如此大事，校方能够迅速反应，不至于茫然失措。以往大家总觉得，当学校发生大事，善后工作只需要交给某个单位，例如训导处或辅导处处理就行。但受访的校长说，学校危机影响的范围可大可小，全校教职员其实都应该对危机处理有基本认识，“如果老师能够及早看见问题，学校就可以帮到更多学生。” 事实上，学校危机不限于自杀事件。任何事件只要危害学生和教职员的安全都属于学校危机，例如自然灾害、实验室爆炸、暴徒闯入校园挟持师生等。董总近年都有主办校园危机处理工作坊，上述受访的学校主管就曾经参加董总的培训，学习应对校园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危机。把对师生的伤害减低是基本原则工艺大学教育学院辅导与咨商系高级讲师陈如湘博士是董总校园危机处理工作坊的导师，她早在大约2003年就开始推广校园危机管理，曾连续多年邀请台湾教授来授课，可是直到Covid-19疫情以后，“危机处理这种事才得到学校更多的重视，你会发现台湾跟香港都走在我们前面。” 她说，处理校园危机难有一套标准作业流程（SOP），因为学校有大中小之分，不同规模的学校在实际面对危机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不过有一个基本原则是肯定的，那就是要把对师生的伤害减低，所谓伤害包括意外伤亡和对心理的冲击。危机通常是突发的，意思是它不是学校日常运作里会预想发生的事情，因此她说，处理危机要有一个基本观念——没出更大的错就是最好的事。 “通常我们在处理危机时，我们不是在挑错，也不是在找谁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如果紧要关头大家还在互相指责，可以想像危机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愈加扩散。此外，处理学校危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俗话说的“危机就是转机”。如果危机处理得好，她说，学校在生命教育这部分会有所强化，同时可以借这个机会使校园变得更友善，“总之不是事情发生后我们赶快来处理，然后就算完结。” 未雨绸缪：成立学校危机管理小组学校内部如果能成立一个危机处理团队自然是好事。通常学校会按照行政人员职位来分配职务，比如讲到心理辅导，大家会认为这是辅导处主任的责任，但她说，危机处理团队的职务不能完全按这样来分配，因为假设庶务处主任是一个很怕血的人，当坠楼现场满地都是血，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地履行职责。因此，“危机团队的成立，是把适合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而不是因为你是主任，你就必须扛下这样一个任务。” 危机团队成立之后，成员需要经常演练，以及了解校园内可能发生的危机事件有哪些，并且为此做好预备。她举例，危机团队应该视察校园环境有没有地方需要改善，比如高楼天台是不是任何人都能随意上去？校园里有没有隐秘死角？万一学校真的发生危机事件，危机团队的责任是统筹和协调校内外资源，再按情况调动人手。避免围观和拍照假设校园发生自杀事件，校方首先除了要联络救护车和警方，还必须确保在校的学生远离事发地点，避免他们因目击现场情况而可能留下心理阴影。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学校发生坠楼事件，网上就会很快流传现场照片，哪怕那些照片是多么令人不安。若要避免这样的情况，陈如湘说，校方须确保学生跟老师一起待在教室，防止学生跑去现场围观和拍照。同一时间，老师应提醒学生保护当事人隐私和考虑当事人家属感受，老师的用词应该是“我们一起来帮助别人”，而不是命令学生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因为在那种非常时刻，大家思绪肯定都很混乱，老师要做的是让学生知道“我们可以一起保护彼此”，先在学生之间搭起安全网。危机处理包含对媒体的回应，因为在网络时代，校方不太可能隐瞒消息，所以不如主动发布消息以正视听。校方可以做的是委任一个发言人统一回复媒体询问，扼要交代校方的跟进工作，不需要透露太多细节。拉曼大学咨商与辅导课程主任彭开贤说，校方可以发布简短的声明，承认学校有人身亡，但是否说明是自杀事件则要很小心，因为真正的死因只有警方和法医才能确定，校方不能自作判断。另外，校方也不宜透露死亡方法和细节，例如别吐露当事人是从第几层楼坠落，因为要避免这种行为引起其他人模仿。评估事件对学生的影响学校接下来需要评估和识别可能受事件影响的学生，例如： ˙目击者 ˙跟死者关系密切的同学 ˙高风险群体一般来说，跟死者越要好的同学，受到的心理冲击会越大，但彭开贤提醒，跟死者不见得很要好的同学也有可能受影响，例如当天早上刚好跟死者一起搭校车或坐在一起吃早餐的同学，他们也有可能会受冲击，甚至那些经常跟死者作对的同学更需要关注，“因为这些孩子可能会愧疚，担心是不是因为他的原因导致死者自杀。” 那么是不是完全跟死者没有接触的同学就不会受影响？其实不是。彭开贤说：“还有一群需要关注的学生是高风险群体，也就是那些本来就有自杀念头的孩子。当学校有学生自杀，这群孩子很容易产生共鸣，心想‘竟然有人跟我有同样的想法，而且比我更早完成了这件事情，’所以这群孩子需要特别关怀。” 评估哪些学生受影响之后，校方接着应该为这些学生提供心理支援，但这里头有一个原则必须很清楚，即校方不能强迫学生接受心理辅导。 “每个人处理创伤的方式不太一样，”彭开贤说，有些人需要把事情讲出来，讲出来心情会好一些；但有些人则需要多点时间消化情绪，没办法马上把心里话说出来，如果逼他接受辅导，只怕会对他造成更大伤害。儿童与青少年精神专科医生王韵畅说，校方这时候应该让学生知道任何反应都是正常的，有些人可能会用幽默带过，有些人可能根本不想谈论，不是说一定要有怎样的反应才是对的。如果学生不愿意谈论就别强迫他，但要让他知道大门随时敞开，当他想要找人聊的时候可以回来找负责的老师。通常，校方会根据学生受影响的程度来决定采取哪种措施，例如提供团体或一对一辅导。如果是团体辅导，王韵畅说，理想情况是由心理健康专家或有经验的人来主持，最重要是给这些学生有发言的机会，让他们倾诉对事件的想法与感受（但还是那句——如果他们不想讲就别强迫他们）。假如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学生依然备受情绪困扰，校方就应该评估有没有需要提供进一步支援。勿美化自杀行为当校园发生重大的不幸事件，学校可能会举行宗教仪式以安抚大家。陈如湘认为，如果学生能够从信仰上得到安抚也很好，但现场一定要有老师，如果学生想要参加，老师可借此机会观察学生的状况。至于追思活动，虽然不是不能办，但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是让学生自己决定要不要参加；第二是不能美化自杀行为。王韵畅认为，事情发生后，校方当务之急是尽快让学校恢复日常运作，如果这时候办隆重的追思活动，恐怕会影响学校“复原”速度。倘若真要有一些仪式，校方也许可以安排学生在周会时为死者默哀，并将重点放在生命教育，例如教学生怎样帮助有自杀念头的同学。如果要办追思会或向全校发公开信，彭开贤认为其作用应该是呼吁学生多关怀身边的同学，同时明确向高危险群体释出善意，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得到帮助。他印象深刻是10年前台北捷运发生震惊社会的砍人事件后，凶徒郑捷的学校发了一封公开信，内容除了交代学校的立场，也呼吁学生“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聊一句”，他觉得这样的讯息更有意义。预防胜于治疗危机事件的善后及介入工作固然重要，但就像俗话说的“预防胜于治疗”，如果学校平时能够做好预防工作，那才是防止悲剧的最有效方法。诸如生命教育讲座和自杀防治课程，彭开贤认为平时都可以办，不需要等到出事了才来办。 “我们有个课程叫作自杀防治守门员，主要训练参与者更加敏锐地觉察身边的人有没有自杀的念头，或有没有心理健康的危机。如果有，那么他可以如何有效地倾听和回应这些朋友？“ 此外，“这个课程也教导如何降低即刻性的危险，比如最近有个同学一直提起自杀念头，而我们的课室在六楼，我是不是应该跟班导师和辅导老师通报这件事情？还有，我们有没有需要暂时搬去底楼上课，直到情况稳定下来？这是一种急救，至少把表面的危机先解除。” 如果学校平时都有在做这些宣导和训练，他觉得一来可以降低事情发生的风险；二来如果真的发生事情，大家能比较从容应对危急情况。一年一次的心理健康筛查不能准确反映学生情绪？根据卫生部2022年全国健康与发病率调查报告，我国每4位青少年中，有1位有忧郁症状；每8位中有1位有自杀念头；每10位中有1位曾企图自杀（右图）。学校到底要怎样知道谁有自杀念头？彭开贤说：“这就很靠学校平时的工作了。” 目前，政府中学的做法是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心理健康筛查，所以辅导老师照理说会掌握学生的资料，当学校发生危机事件，校方应该把特别容易受负面情绪影响的学生找出来，先为这些学生提供心理支援。然而，这个筛查一年只有一次，彭开贤试问：“有没有一种可能，即回答问卷时我的心情很好，可是两个星期后，我的女朋友跟我分手，我很忧郁想要自杀，但那个资料库是没有我名字的，因为这件事发生在筛查之后？” 心理健康筛查固然可以作为校方的参考，至少发生事情的时候，校方知道应该重点关怀哪些学生。但如果要预防学生自杀，那还得靠校方长期的关怀和跟进，以及向全校学生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彭开贤说，欧洲曾经针对中学生自杀防治做过一项大型研究，研究者比较3种方法：第一种是展开全校筛查，把高风险群体找出来，并安排他们见辅导员或心理师；第二种方法是训练教职员成为自杀防治守门员，希望教职员敏锐觉察哪些孩子需要帮助；第三种方法是在全校推广心理健康教育，例如告诉学生什么是忧郁症、什么是焦虑症，如果患上忧郁症可以怎么做。 “结果哪一种方法最有效呢？答案是第三种方法，所以心理健康教育很重要，而且刻不容缓。” 家长须正视危险讯号万一校方能做的都做了，但有学生的心理状况依然不理想，下一步也许就应该由医院接手跟进。王韵畅是儿童与青少年精神专科医生，跟他同样专科的医生在我国估计不超过40位。他说，如果学生出现忧郁症状但没有自杀念头，通常做法是先去政府诊所求诊，政府诊所再转介到医院。一旦学生有强烈的自杀意念，就应该直接到医院急诊部。 “而不管是去医院或去政府卫生诊所，都必须是由家长带孩子去，所以家长的角色很重要。” 他说，精神科医生有时会遇到一种状况，“就是老师觉得这个学生有问题，跟家长讲了，但家长认为没有问题，觉得孩子在家很OK，不需要心理辅导。这跟心理健康问题被污名化有一定关系，有些家长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需要心理辅导，但如果老师提出了孩子的问题，家长就应该正视，而不是觉得老师针对孩子，或觉得老师没事找事。如果家长不把孩子带来，我们（医生）其实做不到什么，学校也很挣扎。” 彭开贤曾经到一些学校办自杀防治讲座，他觉得这些学校有一点做得很棒，因为这些学校总共办3场讲座：1场是给学生；1场是给教职员；还有1场是给家长。 “我觉得家长也要学习多理解孩子的需求跟状况，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在我们现代青少年中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状况。”他说：“很多家长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自己的青少年经验，但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如果你的小孩告诉你他需要见心理师或精神专科医生，那表示他真的想要自救。30年前我们是青少年的时候，自杀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可是30年后的今天，这个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编织自杀防护网关于自杀防治措施，学校有没有可能从硬体设备上加强防护？陈如湘说，这个问题有点棘手，以装监控器为例，学校也许能防止学生在校园自杀，但这项措施到底会让学生觉得校园更友善，或是觉得更压抑？假如学校环境令学生觉得很压抑，只怕他想自杀的话去到校外一样可以做，到头来这对保护生命并没有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所以校方必须好好斟酌。各种自杀防治措施中，彭开贤说，安装安全网是其中一种普遍做法。全世界很多热门自杀地点在安装安全网后都大幅降低自杀事件，可是要如何使校园不因为安全网而显得压抑？这就视乎怎样安装安全网。他见过一些地方利用设计巧思，把安全网变得好像装饰的一部分，达到一举两得的作用。不管怎样，这种措施都不如在学生心中建立安全网来得有效。陈如湘说，学校的重点应该是教学生怎样爱惜自己、怎样爱惜朋友、怎样跟同学建立友好关系，因为这些都是心理的安全网，只有心理的安全网加固了，才接得住坠落的灵魂。【预告】一时间，校园自杀事件频传，是否就是“维特效应”，或白话来说“自杀模仿”。当新闻、社交媒体充斥自杀资讯，会带来什么影响？请留意12月29日星期天周刊专题。更多【新教育】：【华文文学与活动交流会】为推动华文工作寻更多的可能印尼新锐导演卡蜜拉·安迪妮／镜头底下的女性角色是对社会的观察艺术家颜思海／手绘人文地图留住老社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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