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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馨元

2月前
“我觉得声音跟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0月初的周末,馨元跟若涛出现在“新纪元杯”系列讲座的讲台上,以“To Swim in Sound”为题,说了许多许多声音和诗之间的连接。 1999年生的梁馨元和1977年生的周若涛,前者是马华文坛新秀作家,后者则是马华文坛上极为重要的诗人。两者的差异很多,馨元是修读中文系的文学生,而若涛则是修读电脑工程系的理工生,这些差异是世代的、性别的,也是专业领域性质的。 但他们共享诗人的身分,也都认同诗跟声音之间所存在的微妙关系。 “很多人都觉得随着时间和文体的流变,现代诗早就失去了原有的音乐性。但我觉得现代诗还是有音乐性的,只是被隐藏起来了。”若涛这么说。 若涛这里所说的文体流变,指的是过去无论是在中文古代文学唐诗宋词,抑或是英文古典文学十四行诗,诗歌都有既定的格式、格律或韵脚,让它们朗诵起来有稳定的起伏,形成一种音乐性。 然而现代诗撇除了格式,新诗的框架内不再存在押韵和格律的需要。在解放文字的同时,似乎也湮佚了诗的音乐性。然而若涛觉得这种音乐性还在。“我曾经看过这样的说法,现代诗的音乐性,隐藏在诗的情感里面。当你读诗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情感起伏,还有诗里面不同意象的前后呼应,这些都是现代诗的音乐性。” 所以他认为要“听到”这种音乐性,读者需要真正理解这首诗。“它是没有办法开口唱出来,或者乐器演奏出来的。所以要朗诵好一首现代诗,最重要就是掌握整首诗的内涵,这样你才可以跟它融为一体。” “新纪元杯”让参赛者无拘束地朗诵 若涛跟馨元都受邀担任“新纪元杯”全国爱华文诗歌朗诵比赛的评审。一般诗歌朗诵比赛上,除了会找来评审评价语音、语调和表达技巧,参赛者的选材也是其中一个评分标准。而诗人需要做的就是把关这部分。 若涛提到,选材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参赛者的发挥,这视乎参赛者对诗的情感理解有多少,才能把诗的内涵表现出来。而接受过语音训练的馨元则补充了她对诗歌朗诵技巧的要求。 她提到在诗歌朗诵圈子内一般上可以听到两种声音,一种是更在乎文本的,另一种是在乎语音技巧的。“因为我个人对声音很感兴趣,所以会觉得诗的文本跟朗诵技巧两边其实都是需要互补的。如果你在朗诵的时候音调不准、字念得不对,它也会干扰我进入整首诗的氛围里面。” 这是诗与声音的关系,声音似是一种引导。 馨元自小就接触诗歌朗诵,从古诗到现代诗,她认为“新纪元杯”虽然不是现下唯一的诗歌朗诵比赛,但它却是可以打破许多传统框架的存在。“像开放给大众参与的‘方言组别’就很难得,因为我觉得要用方言来朗诵不是说你想就能做到的,掌握方言的能力源自你拥有这样多元的语言环境。我自己曾经也尝试过在诗歌里面切换不同语言朗诵,但总感觉哪里不够自然。” 若涛也附议,认为除了方言朗诵之外,“新纪元杯”更可贵在于它给表演者的自由。“其实现在中小学都有不少诗歌朗诵比赛,但‘新纪元杯’的特别在于,更自由和多元,像是可以用方言,也可以用道具表演。一般的中小学的比赛会有比较多条规限制,新纪元杯就可以让大家有机会实验和尝试不同的表演。” 容许实验的可能,让大众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参赛,这不只是让诗歌朗诵变得更加普及化,同时也让诗变得更加平易近人。 声音跨越不同温层  朗诗也可以很纯粹 诗是跳跃性的文字,从不遵从传统意义的“起承转合”。这也让不少人觉得诗很难懂,但对馨元来说,很多时候你需要把诗念出来,意义才会随之完整。 “我觉得人体对声音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就是透过声音来口耳相传。演变到今天,声音很自然地就可以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馨元以自己的经验来说,在创作的时候也会反复念出自己的诗作,“我觉得在一念再念的过程里面,它会让你对这首诗有不同的体验。” 若涛点点头,补充道:“我觉得读诗,你读出来的时候速度变慢了,你就有时间沉浸,发现到只透过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可能是发声的方式,可能是节奏的部分,都是透过你读出来才可以感受到的。” 馨元续道:“所以我觉得诗歌朗诵也未必是需要参加比赛那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它也可以是很日常的,没有门槛的。可以在路边驻唱般进行,也可以上传到社交媒体上。” 就像馨元跟其他年轻诗人一同创办的《口口诗刊》,可说是马来西亚第一个虚拟的声音诗集。《口口》的团队成员会在网上公开征稿,欢迎国内外人士投稿自己的诗作和声音,将文档和声档一并寄过去,他们会制作成一本线上的有声诗刊。 “我感觉在马来西亚可能还蛮多人尝试把声音跟诗数码化做成影片,但是做成诗刊的形式还蛮少见的。我们在尝试做了之后才发现,这样的形式打破了很多线下的局限。像是我们收到很多不同国家的诗人来稿,有机会跟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外国诗人合作。 “再来,第二点很珍贵的是,我们收到很多可能不是诗人,也未必是声音工作者的人来稿。他可能只是一个设计师,但是对声音很感兴趣。《口口诗刊》让我们遇到很多不同温层的人,也让我觉得读诗、朗诗这件事其实可以这么纯粹。” 声音介入诗意  让诗重返民间 而另一边,若涛才刚完成“诗无jidan”诗歌朗诵的活动。这是若涛将自己的诗集《神秘之歌》,与音乐团队合作谱写成同名音乐专辑之后,再度将诗和声音结合的项目。而且他们还邀请到了不同种族的诗人,用自己的语言、用其他人的语言一起来朗诗。 “我在活动上认识到了一个马来诗人,叫做Jamal Raslan。他创作的诗歌类型很特别,叫做‘Spoken Words Poetry’。言下之意,就是他的诗不只是写在纸上,而是要上台表演的。所以在写的时候就把朗诵、声音还有表演的元素一起考虑在里面。” 这种创作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后的美国,当时民间反战反压迫情绪高昂,他们书写了许多文化和政治上的困境,结合当时流行的爵士乐演出。延伸到1990年代,它成为一种批判文学菁英阶级的存在。 “Jamal Raslan跟我说,在美国有个叫Marc Smith的诗人开始将诗歌搬上舞台表演。他主张以open mic的形式欢迎大家来参加,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让诗歌回到民间。促使Marc Smith有这个想法的,其实有个小小的故事。就是他曾经看过有个民众拿着自己写的诗去请教一个有名的诗人,没想到那个诗人觉得人家写得不好,就叫人家不要浪费时间写下去了。 “这就让Marc Smith觉得很生气,他觉得这些诗人不是讲写诗是为了广大人民写的,现在又这样对人家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举办open mic,把诗变成一场公共的演出,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评审也是普罗大众,就是希望可以把诗重新带入民间。” 若涛觉得,现在的诗歌朗诵比赛或open mic,不多不少都带着这样的性质,可以让诗普及化、平民化。“虽然可以预见这样做,不多不少会有一些批判的声音,之前都有听说过有些人是反对诗歌朗诵存在的,会说‘诗歌上台,诗意下台’。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是需要先做起来,我们才可以知道在哪里精益求精。” 诗是精炼的文字,要将它普及化会否在某种程度上流失它的专业程度呢?这样的讨论仍然在进行当中,也许在你给出答案之前,都可以记起,当我们说诗是精心提炼出来的文字,它是文学的千锤百练,同时也应该是活着的人生百态,拥有的面相不只是一种。 相关报道: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让韵律操星光熠熠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活动】朗诵以前,先认真读懂一首诗 诗人林健文与国赛朗诵冠军刘巧晴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制服团体聚会 第二届全国政府中学华文学会干部研习营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跨越种族藩篱 丘淑霖说声 早安 Kawan!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為自己贏一次 930公里 徒步朝聖的救贖
2月前
新纪元大学学院日前举办了两个性质接近的文学创作活动:文学创作营与文学奖养成班。作为统筹的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郑诗傧副教授说明,随着社会全球化及中国崛起,语言发展和经济实力有对等关系,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系统化地学中文。我们应该进一步提倡学生深化中文应用的能力,这其中包括欣赏与分析。 文化底蕴让我们走得更远,保持优势。我们貌似是大陆港台以外应用中文领域最如鱼得水的一群,然而现今学习趋势恰恰相反。部分家长认为中文能力只涉及听、说、读、写。随着全球对文案越来越重视,对语言要求便不只是停留在沟通。另加人工智能的出现,我们唯有深化和强化中文,才能应付未来局面。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去赏析优美的文章,鼓励孩子更懂得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完整的想法。 郑诗傧提及,日常教书时发现学生很容易放弃表述。当他们无法用语言清晰表述,她都会鼓励孩子尽量提升这项能力。她本身很重视阅读与创作,主催这两个活动,并不是以功利角度看待这件事,而是想透过一些积极因素激发年轻人创作。“年轻人很需要被肯定、需要平台,得奖无疑是一个最快被关注的渠道。喜欢写作的人心里都有同一种声音,希望被看到,得到有代表性的作家、评审老师的肯定,告诉他‘你是可以的’。” 有些事情羞于出口,不表示它不存在。她鼓励青年作者勇于谈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方法才可以得到出书或得奖的荣耀?文学奖养成班是基于这点而设立的。至于青年创作营则是下放到更广的层面。新纪元大学学院适逢其时,除了驻校作家杨隶亚,还有伍燕翎、王修捷、黄子扬,校友邢诒旺、谢明成、梁馨元、丘凯文、李承澳等人。青年作家,可培养新一代的青年作家。 文学营导师蔡晓玲博士也分析了两个文学活动的分别:一个是面向明日之星,一个是面向中学生。当然,后者也可以是前者。她相信创作这件事无法通过传统教学那种老师教学生的输入方式,但可以通过创作经验或观念的分享,让另一个人有所获得。 文学奖犹如四年一度的奥运 新纪元大学学院创意与品牌部总监黄子扬也提及,10年前他还是个新秀,文学奖对他的意义是被文坛看见,证明自己,透过参与文学奖拿到进入文坛的入门票。10年后他还是会参加文学奖,看待文学奖却已有不同观感。“短短10年内,媒介变化很快。如今每个人都有发表作品和发声的机会。文学奖保留了一种专业性,经由更专业的眼光去评作品到了什么水准。让资深作者去评断年轻人,对年轻人是很重要的。” 文学奖是一个标杆,如奥运选手不断锻炼自己,四年一次互相竞技,看到自己水准写到哪里、自己作品是长什么样子。透过“新秀的标杆”,透过文学奖去证明自己达到哪个高度,这其中有一种专业性存在。换言之,文学奖在日益泛滥的发声渠道里,依然是新晋作家的定海神针。 杨隶亚认为,如果文学是你的兴趣爱好,无论几岁都能参加文学奖,文学始终向所有人敞开怀抱,没有年龄限制,以学生参赛来说,不只能在出社会之前取得一份专业认可,奖金还比在校园打工更多。“我常鼓励年轻作者多多参赛,因为新手特别有‘得奖运’,他们作品中的纯粹,常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敢,让我们看见年轻人是如何打破时代框架,这是最可贵之处。” 蔡晓玲则认为,首先还是要找到自己真正关心的事,这应该是比考虑得奖与否、回响如何,摆在更前面的东西。如果是为了得奖而写、为了写而写,散文的话很容易变成为文造情,小说的话也恐怕会过度炫技。先通过散文与自己对话,回到那些深刻的场景中。不是日常琐碎的,而是深刻完整的片段。这些片段有可能是当下的处境,也可能是很久远以前的回忆。但即使是当下的事,它必然是被过去的某些经验所影响的。沿着时间的长河一直往回追溯。 “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你驾着车在一条路上,你看着旁边那条与你反方向的路有无数的车,堵着,而你这条道上并没有车。于是你不断地驶向过去,一边写,一边追问与思考。如果是发自作者内心的声音或关怀,即使幻化成小说中虚构的情节,还是能触及幽微处,让读的人——不管是文学奖评审或一般读者,也有所共鸣。” 文学的社会价值 杨隶亚说道,如果文学是你的兴趣爱好,你或许喜欢读、喜欢写,其实不一定要参加文学奖,它可以是生活中陶冶性情的存在;倘若你心中向往成为一名“作家”,渴望“出书”,那么规划自己的“创作方向”就很重要了。 这次的文学写作课程最关键是“构思一本书”的诞生,不再只是把累积多年的作品整理集结,她想和大家分享如何写“创作计划大纲”,让创作者尝试挖掘自己最关心、最擅长的主题,进而成书——往往这样的作品最能反映“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也是我们为何会创作的初衷。 文学会带来怎样的社会价值?郑诗傧特地提及一本书籍:林达夫妻所著的《像自由一样美丽》。一群犹太儿童被拘禁于集中营时恰巧跟文学家、教育家一并羁押,他们貌似没有明天,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可以用文学和艺术去点燃最后的希望与艺术火苗。若儿童能幸存,心中还有一丝光,就可以对抗黑暗。 而文学,就是这种光。“侵略家占领一个地方首先一定是残害知识分子及艺术家。他们害怕社会开眼,而我们应该做对的事情:应该让青少年乃至社会开眼。” 相关报道: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活动】动手升级再造把垃圾变黄金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看清医美价值及概念误区 恢复原有自信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文化说】纸扎艺术需新血夕阳行业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文化说】方志聪教练:跆拳道展现人生态度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在数字时代阅报,鼓励中学生紧跟社会动态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为什么我会被抛弃?”弃婴展“提倡尊重生命
3月前
有人送我一块石头 拳头张开 不是花 没有灵鹿 是石头 我们相互亏欠 浪花拍打岩礁 磨蚀与施罪 她比她更心甘情愿 紧握 手掌只容得下一颗石头 松开 全世界都化了石 * 石头是没有世界的 如此便无法偿还 我们谈论公平:一公斤的灰铅矿如若无法相等于 一公斤的爱那我可以用一公斤的燧石交换吗 难道爱之初焰能炒熟一盘难以忍受的生 __ a. 生活 b. 生气 c. 生菜 d. 生疏 e. 其他:___ 无论能与否 公平是谁也不曾动念 * 你说,那是找遍海岸之后 唯独带回来的两颗 一个未经打磨 月亮般粗糙 一个光滑如夏天的西瓜皮 也像你遮蔽的腿 那时无人闲暇思考种子 我指尖触碰 突然懂得了月亮 * 只要找到对的位置 石头便能站起来 大地是爱欲与罪罚的承受者 所有的雷都劈在它身上 就在那晚 一块裤裆状的巨石 裂成两半 一半是女人 一半是男人 薛西弗斯那被比喻烂了的大石 滚落山脚,难不成是谁遗失的 长着性别的头颅/ 挂着头颅的性别? 我们持续踩踏、踩踏 马蹄匆匆,神牛原地踏步 有人持续敲打、敲打 整个山谷的石就被她的双手 碎成骨屑 * 一日将尽,铃铛在响 又一群人抵达。骨屑顽固不化—— 死不去的性别 你推平了峡谷,削去龙岩 石头依然会曝露你的秘密 关于你生来就是一个女人 死后亦是一个女人 * 纯粹无妄的逃亡。石头从不虚构 它深知自己不需去到多远 也不做偷换概念的贼 月亮始终懂得 她是石头的先知——知道谁将滚落 谁将深埋,谁将被握在掌心 而我在没有的世界里 梦是一群无主、无目的的小马 没有的世界里,石头都有光 相关文章: 梁馨元/Clitoria 梁馨元/笨拙 梁馨元/风无意义撩拨
9月前
11月前
12月前
11月杪的槟城艺文活动颇热闹,除了有第13届乔治市文学节,岛读书店还举办了《灼热的岛》读说会,邀请香港及马来西亚作家展开文学沙龙,探视与思辨文学的意义。【文艺春秋】请青年作家王晋恒将其中一场对话会整理成文,供文学爱好者窥探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家关注的写作议题及方向。上篇几位青年作家谈及了地方与写作的关系、写作方式的经营、议题写作现象、可不可能当个全职作家等议题,本期的下篇且让我们继续追踪作家们的脚步…… 宣春:你们这次参与乔治市文学节和不同背景的作家交流之后,有什么收获?最后,也请大家介绍一两本关于“城市”的文学代表作。 晋恒:乔治市文学节开阔了我的视野。犹记得第一天和友族作家相遇,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要喝”。当时的我深深被震撼了。有些马来作家也敢于写变性人议题,这让我有了一个觉醒——未来写作尽可能少一些自我审查,毕竟他们都敢于触碰那些敏感议题了,我们这些小众文学,更应该勇敢地去写。 我想推介欧大旭(Tash Aw)的《幸存者,如我们》,那是一本可以说明马来西亚国情的书。书中有句话:“不过事情都是这样发展的:大的吞并小的,所有事物都会变成某个事物的一部分。”我来自吉打,小时候父母出去旅游和别人介绍自己时,总会说自己来自槟城。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背景、出处也有阶级之分。失去原乡身分,我想也是我之所以那么热衷写双溪大年的动力之一吧。另外,这本书所提到的外劳命运,也时常发生在我家附近的厂区。他们,一生都是没有名字的人。 以吴明益老师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双声腔小说”,书一部分是纪实访谈,另一部分是主角出狱后,面对采访者时的心理状态。我们在主角对采访者的观察中发现,来自更高阶层的采访者,永远无法理解来自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主角。 言丹:槟城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是个自由且互相尊重的地方。一片土地如果没有自由、没有尊重,是很难有文化交流的。另外一个文化冲击就是槟城人真的非常友善和包容,我无论在餐厅或是乘坐交通工具都从来没被人骂过或不礼貌地对待,这感觉挺新奇的,因为香港人普遍比较暴躁,偶然被人骂都是平常事。(笑) 我想介绍谢晓虹的短篇小说集《无遮鬼》。它的写作风格非常特别,用了异常魔幻的笔触和独特的意象,书写香港近年的抗争和经历的创伤。我也很喜欢西西写的阅读笔记,有时候我觉得每本书都是一座城,通过阅读作者的文字,哪怕你身处自己的房间,也能到达他方。还有另外一本我自己很喜欢、也是写城市但不是写香港的书,就是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的自传体小说《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记忆》,里面有很多他对童年的追忆,他也在书中提出了“呼愁”的概念,说的便是看到伊斯坦堡由盛转衰的过程而引发的一种集体哀愁、笼罩整座城市一种注定没落的哀伤。我相信这份情绪哪怕在马来西亚还是香港都是相通的。 馨元:这片土地的包容度挺高的,我也在槟城找到很多很奇妙的艺文空间。除了文学节,槟城也办文化节,州政府推动地方艺文活动不留余力。 要推荐一本城市文学的话,我会选韩丽珠的《黑日》。熟悉她作品的读者都知道,她的小说较多是超现实,然而《黑日》却以日记体的方式记录香港人在那段时期的抗争。她以一贯柔软的心,去写出很坚硬的,可以抵抗霸权的文字。 子扬:我认识了更多马来作家。首先是因为认识了一位名为李浩杰的译者,我和他聊到年轻马来作家关注的议题。就和晋恒所说的一样,原来他们关心的事情和马华青年作家差不多,都是自由、自身、独立意识。我今天早上读到Azrin Fauzi的〈Panorama〉,我发现他的形容和叙事手法都很新颖,跟我读过的马来前辈作家大有不同。 最后我想推荐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小说主角米亚就像城市里的女巫一样在男人身边徘徊。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站在天台俯瞰台北市的那一幕,那和我俯瞰城市感觉很相似,那是我喜欢上城市文学的开始。我还想推荐李桐豪的《不在场证明》。这本散文集写的是他被外派到不同城市工作时,眼见的一切,以及他和伴侣的爱恨纠葛。其中有一篇〈白狗一梦〉,写他和前任分手后俩人再一起相约到西藏旅行。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从今以后,只要能够伤害你,让你痛苦的事,我都会尽量去做。”我想,恨到极致,也可能是一种豁达吧。 相关文章: 【跨年特辑】时空的人 时代的笔 ——港马青年作家沙龙摘记(上)
12月前
11月杪的槟城艺文活动颇热闹,除了有第13届乔治市文学节,岛读书店还举办了《灼热的岛》读说会,邀请香港及马来西亚作家展开文学沙龙,探视与思辨文学的意义。【文艺春秋】请青年作家王晋恒将其中一场对话会整理成文,供文学爱好者窥探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家关注的写作议题及方向。 主持人:李宣春(大马) | NGO资深资讯传播员,作家,著有《散散步》 与会人: ●黄言丹(香港) | 香港大学法律系毕业,首届“开故”作家育成计划得奖者 ●王晋恒(大马) | 医生,青年作家,着有《时光幽谷》 ●梁馨元(大马) | 副刊记者,青年诗人,着有《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 ●黄子扬(大马) | 新纪元大学学院品牌与创意部副总监,作家,着有《徒手杀死那只狐狸》 【地方与写作】 宣春:城市对你们有着怎样的影响?无论是小城、小镇或者岛屿,“地方”这个概念是否影响你们的写作? 晋恒:我的生命历程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小镇。首先当然是出生地双溪大年。另外一个就是吉兰丹。后来发现《时光幽谷》的确常常谈及双溪大年的变迁,因为双溪大年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在吉打州,它是一个以华人人口居多的小镇,我们也知道在吉打,绿色力量已悄然抬头。未来,我会多写保守主义如何改变我的故乡,比如双溪大年已经找不到投注站,据说歌台也受到诸多限制。 吉兰丹则是另一个我常写的地方。去吉兰丹上大学之前,常有人觉得我怎么愿意去那种很low的地方。可我觉得那是一种刻板印象,吉兰丹有保守之处,却有更多不为人知的面貌,而我就想以文字颠覆外人对其片面的理解,建立一个更立体的地方印象。 言丹:很多香港作家都写过香港的城市形象,比如西西写“我城”,黄碧云写“失城”,还有董启章的“V城”和韩丽珠的“H城”等。我对于“城市人的移动”比较感兴趣,一是因为香港近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身边不少朋友亲戚都有离开的念头,我感觉整座城市都被这种离散情绪浓罩。二是在全球化现象下,人好像逐渐陷入一种不停移动的状态,我们很容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无论是旅游也好,移民也罢,人的流转变得非常简单快捷,但这其实也会造成人与人、和人与地方之间的疏离脱轨,也加深了我们内心的孤独感。我想我会在未来的写作里,尝试探讨及呈现这种人漂浮和切换于城市之中、时刻想要逃离又无法找到栖身之地的生存状态。 馨元:我蛮羡慕晋恒的,他可以有一个故乡,有一个熟悉也喜欢的地方去写。我应该比较难有归属感,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产生逃走的念头。我虽然出生在马六甲,可是我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在我还不懂事时就已搬来吉隆坡。在吉隆坡之后,我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房子,不停在租房;这样的移动中会比较缺乏安全感,导致我想要逃。但我们也该知道,不断地逃亡是会迷路的。 虽然我一直住在城市,可是我对城市的疏离感还蛮重的。在城市以外的地方,每次看到山川、原野会让我着迷,以至于我选屋子,会选门口有一条很宽阔的河,假装把自己抛置在自然生态。城市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忧郁的地方,如今我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从家里开车去公司。塞车的时候,你会无聊地去看隔壁的车窗里面坐着怎么样的人,他们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就很容易发现,其实城市里的人都非常的忧郁。 子扬:其实我从没写过自己的原乡。我是汝来人,汝来属于森美兰州,但我是在吉隆坡出生的,身分证号码也是吉隆坡。出生之后住在吉隆坡,直到3岁才搬回家乡。我不写自己家乡的原因是,第一,过去的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特色的地方。在芙蓉念中六时曾有同学这样形容:汝来就是我们芙蓉人要去吉隆坡时,会有休息站可以小便的地方。 我从小到大都跟家人一直在移动。所谓的移动不是说我们搬来搬去,而是我们星期一到五都在汝来,周末的时候不是去芙蓉看电影,就是去吉隆坡逛街。所以我对吉隆坡并不陌生。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写的东西比较多是在吉隆坡,我把书写的焦点放在吉隆坡,感觉就像丢一个手榴弹的时候,瞄准一个远方,至少那一个距离,它是不会伤害到我的 。我是个需要距离的人。 【经营写作的方式】 宣春:你们在写作的经营上,是“无心插柳”,还是“处心积虑”的类型? 子扬: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分阶段的。一开始写作,当然就是无心插柳,因为我参加的第一个文学奖是星云文学奖,结果第一次参加就入围了,我好像进到了一个文学的殿堂,开始思考文学是什么东西。出第一本书《徒手杀死那只狐狸》之前,我的写作都是在尝试,有了一些回响就可以继续写。但当我出了第一本散文集后,我开始思考,第二本散文集要写什么,因为第一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少作的集结 。但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我再也回不去的状态。那样一种青涩的状态,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因为人会越磨越光滑,无法回到这种粗粝的状态。 我的散文集是2022年4月份出的,之后我就开始比较有主题意识地去书写。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的背景对照很多马华作家可能不太一样。我是一个纯国中生,中学好朋友都是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包括我的大学朋友都是各族同胞。我觉得这种经验的声音很少,是不是可以尝试去书写这一块。 馨元:听了子扬的分享,我想起陈大为的一句话:故乡是你需要离开之后再回看,它才能够称为故乡。可能我从来都不敢离开,所以我对这个地方需要保持一个距离,保持彼此不受伤的一个距离,所以从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写家里的一些事,后来却发现它太靠近了,靠近到让人可怕,因为有太多凝视的眼睛。也刚好回到今早欧大旭那一场讲座所提到的——亲密一定会带来某种暴力。初始时,我会害怕散文被凝视,慢慢地就想逃开这个文体。也像子扬刚才说的,适应这样的距离需要时间,所以我转换方向先去写诗。我相信每个写作人一开始都是无心插柳,后来总得处心积虑。你必须要有计划,对自己,也对读者负责。 诗集其中一个主题是“生态身体”(ecological body),以生态元素探讨我们对于生死的状态。发烫,是因为还没有麻木,黑曜石则是欲望。欲望很难在光天化日之下拿出来谈论,但我们要怎样与它共处? 言丹:就馨元刚才提到的“生态身体”书写,我觉得很有趣,我认为身体是很私密、很个人的东西,所以我很佩服能够书写身体的作家,我想我自己仍然在摸索一种看待及书写身体的方式。顺带一提,这次来到槟城,我才了解到原来印度庙的建筑设计是以人体作为想像蓝本的。门塔是脚,庙中间是躯体,走到庙的最深处、安置神像的神圣地方便是头部。我觉得这个想像很有趣,也给了我一个思考身体的新角度。 晋恒:我的创作也是从无心插柳过渡到处心经营。大家可以从《时光幽谷》当中发现,我处理的议题其实满杂的。书籍出版三四个月后再回顾,我发现这本书也可以叫“时光切片”,把我年少阶段看见的故乡和亲人写下来。后来才想起这或许是我没有把花踪得奖作〈雄水蝶〉放入《时光幽谷》的原因,下个阶段的创作,我会更着重处理关系当中亲密与暴力的拉扯。时报文学奖的得奖作品〈腹种灵〉写的是疫情时期,我和母亲为了还要不要继续当医生而起的冲突。这篇散文正是为了处理阶级流动、职业选择、亲子关系等主题。 【议题现象与政治正确】 宣春:你们如何看待“议题先行”的创作情况?也可以谈谈“政治正确”。我们常会听说文以载道或笔尖是最有力的武器,你们在书写时会先思考议题吗?还是你本身就很觉醒,而这部分不自觉流露在你的创作之中? 晋恒:以前没有议题先行的意识和困扰,但我最近想处理国族议题,比如华人如何在这片土地与其他种族维持亲近又疏离的关系。我从来不相信类似Kita Satu Malaysia这种粉饰太平的口号式宣传。不同族群之间难道不存在阶级对立吗?不谈歧视和偏见,真的有助团结吗? 另外,我也想处理医疗体系之内发生的不公现象——为何一些人可以获得优先治疗待遇?合约制下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医疗体系金字塔式的权力压迫,也是很值得写。写作的前10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未来,我会有更大的企图心去经营长篇,以便更有效处理某些议题。 言丹:我倾向不会先去想议题。我观察到时下有些香港作家会比较关注城市的变化和与社会现实相关的议题,在近年的香港电影里也出现这个现象。但我想我比较关注的是一种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在这个时代里人与人和土地之间的疏离陌生感。当然我也不会刻意避开议题,人存活于社会当中本来就会被身边发生之事影响,只是我觉得只有我对某个议题或事情有感受,我才能够写得好。而且对我来说,作品的美感和艺术性比议题更重要,如果只有议题没有艺术性,那它只会是一篇报道。 馨元:我想写作人都是清醒的人吧,我们对议题觉醒,而这份觉醒不分轻重与贵贱。我承认以前曾经揣测写哪些议题比较能获得评审青睐。后来成为记者也需要处理某些议题,采访难民议题时,我会怕自己没有办法拉住界限,但同事这样说服我,要我有一个意识,当他们作为人,人权被剥削了,身为一名记者该如何为他们发声,而你的意识会流露在行文中。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你的意识与动机非常重要,要提醒自己不能过度消费。 子扬:我觉得因为我是水瓶座,所以不喜欢跟着主流走,有时当文学奖的作品都往同一个方向发展时,我反而想试验更多的可能。后来写着写着,就不得不面对其他比如国族、性别等更宏大的议题。我想,只是因为这些议题正好搭上大叙事这艘船。 这几年,是议题找上了我。从大学毕业到工作,我做过电视台、广告业。之前参与一档节目叫《声音猎人》,它收集社会上不被关注的声音。我当时被赋予的工作,只是为9集的节目写成一本书,类似报导文学那样。探访老人院那一集深深地震撼了我。那是一个人间炼狱,那里的老人痴呆的痴呆,受伤的受伤。当时,我们只是去“看”而已,但节目结束以后,我常在想,他们后来又怎样了?这些人的故事没有离开我,它们一直在生活里影响我。我想把这些经验写成小说,只是还没开始去写。目前来说,我会先把第二本散文集写出来,再处理小说吧。 宣春:让我做个小结。我觉得身为作家,会关怀身边的议题是很正常的事。没有关怀之心是很难写下去的。文学在其中起到疗愈、弥补和记录生活的作用,让更多人看到某些人的处境。当然,有时候写作多了一点计算,就会成为“消费”,这就要看作家如何经营自己的身分了。 【全职写作可行吗?】 宣春:我知道四位作家目前都不是全职写作,包括我自己,我在报章写专栏时,会觉得白天的正职是副业,晚上写作才是我的正职。白天的工作是用来喂养我晚上的梦想的。所以想问问大家如何平衡写作和现实的关系? 子扬:我从20到29岁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写作、主持、组乐团表演之类的。今年来到30岁,我想在30到40岁期间更集中在创作上。所谓创作,不局限于文学创作,可以是剧本、广播剧和各式各样的(作品),包括商业创作。 馨元:我是记者,在此之前是中文系学生。从小到大别人都认为你写得还不错,所以你会自以为当记者也没有太难吧。进入报馆后才发现这样的想法很天真,我蛮常听到别人评价写作人很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我想要学会怎样从自己的世界走出来。昨天我采访马来诗人林天英(Lim Swee Tin),他说当他想写穷困群体的故事时,是去Jumpa(会见),而并非Lihat(观察)。我们很常用二手资讯代替一手感受,记者可能就能走得更靠近,两者相辅相成。人们常说写作的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间,但我现在更想走出自己的房间。 言丹:我可能跟很多中文系出身的朋友不同,我本来是念法律系的。我在大学时做过一些实习工作,参与过一些刑事案件,我记得其中一个案件是关于一名弑父弑母的男子,那次经历对我来说太真实太靠近了,使我常常陷入道德困境中。我觉得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给我一种安全的距离,让我能够借虚构短暂逃离可怕的现实。 至于如何平衡写作和现实,因为香港的生活节奏实在太快了,你必须刻意找出时间,分秒必争地写作,尤其当你有一份正职。那种生活和写作模式其实蛮辛苦。我之前也是在公余时间写作,现在算是全职写作人,希望能给自己一个机会全情投入创作,完成自己的作品。 晋恒:我就从三个层面谈这个问题好了。第一从时间上来说,我把握不工作的时间尽量去思考、阅读和写作。简而言之,就得牺牲睡眠。第二从经济层面来说,稿费自然不会比正职带来更高收入,但每次拿到稿费我都会很高兴。这是一种证明。母亲常说写作赚不了钱,而有了这几百块,就至少能减轻生活负担,让我不必去兼职当替班医生,有时甚至可以帮我还贷款。有趣的是,在出书以后,我反而更加吝啬了,每次想要花钱,都会心想:“啊,那几百块钱,可是我几本《时光幽谷》的盈利啊。”我不想自己的创作成果那么轻易流失,即使那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接下来谈谈心理层面的冲突和平衡吧。我认为,写作和医学是互相拯救的。在医院遇见太多一板一眼的规则,我就想从文学中找到喘息的空间和变化。有时写得太多,就想要回医院找灵感。但是,我汲取的灵感类似脱口秀的准则——是为了punch up而不是punch down。我想要关注医疗同业的病态,更甚于用俯视的角度去卖弄“廉价温情”。我比较想关注医疗业背后更深层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脉络。以前,我蛮抗拒别人叫我“医生作家”的,因为那会让人将我联想到写病人小故事的那类作家。(1月2日续) 相关文章: 【跨年特辑】时空的人 时代的笔 ——港马青年作家沙龙摘记(下)
12月前
馨元以一位诗人之死,操演了诗的意义与可能。诗人纵然是“一无是处,手无寸铁的/祸之弱民”,但诗能引起人们心中的革命。而诗名〈无用之石〉(当然也解作“无用之诗”),暗应着《庄子》“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古老辩证。对于诗,诗人仍抱有信仰,毕竟诗人已向我们揭示“柔软之物,总有太多可能”。 触及诗集,首先就看到诗人别出机杼的目录设置。全书分5辑:“风无意义撩拨”“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再往前走会没顶”“一些明媚的理由”“无用之石》,分别冠以Sinfonia、Sarabande、Sicilienne、Passepied、Encore 5种乐曲的名字。 识者必然知晓此类乐曲之间的流别,再细读各辑收录的诗歌,也自然领略它们与名下诗歌调性的相契。Sinfonia,歌剧中的序曲,诗人召唤各式生灵拉开诗集的帷幕,那里潜伏着广袤的生态与诗意。Sarabande,庄重而缓慢的萨拉邦德舞曲,却曾因“有伤风化”而被禁止;无独有偶,此辑的诗歌正游离在风化以外,遍布的情欲暗示,使人于理不合地颤栗骚动。Sicilienne,长于抒情的慢步舞曲,诗人在此辑中安放散文诗,释放犹如烟圈一般缠绕的复沓长喃。Passepied,快步舞曲,诗人向读者邀约,一起走入明媚轻快的断句。Encore,安可,诗人虽宣称自己“从不谈论重要的事”,但我们清楚意识到这是此地无银的宣示——那些攸关生死政治、严肃沉重的诗歌都放入了此辑。 在诗歌的开展中,诗人不断地呈现自己的疲软与冷感:“仿佛毫无立场的草丛/并不需要理想的方向”。吊诡的是,诗集中不乏诗人对时局、政治的思考,这一批诗歌大多保留于最后一辑中,处理的课题涵括政治、历史、战争、地志。诗人的思考亦转向自我生活。诗人首先善于揭开事物的反面——“感知是礼物也是诅咒”“她便带着天赋的沉重覆没”。这当中自然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 诗能引起心中的革命 其次,诗人对各类情感有所疑虑。对于亲情,诗人直言“所有的亲情都是一段负债”;对于爱情,诗人说“我们似乎,总无意成为彼此的阻碍/但不至于厌恶”。诗是诗人本身最思虑的所在,它被置放在硬与软的辩证中(诗集中,硬软并非仅攸关情欲)。〈无用之石〉是此类思考最集中的表现。馨元以一位诗人之死,操演了诗的意义与可能。诗人纵然是“一无是处,手无寸铁的/祸之弱民”,但诗能引起人们心中的革命。而诗名〈无用之石〉(当然也解作“无用之诗”),暗应着《庄子》“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古老辩证。对于诗,诗人仍抱有信仰,毕竟诗人已向我们揭示“柔软之物,总有太多可能”。 关于诗集的技法,限于篇幅,这里仅从词语搭配揭示一二。字词间的排列组合本有无限可能,但在惯常的文章中,此类无限的可能先需被囚禁于“常理”“语法”等设置的重重牢笼;唯有在诗歌中,那些牢笼稍微松开。且看诗人诗歌中各种词汇的组合——“一片永恒的无家可归感”“绿地的卵巢”“伤心的马脚”“二手转卖的中古情感”“冗芜而长满毛发的呻吟”……此类例子多不胜数,还待读者自己探寻。细揆此类组合,“的”前后衔接的词汇,平日八竿子都打不着;但在诗人的笔下,它们剑走偏锋地被收编于同个诗句内。初看于理不合,但再细细咀嚼,又被个中混搭而迸发而出的、石火般的诗意所说服。此类狡黠的颠覆包括诗人对经典的再利用——“而它就快消失了/我相信其言也善”,显然檃栝自《论语·泰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风无意义撩拨〉,全诗或许便是对“风吹幡动”禅宗公案的现代演绎。至于诗歌中诸如九色鹿、果陀、阿芙罗黛蒂、莉莉丝……各自乞灵、取资的古老意象便不再详举。夐古的事物蛰伏于现代的诗句中,待读者不期而遇。 石(诗)持续燃烧发烫,邀请你一同走入幽微闪烁的黑曜灵光。 日尝/当诗人告白失败时 【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王晋恒访梁馨元、胡玖洲、陈凯宇 【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我们易变、不稳定、模糊,且复杂的蓝色时期 【花踪16.马华小说评审奖】丘凯文/阿婆(上) 【花踪16.马华小说评审奖】丘凯文/阿婆(中) 【花踪16.马华小说评审奖】丘凯文/阿婆(下)  
1年前
1年前
你了解90后吗?九字辈马华作家,你认识的又有谁?且看同辈的王晋恆,如何呈现一起出书的梁馨元、胡玖洲和陈凯宇,看看跟你想像一样吗? 1. 常有人说写作要有社会价值,但其实新生代作家关怀的主题,更多在于“私我”。请问“私我”的写作难道就不具有社会意义吗? 胡:通常会提倡社会价值的都是些现实主义作家,现在这种类型的作家其实已经很少见了。即便我常说自己的作品和诗风是伪现实主义,许多的内容都是从社会新闻和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截取,再进行部分虚化加工改造。但我的诗都是从我的视角出发,去书写我所历经和见过的生活。我并不博爱,也没有想要改变世界的野心,自然也不愿去灌输读者什么社会价值。其实每个人的作品只要能满足自己就无愧于心了。 梁:我永远都围绕在这样的质疑中,直到现在不得不认真地去回答这个问题,便像是尝试说服自己——这样写也没关系。但首先什么是社会价值?社会又有广义狭义之分,回到最狭义它指的或许就是“民生”。你我为国家的子民,我们何以生存,何以存在?如此“存在的状态”,又间接把独立的灵魂串联而成一个大面积的社会。这个悲伤弥漫的时代,药物依赖、抑郁、自杀也早已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自我书写如是苦行,它未必比其他书写来得轻松;而且书写本来就是一个建立关系的过程,我们孤独地写,他们远远地读,我们的悲伤相互指涉。 陈:一度也有过这样的怀疑:我写的东西这么私密,它的意义是什么?更消极一点,它会不会是无谓的产物?再换个角度去看,充分具备众所期待的社会价值,以大历史为背景和叙事框架的书写,是不是就对社会产生了绝对的影响和作用?我总觉得,这两个是可以并列而论的,没有高低之分或有用无用之别,就是从不同的关怀进行呈现——你直写外面的世界,我写我从窗口所看见的世界。当前的生活形态例如城市生活,会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以个体为主,这某程度上成为了我的书写取向。简单来说,私我的书写其实也可以是以小见大,从个人经验投射出集体经验,无论是书写和阅读都有了更多的空间。散文集中〈隔离的猫〉其实就是进行这样的实验。 2. 馨元说,这些年她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换成为现实主义者。玖洲在后记中也提到圈外人对诗人的想象除了饱读诗书,也难逃“贫穷”的诅咒。也有人说,安逸富足的生活不利于创作。借此想请问3位,在创作生涯中,如何平衡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所有人) 胡:我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我是个非常爱钱的人,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找我合伙经营书店和杂菜饭,我绝对会拒绝前者。甚至可以说,所有最终能够出书的写作者都必须是现实主义者。平衡理想和现实最好的方法是能够将理想拿去卖钱,每个人的写作都需要有反馈才能有动力继续下去,这些反馈可以是读者、奖项、荣誉,尤其金钱,这都是一种写作的续命方式,只有能够在写作的路程中不断得到反馈,不断续命,最终才能支撑到出版一本自己的著作。虽然说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你当然可以说书写是一种疗愈自己的方式,但空谈梦想的理想主义者都死得特别快,当理想无法支撑现实时,写作的动机就会消失。只有成功将文字转换成其他价值,才能有继续保持理想的动机。 梁:有人会把理想放在现实里面,但我会把他们隔得很开,也算是对它的保护吧。一位很要好的同事在喝醉以后告诉我:“真是幸好,我认识的你,不是写诗的你。我常常在网上很多文学活动看到你的名字,我总感觉那是你的分身。”(当时的os:写诗的我真的有那么糟吗?)会这么做,是因为确信那个写诗的自己与现实的自己,是永远不可能共存的了,她们只能彼此忍让。因而该现实的时候,我总会本能地求存。求存包括尽量让自己明亮起来,如一个正常人那样合群、说话,不留一丝喘息的空间去赚钱。只有现实足够丰厚了,积攒了足够的底气,再回过神来端详理想。且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变得那么现实的理由。 陈:必须要先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啊。道理像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给自己的情书》,林夕作词);也像是最理想的写作环境: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已经在新加坡居留多年,当前傍着的教职工作也让生活算是稳定无虞,但我其实是抱着恐惧和怀疑,处在这种种许多人尽信和向往的安逸舒适之中,就算合约时期尚未结束,也经常会在离开和留下之间不断地思索去向。尽管繁重的工作量削减了写作的时间,教学语言的简化也让写作语言改变了不少,但这样的紧绷感是促使我不断找到方法写下去的原因。本身也知道成为全职作家以后是更艰巨的挑战,目前就只想照顾好自身的生活条件,同时能够保持敏锐的观察与觉知,继续书写下去。这便是理想。 3.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玖洲,在你的诗集中常见元宇宙、少女小冰等未来名词。比如〈观音嬷,诗,和元宇宙〉一诗,即将传统和未来的意象作了一次fusion。你认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如何影响当代人的文学创作? 胡:创作作为一种创造的结果,不仅局限在文字和文学,也可以转换成IG图文、Youtube、TikTok等影音载体进行,其本质都是在说故事。但科技改变的主要是读者接收内容的方式,读者不会有耐心在你的作品停留太长的时间。你可以发现短篇小说的读者比长篇小说多,而网络上的诗比小说容易引得关注,短诗又比长诗的传播效果更佳,最好能够在两三行的句子间就触动读者的内心。通俗、口语、直达情感的高潮成了当代文学的趋势,因此会发现这类口语文学的作品越来越多。 而就科技写作的内容来看,我从来不看好AI的写作,就目前的水准要超越人类还要遥遥无期。当ChatGPT横空出世时,一堆作家开始感叹AI写作要取代人类时,我的感想是你居然会害怕AI写作的烂诗,看不出区别证明你的文字水准和AI写得一样烂。但蹭热度要趁早,科技迭代迅速,难保多几年就没人关注科技写作的题材了。 4.    愤怒出诗人,玖洲的〈红色〉、〈假装死亡很遥远〉等诗都批判着体制;馨元的〈在田里睡觉的一株伤痕麦子〉、〈无用之石〉则关心远方的政治难民。然而现实是,我们的呐喊似乎微乎其微,当权者甚至不愿审核我们的华文创作。在这个背景之下,写政治诗还有意义 胡:我其实在整理打算出版的诗集时,才发现年轻时居然写了这么多政治诗,政治诗的书写其实是一种冲撞体制和规则的方式。这让我想起自己2015年写的第一首诗作〈城市〉,这其实是首政治诗,后来投去了中学的文学奖,那时的文学奖的规章写明,内容不得涉及宗教、政治等敏感因素,但保持着叛逆的心理还是投了政治诗。后来都很少碰政治诗了,像晋恒说的:愤怒出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早已没有那种愤怒的情感。政治书写固然重要,但少了这种一腔热血的愤怒,最后就只剩下使用诙谐和自嘲的语言去写作了。 梁:写政治诗对我而言,并不是顺其自然发生的事情,只是想跳脱自我书写,看看在那以外还有什么可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去爬梳背景,研读大量资料,寻找打动自己的点。打动不一定是愤怒,或许是种共情也说不定。但有时我会怀疑,仅仅通过阅读二手资料,并未亲临过任何现场,走过田野便写就的诗篇,那样的“呐喊”会否片面与过激了些?我也还在寻找所谓意义。 5.     身体的即是政治的。凯宇和馨元的书写常常涉及身体和情欲,请问你们认为身体书写在这个时代,具有哪种力量? 陈:我并没有特别思考我的书写面向对这个时代具有哪种力量,或对于马华同志文学有什么贡献,这多少有点妄自菲薄的意味。但董启章老师在序文中其实精准地点出,以身试险似乎是我的深层写作动机。我是非常认同的。书本收录的文章线索也相当清楚:原生家庭——情感——情欲——我与书写的亲密关系。我不太能够清楚界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是因为早熟的缘故吗?),我发觉自己对于情感、情欲和身体的觉知,要比其它事物更敏锐。以此为始,很多时候我往往是经过这些去定义我的存在。也因为它们某程度上的抽象、看不见,我于是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去建构出它们的真实样子。从更私密(自私)的角度看,因为这些还原与建构,我找到了一个方式去留下或接受,那些已经不再一样的旧地,以及离开的人——在这些人事物被时间篡改得面目全非以前。 梁:当我写身体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生态”的身体。我们用四肢、五官去与宇宙万物连结,去抵达生态中巨大的静谧或翻涌。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上我都会为阳台的花浇水;突然某日才发现,我日复一日在做的,竟是滋养一盆盆近乎枯槁的花木。不抱任何期待地为将死的花木浇水,本就自带荒谬;以荒谬之姿行走人世,亦是写诗的冒险实验精神。那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些被动且了无生趣的枯叶,但这个世界仍给我许多善意,还有人愿意为我灌水。 写作是场坦荡的冒险,即是“身体帮我闯了祸,因而有了秘密,那无以言说的炽热的欲望”——欲望如此危险,却是异常迷人,像颗历经抛光的黑曜石;但它畏光,且光天化日无法明亮示人。因而我将它吞下,并直视它在体内发烫。 直到那天,我们或许会发现它并不如想象中噬人,并接受它——也许只是一只黑鸟飞过,我们短暂经历一场颤抖;也许只是细叶芒搔过手臂,我们拍了拍,就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6. 馨元在〈阿芙萝黛蒂的浴室〉中寄望阿芙萝黛蒂和象征邪恶的莉莉丝在一起。请问馨元,你认同我把你的诗集形容为“莉莉丝之歌“,其中的诗句,是为了拯救每个服膺于天神意志的阿芙洛黛丝吗? 梁:我觉得晋恒这个诠释很有趣。莉莉丝是夜间活动的夜魔,她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女人,女神之母。在苏美语中,Lil指暴风或恶魔,Lulu则指情欲。〈阿芙萝黛蒂的浴室〉里头写:“我允许你看你自己,看你的媚惑/看你眼角下的痣/我允许你看,你身体的每一处线条/言溢于表的写意”但为什么,凝视欲望这件事本身,需要被谁允许呢? 说成拯救,或许有点言重了。我们很常羞于在光明之下谈论欲望,它被视为不道德的、污秽的,但实际上欲望不止局限于求性、求爱;求知与求生的欲望彼此等同,一样磨人,且没有谁能够更轻易地与新来的欲望共处。在这意义上,我无能于拯救,只希望多少能释出一些凝视欲望的勇气。 7.    接下来的问题我想请问凯宇。董启章老师在序文中说“散文需要人设”。你对这个说法有何看法?延伸讨论,我想要问你一些老套的问题——你认为散文与小说的分界在哪里?在散文中揭露某些私事,你是否会加工处理某些情节以自我保护? 陈:所谓“人设”,我想是看待事物的一套方式,那是一种聚焦,因为聚焦,所以清楚。因为书写和摄影一样,都是不断地框起和抓取角度,那很多时候都是作者自身的局部,而无法等同于他整个人。将内容连贯起来,不难发现一些有所冲突的地方,例如〈牛皮癣是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温柔的,好像彼此一起找到了一个面对关系的方法;但在更多的篇章(时候),父亲是沉默不语、带着暴力和批判、说话不着边际的形象。这些都是真真实实的,来自于生活不同的阶段和事件。 在奖制之外,我并不喜欢讨论散文与小说的分界,那更多是取决于读者愿意相信什么。毕竟当你愿意说真话的时候,仍然会有人可以认为你说的是谎言。很简单的说,就是对得住良心。关于对揭露私事与细节的加工处理,我在这之前有一个界定是,如果我必须把某个缺憾之情感对象、或悲伤事迹写下,他必须已经从我的生活完全离开而不会再有任何交集。这某程度上是对于对方的尊重。 8. 请问留学和行旅的经历如何影响了你们的创作? 胡:留学最大的收获在于有机会接触其他的文学社群,进而认识更多在写诗的人,这都是无法透过出版品完成的。在马来西亚和我同辈的文学写作人大多都是中文系背景,但我在台湾与我谈论诗的都有着各自不一的背景:外文系、戏剧系、物理系、资工系等,他们不一定都是写作老练的写作者,但他们都是对于现代诗有热情的年轻读者。他们的阅读范围广泛,涉及多国语言诗歌的阅读,以及对文学的解读都能依靠自己的学识背景进行讨论,偶尔交换彼此的新诗作品,这是在马来西亚看不到的景观。这是马来西亚作者和读者人数稀少,背景单一所无法望及的。 留学的经历对写作的帮助更多是在视野和阅读上的补充,写作毕竟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说影响我的创作,可能仅有题材的扩充吧。 陈:其一,留学使我得以拉开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旁观我生长的地方,很多原先模糊的观念和来历变得清晰起来,与家人之间也因为离开而变得更亲近。其二,因为展开了自己的生活,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所有的新鲜事物无疑都是直面身体的碰撞,新的朋友、感情、地方,都方方面面地滋长了自己身在异地,或面对原生家庭作为第一张脸的书写。其三,因为大学正好有开设写作班、性别课、电影课,这种种课堂契机让我从中找到自己写作的声音,以及书写的面向,甚至结识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写作者。即使时常身陷孤独、茫然和焦虑的挣扎,但把这些视为活着的常态,似乎就足以是活下去的理由。 相关报道:【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我们易变、不稳定、模糊,且复杂的蓝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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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了解90后吗?九字辈马华作家,你认识的又有谁?且看同辈的王晋恆,如何呈现一起出书的梁馨元、胡玖洲和陈凯宇,看看跟你想像一样吗? 龚万辉于2022年花踪文学奖颁奖典礼结束后,说90后新秀目前处于“蓝色时期”。所谓的蓝色时期有两层意义,其一指的是动画《蓝色时期》年少的矢口八虎在绘画技艺上的磨练与追寻,其二是指毕加索在20至24岁时阴冷又忧伤的画风。龚万辉认为“在‘蓝色时期’的短暂的几年之间,却是他(毕加索)最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时光。” 如果将字辈比喻作班级,马华文坛的九字辈可以95年作为分水岭。《蕉风》做过两期间隔10年的九字辈访谈,95前被喻为“先驱者”,95后则是“后段班”。分而治之倒也不是两班人水火不容,而是在这个时间点来说,不少95前早已出书,不在新秀之列。今年10月,轮到梁馨元、胡玖洲和陈凯宇的文字付梓出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字,通过以上3位青年作家的诗与文,我们读到这个世代在大环境的峡壁之间,如何自信却也迷茫地走在追寻的道上。90后的文字大多关注“私我”,但正如凯宇所说:“私我的书写其实也可以是以小见大,从个人经验投射出集体经验,无论是书写和阅读都有了更多的空间。” ◢身体是一座受伤的欲望森林 “诚实面对身体深处之需,总好过在青春的尾巴坐以待毙。”凯宇的散文集《深夜拾荒手记》如此写道。印度教把人的身体比喻成一座庙宇,所以书写身体,哪怕是最私密的部位,都可以被视作神圣的心灵活动。舌尖流溢欲望之味,逗引潜意识压抑的本我:“日久为常,对于七情六欲之口味的耽溺,自然不再只限于光照渐稀的黄昏,还有嘴馋的夜深、父母外出的时刻。”对镜审视身体,亦是直面父权和社会的压迫:“如何像个男孩子?那时候,这是一道生殖器官无论如何勃起或柔软,也无法替我定义的问题。”随岁月变化的岂止是人心,甚至包括私密的体味:“将错归咎于时间以前,止汗剂的变色最先让我想到的其实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决定从对方可见之处把自己深藏起来,也远远隔开,是一种明明相互记得,却拒绝了一切问候寒暄……” 凯宇赤裸袒露患有牛皮藓的身躯,同时反思畸形的拇指,连同其密友H的单眼皮,都是命运的注解,预示崎岖的人生:“唯独左手拇指的河岸地形一如最初,我站在河的一岸,H站在对岸。”谈及身体书写,凯宇说道,他通过情感、情欲和身体的书写,可以借语言去建构它们的真实样子——“从更私密(自私)的角度看,因为这些还原与建构,我找到了一个方式去留下或接受,那些已经不再一样的旧地,以及离开的人——在这些人事物被时间篡改得面目全非以前。” 梁馨元的《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中的身体则迷幻且潮湿如一座丛林,可以纳含粗粝的岩石或灵性的黑曜石,常有奇异的生物出没,比如黑黄色马陆、火蚁、长脚蜘蛛、白角九色鹿……它们是青春爱欲的意象,其中更包括蝶豆花(clitoria)与性器的互相指涉。“当我写身体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生态’的身体。我们用四肢、五官去与宇宙万物连结,去抵达生态中巨大的静谧或翻涌。”馨元在访谈时这样说道。 馨元的新诗集是“莉莉丝之歌”合集,以波德莱尔式的败德,拯救那些被男性凝视、意淫和道德规训的阿芙萝黛蒂。馨元如是回应我的解读:“说成拯救,或许有点言重了。我们很常羞于在光明之下谈论欲望,它被视为不道德的、污秽的,但实际上欲望不止局限于求性、求爱;求知与求生的欲望彼此等同,一样磨人,且没有谁能够更轻易地与新来的欲望共处。” 于是她写道:“我欲成为那样美丽的女子/在我还来不及/从善以前”;那个美丽女子“粗鄙而美丽”,养着恶灵并把信仰纹在眉头。馨元写诗,是在歧义的陌路上寻觅未被道德儒衣包裹的真我。 ◢忠心不二的孤独 欲望与孤独是孪生的。叔本华:人生实如钟摆,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摆动。因为有了欲望,人才会深陷“求不得苦”。馨元写欣慕之情:“爱完之后呢?或许是死/我羡慕那些怀着爱/奔赴死亡的人/但同时,替他们痛苦”;写自卑之情:“她们是天生的美丽/而我仅仅是,人造的赝品/住在一座满布瑕疵的人身城池/肤表尽是,上帝恩赐的碎屑”;写人与人不相通的情感:“人多的地方,会快乐/但快乐的人不清醒/孤立却并连的房/寂寞之时也能偷听”。 那些细琐的孤独感,可有书写的意义?馨元答:“这个悲伤弥漫的时代,药物依赖、抑郁、自杀也早已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自我书写如是苦行,它未必比其他书写来得轻松;而且书写本来就是一个建立关系的过程,我们孤独地写,他们远远地读,我们的悲伤相互指涉。” 尘世索爱,等待果陀,情欲的变幻无定,是凯宇和馨元新书的重要主题。凯宇善于铺排长篇幅的散文,以承托绵长情绪。〈借火〉写的是作者在交友软体寻找爱与陪伴的经历。迷离、幽暗、孤绝、迷蒙,仿若一出王家卫的电影,纤细刻画当代人情感的易碎和空虚。其他写恋人的篇章比如〈两河〉、〈之间〉借偌大城市的背景,衬托人的孤独渺小:“作为重点交通枢纽,听闻地下街有二十几个出口之多,一如单字的Y可以孵化出许多关键词,Young、游人、愉快、永远、欲望、Yesterday,还有很多很多。” ◢偏不主义 辛波斯卡:“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谈胡玖洲,我想先从“写诗的荒谬”说起。辛波斯卡的〈种种可能〉重复以“偏爱”昭告自己的价值观,而胡玖洲则在〈偏不主义〉一诗中表现他的执拗。如果时下的文青生活已经变成一种表演,那他的立场绝对是反文青,反美学的。《我们在房里看A片》辑四〈文青生活手记〉讽刺伪文青的浅薄、附庸风雅是对文艺的亵渎,比如随便将句子分段即当成诗;故作含蓄换假文青头像;使用高深莫测的语词故弄玄虚…… 在影像时代写诗,搞文艺,注定是不入流的活动。于是才有了玖洲的〈我们在房里看A片〉,宁可“天未亮,我将诗集藏匿在A片的空匣子/以兽性包装诗性,融入日复一日的人群”。面对文艺的堕落,至终成为美丽空壳,诗人无疑是失望的,然而这已经不是煽情的抒情年代,所以我们读到诗人的语言一贯戏谑,借以挑战体制和俗众。 愤怒出诗人,玖洲的新书同时收录很多政治诗。然而,在这个不读书的时代,文学人的呼声微乎其微,政府甚至懒于审查我们写的东西。被问及书写政治仍是否有意义时,玖洲这样回答道:“政治诗的书写其实是一种冲撞体制和规则的方式。”他忆起中学时故意投敏感的政治诗给中学文学奖的叛逆经验,却感叹如今“少了这种一腔热血的愤怒,最后就只剩下使用诙谐和自嘲的语言去写作了。” 馨元也写出不少具有人文关怀的新诗,比如关心远方事件的〈在田里睡觉的一株伤痕麦子〉、〈无用之石〉。但是她坦言写政治诗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是为了跳脱自我,寻找诗艺上更多的可能性。 掀开历史的伤痕,她的文字轻柔:“月光缓缓降落在左手上/他终于看懂屋子、人和家国都向左边靠拢/的理由。而只有麦子,依然安详地/保持一株麦子应有的姿势/在田里睡觉”。花踪得奖作〈无用之石〉对照诗与强权、死亡、战争的关系。既哀伤无力,却又凸显诗意精神作为金刚石般的永续存在: 而他终究被掏空。他们割开诗人的身体 取出珍稀脏腑与无用的结石 那闪亮之矿,说着诗的遗言—— “他们朝头部射击, 却不知革命其实在心中” ◢流动,变幻中的蓝色时期 90后写作群中,最年轻的馨元也已经24岁,时近而立之年,书写主题自然难以和成长的失落感脱钩。 凯宇行至人生路口,回望故乡,感叹道:“一个地方走向正确,往往不会有太多恋旧的负累、集体的抗议。好像本应是这个样子。”现代人因为交通便利总是处于流动状态,彼此交换着故乡,正如凯宇在〈填海〉所写:“当外坡人甘于远离海岸而纷纷涌入吉隆坡,我却自觉是一颗鼻牛,干燥且灰,因缺乏弹性而迫切往外钻;钻入半岛以北的槟岛和以南的新加坡,钻入冬天的港岛——那些被海环抱的城市。” 凯宇说:“留学使我得以拉开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旁观我生长的地方,很多原先模糊的观念和来历变得清晰起来,与家人之间也因为离开而变得更亲近。”远走他乡,才能更全面地观照故乡。玖洲留学台湾的经验,让他对国家、种族、语言和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初阶语文助教心得报告书〉中,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一起学习中文,最后挑起诗人内心的疑惑:“——是侨生吗?是侨生吗?仿佛沉默地/时间再次退缩回喑哑,连结与我共同的记忆”。 罗伯特·哈斯:“因为初尝大人的悲伤让我们感觉长大。”我们的青春变化,或许是社会化的进程。沿途我们抛弃什么,收获什么?二十几岁,以凯宇的话来说便是我们“重新感受并且覆盖幼年第一次失衡、跌倒流血、撞破头割损手、第一天上幼稚园、第一次跟家人在超级市场走失等等生命经验。” 书写,会不会是无法割弃,保护自我的抵抗运动?询及现实生活和书写之间的关系,玖洲说:“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找我合伙经营书店和杂菜饭,我绝对会拒绝前者。”凯宇直言:“必须要先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啊。”而馨元倾向清楚分开现实的自己和写诗的自己,让她们彼此忍让,彼此共存:“只有现实足够丰厚了,积攒了足够的底气,再回过神来端详理想。且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变得那么现实的理由。” “少年精力无穷,最具象的无疑是书写之欲。不怕书写的徒然,便是对于消逝和缺憾的补偿。”凯宇在后记的这句话很适合引为结尾。原本也想问大家有关未来五年还会不会写作的问题,却也知道人生之轨本来就无法预测。未来5年,我们没能预见自己身处何处,是否还有经济和时间的余裕去写作,至少这一刻,大家仍旧信仰着文学。 纵观3本新书的内容和标题,一般人可能轻易以“私欲”、“身体”标签90后作家。但是分类帽总会失准。这里,想要以原是军事术语,后来被商人用来描述21世纪的概念V.U.C.A.定位我们的新时代书写。 V.U.C.A.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缩写。20世纪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艾略特的〈荒原〉推动了现代主义。到了21世纪,世界遭逢巨变,所以文学作品自是更难以读懂,方能应付时代之需。凯宇、馨元和玖洲的新书尝试捕捉的正是那些多变、不确定、复杂且模糊的议题。 他们正是新时代之声。 相关文章: 【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王晋恒访梁馨元、胡玖洲、陈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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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蝶豆花开了 一次 在那个早晨 阳光并不多话 也不特别寡言的早晨 有些什么毫无预警地萌生,譬如爱 情绪,也譬如一个念头—— 再大的毁灭,仅仅源自一个念头 它可以是一朵花,战战兢兢地开 或一整个月了,花开不了 此时,阳光正好 我满腔都是下过雨后 淤滞的空气 他们说,感知是礼物也是诅咒 在那些饱受诅咒的时刻 我们濒临过一场雨景,就是将下未下 这个月许多天气都如此 酝酿已久 * 第二次蝶豆花开,你张望多一眼 黑黄色,脚比红马陆少一半 步履极快的那只 如如不动,谁都如此 此刻,观看与被观看,都只是 一种静止的姿势 假装无人存在,张望中 丛草般的日子便那样 心照不宣地耗过了 那杂草参差的地方,像你的心 某一个从天而降的星期三 我们不愿戳破的密语 它们隐身其中——黑黄色马陆、火蚁、长脚蜘蛛 每个都背负一些箴言 且迷茫地走,毫无方向地走 速度极快地走,至此庸碌了一生 它们究竟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你还是听见了野芒被风撩拨的声音 树叶抖落、千百种鸟鸣 它们听懂了对方的指涉或隐喻吗? 抖动羽翼,从一棵梢头 飞到另一棵 继而自说自话 × 用来说话的那瓣,是蝶豆花 一张嘴,它紧紧含住爱 松开,却流出无以言说的 清晨的露水 相关文章: 梁馨元/笨拙 梁馨元/风无意义撩拨 梁馨元/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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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太心急,慢慢来。”这是最近几个月常听到的一句话。 每周一下班后,报馆同事会结伴去附近的球场打羽球,有持续的球伴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你看球场上那些年近60的大叔,每粒球进攻有术,对一些较弱的对手单是玩心理战,一滴汗也没有流,就把年轻力壮(入世未深)的小朋友打得落花流水。Uncle英姿飒飒,也只是平淡地说:我比你们打多三十几年球啊。 “咦,好像也是吼,”心会这样想。倒也不会觉得是“我吃盐比你吃饭多”的意思,而是当下他让我能够选择用时间来宽恕自己的不足。 打球很容易暴露一个人的本性,明知再踏前一步能把球挑起,那电光石火的刹那,身体却无法协调地行动,于是眼睁睁看着球落地。失误了一两次,开始定不下来,发网前球便也一直撞网。当你越发急躁,粗话还容易一不小心脱口;越急着进攻,防守就变弱了。 而打球与记者的工作其实像极了。发出去的球,都像是一道道设计好的问题,因对面那人准备的动作、位置、表现而快速作出决定——这球该怎么发?当然,事后难免会觉得自己做了蠢决定,只能心里记着默默改进,但也告诉自己,那应该即是当下力所能及最适合的选择了吧?采访前,你会希望为受访者量身定作一身访纲,问题背后也延展如滚开的毛线那般长长的思索;但面对面时,是不是只能用一句话概括了那些思绪?并且抛出问题以后,当对方所答并不如预期,要追问抑或放弃? 要是放弃了,恐怕便成“不在乎答案之人”。但为何总会那么容易放弃呢?是对自己,抑或对方的不相信? 在球赛中,我必定是猪队友,常常分心不在线,只是突然发现——这技巧不恰好能在写稿时派上用场?Uncle就说过,你有力,但要学会放。一场球若只用蛮力打,前半场可能就要升天,接着对手前后左右各一粒回球,就只能用命来接。一味用蛮力,就注定是一场无聊的对弈。但放球,才没有想像中那么容易,放得不好要不对方网前扣下来,要不差那一点点才过网,还不都要靠经验累积?写作的力度,轻重缓急,好像也是这么一回事。 打球,每一粒球都不是“接到,打回去就好”,而是要清楚知道自己回球的目的与方向,要求更高的人,甚至能预测对方接了这粒球的回击,并早已在落点守候。乱,最忌自乱阵脚,所以脚步是文章的脉络与架构,练好了脚步,才能在球场来去自如。不过不如预期也是常态,你以为你能接到的球你正好接不了;你以为这样写读者能明白的,实际上也并非如此。 道理,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即使懂了,球还是打得糟透了。那就是缺乏练习的问题,而练习需要时间。“不要太心急,慢慢来”,我相信这句话对95后的多数人来说,只会更焦灼。我常在想,这个时代能够包容我们的慢吗?这样的焦虑,或许早生几年的人不懂,未必不懂,也许只是他们也不知怎么的就走过了这个焦躁不安的阶段。   更多文章: 叶洢颖/只有報紙才讀到的…… 梁慧颖/不平静的第一天 黄琬焮/砂拉越 水牛之外的打卡地标 白慧琪/做功课 陈愐壮/声音坏了,就是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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