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网
星洲网
星洲网 登录
我的股票|星洲网 我的股票
Newsletter|星洲网 Newsletter 联络我们|星洲网 联络我们 登广告|星洲网 登广告 关于我们|星洲网 关于我们 活动|星洲网 活动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残雪

1月前
1年前
1年前
20年前在书展发现残雪的小说。残雪是谁?从没听说。捡起一本随手翻动,匆匆一瞥,收在书中多篇小说行文晦涩,情节有悖常理。施叔青序文中说:“残雪对理性更是深恶痛绝,她在作品里要求达到绝对的非理性,更是反逻辑、反理性的极端例子。”   这段话改变了我的想法,毫不犹豫地掏钱购买。很想深入了解施叔青对这位当时每天手握剪刀和量尺,夜里伏案写小说的裁缝所下的评语。开卷,面对书里跳跃的意象、缺乏真实感的故事,还有貌似凌乱的叙述世界,停停读读,终于翻到最后一页。必须承认残雪小说表面杂乱无章艰深难懂,但只要细心琢磨、梳理,把多层次结构、毫不相干、光陆离奇的事件连系起来推敲,隐藏在荒诞情节里的真相不难变得显著。 这本在1990年出版(初版)的集子收录13篇小说,〈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是其中一篇较长的中篇。残雪聚焦家人及以5个蹊跷的梦,描绘了古怪荒谬的场景和故事。因为是梦,梦中世界不管怎样荒诞乖张或超现实(例如“他像河马一样在水池里住了好多年”,“母亲说,一次你踩在我的眼珠上”,“蓝皮肤的婆子像马蜂一样振翅飞翔”),读者被授予独特视角。通过一个个离经叛道的情节审视生命的丑陋与阴暗。当然,很多时候读者无法对文字背后隐藏的意义获得一致的解释。 不可否认,〈种〉充满对传统叙述方式的挑战和革新。荒诞的情节,让阅读者伤透脑筋,同时又提供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小说发表于三十多年前,无疑的,在创作方面,说残雪是遥遥领先的作家一点都不言过其实。 《种》生动地描绘父母、哥哥、妹妹和妹夫在房里和房外经历的各种状态,如焦虑、逃避、挣扎等,令人印象深刻。她写妹夫:“他走进我们的厨房,一下跳进蓄水池里不肯起来了。” “他还有一种本事,就是不用攀附就可以贴在光溜溜的平面上,如贴在天花板上……。” 妹夫是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她写父亲:“他接近于昆虫类,因为他给我一种有甲壳的感觉。”(令人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她写母亲:“她从抽屉里找出梅花针,咬着稀松的牙齿往皮肤上扎,边扎边挤压。”简直读得心惊胆颤。扭曲的人际关系(如页223,提及父亲一直和姨妈私通),也逃不过作者的法眼。你需要有耐心,静下心慢慢品读和思考,分清现实与梦幻的混淆。 《种》充满了梦幻与现实的交错,或以象征、或以预言或其他形式,揭露繁复尖锐的生命现象,它梦魇呓语般的文字锐新了我的阅读体验。是的,现实中,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是无法健康成长的,不过想像的力量无远弗届,终会长出硕果(页258)。 【花踪】第11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残雪/ 获奖感言 专访残雪 | 搞文学就必须耐得住寂寞
2年前
2年前
如果要我形容我的创作,我也许可以说, 湖南阶段是探索的阶段;北京阶段是建构的阶段。 目前我正在建构我的理想乌托邦, 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像人们过节一样快乐。 舒晋瑜(《中华读书报》记者,以下简称“晋瑜”):您当年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当时的创作和生活状况如何? 残雪:我是2001年来北京定居的。当时我的创作开始呈井喷状态,但由于家传的风湿病和过敏症,体质有所下降。我经过一番分析,感到北京的气候会适合我。主要是我每年都来北京,感觉很舒服,北京的干燥特点对我的风湿病有利。要下这个决心当然还得有经济上的准备。到2001年,我们积攒了一笔钱,终于在北京海淀区买房了。交房时是11月下旬,那时就已经下雪了。我们办好入住手续只剩下2万块钱了,我丈夫用9000元做了一下最简单的装修。过了几天,我们的集装箱到了,从湖南运来的大都是书,而且主要是我自己的书。此外还有几样很旧的家具。当时邻居看了觉得很新奇,这么旧的家具还要从南方运来!他们不知道那几样家具是我丈夫自己做的。住在新房里,我们心满意足地说:“北京真好,有暖气。”我立刻感到风湿病好了一大半。 晋瑜:离开湖南时,是否有过犹豫和矛盾?最终决定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残雪:离开湖南主要是因为我的身体的缘故,有了好身体才能更好地创作。回想起来,一点犹豫和矛盾都没有。大概我这种人,就是为创作而生的,对我来说,不能工作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当时刘恒邀请我参加北京市作家协会,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很难适应新的单位和人际关系。那时我脑子里只有工作的念头。所以我就在北京大干起来了,基本上同外界没有联系。我每天去小月河边跑步,跑完回来就写。 晋瑜:来到北京,工作和住房是怎么解决的?您对北京的印象如何? 残雪:一般来说,我对任何地方的第一印象都很抽象,这是由我的个性决定的。我只记得来的那天下着小雪,天灰蒙蒙的,但并不让人感到冷。我们住进新楼房后更是觉得超级舒适:因为这可是真正的暖气啊,房间里有十七八度啊。这房子是我们自己买的商品房(那时北京还没限购)。既然我坚决不愿意转到任何单位(我属湖南作协),自然就没有人会来帮我解决住房。我们为此早就做了准备——一直努力攒钱。 晋瑜:刚到北京时生活和创作如何?有无困难或压力? 残雪:在北京生活实在是太方便了,完全没有困难和压力。我想这大概同我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关。我们过的完全是退休者的生活。如果还要为了生存奋斗,那就没这么舒服了。总之,北京的干燥气候给我带来了健康的恢复,和愉悦的好心情。我极少去街上逛,每天埋头工作。我丈夫则打理家务。我们的生活一直很有音乐节奏,也不乏小市民的情趣。 晋瑜:到北京17年,您觉得自己的创作和在湖南时 比,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进步?从风格和内容上都可以充分 谈谈。如果请您打比方,北京和湖南,您如何作比? 残雪:我这17年里作品很多,几乎每天都在写。来北京之后 我的创作再也没出现过任何瓶颈现象,越写越广阔,收不了场了,自己都觉得是奇迹。我除了写小说,还写了不少文学评论。目前除了小说,我还在写一本纯哲学书《物质的崛起》。起码还要两三年才能完成。 谈到我的小说创作的变化,或者说湖南阶段与北京阶段的不 同,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内在的。我48岁来北京,这对于作家来说应该是最为成熟、丰产的年龄。我除了1988年写过一个长篇外,后面6个长篇都是在北京写的。长篇展示了我的世界的盛大的场面,其深度也非同一般。而且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具有一种特殊的定力,这种定力让我能得心应手地、垂直地开辟自己的疆域。这种能力的发挥是否同北京这个地方的风土有关?我不知道。如果要我形容我的创作,我也许可以说,湖南阶段是探索的阶段;北京阶段是建构的阶段。目前我正在建构我的理想乌托邦,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像人们过节一样快乐。 晋瑜: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这次迁徙?对于创作来说有何利弊?会一直在北京呆下去吗? 残雪:俗语说“树挪死,人挪活”,这特别有道理。人的肉体需要刺激,感官上的刺激越多,灵魂中的变化就越大。对于我这种创造型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北京给了我许许多多的灵感,但都是比较抽象的影响。我不能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 这个古老的城市确实盛产灵感。下一步我打算移居昆明。昆明 的大益普洱茶集团办了一个大益文学院,那里聚焦了一批人,以“大家”杂志原主编陈鹏为首。董事长吴远之先生是我最钦佩的人。我感到这个文学院充满了活力。我已经荣幸地被文学院聘为签约作家了。我现在开始憧憬昆明了,处理完一些私人事务之后我就要去昆明了。 晋瑜:再谈谈您目前的创作吧?您是“墙内开花墙外红”的作家,作品在国外很有影响,不知近年来获得哪些奖项?为何在国内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您认为是哪些原因? 残雪:我仍然在写长篇,是那种比较深奥的题材。前不久,由优秀的英文翻译凯伦和陈泽平翻译的我的长篇小说《边疆》在美国出版后,获得了一片叫好声。据我自己的不完全统计,包括“纽约客”等许多有影响的媒体,一共刊登了二十来篇评论、访谈和选载。连我自己都没料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翻译的质量是决定性的因素,评论者们认为他们的译文“透明”,“诗意”,有雕塑感,就像经典童话的意境。大部分评论者自己也是作家。这是自我的长篇《最后的情人》和《五香街》在美国和英国得以获奖和获奖提名以后在美、英两国第二次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我认为我的作品在国内还是得到了应得的关注的,尤其受到年轻读者的喜爱,这从我每年都要在国内出版四五本以上的书就可以看出来。网络上也有议论。残雪迷还是有一定的人数的,我的那些书都是他们买走了。年轻人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和信息,思想比较开放一点。国内文坛比较传统保守,很多人看不惯残雪和她的作品,当然就不会主动宣传我。不过这样也好,我得到了安静,可以潜心创作。而且同那些处在喧哗中的作家比,我相信我的潜在的影响更大。我用不着批评家来评论我,读者自然而然会去找我的书,挡也挡不住。比如我的70万字的新长篇《黑暗地母的礼物》,从2015年出版以来,还没有一篇专业的评论在媒体上刊登过,但照样卖得还不错。谈到这部作品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谢我的挚友、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龚曙光先生,我一直认为他具有一流的文学品位。 晋瑜:您的作品在国外受到欢迎,翻译的渠道有哪些?是译者主动和您联系吗?您又如何看待目前很多部分的“走出去”项目?这种主动走出去和被动的翻译,有何区别? 残雪:我的作品的翻译大部分是残雪作品的研究者,专家,他们的中文和外文水平都很高。比如日本的近藤直子,倾其一生研究和翻译残雪作品,还在东京成立了“残雪研究会”。近藤直子的去世(2015年)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损失。 再比如美国的凯伦和陈泽平,以及安娜莉丝,他们都是极为优 秀的翻译家,多少年都难遇到一位的。而且他们都是全才,是 因为特别喜欢残雪作品才找到我的。我相信我同我的这些翻译 们都会是终生好朋友,我们之间一直有频繁的文学上的交流。 我只懂一种外文,就是英文。我的英语翻译们每出版一部作品 前都会将译文交给我阅读,让我提意见。我很感激他们。至今 为止我已出版了9部英文著作,70万字的新长篇《黑暗地母的 礼物》也正在美国签合同,这都是这些一流翻译们的功劳。 我不想评价“走出去”的项目。我认为,一位翻译必须像恋人一样爱上一部文学作品,才有可能将作品翻译好。而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我等待了三十几年,才有了今天的收获。搞文学就必须耐得住寂寞。 (转载自2017年《中华读书报》,残雪提供。)
2年前
当我提起笔来写残雪的时候,真是不知从何说起。相信一般人,包括她的华人朋友及读者,都难以进入她创作的堂奥。 残雪,原名邓小华(1953-),湖南耒阳人,父亲原是《湖南日报》总编辑,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与妻子下放劳动改造。因右派家庭原因,残雪只能完成小学课程。先后当赤脚医生、街道工厂铣工;结婚后,自学英语成功,在中学教英语,因没文凭不能转正,改学裁缝,与丈夫当裁缝。 1983年残雪开始写小说,处女作〈黄泥街〉由李陀推荐,于1986年发表在《中国》杂志。 残雪的世界包括她本人及作品,都有点扑朔迷离的,唯其如此,她才是唯一的、甚至孤独的、拔众的,因为是不可复制的。好在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与残雪交往,也曾与她做一次访谈,相信对她的了解较多。她本人及作品的语境都是像残雪的这个笔名,是捉摸不定的。 也许这便是残雪自我塑造的扑朔迷离的世界──外人需要花大气力去探索这个若离若即的地域,才能若有所获──这也说不准,只能说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也许是虚无,因人而异。她的作品是她自己构建的乌托邦世界。正如她自己说的,她已进入了“敢于探索到底的文学新领域吧”。 一个外国评论家指出:“对于残雪来说,从一开始就没有地点。她是以其作品〈山上的小屋〉、〈黄泥街〉、〈天堂里的对话〉和〈突围表演〉等标志出这一点的。自那个时候以来,残雪作品中的叙事是朝着那越来越诱惑着人的目的地行进,寻找着那越来越虚幻,但又始终是有形的、吸引着人的乌托邦(这乌托邦没有地点,也不在任何地方)。”① 残雪自称这是“异端境界”,即使中国读者不一定读得明了也不一定乐意主动去读,但是东洋日本及西方很多国家的读者对她的作品却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追捧不舍。她也多次获得外国的文学奖。记得大约20年前,有一位资深日本传媒人曾对我说,收入世界名家名著、日本最权威的《岩波文库》,中国只有两位作家可入其殿堂,一位是莫言,另一位就是残雪。 残雪迄今出版的小说、散文、评论、译作共约80部,不少已有外国的译本。套残雪自己的话说:“我现在‘走出去’的作品主要还是小说,日本和美国也出版了少数我的文学评论。英文版已有13本,日本版12本,其次是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丹麦语,韩语等等。现在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文学网页。……目前出版我的作品最积极的是美国、德国、西班牙、日本和韩国。我估计自己的作品终将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版,凡研究实验文学的人都会来读。”② 残雪作品可以长销国外市场,与她广泛涉猎西方的作品及创作的开放性有关。 残雪五六岁便接触外国童话,如安徒生的童话等,到了青年时期,开始阅读但丁、卡夫卡、歌德、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她早年跟我说,她还喜欢川端康成的《雪国》、《古都》、《千只鹤》和擅写古典叙事的宫本辉作品。她表示,对西方一些代表作品如但丁《神曲》、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等,她反复阅读多遍。 残雪并不一味崇拜西方。她称,中国作品中,她最喜欢《红楼梦》,她还喜欢鲁迅的作品,如《野草》等。她希望将中西文化的两种元素在作品结合为一体,当她在创作中向纵深挖掘,“就会时刻感到我们的古老文化的魅力”。③ 残雪刻意创造自己的文字世界──那是她不断实验不断创新的自留地。她认为她的创作是代表大自然发声,在她作品中,人可以和树说话,甚至和空气说话,她自称是“自然的联体女儿”。④ 她认为,写实验文学的她,“必须对自己的身体具有超级的敏感,以及掌控全局的气魄”。⑤她认为写得最顺手的长篇《新世纪爱情故事》、《最后的情人》及最近刚完笔的《迷人的异类生活》,她尝试从抽象的观念世界回到对世俗世界的观照,特别是《迷人的异类生活》,“作品的主题用几对情人之间的复杂爱情来体现文学的本质之美”(残雪),这是一部一反残雪的写作常态,并进入写实的世俗刻划作品,没有玄虚的悬念,只有世俗的人欲和关系──情色的释放。 可见残雪不断在挑战自己写作的极限,正若合残雪的自我道白:“人在世界上生活,肉体和心灵都会有很多屈辱。而写小说是最大的释放──所谓化腐朽为神奇。所有从前的屈辱都是动力,你依仗它们做出美的事物。”⑥ 残雪是绽放在中国文学土壤中一朵摇曳多姿的异色异质的奇葩! 注: ①夏谷(Goran Sommardal,瑞典国家电台首席文化记者,著名文学批评家):〈残雪作品中的自嘲的乌托邦〉 ②③④⑤⑥〈答中华读书报舒晋瑜〉 2022年8月30日
2年前
(第11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获奖金1万美元和“花踪”铜雕一座) 大家好,我是作家残雪。今天我想谈一点获奖感言。 我一直认为马来西亚是一个神奇的国家,多年前我甚至有强烈的移居大马的意愿。如今我因文学与她结缘,我感到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这个伟大的国家同我自己提倡的这种文学一样,具有宽阔的胸怀,仁爱的传统。从2001年开始就设立的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就体现了这种优秀的民族传统。它让世界各地的华文写作者感到,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且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为宏扬这个传统而努力。 在中国大陆生活的时间长了,很多人就会认为只有中国国内才有正宗的华文文学。然而这个奖项的设立多年来却起到了拓宽人们眼界的作用。正如世界文学近年提倡多语种文学一样,华文文学的表现也是多样化的。我认为越是多样化,文学的活力也越大,一味强调地域性的“正宗”反而限制了文学的活力。所以我是非常赞成“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提法的。因为有魄力,因为大气。另外作为我个人也深深地感到,我的创作在华人当中不是孤立的。在华人读者当中,我的情感得到了共鸣,我的独创性也得到了认可。这对于我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因为说来惭愧,我从事文学创作已经40年了,在国内和国外都出版了许许多多的作品,可是我在国内连市级的小奖都从未得过一次,在香港台湾等地也从未获得过任何奖项。那么,是不是由于我的作品所写的不是中国人或华人的情感呢?还是由于一些研究者对于华文文学或汉语文学持有某种教条似的标准?我感到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对于我来得很及时,而且她对于一些文学人的陈旧偏见也会起到不小的作用。就从这一点来看,我也要由衷地说:“我喜欢大马,我佩服举办这个奖项的星洲日报”。 如今《星洲日报》挪出大篇幅报道这个奖,又动用人力和物力来做这项工作,令我非常感动。今后我愿同《星洲日报》的朋友们一道,为扩大世界华文文学的影响而尽自己的力量。 2022年7月于西双版纳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