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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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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文学女/爱薇（蕉赖）

多年前，出席了假台北举行的“海外女作家协会”年会，这是全球唯一以华文写作的国际妇女文学组织，每两年分别在欧美亚各国举行。由于是届在亚洲的台湾举行，素知不少海外女作家会员来自台湾，因此，此次出席会议，也算是趁机“回娘家”探亲，一举两得。写作的女性确实不少，但是，能否坚持又是另一回事。以个人体会而言，写作，确实是一条既孤独且单调的个人“经营”工作，除非本身对它具有浓厚的兴趣，又耐得起寂寞，还要排除一些有形和无形的干扰，否则很容易做“半路逃兵”。记得远在七八十年代，新马华文文坛曾经出现不少女写作人。每天一打开报纸副刊，都可以看到不少女性作品，热闹得很。甚至有些人买报纸，纯然是为了阅读这些文艺副刊。然而，曾几何时，这些“身影”却慢慢地少了，甚至一些写得蛮勤快的女作者，也销声匿迹，不复出现，隐退“江湖”。当届的文学盛会，主办当局还请来了台湾当时的副总统，萧万长先生作为开幕佳宾。这位儒雅的总统，在讲词中不忘对女作家们诸多勉励。他说：“让一个国家伟大的是文化。从事文化工作的女作家不要气馁，多作一点贡献。 “人们是靠文学作品来体验生活，因此，我要向女性致敬，向妈妈们表示敬意。 “读书越多，快乐就越多；神经元也就越来越紧密。资讯的魅力，多来自阅读，女作家要多创作，读者才有多机会阅读。” 古往今来，大部分的文学女人，似乎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这让我想起了哲学家尼采说过的一句话：“没有深夜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我将之引申为：一个女性作者之所以会拿起笔来，肯定是有很多话要说、要宣泄，也因为文学，人生才有转圜的余地。至于所谓“文学女人”又是如何界定的呢？欧洲著名华文女作家赵淑侠（已经移居美国纽约多年），曾在一篇题为〈文学女人的情关〉写道：“文学女人是我自创的名词，指的是内心细致敏锐，感情和幻想都特别丰富，格外多愁善感，刻意出尘拔俗，因沉浸于文学创作太深，以致把日常生活与小说情节融为一片，梦与现实真假不分的女性作家——多半是才华出众的才女。” 当然，我对赵大姐（我们认识多年）对“文学女人”所下的定义，并非百分百的认同，但对她所说的“内心细致敏锐，感情和幻想都特别丰富”这点我倒是同意她的观点，也因为这个特质，才会想到化为文字。我想说的，不是她们过得了过不了情关这码事，而是一个钟情于文学创作的女人的处境和心境，该如何来平衡和调适？尤其是对一个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儿女的女性来说。记得女权运动创始人，存在主义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曾说：“一个女人不结婚，她几乎可以做任何事。” 鱼与熊掌只能择一还有中国近代妇产科奠基者，林巧稚医生也说过：她之所以一辈子不结婚，主要是要全心全意于她的事业。意思是说，有了家庭和孩子，不免要为此分了心，这是一种天性——母性的责任感。对一个从事创作的女人来说，确实会有这方面的苦恼。试问：当你正在苦苦构思某篇文章或某段小说情节时，那边厢传来了孩子的啼哭声，老公的呼叫声，此时此境，试问你能置之不理，视若无睹吗？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女性得奖者少不是没有原因的，相信不是她们的才华比不上男性作家，而是没有一个可以让她们全身心投入的写作环境，这是天性使然。因此，当一个女性一旦成了人家的妻子、母亲后，她不得不将“自我”尽量收藏起来。就在我出席假武汉举行的另一届海外女作家年会时，台湾作家施叔青，深有感触地说：与诺贝尔文学奖插身而过的，常常是女作家的身影。据说爱因斯坦的同学，也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梅丽琪（Mileva Maric），其实她的数理天分与爱因斯坦旗鼓相当，不相伯仲，后人在爱因斯坦的遗物信件中，有人开始质疑，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相对论”，其中也有她部分的功劳。后来她的专长之所以没能充分发挥，那是因为被家庭和孩子分了心，结果她成就了丈夫，却埋没了自己的才华。那一届大会跟我同房共住的美国女作家，伊犁，也跟我有相同的感慨。她喜爱写作，也是位有专业文凭的护士，后来因为结了婚，有了孩子，丈夫是大学教授，气象学家，她不得不将自己的兴趣和工作暂时搁置一边，全心照顾家庭、孩子。所以，我俩最后的结论是：一个女人，若要事业与家庭兼顾，真的很不容易；勉强吧，最后累死的，是自己。鱼与熊掌，只能择一，其实，文学创作也是如此。

5月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