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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7天前
2星期前
3星期前
3星期前
2月前
12月第一個週二的晚上,突然看到“韓國宣佈戒嚴”的信息。當下的反應是:“這是誤傳的假新聞吧?”2024年的韓國,怎麼會無端端地宣佈戒嚴? 由於覺得不合情理,就谷歌了一下相關新聞,確認真偽。一查之下,竟然,是真的! 搞什麼啊?又不是朝鮮打過來,一個好端端的民主發達國家,為什麼要宣佈戒嚴?我一向沒關注韓國政治,臨時惡補了一下,大概知道了事件的背景。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卻對韓國國民很有信心:韓國人是不會允許自家的民主如此倒退的! 不巧,那個晚上我因為消化不良腸胃不適而睡不安穩。兩點多時躺在床上輾轉難眠,乾脆起身查看最新進展。宣佈戒嚴後幾小時內,韓國國會已以190票對0票一致通過,推翻戒嚴令。心裡萬分佩服:韓國人果然是ppalli ppalli的民族呵! Ppalli ppalli在韓語裡意指“快點快點”,而韓國人似乎也以身為快速有效率的民族而自豪。有趣的是,韓國的電話區號是082,而82這兩個號碼在韓語裡也音似ppalli。 再倒回床上,半夢半醒間胃和思緒都在翻騰。想起2018年5月選舉日晚上,等待選舉成績時的焦慮和緊張,當時從非官方管道雖已得知結果,選舉委員會卻遲遲不作官方宣佈。那也是個不眠夜。之後與好幾個朋友談起,才知道大家都一樣因為心中不踏實而睡不著,生怕睡著後醒來時,得而復失。 根據報道,這次戒嚴令的頒佈,讓韓國人聯想到全斗煥在1979年發起的軍事政變,及他奪權後持續了8年的獨裁統治。韓國電影《首爾之春》就是改編自那場政變。即使知道現實世界裡的結果不能改變,看到尾聲時我心中仍忍不住希望電影會有不一樣的結局——畢竟如果不是最後貪生怕死的國防部長的一句話,結局可能真的會有反轉。 韓國的民主是用激烈的抗爭與許多人的生命和血換來的。另一部韓國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由真人真事改編,敘述韓國民主運動裡慘烈的一章——1980年的光州起義和軍人政權的殘酷鎮壓。當年多虧了那位德國記者潛入光州採訪,揭發當地發生的鎮壓和屠殺,否則世人也不知道何時才會知道那座被封鎖的城市裡發生的慘案。 民主是需要持續守護的 202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就在光州出生,她在《少年來了》裡描述的一具又一具在武裝鎮壓中被打死的遺體,很多因為被軍人暴擊而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每天都有新增的遺體,原本的遺體還來不及等到親友的認領,又有卡車將新的一批遺體運來。淡淡的、平靜的敘述卻讓人讀到無盡的哀傷與沉痛。 民主可能很喧鬧,也可能不如專制政體有效率(都一人說了算,決策當然快啊)。民主可能倒退,也可能選錯人上臺。但以韓國為例,正是因為經歷了民主化,國家不能篡改歷史掩蓋真相,人民——包括進入民主時代後才出生的年輕人——知道曾經發生過什麼事,知道絕不能讓歷史重演,讓濫權者再將國家陷入動盪的深淵中。 謝謝韓國人民為民主贏了一局——雖然彈劾尹錫悅,讓政局穩定還面臨很多挑戰。不過,民主化本來就不是換了政權就“從此幸福快樂”的事;民主本來就是需要持續守護,一不小心可能就會一夜之間或不知不覺間失去的。 編輯臺/靖芬:推薦閱讀《少年來了》韓江 順著專欄作者謝麗玲的文章,我也想給【星雲】讀者推薦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國女作家韓江的這本《少年來了》。小說的背景是1980年的韓國光州事件。那年5月,光州市民與學生組織示威遊行,反抗當時的韓國總統全斗煥政權。15歲的少年東浩和朋友正戴參與了示威,政府派軍隊進駐光州冷血鎮壓時,兩人只能跟著人群亂逃。逃跑時東浩與正戴走失,正戴中槍倒下,而東浩幸運地躲過那次的掃射。愧疚之餘,他決定回頭尋找正戴…… 這是一本容易閱讀(韓江作品的敘事多很流暢),卻又或許不那麼容易直面的小說。但是,至少,至少韓國有作者寫下了這樣一本小說,有人用文字、影像作品記下了那段歷史。  
2月前
1949年4月6日胡適在日記中寫他一大早和王世傑及雷震早餐。三人常聚,有意在上海創辦名為《自由中國》的雜誌。胡適說他“上午九時離開上海銀行,九點半到公和祥碼頭,十點上President Cleveland船,十一點開船。此是第六次出國。” 此次出國極有可能客死異鄉。4月9日船停泊橫濱,不想登陸,朋友吳半農堅邀,於是進城半天,見到吳文藻、冰心夫婦。4月21日抵達舊金山,得知國共和談破裂,共軍已經渡江。 胡適在旅途上寫兩篇文章:〈自由中國的宗旨〉和〈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第一篇7個月後發表於《自由中國》創刊號上,胡適掛名發行人,主編雷震視他為精神領袖。 《自由中國》高舉反共旗幟。胡適說共產黨所到之地,立刻罩上嚴密鐵幕:報紙沒有新聞,言論失去自由,人民基本訴求被拒。這是“最徹底的愚民政治”。為了遏止國際共產主義有計劃的鐵幕恐怖蔓延全中國,《自由中國》雜誌挺身而出,不讓共產黨“擴張他的勢力範圍”,並要“援助淪陷區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二篇也是反共文章。他喜見陳獨秀晚年思想進步,不再是“託派”,他“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他說陳獨秀三個見解值得一書。一是“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二是“獨裁製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製。”三是民主政治包括無產階級民主和有產階級民主,“都有集會、結社、言論、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胡適1917年學成歸國,以26之齡一躍為學界領袖。本是年輕人楷模,言論最後變得無關痛癢,黯然離國。余英時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解釋原因。他說西方式自由和民主,完全以個人主義為基礎,中國沒有中產階級,不同傳統,移植過來,常遇窘境。胡適一度介紹“易卜生主義”,提倡個性和婦女解放,只在知識階層中間發展,基礎不牢固。 為了從一百多年帝國主義的侵略中站起來,為了民族的生存,個人自由微不足道。只有大我獲得自由,才涉及個人,才看到小我。民主精神的追求擋不過民族危機,個人自由最後讓路給民族自由。余英時說20世紀中國的變化,“最大的動力就是民族主義。一個政治力量是成功還是失敗,就看它對民族情緒的利用到家不到家。” 不自由,毋寧死 胡適是學者,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最多以情入文,利用修辭,製造效果,距離煽風點火,玩弄情緒遠矣。胡適回國推動新文化運動時,遇不少阻力,他在1917年12月11日寫〈老鴉〉夫子自道:“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政治角力無處不在,該說的話得說。龔育之在《黨史札記:龔育之近作》說毛澤東1947年12月在陝北楊家溝中央會議期間,談到共軍成功後捉人問題。他說可以讓胡適“當個圖書館館長,革命到了南京、上海,你還捉他們幹什麼?”但是後來語氣稍有變化。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撰寫〈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點名批判胡適、傅斯年與錢穆,說他們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所能控制的一部分幫兇。 1955年4月1日《自由中國》第12卷第7期胡適發表〈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他說Patrick Henry有一句名言“給我自由,否則給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胡適說他在范仲淹的作品找到相同的話。 范仲淹生性耿廉,有話直說,參政期間,不畏權高位重者,連上四章批評宰相呂夷簡培植黨羽、任用親信,並繪製《百官圖》,要仁宗正視無能官員晉升亂象。呂夷簡咬牙切齒,說服仁宗將他貶為饒州知州。 梅堯臣寫〈靈烏賦〉勸范仲淹節制,不必像烏鴉專報凶訊,應該拴緊舌頭,鎖住嘴唇,免將路子越走越窄。 范仲淹以同題〈靈烏賦〉回應梅堯臣,即使自己只是飛禽,仍眷戀生養之地,叫聲不好聽,但是能警示於無形,防範於未然。災禍警示往往被忽視,忠誠與智慧常遭誤解。“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說。即使因此而死,也要奔走呼告。 “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兇之類”,無愧良心,盡責就是。大部分朋友沒有聽胡適的話,他不會因為他們在各種運動中受折磨而幸災樂禍。人間沒有淨土,他沒有預料到《自由中國》後來在臺灣引發軒然大波,雷震成蔣介石眼中釘,被軍事法庭以“為匪宣傳”、“知匪不報”判了10年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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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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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4日法新電)韓國總統尹錫悅短暫實施戒嚴,標誌著全球民主體制脆弱性的最新警訊,即使韓國長期以來被視為政治轉型的模範國家。 尹錫悅3日晚間一度實施戒嚴,試圖禁止政治活動、審查媒體並封鎖國會不讓反對派議員進入,震驚國際社會,特別是長期盟友美國;華府稱事先未收到通知,併發布關切聲明。韓國國會隨後表決通過解除戒嚴,尹錫悅4日一早宣佈取消緊急戒嚴令。 韓國自1987年大規模起義轉型到民選制度治國以來,一直被外界認為執行得很徹底,讓美國愈來愈將這個盟國視為全球夥伴。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壓制香港,首爾當局也標榜韓國是理想的新國際媒體樞紐。 美國總統拜登甚至選擇尹錫悅於今年3月舉辦他總統任內最後一場民主峰會,這場峰會是拜登的標誌性倡議之一,即將卸任的他尋求在全球各地捍衛自由價值,同時暗中批判下個月重返白宮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觀察人士雖對尹錫悅的舉措感到震驚,卻也表示事發前已有警訊。 羅素:對尹錫悅舉動感到意外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任內擔任國務院亞太助卿的羅素表示,韓國國會的僵局早已為此事埋下伏筆,反對派多次試圖對尹錫悅政府發起彈劾行動。 羅素指出,尹錫悅的舉動“確實讓我大感意外,但顯然有一些結構性力量在發揮作用”。 他說:“韓國的政治情勢極度兩極化,反對派採取焦土政治阻撓策略。” 但他指出,尹錫悅宣佈戒嚴後迅速發起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顯示出韓國擁有蓬勃活躍的公民社會,願意捍衛民主。 羅素表示:“當然會希望這次事件能夠喚醒執政的保守派政黨和進步派的反對黨,意識到雙方都已做得太過火,需要展開一些和解進程,好好處理合理的分歧與不滿。” 尹錫悅本人此前也曾表現出專制主義的跡象。 在去年的國民演講中,他對“偽裝成民主運動家、人權運動家、進步運動家”的所謂共產主義者進行了猛烈抨擊。 作為一名檢察官,尹錫悅以經濟改革為競選綱領,主張與美國以及歷史宿敵日本建立密切關係。他以微弱優勢贏得2022年大選,但支持率迅速下滑,並讓反對派控制了國會。 阿靈頓:尹錫悅未擔任民選公職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朝鮮問題專家阿靈頓指出,尹錫悅以前從未擔任過民選公職,因此變得越來越沮喪。 她說:“我認為,這確實是一個極端的舉動,可能表明總統缺乏政治經驗。” 她說,戒嚴令顯示出“民主出現了一些裂痕”,但這種迅速逆轉“讓我對韓國民主的健康、力量和活力抱有希望”。 克林納:預計尹政治生涯將結束 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克林納預計,尹錫悅的政治生涯將在他嘗試戒嚴後結束。根據憲法,戒嚴只能在戰爭或其他緊急情況下實施。 他說:“尹錫悅的行為是對韓國幾十年來努力擺脫專制歷史的嚴重逆轉。” 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隨著蘇聯解體和學生領導的起義給其他地方帶來改革,世界範圍內民主國家的數量激增。 但總部設在華盛頓的促進政治自由的組織“自由之家”說,在全球範圍內,民主在過去18年裡一直在倒退。 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在印度、土耳其和匈牙利等不同國家採取了越來越專制的措施。 另一個受到密切關注的民主指數“V-Dem”最近將韓國排在亞洲第三位,僅次於臺灣和日本。 尹的逆轉表明民主的勝利 在美國,特朗普拒絕接受長期以來的慣例,拒絕接受4年前輸給拜登的事實,最終導致他的支持者在美國國會大廈暴力橫行。 特朗普對民主的拒絕最終為他帶來了好處:他以2020年“選舉被竊取”的憤怒為競選口號,贏得了上個月的大選。 但專家表示,尹錫悅的權力遊戲及其逆轉,實際上可能表明民主價值觀的勝利。 左傾的美國進步中心資深副會長余冠倫最近訪問首爾後說,“尹錫悅是一個非常不受歡迎、無能的領導人,但我沒有看到人們對政府的運作方式感到不滿。”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德魯特-維加雷斯表示,通過對尹錫悅的迅速反應,“這場危機最終可能會通過重申文官控制和展示制度韌性來加強韓國的民主。”  
4月前
4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