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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冬秀

1940年4月26日,江冬秀自上海写信给胡适,说有人向她道贺,胡适要回国做中研院长了。江冬秀提醒胡适:“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 要那(拿)的定点,不要再把一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耳朵软,存棉花”,二人知识悬殊,但是对丈夫弱点,她知道不少。信中别字不少,不过他不像年轻时一一标出,她大他一年,再多6个月足50岁,不要求了,达意就好。她所提之事,并非空穴来风。不管出于个人恩怨,或是争权夺利,他不止一次成为箭垛。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去世。当时只设评议会,没有后来的院士制度。评议员选出3名人选,再由总统圈定其中一人为接班人。蒋介石通过幕僚陈布雷传达,他属意顾孟余,评议员认为顾孟余分量不够,更不满被指示投票,这是对自由思想和学术正气的侮辱。陈寅恪带病表明:“来重庆就为投胡先生一票。” 即便选出胡适,最后一样徒劳无功,支持胡适的人何尝不知。同是评议员的陈西莹说,胡适最适合院长一职,但是“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 学人骨气还是得坚守,表态是重要过程。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说1940年3月23日,评议会选出3名候选人,翁文灏和朱家骅同得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和任鸿隽各4票,顾孟余1票。蒋介石不快,他告诉行政院长孔祥熙:“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 6月22日,胡适回江冬秀信:“你谈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间有许多传说,我无法过问,也无法推辞。我并不想做院长,但我此时若声明不干,那就好像我舍不得现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时一切不过问。” 那几个月日记附有剪报。其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0年7月18日一篇以〈适的新职位〉(New Post for Shih) 为题的新闻说:“胡适博士不久将离开华府,改任中研院院长。” 他觉得自己该交待立场。1940年7月20日的日记说他“发愤”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说他即便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 学术界标杆  象征多于实质意义 胡适国内外知名,作为学术界标杆,傅斯年、陈寅恪等积极推他入前三,象征多于实质意义。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给胡适信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他弄巧成拙,内心不安,于是努力斡旋,蒋介石最后收回成命,舍胡适而圈定朱家骅。 受任于败军之际,大使任务艰辛。国民党内部对胡适不满声音从没停过。胡适对身居要津的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有意见。行政院长孔祥熙本来就不喜欢胡适执行工作时不给他面子,不断在蒋介石面前贬低胡适能力,批评胡适“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 宋子文则直接涉入胡适工作,1940年6月宋子文被派到美国负责借款任务后,胡适的实权被架空。1940年8月15日日记中胡适说宋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被委为外交部长,继续长驻美国。胡适第二天记2人谈话。他曾告诉前外长郭泰祺:“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请千万不要迟疑。”同样的话他转述给宋子文。胡适说宋子文表面客气,不以上司自居:“我们只是老朋友,我们要合作。”事实并不如此。1942年5月19日胡适日记说:“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胡适说他将这些事记下来不过是“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 胡适为人温和,很少发怒,日记中骂人的话少之又少。储皖峰集他的话作对子:“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胡适说上句可以改成“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他在1955年2月15日的日记中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语调积极,意思是“要尽责任。到了近世,始有人解作敷衍了事,似是错的。”
3星期前
1924年5月底赵元任和杨步伟离开哈佛,启程到欧洲。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聘请赵元任,他答应,不过先要履约到欧洲,旧事清了,心里才踏实。他们先去英国,再往法国,又到德国,见朋友,住40天。杨步伟在《杂记赵家》记旅程经过,包括捕捉留欧学生不为人知一面:鼓吹离婚。其中陈翰笙和顾淑型及徐志摩和张幼仪成为焦点,“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杨步伟点到为止,没有多加评论。 陈翰笙和顾淑型同在1897年出生,都是学界风云人物。陈翰笙1915年留美,考进波莫纳学院。先念地质学,后改学欧美历史。在留学生中以成绩标青著名。顾淑型在1917年留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系。二人是自由恋爱绝佳示范,1922年婚后同到德国柏林继续学业,夫妇一向合作无间,被怂恿离婚,匪夷所思。鼓吹离婚事我在文章引过,奇怪举动。沉思一会,没有纠缠前因后果,历史中群体心理被扭曲案例,岂止一桩? 赵元任和杨步伟婚姻也被点名,罗家伦在德国遇见他们,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步行,揶揄杨步伟比赵元任大,杨步伟不甘示弱,要罗家伦不要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她说。杨步伟是医生,见多识广,能力和口才都非泛泛,没有人敢唆使赵元任离婚。 1918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玩偶之家》被重点讨论。书中主角娜拉反抗性别歧视,为摆脱夫权束缚的玩偶命运,离家出走。胡适写〈易卜生主义〉,指男尊女卑是文明耻辱,他乘势批评婚姻制度:“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 婚姻自由是知识青年理想。徐志摩为离婚,写堂皇信给张幼仪,说真生命、真幸福和真恋爱都是“自奋斗自求得来”,他们应该“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徐志摩千方百计要离婚,朋友全力支持。张幼仪在回忆录《小脚与西服》中说离婚协议书是在德国柏林吴经熊住所签定,第二儿子彼得出生大概一个月后。“他有四个朋友也在客厅里,他们绕着他走来走去,一副要保护他的样子。我只认得其中两人,吴经熊和金岳霖。”签字以后,“他的朋友挤在我们身边向我们道贺,大家都想握徐志摩的手。”她几乎控制不了情绪,想“对他们每个人发起火来。” 老舍著小说《离婚》,初版于1933年。男主角老李的婚姻是父母之命,没有感情基础。生有一男一女,太太是农村妇女,只会做家务,出不了厅堂。到北平后,处处成为笑柄。他有离婚冲动,却挣不脱桎梏。他暗恋隔壁马少奶奶,她丈夫长年不在,对她不闻不问,以为关系迟早结束,不料丈夫回家,马少奶奶与丈夫和好如初,老李希望破灭,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家乡。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专门一章讨论老舍。他认为老李不离婚,是性格“软弱”使然。他说以“离婚”为书名,“象征着一些人不能做到的一种勇敢行为,因为他们满足于‘婚姻’……对奇糟不堪的现况卑躬屈膝。”不离婚原因昭然若揭:怕冒险,怕社会眼光,没有人“有胆量先提出来。” 爱情不是生命唯一事 这是从男方角度思考,女方怎么想,无法兼顾。徐志摩离婚后,家里不能谅解。老师梁启超也反对他离婚,认为“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又提醒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 梁启超当然知道自由婚姻之可贵,但是好伴侣可遇不可求,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满足得宁贴也极难”,一直期盼梦想之神圣境界,不过是自寻烦恼。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是胡适诗句。胡适鼓吹婚姻自由,纯粹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承受新旧文化冲突,了解梁启超苦口婆心。怎么可能不爱自由呢?爱自由的意念他人未必了解,选择“不自由”,也是个人自由。五四人物精彩地方在于处处凸显张力,提供后人思考空间。胡适和江冬秀不般配结合,却白头到老,“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说的是无奈处以及生命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胡适不会同意不离婚是软弱性格使然。爱情是生命重要事,但不是唯一事。这是命运题,不是选择题。还好如今配偶被安排的例子少之又少。
6月前
“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1930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匪帮的行动,成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 文章在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撰文者为胡思杜,题目是〈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路透社香港电文标明“胡思杜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台湾和美国报章都转载新闻。寄居纽约的胡适把英文剪报贴在日记上,并留批注:“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变成了新闻人物。此当是共产党已得知我发表长文的消息的反攻。” 长文指〈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胡适8月底用英文写成,《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0月刊登。 倒戈的岂止是儿子?胡适入室弟子罗尔纲在胡思杜小时辅导他读书,既然胡思杜可以和父亲划清敌我界线,做为学生,他更应该如此。“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罗尔纲说胡思杜的文章让他豁然开朗。 人性被扭曲了,“忠实走狗”成了形容词,傅斯年担心胡适难堪,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50年9月29日的《中央日报》。他说胡思杜“因失学之故,养成不读书的习惯,对于求学一事无任何兴趣,连续两个大学,均未毕业,并于适之先生回国后染上吃喝之习惯,遂于1948年夏随父亲的朋友回国。”又说胡思杜少年多病,学业虽然不成,但天性醇厚。这是“别人代他为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 是的,不必责备他。胡思杜文章发表前,曾写信向母亲江冬秀问安,信中致意父亲,希望他“少见客,多注重身体”,又说“书都还存在北大,安好无恙”。胡适坚信儿子身不由己。 著作中看不到天伦之乐 胡适和江冬秀生有3个孩子,依次为祖望、素斐、思杜。 祖望为工程师,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曾任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为人四平八稳。素斐则在5岁因病夭折。思杜最令胡适头疼。在美国念不成书的胡思杜回国后,因为胡适关系,不少单位希望聘他入职,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但是胡适以“思杜学业未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婉拒。胡适最后安排他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希望他利用藏书增长见识。 1948年12月,胡适和家人在蒋介石安排下飞往南京,但是胡思杜不愿离开,他说没有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胡适的老师杜威1919年5月到中国演讲,胡适陪伴在侧。杜威太太在一封家书中提胡适,说他是一个对家事三不管的男人。江冬秀生祖望,胡适不在场。江冬秀生素斐,胡适将预产期搞错。她说“他是不会让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务去妨碍他的事业的。” 胡适是朋友们心目中的好人,是不是称职的父亲则见仁见智。周质平在〈胡适与赵元任〉中比较二人家庭生活时,说胡适著作中看不到天伦之乐,但是赵元任却经常替孩子写歌,为他们弹琴,乐在其中。 1957年3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说7年来收到胡思杜第一封信,是平邮,50日才到,“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4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胡思杜后来因为胡适关系被定为右派被批斗多次,不堪折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1958年5月,胡适回台演讲,从泛亚社香港电文中得知胡思杜于“去年8月自缢身死”,胡适怀疑是假新闻。1958年5月12日,他致信学生苏雪林提此事:“我不信此谣言。”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这是杜甫五律〈宿江边阁〉中最后两句。公元765年,杜甫离开成都草堂东下,当时蜀中大乱,杜甫留滞夔州。飘泊羁旅,辗转忧思,难以入睡,起坐眺望,徒叹自己没有能力可以回天。漂泊美国的胡适不只一次写这两句抒怀。  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时,胡祖望由美国赶回台湾奔丧,江冬秀要他传达胡适死讯给胡思杜,胡祖望硬着头皮说,从大陆去美国的朋友告诉他,弟弟早已去世。江冬秀听后当即晕倒。《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记胡适遗嘱,他把财产遗留给妻子,若妻子比他早走,则留给祖望和思杜。遗嘱立于1957年6月4日,他完成溃疡大手术后。他从来没和妻子提所听消息,也始终没有更改遗嘱。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