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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我一度着迷中国现代小说。念本科时最喜欢的课是“小说赏析”。沈从文的小说读过一些。印象最深刻的是《边城》,这部描绘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我看了不止一回,翠翠的纯爱故事,让人迂回再三。《亚洲周刊》在1999年推出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出版于1934年的《边城》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1923年出版的《呐喊》。 沈从文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胡适对沈从文印象极佳。1929年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学校地点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沈从文当时也在上海,经常发表作品,不过收入不稳定,徐志摩将他推荐给胡适,恰好胡适正为中文系物色老师。胡适认为理想的中文系不只要熟读中国历史,也要有欣赏与批评的能力,此外创作也是重要一环。胡适看过沈从文文章,他相信好的作家,可以教好学生。 沈从文只读过小学,胡适却聘他为学校的中国文学讲师,理由是天才不可被埋没。 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说这是破天荒创举:“这一举动对沈从文具有决定性意义,从此把他提升到中产阶级”,沈从文先后在不同大学教书。 第一堂课还是闹笑话。他在学生面前呆站了10分钟,然后又用10分钟念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接着陷入沉默。最后,他在黑板上写:“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惹得台下学生大笑。这个故事几乎在每一本沈从文传记中都会读到。 确实没有口才。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寂寞中〉中说他“真不大会讲课”。汪曾祺以他和西南联大的两位老师闻一多和朱自清比较。闻一多“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朱自清“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从文讲课却毫无系统。他教“各体文创作”时,以学生文章为例子,随意而谈,声音不大,湘西口音不好懂,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思想流动跳跃,常常才说东,忽而又说西,经常离题万里。 但是汪曾祺敬佩沈从文。他说沈从文让学生受惠的,不是讲话,而是在学生文章后面所写评语。沈从文虽对学生的文章也会改动,却不多,但是评语却很长,有时比本文还长。评语就习作来谈,或由此说开去,谈到其他创作问题。“这实在是一些文学随笔。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汪曾祺说沈从文“哪怕是写一个便条,都是当一个作品来写的”。 被批判企图轻生 可惜1949年以后他改行,让人在读完他四十多本小说和散文后不免感叹。1948年3月两位左翼作家对沈从文展开批判,第一篇文章称他为 “地主阶级的弄臣”、“清客文丐”及“奴才主义者”,第二篇来头更大,撰写者是郭沫若,痛斥他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他预感未来不安的日子,但是“中国人能对中国人怎么样?”不久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反对他的大字报,一些学生是他教过的。沈从文神经崩溃,试图自杀,喝下煤油,割腕割喉。被送进精神病院。1949年8月沈从文病情好转,不过北京大学取消他的工作,他被调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从此成了古文物工作者,他对服饰、陶瓷、丝绸、刺绣都有研究,这份工作他驾轻就熟,不引人注目,有用又安全,沈从文的名字从此消失于文坛,乱世之时,这样的精神寄托是他想要的。 “风蒲猎猎弄清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这是北宋僧人道潜的〈临平道中〉。描绘暮春江南风光。微风吹来,水边蒲叶轻盈摇曳,猎猎声响。自由自在的蜻蜓想在叶尖上停留,却无法立稳。五月间在临平山下路上,边走边看,水汀沙洲,藕花无数,景色宜人。 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沈从文抄此诗送人,沈从文喜爱这首诗毋庸置疑,他欣赏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宁静意识。他自己也是写景高手。他在〈泊缆子湾〉说他“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他对形体、颜色、声音,乃至气味高度敏感,能把各种印象保存在记忆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提沈从文时,高度赞扬他可以“随意写出景物和事件”。夏志清形容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
3月前
“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这是郑文宝的〈柳枝词〉。  画舸指装饰华丽的船,亭亭意思是高高耸立的样子。船系在春水边,行人与友人饮酒饯别,一杯一杯再一杯,直到半醉后离去。“系”暗含柳枝题意,依依不舍之情昭然若揭。前路如何?难说。什么时候再见?也难说。无论是烟波浩荡,或是雨打风吹,画船终是载着离恨远航,驶向江南而去。  我三十多年前所买《宋诗鉴赏辞典》只收郑文宝一首诗,负责赏析〈柳枝词〉的王英志说他在宋初颇负诗名,风格轻盈柔软,不脱晚唐、五代格调,可惜文集失传,只在宋人著作中保存若干篇诗文以及零星诗句。刻画离愁别恨的〈柳枝词〉意境深婉隽永。王英志特别欣赏最后一句:“采用化无形为有形的手法,使抽象的离恨化为有形的可以被载之物”。他说周邦彦〈尉迟杯〉中“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南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得离恨归去”和李清照〈武陵春〉中“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都由此脱化而来。  因为读黄裳的〈宿诺〉,〈柳枝词〉再度进入眼帘。1947年黄裳起劲收集时贤书法时,托靳以寄笺纸到北平请沈从文写字,沈从文在笺纸上临写包世臣、梁同书和翁方纲三家书法。黄裳给沈从文印象不错,过后又收到他几幅字。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留下重要一章,他写了八十多部作品。上个世纪50年代被斥为 “反动作家”后,就停止文学创作,转行做文物研究。一手漂亮的小楷借自己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时做余兴发挥,为展品抄写标签之类。  沈从文经历各种打击磨难,最终还是活了下来。1975年无意中听到沈从文近况,黄裳和他又开始通信。黄裳后来收到沈从文墨宝,里头四首诗,其中一首就是〈柳枝词〉。黄裳说沈从文字写得非常好,二十多年不见,“旧时面目仍在,但平添了如许宛转的姿媚”。小跋说:“试用明拓帖扉页衬纸,七分钱新制学生笔,写四小诗。纸笔均佳妙,惟执笔之手不济事。书奉黄裳兄正谬。沈从文年七十进四”。 写字成无害的高级消遣  得到这样一幅字,黄裳非常高兴。他说那是一小撮人张牙舞爪,全国人民痛苦忧愤的日子。“不想听或听厌了样板戏的人真是走投无路了。整天赖在公园里打太极拳也不是事。弄盆景、养金鱼、种花、捉皮虫……都成了风。”写字在这种背景下成为无害的高级消遣。他笔锋一转,说“写字也还是以抄录革命词句为好,像沈从文在这里写什么‘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也还是老大的不妥当,即使这诗是宋朝人作的也罢。”  我在网上看过沈从文一幅字,除了郑文宝的〈柳枝词〉,还有宋代道潜的〈临平道中〉以及自作诗两首。落款文字是“林轩小友博学有识,来函索书,试用新制小笔写数行小诗,纸笔佳妙,怪执笔之手不济。沈从文年七十进三于北京。”所写内容应该和黄裳所收一样。沈从文章草明显下过功夫并有造诣。其线条起落有致,气息生动。一横一撇,蕴藉风雅。他的学生汪曾祺说他“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又说“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那一辈文人大都不以书家闻名,却有一流水平的书学功底,而且背后往往出现一些让人难忘的故事。  黄裳的〈宿诺〉让人回味再三,是因为他用友情将所藏书法串联起来。读了〈宿诺〉,不只让我对沈从文书法增多一分喜爱,也让我读〈柳枝词〉时,感受到“人自别离,却怨画舸”的复杂心情。黄裳说1947年8月他收到沈从文寄来条幅,他和张充和及杨金甫在颐和园中合写。沈从文夫人是合肥张家三小姐张兆和,张家4个女儿皆才貌出众,各有专长,张充和是老四。黄裳一看张充和的字立刻着迷,要靳以帮他求字。  张充和嫁美籍汉学家傅汉思,1949年随夫婿赴美定居。1981年夏天黄裳接到卞之琳信,说他访美时,张充和嘱托他带信。张充和信中提“旧约”,终于在三十多年后实践,那是历尽沧桑的心情。张充和附上靳以1949年4月信影本,靳以认为她不应离开中国,前景一片大好,“这个大场面你不来看也是可惜的。”当黄裳看到靳以提醒张充和:“答应过给黄裳写的几个字也没有影子”时,心情激动,在他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朋友却郑重其事地记下。“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黄裳痴坐了许久。
3月前
编按:梁靖芬《野风波》获得第36届师大梁实秋文学大师奖优选奖! 大概每个作家在“生平创作”之中,无可避免的都会写他们喜欢的作家、书籍甚至是创作观,这大概就和人每天要呼吸吃饭睡觉一样自然的事,而靖芬的《野风波》里写得最多的正是围绕在这个范围内。 看作家谈书总会有莫名的得着,如〈读麦卡林——重复的意义〉一文里,当占地摄影师麦卡林因拍摄尸体产生共情而觉得不孤单时,靖芬写下: “我并不孤单”,让我想起工作上每日阅读的许多文章,以前总嫌它们题材重复,毫无新意……只要知道世上有人有共同经历,便不感到孤单……这大概就是重复的意义。 那作家是如何谈写作的呢?读到靖芬谈写作的相关篇章时,适逢脸书又上演了散文“真假之辩”,已是散文家的靖芬在〈我如何开始写作〉里披露,她写作的起点是小时候那“三天两头就神来一下的谎言,大概可以算是写作的起点”。 既以谎言为起点,是不是就以谎言归根呢?文章结尾处她写道:如欲靠近(真话),我便小说;如欲稍离(真话),我便散文。这种以真写假,以假写真,似真似假的手法在〈有人问我那是散文或小说〉时进一步获得证明,靖芬劈头而来的答案是:首先不要有区分。 她在文内给出了一些例子来印证她的想法,包括萧红的〈生死场〉以及沈从文的写作手法,来告知后来者说,理解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同时是小说与散文,供你剪裁出更多可能。 然而,有意为之的引导(如沈从文)和真实的混淆却有其不同之处,一群朋友在回想起某个共同经历过的事情时,往往(或至少)会有几个细微的出入,扭曲的记忆仿佛是在开玩笑,却是写作者手上得以发挥的空间——想像力的运作。看看〈随手抓蚊子〉里写的:现在重看十几年前的阅读笔记,我却好像已分不出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也许都有,也许两者是同一件事。可靖芬是否就这么“不分”地走下去呢?在〈文学允许我们做的事〉里仿佛又有另外一番体悟:写作就是逼迫我诚实以对的方式。我越来越能理解小说家董启章的那句话了。他说:有咁真时写咁真,有咁深时写咁深。 靖芬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没时间坐标,因此无从稽考她是否有创作观上的转变,但从她在〈清明〉里回忆自己写过探林徽因的墓的文字来看,她并不满意过往因为“写作上的功利”而写下的相关文字,反而现今留下的印象还比较真实:那是条阴凉而安静,并长满树的小径。她没有告诉我们写作上的功利是什么,但作为“还比较真实”的对立面,可想而知。 让我们回到一开始引的〈读麦卡林——重复的意义〉里,靖芬所悟到的重复的意义来看,散文之所以动人乃是因为共同经历,人同此心便有所感。而日常——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该如何为之润色便是散文的生命力所在,也即是靖芬在自序里点出的“野”,所以散文的靖芬让人读起来总是更为怡然。 相关文章: “师大梁实秋文学大师奖”揭晓 本报梁靖芬《野风波》获奖
9月前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还是水流?”念到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这句时,她眼睛睁得如蛋黄般大,奶声奶气地问道。韶光逝去无影踪,那稚嫩童音一去不复闻。 工艺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日,为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她毅然辞去报馆一职,远赴北京大学深造,选择的是与在国内大学主修的化学系差异颇大的中文系。 这一决定出乎意料,却也获得家人全面支持。2001年的那一天,送她到机场,看着她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拿回护照,然后回身望过来,潇洒地挥挥手。这一挥让我眼眶泛汨,无语凝咽,目送着瘦削的背影渐行渐远。离乡背井,在人生地不熟的国度,经历3年中文系硕士班的苦学,我无法体验却也能体会她所承受的甜酸苦辣。学成归来了,昔日的牵挂与担心终于画上了句号。 伴随着她归来的是一箱箱的书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则是:女儿购书,母亲获益。我说正在阅读《梵谷:磨难中的热情》,她给我带来余光中译的《梵谷传》;我读《史记》,她介绍我读《史记的读法》;我说常背诵李白的诗,她递给我哈金中文版的《通天之路:李白传》,近日,还递来蒋勲的《品味唐诗》。 坚持不懈地翻阅她所购买的书籍,渐渐的,我开始喜欢阅读沈从文、王安忆、张爱玲、西西等作者的著作。我俩彼此也开始有了文学方面的交流。我说,真不明白“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怎么会爱上使君有妇,又见一个爱一个、承诺与誓言都是空谈的胡兰成。“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我话音刚落,她竟一字不漏地念出张爱玲写在给胡兰成的照片背面的情话。 谁说最难报答父母恩 “好记性!你是否每次都能把书读到最后一字,并记得内容?” “哪有可能!不是每本书都容易读懂的。读不下去就换另一本,没必要记住每本书的内容 ,阅读当下开心就很不错了。” 受了她的熏陶,潜移默化,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偶从报章上得悉第6届深耕文学创作课招生,立即私讯她,希望能参加华文散文班,打好写作的基础。她当即回应为我询问详情,还安慰我放心,年龄不是问题。第二天,她告知已为我报名,还缴费了。我欣慰无比。谁说最难报答海样深的父母恩。
2年前
01/有雨和无雨 穿上球鞋,锁上前门,正要出门晨跑,才发现地面微湿,仰头向上,乌云密布,脸庞的水滴让我打消了晨跑的念头。 回到屋里打扫一番后,细细小雨停了。时针显示比平日出发迟了30分钟,我又“整装待发”。(哈,只不过是重穿上球鞋而已。)到达目的地,我照常在原处微屈双膝,甩手时,看着前方天空,朦胧的乌云与淡淡的白云像淘气的小孩互相追逐。天空也需释放心情吧,万一雨陡然倾盆,怎么办? 霏霏细雨不足惧,转念想到,若大雨来了,可在足球场旁的凉亭避雨。于是,我坚持甩手500下后,开始绕足球场跑步。 平日里,来此跑步的人,最多的一次是7位。最常出现的是3位边走边以英语交谈的妇女和一对夫妇。从外貌上看不出他们的年龄,猜想每日有闲来跑步的,应该都与我年龄不相上下吧。为夫者与众不同的是他和大家逆着方向跑。一段时间后,见他步伐愈来愈快且顺畅。有时,与他渐走渐近,彼此都会友善而亲切地互道早安。 或许是天灰灰让他们却步吧,今天,他们一个都没出现。惟有我独自在似下非下的雨感中跑步。跑了两圈后,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个男士的背影。顿时心忖:如果下大雨,和一个陌生男士在凉亭避雨,我两手空空,白发斑斑,谅他不会产生劫财劫色之念,但尴尬却难免。防人之心固然不可无,但对人皆起防备之心,人间和谐何处寻? 继续跑了一圈后,虽听不见浙淅的雨声,但雨丝绵绵不断,归途虽不远却也不近,最终决定立刻打道回府。回到家,雨丝已不复见。昂首向天,昏黑的天空,仿佛听到:为什么那样看着我?我又没说一定会下雨。你们人类不是常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吗? 打扫庭院落叶须臾,雨终于来了。渐渐的,雨越下越大,从屋檐落在地面,奏起滴滴答答的雨曲。我突然觉得,今天的步数记录虽不达平日标准,但这次的晨跑特有感觉:犹豫不决中最终做了,虽不完美却也满足了。 02/完美不完美 昨夜猛风骤雨惊醒了我,关了冷气,半掀开窗,又进入梦乡。再次从梦中苏醒,已不知什么时辰,雨,悄悄地停了。风回云断雨初晴,返照周边暖复明,我又不迟疑地晨跑去了。 站在宽敝的草坪,环看四周无旁人,我不甩手而开始打起久未练习的太极十八式,贪婪地吸呼着雨后清新的空气。练习完毕,我如常绕足球场跑步。前方不远出现两只久违的狗(咦,少了一只 ),一前一后地走着。既使与它们近距离,我也不怯怕,因为在晨跑途中与它们多次的不期而遇,某次还相伴而行的犹如狗主与宠物,在我眼中,它们是善良的。 人狗相隔一段距离,各自前进。陡然,一串尖锐的吠声从围篱外一家大门后传来。虽然隔着围篱和大门,那龇牙咧嘴的狗,不但吠声骇人,而且凶神恶煞,尽现攻击性,我胆怯了。围篱内体形较大的狗,循声看着,听着,强忍着,然后满怀委屈,转过身默默地离去,那神情犹如沈从文〈萧萧〉里12岁的童养媳。尾随着的则像萧萧那比她年小9岁的丈夫,无法给予保护,一副事不关己地低着头紧跟。 后来,两只狗同行着步下梯级。离去前的一幕让我对它们的好印象打了折扣。那似若萧萧小丈夫的狗竟靠着人家的铁门,抬起一只后腿尿尿了!如果它在跑道旁的某棵树下留一泡尿,既环保又可灌溉树木,多完美呀! 不过啊,回头又想,随地丢掷用过的口罩和垃圾或焚烧垃圾的事时有所闻。人类尚且不能事事完美,又岂能苛求狗呢?
2年前
2年前
沈从文是黄永玉的表叔,小时候他对从文表叔印象最深的是,表叔下乡之前,把他身上暗暗攒起来的一丁点现金,都分给了身边的孩子们,黄永玉也分得了一份,他后来提起,那钱咋花掉的他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个饥饿和离散特别澎湃的时代,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漂泊中打捞自己,也都在岁月的漂泊中冲散自己。文革时期,有一次他在街上和沈从文擦身而过,彼此不敢相认,也不敢开口说话,并且正各自被挟持着往各自的批斗场走去,沈从文望着地面,说了一句,“要从容对待啊”,然后就被拖着走远了去…… 黄永玉也写诗。印象特别深刻的有那么一首,一首关于老人的。他写,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果,已经痛苦地提不起来——他曾在一场朗读会上,用湖南话朗读过这诗。没想到的是,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在阁楼里,再读已经在客舟上,将来若果有机会三读,可能已经在僧庐下。但我觉得黄永玉写得最好的,是他刻在沈从文墓碑上的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那碑文,虔诚得像一句诗,你贴近去,还可以听到惊涛拍打着岁月的堤岸。 黄永玉不怕老,也不怕死。就算老得牙齿都疏疏落落了,他老人家还是喜欢叼着烟斗戴顶画家帽,笑起来还是贼贼的,满脸促狭,无论怎么看,都还是当年那个皮得不得了的野孩子。而且还差两年就满百岁的黄永玉,对于死是毫不避忌的。有后辈试探问他,活到九十多岁了,有没有想过将来的事——“将来”这两个字用得真好哪,我真喜欢,因为对一个老年人来说,结束,也是一种将来,也一样值得期待。我记得黄永玉笑声朗朗地说,将来离开了,连骨灰都不要,因为一个人烧完后留下的骨灰,足足比一个枕头还多,当肥田粉用多好啊。他说,干校3年下乡劳改,他就扛过骨灰,跟伙伴们到火葬场把骨灰扛到水田去撒,结果那一年,他用手指捏个大圆形说,稻米都长得胖胖的,特别油,特别好吃。而黄永玉是个幽默的老人,还开玩笑说,但是要注意,如果还没有断气还没有死透千万不要把我拿去烧,可以先咯吱一下看我会不会笑,或者是用针扎一扎看我会不会叫,要不推进电炉门一关,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vip_content_start] 而写黄永玉,怎么都绕不开沈从文。沈从文是黄永玉的表叔,小时候他对从文表叔印象最深的是,表叔下乡之前,把他身上暗暗攒起来的一丁点现金,都分给了身边的孩子们,黄永玉也分得了一份,他后来提起,那钱咋花掉的他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个饥饿和离散特别澎湃的时代,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漂泊中打捞自己,也都在岁月的漂泊中冲散自己。还有一事儿,我担心黄永玉忘记了,特地替他记了下来,文革时期,有一次他在街上和沈从文擦身而过,彼此不敢相认,也不敢开口说话,并且正各自被挟持着往各自的批斗场走去,沈从文望着地面,说了一句,“要从容对待啊”,然后就被拖着走远了去——我读到这里,想起那个时代那些人所承受的,眼里就不争气地泛起了水气。 湖南怪人特别多 而黄永玉和沈从文相差22岁,但两人最相似的是,都渴望离乡都向往漂泊,我读过黄永玉说的,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湘西那个小小山城的孩子们,总是怀抱着奔赴他乡的渴望和梦想。“这其实有点悲凉。”他说。“我和表叔都是在十二三岁就背起小小的包袱,顺着小河,翻过山头,再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那一本大书,广义来说,就是去开拓梦想的版图,狭义来说,何尝不是意图逃避命定的人生规格?至于那一个包袱,到现在我才明白下来,原来是丢不开的湖南人的个性和凤凰小镇的奇风异俗。于是我想起今年获得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的残雪不也这么说的,湖南真是个奇怪的地方,怪人特别多,而他们的怪,怪在一开始就不肯放弃,怪在身上总背着当地的风俗性和地方性的遗传到处去——湘西的凤凰也在湖南,所以黄永玉和沈从文也有这种湖南人的怪癖。 而当年沈从文只身到北京投奔文学,意义上根本就是北漂第一代,那时候他身上没钱,住在一间冬天没有火炉的房间里,冻得浑身发抖,郁达夫收到信之后去看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圈在颈脖上的围巾取下,然后把雪花抖干净,马上披到了沈从文身上——这镜头如果将来有人拍沈从文传,是绝对应该把郁达夫浪漫的情义也拍进去的。而黄永玉,12岁就离开湘西来到西门念中学,后来学校迁到安溪的文庙,他就是在这里拿起刀,学习木雕,也自此雕出他往后的诗画之路。我记得黄永玉说过,他10岁时在凤凰见过沈从文,当时沈从文从北京回来探望重病的母亲,黄永玉见了他,虽然陌生,但隐隐觉得有一种亲,他只开口问了沈从文一句,“你坐过火车吗?”沈从文回答说有,他听了满意地一笑,然后转过身飞快地跑了开去—— 黄永玉还记得,他最后一次带沈从文回湖南凤凰,那时沈从文80岁了,比现在的黄永玉还年轻呢,但那一次,也是沈从文最后一次回湘西,6年之后沈从文在北京去世,最终还是依照先生的遗愿,把骨灰运回去,葬在凤凰城郊一处山谷,凤凰有多幽静,那山谷就有多幽静,沈从文幼时生活过的那种幽静。还有一张黄永玉为沈从文拍的照片,我特别的有印象,沈从文坐在一群小学生当中,在他当年念过的小学留下念想,可惜后来那教室也拆了,还有黄永玉画的一张素描,描的就是沈从文旧家,家里头曾经住过的人最终都不在了,但黄永玉的笔触还是一样刚健,一样的人间烟火,一样的满满都是岁月的况味,仿佛下一秒,就会听到有人把门咿呀一声推开,然后一脸清秀的少年沈从文正从里面走了出来。 而童年走过的凤凰廊桥、童年奔窜在大街小巷的欢畅、还有童年的风筝、糖人和灯笼,趁记忆还能够一片片被记忆起来,他都想一一再走一遍、再玩一回——黄永玉其实也用木雕,雕过他和沈从文一样念想的景物和尝过的苦和甜,甚至还写过一部诗集,每首诗都配一张插图,写的和画的,都是被复刻的记忆——偶尔也有人评黄永玉的画太匠气,艺术价值不高,但我喜欢的,就是他画里活泼的风土人情和喧闹的人间烟火,是实实在在过生活的人,把他滚滚烫烫生活过的光景,用木雕,用诗吟,用字记,让我们知道有人曾经这么四季分明地生活,他画里割一荏长一荏、取之不竭的回忆,就是他作品里的风格,也是他作品里的脾气,像一根竹笋顶撞出世,掀得开石板,顶得开砖瓦,象征了那一代人,何其孔武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就算和丰子恺的《护生画集》相比较,我也不觉得黄永玉给孩子们画的动物寓言因为太过尘俗而被比了下去,我有一次在上海一家即将结业的小书店买到《罐斋杂记》,那店家猜想是急着搬迁,所以堆在地上的书本是论斤卖的,而这本《罐斋杂记》,应该算是黄永玉先前推出的《芥末居杂记》和《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的姐妹篇,而里面的动物短句,都是他在刑台地震之前,一直留在那儿的生产队搞“四清”的时候,因为无聊,画着消遣时光的八十多条作品。结果有一次批斗会上,应该是有人告了密,所以黄永玉被勒令交出那本画满动物短句的本子——这八十多条动物短句也因此散失了,但文革之后,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开始把那些短句给汇集起来,交回给黄永玉,并且告诉他说,这些都是他们从当年批判他的大字报上偷偷抄下来的。 当然在意境上,丰子恺的《护生画集》教人们长养慈悲心,是丰子恺遵弘一法师之命,用了46年,画了100幅,而黄永玉的动物寓言,则是创炼83首睿智丰盈,哲理一针见血,字句让人笑不可抑的散文诗。说句实在话,黄永玉用调皮、幽默、嘲讽的画风和语气,让孩子甚至大人们解开艺术另一层的思辨层次,每一篇都击中人性要害,十分讨喜。比如他说,因为喜鹊老是报喜,所以叫得再大声,也没人嫌它吵;又说乌鸦不过才“哇”地一声,大伙就说它带来不幸;更说麻雀叽喳没主见,喜欢拿别人的小是小非把口才锻炼——黄永玉藏在画里的情绪和抒发,不呐喊不激进,轻轻一刀,就划开淤血,解放现代人的压抑。就算黄永玉的作品里边没有太庞大的艺术动机又怎么了?他熟练的技法,以及他对题材选择的精悍,说是奔放其实未免太过拘泥,根本就是肆无忌惮地狂妄,捅开现代人的面子挖里子。 这也是为什么,董桥说黄永玉文章第一,书法第二,画第三,他写的散文和杂记,粗中带细,很耐咀嚼。黄永玉自己也承认,他最喜欢的其实是文学,顺序而下,才轮到雕塑、木刻和绘画,但写文章始终不比画画赚钱,他必须卖画来养文章,卖画来请朋友吃饭,虽然画画没有写文章快乐,但他每一次作画,因为投入,所以都画得十分畅快。而就算老了,感觉自己缩小了,看着世界变大了,黄永玉还是坚持湘西人的坚持,别相信闲逸,因为人生,都是因复杂而简单,因为意会而潸然,像一只被雨水打湿翅膀的蝴蝶,雨都歇了还要飞进纱窗里躲日头,舍不得把它晒干。
2年前
我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马来亚半岛,时值物资匮乏,人民生活贫困,不久又逢日军入侵。和平后,马共出没,连年灾害,民不聊生。因此,我8岁才进入乡下的圣方济各学校就读一年级。在这间小学前后4年的学习,是懵懵懂懂度过的。 其时在乡下,父母务农为生。就读的蚊型小学就坐落在住家附近,校舍因陋就简,只有两间教室。全校学生人数不超过30名,分为两班,复级上课,即每班容纳两个年级学生。全校仅有两位教师,包括校长何德铭师。 学校只开办到四年级,到此我们的学习就告一段落。要继续升学的话,就必须到城里去。因此,我们班上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停了学,回家帮父母耕田种菜去了。这一年,我以该校的所谓“优秀生”被何校长保送到城里的小学,成为培风第一校五年级插班生。 在培风第一校五年级班上,我这个在乡下小学的“优秀生”,却是班上最“烂”的。上半年结束,成绩单发下来,“满江红”,惨不忍睹。好不容易挨到一年结束,我被学校宣判“留级”,第二年必须重读五年级。这时我打算宣布“投降”。心里想,田芭仔是不能读书的,算了,还是回到田芭种菜去吧! 父亲一向沉默寡言。目不识丁的他,对于我读不读书这回事没有强烈的反应,始终未发一言半语。只是表现得有些失望与无奈。 “田芭仔,傻头傻脑的乡下孩子,不是读书的料!”听过不少大人先生的如此说法。的确,我们这些乡下孩子绝大部分的学校成绩,一向都是落人后,让人失望的。 作家沈从文在〈习题〉一文中,对乡下人就有这样的一段描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芭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1953年伊始,我正准备赋闲在家,然后学习锄地种菜的农耕生活,不料事情起了变化。一般人会说这是机缘巧合,心中有信仰的则说是上天的安排。话说,这时我们村里的圣方济各学校,在此时搬迁到市区圣德肋撒天主堂左邻。学校开设5个班级,由一年级到五年级。恰逢其时,于是我入读该校五年级。 新校长是张春隆修士。他除了是一校之长,也兼任我的班级主任,教我们华文及公民等科目。他教学认真,管教严格,对学生却和蔼可亲,特别关注学业落后的学生。 说也奇怪,在张修士循循善诱下,不久之后,我这个学业奇差的学生,内心却突然燃起了学习的热火。我不但对各科产生了学习兴趣,连带对课外读物也爱不释手。这个时期的我,学习态度可说是脱胎换骨,180度转变,学习进度神速。我也弄不清楚,到底是留级耻辱引发的刺激,还是自己突然开了窍。 可惜的是,这种美好学习感觉只维持了一年。到了第二年,班上同学能升上六年级且有意继续就读的,只有三几个,开不成班。我被迫重回培风一校。这一回,成了该校六年级的插班生。 真是无巧不成书。六年级的班主任兼华文导师竞然是当年的五年级级任郑老师。郑老师一眼就认出了我,似乎很无奈地说:“你又回来了!”殊不知,再次踏入培风一校校园的我,已不是过去的我,而是焕然一新的“我”。 这一年,我这个插班生的各科成绩表现标青,尤其是华文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作文发回来时,在文章的末端,郑老师写的评语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这一句话给我的激励胜过千言万语。 1954年终,我以特优成绩小学毕业,升上中学。3年的中学生活是快乐的,无忧无虑。3年后,参与初中会考,顺利取得毕业文凭,然后直接升上高中一年级。 参与义工 乐在其中 念高中二年级那一年,我糊里糊涂跟随同班同学一起报考“日间师训学院”。后来才知道,那是我国独立后,当局为培训小学教师而设立的师资训练学院。被学院录取后,我开始了另一段学习里程碑。 3年后,师训毕业,我成为一名教师,被当局调派到华文小学执教去。 我上初中,我念高中,我考师训,由始至终,自己决定,没有征询任何人的意见。是的,即便是父母,对于我个人的抉择,也从未提供意见。这也难怪,目不识丁的父母,他们有自知之明,对于教育问题,所知毕竟有限,根本出不了什么主意,做出什么劝告。是的,我了解不善辞令的父母,只是默默地在背后支持我;他们对我的爱,从不溢于言表,充分表现了乡下人憨厚的本性。 写下我学习的这一段心路历程,一方面也是为纪念已故张春隆修士。是他的出现,让我的人生篇章得以改写。其次,对于先父先母,在生时一直以身教代替言教,默默地呵护养育,表达无限的思念感恩。 此外,也想借此短文,提醒天底下所有乡下人、田芭仔,“我们不是天生的一群傻瓜笨蛋。失意时,不必自卑,不必自责。得意时,不要自大,不要自满。但要自爱,更要勤奋读书,努力工作。” 至于我,今已迈入耄耋之年。回顾过去求学心路历程,似乎冥冥中总有一双无形之手,在危急时拉了一把,让我从绝望深渊中看到希望曙光。 师训毕业后,走进教育圈子。平时,除了教学工作,在机缘巧合下,积极参与社团、教会团体的义务工作,乐在其中。 这时期,很多同僚,在教学之余,有的积极寻求更高的职位,有的私底下找寻外快,参与股票买卖、教补习班、招徕保险客户等等。我却十足乡下人本色,傻里傻气,对赚取外快显得冷感,对粗茶淡饭甘之如饴,固守岗位,继续参与华团活动,付出时间与精神。我乐在其中,根本没想过要获得赞美,也没有想过什么赏报。十足傻头傻脑。 假如有人问我:“那,你的人生快乐吗?” 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快乐!” 至于我的人生完满吗?那是见仁见智了。 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不是如此写了么:“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至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3年前
有一年,春节刚过,沈从文刚刚结婚,婚姻就触了礁,竟爱上了仰慕他的读者,一个长得比他妻子张兆和还要漂亮的家庭教师高青子,沈从文于是愁眉深锁地冒着寒风去找林徽因,要林徽因给他的爱情把脉开方…… 倒是这话,我是乐意记下来的。记下来将来提点我自己。沈从文临终之时,凄然一笑,只留下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这话说得真好。仿佛什么都没说,但其实已经把一生都说满了。就好像幕徐徐落下,曲终人散,剧院外头如注的豪雨已经停歇,不知哪位粗心的观众匆匆落下的一把油纸伞,正搁在座位边上,孤伶伶的,可谁也不会去追究这把伞的身世,只把它当作戏演完了之后忘记收进后台的一件道具。沈从文也一样。从那个时代穿过来的人,现在转过头回望,谁不都只是装点了那个时代的一件小道具?我从不刻意去记得沈从文的名字是不是一连两年都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终审名单当中;也不刻意去求证诺贝尔文学奖的终身评委员马悦然是不是说过:“如果不是沈从文逝世,中国早24年就把这个奖拿回来了。”我只记得,林徽因比沈从文早离开人世32年,那时候她躺在病榻上,还时常跟人谈起《边城》,感慨地说,“这才叫做小说”——而她撒手大去之际,口里轮番悬着的几个名字,其中一个是沈从文。沈从文是懂得爱的,是他教会了我:克制,其实也是爱的一种。而且比爱矜持。而且比爱恒久。所以我一直没有忘记沈从文说过,“只有林徽因,才是《边城》最好的读者”。她读懂了《边城》,更读懂了沈从文。因此我始终相信,沈从文心里是藏过林徽因的。但那份压抑着不准它疯长的情愫,既如兄妹,又如知己,到头来也就只能到喜欢为止。这也是为什么,沈从文每次听到别人对他说起林徽因如何欣赏他的才情,如何喜欢他的作品,就内心一阵窃喜,高兴得把眼睛都给笑弯了,仿佛赢得了林徽因的喜爱,就等于赢得了全世界,得不得到诺贝尔奖又算得了啥? [vip_content_start] 后来吧,沈从文都80出了,去世前3年,出版社打算重新推出林徽因诗集,内封上的书名,正是沈从文的字迹——沈从文一生不肯在人前落下的爱的痕迹,终于在他留给林徽因的最后一行字,一撇一捺,轻轻地泄露了出去。后来有一年,我在北京前门南大街一家书店漫不经心地读林徽因的诗集,里面有一首,她依稀是这么写的,“我永从你中间经过,但我们彼此交错,并未彼此留难”——不知道为什么,电光火石,我乍然看见沈从文年轻时穿着蓝毛葛的夹袍,挂一副圆形眼镜腼腆腆的,一张乡下人憨直的笑脸在诗句里一闪即过,而竟然不是徐志摩,不是徐志摩——虽然我知道,浪漫成性的徐志摩,第一次见到沈从文,就忍不住在他面前朗读写给林徽因的情诗,甚至明明自己已经结了婚,还明目张胆地对林徽因展开追求,还怂恿沈从文把他对林徽因的爱写进小说里。沈从文是一个只在凤凰县念过几年书,文化程度低下的湘西人,恐怕不容易理解像徐志摩和林徽因,还有梁思成和胡适,他们这些喝过洋水散步过塞纳河也甘心在康桥做一条水草的知识分子,对爱情的开放,原来可以任意妄为到这种地步。 可既然是才子,难免特别多情。有一年,春节刚过,沈从文刚刚结婚,婚姻就触了礁,竟爱上了仰慕他的读者,一个长得比他妻子张兆和还要漂亮的家庭教师高青子,沈从文于是愁眉深锁地冒着寒风去找林徽因,要林徽因给他的爱情把脉开方——林徽因见了满脸忧愁的沈从文,竟泛起母性的怜爱,可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偏偏也是她喜欢的人,当时夫妻俩在北平中山公园的水榭结婚,没有仪式,没有主婚人,也没有证婚人,即便是婚房也只有空溜溜的四面墙壁,没有任何新婚的摆设,就只有床上罩了一张手工精制的锦缎,上面绣着喜气腾腾的百子图,那还是林徽因和梁思成专程给他们送的,这才多少添了点新婚的气氛——因此林徽因只得沉下脸,对沈从文又是低声叱责,又是好言劝诱,要沈从文悬崖勒马,不准把张兆和给气走。 但不管怎么样,林徽因和沈从文其实才是两个最相似的人,沈从文从林徽因身上看见最坦荡的他自己,林徽因也在沈从文身上发现自己的向往和压抑,因此他们总会在彼此交错的时光里相视一笑,疼惜对方就好像疼惜着自己,所以沈从文要是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林徽因,对我来说终究是合情合理的——你怎么能够阻止一个人爱他自己呢? 还好沈从文的婚外情只维持了8年。之后他为了迷信爱情而流失的理性,终于又回到身边。而张兆和之前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死活都不肯随沈从文到昆明,因为知道他和高青子的关系还没撇清撇净,现在沈从文落得形单影只,加上身体不好,她一时心软,才答应回来照顾。记忆之中,年轻时候沈从文追求三姐张兆和也着实费了一番心思,因为他俩怎么说都门不当户不对,张兆和是富商之女,骄横跋扈是免不了的,而沈从文则是为了要摆脱贫穷而跑去当兵的湘西客,两人的背景差距,犹如云泥,可沈从文坚持不断,一天一封情书,与其说张兆和后来渐渐喜欢上沈从文这个人,倒不如说张兆和最后慢慢爱上了沈从文的文字更为恰当。 就好像后来沈从文去世了,白发苍苍的张兆和把自己掩埋在沈从文留下来的书信和文稿之中,安静而哀伤地编撰沈从文的遗稿,半晌抬起头,发现岁月已经一声不响地靠拢过来,在她的眉目之间泛起好大一片雾霭,她这才丝丝点点,计算起她和沈从文的过去,惆怅地说,“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了,现在明白了,原来我并不完全理解他,也不知道他和我相处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我看过张兆和年轻时的照片,皮肤简直就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蜜糖色,笑容灿烂得像一只骄阳下准备启航的风帆,举止爽朗,风光明媚,是学校的校花,也是运动场上的健儿,曾经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男孩见了几乎没有不随在她背后溜溜地打转的。可后来她老了,神情憔悴了,但笑容还是一样的灿烂,我记得瑞典的汉学家倪尔思,来回北京好几趟,拜访晚年的沈从文,那时候沈老患上脑血栓,身体部分瘫痪,但思路还是十分清晰,对答诚恳而得体。沈老是个谦虚的人,即便他的作品在瑞典有一大票年轻读者在追读,但他依然客气的说,“我的文化程度连中学都没机会念上,跟那些放洋回来的新派作家是远远不敢相比的。”而且老爱说他的作品都只是习作,不够磅礴不够大气,登不上大雅之堂,可在我看来,沈从文的文字灼如丽天,节奏铮亮而明快,到现在读起来,也丝毫没有时代的隔膜感。而那时候,沈从文住在北京崇文门东大街的一座公寓,颤抖着声音,回答倪尔思的提问时说,“我对滥用权力特别厌恶,总是同情受到压迫的人。”眼泪随即就冒了上来,张兆和于是马上就将手轻轻地覆盖在他的手背上,让他感觉到被支持的力量——我忽然记起有一次在上海喝咖啡,广场上配合一场文化活动,播出一段陈冲朗诵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写的一首小诗,“活着,现在活着,是敢哭,是敢笑,是敢怒,是自由——”而现在回想起来,真正的活着,是我看见两个人的灵魂在依偎,是我看见张兆和的手温,全心全意地传到沈从文的身上,是一个人的心跳,跳到另一个人的身上。 而我喜欢张兆和,是喜欢她身上有股飒爽的英气,跟林徽因的精致秀气,甚至和高青子的色如春晓,毕竟是不同路数的。我看过张兆和代沈从文写给三联书店的信,字体真正好看,洒脱俊逸,跟少女时候的她几乎一个模样,她在信里询问起《沈从文文集》的样书,想确定出版社会给作者预留多少套?如果作者想多订若干送亲友,会否另给优待?印象之中,她用字谦虚诚恳,明明写的问的,都是琐琐碎碎的小事,但字里行间,隐约透露她不卑不亢的气质。还有一次,瑞典推出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选,书名取得也好,就叫作《孤独与水》,这两种生活形态,恰恰都是把沈从文的一生给架构起来的——适当的孤独,是维持尊严的一种方式;而把自己活得像水一样,亦刚亦柔,既可流散,也可攻击,随时顺应不同的俗世变化,其实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本事。我特别喜欢封面设计上的四个中文字,那是张兆和的书法,柔中带劲,欲说还休,那字体看上去就像是一截浓缩的人生,让人想起沈从文从文革走来,被批判被劳改,一度因精神过度压抑而崩溃,好几次自戕未遂,以及沈从文曾经情深如海,借文字的澎湃,对张兆和诉说爱的辽阔,说他“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至少我们都记得,在沈从文的爱情最丰饶的时候,他遇上过日子正当翠绿的张兆和——写诗的人老了,走了,湮灭了;但诗里的少女永远不老,因为有时候爱情,一瞬就是一生,即便那一生,到后来很可能就只活成一个句子。
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