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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读立国】潘舜怡 / 使节的渡海诗文

本书将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印行的《勤勉堂诗钞》手抄本，重新输入成电脑文档，另加入诗作补遗，以及学者如高嘉谦、林立、陈育崧对左秉隆文学作品、社会史的分析篇章，可谓用心良苦。四顾天连水，孤帆一片开。见山知岸近，涌月觉潮来。舟远旗能语，灯沉石费猜。飘飘同梗泛，何处是蓬莱。 ——〈渡海〉左秉隆这首五律〈渡海〉出自清朝领事官左秉隆（1850-1924，马新华文文学之父）之手，透露诗人渡海过江的感怀思绪，抒发了诗人对人生不确定性的无奈与迷茫感。左秉隆虽官运不佳，却因担任清朝使节，多次航海域外。除了〈渡海〉，其他诗作诸如〈渡太平洋〉、〈渡大西洋〉亦展现自身横渡东、西国界期间遇见陌生地理文化，所激发的惊叹与感悟。左秉隆与南洋接触的缘分，可追溯至光绪七年八月（1881年9月）。他担任清朝派驻新加坡的第一任领事时期，长达10年。之后，亦于光绪卅三年七月（1907年9月）再度返新任总领事官。左秉隆作为“使节”身分，在南洋华人社会的贡献，如倡设义塾、开办文会、主催英语雄辩会、保护妇女政策等在新马华人史上已获得诸多讨论。而关于他在南洋的游历生活、以及与南来文人、官员、友人之间的酬增唱和诗作，则可从2021年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由林立校注的《勤勉堂诗钞：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诗全编》一探究竟。诗歌透露出南洋经验本书将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印行的《勤勉堂诗钞》手抄本，重新输入成电脑文档，另加入诗作补遗，以及学者如高嘉谦、林立、陈育崧对左秉隆文学作品、社会史的分析篇章，可谓用心良苦。本书收入左氏的七百余首诗作，涉及他分别作为“使节”、“诗人”、“迁客”的身分想像与情感表达。虽然林立于书中提及左氏的作品“诚然将‘南洋主题’透过‘炎荒’、‘荒岛’等辞带入了中原视域，但实际上他在‘南洋色彩’的营塑方面，即没有下什么功夫……”不过，我们可从诗作中探究左秉隆的南洋游历史与政治互动史，包括〈游槟榔屿极乐寺〉、〈雪兰莪途次作〉、〈游吉隆坡温泉〉、〈游吉隆坡石岩〉、〈彭亨途次作〉；又如〈柔佛王宫早眺〉、〈夜宴柔佛王宫（二首）〉、〈柔佛王御极之辰有作》等等。这些诗透露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清朝使节的“中原—南洋互动经验”，当中涉及南洋华人移民社会、皇族政治交际、地方文化建设的关系。相关文章：【马华读立国】认识“之间”的南洋人与城潘舜怡 / 寻觅码头上的“陌生人” 潘舜怡 / 海岛上倾听《鸟的恋情》潘舜怡 / 故事从“壁虎”开始潘舜怡 / 如何阅读南洋？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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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读立国】认识“之间”的南洋人与城

作者提醒我们，解读驳杂的近现代南洋历史人物的生命逸事的窍门，须关注跨学科的知识视野。 2008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历史学者梁元生的《边缘与之间》。这是陈平原先生主编的“三联人文书系”的其中一本著作，虽然已面世十余年，但书中有关南洋人物与文化的议题思考至今方兴未艾，值得我们细细品尝。《边缘与之间》共收入11篇文章，分别以“之间”的人、“之间”的城、“之间”的文化作为三大分类。在第一部分“之间的人”，梁元生讨论了两位重要的南洋近代史人物——林文庆与陈嘉庚。这两篇文章的亮点在于，作者如何思考林氏与陈氏处在中国、南洋与英殖民政府“之间”的文化关系。作者首先根据陈维龙回忆故事，引领读者进入林文庆重要的“人生交际”现场，即“怡和轩俱乐部”的第三层楼以及第二层楼。此两层楼分别属于受英文教育的海峡华人、受中文教育或从中国南来的文人的交流聚集地。作者推测林文庆具有“文化二分性格”，生活、思想、信仰、人生观皆游走在中西文化“之间”，与他在“怡和轩”的“上去三楼”、“下来二楼”的社交互动不无关联。我们除了从本文的叙述据点“怡和轩”认识林文庆这位南洋泰斗，如何从西学、医学、基督教的学习背景，转向推崇儒家、回归国学的历程之外，作者也聚焦讨论“怡和轩俱乐部”的建立人陈嘉庚的南来生命史。陈嘉庚一生穿越中国、东南亚各地，在两地的经济企业、教育文化、抗战均表现突出，具有多元身分。因此，如何能够“完整地”探讨陈嘉庚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作者建议通过“两叠法”，即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两叠进路，重新解读陈嘉庚。作者指出“两叠法”为：“一方面翻阅书本和资料，尽可能地作客观和实证知性的（empirical）分析，另一方面切身处地去观察、感受和体会，是一种经验性的（experiential）了解。” 换言之，作者提醒我们，解读驳杂的近现代南洋历史人物的生命逸事的窍门，须关注跨学科的知识视野。而本书所展示的，就是作者本身在人文地理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跨学科认知的能力与实力。通过客观的文献分析，以及亲身考察故人的生活轨迹，将有可能更贴近历史人物，通往近代中国—英属马来亚相互往来的巨人生命故事。延伸阅读：潘舜怡 / 寻觅码头上的“陌生人” 潘舜怡 / 海岛上倾听《鸟的恋情》潘舜怡 / 故事从“壁虎”开始潘舜怡 / 如何阅读南洋？潘舜怡 / 缺席／在场：文学叙事中的记忆政治潘舜怡 / 汉诗的南方论述与抒情想像潘舜怡/纸上影视花园穿梭《无本》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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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舜怡 / 寻觅码头上的“陌生人”

今年3月由时报文化出版的《码头上的陌生人》，前身为2016年出版的The Face : Strangers on a Pier。本书除了保留前一版本的第一篇“脸”，聚焦叙述欧大旭父辈的南来移民经验以及他自身的成长经历，也加入第二篇“瑞意／万古千秋”，主要描述家族女性，尤其作者外婆、母亲的生命历程。 “……识趣的我不在非华人面前讲中文，渐渐在公众场合避说中文，然后甚至也不和父母讲中文。远赴英国大学深造，我才开始从远方遥望童年，在全无罗盘或地图的情况下，迷航在自我认同的汪洋中。我从何得知该怎么认同？”——欧大旭，《码头上的陌生人》自序曾经有多少人像欧大旭一样从中文教育背景出身，长大融入社会后，逐渐与中文渐行渐远？刻意保持距离？处在文化杂糅的国度，到底该如何面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各种认同冲突？离散／移民华人就算落地生根，是否终究无法回避被边缘化的命运？诸如此类的反复叩问，俨然成为华人史的一部分，亦是欧大旭的个人家族回忆录《码头上的陌生人》的关键命题。今年3月由时报文化出版的《码头上的陌生人》，前身为2016年出版的The Face : Strangers on a Pier。本书除了保留前一版本的第一篇“脸”，聚焦叙述欧大旭父辈的南来移民经验以及他自身的成长经历，也加入第二篇“瑞意／万古千秋”，主要描述家族女性，尤其作者外婆、母亲的生命历程。禁声／失语：庶民家族叙事本书的两篇回忆录特殊之处，在于非单纯作族谱史处理，读者可从叙事感受作者散发出对家族、自我乃至国籍身分的忧患意识，字里行间镶嵌着细腻的文学表述技巧。文中至少展现两条时空叙事线，即作为中下阶层的祖辈移民落地马来西亚的20世纪初中叶，另一条穿插其中的时空则是七八十年代以后作者小学至大学留学期间，与异族、异国同学相处的文化回忆。或许基于世代贫富阶级观强烈，作者从父亲口中获得的祖辈生活事迹过于稀薄、碎片化，每每对一些敏感历史议题有所保留，频频暗示“往事别再提起”、“耻于回首”诸如话语。因此，作者仍在雾里看花，对自己的身世满是疑惑。除了面对内部家族史的“禁声”、“失语”状态，作者亦在生活中不时面临“他者眼光”审视的挑战。例如，被计程车司机误认为泰国、缅甸等族裔；与英国同学交谈更是交织在精英与庶民、文明与野蛮的尴尬氛围；出版商认为自传书写无聊乏闷缺乏读者市场，不愿为他的作品买单……作者不断责问自我，陷入痛苦、焦虑的漩涡。面对文化冲突、身分疑虑，作者说道：“但愿我的家史能多一些缤纷的细节，好让我能高谈高曾祖父挥军出征外国，满载宝物和战利品而归……可惜事与愿违。我有你。你是我的历史。你是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谈的是你。”虽然充满无奈与失落，作者却在“你”的身上找到一丝肯定的希望。这里第二人称“你”所指称的是作者的外婆。作者在第二篇不断地与外婆作内心对话，通过外婆的生活经历，弥补自我父系家族史“缺席”的缺憾。明显地，作者对外婆的身世较为侃侃而谈——这位女性亦像作者的祖父一样属于贫困吃苦之辈，但作者与她之间情感关系融洽，不像未见过的祖父一样生疏、隔阂、迷惑。作者似乎从外婆身上寻得归属感，对外婆的身世可谓“了如指掌”。或许，这就是作者对“motherland”一种（母性的）认知与提醒。作者似乎一直想告诉自己、告诉读者，马华的过去、现在，其实一直存在，只是隐藏在非“大历史”系谱下的荣耀家史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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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舜怡 / 海岛上倾听《鸟的恋情》

“由于学院朋友及同好不断增加，学识与视野也随之扩大，乃开始感到人际关系与社会认同的压力。愤世嫉俗便接踵而来，即对许多的事物都会持有表内两种版本，一是鸟语，一是鸟话。” ——麦留芳，《鸟的恋情》赘言我接触麦留芳的著作多为学术类，深受他的南洋华社研究成果所启发。有意思的是，麦留芳不但著有丰富的学术产出，而且亦参与现代诗创作。我们可以从2020年11月由台湾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出版的个人诗集《鸟的恋情》，窥探麦流芳作为“学者”之外，一位“文学创作者”对南洋的诗情关怀。颇具现代主义的符号玩味《鸟的恋情》原为1967年由青春出版社发行的诗集。这次再版除了收录42首旧作，也另增订了14首诗作，以及诗论3篇。《鸟的恋情》第一辑收入了同名诗作〈鸟的恋情〉，通过拟人化的两鸟之恋，透露出叙事者“我”对叙事者“你”的情思：“月亮照进巢里面／为枯草装上了金套／树下的流泉依旧在飞溅／我愿跟随你跑／任是海角天边”，诗句奔放直接，诗末“我要在你笼外嚎啕／天崩地裂／我的心永久不变”，更显得青春恋情的活力与单纯。另一首〈狂人〉也是情诗，意蕴层次更为丰厚：“爱情是坐标／权威是点／我是解析几何／甫出一个混沌深邃的世界／我乃被孕育以数世纪之下流／岂是遍野的金圆能断欲望／岂是一碑之我名能予满足”诗人将爱情与权威、金钱作嘲讽，接着指出：“我将被置于穷困与死亡的纵横线上／集智慧之结晶／集胴体之热”。之后，诗人称喻“我是第三行星主宰／注入各以十CC的理智／刮洗地球的流毒于一瞬”诗文修辞意象颇具现代主义的符号玩味，整首诗以爱情为包装，实则亦叩问了人在资本社会的存在与死亡价值。麦流芳在马来亚中学毕业后，前往台湾、加拿大升学。他的学术研究、教学生涯足迹遍布台湾、香港、新加坡、北京、广州。《鸟的恋情》或许是作者对南洋的诗情记忆，诗集中亦有多首以马来西亚海岛、沿海地区作为母题的作品——例如〈我的心在马六甲〉串联女娲神话、渔舟、马六甲海边予以抒情；〈波德申三月〉是对叙述者“你”于波德申沙滩上的深情书法、〈我来了，邦咯岛〉则是诗人对邦咯岛的生活情感记忆。另外，增订辑作品如〈云落云南园〉、〈迪沙茹海滩〉、〈航向南中国海〉等则聚焦在作者的学者经历（尤其是新加坡）的感性表达抒发。纵观整部诗作，可见麦流芳对私情的诗意编织，亦可见作者从早期至晚期的诗艺蜕变。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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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舜怡 / 故事从“壁虎”开始

故事总要开始的。那么该如何从马华文学说起？关于此问题的盘根错节，文坛与学界纷纷扰扰数载，总离不开国族、文化、身分认同议题之探问。若进一步思考，我们还可以从诸如“谁需要马华文学？”或者“我们需要怎样的马华文学？”等提问切入探究作为“小文学”（论述源自法国理论家德勒兹、瓜塔里）的马华文学故事该如何展开。值得关注的是，留台学者张锦忠教授除了通过多篇学术文章探讨上述问题，亦借由小说创作引领我们进入那片马华故事林地。张锦忠教授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白鸟之幻》于1982年面世后，相隔约莫37年之久，他的另一本小说集《壁虎》于2019年由有人出版社出版。《壁虎》除了收入《白鸟之幻》时期的作品，也加入了新雨数篇。小说集按故事题旨分为四辑，共收入21篇作品：辑一多围绕马（华）时事与历史展开，颇有戏谑与嘲讽意味；辑二多通过动物寓言兴味；辑三在叙述离散往返之间，编织出层层诗意与情意；辑四则倾向后设玩味，从小说叙事语言中可见作者深厚的理论铺陈功力。《壁虎》创作时间横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可谓作者往返移动“台湾—大马”数十年生命历程间所产出的文学结晶。如壁虎的长尾巴《壁虎》辑一里收入一篇同名“壁虎”短篇，故事隐藏着对走入森林的“我方的历史”以及1969“无法告别的年代”的历史记忆。小说叙事者有一段话如是说：“时间已是七点多，阳光初艳，但是百叶窗没有拉起，晨光还没有照进室内的墙与地板。壁虎不是夜行动物吗？早上怎么还会有壁虎出没？写小说的人每次不知如何接下去写时就将某只动物放进去，这些年来他在书写途中放进去的已有猫头鹰、马陆、青蛙、山鸟、鼠鹿，这回是壁虎，谁知道他的动物园还会出现什么东西。”如此调侃的叙述口吻，却道出了马华历史故事的“难”。或许，作者之所以“壁虎”作为譬喻符号，正是因为壁虎的顽强生命力——它躲在墙壁的缝隙——那条长尾巴，断了总会再生长出来——而那些被遗忘的或者“别再提起”的马华故事，或许就像壁虎一样，夜行，躲藏，再生长。微小。怕光。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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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舜怡 / 汉诗的南方论述与抒情想像

高嘉谦教授的学术专著《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 1945）》于2016年由联经出版。本书聚焦讨论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的文人古典汉诗创作，尤其着重“遗民”汉诗于中原“境外”的书写样态，试图追问汉诗迁徙至“南方”的抒情想像，并揭示跨地域、跨文化的汉诗创作如何介入文史现代性的盘根错节关系。《遗民、疆界与现代性》的绪论开宗明义说明：“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辨析遗民诗学的正统，却是以远离正统的境外绝域，作为检验诗人汉诗写作与地域流动构成的现代主体意识。他们的汉诗实践呈现的写作危机，曝显了他们不断归返、修正或失落的主体意识。后遗民的逻辑，在这层离散的意义下，彰显遗民主体如何‘错置那已错置的时空’，让中原汉诗在离散的诗人际遇里逐渐成为遗民想象与认同的凭籍，成为诗人群体的 ‘自我遗民’化。” 换言之，本书所关注的是“境外”遗民汉诗的离散流动性，从士人唱和往返南北的历史动态之间，检视诗文的语言流变、地景勾勒、文化身分辨识等问题——属于晚清以降帝国崩坏后，旧文化传统过渡至现代时空的“遗民”文学精神史体会。本著作共分为8个章节，个案讨论包括丘逢甲、洪弃生、王松、陈伯陶、康有为、邱菽园、许南英、郁达夫等文人士大夫，讨论的汉诗文体除了古典诗，也包括粤讴、竹枝词，横跨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等地。作者从探讨文人的“身体跨域”，即乙未台湾诗人的内渡、清廷使节与士人的出访、游历和流亡，民初岭南遗民的避居香港、台湾、中原、南洋三地诗人的互动中的“南渡诗学”，勾勒殖民、流寓、遗民汉诗的抒情投射以及“存身—存文化”的“文化遗民”逻辑思维的危机感知。马华文学起点，在五四以前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关注“南洋”离散诗学部分，借以黄锦树提出的“境外中文”框架，提醒我们“作为中原境外的南洋，可以视‘华人的另类租借’。境外的离散与流动，成为马华文学更早的际遇，它的起点不在新文学，而是晚清。”就此而言，作者尝试重新追源“马华文学”起点，提出早于五四运动之前，晚清南方汉诗于马华文学史建构的意义，发人深省。循着本书的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汉诗”作为“文化遗民”的指认功能，是否有其时效性？我们又如何检视马华文学史的“汉诗”或者“汉诗”中的马华文学？这或许有待读者于本书寻找答案。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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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舜怡/纸上影视花园穿梭《无本》四刊

《无本》第四刊于今年12月正式面世。本刊主题以“穿梭”为发想，灵感源自21世纪以来南洋影视传播的生产样态，希望可以引领读者趁此机会透过“线上交汇”，穿梭游移于各国电影人的影视花园，并寻访曾于马来西亚影坛结下果实的同伴们，透过他们的叙说，提供全新一个重新观看马来西亚电影的角度。过去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千禧年后的世界除了依然牵制于政经文教等人类文明规范，也受到“病毒”的支配——从科技病毒“千年虫”，到人体病毒如非典型肺炎、SARS等的来袭，均让人措手不及。当这些“病毒们”入侵后我们才发现，它正重启着人类文明秩序，而这都是大家必须面对的全新社会认知；其中能够“再现”这些时代秩序变换中的人类思想与情感的艺术媒介，非电影莫属——新时代的电影人通过电影制作来反思人性、思考社会，重新理解人跟社会的关系，创造新的电影语言。时下的疫情蔓延，对于热爱电影的观众来说影响是深远的。观众被拒于电影院之外的几近两年时光，电影人也期待透过线上模式，包括线上影院、线上电影讲座等模式，与观众保持互动连结。我们都知道，这是非常艰巨的时刻。《无本》团队正是因应电影回响的渴求，在疫情期间商讨方案，希望透过实体读本的产出，叙述经历冠病疫情的电影人与观众群的心情故事，以及影视生产的专业期盼。本期《无本》邀请了多位海内外重量级作者编写文章，专题“穿梭”部分包括发掘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的重要推手荷兰电影策展人Gertjan Zuilhof 的 The Kitchen as Metaphor——New Names in MalaysianMovies，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老师的〈从槟城到KL——记陈翠梅的马来西亚电影工作〉，台湾奇才大师电影迷李幼鹦鹉鹌鹑小白文鸟的〈Malaysia Mon Amour——记翁文仁〉，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新闻系、广告系系主任王昌松老师的〈铁皮屋中的呐喊:本土泰米尔语电影的困境与诉求——访：Shanjey Kumar Perumal〉。另外，本地新晋导演Ridhwan Saidi撰写Kontur Sinema Malaysia (Dan Singapura): Dari B. S. Rajhans Ke P.Ramlee。前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主席Dato Kamil Othman的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以及Cine House Cinema创办人陈志云的〈戏院与疫情〉叙述影视业在疫情底下发展的想法。此外，杂志也访问了两位大马影坛之光廖克发、张吉安，请他们分享自身的电影创作历程以及相关的工作回忆。简言之，本期《无本》的呈现视角已跨越本土马来西亚，迈向境外国际影视视野的编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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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舜怡/口袋里的家国史

“杜甫在〈春望〉所描述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中，便意涵着在兵荒马乱中获得亲人书信报平安，喜出望外，最是无价。”——麦留芳继2014年出版的《虚拟认同：早期马来亚华人的爱国歌曲》，时隔7年，麦留芳另一部学术著作《口袋里的家国：歌曲、邮票、钱币中的国族认同》于今年2月由时报文化出版，收入于“浮罗人文书系”系列中。相较于早年的《爱国歌曲》，《口袋里的家国》除了讨论中国与马来亚华社之间的军歌、爱国歌等曲目传播与接收，也加入关于20世纪初中期的民国“邮票”与“钱币”流通文化史的讨论。那么，为何会选择“爱国歌曲”、“邮票”、“钱币”为关怀对象？这一切与作者本身自幼生活求学环境有关，前述3项皆为作者的爱好私藏品。我们可在《口袋》透过摄影图像一览珍藏。何谓虚拟认同？有趣的是，借由“爱国歌曲”、“邮票”、“钱币”的讨论，麦留芳教授欲展现的是这些作为“虚拟文化标志”与华人身分、家国认同的对话关系。易言之，本书以收藏史、物质史视角切入，探讨大众文化中“物”的政治、社会等层面的象征表述。麦教授试图告诉我们： “随着歌曲传送到华侨社会的是爱国歌词；随着邮票的是载有孙（中山）像的邮票；随着钱币传递流通的是刻有孙像的钱币。依赖机制传送的认同标志所衍生的认同，便是虚拟认同。”（《口袋里的家国》第23页）这亦是窥探华人于东亚、南洋等地的认同机制的转换模式。让华人触“物”生情本书提醒我们社会的认同分成“真实”、“虚假”与“拟制”三大类。而麦教授在书中特别强调的“虚拟”——词汇虽源自英语virtual的虚拟网络世界，但本书指涉的或许更近似文化“模拟”的方向。换言之，在民国以后的现代机械复制时代里，“邮票”、“钱币”、“爱国歌”的大量生产与流通，让本土与海外华人触“物”生情。在故乡与异乡、情与物的交融之间，“物”作为联系的中介，在不同时空移动与流传。这也恰好体现了离散华人认同以及中华文化想像的错综复杂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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