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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事先聲明,這是一篇淺碟的讀者的個人閱讀經歷回顧,試圖在時空背景下去有所體會,而僭越了文字和文本(的可能)。 米蘭‧昆德拉高齡逝世的新聞在文友圈傳閱開來,似乎有點“冷”。《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在80及90年代中英知識圈曾紅極一時,他曾如同村上春樹一般被視為諾貝爾文學獎的遺珠。如今這位文學大神似乎遇上了數位轉型之下,世代更迭的知識斷層障礙。 我在大學靜下來的時刻,就是參加名為“孤舟”的小眾文學團體。幾位愛好文學、電影、漫畫的學長姐帶著學弟妹,讓我第一次接觸米蘭‧昆德拉、馬奎斯和村上春樹就為之著迷。這個閱讀組合充滿了矛盾和迷人之處,一個帶有濃厚的哲學氣息,另一個充滿激情奔放,還有一個擁有空靈的節奏,但它們都觸及了生命中的矛盾和迷茫。或許這正是90年代中期的小文青所追尋的感覺,一種反建制的波西米亞風格,享受著爵士樂、啤酒、咖啡的品味和風格,還有王家衛的電影。 90年代中期小文青們捧著經典和孤寂星球閱讀城市是時髦。因此若干年後,當我在英國完成碩士學業,終於能夠朝聖布拉格這座城市時,確實興奮不已。相比於柏林的歷史沉重(博物館島和納粹焚書)、巴黎的時尚奢華和喧囂,以及維也納的名人輩出(管理學之父杜拉克的《旁觀者》傳記),布拉格以其哲學性的反思顯得獨特而吸引人。這座以河流及橋樑著稱的文化城市正是卡夫卡荒謬世界的發源地。昆德拉的作品,在兩場誕生在布拉格的政治啟蒙運動——布拉格之春及天鵝絨革命脈絡下閱讀,更有立體的意義。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開宗明義的“萬劫迴歸”哲學辯題,縱然有西西弗斯日復一日,把巨石推上山頂又滾回山下永無止境地重複的消極,但也有個體挑戰困難龐大的結構中,不斷地奮鬥產生的自由意志(存在主義的回應)。雖然昆德拉更多將其視為偶然,甚至是慾望產生的挑釁輕藐,以不能承受之“輕”來瓦解各種文以載道的冠冕堂皇之重。這個對比與現代社會科學著重分析——結構與個人的能動性(agency)之間的張力,通俗一點說就是在問:究竟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 以“重”形塑出來的這個社會結構(從左派的集權政府)到資本主義的商業利益考量,都有媚俗的影子,自我屈服迎合大眾口味、庸俗淺薄的行為。某種程度,這也是對於想要改變世界的手無寸鐵的書生知識分子的反諷。以理想主義打造出先鋒隊伍,試圖喚醒社會的知識分子,最後竟出現摧毀自由意志的鐵幕主義,甚至淪為粗鄙粗暴的統治者用來抹掉記憶,改寫歷史的工具。曾是鐵錚錚的革命好漢晚節不保,在自己催生的新世界中折腰曲膝,取而代之的是假大空的真理報。或許這個詰問思辨,也在回應地緣政治上著名的德國問題何去何從,崛起在中歐的新興德語系國家,受到左右南舊有大國的包圍(英美、俄國、法國),一戰凱撒戰敗民不聊生的通膨,二戰希特勒的瘋狂,直到粗暴的共產主義巔峰史達林,德語系究竟應該如何在全球體系裡頭安身立命,找到自己的位子?新近的俄烏戰爭,又打開了這個舊問題的蓋子。 昆德拉的“懷疑姿態”,在當時與另一位採取不同路徑,留在捷克領導1989年天鵝絨革命,強調“沒權力者的權力”的哈維爾,成了對立面,因此據說在捷克本土的受歡迎程度不如外界熱絡。就算常在小說作品中常提到跑步,爵士音樂和酒吧的村上春樹,也在耶路撒冷文學獎上直球對決權威以色列,重申在高牆與雞蛋麵前,他將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 昆德拉之“輕”,或許也可與南美洲魔幻文學大師——馬奎斯放在一起對比。不巧的是,南美洲與中歐同樣是20年代社會主義革命的實驗室,左派與社會主義誕生於中歐,最後以國家集權的體制出現崩潰,在南美洲則以革命神學的形態對壘著美洲霸主——美國的影響。 在百年孤寂裡頭,屢次革命失敗,又寂寞孤獨的上校堅持不放棄,瘟疫之後不放棄相信愛情者最終開花結果。如此浪漫又懂得享受生活喜悅者,唯有抽著雪茄來革命的切‧古瓦拉才稱得上是名正言順的海報男孩。 如果晚年的昆德拉熟悉社媒演算法,那麼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媚俗的描繪與揭露,可能會有更深刻的伸延。從昆德拉那一輩經歷理想主義到國家極權主義的幻滅,後資本主義的社交媒體演算法則印證了媚俗之氾濫成災。從自戀造作,強調流量,急功近利變現的演算法到巔峰的人工智慧,會否演變出另一種更精細操縱真相,操縱網民情緒宣洩與跟風行為,甚至無法掌控AI的胡說八道的科技極權主義,已是近慮了。 摻雜著國家機關的管制和威嚇,社交媒體已是文圖媚俗聚集地的巔峰處。因此網民也可以效仿“萬劫迴歸”式的詰問,究竟在虛擬世界的奮筆疾書是否屬於徒勞無功的西西弗斯搬運工,還是每次都會掉入不同河流的多元宇宙?或許讓人們以舉輕若重的姿態,挑釁戲虐所有的一本正經,揭露所有道貌岸然之下的冠冕堂皇,拒絕遺忘,才是人性永恆的考驗,才是我們與AI的分別,更是米蘭‧昆德拉刻印在讀者腦海中的永遠大詰問。 相關文章: 【米蘭‧昆德拉特輯】許通元/昆德拉的偶然與蘇聯入侵的核心 【米蘭‧昆德拉特輯】呂育陶/生活在他方之輕和不朽 【米蘭‧昆德拉特輯】楊凱斌/舉輕若重的對照組 【重讀米蘭·昆德拉】陳翠梅 / 為了告別的聚會 【重讀米蘭·昆德拉】龔萬輝 / 閱讀昆德拉的幾個關鍵詞 【悼念米蘭·昆德拉】王晉恆 / 生命輕重、媚俗與記憶的最後叩問
2年前
米蘭·昆德拉以94歲高齡逝世,此時亦正值俄羅斯繼續攻打烏克蘭。俄羅斯既是1968年進攻捷克,後來導致昆德拉流亡法國那個解體後的昨日帝國蘇聯。當然至今為止,並無任何一位我們熟悉的烏克蘭作家,猶如昆德拉般在國際享譽盛名,似乎當代比較重要的文學家或作家,都曾受其影響,或不小心,或被逼閱讀他的作品,尤其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簡稱《生》)等。 大學時期閱讀此書,與孤舟的一批友人。那時,時報文化出版的大師名作坊系列,頗受關注;閱讀此書,似乎是最自然不過之事。此版本由中國著名小說家韓少功及其姐韓剛自英文版翻譯。當時閱讀《生》,令人費解,卻異常有趣,尤其對於比較反叛的大學生,或愛思考的讀者。如今偏好2004年尉遲秀譯的皇冠版本(以下頁數皆用此書),詞句更順暢舒服。 生命的偶然與巧合 昆德拉不知是幸運或不幸,遇到了布拉格之春──蘇聯入侵布拉格。而在《生》中第二部“靈與肉”,探討了男女主角的相遇,似乎是偶然,其實亦是命運的安排,即書上說註定的。男主角托馬斯就坐在酒吧門口不遠的黃長椅,女主角特麗莎前一天也曾獨自坐在那邊,兩人都愛閱讀。他那時看她經過,叫喚坐在他身旁。昆德拉特地加了一個括弧中的句子(特麗莎感到靈魂水手衝上她肉體的甲板)。過了一會,她送他到車站,分手之際,他遞給她名片說如果哪天因為偶然,到訪布拉格……(頁64)。 小說接下來的一段特別強調這張遞出去的名片,遠比不上種種偶然:作家這時又在括弧處理(書、貝多芬、“6”這個數字,廣場上的黃色長椅)所組成的召喚,是這召喚給了特麗莎走出家門,意味著投向托馬斯,改變命運的勇氣。(頁65)當然這裡指的書,很明顯的就是之後小說敘述的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在這部小說改編的電影,導演Philip Kaufman是直接讓觀眾看到書名。昆德拉卻先敘述《安》中的情節,他其實是要塑造所謂的偶然,安娜在小說開頭,瞥見火車站有人臥軌自殺,是預告了小說結尾的偶然,還是讓安娜預先學習了最後可以如此臥軌而犧牲。當然貝多芬最後的四重奏在小說前面的第一部,特別提及,尤其是告知讀者生命中的重與輕(頁45),還有“非如此不可”。命運的安排似乎已註定,非如此不可,無可抗拒,似他們倆的相遇,似最後昆德拉流亡至法國。而“6”則是,托馬斯居住在旅店特別告知特麗莎的房間號碼,特麗莎故意打蛇隨棍上暗示6點是她下班的時間。好事並沒馬上發生,因為男主角7點要搭車回他居住的城市。然而,昆德拉沒放棄這個數字,“偶然”的讓托馬斯在戰爭爆發離國後,因為女主角再也無法忍受託馬斯的風流史,再加上思念母親與家鄉,驀然回鄉;他才發現深愛她至不能沒有對方(似昆德拉深愛布拉格或捷克,肉身無法回去,藉著男女主角的肉身讓靈魂回返)。他出現在公寓門口片刻後,教堂響起傍晚6點的鐘聲。兩次最重要的“初次”與“重逢”相遇時間,都安排發生在6點。這讓特麗莎感覺到美感與幸福,偶然的機遇之鳥再次齊聚在她肩膀上(頁97頁)。 或許正是這麼幾個偶然(相當平庸的偶然,在不起眼的小鎮),啟動了特麗莎的愛情,並且成為她眾生源源不絕的活力泉源(頁65)。似蘇聯入侵布拉格,給予昆德拉源源不絕的創作題材。 核心:蘇聯入侵布拉格 昆德拉的作品形式,以哲學理性論述配合感性的人物情感不斷的產生變化而著稱。然而,核心點,還是需要回歸到蘇聯入侵布拉格。這是作家無法磨滅的永恆陰影,亦是永恆的動力,似托馬斯給予特麗莎源源不絕的動力。有時你會感覺,昆德拉書寫的特麗莎其實就是捷克的化身。 《生》中第二部“靈與肉”的第23章節寫道:蘇聯犯下的一切罪行,皆隱蔽在一個幽微的明暗交接處。昆德拉以布拉格之春的入侵,被拍照錄影記錄下來,對比之前的50萬立陶宛人遭流放,數十萬波蘭人被殺,克里米亞半島的韃靼人被清除,只能留在記憶中,無從以照片證明。因此女主角的設定,除了成為醫生的太太,後來成為攝影師。她不顧一切走在最前線,不顧生命危險在7天內儘量拍照留下入侵記錄:兇狠的拳頭、摧毀的建築物,染血的三色國旗覆蓋一具具屍體,年輕人騎著摩托繞著坦克飛馳,分送給外國記者帶出捷克去報道蘇聯的罪行,最後宣佈:“這不僅僅是一場悲劇,也是一場仇恨的慶典,永遠沒有人能理解這慶典裡奇異的欣快症是怎麼一回事。”(頁86) 昆德拉在《生》中敘述另一個女主角,即托馬斯情婦薩賓娜的圓頂禮帽時,先解釋了5種這禮帽的象徵意義,如可以是她父親留下的祖父遺物、托馬斯玩情色遊戲的道具等,重點在它一再回到生命時每次都帶著不同的意義。於是昆德拉開始引用希臘經典。之前他從希臘史詩《奧德賽》(如《無知》)到希臘悲劇,甚至到蘇聯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如《生》);法國詩人藍波對比小說詩人(如《生活在他方》);當然還有《聖經》《唐吉訶德》《維特》等也不時閃爍在《不朽》中,熟悉經典的昆德拉彷彿信手拈來,隨時借用。今次他引用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河床論:“人不可能兩次踏進相同的河流”。昆德拉借用禮帽說的是,禮帽就似河床,薩賓娜每次都看見一條不同語義的河流:“相同的東西每次都引來一個不同的意義,但這個意義與過去所有的意義反響共鳴(像是一個回聲,像是一整列回聲)”(頁107)。因此一切的引用,比喻,人物,敘述,到最後,產生了對蘇聯侵佔布拉格,不同的意義,與過去反戰敘述的意義反響共鳴。 即使到了2000年,昆德拉在法國出版的《無知》(2003年皇冠華語版)中,小說討論的迴歸概念變成我們經常討論的懷舊(nostalgia)這個詞,他仍不時回到歷史中(例如蘇聯如何攻佔布拉格,導致流落法國的那些移民有時回也不是,不回去又讓人嚷著叫你回去)去處理身分的問題。他的流亡,在作品中,就是不斷複製各種蘇聯入侵布拉格的歷史,他想通過各種文學方式、小說人物、身分問題、笑與忘(其實在談及忘記時,作家又再一次記得,也故意喚起讀者的記憶),記錄入侵者的暴行(控訴戰爭一直是文學書寫的重大主題),永遠地改變他及眾多流亡者的命運。這是他在不同小說,樂此不疲的變調,變奏曲。 相關文章: 【米蘭‧昆德拉特輯】許通元/昆德拉的偶然與蘇聯入侵的核心 【米蘭‧昆德拉特輯】呂育陶/生活在他方之輕和不朽 【米蘭‧昆德拉特輯】楊凱斌/舉輕若重的對照組 【重讀米蘭·昆德拉】陳翠梅 / 為了告別的聚會 【重讀米蘭·昆德拉】龔萬輝 / 閱讀昆德拉的幾個關鍵詞 【悼念米蘭·昆德拉】王晉恆 / 生命輕重、媚俗與記憶的最後叩問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