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意义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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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又混乱的城市/心寻（怡保）

“有秩序的乱着。”这是我一位外国友人对吉隆坡这座城市的看法。这个形容深深地吸引了我，依据他这个看法去观察这座城市，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体验，我才开始感受到这座城市有序和混乱交织的魅力。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这句话是在早晨的捷运站里。我刚搬回吉隆坡不久，对市内的捷运路线已经有些生疏，所以趁着早晨比较有时间试着乘搭捷运，想说可以探索这座久别的城市。从刷卡到站台，人们都有秩序地在排队，仿佛每个人都在按照一条隐形的轨迹前行，这种节奏我还跟得上。刻在捷运到站的时候，场面就突然混乱起来了。下车和上车的人在闸门处交错，有的匆忙挤过，有的像雕像般固守在原位一步也不愿迈开。我错愕地停步在闸门前，不知所措，再往后看了看才下车的人，他们又自发地形成有序的队伍上自动扶梯，秩序又在不经意间恢复了。再次感受到这种混乱和秩序的对比，是在我工作的环境里。那天早晨的速报会议上，各部门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讨论酒店内各种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客房花洒的热水器坏了、电梯的速度异常缓慢，甚至登记系统出现故障等。然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却需要遵循一套繁琐的程序，包括维修人员的服务和零件的采购等，都得依靠复杂的流程来处理，以确保决策的合理和透明。尽管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客户的体验，但我们却需要遵循管理层设定的正式程序，我对这种混乱与秩序的交织感到很挣扎。带着杂乱的思绪入睡 “还有，城市里的人看似平静，其实心里都在呐喊。”友人在我表达对市内生活的不适时这么说的，“他们和你一样，感到疲惫不堪，对生活充满焦虑，对未来感到迷茫。他们每晚带着杂乱无章的思绪入睡，当清晨的闹钟响起，内心的迷茫都还没散去，他们又不得不开始新一天的计划和工作了。上班、聚会、回家，生活仿佛被固定在了轨道上。尽管每天的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内心的纷乱其实从未停止。” 友人的话语仿佛揭开了这座城市的面纱，让我看到了市内生活的另一面。这个城市虽然充满了机会和挑战，但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在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压力和焦虑。生活的有序掩盖了内心的混乱，而这种矛盾的共存成了城市生活的常态。 “有秩序地乱着啊。”这句话一直在我脑里徘徊。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的街景，新旧建筑交错，给吉隆坡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魅力。夜市悄悄在错综复杂的街道上开始营业，小贩们热情叫卖，人群熙熙攘攘的乱成一团。可到了明天，阳光照耀下的街道又会恢复原本的秩序，一辆辆上班的车子整齐地排成长龙。城市生活就像一条高速运转的传送带，把每个人都带入了有序的日常，却无法让他们摆脱内心的混乱。真正的挑战或许在于，如何在这种有序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在这混乱的城市里寻求生活的意义。

4天前

【如意安详】清宫少年/何国忠

“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只17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 1922年5月30日见溥仪，胡适在日记中这么写。两个星期前，溥仪致电邀约。胡适有些怀疑，约庄士敦见面。庄士敦来自英国，二人结识于文友会，先后担任这个国际组织的会长。庄士敦教导溥仪英语、数学、地理等西方学科，著有《紫禁城的黄昏》回忆宫中岁月。溥仪见胡适，庄士敦是始作俑者。他叮嘱溥仪注意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化和思想界动态，选了文章当课外读物，当中不少是胡适作品。胡适送庄士敦《胡适文存》时，也送溥仪一部。庄士敦说溥仪不受宫中人牵制。把辫子剪去是一例。老师陈宝琛病重，宫中人认为出宫不妥，他不听，雇车探望，又是一例。溥仪见胡适，也是自行其意，连庄士敦也不知。知道宫中不必行三跪九叩仪式，胡适放了心，对溥仪不眷恋辉煌过去的作风起了好感。当天溥仪派太监接他，胡适是“危险思想”传播者，怕受阻挠，事先没通知内务府人。胡适到神武门，护军不让进。几经交涉，溥仪才出面。见到溥仪，胡适行鞠躬礼，称他“皇上”，溥仪称他“先生”。溥仪说他们做错许多事，如今还是糜费民国钱财，心里不安。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宫里老辈反对：“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二人闲聊文学和人生，因为在神武门耗时太多，胡适只留20分钟，便匆匆赶赴另一约会。“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胡适回去后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小诗。二人见面被媒体得知，谣言四起，指胡适想做皇帝老师，又说胡适当面跪拜，忘记自己身处民国。胡适写〈宣统与胡适〉澄清，认为不应该将小事放大：“清宫里这一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他批评造谣者脑筋死板：“一件本来很有人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相信人和人之间有同理心庄士敦说他在皇宫经历3次小地震，胡适和溥仪会面，宫中人不满是其一。外头的非议不比宫中轻微，几年以后鲁迅还拿此事嘲讽胡适。 1923年11月，胡适又牵扯清室另一宗案件。北京政府修改对清优待条款，要求溥仪出宫，暂住醇王府。舆论普遍赞同，胡适却持异议：“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为清廷辩护，再一次让他处在刀口尖上。多位朋友公开表示不满，他们认为面对封建遗物，无需温文尔雅。周作人的话最有代表性：“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眼光来看，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 误解了。胡适并不是因为对溥仪有好感才发文，对民主制度的认知才是他不平则鸣的原因。胡适说他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但优待清室，牵涉国际信义，有条约依据。条约可以修正或废止，前提是政府必须先和清室讨论，达成新的共识。见溥仪是人情味，反对强逼溥仪离宫则是对契约意识的坚持。胡适对腐朽文化极力批判，背后有学理支撑，他从不信口开河，不打落水狗，也不因人废言。对民主制度、对人权、对科学、对自由，他紧追不舍。平日生活，则不离温情。所谓人味，不过是相信人和人之间有同理心的存在。“要知处世似临阵，终想做人如作诗。”这是胡适名句。处世不难，坚守原则不易，大体如人临阵，不可行差踏错。充实人生可求，有感情者自会像诗人般悲苦领会，从中找到生活意义。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也有记录和胡适见面片段。溥仪被刚引进中国的电话吸引，翻着电话本，先是打给京剧演员杨小楼，不等他回应，把电话挂上。又打给杂技演员徐狗子，开了同样玩笑。又打给餐馆，用冒充地址，订上等酒席。最后打给胡适，后来见面纯属玩笑结果，并非认真。书出版于1963年，胡适仍被视为洪水猛兽，戏谑文字不过是因时而制，前因后果还得和胡适、庄士敦的回忆共同比较，才见全貌。

11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