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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人

4月前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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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吉安首部自编自导电影《南巫》让他载誉无数,别人以为他赚了很多钱,但他表示自己“一分钱也没拿”,甚至自侃是“最倒霉的电影人”,首部执导电影就遇上疫情,甚至为了出席海外影展而前后经历过5次隔离,最后一次还极度忧郁。问张吉安,拍电影是他的第几人生?他以坚定的眼神徐徐道出,“是我回归到最初的人生。”他形容自己在“在不合时宜的年代,做不合时宜的事。”并表示“总是需要有人在钢骨水泥上种花。”或者,他注定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报道:谢丽芬 摄影:黄冰冰 张吉安首部自编自导电影《南巫》让他载誉无数,别人以为他赚了很多钱,但他表示自己“一分钱也没拿”,甚至自侃是“最倒霉的电影人”,首部执导电影就遇上疫情,甚至为了出席海外影展而前后经历过5次隔离,最后一次还极度忧郁。问张吉安,拍电影是他的第几人生?他以坚定的眼神徐徐道出,“是我回归到最初的人生。”他形容自己在“在不合时宜的年代,做不合时宜的事。”并表示“总是需要有人在钢骨水泥上种花。”或者,他注定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曾有社交障碍 学习面对群众 张吉安爸爸曾在他童年时帮他去算命,并告诉他“40岁之后拍电影会比较好”,他经历过剪接师、意外(社会组新闻)记者、电台主持人等工作,花了17年时间逐步累积自己的导演功课,他2020年以首部电影《南巫》扬威金马奖时,正值42岁。 我念的是影视本科,曾为了想和电影电视相近,所以去做剪接师,本以为剪的是电影,怎知道却是韩剧,把《冬季恋歌》、《蓝色生死恋》较敏感甚至不符国情的情节,剪成大马可看的韩剧干净版DVD,但这违背了我想创作的良心,所以只做了半年就离开。 在进入电台前,我曾在星洲日报当过意外记者,也在电视台当了2年编剧。我2001年当意外记者时,还是一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除了要打电话去不同警局,每天早上还得拿5份报纸去不同地方报到,像是去太平间问殡葬业的人前一晚有什么命案、去找解剖官问看死者有什么迹象、然后再去警察总部。这些经历都让我看到生和死之间的距离,并对社会议题有很大的体会。 我2005年加入爱FM当DJ时,同学们都很讶异,因为我小时候很安静,5岁从火场被救出来以后,我其实有社交障碍,也不那么爱说话,但从吉打来吉隆坡生活以后,我去参加剧场、到民歌餐厅驻唱,接触舞蹈和社区艺术,并学习面对群众。 选择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张吉安曾以《安全考古地带》和《乡音考古》,获《2010年安卡沙广播影视奖》(Anugerah Seri Angkasa 2010》“最佳电台男广播员”奖,是史上首位以中文节目荣获此殊荣的华裔广播员,更意外二度登上央视《世界听我说》,对于这些成就,他却轻描淡写表示,“总是需要有人在钢骨水泥上种花。” 在我12年的DJ生涯中,《安全考古地带》这较非主流的电影单元,让我有机会访问国内外导演,《乡音考古》则让我有机会去社区采撷被遗忘的人,都是迈向我拍电影、装备自己功能的最佳功课。这么冷门的节目受到了肯定,我颇为惊讶,但也印证了在大马这片土地,需要有人在钢骨水泥上种花,我选择了别人没走过的路,而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我2017年6月30日离开电台,能在2018年11月受邀登上央视《世界听我说》,对我而言是很有意义的。节目组知道我的背景,在他们眼里,广播人都是半个明星艺人,但他们知道我仿如苦行僧的下乡田调后,才发现原来广播人也能以另一种方式,负起社会责任。 我之前花费了13年时间采集300多个老人的乡音故事,并选出其中3个来分享,让我意外的是,过后中国观众帮我开了微博,收集中国歌谣要送给我。我2019年2月受邀上最后一期的《世界听我说:华人之夜》,节目组再把这1万多首歌谣和童谣送给我。很多人并不知道,声音的记录是很重要的,如今有不同籍贯的语言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我当时的分享启发了很多人,如今仍有在延续这方面的工作。 17年后回归电影本业 张吉安表示拍电影是他“回归到最初的人生”,每个人走向电影的方式并不一样,没有最好的方式,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虽然《南巫》让他载誉海内外,他却自喻“倒霉”。原来2021年受邀当金马影展评审,是他人生中第3次出任影展评审。 我花了17年时间,在40岁以后回到电影的本业。如果要我总结《南巫》这2年来的征途,我觉得自己是个倒霉的电影人,一拍完电影就遇上疫情,电影本该去国外后制,但我却只能选择线上完成。电影是大众媒介,但我因为疫情的关系,仿如跟世界断绝了来往。或者,每件事的发生,都有它的命中注定。 在电影入围不同的影展后,一些限制导致我只能在线上放映、交流,也多了一些时间沉淀。我为了金马影展、瑞士卢卡诺影展,前后隔离了5次,每次都14天,2年中就有70天在隔离中度过,而搭飞机也有一定的风险。这些对一个新导演来说,都是很特殊的经历,第一部电影就遇上世界大灾害,残酷但难以磨灭。 我第一次以影评人身分担任影展评审是在2011年,还记得那是大年初一,飞去伊朗一星期出席德黑兰影展。虽然2021年的金马奖是我第3次出任影展评审,却是我当了导演后第一次当评审,也是金马评审团中最年轻的一个。金马奖每个奖项的讨论都很深入,像是最佳男主角,最后被讨论的是张震和吴镇宇,一个是患上癌末的警察,一个是流浪汉,造型上如脸上倦容、脚上伤口都被讨论,这些我都用在自己执导的第2部电影《五月雪》中,而我自己也还在学习。 选完得奖名单后,我们都得对外隔绝,直到典礼结束前10分钟,才归还智能设备。而我在2020年以《南巫》获得“最佳新导演”时,拿了奖座,到了后台才现场放上有我名字和电影名称的铁片,另4个同时入围的铁片则被销毁。这是我参加过这么多次影展,最严谨的一次,所以金马奖这么权威,不是没有道理。 以影像保留原始风貌 张吉安因为疫情关系,曾长达2年没回家乡吉打,今年新年回家时,父母都在串流平台看过了《南巫》,他们没多说什么,只表示电影里称呼名字的方式很有趣,并形容他们是很单纯的观众、很朴实的父母,孩子若有点成就,就会觉得安心。 《南巫》对我自己和家乡有什么意义?很多导演都会拍摄和自己家乡有关的题材,我选择自己半童年自传的题材做第一部电影,是因为那时象屿山周边有些工程,所以我想在它被改变之前,先记录它的原始风貌,但如今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停工。我常做社区关怀的工作,每个地方的变化,我无能为力,只能用影像方式来保留,再让当地的居民去驻守。 这两年疫情的得失?我反而觉得自己活得像一个人。以前做广播甚至媒体时,我吃饭从不定时,甚至一天只吃两餐。有时节目做到凌晨1时,我凌晨2时才吃晚餐,半夜三、四时才睡,不规律也不健康。但在疫情之下不能出门,我一天3餐都很规律,每天规律地看一本书、听一张黑胶唱片,再把过去10多年采集的人、社区故事录音一一重听,分门别类,还因此写了3个电影剧本。 想拍妈姐留守老街故事 张吉安承认在《南巫》扬威海外后,有投资商找他拍贺岁电影甚至是商业喜剧片,但他还是比较想拍人文关怀的电影。而他下部将拍摄的作品,是刚在威尼斯影展获选“内容合资市场”,由曾宝仪监制,集合10位国际导演(他是其一)拍摄的《Tales Of Taipei》。 如今有香港、中国甚至泰国的案子来找我合作,所以我执导的第3部电影长片,未必会拍自己写的剧本,我也想和不同的国家地区电影方合作看看。我未来想拍的大马故事,其中一个是老妈姐和18个金兰姐妹的题材,她从下南洋到经历大马独立,姐妹一个个离逝,而她留守一条老街的故事。我在2015年采访到最后一个老妈姐,所以很想拍摄她沧桑悲凉的一生。我也想拍峇峇娘惹的故事,但就想用峇峇、娘惹语参杂福建和马来语,呈献他们原来的语言和生活文化。 别人爱问我拍《南巫》赚了多少钱,其实我一分钱也没拿,包括自己的导演、编剧费。我觉得首部电影是一位导演跟世界打招呼的方式,钱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告诉大家,你的能力在哪里。我是本科生,对电影有自己的执着和梦想,我从不理钱的事,但如果超支了,制片就会叫我省点拍。凡是有刚毕业的学院生来找我咨询,我都很乐意分享,我都会教他们,第一部电影该如何出发,不要先想赚钱,而是厘清自己想拍怎样的电影、想说怎样的故事,即使用很少的钱,也可以拍出好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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