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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伟权

编按:同往年一样,我们也请了几位年轻作者写下本地中文出版的印象文,作为你的选书参考。 流散、回溯:马华故乡与身份的再思考 文:李婷欣(台大中国文学研究所) 在现代化浪潮推动之下,迁徙与游走成为常态。“故乡”书写逐渐超越对原生地的情感依恋,转向一种回望的本能,与文化再现的实践。2024年“读家选书”(文学类)多部作品以多重视角探讨“故乡”,展现层次丰富的叙事形态。在“空间”—“时间”双重迁徙背景中,个体的回溯映射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多代写作者在叙述中展开对话,使“故乡”成为马华文学演进的重要纽带。这些作品以多样的文学地景,承载着对成长记忆、离乡情愁与身分思考的深刻书写,构筑了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图景。 故乡书写必要性 海凡以其马共游击队经验,透过《落香》在二岛之间穿梭书写,将生态观察融入文本,描绘雨林共生的自然景象。上次写胶林生话,这次写沙巴管理油棕园的岁月,冰谷在《荒野惊奇:冰谷自传II》透过奇谈形式串联荒野记忆,从在“风下之乡”五年的“拓荒史”,重新审视故乡与身分的复杂关系。 故乡的书写因个体记忆的差异而呈现多样性,同时在反复的书写中逐渐形塑新的文化意义与认知。以槟岛为例,陈志鸿的《昔日儿童皆长大:槟岛乔治市男孩的故事》谈关于自身游走各地,但无论所见为何,“终究是从槟岛人的目光出发。”;梅淑贞在《游花园》对乔治市过度观光化的变迁提出批判,写道:“我是归人,不是走马看花的过客……” 这些文本不仅捕捉地方变迁,亦重塑个体与城市的情感联系。 麦留芳自传性散文《流水滚石》写了新/马两地的流金岁月,也聚焦于霹雳北部一带:槟岛、霹雳玲珑、怡保街巷,勾勒出故乡的时空延续性。牛油小生的《写给未来情人的足球指南》虽采博物式叙述视角,仍不脱新山作为故乡符码的影响。故乡书写或许并非刻意为之,却常成为自我定位的深刻倒影,折射出个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复杂交织。 从土地至故乡——马华文学的“故乡” 书写,不仅重新诠释个人与土地的联系,更为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更开放、更多元的想像。马尼尼为在台,以另外的视角批判地解构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故乡无用》再现了乡土与现代性的矛盾张力:因肉身在他乡而长期受压抑的乡愁,游子逐渐失落——“我这一代人很多离开了就再也没回来过。”乡愁在流散中被压抑,最终化为身分迷失的征象。这一书写反映出马华文学在时代洪流中的流散与重构,亦突显其对故乡议题的当代省思。 以书页为介质,马华文学在流散与重构中不断探索身分与文化的多元样貌。或许,我们能进一步追问:当代马华文学中的关于地域/故乡书写,究竟是一种纯粹的怀旧回望、讲古,还是一场对身分与文化的持续重构?在流散/定居的交织中,我们如何避免将故乡过度理想化,而是以更深度的视角回应其复杂性?这些未竟的问题,或许正是马华文学未来持续需要寻找的。 变变变! 文:叶福炎(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在整理完2024年的马华出版品并贴在个人脸书后,陈静宜留言问:“今年的出版品较往年蓬勃吗?”以出版本数来看的话,过去一年的整体出版包括再版、再刷以及新版,大致上仍维持在既有的水平之上。不过,若分别从文类、内容及出版的版图来看,它们有着不同面向的倾斜。 从文学类的书单中,这一年可以说是资深作家的盛年。从年初由有人出版社推出一套7册的《梅淑贞文选》,一直到年末以冰谷第二本自传《荒野惊奇》,颇有前后呼应、文学定调的意味。只是,这一年甚少能见新人的出现。在个人所知的范围内,只有3位诗人,包括骆俊廷《大寒以后》、覃勓温《夕惕斋诗稿》以及章楷治《凋零与丰收:致芬妮》。或许,单从一年来看无法判准文学生态的现象,但不失为一记录。 不过,从内容层面来看,这一年马华文学是以儿少时光、家乡为书写主题。有别过往都围绕在政治记忆的文学书写,如此写作的集体改变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这几年来,许多马华作家都在谈论个人的写作如何摆脱马华的既定印象。我想,过去一年的文学出版提供了不少的思考点。毕竟,马华文学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极具生机蓬勃的多元及多样态发展。 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能在非文学类的书单中,发现有关于华人与政治论述的减少。在过去一年里,最印象深刻的两本,即是祝家丰《政治发展和民主化征程》和冯垂华《街头的共同体》。当然,马华出版中常见的宗教讨论、地方史撰写,仍是非文学类主流常见的内容。它或已成为一种特定的出版类型,而这也涉及马华出版生产链的课题。 过去,我一直都在关注普及大众的出版品。它不仅占了出版市场很高的比例,也是拉动出版业很重要的存在。现阶段来说,它一直正在积极成长中。陈静宜对饮食文化的讨论、赖昭宏以大体老师家属的自白、陈亚才对印裔社群及宗教的介绍——这一类的大众书写相当重要,也是从阅读进入思考的重要媒介。 总的来说,过去一年的马华出版市场并未有令人惊艳的作品。若要细数种种可能的原因,我想可归纳为以下两个,即书籍出版也开始走向分众化,出版社能明确提供读者他们在阅读上的需求;另外,整体出版市场的版图处在一个变动的状态,或许出版社也在重新调整自身的策略和定位。 无论如何,这一年来的改变也只是个过渡。我相信,不久将来就能见新的版图出现。而在可见的未来里,整体的马华出版品必然是朝向多元的发展,也将在读者与市场的主导下,带起不一样的出版市场。2025年会是一个新的起点! 南洋岛屿的“地方性”再发现 文:潘舜怡(马华文学与文化研究者) 回顾2024年,以“南洋”、“马来半岛”及“东南亚群岛”等区域性和地方性视角为主题的马华文学作品,似乎再次掀起了一股热潮。在影视方面,廖克发的一部时长5个小时的纪录片《由岛至岛》,反思二战期间,日军、台籍日本兵、东南亚华人,尤其是新马印尼华人之间的历史创伤遗绪,试图重新梳理南洋岛屿的战争网络以及庶民叙事。此片获得2024年台北电影奖百万首奖、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等奖项,备受瞩目。而在印刷出版方面,也“由此地至彼地”,出现了不少聚焦探讨南洋不同区域的地方文化、宗教信仰、文学地理、小镇历史的叙事,散发着关于马华岛屿/地方书写的魅力。 首先在北马部分,三可马凯丽的《乔治市的老店铺》带领读者进入槟岛乔治市,通过栩栩如生的建筑插画,叙说城镇老街、小巷的小铺故事,展现槟岛老建筑的生活美学气息。此外,陈志鸿的《昔日儿童皆长大:槟岛乔治市男孩的故事》,则以散文笔触,回忆在乔治市生活的童年往事。本散文集透露了作者对于祖父母、父母、亲友的抒情叙事,让读者感受属于槟岛小孩在市镇成长的记忆“温度”。 转移至中马部分,朱宗贤的《霹雳地方掌故》引领读者进入霹雳州的各个县市,从教育、经济发展、新村、医疗、饮食、宗教、小镇老街等面向,探讨该区华社的文化记忆。本书内容巨细靡遗,娓娓道来,尽现霹雳华人生活的地方风情。至于白伟权的《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则回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历史现场,考察拿律地区的华人史,当中牵涉了华人苦力移民、矿工的社会日常,谈及地方瘟疫、会党帮派斗争、华人经商群体的盘根错节,打开了离散华人于南洋“重生”的史迹剖析。 至于廖文辉编的《居銮老街的社区建构与发展作用》,则是本年度南马社区观察的代表作。本书属于学术研究作品集,书中收入了9篇关于柔佛居銮的华人社区建筑老街、教育、华人领袖、家族企业等探讨。另外,廖文辉的《马来西亚闽南宗族资料汇编》以及安焕然的《海洋与南洋:海南人的历史与文化》,分别考察了移居南洋的闽南、海南华人群体,讨论他们的宗族史、精神文化史,从学术研究角度进入对华人“由岛至岛”流动的历史叩问。 有趣的是,留台作家兼画家马尼尼为似乎“背道而行”。她的小说《故乡无用》叙述的是一个20世纪从中国移居至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后,所产出的“无用”的家庭故事——叙述卖咖啡营生的“阿公”以及14名儿女如何面对疾病、死亡、迷信,思考原乡平凡“无用”的反讽性。而本书为第24届台北文学年金获选作品之一。 整体而言,本年度关于南洋的“地方性”书写题材丰富,内容多元,无论从文学或者非文学类的出版读物而言,均发现作者们对华社地方的大历史与小叙事的关怀与想像。 相关文章: 【2024读家选书(上):非文学类】《活力副刊》编辑室选书,来了! 【2024读家选书(中):非文学类】《活力副刊》编辑室选书,来了!
2月前
2月前
编按:本期说书人孔德维是香港90后宗教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研究学士及哲学硕士,香港大学中国研究博士),如今长居日本。经本地学者白伟权推荐,编辑即向他邀稿一写《瑰丽的万神庙》。不知道在外国人眼中,这本书的出版意味着什么?他又是如何看待马来西亚的“文化共融”呢? 南洋书写与多样共融 《瑰丽的万神庙:马来西亚印度教与印度庙文集》作为陈亚才10年心血的结晶,已然超越了一本宗教与地域研究书籍的范畴。它不仅揭示了印度教的宗教深度与文化宽度,更为马来西亚这片多元文化的土地注入了一股关于包容、理解与认同的强劲思潮,不仅仅在学术上有重要贡献,亦对东南亚历史叙事中文化交融与认同动态的具体展现。 如果说本书尝试担当一座文化之桥的角色,将马来西亚多元族群中华人与印度社群的理解拉得更近,我们首先要理解文化差异常常成为分歧的温床,多样性虽然是事实,但共融却不是“预设”(default)的状态。陈亚才细腻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印度教的瑰丽画卷,呼唤着华语读者己身宗教的传统,让人看见华人与印度人宗教的深邃内涵何以分别在马来西亚可以呈现独特风貌。本书从多个角度切入,涵盖了印度教的起源、经典与哲学思想、神祇与节庆、庙宇建筑与象征,以及特定社群如泰卢固人与遮迪亚社群的历史发展。每篇文章如一块精雕细琢的拼图,组成一幅完整且充满生命力的印度教文化画像。特别是,书中对马来西亚各地著名印度庙的介绍,不仅生动描绘了庙宇的建筑风格与宗教仪式,还融入了作者对这些场所的亲身经历与情感联系。无论是吉隆坡黑风洞庙的壮丽景象,还是彭亨州小村庄里的宁静庙宇,这些描写都让读者如临其境,感受到印度教在马来西亚如何融入土地与人群的生活脉动。 种族共融,非得对他者全然知性了解? 陈亚才从小生活在马来西亚种植园长大,身处多元种族环境,与马来、印度朋友一同成长,并学习了淡米尔语,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深入印度文化埋下了种子。成年后,他发现周围的华人对印度教充满好奇,却因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无法深入了解。这促使他开始以中文撰写文章、组织庙宇参访活动,向华人群体介绍印度教的内涵与美学。《瑰丽的万神庙》成书与作者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马来西亚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呈现。真实的共融不一定需要种族间对他者的全然知性了解,但需要在参与/互动(engage)的过程构筑相互的情感,而书写、译介、普及,正是参与/互动的重要环节。因此,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宗教与文化的百科全书,更是一种文化包容的实践。 《瑰丽的万神庙》的出版,为马来西亚的华文出版界带来了新的视野。傅承得在序言中提到,这本书不仅丰富了马来西亚华人对其他族群的认识,还为多元文化的大熔炉提供了重要的桥梁。从内容到形式,这本书都展现了文化交流的力量。透过详实的田野调查与生动的笔触,陈亚才让印度教的博大精深走出庙堂,走进读者的日常生活。 此外,这本书也提醒我们,宗教不仅是信仰体系,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实践。何建兴在导读中指出,印度教的魅力在于它超越教条的包容性,任何人皆能从中汲取智慧,而不必拘泥于特定的宗教身分。这种超越宗教边界的思想,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尤为重要。 南洋文化多样性的象征与新南洋的想像 《瑰丽的万神庙》书写的印度教故事,在近年可说是华语出版业界鲜有的作品,却与20世纪前南洋书写的精神相互呼应。许云樵在《南洋史》(1961)中早就明白“南洋”是一种具有特殊视野的“东南亚”(当时亦为冷战时期的新地理概念),而“南洋书写”或“南洋史”也不单单是华人所到处的“东南亚”,而是“东南亚”各族群的历史,需要在上古史考古发明、在中古史补充考证,在近现代整理综合,陈亚才的新著正是整理今天马来西亚印度宗教的重要工作。事实上,近年马来西亚文化界正致力于抽离种族印象的籓篱,致力立足本土叙事,以臻多样共融的愿景。例如,白伟权与莫家浩本年出版“新南洋史”,就强调了脱离“中国”中心与汉族中心的论述,以东南亚的本地经验为核心,重新审视华人社会与当地其他族群的互动。陈亚才的著作则从印度教的角度切入,展示了一个不以华人为主体的南洋文化叙事。 若以《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2024)中的思路比较,印度庙在南洋文化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南洋华人庙宇──它们都是某种“根”的象征,也是南洋文化独特性的具体体现。不同的是,《瑰丽的万神庙》并不仅仅聚焦于某个族群的历史,而是试图从印度教的视角出发,理解一个异于“华人经验”的族群如何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土壤中生根、成长并与其他文化相互塑造。马来西亚向来以多元文化著称,然而这种多元性常常仅停留在表面的和谐共处。《瑰丽的万神庙》却深入挖掘了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书中提到的黑风洞庙以及其他印度庙的文化活动,不仅是印度社群的宗教仪式,也是其他族群接触印度文化的机会。例如,许多华人对印度教的节日与神祇感到好奇,甚至参与其盛大的节庆活动,这正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这一点与《臆造南洋:马来半岛的神鬼人兽》(2024)中的论述不谋而合。莫家浩在该书中探讨了华人如何在马来半岛的信仰空间中融入当地文化,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仪式与传说。陈亚才的研究表明,类似的文化交融也存在于印度教的空间里,无论是节庆还是庙宇建筑,它们都成为促进文化理解与共鸣的重要载体。在《拜别唐山》中,白伟权强调华人在南洋如何从单一的“华人”身分,过渡到适应当地社会与文化的新身分。类似地,《瑰丽的万神庙》揭示了印度教徒如何在南洋的历史背景下,形塑自己的文化空间,并与其他族群建立互惠的文化关系。这些故事都展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如何通过理解与包容,实现文化的共生与再创造;而《臆造南洋》的讨论,莫家浩提到南洋的多元文化往往被殖民与后殖民的框架所割裂,而陈亚才的著作,正是试图打破这种割裂,让不同族群的文化可以在同一个舞台上被欣赏与尊重。他以印度教为起点,拓展出一个关于多元文化共存的想像空间,这正是新南洋史所追求的精神。 《瑰丽的万神庙》是一部值得珍藏的著作,它以印度教文化为切入点,重新审视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实验。它不仅与南洋书写的精神相呼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文化交融的全新视角。在“南洋”这片土地上,不同族群的故事并非平行线,而是交织成一幅丰富的文化拼图。陈亚才的著作,无疑是这幅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相关文章: 【读家说书】吴小保 / 跨向少数:走近本土印度社群 陈亚才/沿着儿时记忆走来      
2月前
2012年发生在渡轮上“动地吟”表演。一群诗人从地面舞台一跃而起,搭上渡轮,沿着槟威海峡两岸演出。诗与歌和舞,配上海峡的夜景,本土情怀与无可名状的渡轮情结,为到场者铸下的一份独一无二的渡轮记忆…… 前一阵,住在北海码头附近的老杨,每隔几天,都会给我发来退役数年,停靠海域多时的棉花号渡轮的现况照片。他家去码头很近,没事去看看渡轮现况,随手记录,这样的现场市民报导,不算八卦,而是关心。 老杨喜欢摄影,年轻到老都爱拍这拍那的,对于这艘逐渐陈旧、倾斜、入水、沉沦,最终看着它被电锯肢解的老渡轮,他和很多对渡轮有感情的人一样,感觉蛮不舒服。 凑巧的是,刚过去的周末,我们邀请熟悉本地义山文化的白伟权博士,在槟城福建公冢办了走读活动,走访的其中一个名人大墓,正是槟榔屿航运业开创者,渡轮的启航人柯孟淇兄弟柯孟河之墓。渡轮的历史可追溯到1894年,当年兄弟俩将蒸汽渡轮引进,载着乘客和货物海面上来回穿梭,从此成为链接两岸的交通工具。 问任何一位槟城人,只要乘搭过槟城渡轮,对这段经验总会有自己的诠释。要数特别有意思的,我觉得是2012年发生在渡轮上“动地吟”表演。一群诗人从地面舞台一跃而起,搭上渡轮,沿着槟威海峡两岸演出。诗与歌和舞,配上海峡的夜景,本土情怀与无可名状的渡轮情结,为到场者铸下的一份独一无二的渡轮记忆。 [nonvip_content_start] 我也难忘大马政治生态翻转变天前某一年,与香港文化评论人梁文道,以及已逝的耀威,从北海乘渡轮回槟岛,站在船头围栏看乔治市灯火慢慢靠近。那一晚梁文道特地去了威省给蓝眼候选人李凯伦站台。当晚海面上星光灿烂,大家心里五味杂陈。 渡轮自2020年从海上退役以后,这几年的命运是载浮载沉。“棉花号”渡轮报废后被拆卸成一堆废铁。准备翻新转型为渡轮博物馆的“槟城号”黄色渡轮,在海面上倾斜一阵后终于被摆正修复,官爷们一字排开比赞,表示十分关切。另一艘“Pulau Rimau号”渡轮听闻将被改造成皇后湾海滨水上餐厅,工程正在进行中。 乐观的人会说,槟城渡轮的故事并未结束,这些老渡轮将以新的身分和形式延续着和存在着,寓意着某种新的开始。人事物本来就该不断往前,渡轮岁月不应只是一直局限在人们的缅怀和回忆里。 这样的说法未免太平扁。渡轮是时代和载体,城市的象征,早已深植市民生活。以快艇取代渡轮,载不动抹不去的是渡轮曾在大家生命里航行的痕迹。
5月前
本地文史工作者莫家浩,年初出版首部个人著作《臆造南洋:马来半岛的神鬼人兽》。这本书集结了他数十年来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田野观察,书中处处可见专属马来半岛的色彩,谈论人群关系、传说记忆、符号仪式等,盼人们得以摆脱悲情看南洋史。   虽然莫家浩自小偏爱历史,但中学选的却是理科。大学到中国深造,选的也不是历史而是国际政治,“外交官”“智库”是他对于未来职业的想象。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他的计划,最终赶不上变化? 或许人在异乡生活,才更愿意展现“马来西亚人”的身份。 莫家浩回忆起首次穿上马来服装,是留学海外时的一场文化交流活动。他说:“我去了中国,才真正见识到大马的多元文化。我的马来西亚同学来自各地,当时我也才认识东马的朋友,才发现他们很懂马来文化。” 而大马政治的变化也让还是学生的他倍感意外,“2008年大选我人在国外,我平时不太关注选情,因为觉得结果都一样,没想到槟城发生政治海啸。”那一年,行动党以在野党之姿,从当时为国阵成员之一的民政党,手中夺下槟州政权。 一股“对自己的国家认识不够”的想法,在莫家浩心中发酵,“虽然我是读国际政治的学生,但对家乡的事不够熟悉、也不够敏感。”在硕士的毕业论文中,他改为研究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以槟城钟灵独中和新山宽柔独中为例,谈论两者在独中的改制事件中的选择。 “由于我在中国读国际政治,所以研究马来西亚教育也算是国际课题,但偏向以社会史或地方史的角度去看,可能在那时候就埋下根源。”对他而言,中国求学的那几年,在寻找自我的旅途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一环。 “人有时候要拉开一个距离,才可以回看自己。”他说。   返马任母校的历史老师 从中国留学归来,他回到宽柔中学古来分校教历史,同时出任历史学会顾问。只不过,授课的内容专注在世界史和中国史,并非他最有兴趣的马来西亚华人史。 2011年时,莫家浩参与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担任管委一职,接触与本地华人历史有关的研究。工作包含协助馆方办展、搜集资料、撰写稿件。当时,在同是文史研究者白伟权的邀请下,他参与新山绵裕亭义山抄录墓碑的田野工作。 回忆过往热血事迹,莫家浩自嘲说:“当时年轻什么都不懂,用粉笔拓碑看不到字迹就用手抹。一天抹10个碑,抹到最后指纹都不见了。”但在走入田野后,他却真切地感受到“历史就在手中,只待你解谜”的那股快感。 “在田野中发现历史,等着我们去解答,不再从只是从书里找答案,我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于是,他自我反问:“我就想是不是该去做田野调查?”但身为教职人员的忙碌,让他无法两者兼顾,直到隔年爆发边佳兰征地事件。 事缘,石化工业发展开到边加兰,影响当地的7个村落、5座义山、7间庙宇和6所学校。 “那时的新闻写说,铲泥机在边佳兰铲走一座坟墓,那个老人家托梦给家人。在内文也提到边佳兰有很多义山,这些坟墓都陷入危机。”在好奇心的趋势下,莫家浩开著车从新山来到了边佳兰。   开启边佳兰10年的考察之旅 每个地方都有专属的故事,从义山坟墓到村落里的庙宇,他发现这里的华人社会和文献记载的不一样。 “一般上,我们会用城市或城镇的角度去理解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像是华人一定有组织,或者以会馆、庙宇、方言为区分单位,好比义山就有广东义山和福建义山等分类。” 唯有在边佳兰,华裔居民以一湾一村一山的格局分布,各村湾建有学校、神庙。莫家浩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是用方言,而是用以村为单位?这里一间会馆也找不到。没有会馆,那边佳兰又是如何形成华人社会?”他带着一连串对这里的的好奇,10年间来回往返边佳兰的村与村之间。 莫家浩间中辞去老师的工作,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深造,最后成功取得历史博士学位,论文写的就是边佳兰。问起考察时遇到的难题,他表示当时石化工程进驻中,处处都是重型车辆蹂躏柏油路的痕迹。 “从新山开车到这里一整天都在田野,无论是抄碑或在庙里看文物。晚上回家可能都十一二点了。我车开到都要睡觉了,路况也很糟糕、危险,现在回想起来都怕。”     历史的本质就是不断变化 如今多年过去,昔日边佳兰的渔村风景不在,新兴商店林立,当地居民也搬入了新住所。莫家浩分享,部分受影响的居民迁入六湾的新园区,“开始有人从不习惯关门到习惯关门,要找朋友就得驾车;没有咖啡店让大家聚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个新公园没几棵大树所以很热,原有的乡情慢慢退却中。” 问及看着边佳兰情况演变至今,会否感到遗憾?他坦言不会用“遗憾”形容这里的变化,“边佳兰早在19世纪开始,就经历橡胶园丘、油棕到近期石化工程的产业转型。而历史是一直在变化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有遗憾,因为有得利的人就会有失落的人,所以历史是复杂的。”   用人类学的角度看历史 非科班出生的历史学家,莫家浩这样形容自己,“早期不曾受过本科训练是我的弱点,但优点是看事情的视角更多元。国际政治教会我关注事情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至于看出事件的一体两面,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博士班的训练,即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历史。 听着难懂,进一步要求莫家浩举例说明,他说:“在田野调查的训练过程中,我老师强调‘开口问’是最后一步。在不赶时间的前提下,先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嗅。好比你来到一场庙会,就坐一个地方一直看,看到大家都忘记你的存在,自然会看到很多有趣的情景。”   忆起首次在边佳兰头湾的护福庙,落实上述田野方式时的忧心忡忡,他表示:“全头湾只有一间咖啡店兼杂货店,看店家的心情营业。我担心去那里没有地方吃饭怎么办?”他向指导老师表达了忧虑,换来要他甭担心的答复:“老师告诉我,田野最不用担心就是吃饭,要我去就对了。” 开启田调的首日,坐在庙旁的莫家浩被当作记者,当地村民接二连三上前问问题,“我跟他们说有兴趣来看看而已,大家就开始喂我吃东西。”无需特意走上前搭话,待久了居民就会找上门开启话题,“第二次来,他们会说‘又来啊’……慢慢地,村民们反问说‘做么你这样迟来? 等你等很久了!’” 参与观察村民的日常,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长期观察。莫家浩表示,人类学的研究方式虽然耗时长,但能够看出连村民本身都不自觉的生活痕迹:“我曾经跟着渔民去捕鱼、进芭。若以年为周期,定期回到边佳兰,看到的事物会越来越多。”   盼提高本地人对文物的认知 若说起真正的遗憾,他坦言便是那些留不住文物、建筑和人。 “我们很常有个观念叫‘不觉得自己老’。我很常问老人家:你家有没有那些老东西啊?”而莫家浩往往得到的回复,竟是:“哎呦,你不早点讲,那些老照片我昨天烧掉了。”他认为提升本地人对文物、古迹价值的认知,迫在眉睫。 而身为一名文史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充当“调和者”的身份。他举例,好比一间庙宇,有的人认为漏水就得重修,神明才开心;有的人认为这是古迹,不可以随便修。 “要如何让意见不和的双方互惠互利,避免达到零和、这个最糟糕的结果,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莫家浩进一步说:“在完全保存与完全不保存之间还有很多阶段,从记录到有限的复制、有限的转移,还有完全转移,间中还有很多过程。” 他表示,这便是“think like a native”(知道土著如何思考),即一种人类学研究历史的方式。先把事情对错放在后头,融入社区了解问题,从中找到一个共生的方式,那样文史工作者才能展开更多保存工作。 “我们最怕资料、史料不见,你至少给我拍个照、让我复制一份,保存不到整个坟墓,保存墓碑好吗?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啊。”他说。   更多【人物】文章: 调酒师易柏翔Seven Yi/以调酒穿针引线 叙述餐饮风味的诗意 金曲台语歌后郑宜农 / 放慢腳步找自己,困惑有什么关系 歌手阿莲娜·沐塱/一把加贝琴 说加拉必族故事  
9月前
有说义山是露天资源中心,供人们了解和识别华人传统坟墓,了解先贤、历史、遗迹和民俗。打理整洁美观如广汀第一公冢,很适合让人走进来学历史。小白把各个大墓的故事串联解读,调皮形容,欢迎大家到义山吸灵气…… 午后把白伟权载送到白云山福建公冢,他挥挥手说再见,身上只带一瓶大支装矿泉水,小书包和一盒粉笔,让我们黄昏再来接他。车子快转出公冢垂满藤蔓的古雅拱门时,转回头一看,他已经消失在墓群里。 近年小白致力于研究华人义山文化,他对马来西亚区域地理、历史地理、华人研究等领域有着深入见解,常说义山是华人民间的露天博物馆。小白人谦和又长得可爱,不认识他的人,总要再三和他确认身分,眼前这位白先生,是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现任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主任。 小白这次北上,是充当城视报和槟城和谐机构主办的《马来半岛华人义山文化及北马华人地域社会》活动走读导览和分享人。这天独自在福建公冢做了大半天田调后,隔天他即带领数十人,浩浩荡荡探入广汀白云山第一公冢走义山学习去。 3个小时的导览,大太阳下,大家随着小白走近各个名人之墓,包括口罩之父伍连德医生的父亲伍祺学、霹雳务边华人先贤宋继隆、槟城锡矿大王胡子春等写满地方历史符号的大墓。我们也见识了番禺总坟、八和堂、姑苏广存堂等籍贯与职业总坟。离开广汀公冢之前,团友还发现了一个不标籍贯,只写明“香港大学”商学系博士的故人之墓。最后,大伙还特别加码去了近距离的甲必丹郑景贵之墓。 [nonvip_content_start] 名人大腕大墓之外,个人对1902年的“广存堂”姑苏总坟,也就是酒楼同业之坟,看了多眼。总坟旁留下个人原墓碑供后人线索,姑苏两字源自中国皇帝网罗各地厨子,特别建立姑苏台,后因朝代灭亡,姑苏大厨纷逃至广东开枝散叶。 有说义山是露天资源中心,供人们了解和识别华人传统坟墓,了解先贤、历史、遗迹和民俗。打理整洁美观如广汀第一公冢,很适合让人走进来学历史。小白把各个大墓的故事串联解读,调皮形容,欢迎大家到义山吸灵气。 记得读过文史工作者陈亚才老师的一篇访问,过去常带着各路人马在吉隆坡义山导览的亚才老师说,导览员的作用是把具有历史意义与价值的事情挖掘,将这些价值与导览参与者连接。厉害的导览人将原本艰涩与专业的知识普及化,让更多人能透过导览而认识地方,理解历史,达到导览目的。 小白老师的义山导览,确实做到将专业知识普及化这点,大家在毒辣太阳下,听小白生动描述故人轶事,津津有味,暂忘晒伤脱水热晕,再盼走读义山2.0。
10月前
1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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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白伟权提供做田野的照片,背景不是庙宇就是义山。几张搭肩自拍合照,对象是庙门口的石狮子、义山锡克兵石像。他是本地青年文史地理学者,“出道”代表作是2013年的〈绵裕亭义山的㳉墓〉,研究过程抄录了新山绵裕亭义山两千多座战前墓碑。回想,他也认为是那份研究让他在本地学界踏出第一步。 白伟权现是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助理教授,担任东南亚学系主任。说起那次抄录墓碑,他清楚记得,地理启蒙老师陈鸿珠在绵裕亭治丧期间,他就近走到后方义山……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陈世伟、受访者提供 地理是什么?是山川河流?是国土接壤?地理学系博士白伟权说,地理学的概念是做什么事一定要从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开始,了解后才能慢慢推展去其他的地方。“地理学特别强调乡土,或者地方认同。你对这个地方认同才能产生爱。你爱这片土地,那以后这个社会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他是这样了解自己的“地方”的。中学时,地理老师陈鸿珠鼓励学生在笔记后页书写下对各种事物的看法,他写学校“边疆”的厕所老旧,核心区就比较美。老师给予那些年不科学的环境观察很多回馈,让他立志要念地理系。后来,他负笈台湾师范大学,师承启蒙老师的恩师陈国川。 “我们学地理不外乎研究这个聚落有多少人,从几时来。”家乡新山想当然耳是白伟权心中的研究起点。大学期间,他做自己所处的住宅区户口调查,“每个人不是研究新村就是传统老街, taman没有人研究,因为觉得理所当然,那时我就去研taman。” 硕士时,他还是想做新山,可新山有个安焕然(当时在南方学院执教,现为白伟权在新纪元的同事),最热门的柔佛古庙又有一大堆人写了。“我心里想,研究新山还可以做什么,从哪里入手?后来就去了义山。” 2010年1月24日,陈鸿珠老师病逝,停柩新山绵裕亭治丧。那几天,白伟权拜祭后就走到后方中华义山抄墓碑,籍贯、生卒年、名字。“我觉得跟我们的IC(身分证)上的没有两样,你是男女、住哪里、生日、死的日期……”他心想如果义山全部坟墓都抄下来,或许会有新发现。 几个寒暑假,他都从台湾飞回国继续研究。在那个智能手机还不发达的年代,他带了一台相机、一本活页簿进入义山。天气太热阳光太猛,相机荧幕反光,难能反复检查每个墓碑是否拍摄清楚,所以还是用活页簿蹲在墓旁抄录更好。 每抄一座墓碑,他同时记下GPS卫星定位,与年代、籍贯等资料一起整理进电脑系统, 可以很快透过墓碑群的年代变化看出华人社会的结构演变。 一开始看不清楚字样的墓碑,白伟权只知淋水擦拭,后来学会划上粉笔拓出字迹。有些老墓碑半截埋在泥土里,得摇动墓碑弄松,听来也太不敬了吧? “其实对年轻人来讲不会pantang,反而觉得这样很威风。”当时他对每一座墓碑都合掌拜一拜,说明来意,二十几座后,索性对整片墓碑群“报告”,“小弟要来抄你们的墓碑,没有冒犯啊……”那个二十几岁的白伟权沉浸在“发现”的喜悦,这头墓碑是民国20年,转个身另一座是光绪年间,那个人是清朝买官的。 墓碑看似禁忌,他却反而觉得好运连连。他的研究受到安焕然的肯定,对年轻的他是莫大鼓舞。他也开始受邀到大学演讲,发表研究论文,在学界展露头角。 用地理概念研究过去社会 “我的研究方向是本土,而且是跨域的本土。”白伟权说,大学时跟随陈国川老师做了很多台湾乡镇研究。老师觉得马来西亚人就得做自己国家的研究,暑假反而跟着他回马一起到笨珍考察。陈鸿珠老师在世时还参与了一次师徒孙三人考察之旅。 硕士时期,刚好是槟城第一次变天由反对党夺得政权,又联合马六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在那个时代背景叫‘槟城热’,每个人写很多槟城,什么义兴、海山。”白伟权说,“研究新山很‘显’(郁闷)的,五帮共和很团结,人家海山、义兴械斗,英殖民政府又怎样,觉得人家很精彩。”于是他决定博士论文一定要研究曾经发生拉律战争的太平,而南马种植,北马采矿,拼凑好整块马来半岛。 白伟权研究马来西亚,大学期间又帮老师研究台湾,对两边的地理都相熟,近年获得旅台马华学者高嘉谦邀稿编书。他原以为是两三篇,等到高嘉谦来催时,才发现自己搞错了,是要写二三十篇,自成一本书。 不小心错过太多时间,但他不想放弃机会。“人在紧张的时候真的会肾上腺素飙升,我记得那时候一个礼拜写一个chapter(章节),有时是三四天写一个chapter。”就连坐在马桶上、睡觉前或一睁开眼,只要有机会打字,他都在写书,后来真的在一年内写出了《赤道线的南洋密码》(2022年出版)。阅读白伟权的文章会有种历史研究的感觉,“我们是研究过去的社会,但是以地理的概念研究过去。”他强调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例如中国的康有为是如何与马来半岛产生连结,台湾的邱家和马来西亚的邱家又有什么关系?“不外乎,他们的连结和产业、经济有关,这个就是地理。” 他解释,地理研究较不强调个人扮演的角色,又如南马种植经济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械斗?用地理概念,北马矿业是靠不可更新资源谋生,自然比较紧张;靠可更新资源谋生,社会就比较和谐了。 不怕累不怕不富裕,只怕自己被淘汰 一年写一本书,听来非常夸张。“因为这个学科我喜欢,所以不会觉得累,你会觉得有发现。”白伟权说,很多人怕的是努力没有成果,他认为研究地理、历史很容易看到成果。例如当年抄录墓碑,他很清楚明白要在学界“混”就一定要端出不一样的东西,那抄录墓碑肯定会有成果,那就不累了。 成果是什么?是新书大卖?是很多人认识这些小众研究?“我们这种人很宅的,所以我们也承认这是很小众的东西,但因为喜欢,这个东西在心里是有一个世界的。”白伟权说。“它不会小众,我们这种宅男可能还会问回你,‘不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喜欢历史的吗?’” 白伟权也明白这些研究不会换成金钱,不会因此富裕,但至少得到认可。就像小学生考到100分,或者作业贴堂,得到认可就会很开心。他只怕自己懒惰,赶着写《赤道线的南洋密码》时写到怕了,2022年他没有什么作品,直到最近开始有危机感,担心自己被淘汰。 白伟权除了教课,也兼一些行政工作,书写的时间少了。同是文史研究者的好友莫家浩提醒,“你现在忙,少写,等你不忙的时候再写,还有人看吗?”还真的铆起来每隔三四个月至少写出一篇认真考证的专栏文章或期刊论文啊! 推广史地,望能让各族群相互了解 做学术研究,书写量那么多,难道没有瓶颈吗?“没有瓶颈,不会有瓶颈。”白伟权说得肯定,因为马来西亚的史地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处等待填补,不像台湾,每家大学几乎都有台史所,每个乡镇都有人研究。 “真的叫‘大到爆’,马来西亚华人都研究不完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其实很狭隘,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些以前殖民政府,政治的、政策的影响?”白伟权认为,跳出华裔族群框架,还有好多可以研究的事物,例如英殖民政府、马来人、印度人。他形容研究题材是“随便走都不会撞墙的”。 而放眼现在国家局势,白伟权也认为文史研究非常重要。族群之间存有刻板印象往往是因为没有好好了解彼此,“如果你没有透过一些地方研究或历史的关怀的话,你永远都会停留在现在。” 他以生活经验为例,华人常刻板认为公务员都是马来人,进而把公家机关效率慢归咎于族群问题,但其实在国外的公家机关办事,也会遇到同样问题,效率慢其实跟族群无关。 他认为,唯有互相了解,才能解决眼前时局问题,而社会科学会是很好的推广方式。他自认,研究史地,做社会科学的人不会那么偏激,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运作。而作为文史工作者,他要做的是不要把这些知识变成艰深的学问。“像我演讲也是尽量搞笑,尽量让大家听得懂。” 他和好友莫家浩在YouTube开设了【马蚁学人】频道,定义成文史综艺台,期许提起年轻人对文史的兴趣。虽然好像有点哗众取宠,但白伟权认为吸引年轻人更重要。“当年轻人对这个东西没兴趣,这个学科就死了。他有兴趣的时候,先进入,慢慢他会正经回来的。” 更多【人物】文章: 探险家Yusuf Hashim/老了还要看世界 诗人学者 李有成/世界动荡 思想自由是最大的幸福 台湾视障心理咨商师朱芯仪/脑瘤无阻成为人生中的主角 匾额收藏家魏国华 / 探寻墨香匾影 保存华人文化 恋雪山人黄振景 / 三十年磨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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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招待来马当实习记者的台湾学弟,他采访了8月31日独立日,问到“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916?”在外国人眼中,确实较难理解一个国家要庆祝几次国庆。而且,除了8月31日马来亚独立、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还有砂拉越邦特别庆祝的7月22日砂拉越日。只能说,殖民国家的历史相对复杂多了,一个晚上真的难能解释这些州、邦最后怎么组织成国。然而,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又多认识自己的国土、文化、族群? 整理:本刊 白慧琪 身为马来西亚人,你有多认识马来西亚呢?可能已故法国民族学家珍妮·库西尼尔(Jeanne Cuisinier)比你我还深入了解。早在1932年,她就从遥远的法国来到马来西亚吉兰丹,度过18个月的沉浸式体验与研究。在她离开时,酋长还对马来向导说,“她和其他白人不同,她不是为了黄金而来。她爱我们,她和我们待在一起很开心。” 珍妮曾游历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后来在法国民族学院进修,并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习马来语。法国教育部派她到马来亚研究民族学和语言学,她走进王宫见到了苏丹、贵族,也走进村庄、原始森林与贫苦农民、土著原住民相处。期间,她搜集了很多当地居民、土著的日常生活用品、大量照片和录音档,其中五百多件至今仍珍藏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巴黎奎·布兰利——雅克·希拉克博物馆。 1935年,她在巴黎广播电台发表演讲,诉说在马来亚的所见所闻。这些讲稿于2018年偶然重现,被重新整理出版成《我眼中的马来亚——讲义1934-1938》。前法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庞维德(Frédéric Laplanche)和李海伦(Hélène Ly-Batallan)在序言写到,珍妮想要与人面对面地交流,在与人沟通相处过程中得到独属于她的见解和经历。有趣的是,两位大使也诚实提到,珍妮偶尔会流露出一丝身为“白人”的优越感,尽管她自嘲是“好白人”。 两位大使的诚实是要提醒读者明白,珍妮留下来的文字有当时的语境和历史背景。他们特别恳请读者体谅珍妮在描述土著部落使用“Sakai”一词。“显然珍妮并没意识到,毕竟这个词语在100年前的马来语中很常见。” ◢在马来半岛“走”一圈 马来西亚学者白伟权的《赤道线的南洋密码》也是一本厚实的马来西亚田野调查报告,从历史、人物、家族和地景着手书写。这本由台湾麦田出版的书是“台湾@南洋”书系之一,想当然尔主要面对的是台湾的读者,但是读起来也让马来西亚人开开眼界,认识自己的国土。 白伟权是地理系博士,从地理的学术视角出发,文章内容更着重人与地方的关系。他的文字风趣好读,像是说书人说唱着田野间的所见所闻。以〈华夷交融的拿督公信仰〉为例,作者先解释“拿督”在我国语境上的意义,再娓娓道出华人土地崇拜来到马来西亚怎么变化。这些来南洋从事矿业、农业、种植经济的华人,依赖土地为生,自然拜祭这里的土地掌管者,赋予了马来长者的形象。 他在各地田野调查搜集了不少拿督公崇拜的资料,有拿督婆、真人原型的拿督尊王——苏丹阿都沙末(Sultan Abdul Samad)、原住民石拿督公、华人拿督苏蓝卓和郑蓝卓,及最年轻拿督的已故政治人物卡巴星。读起来,好像就被导览了马来半岛各州一圈。 ◢给自己机会认识伊斯兰 刚过去的马来西亚六州州选,“绿潮”变成令人生惧的名词,背后暗示着的是对伊斯兰党,还是对宗教的不解与抗拒?又或许,我们都混为一谈了?近年来,伊刑法、登州鞭刑、被腰斩的啤酒节、消失的投注站、穿短裤遭开罚,类似事件层出不穷,令人不得不担心社会越趋保守。然而,我们也往往在简短的新闻标题间下定论,这就是宗教化、这就是保守、这就是退步……如此一来,伊斯兰宗教这个原本就模糊一块的身影只会继续慢慢消失在视线里,不理解的终究不会理解。 那么,踏出一步尝试看清呢?或许开明派穆斯林学者万吉的《祝福:伊斯兰的多元诠释》,可以是你我认识伊斯兰的入门书。 《祝福》收录了万吉于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刊登在《东方日报》的专栏文章,由该报社副新闻编辑林建荣翻译。既然是报社专栏,文章当然离不开事实。端看目录,就有很多华社或非穆斯林相当好奇和关心的议题与事件。像是:伊斯兰允许殴打妻子?禁祝圣诞快乐?十字架动摇伊斯兰信仰?从伊斯兰角度看死刑。 不过,倒不希望读者因开明派的论述比较倾向自己的立场,就以此巩固自己的想法去对抗相反意见。万吉在书中也清楚写到,“伊斯兰”与“对伊斯兰的诠释”,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伊斯兰”的本质是来自上苍的启示,然而“对伊斯兰的诠释”,则脱离不了诠释者的思维和生活经验。因此,阅读这本书时也要明白,这是作者的多篇评论文章,每一次书写的篇幅都有限,这也是作者“对伊斯兰的诠释”。 【延伸阅读】 华语电影在后马来西亚/许维贤 探讨一批在马来西亚出生成长的电影导演在后马来西亚语境下如何在国内外催生一组糅合土腔风格、华夷风或作者论的华语电影。作者指出,马华的离散论述不尽然是反本土化的书写;马华的反离散论述也不必然就是对国家仰慕和充满愿景的国族主义。 谁是“沙巴之子”?/吴佳翰 如何定义族群?人类学告诉我们没有所谓标准答案。如何定义马来西亚土著和原住民?带着鲜少为人知的婆罗洲视角,我们从历史建构论的角度,结合当代田野调查的素材去理解。这或许有助于我们摆脱纠缠我们多年的种族争议与标签,找到心中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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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历史课本忽略了华人的贡献吗?或者只是寥寥数笔,简单交代而已?阅读本期【读家】,我们一起追忆祖辈的过往,看看跟你的马来亚的印象,相符吗? 2014年,我国小学四年级开始增设历史课,而中学历史课本近年也逐渐更新,可是整体而言,本地历史课仍有严重的缺陷。大马虽自诩为多元种族和文化,历史课本却经常忽略其他民族在历史上的贡献及事迹。 白伟权教授的《赤道线的南洋密码》虽然是为台湾读者所撰写,先认识南洋,进而聚焦马来半岛区域研究的书,但对土生土长的大马华人读者来说,也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读物。作者在撰写本书时摒弃了本地历史课本的大历史叙事手法,选择从微观出发,描写的人物事多与下南洋的华人有关,华裔读者读起来备感亲切。 本书由3个主要的核心单元构成,分别为“历史的基因图谱”、“跨域的社会精英”和“横向跨界的历史”。 在“历史的基因图谱”中,作者带领读者从甘蜜(Gambir)这种古老的经济农作物出发,让读者了解这株近乎绝迹的植物,当时如何联系着新加坡—柔佛两地的关系。从这段历史中,读者了解到种植甘蜜不仅为柔佛带来巨额的经济利益,在引入甘蜜种植的同时所推行的港主制度,更让华裔劳工顺势扎根在马来半岛这片土地上。虽然后来港主制度随着甘蜜种植的衰退而逐渐消失,可是其生活习俗和地名等却保存了下来,例如现今永平和丰盛港等地区,就是当初港主制度下的新兴市镇。 ◢战争后的拿律,易名“太平” 除了甘蜜种植,作者也考究了马来半岛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拿律战争(Larut War)的发生地。拿律战争可谓影响深远,当时的英国政府就是透过这场战争来干预各州王室的事物。传统历史课本上提出,这场战争是由于霹雳王室内部争夺矿区的收益,并各自派出代理人争战,此外就没有太详细的描述了。 然而通过本书,我们还知道拿律是当时北部最大的矿区,由两个分属“海山”和“义兴”的华人帮派负责开采。这两大阵营长久争夺矿产资源,加上马来统治阶层的政治纠纷,引发了长达10年的拿律战争。历史上的“义兴”由惠州客家人和新宁、新会的广东人组成。“海山”则由增城客家人为主,加上番禺、南海和顺德的移民组成。拿律战争不仅是一场关于矿区和政治的战争,也牵扯了华裔劳工的籍贯宗族。根据作者的考究,战争后的拿律易名为太平(Taiping),以期许这片土地永远和平安宁。 作者也在第一单元谈及拿督公信仰的诞生。拿督公信仰是华裔融入马来半岛以后诞生的产物,虽然类似于土地公,却带有浓重的马来文化,例如“拿督”就是马来语Dato的音译,此外拿督公的装扮,以及不吃猪肉等习俗,无一不以马来文化息息相关。 ◢你知道张氏兄弟、陆佑、胡文虎? 本书第二单元“跨域社会的精英”,让大马读者惊喜连连,皆因这些精英是对马来半岛发展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重量级”人马,却被历史课本所忽略。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来自苏门答腊的张氏兄弟、陆佑、还有胡文虎等人。这些人的事迹之精彩,任何一人的经历都能够拍成一部波澜壮阔的电视剧。 且说说张氏兄弟。张氏兄弟出生于清末,原籍广东梅县松口。早期他们原打算离开清帝国到槟城闯荡,可看到槟城在英殖民政府打理得井井有条,便转而到棉兰(Medan)发展。棉兰如今之所以成为印尼苏门答腊的首府以及第三大城市(约有50万华人左右),其中原因离不开张氏兄弟的开发深耕。如果说棉兰是当时张氏兄弟实际经营、发展事业的地区,那么槟城就是他们的社交网络舞台。他们在槟城最大的关系网是张弼士和谢荣光,而张弼士也可说是被本地历史课本“遗忘”的人物。身为“大清国驻槟城第一人副领事”以及槟城华人领袖,张弼士对槟城发展有极大贡献。 张氏兄弟是张弼士的子侄辈,也被带入了当时槟城上流华人的社交圈子。棉兰与槟城这两座城市,就这么联系了起来。根据资料,当时苏门答腊的粮食和鸦片多数进口自槟城,槟城也是苏门答腊北部物产的出口地。槟城和棉兰社会的同质性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两地都是以福建人为主,福建话口音十分相似,同样夹杂了大量的马来语。张氏兄弟虽然只把槟城当成社交舞台,却对当时的华人公益活动不遗余力——著名的极乐寺就是获得张氏兄弟资助下建成的。如今极乐寺仍留有《张煜南颂德碑》,以及纪念他们功绩的张氏兄弟塑像。 另外,陆佑可说是马来半岛经济发展的主要功臣之一。陆佑祖籍鹤山,13岁到新加坡打拼,在21岁到拿律发展。在拿律那段期间加入了义兴,累积了大量资金和人脉,自立门户后,一跃成为马来半岛首富。通过此书,读者不难理解许多马来亚发家的华人发展模式,往往与统治阶层关系的经营相辅相成,这些华裔富商在发家致富的同时,也经常对地方输捐回馈,协助地方政府建设各种基础设施,从而为自己的生意带来利益。至今,大马各州都有“陆佑路”(Jalan Loke Yew),以纪念陆佑对该地区的贡献,而吉隆坡的仙师四爷庙也存有陆佑肖像。马来西亚兴业银行的前身,也是由陆佑创立的广益银行合拼而成的。 作者也提到《星洲日报》创报人胡文虎。胡文虎这个名字,也许年轻人已不熟悉,但他推出的“虎标万金油”却家喻户晓。胡文虎的万金油生意,起初源于缅甸,后来才把总部迁至新加坡,商业网络覆盖当时的马来亚半岛。此外,胡文虎也十分热衷马来亚华教,许多华小华中都得到胡文虎的捐款,其中包括槟城钟灵中学、怡保女校、马六甲陪风小学等。 通过这些华商的故事,不难总结出早期的马来亚,国家界限相对模糊,马来亚就只是由华人社会中商业网络和宗族联系所交织出的人文地理——南洋。在这些南洋华裔富商发家的同时,读者更能从他们身上看到独特的民族性和爱国情怀。 ◢邱氏族人,槟城街头无所不在 本书的第三单元,“横向跨界的历史”则是把镜头聚焦于一些地方,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造成的特定历史结果。例如新江邱氏族人如何离开祖国,在南洋扎根打拼并发家。邱氏族人以籍贯为纽带,联系着所有同宗同族之人,一代又一代不辞劳苦的经营着槟城。今天走在槟城街头,邱氏族人的影子无所不在,从有名的龙山堂邱公司到槟城的天德路,甚至是新江小学,背后象征着邱氏族人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对槟城的影响力。碍于篇幅的原因,许多精彩事迹就略过不表。 总体来说,虽然作者希望让更多台湾读者透过本书了解马来半岛的历史,可土生土长的本地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有更大的感触,甚至茅塞顿开,好像接触了马来亚历史的另一面。或许如开篇所说,本地历史书的视角大多从马来民族和大历史出发,也缺乏“以小见大”并且集中于华裔下南洋后的历史叙事,作者这本书刚好填补了空缺,不禁让更多人想去了解马来半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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