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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星云
【如意安详】弃骓兮别虞兮/何国忠
樊素是最后一位离开的歌姬。白居易写〈不能忘情吟〉虽然矛盾纠结,不过一年以后还是将樊素许配人家,另谱前程。
2年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我有一瓢酒/何国忠
“可怜白雪曲,未遇知音人。恓惶戎旅下,蹉跎淮海滨。涧树含朝雨,山鸟哢馀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 这是韦应物的〈简卢陟〉。名曲未遇知音人,可怜可叹。军旅生涯,生失意流落之感,乃常人心态。山涧朝雨暮春鸟鸣,低迷情绪,只能借酒自慰平生。 叶嘉莹《说中晚唐诗》中提自小写诗的人,诗句和生命是融合一起的,出口成章为其特性。成年后始写诗,诗句是思索出来的,韦应物在此列。读其诗,要“透过一种思索”才能体会优点。 出身名门不爱读书,韦应物不是孤立个案。韦氏为望族,《旧唐书》说“自唐以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韦应物15岁起以三卫郎为玄宗近侍,宫廷内外,皆有其踪。早年嚣张跋扈,倚仗皇室,肆意妄为。他提过自己“无赖恃私恩”、“司隶不敢捕”的荒唐岁月。安史之乱后,失职落难,有所觉悟,发奋图强,报名太学,重读诗文。天资聪颖,有悟性,强大的专注力让他很快摆脱昨我。 763年,27岁的韦应物任洛阳丞,开启文官生涯。浪子回头,当官为天职,不为名利,韦应物将责任和人生意义结合。他心态恳切,宠辱不惊。他在不同地方担任过县令和刺史,家族背景和佛家熏陶让他的从容有更多的凭藉,该怎样就怎样。他的第一份官职因惩办不法军士而被讼,他不怨天尤人。得官丢官,都以平常心看待,不当官可看成和佛结缘。当他失官河南兵曹,住同德寺,后来请辞栎阳县令,住善福精舍,最后罢官苏州刺史,住永定寺。用一杯茶,将入世和出世之间的界限化成无形,笔中流出的诗句则是清淡的人间味。 白居易在〈题浔阳楼〉将韦应物和陶渊明并列:“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二人年代一远一近,都是他追慕的对象。他在写给元稹的〈与元九书〉中说韦应物的五言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韦应物在江州担任过刺史,故有“韦江州”之称,但因为他也担任过苏州刺史,二州地位悬殊,称他为“韦苏州”的人更多。 只求心安,不求回报的文人 赖瑞和在《唐代高层文官》讨论刺史时有不少有趣内容。他说杜牧在849年写信给宰相希望被派到杭州担任刺史,请求没有成功。杜牧降低要求,第二年瞄准排名稍微逊色的湖州,他连写三信给宰相,这一回成功了。赖瑞和说杜牧为了“养家糊口”,耗尽心思,因为“外任某些上州刺史的俸钱,比京官高”,足以让他“一家骨肉,四处皆泰”。外放一年,果然积存不少俸钱,回到京城,烦恼减少,且有能力在长安城南知名的风景区樊川盖起房子。 刺史是州官之首,唐朝有三百多州,一千五百多县,唐代高层文官中,刺史人数最多。州有大有小,有富有穷。州府定位决定刺史地位,以经济状况决定其上中下等。杜牧曾在黄州、池州和睦州担任刺史,但是户数和税收远不如湖州。 我读赖瑞和谈刺史的三章文字,韦应物在心头挥之不去。韦应物去世后12年杜牧出世,官场游戏规则大体相同。韦应物先后在滁州、江州、苏州担任刺史。赖瑞和谈刺史时没有提韦应物,却有引白居易在〈苏州刺史谢上表〉中的话:“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最多”。苏州不只是上州,地位也“冠江南”。白居易少年时避难苏州,听人谈起韦应物,羡慕不已。“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有朝一日和韦应物并驾齐驱,人生无憾。 白居易敬佩韦应物肯定错不了。再往下看韦应物经历却出现意想不到结果。韦应物在苏州大约两年,届满之后,无川资回京等待新任命,寄居苏州永定寺后一病不起。韦应物的墓志铭说他丧事简陋,“茅宇竹亭,用设灵几”,又说他“历官一十三政,三领大藩。俭德如此,岂不谓贵而能贫者矣?” 这是一位只求心安,不求回报的文人。韦应物在文学史上地位非凡,正如白居易感叹:“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他不标榜自己,不经营生平记载,新、旧《唐书》没有为他立传,《旧唐书》无一字提他。 几年前北京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以“我有一壶酒,可以慰风尘”为题,问错别字,诗句迅速走入民间。“可以慰风尘”,初读只往人生无奈处联想,悲意绵绵。读完赖瑞和的刺史分析,因韦应物境界起积极解释。“慰风尘”,应该是不负风尘,不负此生。
2年前
星云
星云
灵隐/露凡(实兆远)
在杭州,没有人能抗拒文化底蕴深厚的灵隐。古寺离开西湖不远,坐落西湖西部飞来峰旁,隐藏在山峦环抱的山谷中。游了西湖,第二天早上,火速追上一辆公交车,直达灵隐。下了车,走一段弯弯曲曲的山路,两旁挺立错落茂密的参天老树。沿着溪水信步而上,山路逶迤,却不难走,蜿蜿蜒蜒直达千年古刹的正门。 踏入青瓦黄墙的寺院,有人递上三炷香,可是,我却没有为自己求佛。延续了千多年,袅袅萦绕的烟火是否和遥远的魏晋或五代或唐宋的香火相似呢?人们祈求的是什么?渴望被指引的又是什么?钟鼓齐鸣,祥和的声音,能否唤醒迷茫的众生? 灵隐的长远历史,让人震撼和感动。它隐藏了许多艺术价值连城的珍品及古物:明代的水陆画、明董其昌手抄《金刚经》册页、敦煌石室藏唐人书写《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古人熟练精美的书法字迹及他们染制的坚韧纸张,至今仍然完好无损,未被岁月蚕食成碎片。凡人如我,又岂能手捧细细观摩,亲炙大师的技艺。 诗人们来了又去 清帝康熙一时失误,后来将错就错,书写的匾额“云林禅寺”,高高挂在天王殿门前。后人哪管这么多,继续采用印度高僧慧理建寺时取的名字“灵隐”。好一个“隐”字,没错,藏在山林中的灵隐寺就只能以“隐”来形容。当然,希望自己也能乘机离开尘嚣,在深山中隐一隐,感受山林里的静谧深沉和灵气。 经过禅房,飘出清脆的笃笃木鱼声,僧人禅坐蒲团上,翕动着嘴唇默默诵经。一波一波空远的声音,宛如置身西域古道。 向更高处走去,进入邻近的树林,空气中有一种淡薄的味道,无关泥土,亦非植物腐烂时发出,也不是野花青草的芬芳。淡淡传来,若有若无,似茶香。莫非苏轼约了历代诗人,在不远处的冷泉亭边品茗边赋诗? 冷泉亭是诗人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的处所。众多诗人,在灵隐即景题咏,创作出历久不衰的佳作。南宋辛弃疾的〈满江红·题冷泉亭〉,苏轼的〈送唐林夫〉,白居易的〈宿灵隐寺〉……诗作辞赋道尽古寺的魅力。苏轼饱尝宦海沉浮之苦,数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在逆境中,笔下的诗词歌赋让他找到慰藉。白居易被贬职,灵隐亦是他喜爱的地方。前者有诗句“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记几回来”,后者写下“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在纷纷扰扰的尘世中,他们坚定的朝着自己的人生方向行走。岁月如云烟,毫无痕迹过去了,那些篇章,永存天地。 忽而,听见一片蝉声。众多的蝉,在地底下潜伏苦修多年,终有所感破土而出。它们黏附树木,慢慢的从裂开的外壳露脸探看这花花世界,甩开污泥,换一身光滑洁净,知了知了知了,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的鸣声,一把一把连珠炮泼洒林木。知了,知了,不停灌入耳膜,纯粹噪音,或是另有深意,不得其解。 总要有一段机缘,才能走着遥远的路,爬上一座遥远的山,来到寺院。离开前,回头望望禅坐的古刹,游人熙熙攘攘,分辨不出,谁来祈求平安,谁来探幽问禅,谁又是来目睹古刹的庄严。那又如何,根本不重要,我啊,只想拥有一份淡泊的心境。
2年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静听洗尘心/何国忠
“愚人除境不忘心,圣人忘心不除境。”这是《五灯会元》里头一句话。“忘心”即去除分别之心。以自我为中心的执念越强,烦恼越多。强求世界围绕自己转动的思维损己不利人,有智慧的人选择改变内心,不一定要隐居深山或远离人群,改变思维比改变环境重要。 白居易不少作风让人看到忘心不除境的实践,苏轼失意时从他身上得到启发。白居易在忠州所居之地名为东坡,留下诗作〈步东坡〉:“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苏轼爱其被贬官后的轻松和潇洒。苏轼在黄州自称东坡居士,洪迈《容斋随笔》说“其意盖专慕乐天而然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另一位宋朝人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也有注解:“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白居易将生活形态升华成作品风格,喜怒哀乐尽在诗中。他经历多、体验多,诗作都是生命轨迹。他反复强调的乐天知命、止足不辱等概念和本名“居易”及字号“乐天 ”紧密结合。白居易对极端或过激事物都自觉地保持距离。遇喜事不膨胀得意,遇悲事不慌张失措。 在不少人眼中,白居易比同时代文人幸福。“乐天知命”说易行难,若经历不了考验,“圆融”可能变成“狡猾”,“练达”成了“乡愿”,“风雅”成了“媚俗”。白居易的诗作,见证对人生的摸索和肯定。他有强韧的意志力,能够摆脱名利诱惑,取舍有道,在中唐党争的社会背景中,可以独善其身,又能不丧失人格。 上天不会特别眷顾人,平稳或潇洒,更多时候是相对的,正确的心态才是苏轼愿意成为其粉丝的因素。 白居易70岁辞太子少傅,决定不当官。他之前有4次因病辞官,家人没有反对,大概知道他有复出的机会。第五次辞官垂垂老矣,复出机会微乎其微。亲朋戚友不理解为何白居易主动放弃铁饭碗,况且太子少傅是闲官,游山玩水,吟诗喝酒,供他挥霍的时间不少。 有病无所谓,没病更好 只是白居易意志坚定,依照唐朝法律,退休可享半薪。白居易却迟迟没有收到退休诏令,家人越来越着急,坐吃山空不是办法。白居易的女婿同一时候病逝太原,女儿带着孩子回来投靠白居易,经济压力更大了。 白居易决定卖地卖房维持开销。是的,船到桥头自然直,他的诗作看不出担忧,只说亲故比他更急,又风趣地说卖地得钱,一半为家庭开销,另一半为买酒用。843年春天,朝廷批准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致仕,即退休,意思是把官职退还给皇帝,白居易终于可以停止家人唠叨。 白居易年轻时写过〈秦中吟〉共10首的组诗,第五首为〈不致仕〉,嘲讽年老不肯退休者贪荣恋栈的心态。“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坠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70岁本该退休,80岁却还在朝堂,可能是为名,也可能是为利,也可能是担忧子孙不再受到庇护,林林总总,白居易说“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 思维退化,牙齿脱落,“伛偻入君门”的人还真不少。对比小白居易6岁的柳公权,就能看到白居易致仕的道德勇气。唐朝当官者退休年龄有弹性。形象极好,品行端正的大书法家柳公权80岁依然留职,最后出丑,在庆典中将宣宗尊号念错,御史不放过他,《旧唐书》说他老而受辱,被“夺一季俸”。 “泉石磷磷声似琴,闲眠静听洗尘心。莫轻两片青苔石,一夜潺湲直万金。”这首诗写于841年白居易退休时,因朋友“以石相赠助成水声”而作。泉石磷磷,发出琴般的旋律,一边静听天籁,一边洗清被世俗尘埃污染的心,不知不觉入眠。不要轻视青苔石的作用,昼夜潺湲的流水声响,是至高无上的贵重之物。一首诗传达取舍的拿捏。我们内心有一方泉水,可惜因为痴愚顽固,让污浊或不需之物将泉水弄脏,潺湲有碍。 白居易虽然长寿,却和病有缘,40岁后眼疾和他形影不离,60岁后听力出现障碍,68岁因中风导致下半身不利落。写此诗时幽默地说心净者可以享受大自然旋律之奥妙。任心自运,来去无碍,快乐源自本心,有病无所谓,没病更好,到了这个年龄,自然更加珍惜闲眠乐趣。
2年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一醉一陶然/何国忠
“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津津地涎出。”朱熹对学生说。他不认为白居易清高,在他眼中,白居易是俗人一名。喜爱官职,谈起富贵生活,口水都流下来了。 白居易一辈子在官场,职务包括校书郎、盩庢县尉、刑部侍郎、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等,说不在意升等,恐与事实不符。官高官低,薪水若干,白居易不厌其烦,都录诗中。他以刑部尚书官职退休,有半薪可拿,点点滴滴,一目了然。 “能够用诗的语言将他的历年收入进账,或津津有味,或斤斤计较,或有零有整,或多寡不均,吟哦出来,这真是开中国诗人先河之创举。”李国文写〈白居易说工资〉。“谈钱,不见得俗。”他说。 八百多年前的朱熹不这么看,谈官职俗,谈钱更俗。作为宋代理学家代表,朱熹对做人有要求,舒适乖离生活本质。“小奴捶我足,小婢搔我背。自问我为谁,胡然独安泰”,在朱熹眼中,读书人不该沉溺享受。 像朱熹这样严厉的人如今少见。李国文的文章未提朱熹观点,他称赞白居易为人“不假清高”,和朱熹显然不是同路人。莫砺锋在百家讲坛则直接说,朱熹误读白居易知足常乐的人生哲学。 莫砺锋说白居易早年当官,有话直说,不畏权贵,官阶连降几级都不在乎。白居易晚年写诗送给当过宰相的李程,“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自比渔翁,向往隐士境界,说明积极度不够。6人同时当翰林学士,其他5人都当过宰相。 白居易提俸禄,体现的是知足状况。当官初期,收入不高,不投诉钱不够用,只在意基本饱暖,且爱和贫穷民众对比,将爱心散发。“食饱惭伯夷,酒足愧渊明”,那是儒家典型的反省意识。他的〈观刈麦〉、〈村民苦寒〉、〈纳粟〉等都有观望苍生的大我情怀。 随着阅历增加,官场蹭蹬,“兼济独善难得并”,被贬江州后,他转向追求个人逍遥。“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山行”,61岁时他用诗句解释心情。都到了耳顺年纪,眼中无天下不应是罪过,他从当县尉的年俸万六到太子少傅的月收入“百千”或十万,不断增加,财务规划尚可,有不少积蓄。晚年在洛阳,经常请客聚会,歌妓相伴,作诗吟月,嘻哈人生。 在庄子思想找到出路 洪迈的《容斋随笔》说唐代工资整体不高,且官职高的人比比皆是,白居易收入不值一提。白居易的富裕,是相对的。洛阳消费,比长安低多。与其说奢侈,不如说懂得闲适意义,在条件许可下安排生活。莫砺锋说白居易是好官,不贪污,他举一例,白居易离开杭州时,“把多余的薪俸还捐出来了。” 〈逍遥论〉和〈齐物论〉给白居易不少启发,鲍鹏山在《白居易与庄子》讲白居易思想转变的原因。在官场中白居易百经忧患,虽有政绩,尽心尽力的结果却让自己苦不堪言,甚至经常觉得自己无能、无力和无补于事,庄子思想让他找到出路。知足才是快乐之本,身在福中知福,世事非我事,天下不相干。他转而歌颂多姿多彩的世界,注意自然之美、艺术之美、饮食之美、美女之美,组成独有的生活之美。 “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这是白居易的〈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年轻时不担忧生计,老来更不会吝惜酒钱了。如今痛饮,举杯共欢,两相对看,距70大寿只差3年。醉中行酒令引经史,诗歌清唱远胜管弦伴奏。下回见面应是秋后菊黄,那时家酒酿成,举杯再醉,享受陶然之乐。 白居易和刘禹锡有诗唱和。二人同年,当时都在洛阳,刘任太子宾客分司,白任太子少傅,都是闲职。虚岁67,年近古稀,豪爽沽酒,回想从前,都是匡时救世的好官。宦海浮沉,面对世事有许多相对而笑的默契。“更待”将深情引向未来,二人爱酒,白发苍苍逢知己,聚一次珍惜一次,最后“一醉一陶然”。 喜悦舒畅即陶然。不少人喜欢陶渊明,但只是喜欢陶渊明的境界却惧怕陶渊明的生活。宁是白居易,不做陶渊明,苏轼羡慕白居易惬意晚年。富而可求,无须清高,若不可求,见得思益。明朝袁宗道说除了苏轼,他最喜欢白居易,以“白苏”为斋。他说“居官,省交游,简酬应,萧然栽花种竹,扫地焚香而已。”
2年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人间自在天/何国忠
“坐安卧稳舆平肩,倚杖披衫绕四边。空腹三杯卯后酒,曲肱一觉醉中眠。更无忙苦吟闲乐,恐是人间自在天。” 一边在轿中安稳地又坐又躺,一边拄杖披衫到处游走。晨间空着肚子喝了3杯酒,弯着胳膊,醉里安眠。不忙不苦,有闲有乐,天天感受自在人间。白居易的〈闲乐〉写于842会昌二年,那年他71岁。 其中曲肱出自《论语·述而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吃粗粮,喝清水,弯起胳膊当枕头,调整心情,一样可以发现乐趣。 孔子心目中的乐趣都有前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接下来句子。在孔子的心目中,求道是生命主轴。物质生活虽然重要,但是不应超越精神需求。通过不当行为取得钱财,更是违背天理。对于儒者而言,富贵如浮云,属于虚物,不会给人生带来意义。 白居易早年是儒家信徒,以天下为己任。因为说真话而在政治上吃过大亏,不想当斗士,他在佛道思想中另寻出路。他已经努力过了,不想承担不堪负荷的理想,不想追求卓越。孔子的“曲肱而枕”有安贫乐道的内涵,白居易的“曲肱一觉”则展示诗酒自娱的潇洒。44岁被贬江州司马以后,他调整思维,不再认死理,不冒进不多管闲事,宁愿在平庸的人生中找到快乐和满足感。 白居易聪明绝顶,道家和佛家给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理论和道德的支撑。829大和三年,白居易57岁,用诗分析隐居类型。他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小隐在宁静山林,大隐在热闹朝市,白居易取中间。 “不辱”生活让苏轼羡慕 隐居是文人处世的重要类型,在先秦就有巢父和许由的传说。政治昏暗,士人无力解困救危,抽身而退,远离社会无疑是选项。中国文人认为走向山林对人格理想,心理建构都有正面意义,这是小隐。隐居的目的是让心性自由,没有挂碍,不少人以此作为凭借阐述新说,强调不一定要奔向山林,人多之处更可考验修行。更高层次的闲逸潇洒,也可在朝廷之中实现。在喧嚣中提高心境,被称为大隐。 大隐或小隐的生活只能向往,白居易实践不来。小隐虽能洁身自好,但是日子困窘寂寞,吃饭看书,都是问题。大隐烦恼更多,在君之侧,有名禄之实,纷争必多。大智若愚可以减少冲突,但是说易行难,历史中可以借鉴的例子少之又少。白居易认为自己笨拙,想要幸福安逸,中隐最好。白居易为自己的选择做出解释。当官可以,但是不做京官。不求名不求利,官位不大不小,节奏不紧不慢,有时间游山玩水,有时间喝酒吟诗,不喜不忧才是美好人生。 白居易一直都是老百姓喜欢的好官,只不过比同僚更早看破功名利禄。白居易得年74,和同辈相比是长寿者。叶梦得在《避暑录话》将他和杨虞卿、元稹、牛僧孺、李文饶等人相比,说白居易最大特色是“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由于只求中等官阶,面对激烈斗争的牛李二党,周旋其中互不得罪。他是少数主动自请外放的官员,58岁时以太子宾客分司洛阳,就是不想淌长安浑水。陈寅恪说白居易奥妙之处在于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 “不辱”生活,让一生颠沛流离的苏轼羡慕不已。白居易的晚年非常惬意,他爱酒爱诗爱琴,这是他的北窗三友。官闲俸厚的洛阳留守生涯,使他有能力享受丰裕物质的生活。白居易拥有不少歌妓,所住之地面积不小,“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重点不在房地产和财富,而是颐养天年的素质,快乐是他人生追求的目标。“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是白居易写家中女婢诗句,白居易招待朋友都让樊素和小蛮表演助兴。樊素善歌,小蛮善舞。这两位女婢在《旧唐书》中都留有名字。苏轼说“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苏轼晚年没有逍遥的条件。 白居易为樊素和小蛮留下不少诗,后人写白居易的情感生涯时,更是加油添酱,让故事增添伤感。白居易68岁半身不遂时,虽然依依不舍,却让樊素和小蛮趁年轻时嫁人。在得和舍之间,作了很人性化的决定。“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在谈到两位女婢和白居易的知足生涯时,好朋友刘禹锡为他留下这么一笔。
2年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花非花/何国忠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像花不是花,像雾不是雾。半夜时分到来,天亮以后离去。来时像春梦一样短暂,离开时像朝云散尽,找不到行踪。朱金城在1988年出版的《白居易集笺校》说〈花非花〉作于823年以前,也就是白居易大约50岁时。中年回想少年,心也悠悠,情也悠悠。1935年黄自谱曲,不同年代的歌手唱了几十年,欢乐的时光短暂,磨难的时光漫长,款款深情,听者理解。 白居易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评诗者众口一词,说他喜用民间语言,老妪能解是标签。白诗流传广泛,在世时上自宫廷,下至民间,都见其作品。《莫砺锋评说白居易》加了一句,说他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诗人”,声名远播到新罗和日本,受欢迎程度超越李白、杜甫、王维,原因包括诗作最易理解,最能借鉴模仿。当然量多也增加传播广度。白居易现存近3000首诗,李白九百多,杜甫一千四百多,王维四百多,差别显而易见。莫砺锋说白居易生前为自己编好文集,抄成5份放在不同地方。此事意义非凡,虽然经历变故,无法全部保存,却亡佚最少,是诗人之中“为自己安排后事做得最成功的”。 聪明又有远见的人写诗考虑周详。〈花非花〉中都是常用字,几乎不必翻译成白话。从前读这首诗,为其朦胧意境吸引,诗中所咏之物,是花是雾?或是花在雾中?可以自由想像。重点是美好事物短暂易逝,捉摸不透,一切在迷蒙和真实之间。诗开始以“花”和“雾”比喻设问,“春梦”来了,还是沿用比喻,最后“朝云”出现,依旧是比喻。美好的、伤感的,珍惜或不珍惜,梦醒时都不会再出现。 白居易青梅竹马女友湘灵,是不少学者分析此诗时着手对象。白居易精通音乐,湘灵活泼可爱,嗓音悦耳,听她说听她唱,犹如天使之音,引人痴迷,烦恼烟消云散。可惜白母门第观念根深蒂固,认为二人结合无理,白居易出身官宦之家,不是来自平民家庭的湘灵所能高攀的。几番折磨,终究不能成眷属,相知相遇到头来空欢喜一场。 执着的人不舍曾经拥有过的情爱,梦中相遇,一样没有好结果。兜兜转转,仰慕白居易的同僚杨汝士自荐其妹做媒,最终水到渠成,37岁时白居易正式成家。 白居易婚前为湘灵写诗多首,〈花非花〉虽未提名字,对号入座极为正常。50岁的白居易写诗更加含蓄。淡淡哀愁,一切点到为止。既然同意遵循父母之命,就不应怨天尤人。他为自己取字乐天。“乐天知命故不忧”,这是《周易·系辞上》的文字,调整内在郁闷的方法就是顺应天命。 白居易写过不少讽喻诗,体现年轻儒者对社会及政治的参与感和责任感。话多惹事,被贬江州以后,他转向“独善其身”,虽仍关怀百姓,却只求心安,言论或行动缺乏激情,被人批评消极或倒退也在情理之中,也有人替他说话,苏轼是其中一位:“出处依稀是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同样因言论吃亏的苏轼,理解白居易的人生轨迹。 一心一意做弥勒信徒 要看穿政治,要看开感情。写〈花非花〉时,处事更加练达。白居易性格温和,写诗论政,只是讽喻,从不金刚怒目。诗歌有疗愈作用,遇到打击,“江州司马清衫湿”,不必大哭,几滴泪珠,轻微稀释。当然,他还有佛教可以依托,出世的宁静,帮他解决不少烦恼。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要彻底禅悟谈何容易。白居易虽不能完全看破红尘,却爱寻僧访庙,接触禅宗各派人物。他对佛教的濡染既多且杂,晚年一心一意做弥勒信徒。“眼暗头旋耳重听,唯余心口尚醒醒。今朝欢喜因何事,礼彻佛名百部经。”谢思炜在《禅宗与中国文学》中讨论白居易禅学造诣。谢思炜说中国传统所谓文学“真实”问题,都与“史实”问题相混。白居易诗用“空花”、“梦中说梦”,说明虚构事物,也可以是真实生活的反映。 虚构事物和〈花非花〉中的比喻,如出一辙。谢思炜说妄与真在佛教思想中是一物之两面,可以相互转换,“因而本身是虚妄的人生在文学描写中却可以获得感妄悟真的意义,帮助人‘返乎真 ’,而文学的真实性恰恰也是包含在它的虚构性中。”谢思炜没有提〈花非花〉,读他对白居易禅学思想的分析,却让我找到“花”、“雾”、“春梦”及“朝云”的有力注解。
3年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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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牛角上争何事/小泥(马六甲)
幼时在台湾某报副刊读过一篇长文,前清大校长沈君山,记叙和旅日围棋国手吴清源某次会面的点滴。吴清源表示喜欢白居易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生”,沈君山却说,那就不好下棋了。不如改为“石火光中已寄此生,蜗牛角上且争一着”。吴清源听了只是笑笑,你还年轻。 棋类活动的目标是追求胜利。吴清源的弟子林海峰曾说,倘若有一天不在乎胜负,那就是林该退休之际,可见在棋盘上争胜是棋手的先决条件,乍看沈君山改的诗句照理更符合棋手心情。但或许吴清源只将争胜置于棋盘,未与人对弈的日常生活谦和有礼,以致不赞同沈君山的意见。 吴清源一生只关注下棋,起居全然仰赖日籍夫人,实为缺乏生活能力的笨拙之人。据说某次迷路,吴清源毫不慌张,就在原地等候,吴知道夫人会回头找他,夫人也果然找到吴清源。夫人长年对吴清源全心全意的照顾,除了鹣鲽情深,也是爱才吧。若是普通人发生类似的状况,恐怕会被识者引为笑柄,但发生在吴清源身上,却成为天才的另一种佳话。世人即便对各式天才多一分优待,却不妨给彼此多一点点宽容,弱弱相残实在有点残忍。 〈对酒〉曰:“蜗牛角上争何事,石光火中寄此生。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对酒〉共有5首,“蜗牛角上争何事”是最有名的一首。5首诗内容差不多,一杯在手,助兴解愁,人生没烦恼。我几乎不喝酒,难以体会美酒的魅力,但酒是穆斯林世界以外的国际畅销商品,显然爱好者不少。 年少之际,不大喜欢这首诗。看淡一切,是不是意味着事事屈从于现实?倘若人人都不争,社会如何进步?眼见不公不义,岂能视为“蜗牛角上争何事”,这诗是不是有点乡愿?这是我曾经的疑惑。 迈入中年,多历世事,明知现实太过复杂,无法一概而论,我早已不轻易论断是非。不可讳言,很多的不公不义,需要有志的众人长期努力,或能稍稍扭转。而改变过程的种种艰辛,在不关心的外人看来,确实是“蜗牛角上争何事”。“且争一着”、“争何事”都是各自的选择,各自心安即可,无需期待别人认可。 偶尔读读诗吧 至于自身,或许不妨确认值得争取、必须争取的事务,其他倒是无需太过计教。有所追求,生活才会充满热情,否则繁琐的柴米油盐,轻易便能消磨志气,一旦变得麻木,那就不好了。倘若老是关注细琐之事,由于人的精力有限,遇上比较重要的事,反而不得不草草处理,重要的事无力郑重料理,或许会留下遗憾。分辨生活的轻重缓急,实为人生智慧。 相同的〈对酒〉,在不同的生命阶段,读来却有不同的感受。诗没变,改变的是我看待自己和世界的眼光。走过单纯稚嫩的年少,如今一再提醒自己,别成为乡愿世故的大人。每个生命阶段,都要面对不同的难题。偶尔读读诗吧,或能从中有所启发。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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